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1月2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余斌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举办的中国保险大讲堂上，深入解读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意义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道路选择。
余斌认为，中高速增长阶段的稳定状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会在一系列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经济运行会出现跟过去相比完全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但交接棒是一个风险高发的环节，它经常会出现掉棒的风险，只有逐步的应对、化解、消除这些矛盾、风险和挑战，才有可能继续追赶进程。
“目前，我们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装备依赖进口；消费者更加青睐高质量的进口商品，传统黄金周演变为出国购物潮；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教育医疗休闲等生活性服务业的质量、种类、便捷性难以满足需求；财富创造消耗过多的矿产资源、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等。”余斌表示，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说迈上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要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余斌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行业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从低效率部门流入高效率部门；第二阶段是行业内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从低效率企业流入高效率企业；第三阶段主要依靠科技创新。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第二阶段。
余斌还对2018年中国经济做出研判，认为房地产调控效应逐步显现，制造业投资低位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高位回落，固定资产投资总体稳中趋降，预计全年增速略低于7%；汽车销售触底企稳，服务消费、网络消费等增长较快，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全球经济增长略好于今年，预计出口增长5%左右。总需求增长将小幅回调，预计全年GDP增长6.5%左右。
以下是我们整理的余斌先生的发言纪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段话有三个要点：
一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谓高速增长阶段说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中，中国经济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这个阶段的起点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凭票证供应，因此高速增长阶段是通过不断增加产量和产能的增量扩能，生产更多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不断的增加产量、扩张产能，生产住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高速增长阶段的本质特征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
如今，产能过剩，供大于求，过度竞争、恶性竞争等现象的恶出现，标志着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已经结束。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时候，本质就是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转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阶段，因此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都强调，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这说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们处在转型升级的攻关期，也就是说，只有成功实行经济转型升级，我们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目标。
三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讲的是我们今天究竟需要跨越一个什么样的关口，如何才跨越这样的关口。
十九大报告中论述：“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有人把十九大报告跟十八大、十七大、十六大、十五大报告进行比较，发现十九大报告在论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候，没有给出一个量化的指标。这是因为过去我们处在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所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强调量化的指标，强调经济增长，强调GDP，强调人群收入水平。如今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强调“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数量指标相对于质量和效益来说，其重要性明显下降。并在此背景下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2015-2017年，连续三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下一年的工作的时候，都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就不再仅仅只是灵动经济工作的重点，而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讲了三大变革：
一是质量变革。是说过去居民收入水平相对底下，中国发展多依靠生产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甚至是低品质的产品。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消费者需要的是新型的中高端的产品，传统以生产中低端产品为主的供给结构很难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
因此无论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还是第三产业服务业，都普遍面临如何通过质量变革大幅度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来满足市场需求的问题。同时，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他是以低价值、低质量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未来我们要在质量变革的过程中，让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
二是效率变革。我们要重点解决那些影响整个效益提高的短板和洼地，通过补齐短板填平洼地，来提高整个效率。对于哪些短板和洼地，十九大报告没有做明确的论述，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们要大力推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领域的改革。
以往，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都是基础产业领域，这些领域由于国有企业垄断阻碍了竞争，带来这些领域的低效率、高成本、高价格，从而影响了整个效益的提高，影响了中国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以电力行业为例，我们把电力行业分解为发电、电力销售、电力设备的生产和供应等，有自然垄断特点的就是电力的输送，输变电这个环节，它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其它的环节，比如发电环节、销售环节、电力设备的生产和供应不具备自然垄断的性质。按照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就对这些不具备自然垄断性质的生产环节，打破垄断，降低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从而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来提高这些行业的效率。
三是动力变革。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依靠工业。现在经济增长依靠消费和服务。所谓动力变革就是把中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工业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服务。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背景是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在众多领域生产能力和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科技创新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人力资源领域，过去新增劳动力是以农民工为主，2013至2016年间，新增农民工1270万，但是同期新增毕业大学生超过了3000万，人力资本素质大幅度提高。因此，这四者之中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金融。
我们需要思考现代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解决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让金融回归服务实经济的本能，金融如何承担相应的风险，更好地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其中，宏观调控有度与三中全会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三中全会在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给出的目标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政府作用。讲的是更好，而不是更多的发挥政府作用。这与“宏观调控有度”是一致的。
