【导言：2012年3月，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工作坊选取2011至2012发生的十二件代表性个案，梳理其话语背后的结构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这些著名案例也都是微博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故事，对舆论曾产生极大影响，一些事态至今还在延烧。
(1)中国新媒体简史
(2)阶级、“党性”与公民社会的想象
新媒体的诞生与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动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既是中国政治场域的晴雨表，也是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任何涉及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同时也必然是新媒体的关键词。
如何研究今天的新媒体时下流行的大数据式的舆情监测方式和研究方式是以事后追认为前提，它无法研判议题设置背后的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它是建立在对既定事态的承认与合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无法排斥操控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的解释与决策，即便是客观上，也往往会承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更多聚焦在舆论事件的发生机制上，它包括舆论的主体、议题的话语框架、议题的政治诉求，及其究竟是如何怎样发生的，也就是传统新闻理论的五个W在新媒体时代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时代并没有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理论，而是相反，经典的新闻理论恰恰可以成为驱散迷雾的航标灯。事实上，所有新媒体的舆论事件，都是线下、线上联合发酵的产物，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激荡的结果。新媒体本身并不是只虚拟的空间，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发展和变形，它就是现实本身。只有在这个视野中，才能击破新媒体的神话。
微博，这个曾被寄予民主理想的新媒体平台、中国政治舆论的策源地究竟是如何架构的从今天披露的“微博时代”的“教父”、前新浪总编陈彤的故事可以看到，2009年陈彤接手微博管理的时候，靠的是就是名人路线与商业策略：
在一次采访中，他对名人战略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首先去打草根牌，也不可能先去打技术牌，这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的优势就是高端、舆论领袖、明星、各个族群的牛人以及高收入、高学历、在自己单位有一定地位的人，先把他们抓过来。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决定打法。”
其中，媒体人和明星被陈彤看作是首要公关的对象，前者拥有话语权，后者拥有号召力，“你不会因为你的朋友注册微博，但你会因为你喜欢的明星注册”。新浪辟谣小组前组长谭超认为，明星和媒体人的进驻，确保了微博平台上足够多的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活跃度。
但对于刚上线的微博而言，说服名人加入并非易事，尤其是明星和企业家。一方面，陈彤提出以新浪门户强大的推广资源作为拉拢条件。另一方面，他提出要给用户提供最快速最全面的服务，在内部，提供服务的人被称为“店小二”。
……
在新浪微博工作人员河马(化名)看来，陈彤跟潘石屹、任志强这种大V的一次会面价值千金，“这些公司的老大一句话，下面几万员工都要注册”。
在多次这样的饭局后，陈彤和这些大V成了很好的朋友，微博线上大家互相调侃卖萌，线下互相鼎力相助。
摘抄这些内容，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出微博架构的阶级性：资本、市场与“名人战略”的结合，也预示了“公知”、水军与微博共存亡的命运。它其实是权贵话语权的集合平台，通过放大和整合这一权力来获得平台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不仅没有任何对权贵的限制，而是相反，既然依附权贵，也必然担负着为权贵制造光环和“民意”的义务，而这个逻辑必然通向造假。微博时代，水军泛滥成灾，并很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就是其豢养和纵容的结果。谣言野蛮生长，无法追溯，无法杜绝，也正是对政府管理和整治的召唤。2012年6月微博在政府压力下开始实名认证，2014年，政府以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对一些“大V”进行收治，呼风唤雨的大V失去了庇护的基础。至2015年，作为政治议题策源地的微博基本偃旗息鼓，其标志就是微博“教父”陈彤2014年底离开新浪。炙手可热的微博时代为什么会终结今天的反省多从技术和市场营销的角度进行，或者归咎于政府的打压，但是从“公民社会”的想象及其民主失败的角度，却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王维佳、杨丽娟在《“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的研究证明，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言论平台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重要渠道，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其实是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不仅如此，微博舆论领袖们还具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主动和自觉地利用网络空间发起政治动员，以影响现实政治决策、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这一平台上提供的言论和意见具有明显的派性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想象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与之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公共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微博等新媒体的政治讨论空间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在由微博引爆的舆论事件中，涉及司法问题的案件往往会是其中最劲爆的一类，这其中“死磕派”律师作为“公知”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往往会一方面强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但另一方面则积极支持和参与网络舆论干预司法过程。
2011年12月28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负主要责任，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另案一并处理。2012年11月4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给予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2013年7月，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13年，新一届政府就任，一方面铁道部拆分，另行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频频推销高铁“奏效”，“彭博社表示，2014年，中国四大铁路装备和建设公司都获得高利润。据彭博社汇总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政府寻求出口支撑全球最大高铁网络的技术专长，2015年中国的高铁收益将创新高。”2015年，中国媒体开始普遍认可中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工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走出国门的排头兵。简单列举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作为微博事件的“7?23”背后涉及的复杂博弈，在很大程度是通过微博动员与绑架民意来完成的。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我想象在“7?23”动车案中获得了一次短暂的绽放，那么在“钱云会案”中，这一想象则与坚硬现实的碰撞而碎成残片。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的一位村长钱云会被货车碾死。网络舆论认为钱云会死于官方谋杀，以制止钱云会就征地问题上访，温州警方则裁定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在此对立情况下，由微博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大V”组成的几个“独立公民调查团”出征乐清，其中法律界人士居多，试图用行动获得“真相”。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活跃的“共同体”内部发生了分裂，“政治正确性”的压力碾碎了对“真相”的诉求，认可交通事故结论的调查遭到严厉质疑，以及微博上可以预料的谩骂。王蔚《公共性的迷思：微博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行动——以钱云会案中知识分子观察团为例》一文发现，在已经预设了政治正确性的微博叙述框架下，任何违背都会遭到自我审查，或被自发地清理(即便是“自己人”)，“言论自由”其实走到了可它的反面。这一独立调查行为最终以失败而结束，它使得“真相”本身成为无法企及的彼岸花。
建立在中产阶级想象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一再与中国现实产生错位，它也体现为微博事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错位，错位的榫点就是“民主”。
