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成功的基本经验既遵循了大国工业化进程的需求共性，又坚持从后发国家独特的实际出发，科技发展方面的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引进吸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工业经济的完整体系(或产业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自力更生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元素。本文仅就此对1949~1978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做一些历史回顾与分析。
一、自力更生方针来自处理内外经济关系
这表明，自力更生方针的诞生与处理中外关系、争取外援相联系。不是不要外援，而是在争取外援时将基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辩证思维方法在工业化建设中获得成功，在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实现工业化必须引进科学技术
科技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国工业化的重大障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很多，国内资源严重不足，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尽管如此，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的印信颁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在全国及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科学院建立时，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祖国。到1955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已发展为840多个，科学技术人员增加到40多万人”。[5]
1955年，我国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5]4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技术的问题，他从巩固国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6]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由周恩来和聂荣臻等牵头，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这一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5]，对新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去，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5]
三、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
引进的技术通常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物化形态的技术，如先进的设备、熟练的劳动力，专家、教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另一种是非物化形态的技术，如专利、商标和外形设计等产权技术，以及图纸、设计方案、技术说明书、技术示范和具体指导等专有技术。1978年以前，中国有三次成规模的技术引进，第一次主要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第二次和第三次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这三次都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同时引进多种形态的技术，并将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
（一）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引进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起步的，突出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以“156项”重点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7]
在遭受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对外贸易方式，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其中，引进成套设备是引进技术的主要形式;此外，还通过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来引进技术。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苏联提供的主要是冶炼、选矿、石油、机车制造和发电站等建设工程的设计资料;制造水轮机、金属切削机床等的工艺图纸;生产优质钢材、真空仪器等工业产品的工艺资料。东欧各国提供的主要是工业各部门和卫生、林业、农业等方面的技术资料”。[8]
“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7]新中国通过引进与消化吸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填补了在汽车、拖拉机、石油设备、化肥、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等领域的技术空白，提升了兵器、机床、铁路机车、桥梁、电工器材、无线电器件、合成橡胶、制药、纺织等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困难条件下，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一五”时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以及培训技术人员、接受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多方面，苏东国家都给予了具体帮助。[7]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定，金额为12亿旧卢布(折合3亿美元)，年利率1%，10年内偿还。随后在1951~1955年，又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0个贷款协定，年利率为2%，偿还期2~10年。1950~1955年中国向苏联贷款总额为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7亿元)。到1964年，中国提前偿清了全部贷款本息。这些贷款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的费用等方面。[8](p.47)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7]中国1956年制订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9]，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议定了一批两国共同进行研究的和由苏联帮助进行研究的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在掌握尖端科学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如中苏两国1953年签定了《关于海军订货和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10]和1959年签定了《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协定》[11]，这两份协定“帮助中国获得了苏联首批海军技术，奠定了中国制造驱逐舰、核潜艇等现代军舰的基础”。[12]
1959年6月，苏联以和美英等国正在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以及美苏即将举行领导人会谈为由，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3]
（二）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1961年初，中共中央全面调整国民经济，以使之尽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从1962年起，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6月25日，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和化工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报告，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生产维尼龙和合成氨先进成套设备。[21](p.360)随后于1963年下半年启动的成套设备引进工作侧重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兼顾发展机械、石油工业等，反映出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更加注重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与之配套的工业技术以及国民经济中缺门、短线的新技术。[22]
1963年编制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做法，本着“有先赶，有后赶;有所赶，有所不赶”[23]的原则，提出“集中力量解决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打基础就是要迅速提高工业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要迅速提高基础科学中许多有关学科的水平”。[9](p.111)从1963年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开始，中国相继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9个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24]
20世纪60年代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引进，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特别是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等，都有益于7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乃至后来的对外开放。后来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很多骨干人才，不少是参与60年代初期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人员，如这次引进成套设备和专利技术五人小组组长方毅、副组长柴树藩，成为70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重要成员，参与了重大成套设备引进的谈判。[22]
（三）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70年代初，一方面，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国内也开始部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扩大技术引进创造了条件。
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25]这是我国继“156项”重点项目、20世纪60年代技术引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僵化封闭做法的突破。“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武钢在1.7米轧机投产后的1984年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的1979年增长1.66倍，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中推广移植，推动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26]在“四三方案”的带动下，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等等。[26]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面开放做了准备。
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26]回国后，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华国锋要求谷牧组织此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27]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对外引进是重要议程之一。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介绍了引进的安排，提出了5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26]
1978年对外引进的规模大幅度增长，引进项目“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26]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引进，大大突破了过去的引进框架，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
