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发展壮大与竞争优势演进提升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工业基本上实现了由价格优势向规模优势的转变，当前正处于由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工业竞争优势的第二次转变面临着“逆全球化”的冲击与“双端挤压”挑战，也面临国内需求升级、发展中国家市场扩大、新工业革命兴起等机遇，支撑中国工业培育壮大竞争新优势的条件也已初步成熟。2020年是中国“十三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将要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工业发展将进入一个关键发展阶段。在新形势下，“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找准新定位、培育新优势、采取新举措，从而加快推进工业的现代化进程。本文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五个战略定位、六项战略任务、五个重点领域与七大战略举措。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竞争优势；发展战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应急项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研究”（批准号71841015）。
[作者]课题组组长：史丹，课题组成员：李晓华（通讯作者）、李鹏飞、邓洲、渠慎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产业经济学）项目资助。
一、中国工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与演变
在全球化时代，能否保持和发展竞争优势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随着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世界各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赖、融合关系。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带动就业、获得利润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而这又取决于该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发挥程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并实现竞争优势不断转变对推动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竞争优势的要素构成
关于竞争优势内涵与外延的文献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本文认为，国家的竞争优势至少包括资源禀赋、产业能力、优势领域三个方面的要素。
（1）资源禀赋，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并能为生产活动选择的生产要素的集合。要素的内涵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早期的生产要素主要是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与半技术劳动力等天然形成或只需要少量投资就能获得的“初级生产要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分工的细化，生产要素的范围扩大到高素质人力资本、大学与科研机构、现代化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高水平的管理、丰富的数据等更广泛的方面。显然这些生产要素是需要大量资本与人力资源投入才能获得，被称为“高级生产要素”（波特，2002）。知识、技能等高级生产要素蕴藏在制度、组织和高素质人才之中，难以形成也难以替代，对于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发展更为重要。
（3）优势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在具体产业领域的体现，优势领域是产业能力的外在反映。与初级生产要素和初级产业能力相对应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如服装加工、IT制造业的装配环节等。与高级生产要素和产业能力相对应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产业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如石油化工、钢铁冶金、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等产业，以及IT制造业的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等环节。
2．产业竞争优势演变机制
在后发国家培育和强化工业竞争优势、实现工业化和赶超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虽然可以集中力量支持产业发展，但是由于其本身经济实力弱且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微薄，因此只能选择少数产业加以支持；二是所选择支持产业的发展路径应相对比较稳定，如果技术路线变化频繁、剧烈，选择性产业政策出错的概率就会大增；三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不再重要，产业政策面临的种种约束要求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方面，产业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撑，后发国家有限的资金很难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领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大量企业的试错更为重要，产业政策的作用应更多体现在对竞争前阶段的支持、加速科学技术成熟等方面。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竞争优势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实现了规模的显著扩大，也取得了发展水平的跃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6252.2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8.6%，仅相当于美国的38.8%；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243.2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18.3%，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1.6倍，占世界的27.1%，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28.3%。中国工业取得量增质升伟大成就的深层原因是工业竞争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外部环境等条件的变化适时演变，不断形成新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产业能力。中国工业竞争优势演变可以划分为价格优势、规模优势、创新优势三个阶段。总的说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工业竞争优势完成了从价格优势向规模优势的第一次转换，当前正处于从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关键时期。
（1）基于要素禀赋尤其是劳动力禀赋优势形成的价格优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和低效率的农业部门。1978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达82.1%，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总数的70.5%。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引进外资、发展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等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措施，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蔡昉，2019），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依托供给丰富、工资水平低的劳动力优势，中国工业形成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优势。凭借低成本优势，中国抓住20世纪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产业的离岸外包，带动了中国工业产品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当时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主要以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2）基于产业体系形成的产业规模优势。在工业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大学、科研机构的投入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企业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企业有实力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市场化改革大潮下各种所有制企业不断涌现，工业各细分行业的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配套体系逐步完善。这些新要素的逐步形成进一步促进了成本优势的发挥。2001年加入WTO后，由于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中国工业的价格优势得到充分释放，国际市场对中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反过来又带动中国工业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被称为新的“世界工厂”（吕政，2001）。中国工业的优势行业从纺织、服装扩大到规模经济显著、产业分工细化的IT制造业的装配环节以及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研究表明，1995—2011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始终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郑乐凯和王思语，2017）。