(3)国家、舆论与民主政治
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深层矛盾突出，社会情绪积压严重，如地下熔岩会沿着任何打开的缝隙喷发，因此，对舆情的掌控成为官方对新媒体控制的主要方式，舆情监控由此成为一门新兴产业，急救式扑火也成为常规的治理方法。但是，监控与灭火的过程往往被指控为对民意的钳制和对“民主”的压制，官方话语总是无力回应这种舆情与民主的关系，这是因为“民主”本身已经从官方意识形态中被褫夺。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代议制宪政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并席卷全球的“民主浪潮”，一时成为历史终结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之上的人民民主之政治合法性被边缘和空洞化，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也内在于与世界接轨的知识生产话语体系。作为国家的“中国”被转化为“专制”符码，而“公民社会”则被建构为唯一能够反抗专制的力量——在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中，任何民主运动都必然成为对国家的抗争。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被推向了公民社会的对立面。作为公民社会的NGO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则获得道义上的高位，成为民主在中国的象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壹基金，这一由马云、王石等豪华民营企业家班底担任理事的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10年12月与中国红十字会完成切割，获得独立从事公募的法律资格。在红十字会丧失信誉之后，“要捐就捐壹基金”成为网络流行语。但是，2014年雅安地震之后，壹基金也在网络上被严重质疑，除了被指控贪污三亿善款，被质疑的还有远高于红十字会的管理费用，以及与境外某些组织的关系。2016年7月，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一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两度愤怒地提及郭美美事件，按照他的表述，不仅少数大V是当时的主要推手，他们背后还有推手，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舆论斗争，是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
正如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都不是技术问题，新媒体技术本身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是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民主是政治问题，它必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中，“人民”被“公民”取代本身是中国民主危机的一个表征，而非解决。对微博作为中国民主实践的质疑，主要体现为：舆论领袖何以可能作为民意的代表民意是否“被代表”和绑架被卷入参与的民众是否拥有自主性真相能否被及时揭示是否存在系统性操控的力量在这些问题面前，微博其实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水军的泛滥，一方面使得用键盘投票的“直接民主”理想被金钱选主所代替，金钱可以购买民意，民主就走到了反面;另一方面，水军使得微博成为“军阀”混战的场所，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迅速完成，水军作为媒体暴力的极端表现，导致新媒体治理迅速恶化，微博的黑社会化与政府如影随形的强力整治是一个逻辑的不同面向。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末“颜色革命”到2010年开始的中东、北非“mlh革命”，NGO组织成为境外不同势力进入的管道，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微博时代，它们的确拥有不能被质疑的政治正确性，“公民社会”的理论是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社交网络革命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微博时代并不只属于中国。吴畅畅在《“由内而外”与“由外向内”：基于社交媒体的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与网络抗争》一文通过2011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2011年在中国流产的“mlh革命”与推特中文圈的故事、2012年薄熙来事件和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描述了一个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他们由亲资本的国家官员、新兴资本家、及其媒体和知识界的支持者组成，与海外媒体和不同的政治势力密切互动，以微博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出波谲云诡、险象环生的政治大戏，戏里戏外、国内国外，各类角色纷纷出场，构成了2012年十八大前后最叵测、危险的政治乱象。
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中国激进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所依赖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化，是中国普世派积极推进的政治过程。它推动中国城乡关系巨变，其利益重组与再分配不断引爆村民的土地纠纷，已经构成中国最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这远不是一个村庄的民主选举所能承担的解决之道。有意味的是，为wk民主“自治”摇旗呐喊者，同样也是积极推动中国走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土地的私有化)的群体，“程序民主”成为包治百病的大力丸。被推上前台的并高票当选为村党总书记的村民林祖恋，成为“wk事件”的英雄被中外媒体所拥戴。但是，wk的土地纠纷并没有因此获得解决，新上任的村委会同样被腐败和宗族问题所困扰，并陷入中国基层选举中的普遍困境。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wk民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土地产权问题没解决，“产权改革不到位，民主政治就搞不好。……土地产权理清了，wk村的民主政治才能前行得更顺畅。”在此逻辑下，土地私有化才有民主的可能，不过，那时的“民主”不过就是农村土地被大规模巧取豪夺的遮羞布了。
(4)公共性、知识分子与媒体暴力
微博时代的一个副产品是“公共知识分子”，曾被认为是公民社会重要力量的称呼从褒义变成了贬义。这其中，“韩寒造假事件”是这个群体内部分裂的标志。
金萍华《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以孔庆东“粗骂”为例》，以左右之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为视角，探讨了网络暴力下社会化媒体的“正义”是否可能。网络暴力在微博时代越演越烈，污名化作为区隔和贬损的方式，是网络媒体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持自由主义立场之新旧媒体的政治偏向，正是导致与此立场相左的北大教授孔庆东采取“粗骂”的结构性原因，即为了博取媒体与传播的话语资源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采取的方式。但是，依靠这种方式本身即是加入这个结构性的逻辑。污名化和贴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开放，而是更多地遮蔽了公共讨论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网络空间丧失了理性对话的可能，只能依靠“粗骂”作为不同阵营对话的方式，这已经是公共领域的丧失。但是，对于公共话语建构富有特殊使命的知识分子为何卷入这种“互相污名化”的逻辑，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鲍德里亚这一基于西方视角的反思，具有可资比照的参考价值。恐怖主义的根源来自于全球霸权，反恐怖主义必然是反全球霸权的过程，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齐泽克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后撰文，一方面从西方镜像的视角描述ISIS其实是欧洲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者的伊斯兰-法西斯的对应物——二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难民的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军事干涉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他呼吁“丢掉左派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咒语”，批评欧洲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并因此在欧洲左派阵营中引爆争论，而争论的核心正是“自由”。当难民要求兑现欧洲启蒙主义的普世化所许诺的人口迁徙的自由，以应对商品化的全球自由流通，就抵达了欧洲难民问题的死结。即“资本主义需要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自由”个体，但同时它也需要控制他们的行动——因为它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因此，难民问题构成了欧洲启蒙主义内部最敏感的痛点，也成为左派欧洲知识分子的困境：即一方面必须拒绝不断抬头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一方面必须重新清理启蒙价值理想的危机——并由此成为左翼知识群体激辩的焦点，围绕齐泽克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现象。