十九大报告还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新常态。但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还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十九大报告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新的分两步走的设想，也就是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2050年把中国建成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大体上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走向呢？我们可以以下基本看法：
2020～2035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4.8%左右；2035～2050年，经济年均增速将进一步下降至3.4%左右。
从人均收入来看，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123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4.1%，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1/7，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大体上1/4-1/5，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80%。
预计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35%左右，达到OECD国家的中下水平；2050年，中国人均GDP大体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左右，达到OECD国家的中等水平。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1990年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到2000年，GDP比1990年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到本世纪的中叶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图1：比较成功的国家过去经济发展走过的路程
发达国家的增长新对稳定，每年大约是2%左右，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只要能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就可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保持比发达国家要高处很多的经济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后发国家追赶进程。
追赶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不同，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经济增长也会呈现出若干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我们可以把整个后发追赶进程分为5个阶段：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和增速回归阶段。
对中国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使命中，我们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这是中国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已经结束，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的回落，从而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大概会延续20年左右，平均增速为4%左右，把后发优势充分释放。当我们也逐步进入到成熟经济体国家行列，经济增数也将逐步的回归到与发达国家大体持平的水平。
中高速增长阶段的稳定状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因此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会在一系列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经济运行会出现跟过去相比完全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过去我们是以接近10%的速度在追赶发达国家，这一棒已经跑完了，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的实行交接棒，接下来我们将以中高速来继续追赶进程。
但交接棒是一个风险高发的环节，它经常会出现掉棒的风险。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在高速成长期我们有腐败的问题、有低效率的问题，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风险。高速增长犹如潮水涌来，这些问题都会被潮水掩盖。但当退潮之后，这些问题就会集中释放出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逐步的应对、化解、消除这些矛盾、风险和挑战，才有可能继续追赶进程。
比如，拿今天的中国跟美国做对比，我们过去这4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以下四个方面，我们依然跟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一是美国人的钱比我们多；而是美国的技术比我们先进；三是美国劳动力素质比我们高；四是美国市场经济制度比我们完善。
中国在这四个方面与美国差距很大，这四个方面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那么为何美国只有2%的增长，而中国还可以达到6.9%？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简单。
美国早就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每年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就是2%左右。中国尽管经过了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直到今天还有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还有接近30%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国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仍然处在快速变化调整的过程中，结构调整和升级都会释放经济增长的力量。因此尽管在很多方面我们不如美国，但是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中国比美国要高得多。
再比如，拿今天的中国跟印度做对比，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6.9%，印度当年的增长7.5%，印度经济增长比中国高0.6个百分点。这是印度在经济增长速度上首次超过中国。其实，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处在追赶的进程中，但处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所以经济增长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比较困难，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但熬过了这个阶段以后经济增速还会回到10%高增长的轨道。其实，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了，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经济增速这种台阶式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什么叫高质量发展？如果要给高质量发展下一个定义，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很难很难。中央经济工作会给高质量发展下过定义，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即我们需要清除只有解决了哪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才可以迈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目前，我们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装备依赖进口；消费者更加青睐高质量的进口商品，传统黄金周演变为出国购物潮；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教育医疗休闲等生活性服务业的质量、种类、便捷性难以满足需求；财富创造消耗过多的矿产资源、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说迈上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十九大报告称，我们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说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呢？从宏观层面来说，以下这些角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从需求结构看三家马车，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度提高。2017年经济数据显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1%，出口减进口的剩余额贡献9.1%，消费贡献58.8%。因此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需求结构当中表现为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
其次，在供给结构方面，过去很多年中国一直处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15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因此在供给结构当中，转型升级是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制造业转变为主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