二、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
当前，中国工业发展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国内看，要素价格上涨正在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现代化工业体系正在形成。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正在改变工业范式和全球产业格局；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工业面临“双端挤压”。
1．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源于一些发达国家实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破坏，以及中国制造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所面对的竞争对手的变化。
2．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中国将在“十四五”时期步入全面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响应，新工业革命也将给中国工业带来“换道超车”的新机遇。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呈现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工业发展的新特征。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动国内新需求。“十四五”时期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张与需求层次的提升，将会形成显著的本土市场优势，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技术投资需求增强。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投资需求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化。例如，1973年之后日本的投资需求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总投资增速逐渐放缓，但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投资则高速增长。产业机器人在日本制造业的渗透率从1974年的0.08台/千人提升至1979年的0.8台/千人，5年提高了近9倍，年均增长速度达58.1%（Tani，1989），而在同期，日本总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只有7.5%。中国工业在先进技术设备投资方面存在巨额欠账，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智能+”时代到来的双重影响下，机器人等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和系统将会成为驱动投资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表1中国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136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
三、“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支撑条件与发展方向
尽管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曾经赖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但是支撑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条件也已初步形成。
1．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支撑条件
（1）产业链配套完善。中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细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快速的供应链响应能力。而且随着中国工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可以在中国本土生产，产业配套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产业配套程度取决于产业门类、产业规模进而分工程度、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目前，低成本发展中国家上游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配套能力薄弱。大多数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规模与中国差距巨大，因此难以容纳齐备的产业门类，从而无法形成完善的上游配套体系；即使专注于少数产业，但由于规模有限，也很难发展出细致的分工关系。因此，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短期难以超越的。发达国家的问题在于，经过“二战”后的产业转移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离岸外包，除了少数先进制造业的装备、零部件和材料有优势，产业体系、产业门类已经不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相对较弱。即便增加先进机器的使用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弱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但发达国家要弥补国内产业链的残缺并非易事，不得不面对高昂的采购成本，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立足，创新和新技术的工程化和规模化生产也受到制约。
（3）工程师红利凸显。先进制造业是工业的高附加值部分，也是全球制造业和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因此成为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和增强制造业竞争力的着力点。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劳动力成本等初级要素的依赖性较低，其发展主要受制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与工程技术人才。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规模庞大的有一定专业知识储备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8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2000—2014年，中国科学与工程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总人数为1478.7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多65.1%。相对于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更高的发达经济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较低，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也需要看到，尽管目前中国已有1000多万受过理工科大学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但也存在技能错配的突出问题，随着制造业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对能够从事计算机和精密仪器操作的工程师和技术员需求持续上升。如果不能继续加大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力度，“工程师红利”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
2．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发展方向
四、“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定位、战略任务与重点领域
中国工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十四五”时期应根据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定位，明确发展任务和重点领域，培育壮大工业竞争新优势，加快推进工业的现代化。
1．“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新定位