这一价值体系被市场交换体系所置换的过程，尤其体现在媒体的市场化，体现在全球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中。它的霸权形式就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所命名的：军事-工业-传播-娱乐联合体，它指称的是美国对全球的电子入侵。这一现象在美国批判传播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Boyd-Barrett)更广泛的描述中是“媒介帝国主义”(mediaimperialism)的新表现，它指称所有以媒体的方式制造的霸权形式，并特别体现在以帝国的政治、经济过程所维护的媒体霸权，以及媒体自身从其利益出发而谋取的霸权形式。
应该说，在斯诺登事件之后，这一指称获得了新的延伸;而在ISIS崛起之后，更需要新的阐述。今天，这一霸权结构已经从内部召唤出破坏性的势力，一如ISIS娴熟地、极其“专业”地征用了Twitter、Facebook、YouTube、WhatsApp、Ask.com、APP等最强势的西方新媒体工具来展开宣传攻势。有意味的是他们正是靠征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来包装其教义，从而招募和获得大量年轻的支持者和志愿者。ISIS成功地把暴力展示为媒体表演与狂欢，把恐怖主义战争转化为电子游戏和电影仪式感;展示肌肉与武器叠加的青春、男性气质，把恐怖主义屠杀转化为大片一般的杀人之“酷”，对年轻女性展示如何能够被爱得像“宝贝”“公主”，“对青春充满幻想的穆斯林少女，“伊斯兰国”战士男性荷尔蒙爆表的形象简直是致命的诱惑”，——灰姑娘的童话情结，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所有商业元素都被娴熟地运用ISIS的宣传攻势上，由此，ISIS控制了全球媒体的议题设置。
ISIS深谙现代社会市场化媒体的嗜血性，并因此不断地用人质的鲜血，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下平民的生命来浇灌这一欲求。2015年6月14日ISIS公布处决1700名伊拉克政府军俘虏的血腥现场，刷爆了世界各大小媒体的版面，也使得其应用程序APP“黎明”获得极高的知名度。处决视频发布后，通过“黎明”发出的微博达4万条。为此，伊拉克政府在官方网站和Facebook上也不断地公布处决ISIS成员的照片，伊拉克市民的社交媒体“朋友圈”里，“每天都能看见伊政府军和ISIS互相处决的照片”，ISIS成功迫使伊拉克政府下水，比赛杀人。
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和北约所发动的现代战争，从“外科手术”式的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战争，同时也都是规模浩大的新旧媒体表演：真实版的好莱坞大片。在这个意义上，ISIS极具特色的媒体现象把鲍德里亚描述的逻辑推向极致，推向西方世界自身的内爆。不可忘记一点，很多在欧洲进行袭击案的其实是出生于欧洲的公民，而不是叙利亚或伊拉克公民，而且每天欧洲还不断地有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ISIS。
这就是今天中国批判的传播理论界必须面对的课题，即一方面是全球霸权(特别是冷战话语在后冷战时代的延续)在中国的内嵌已经变成不假思索的“常识”，它构成了网络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媒体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暴力本身的恶变和内爆，也在打破这一旧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再造霸权，还是打破霸权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批判的知识分子面前。
今天的(新)媒体已经进入“入口平台的霸权时代”。在中国，就是BAT(百度、阿里和腾讯)所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霸权。因此，有必要简短回溯一下这一霸权在中国形成的机制和历程。
一个好的工具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属性，就是提高效率，用完即走。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知网的故事就在眼前。2016年4月，媒体报道《知网涨价论文贵北大吃不消》，引发众议，知网作为学术论文数据库从2010-2016年，涨幅均超过18%，多地高校图书馆曾因价格问题不得不中断与知网合作。知网在始创阶段，得到了大量国家给予的行政支持。其获得的论文是以作者和期刊的免费/低价让渡为前提的，这是建立在学术资源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理念上的，而学术论文的生产成本是由高校薪资和国家项目支持完成的，这也是因为中国高校体系基本是国立，而非私立。知网的“市场”赢利模式是两头插在由国家买单的公共资源中汲取利润，然后反过来绑架公共利益。2014年，知网的两家主办方之一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法人独资企业。这其实是JSTOR与亚伦?斯沃茨故事在中国的一个翻版。
但是，这样的生意必定是反社会的。2016年4月12日，魏则西事件爆发——此类事件其实是迟早都会发生的，迅速点燃整个社会积压的愤怒，由此也把百度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并最终导致5月3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提出整改要求。
任何媒体都必须用使用价值来积极地征召和建构用户。在其扩张和发展的阶段，“用户至上”即使用价值需要优先。这是因为：
图2：支付宝“扎心”文案的部分图文展示
通过不断翦除外部竞争势力的同时，使自身获得无限扩展的能力，以支付宝和蚂蚁金服为核心的阿里金融帝国已经完成。但是，帝国版图并不止于金融，而是把金融变成血液或石油，成为帝国扩张的方式和动力。这些海内外上市的互联网股份制巨头通过金融、商业、媒体、流通、物流，全方位地渗透国家与社会，这就是新媒体时代“信息资本主义”的赢利模式和秘密。它逼迫出的问题正是：政府公众服务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交集与边界到底在哪里
“阿里帝国”模式，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金融体系，把零售业掌握在它的手上，迄今为止已经至少涵盖了电子商务、金融、游戏、视频、音乐、影视、智能终端、健康医疗、本地生活服务、体育、物流、搜索、移动社交、IM工具、在线教育、商业零售等近20个领域，旗下关联企业不胜枚举。被管理学所奉为经典的互联网时代创造出的“长尾理论”，即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小市场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少数热销产品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已经不足以描述新媒体时代资本的赢利方式，不是长尾，而是头尾倒置，才是今天的现实。而超级帝国一旦形成，成为“国中之国”，其与主权国家层面上的管理或治理的博弈就会越来越复杂，这个格局前所未有。
第三，建立在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基础上的新媒体经济对新的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对正规劳动雇佣的排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和消费主义营销模式已经触及到它的天花板：剩余价值的耗尽，导致资本主义对稳定的雇佣劳动的排斥。雇佣劳动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不稳定。新媒体经济导致：一方面非正式就业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和养老日渐从企业责任中被排斥出去，丢给社会与国家去承担。人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与人自身的“数码化”，正相辅相成地成为数码时代的生存方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则全面沦陷，或者说被吸纳。由此带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服务压力越来越大，这反过来驱使得国家通过新媒体公司购买服务的方式，再次使得公共服务私有化。这同样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或许会比它能解决的问题更多。这特别体现为失业率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癌症，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痼疾。
今天急速推进的新媒体时代，与阿伦特叙述的时代相比，正是身体/肉体及其再生产作为最后的私人领域的消失，一如这个世界上不断退缩的冰川——这两者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转喻，暴露的都是世界的非生命性。传统隐私权不断被突破，而网络上的隐私权则面临难以界定的复杂和棘手的困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数据时代的新闻伦理处于雪崩般的严峻局面。而直播平台上的网红往往要依靠出卖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和作为欲望的身体，就是这一逻辑的极致。
