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特点，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都可以统一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战略框架之中。
“十四五”期间老龄化挑战日趋严峻
人口年龄结构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口问题具有不尽相同的性质，也给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特殊的挑战。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延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递减的趋势，甚至有可能提前迎来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这个趋势将在以下方面带来严峻且影响长远的挑战。
首先，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皆呈现不可逆的趋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为1.3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8。即便考虑可能存在的误差，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1），也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0）。
2004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以下。
2014年和2016年分别实行“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仅出现了小幅回升，随后再次进入下降轨道。
2019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是除1960年外新中国历史上最低水平。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增长将逐年减速，人口总量向峰值趋近，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在这一时期显现。
其次，人口抚养比提高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缓。2012年开始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2014年开始15岁至64岁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与之同步提高，老龄化明显加速。这种人口因素导致每年新增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劳动力的老龄化降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资本过快替代劳动力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转移减速致使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相应减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由此估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的10%左右，降低到“十二五”期间的7.6%和“十三五”期间的6.2%，预计“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下降到5.5%左右。
第三，人口老龄化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受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影响，加速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三个“递减”现象。第一是劳动参与率递减。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难以如期推进，甚至很多劳动者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便实际退出就业市场，这加剧了劳动力短缺趋势，加大了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也降低了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第二是人力资本增速递减。由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不仅增加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难度，也使一部分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就业能力和劳动者技能难以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第三是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递减。这意味着老龄化可能产生新的致贫因素，也妨碍我国利用庞大人口数量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使居民消费潜力难以充分挖掘。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实施国家战略
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1.76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23.0%，大大高于我国总人口的世界占比（18.2%）。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重要国情。
首先，快速老龄化对人口均衡发展产生冲击。与“十三五”末相比，“十四五”期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抚养比将提高3.3个百分点，到2035年将提高15.6个百分点，达到32.7%。
其次，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最大挑战是人均养老资源不足。即使在发达国家，深度老龄化也造成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日本为9.4%，意大利为16.2%，法国为13.9%，降低替代率成为弥补养老金缺口不可回避的选项。2019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虽然只有5.3%，但由于未来的老龄化速度将显著快于上述国家，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必然加大。
老龄化应对战略的若干紧迫任务
首先，按照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减缓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按照一般规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是，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仍可产生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效果。因此，“十四五”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