①根据世界银行2020财年的标准，按照Atlas方法，2018年人均GNI（GrossNationalIncome）超过123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1美元（现价），人均GNI（Atlas方法）为9460美元（现价）；2019年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刚刚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仍未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1）建成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工业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的42.0%下降到2018年的32.8%，服务业比重达到53.3%，但工业仍将在国民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这是因为工业是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为居民生活、各行业的经济活动提供其他任何行业都无法替代的物质产品。没有现代化工业，经济活动就缺乏运行的物质基础，就会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处于受制于人、“被动挨打”的地位，就不能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就不能有力应对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保证人民安居乐业。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的推动作用不可替代。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人均GDP仅为4000—5000国际元、尚远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时陷入停滞，还有一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难以进一步增长，分别被经济学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刘世锦等，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的成因在于竞争优势没有实现适时转变，当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势丧失后，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没有成为产业竞争优势与经济增长的源泉，本质上是“技术停滞陷阱”。工业是研发投入最多、技术创新最活跃、辐射带动力最强的产业部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普遍特征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保持了较高比重的制造业。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到近40%，韩国在8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超过40%。
（3）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键支撑产业作用不可替代。制造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虽然中国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但201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仍然是服务业的约10倍。自1994年以来，工业制成品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2018年贸易顺差高达9177.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却存在2582.0亿美元的逆差。制造业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在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411.7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0.5%；截至201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1823.1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5.6%提高到9.5%。2019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有12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有1/4的主业是制造业，且从行业看，中国大型企业中制造业的国际化程度更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接受和落实，中国工业制成品在帮助更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配套体系、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新技术与新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作用不可替代。创新活动涉及的人才、资金、硬件设施等很多都依赖于工业，同时工业还搭建了创新活动的物理系统，提供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的验证场所，是技术创新的“母体”。即便是制造业比重很低的美国，也有约70%的创新活动直接依托于制造业或者间接受制造业的资助。近年来，在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试点示范、夯实产业技术基础、实施重大专项、促进军民融合、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措施，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不仅工业自身发展水平得到提高，还打造了技术创新、业态创新与产业部门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
（5）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工业因其产业链长、带动性广、吸纳就业和技术扩散作用强等特点，是启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中国一些地区例如东北地区，因制造业兴而兴、因制造业衰而衰。结合本地条件选择发展适合本地需求的工业（制造业）是中国许多地区摆脱落后、加快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刚刚脱贫，经济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上述经验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今天仍不过时。
2．“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任务
（1）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工业强国都有一定规模和比例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例如，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先进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美国需要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从而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2019年发布的《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国制造业比重从23%提高到25%，欧盟比重提高到20%的目标。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2.5%下降到2016年的29.0%，2018年回升到29.4%。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0.8美元，但制造业比重仅略高于人均GDP达到31362.8美元的韩国（制造业占比27.2%）。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看，按照传统的统计口径，作为主要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由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和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至少应保持在27%以上。
（3）推进工业化深度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2020年中国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就要结束，中国工业化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大多数工业细分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整体上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核心技术和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基础不牢、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制约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使中国面临供应链中断的巨大风险。推进深度工业化，一方面需要找准关键“痛点”下功夫，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工业“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及早布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的突破，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5）推进全面开放，增强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实力弱、技术水平低，中国主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贸易为主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力的壮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使中国企业具备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深度国际化的能力，而国内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也给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出了扩大国际化布局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一般规律，因此需要打造以中国为“头雁”的“国际版雁阵模式”（蔡昉，2019）。“十四五”时期，工业布局结构调整的重点除了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还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模式加强和优化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通过国内“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逐步构建由中国参与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资源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利用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进而培育一批全球价值链的旗舰企业、链主企业。