当代自由主义论述把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介入视为对公共领域破坏的时候，忽视的正是公权力与整个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内生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并没有触及到最本质的问题。“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是今天的国王已化身为资本的金雨，从天庭降落，这种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姻——它被视为民主唯一合法的形式，却被视而不见。为什么当魔鬼身着七彩布衣吹着保护私有财产的迷笛，自由主义的守门人就心无芥蒂地打开大门拱手相迎这个问题更需要从自由主义理论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困境予以阐述。当私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信息资本主义凭借大数据的魔杖，摧毁一切公民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自由主义彻底破产的时候。今天，不是别的，正是私有化本身，及其对政府的绑架，成为自由主义的杀手。今天的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与挑战。
当私人领域全部汇入公共领域的时候，也就是公共领域消失的时候。它意味着人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从物理世界、现实世界到今天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化生存;从人的肉体生存到“主观世界”，从财产、财富到劳动力的再生产，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和正在汇入资本流动的滚滚洪流，这一逻辑的终点是世界的毁灭。正是这一绝境在地平线上的逼近，重新召唤马克思幽灵的归来。
其实，马云的madeinInternet不过是对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炙手可热的《世界是平的》(TheWorldisFlat)迟到的呼应——这本书的副标题是“21世纪简史”，彼时的二十一世纪才仅仅过去5年。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出版《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宣告了伴随全球化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也预言了今天不断加深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兴起的世界新图景。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
由于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水落石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5年9月的一次智库论坛上认为互联网+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本身并不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工匠意识”。2016年3月的两会上，“工匠精神”成为李克强总理政府报告中的新词汇。对互联网如何加制造业，以及互联网和制造业的主次关系问题，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认为，“互联网+制造业”中制造业应该是主体。
由此，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正如“腾讯帝国”掌门人马化腾所不断呼吁的那样，任何新媒体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对电信发展基础建设的巨额投入和宏观政策的支持。中国电信的基础工作就是国家战略，依靠的是国企力量的“市场驱动”，国家实质上一直把控中国电信运营和发展的主导权，电信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也因此承担着重要的保证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根据2017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集体采访工信部长苗圩的介绍，过去五年，中国电信累计投资近5000亿，主要进行通信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投资都是直接用在农村地区的。今天中国4G的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在农村地区，行政村覆盖率已经达到88%。这就是BAT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电信运营商的发展情况已大为不利，利益大规模被新媒体公司分流。此时，新媒体公司的掌门人呼吁国家资源投入在此意义上该做何解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国家为私营互联网巨头做补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还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与保驾护航，才会有BAT在中国的崛起。但是，它也带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开始越来越多依赖产权复杂的民营新媒体企业巨头，这就是从2015年开始全面推广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BAT跑马圈地的过程将给政府的角色以及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重新考量当“互联网+”一切成为国家战略的时候，BAT是否就是国中之国，甚至富可敌国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政府为BAT服务基于用户使用而“生产”的大数据作为BAT拥有的商业资源，在市场开发过程中公民的隐私、国家利益如何保护是否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要求其开放数据库来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系列问题已经逼迫到我们面前。
不无巧合的是，恰好在魏则西事件爆发之后，习近平2016年“419”讲话公布，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说到：
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
上述每一句话都有针对性，而且很明确。这应该是魏则西事件爆发后，网信办等联合调查组迅速行动的根据和原因。习近平的“希望”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政治上设立了透明天花板。这也是因为，没有中国政府对谷歌、Facebook和推特等海外互联网巨头的限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筑坝养鱼，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BAT的壮大。按照习近平的表述：“脱离了国家支持、脱离了群众支持，脱离了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企业难以做强做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开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网信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以国家会加大投入农村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基础建设的电信运营商严格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的，电子商务则对民营放开。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媒体经济必然是“既要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也要发挥民营企业作用”，“非公有制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党和政府当然要支持”。在这个意义上，BAT作为中国市场培育出的民营经济同样负有在全球竞争市场占据重要份额的使命，在国企海外进军遭受种种打压、限制和歧视的前提下，鼓励民营企业作为海外发展的生力军，自然也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决策。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正是BAT作为中国企业的政治生命线。在此，是“天花板”，还是“生命线”其实取决于企业自己的理解和作为。
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另一方面的挑战，或者说更严重的挑战是就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国企改革需要在克服腐败、官僚化、权钱交易、利益集团化的过程中驶入世界市场经济的大海，重新锻造“国企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使命。毛泽东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动员方式在今天已经丧失其政治和社会基础，而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其导致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和数千万工人被买断工龄下岗的沉痛“经验”，也被宣布为不能重蹈之覆辙，深化改革决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国企发展与改革的曲折与艰难，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演绎，成败届系于此。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不是国企能否批评——国企当然应该接受监督和批评，而是需要警惕以国企私有化为诉求的批判。这类批判往往对私企普遍存在的、更严重的、不受制约的腐败、家长制和等级制度视而不见。事实上，企业组织的民主问题不仅仅是国企改革的问题，同样，或者更严重的存在于私企。