再次，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的时候，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依靠服务的时候，中国就需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消费大国，但如果把消费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实物商品消费，一个叫服务消费。剔除服务消费，2016年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一实物商品消费大国。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市场指日可待。
然后，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动力资源有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且人多市场空间大，可以用市场换技术、资金、管理。转折性的变化发生在2012年，2012年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2012年开始劳动力人口总量逐年下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转变，从过去供给大于需求转变为供不应求。因此未来要从主要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口质量红利。经济发展要转变到如何能够充分发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的优势。
同时，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中国产业处在跟随、并跑与领跑并存的阶段。跟随是说我们仅仅跟随世界先进水平，并跑是指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在同一起跑线，领跑是说中国有一些产业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当中国的产业达到跟随并跑与领跑的阶段之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大幅度的压缩，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我们只能靠自主创新。因此，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以模仿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阶段。经过这个阶段以后，会有越来越的产业和企业处在全球的最前沿，中国将会进入到以前沿式创新为主的阶段。
另外，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速度型效益的特征。只要经济增长达到10%以上，所有的行业和企业都会取得利润，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大幅度提高。但问题是，一旦经济增长低于8%，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比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很多的行业会出现全行业亏损。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会大幅度滑坡。这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取决于速度本身的状况可概括为叫做速度型效应。因此，在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质量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样才能实现从速度型效益向质量型效益的转变。
还有，过去我们处在供不应求短缺经济凭票证供应的时代，经济发展是以增量扩能为主如今我们普遍的产能过剩，进入兼并重组，优胜劣汰为主的阶段。需要不断淘汰行业内的低效率企业，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企业转移或者集中，来提高行业的集中度、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创新能力。
最后，过去我们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了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并以此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如今，土地、能源、原料才、劳动力、资金成本大幅度上涨，我们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都不复存在。接下来我们只能迈向产业里的中高端产业链，逐步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的“双中高”的目标。是说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为四类：第一是低收入国家；第二是下中等收入国家；第三是上中等收入国家；第四是高收入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新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2000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在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里面待了有10年。2010年，中国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今天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翻越高收入之墙，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图2：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人均GNI)
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每年都会进行调整，所谓的调整就是提高他的门槛，根据美国、欧洲、日本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不断的提高它的门槛。
比如说1990年的时候，你的人均GNI（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611美元，你就进入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了2015年你需要达到1026美元才能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对于中国，我们给出了如下的判断。10年以前我们预测认为，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有可能翻阅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从而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我们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2020年全面进程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中国人很难说清楚，老外几乎不能理解。既然2020年我们能够翻越高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话，我们的建议是直接用高收入社会的目标来替代小康社会的目标。
好在党中央英明，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要是那了那就被动了。现在看起来，202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总手术跟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还有明显的差距。大体上要到2025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才有可能翻越高收入之墙。
回顾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估计不足。第一，人民币兑美元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贬值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第二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幅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考虑以上两个方面新的情况，我们对未来做了新的估计。
图3：中国人均GDP与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展望
别看这张图很简单，画这张图出来，需要给以下四个问题给出答案。第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二，未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因为它的指标是人均国民总收入；第三，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要给出判断，因为用美元来计算的；第四，世界银行门槛不断提高的趋势。
十九大报告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需要，我们首先面临的关口是中等收入。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现实的挑战，中国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些认识和判断都是错误的。
可以将其原因概括为叫“高不成低不就”。一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必然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在工资成本方面跟低收入国家相比没有任何优势。比如，今天印度、印尼、越南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中国的1/3。所以当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之后，很多的跨国公司开始调整其全球布局，原来把布局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中国自己的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开始把生产基地向这些国家转移，这个不可避免。
后果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方面，中国已经竞争不过那些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但高精技术的研发、制造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垄断，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这些领域，中国跟发达国家跟跨国公司相比差得很远。这种“高不成、低不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丧失，所以出现经济增长长期的徘徊不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的风险，长期不能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行业。