（6）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内需对工业发展的拉动。2018年中国商品出口24867.0亿美元，其中，制成品出口23181.5亿美元，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7.6%，中国制成品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57.9%。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增加出口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内经济也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且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以来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给我们提出了警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但国内供给能力尚不能完全匹配国内需求，大量内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内需规模持续扩大，内需水平不断升级。“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发展要抓住随着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和需求升级的机遇，针对国内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型形成的热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将工业增长的拉动力更多转移到内需上来。
3．“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需要立足于传统产业规模大、吸纳就业多的现实条件，着眼于应对新挑战与抢抓新机遇，提升存量与开拓增量并举，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前沿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具体包括：
（1）新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的机遇。中国工业需要及早进行战略布局，“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中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习近平，2014）。加快推动先进技术、前沿技术的工程化转化和规模化生产，在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的同时，力争形成一批不可替代的“杀手锏”产品，破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制约。
（2）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在中国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而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汽车、家电等行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对较高，食品饮料、化工等行业正在加快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虽然在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研究层面的技术突破都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支持的方向，但中国智能制造在实际应用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中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阻碍之一。加速培育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不但成为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该产业有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巨大潜力。
（4）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全球经济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并与国内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相互叠加，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给稳定就业形势带来了一定挑战。在此背景下，坚持发展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实现全面小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应坚持发展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电子产品组装、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加速行业整合、减轻国有企业社会负担、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转型发展产能过剩、竞争力较弱的困难行业，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拓展产品应用空间，创造更多需求市场，以此稳定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和劳动者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不断提升。
五、“十四五”时期培育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
“十四五”期间，为培育壮大工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深度工业化，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制定适应中国工业发展阶段、新工业革命与国际环境变化的措施。本文建议实施如下七大工程：
1．产业生态系统提升工程
（1）进一步完善竞争性市场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税费负担。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地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遵守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基础上合理制定实施产业政策，推动产业政策向营造良好环境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加快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2）完善支撑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运用信息技术大力提升交通设施的使用效率，加强运输安全，大幅降低物流耗能和成本。实施“新基建”战略，不断升级工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接驳，推进跨境公路、跨境铁路、跨境高速铁路、跨境管道、跨境通讯光缆的规划建设。
（3）加强引导金融业服务工业发展。推动降低工业投融资成本，建立与国际接轨、国内统一的信用评判体系，降低金融风险。加强引导金融业服务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和优势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市场开拓。加强金融业与工业的融合发展，推动金融业务创新，发展科创金融、供应链金融服务。
（4）大力支持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积极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实体经济、开展技术创新等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考察内容。贯彻落实所有制中性原则，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困难和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帮扶和支持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为工业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效能。
2．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1）突出重点领域，集中优势资源。积极发展智能制造装备所必需的核心技术零部件和元器件，大力提高关键基础材料的性能、质量稳定性与自给保障能力，重点研发推广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先进工艺，着力解决制约产业链升级的关键“瓶颈”。
（2）坚持创新驱动，以研发组织变革激发基础领域的创新活力。在总结各地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瞄准基础研究的收益不确定性和共性技术的收益外溢性，有针对性地创新研发组织架构，促使企业、研究机构、研发人员的收益与其支出相匹配，从而更有效地调动各方创新资源持续发力基础领域前瞻性技术的研究攻关，增强源头技术供给。