这一问题，也正是作为国企的中国传统媒体组织今天面临的危机。媒体改革的关键词早已是资本运作，运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媒介组织，但是媒体组织做大做强的目的和诉求是什么却不再被追问。当传媒体制改革以私企的组织结构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话语权旁落和从业人员理想主义、专业主义的丧失就实属必然了。改革目的与途径之间的背离与悖论，今天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收拾旧山河的境地，“媒体融合”既是一个应急式反应，也是一个战略性布局。但是它的成功，却取决于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上述的背离与悖论。
2017年，“后真相”(post-truth)被评为英语世界2016年度关键词。“后真相时代”与社交媒体时代同时降临，它的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这也是因为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把关人失去了效力。无论是依靠“专业主义”背书的西方主流媒体机构，还是依靠国家信誉背书的中国主流媒体系统，作为维持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把关人”都处于一种失守的状态。它描述的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真实和虚假无法区分的社交媒体新闻生产机制，更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紊乱的全球政治危机。当世界图景变成碎片式的万花筒，操控的可能性不是减少，而是更加复杂。
在中国，它体现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忧患意识，具有公信力的新闻真实性生产失控是这一忧患的核心。而新闻生产力的萎缩，与传统国有媒体的式微与社交平台的崛起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使得一个社会公共空间遭到消减，而不是相反，其表现在于：
第三，朋友圈作为媒体化的公共空间，是同质和单一视点的，在屏蔽暴力的同时，也屏蔽了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它强化了既有的认同，或者偏见，而不能有效地建构对话和辩论的效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不是公共空间。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寄生”在新媒体平台上其实，新媒体的成功，恰恰是传统媒体自身失败的代价。很大意义上，不是新媒体打败了“旧媒体”，而是“旧媒体”自身的失败为新媒体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这一“失败”必须获得新的阐述，才能为新媒体的诊断打开空间，新旧媒体的“融合”才有可能不重蹈覆辙。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角度看，强调传统媒体“内容为王”，试图以此抵挡新媒体平台的倒逼。但是，内容为王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内容谁来生产在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劳动价值被贬低和抹杀的生产体系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已经失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往往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平台之别，逻辑却是同一的。在实质上已经是资本为王的媒体生产体系下，“内容”本身是依照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来制造的，即满足市场的交换价值成为衡量新闻价值的唯一尺度，新闻价值的其他尺度已经被吞噬，这时候的传统媒体已经为自己铺平了死亡之路——在中国，这一道路更是以“普世价值”为自己的合法性开路的。当市场化媒体以鼓吹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赢得“市场”，并压倒性地碾压了传统党报的话语权，其实也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一逻辑恰恰是中国传媒市场化改革与世界接轨的必然。
以下这段对1986年控制美国媒体的24家媒体巨头的描述，完全可以拿来描述今天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现状：
赢利导致并购，并购导致风险，风险导致举债，“迫使其精力更加集中于对经济效益的坚定追求以便抚慰企业股东”，“这样的结果是媒体失去了针对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和较大的个体投资人群的独立性——因为这些机构和个体说不定谁会成为救人于危难的“白马骑士””。今天中国的BAT正扮演着“白马骑士”的角色，这也是因为BAT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和金融市场中的霸主，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们不再是媒体批评和监督的对象，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渗透到媒体的日常运营中。与此同时，大型媒体企业也跨向媒体外的多元投资领域，在中国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冲媒体利润的下降，这也使得新闻生产在整个媒介组织运营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直至被视为拖累——因此最大限度地削减新闻生产成本就已是必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卫星电视的白热化市场竞争都集中在娱乐性节目。
发生在苏联、中国和古巴的革命给西方精英阶层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持续的冲突和被广泛宣传的针对共产主义国际的诋毁导致了西方意识形态和首要原则地位的上升。这个意识形态可以帮助动员大众对抗任何一个敌人，而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无论何人，只要为损害有产者利益的政策辩护或赞同与共产党国家及所谓的激进派进行合作，都可以用这一概念对付他。
这种麦卡锡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借“普世”之力进入中国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复杂课题，也是一个仍在发酵的漫长故事。
霸权式的市场与霸权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符合其扩大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即市场、人权、自由、民主一整套自我循环的叙述。它以反政治专制主义为旗号，突破了从市场到意识形态的所有防线。它不仅绑架国家政策，并且把所有政策调控都吸纳到自己的运作逻辑中——所有的政策都导向做大做强的市场垄断逻辑，由此导致公共政策内部无法自洽的悖论。至此，西方主流媒体已经陷入了民主政治危机的泥淖，无法自拔。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三十年来的传媒改革需要新的反思。
电影《激荡三十年》由阿里影业、华世盛典、蓝狮子文化担任出品方。《激荡三十年》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经典作品，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纪录了柳传志、张润敏、马云、王石等企业家的艰辛奋斗历程。
可资类比的是卫视血拼的娱乐类节目。因为明星动辄千万、上亿的高报酬在成本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最多竟然达到60%，制作成本只占30%，胜出的制作方也只能勉强保本，甚至亏本。2016年9月广电总局终于出台限制令：“不得在电视剧购播工作中指定明星演员、划定明星演员范围、以明星演员为议价标准。尤其是上星播出的频道更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但是，只要这一整套的市场逻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纸限令终究有限。今天高度市场化的上星频道，其生命线已经维系在这类娱乐类节目上，即便不赚钱，也必须尽全台之力推娱乐类节目——就这样，国家电视台争先恐后沦为替明星赚钱的产业机器，何其荒唐乃尔!
2017年，以《朗读者》为代表的综艺节目逆势回归，为此，笔者策划主持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6月11日举办的“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对于那些动辄要几百万的明星们，主持人兼制片人董卿的回答是：你爱上那儿上那儿!只有明星的市场价及其逻辑失效，嘉宾不再是节目预算的杀手，而转变为对节目精神价值的认可与证明，《朗读者》才能够把投资和精力主要放在节目生产与制作的专业考量上。《朗读者》由此打破了对市场神话的刻板想象，翻转了既有的综艺节目市场的逻辑，打破了恶性循环的市场怪圈，这与《战狼2》现象异曲同工，值得放在一起讨论。这不是说它们多么完美，而是它们不约而同的出现，说明建立在所谓“大数据”基础上的市场拜物教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市场”需要重新被理解。
我们或许需要从上述视角来理解今天中国政府的悖论式角色。因为垄断性平台市场霸权的倒逼，从国家的层面上说，一方面站在新媒体的立场上鼓励新旧融合，通过上市、改制和混合所有制等资本运作行为就是必然，这也为BAT进入传统媒体打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却痛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为此不惜投入更多资金去打造平台，这包括鼓励传统主流媒体打造属于自己的平台。但是平台是大资本的聚合，当传统媒体把资本汇聚到新平台打造上，以己之短去搏彼之长，消耗了却是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本实力，势必造成对新闻生产投入的缩减。传统媒体通过再造平台进行突围的困境不断显现，看上去似乎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消耗战。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被“平台崇拜”的市场霸权逻辑所挟裹，失落的关键环节正是：具有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生产成本已经无人买单。它由两方面构成：记者自身的劳动价值，采制新闻本身的成本。因此，记者的劳动报酬下降，优秀记者大批流失;新闻采访不去现场，记者下基层沦为政治表演，键盘党横行，其后果就是危言耸听、以讹传讹，谣言遍地，导致今天传媒生态的恶质化前所未有，触目惊心。