简单而言，就是传统的竞争优势削弱，而新的竞争优势没有形成，传统增长动力萎缩，而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及时的培育。也就是在新旧竞争优势转换、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中断，青黄不接，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图4：技术前沿国家经济增速与后发追赶经济体经济增速
但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国家会出现中途掉队的状况，也就是会走出上图的这条红线，在追赶的中途追赶进程中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做过统计：
在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成功翻越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仅13个。其中，大多数国家未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不同程度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少数幸运者，如日本、韩国等，也是在经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市场主体被迫调整并逐步适应新的宏观环境，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实现了新的均衡。
我们来看这100年一个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表现就两种情况：第一，接近90%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率概率事情；第二，10%多一点的国家获得了成功，他是怎么成功的呢？是经历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逐步调整回复。
把这一段话我们画成下图，今天中国发展到这个水平之后，面临两种情况：第一，接近90%的国家，即经济增长大幅滑坡至经济衰退，经过长期的经济低迷，10年、20年、30年不等，最后恢复至弱增长的状态。图中紫色线条上挖了一个大坑，它就叫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发生的概率接近90%。
第二，达到今天发展水平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至经济衰退，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大量的企业死亡，大量的银行破产倒闭为代价，经济逐步调整恢复至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就是两种情况。
图5：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走势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希望走出上图这条红线，因为“十三五”中我们需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这样到2020年中国GDP才可能比2010年翻一番，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条红线它有三层含义：
第一，我们必须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在原有的竞争优势削弱之后，我们需要尽快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确立新的竞争优势。在原有增长动力大幅度萎缩之后，我们需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从而成功地实现新旧竞争优势、新旧增长动力平稳的转换和接续，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中国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避免系统性风险发生，无论是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全国金融工作会都强调，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怎么守是关键。掩盖矛盾捂盖子的方式被动的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五中全会提出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办法以可控的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我们让问题、让矛盾充分地暴露，进而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才有可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的底线。
第三，我们要保持比那些极少数的成功者更高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我们明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极少数的成功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他达到新的增长阶段之后，跟前一个阶段相比经济增速回落40%-60%，没有例外。中国需要把经济增速回落的幅度控制在40%以内，从而以比成功者更高的经济增长来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
我们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唯一有可能走出这条红线的国家。理由是观察这些国家的增长可以发现，在经过了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我们还有例外。所有的国家都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惟有中国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是市场经济制极不完善、极不成熟的国家，我们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边界不清，越位权威的现象大量存在，我们还有决策失误的问题、腐败的问题、低效率的问题等等。
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本来中国有很大增长潜力和空间，但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仇富等制约，这些增长潜力和空间没有充分的释放。因此当前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深化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让这些长期被遏制的增长潜力，增长空间能够得到充分释放的话，中国就可能达到比极少数成功者更高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大体上是唯一可以走出这条红线的国家。
中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选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同时强调的内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体上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行业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从低效率部门流入高效率部门；
就是把原来配置在低效率部门的生产要素它重新配置在高效率的部门。一个劳动力投入多、低效率的部门，生产能力是有限的，把同样一个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会带来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我们80%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不到30%，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把大量配置在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这就是以行业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低效率的部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但目前这个阶段已基本上结束了。如今农村已很少能看到青壮年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同时，我们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的担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在耕地里面只能种粮食不能种房子。农业可转移的生产要素也已经越来越少。中国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行业内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从低效率企业流入高效率企业；
在同一个行业内部，把原来配置在行业内低效率企业中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企业中，也就是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消灭僵尸企业。通过低效率的企业退出，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的企业转移和集中。
今天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所谓行业内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就是要不断的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大幅度的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当行业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企业的时候，那就容易形成行业自律、行业规范、行业有序竞争的状态。
行业集中度的大幅度提高，才会有行业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这个是我们今天正在进入的阶段。
第三阶段：主要依靠科技创新。
第三个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创新。2012年-2016年，传统行业前10名的行业集中度，除钢铁行业外，其他行业都有明显提高。这表明兼并重组、优胜劣汰，行业内部通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每天都在发生。