（3）强化产业链协作，构建产业链升级的整体合力。以重点基础产品和工艺的关键技术、产品设计、专用材料、先进工艺、公共试验平台、批量生产、示范推广的“一条龙”应用为抓手，促进终端设备和集成系统与其基础技术协同发展，建立上中下游分工协作新模式。
3．先进制造业换道超车工程
（1）做好前沿技术的战略布局。科学研判“十四五”时期及中长期科技发展趋势，分析可能形成的技术突破，确定重点支持的前沿技术领域，引导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前沿科技的探索。通过提高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进口科研仪器试剂免征进口关税等措施，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创型创新，强化制造业正向设计能力。
（2）加大研究与开发支持力度。瞄准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统筹产学研各方力量，聚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具有使能作用的通用目的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通过制定重大专项研发计划、设立专项攻关基金等方式加强支持。
（3）破除束缚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藩篱”。继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明晰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鼓励科研人员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进一步优化孵化器、加速器等创业载体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支持风险投资、管理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配套服务企业的发展。
（4）优化提升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建成一批高水平制造业创新中心，鼓励地方建设机制灵活、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进一步提升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试验检测类公共服务平台、产业大数据公共平台的服务水平，强化产业共性技术的支撑能力。
4．文化打造与品牌创建工程
（1）打造中国特色“工业文化”。“十四五”期间，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应赋予工业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过教育和宣传，不断提高工业部门对人才、资本的吸引力。大力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育适应新时代工业化的新型工业文明，改变中国工业发展中存在重速度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利润轻客户等问题。
（2）统筹多方资源，塑造自主品牌形象。站在战略高度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的机构和机制，整合统筹各级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形成国家品牌推广和提升体系，加大中国质量品牌的海外推介力度，努力消除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建立起“高质、绿色、安全”的全新自主品牌形象，实现国家形象、自主品牌形象和中国制造产品形象的互相促进。
（3）健全协同有效的自主品牌提升机制。持续健全质量品牌发展的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要素围绕高效率产业和优质自主品牌聚集。优化制造业质量品牌公共服务平台运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创建自主品牌的能力。健全质量监督检查机制，依法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伪劣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着力提升中国产品在安全、环保、卫生等方面的标准水平。
5．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工程
（1）改革教育理念，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人力资源竞争优势。教育改革既要为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持，又要树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作用的思想认识。为适应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的挑战，教育的目标应由知识的传授转变为创造、创新、创意等能力的培养。为满足工业的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形成的大量复合型人才需求，要积极促进教育的重点环节从课堂教育延伸到专业化、定制化、细分化的职业教育。
（2）改革理工科人才培养体制。在评估“新工科”建设成效的基础上，瞄准高端理工科人才短缺这一“瓶颈”，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国内一流企业参与理工科高端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形成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地方政府、国内一流企业协力共进的新局面。建立健全产业界与教育界的有效沟通机制，根据产业需求及时调整教育资源投入方向，构建由企业、技术学校、研究型大学和社会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灵活、高效的终身学习体系。
6．数字驱动价值链培育工程
（2）适度调整“两化”融合工作的重点，从“促优”调整为“扶弱”，加大对产品市场前景好、生产技术先进但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的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其在研究开发、生产管控、运营管理、保障服务、市场开拓等环节逐步实现信息化，以便为后续向“智能+”转型打好基础。
（3）夯实基础，增强工业“智能+”转型的支撑服务能力。加强制造业智能制造人才培训，为制造业实现“智能+”转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涵盖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发展规划，引导运营商加快推进5G网络满足工业企业低延时泛在网络服务。加快建设制造业分行业国家智能制造数据中心，为产业大数据开发利用服务提供基础支撑。
（4）完善网络安全屏障，为制造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护航。借鉴构建“数字政府”安全屏障的思路，“数字产业”的网络安全屏障建设要从被动的威胁应对和标准合规的规划模式，转向面向能力的体系化同步建设模式。把“关口”前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步规划、建设综合防御能力体系。将不同产业全面数字化转型后面临的威胁情报检测与响应、安全狩猎、报警分析、事件响应与处置等防御体系作为重要的行业共性技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以提供。
7．优化制造业全球布局工程
（1）促进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东中西高水平对接。持续改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环境，增强中西部地区内生产业发展动力，逐步形成基于互补性区域优势的产业布局体系。以试点建设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为抓手，更大力度推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改善西部地区加工贸易配套条件，促进加工贸易在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实现转型升级。
（2）推动国内外制造业协作，开辟制造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领域，鼓励在中国设立全球研发机构。以数字经济发展与“智能+制造”为契机，以工业生产贸易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重点形成连接南亚、东南亚的信息网络和制造业供应链体系。
（3）持续推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布局。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大力推动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谈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向沿线国家投资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加快在沿线国家建设经贸合作园区和制造基地的步伐，逐步形成面向“一带一路”、辐射全球的对外经贸合作园区网络。
（4）努力深化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布局。积极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尽早建立起双向对等开放、互利共赢的投资机制，为中国制造业企业赴欧美投资并购创造良好环境，使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有效嵌入工业强国的本地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
（5）提高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专业服务能力。建立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有效整合分散在各部门、各行业的资源，为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法律、财务、技术、信息等领域的全流程、国际化、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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