四、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
在遭遇西方国家封锁的恶劣环境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来自苏联的技术和设备援助十分珍惜。尽管所有的技术和设备都是通过贸易形式交换取得的，中国却一直称之为“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苏联的帮助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28]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探索，中国是放弃还是继续坚持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着抉择。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后，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29]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再次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大无畏精神，绝不苟同苏方提出的与苏联共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要求，绝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妥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说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2](p.412)，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干部与科技工作者千方百计继续研发和探索先进科学技术。
正是由于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了消化吸收，新中国才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底气。
五、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要领与途径
（一）引进、消化、吸收的途径多样
引进西方技术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1949年12月，中央教育部高教司成立第四处，专门负责办理接待留学生归国的工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还召集有关部门组成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领导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的各项事宜。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努力下，许多科学家和留学生冲破西方国家和台湾当局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怀抱。“据统计，1950~1953年，先后有约2000名留学生回到祖国。到1957年，归国人数已经达到3000人左右，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留学海外学者总数的一半。”[35]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一些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新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习西方技术的另一重要途径是购买先进设备和技术。例如，1958年国家拨付巨资从西欧引进大批精密机床和大型发电设备。“为了这次引进，国家共出售储备黄金300万两，换取外汇1.05亿美元，其中的2066万美元作为专款向西欧订购先进机床等精密设备，包括在西德订购重大设备51台、瑞士订购重大设备105台。这批设备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母机’，为后来加工万吨以上的水压机立柱、高压反应筒、万吨以上的远洋巨轮主轴、万匹马力柴油机缸体、3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等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国家还动用专项黄金，从西方国家购买制造许可证和柴油机图纸。”[12]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在成规模地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的同时引进了新技术，并且不断消化吸收，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建设。
“引进——消化——自主创新——再引进——再消化——再自主创新”，已然形成中国工业科研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逻辑环。
（二）消化吸收的基础在于大众教育
（三）通过举国体制消化吸收、攻关创新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里率先进行高技术开发、拥有高技术攻关能力并初步建立了高技术产业的国家。1951年，我国即重视新兴产业，发展了航空工业。1955年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在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确定了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核技术、喷气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57项重点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为我国最急需的科技领域，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5]
1965年，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立。当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迈誓言，结果不到十年，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并铸造了我国第一座核动力反应堆、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堆。[5]
除了国防尖端技术攻关任务的统一领导、合作攻关外，从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到原材料的供应都进行全国协作。这促进了民用科技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此规模的全国大协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根据世界科技发展加速的趋势所作出的具有远见的决策，主管机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高科技攻关人员的勤奋拼搏”，到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至80年代末“我国累计向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约占国家全部建设投资的6.3%”，“已拥有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198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估算已达到740多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36]“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在，全国已经有38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国民经济各部门共拥有44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这个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充分发挥这个基础的作用”。[37]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战略机遇期。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对后发国家经济起步有重要帮助;但是，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就必须努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5]曾经有一些人天真地以为，中国只要发展好经济，一切东西都可以买来。20世纪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惨痛的教训清楚表明：许多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今天，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继续警示我们：即使是民用技术，同样不能完全靠着别人。因此，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方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毛泽东将科技研发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坚定不移，绝不放弃自主攻关、突破高科技的瓶颈。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今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5]
［参引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600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5]董志凯：《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6期。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7]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中国投资》2008年第1期。
[8]《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9]《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8页。
[10]《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1]《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13]《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
[15]《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大成就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18]林柏、苏少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页。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6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22]牛建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502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9页。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26]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三次大规模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7]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28]周家鼎：《周恩来与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2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30]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31]刘新生、赵国明：《外交官历史亲历记》，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32]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9~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总第90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35]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4)——科技人力资源与政策变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
[36]邓寿鹏、于维栋：《加速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人民日报》1989年1月2日。
[37]《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年)》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页。
[作者简介]董志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00034。]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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