自2009年9月国新办下发《关于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试点工作方案》，10月长沙会议对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在内10家全国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试点进行部署，“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运用上市融资等经济手段，增强重点新闻网站综合实力”，并提出争取在2010年内实现一家至两家试点网站在国内成功上市。作为主流媒体突围之举，2012年“人民网”作为“官网第一股”上市。如果结合2009年作为微博元年的背景考虑，可以发现主管部门未雨绸缪不可谓不及时。但是在人民网“十家重点新闻网站试点转企改制”的新闻专题中，最新动态仅仅停留在2011年5月，也表明主流新闻媒体转企改制的困难与挫折。
在这个意义上，上市后的“人民网”对于新闻生产来说，没有减负，反而增负，不仅没有扶植和培养中国主流媒体新闻生产能力的提升，反而加重了对其市场化的压力。如此打造出的平台，不仅在平台技术优势上与商业平台无任何竞争力可言，更加深了新闻生产既有的困境，扬汤止沸，进一步压缩了新闻生产的投入，而不是相反。“官网第一股”并没有在中国传媒生态中起到涤污荡浊的关键作用。
2009年，依托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资源优势，人民网与证券时报社合资成立了专业的网络舆情监测、研判、预警、处置、修复及信息增值服务机构——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一班人马，两块牌子”。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作为“是国内起步最早、产业链最长、业务最全的舆情服务机构和信息增值服务机构”的专业机构，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是把舆情推向信息服务市场化的始作俑者。只是这种市场化的服务对象是以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为主，其主推的产品是《网络舆情》内参，订阅的目标对象为：
中央党政军领导，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单位领导，以及各民主党派、社团组织，开发区管委会，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领导、管理层等，以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参阅对象，经批准现扩大到县处级领导干部。
当新闻已经不赚钱，而成为赔钱的买卖，“信息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就转向“舆情”信息的市场(有偿)服务。根据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对网络舆情市场的调查报告，即使是十分保守的估计，今天舆情信息服务市场已经达到数十亿至上百亿的规模水平。省级部门舆情平台和服务约1000万元每年上下波动，市级平台约200-300万元每年不等。而政府采购网上显示的往往只有几十万元，其中大部分的舆情服务采购没有走政府招标采购的方式。说明在这个已经堪称暴利的新兴“市场行业”中，尚未形成基本规范，有大量的灰色地带和暗箱操作，孕育着腐败和寻租的可能。
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一被创造/催生出的新兴“市场”中，购买方主要是基于处理“公关危机”的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王维佳在研究中把它称为“媒体化政治”的产物。而这个“媒体化政治”时代正是自微博时代开启的，也就是说，微博时代对中国政治的严重挑战，与舆情市场化之间根本就是一个相互的逻辑关系。占据新媒体传播制高点的政治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转变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购买舆情服务的市场化，也即政府危机的“外包化”，来应对自上而下的越来越严厉的政治问责。在催生巨大的舆情市场的同时，也催生出火爆的各类媒体公关、风险传播类课程培训在各类党校、行政学院以及高校中的“政府公关培训”市场。其共通点在于，它们都是政府买单，消耗的是公共资源。依靠国资背景的企业投资建立的上市公司，其市场生存又依赖于政府的买单，左手出，右手进，其市场化意义究竟何在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效应这些都需要追问。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指出：
【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
说得很清楚，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运用网络了解民意，与舆情的市场化之间并不等同。相反，今天需要警惕的恰恰是用看似“客观”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方式取代群众路线的真正践行。“第三方”的外购服务能买来群众路线吗靠“舆情修复”来解决问题不正是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吗
2014年民政部把“舆情监测”和“政务微博运行维护”纳入《2014年民政部购买社会服务指导目录》中，承接主体的要求是：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文化企业、中介机构等单位。今天的舆情市场主体，根据中标企业估算达到三百多家，不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形。很多舆情企业无法在网络上找到官方网站，或官网常年不更新，其专业“资质”无法评判。但即便是龙头老大的企业，其舆情监测的“专业”评判本身也是问题。舆情监测在方法论上是否能站得住脚能否经得起检验检验过程能否透明、公开，可验核是否有规范可寻如果上述问题都没有满意的结论，舆情监测在多大意义上是可信的
与舆情市场相伴随的是一种新型职业的诞生，这就是所谓“网络舆情分析师”。根据一篇2011年6月7日由人民网发布，并被广泛转载的报道《走近网络舆情分析师：“一专多能”的“杂家”》看，“国内网络舆情监测与研究机构在2008年开始大量出现，舆情分析师也开始大规模走进公众的视野”：
“舆情分析遵循“三结合”工作模式，即定性与定量、软件与人工、分析师与专家会商结合。”刘鹏飞说，“网络言论的挖掘收集、概括剖析、抽样统计、报告写作、走势预测是舆情分析师的五大基础技能。……”
“舆情分析师可以说是‘一专多能’的‘’，反应快，不僵化，点子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如是总结。“而在特定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工作的舆情分析师，就像一位量身聘请的‘私人保健医生’。”他们针对具体舆情热点“望闻问切”，根据舆情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事件处置和舆论引导两个方面“开出处方”。如何给舆论漩涡中的政府和企业“消炎止痛”，如何帮助他们在长效机制上“治病除根”、“强身健体”，这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舆情分析师这个新职业群体中，虽然不乏搜索引擎专家、网络调查专家、统计高手、图表专家等“高技术”人才，不过，分析师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
舆情监测软件和平台提高了效率，但人工分析仍是重点。……
单学刚认为：“舆情分析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树立稳定的价值观至关重要。目前看来，网络舆情监测主要还是通过行业自律来进行规范的。”
与行业兴起相伴随的是职业培训与认证。网络上查到2014年曾经出现过一个：“全国网络舆情技能水平考试项目管理中心”，隶属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网络舆情研究中心。其微博认证为：北京优安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但是在2014年4月“首期网络舆情高级分析师培训班圆满结束”的消息之后，再无更新，原因应该可以理解。目前舆情分析师尚无官方认可的统一认证。按照“人民网舆情”频道2017年6月26日公布的最新《第五期网络舆情分析师(中级)实训研修班招生简章》，参训费用总额时每人7980元，可以获得加盖“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章的《网络舆情分析师中级技能培训证书》，“该证书将作为学员参加人民网“网络舆情分析师(中级)实训研修班”及掌握舆情工作技能的证明，也将作为社会各界遴选舆情专业人才的参考凭证”，招生简章中直接引用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网络舆情分析师系列培训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强势培训项目之一，每月最后一周面向全国开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两边都是大蛋糕，可见其行业龙头位置。但是，这也正是此行业混乱的表现。
在这个庞大且暴利的市场中，国家主流媒体所代表的公司更有市场地位，当然是因为国家主流媒体乃至国家信用的背书。但是在一个主流新闻生产能力不断流失的生态环境下，舆情公司一枝独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主流媒体丧失对舆论的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主流媒体上市做强做大的却只有舆情监测，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当近日河南周口警方盘丝剥茧，将幕后积极煽动、策划谣言的人民在线网副总编辑郭某根等4人刑事拘留后，媒体却一片寂静，不屑报道。至今全国老百姓可能也不完全知道该轰动全国的“强奸”案，其实是莫须有的;办案民警其实是被冤枉的。最后该案尽管公安打击谣言有力，无奈媒体宣传不力，导致政府破损的公信力无法及时修复。