图6：传统行业集中度
再看下图，我们就容易理解今天中国经济运行当中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情况。2016年中国GDP增长6.7%，
图7：中国经济运行当中主要经济数据增长情况
观察3大需求增长所发生的变化，总结今天中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2010年以来出口增长直线下降。出口增长高峰时增速达到35%，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出口增长为负15%。然后快速反弹至30%以上。2010年以后，出口增长直线下降，从30%以上回落至于2016年负增长接近8%（美元计算）。
其次，投资的增长他的起点也是30%以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投资的增长反弹至35%。2010年以后投资增长呈现台阶式下降，从35%下降到20%左右，然后再回落之至10%以下。2016年投资的增长8.1%，2017年投资的增长7.2%，预计今年投资的增长会回落至7%以下。
再次，相对于投资出口来说，消费的增长相对稳定，但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最高峰的时候消费增长达到17%，那么此后是一个平稳回落的趋势。2016年、2017年消费的实际增长已经回落至10%以下。
这三大需求在2010年增长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中国经济，今天运行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2010年以来三大需求增长同时大幅度回落，导致供给侧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数量过剩。这也是我们强调“三去一降一补”的原因所在。
第二，消费增长呈现平稳回落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当消费者以购买中高端的产品为主的时候，我们生产侧、供给侧仍然停留在以传统的中低端产品的供给为主上，因此在消费领域就一定会出现质量的不匹配。
第三，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都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相对差一点。与投资、出口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和地区遭受更大冲击。而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地区面临的挑战就小得多。大体上，能源类、资源类、装备类产业是与投资、与出口关联度更高的产业，当投资、出口的增长出现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些产业必然会遭受到更大的冲击。
投资增长出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装备的需求大幅度减少，所以这些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的压力，这些产业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所以从地域上来看，东北、西北、华北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强调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即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立”即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旧的要破，新的要立，这就是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
“降”即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破”“立”“降”可以说是新旧竞争优势、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说的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那么如避免，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破”“立”“降”来跨越这个陷阱。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呢？重点就是要打好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去杠杆”的问题。
从债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从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分别进行分析。
在政府债务当中，无论是中央政府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债务，是总体安全可控的。重点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二是地方政府债务分布不均匀，有一些地方的债务已经达到了难以偿还的地步。
对企业债务来说，首先可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过去这些年民营企业的债务大幅度下降，金融机构不敢给民营企业贷款，民营企业贷款的利率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而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如果依靠银行贷款的话，民营企业就会成为给银行打工。因此民营企业也主动降杠杆，其债务水平已下降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目前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当中中央企业债务的增长相对比较低，约10%。而地方国有企业债务的增长则达到更高的水平。因此，企业债务主要在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当中地方国有企业是重中之重。
图8：国企债务应着重注意地方国企负债增速
从中国居民家庭债务来看，中国人消费观念也是比较保守、传统，过去家庭的债务处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近些年，房价暴涨，老百姓按揭贷款买房导致居民家庭债务大幅度上升，居民家庭债务的大幅度上升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把眼光再放的宽一点，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人口大幅度的流动，导致有一些地区人口净流出的地区，社保的缺口明显加大。广东等地则有大量新增的外来劳动力，交社保的人要远远多于领社保的人，所以每年都有结余。因此人口净流出的地方的社保缺口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强调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精准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止的攻坚战。且要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的位置，早点完善金融安全防范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僵尸企业出清的工作。
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应是重中之重，要设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遏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快增长、分布不均匀的状态。
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研判
过去的40年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围绕接近10%的水平上下波动。经济的增长最高水平15.2%，最低水平3.8%。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工业，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很大。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6%，此后中国经济增长逐年回落，2016年为6.7%，连续6年经济增长滑坡。2017年GDP增长6.9%，这是近7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首次反弹，改变了连续6年下降的趋势。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台阶式下降的过程基本上完成。接下来会围绕着新的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会出现上下波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服务业的增长。相对与以来投资出口和工业的经济增长来说，其稳定性大幅度提高。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尽管也会围绕着新中高速的平台会上下波动，但是相对于前一个阶段来说，波动的幅度会明显的减小。
2017年GDP增长6.9%，我们认为它明显的高于这个新的增长平台。2018年投资的增长会进一步的下降，会下降到7%以下。不过国际环境会有明显的改善。但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升值，在一定的成都上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中美、中欧贸易摩擦抬头，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今年中国出口的增长。
经济增速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后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会明显下降。收入决定消费，当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之后，它必然会影响到消费的扩展。所以，2018年相对于去年来说总需求扩展的步伐有所放缓，经济增长将在去年的基础之上略有回落，但是总体保持6.5%左右的增长，我们认为不会有大的困难。
总而言之，2018年，房地产调控效应逐步显现，制造业投资低位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高位回落，固定资产投资总体稳中趋降，预计全年增速略低于7%；汽车销售触底企稳，服务消费、网络消费等增长较快，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全球经济增长略好于今年，预计出口增长5%左右。总需求增长将小幅回调，预计全年GDP增长6.5%左右。
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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