这一现象极具症候性，它以事实证明舆情市场化与恶劣的媒体生态之间的共谋。
除此之外，更需要正视的是：今天数万亿至百万亿的政府舆情市场中，数以百万计的“第三方”舆情分析师所撰写的舆情分析报告被递交给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这些报告对于中国的政治走向、决策过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该如何评判这些作用这难道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面对的中国课题吗今天中国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舆论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开展是试图分市场一杯羹，还是应该在方法、伦理与政治层面上有更多反思联系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中的西方民意公司的失败，舆论、民意与政治之间该如何建立一个比较研究的视野
从业绩的角度看，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新闻生产的角度看，上市及其赢利模式并没有直接而显著地对“国际影响的一流新闻网站”产生贡献。但是新华网在新闻生产制度的改革中，对市场设置了防火墙。根据调研，2016年7月起，新华通讯社实现国内分社采编、经营“两分开”的垂直管理模式。各个分社的主要采编任务依然归属各分社，网站建设的投入与管理归属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营的任务也不再交付各分社自营。这一方面从内容生产层面上杜绝屡禁不止的寻租现象，杜绝新闻腐败;但另一方面，公司的营运压力也相对升高，其赢利模式需要更多依靠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平台而获得。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而形成公共服务民营化，正在成为改革趋势，也构成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智慧城市”项目正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城市展开，它既是BAT的主攻目标，也是上市后的主流媒体公司希望分肥的领域。在广电改革中寄以重大希望的“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也把智慧城市服务作为赢利的希望，尤其在2016年广电行业面临“断崖式下跌”的危机情形下。但是，其注册资本45亿元，远远不足以整合全国范围内利益交错复杂的国网公司，与电信的竞争已经处于下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其实无论是广电还是电信，在今天的市场格局下都沦为替BAT打工的“管道工”。媒体融合的广电改革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容另文再说。这里只希望指出，即便是在争取“智慧城市”的市场份额中，国字号的主流媒体公司并不具有优势市场地位。那么，希望以市场来反馈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可能性何在通过市场逼迫主流媒体公司在技术层面上与BAT比拼，难道不是一场舍本逐末注定要失败的阵地战吗
…………
这两年间，我在许多公众场合，批评腾讯。大致是两件事，第一，我反对腾讯到处掠夺公共数据资源。大家知道，DT时代，公共数据资源是巨大的财富，既是公共资源，那它就是属于全民的。公共资源的重要性，不亚于过去的矿产水利等实物资源，所有的资源的出让，都应该有对价。但是，这两年，你马先生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客”，轻松地将许多本应属于全民的数据资源，以各种高大上的名目，纳入旗下，最要命的是，这种交换，并没有评估和对价。腾讯是一家什么公司你的资本结构是什么将全民的资源，没有对价，就收入口袋，是不是对全民利益的侵害因此，我在许多场合，建议依据反垄断法，拆分腾讯。一个一统天下的腾讯，对国家绝对是一种危害。不信走着瞧。它今天可以对媒体露出狰狞威权，明天就会对国家权威提出挑战。
我从来不是喜欢闹事的人，职业习惯和新闻道德，让我明白，媒体有尊严，新闻人有人格。没有人愿意在一种不讲道理、而且是单方面制定的“算法”规则下生活。
他甚至怀念起微博时代，“陈彤先生是我朋友，他有一句话，我很感动的，他说，处理机构的号，至少要慎重一点，不能一个副班长，就决定把一家机构给处理了吧!”
作为体制内新媒体平台媒体掌门人第一个公开说出皇帝新衣，徐世平强调自己的个人身份，“我就一个人，一支笔，挑战腾讯，而且不和解，准备战斗到底。”客观地说，政府出台的改革各项政策并没有实质性地支持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和转型，他的两封信也是明确地对国家主管部门隔空喊话，“希望国家主管部门关心，防止腾讯没有估值和对价，掠夺公共数据资源。”以这样“非正常”方式，冒着污名化危险，既是一种义勇，也说明“正常”渠道是此路不通。他对新媒体平台的新闻制作反唇相讥：
可不可以我们也委托一个第三方机构，专门调查一下你旗下的腾讯新闻和天天快报。这两个号称很牛的APP，每天有多少比“19元鸭子”更脏的信息。你如果愿意，我每天可以给你提供一百条，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也可以提供给有关部门。你想试试吗有时候，我很天真，以为你们公司上市了，也有社会责任了，可是真实情形并不如此。
BAT的门户网页充斥着“黄赌毒”和虚假新闻，是不争的事实。上市并不意味着社会责任，这不仅适用于腾讯，也适用于主流媒体。就此而言，徐世平是对的：“它关系到中国的舆论生态和新闻尊严。不能不说。”
新媒体逼死的第一批媒体必然都是市场化报纸，是大鱼吃小鱼的市场逻辑的结果。但是，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却不能死。这也是因为，今天党报的政治性还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然而，当“党报”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发现自己也必须寄生在新媒体平台，成为平台商的“佃户”，为私企免费打工，甚至受其“算法”的暗算，故事是否会有一些不同
2017年5月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22日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明确规定：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应当是新闻单位(含新闻单位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新闻单位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控股是指出资额、持有股份占企业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或出资额、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已足以对企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新闻宣传部门包括各级宣传部门、网信部门、广电部门等。
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视角看，扶助主流媒体的思路已现端倪，这一趋势势必会进一步加强。但是，面对社交平台数据霸权的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以及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舆情市场化的乱象横生，调控的路径和有效性却并不清晰，也值得进一步观察。市场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的张力需要新的厘清，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首先承认主流媒体融合在策略上已经遭受挫折，如此，才能有新的方向性的突围。
面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迄今为止，我们观察到的国家宏观调控的走向，无论对BAT设置政治天花板调控其市场发展，还是通过界定、规范和保护主流新闻媒体生产主体的资质，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社交媒体平台霸权与主流媒体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实质性解决。主流媒体自建的新媒体平台，比如东方网，的确不好看，也是事实。
在此次与阿里巴巴成立合资公司之前，新华网的主办单位新华社早在2009年11月就曾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新华社将长期跟踪研究阿里巴巴集团的发展，充分利用遍及海内外的新闻信息采集网络和强大的信息加工、处理、传输能力，为阿里巴巴集团提供包括国内外宏观信息、产业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服务。
根据当时的报道，新华社将组建专业的分析师队伍和技术研发团队，开发相应的数字化分析研判系统，对阿里巴巴生成的实时海量电子商务贸易数据进行有效的储存、整理、加工和分析研判，通过新华社的渠道和新华网、“新华08”、价格监测分析报告、经济分析报告等发布平台，及时发布市场景气、中小企业景气分析和经济形势走向判断，为政府机构、经济部门以及中小企业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习近平在2016年4月19日讲话中论述了国企与民企在互联网事业中的作用：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国企和民企都必须统一在国家统一部署的整体棋盘上。就新媒体技术层面看，BAT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高铁、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和共享单车开始被称作中国“新四大发明”，受到中国主流媒体的宣扬。2017年8月4日，央行宣布：从2018年6月30日起，类似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公司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都必须通过“网联支付平台”处理。央行通过组建网联，把对第三方支付的控制权牢牢抓在手中。央行通过网联，获得了更多的金融大数据，这被认为是结束“数据寡头”垄断的重要一步。
我们还会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更多的生态环境——包括小程序等——来帮助各行各业的开发者以及他们所在行业的传统企业，和互联网进行对接。
另一方，既往的改革的路径已经证明，与BAT相比，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转型在技术服务上几无市场优势，如果继续按照市场竞争的策略与思路，两败俱伤的结果并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彼此合作其实是最好的解局，也是唯一的出路。腾讯有所不为的，应该是主流媒体所为;或者反过来说，属于主流媒体应该做的事情，BAT应该辅佐和支持。而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新闻生产的能力。通过传统媒体集团的市场化收益来进行内部交叉补贴的改革思路已经走到尽头，国字号媒体公司为市场化而市场，往往本末倒置，也脱离了媒体改革是为了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目的。今天，需要在反思三十年的市场化过程中，在更宏大的国家公共政策的框架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此，今天更应该探讨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路径和政策。具备可能性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第三，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国企和民企互相进入，既是互补，也是互相制约。这也正是目前主流的改革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一方面内部协调的成本极其高昂;另一方面，核心的新闻生产能力也并非其目标所在，所以这种改革的效益尚有待观察。
2014年习近平在“8?18”讲话中强调：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今天再读，体味已经不同。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无论是对于主流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不应该是以己之短搏彼之长，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各自发挥其优势，在此基础上方可共建互享共赢的中国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正如任何改革总是要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行，问题不在于“试错”，而在于试错本身能否为补偏救弊提供借鉴。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其实是确定的，路径则需要调试，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要并辔而行，才不至于上下错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如何体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所用这既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二十一世纪，社交媒体正在改变世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世界的改变本身呼唤了社交媒体的出现。作为对于全球化导致的“去地域化”过程的反动，社交媒体所建构的虚拟社区体现的其实是人类社会无法消除的对社群的需求。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和流动人口的“去地域化”，以及与此伴随的城市化过程、乡村社区的迅速消失、城乡关系的重构，以及难民潮和恐怖主义的兴起，都在导致新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不安，这些都是新媒体环境下社交网络兴起的动因和沃土。
但是，当网络社交媒体构建的是单一认同的“社群”，往往又正是现实危机的新起点。对于这一相辅相成、互相转化的过程，需要新的思考。汪晖指出：
不是族群或宗教差异，而是促成认同的多面性或多元认同向单一认同转变的力量(例如将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视为唯一的身份标记，进而在不同的方向上产生出人为界定的“我们”与“你们”)，即让差异向冲突性方向转化的要素，才是冲突的催化剂和社会基础。
按照詹姆逊的表述：“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已经被成功地与个人分离，政治是作为一种缺陷而存在的。”这里的政治可以理解为民主政治。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一书中，他写道：乌托邦“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我们的想象力是受我们的生产方式(可能还要加上其所保存的过去一切世代的遗留物)所制约的。也就是说，乌托邦最多达到一个消极的目的，即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禁锢。”作为新媒体的社交媒体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现实世界消极面的镜像。詹姆逊阐述道：
乌托邦想象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在乌托邦空想开垦过的土地上劳作，也就是试图构想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没有竞争或忧虑，没有异化劳动和对他人及其特权的羡慕和嫉妒。……空想改变了它的思想，开始思考新的系统性方案……但是，这两者间的对立，以及它们在张力上的形式合作和互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一种政治上的现实。
这就是作为理想的乌托邦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搏斗。在中国，作为乌托邦的新媒体时代的降临，如神启般许诺的流奶与蜜之地，在今天，已经变得苦涩，这就是现实的味道。它是新政治的开启，也是旧政治的延续。未来并不安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合作与互补的展开过程，就是政治的全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将决定今天中国的命运，以及世界的命运。
2017年8月，中国一位年轻的程序员宣布：《互联网完蛋了，已经》。在他看来，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的“中心化”在最近的十年内不断加剧，用户创造出的数据却不属于他们：
企业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个帖子，他们控制的是数据，并且是用户创造出来的，本来不属于他们的数据。再看最近苹果下架应用的这件事，这里我们不讨论苹果在此事中的态度，只看本质。从本质上说，苹果提供了设备和通道，真正的购买关系是最终用户(使用iPhone的人)和开发者之间(开发App的人)形成的，苹果商店提供了一个通道。但现在问题是苹果这家公司，可以在买卖双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使得这个生意做不成。最终用户愿意花钱，开发者甚至愿意免费提供，但就算买卖双方都同意，只要苹果不同意，用户就得不到这个app，因为iPhone是封闭系统，除了通过appstore，用户没办法把app装到自己手机上。
一家企业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利，这是计算机发展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甚至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到了这个地步，企业除了决定人们能看到什么，还可以用更巧妙的方式决定如何看，最终可以微妙改变人们对很多事情的态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用户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开始的。普通用户和互联网公司，资本市场一起，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笼子，并且成功把自己关了进去。从这些历史发展的过程上，我赞同中心化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并且我相信，无论TimBerners-Lee还是EvanWilliams，或者Mozilla实验室…所有人试图扭转这一切去发明的去中心化互联网，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因为他们难以找到一个体面又是用户必须的应用去支撑这种系统。想来想去，我觉得人类能摆脱这一切最后的希望，是被妖魔化最厉害的暗网。
马克思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说：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革命总是在不断的死去中得以复活。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全球霸权正在占据世界历史舞台，前所未有的人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已经开启，它也预示着新媒体作为不断扩大的全世界网民和“码农”的栖息地和劳动场所，其政治意义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权、主体、族群、阶级和人民等等一系列塑造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历史动力呈现，权力的动态拓扑图会更加扑朔迷离。然而，从来都没有救世主，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全靠我们自己——这依然是互联网时代世界历史的辩证法。
民主死了，民主万岁!
2016年8月初稿;
2017年10月，完稿;
2018年2月，补校，上海。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