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不由人为设计、自发形成的大型“行为艺术”。当然，淄博政府也成功地操盘了一场现象级的网络营销，引来了不少赞赏与质疑。
淄博烧烤是一种“现象”吗？为何如此火爆？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经济复苏趋势、大众消费心态、政府行为逻辑？
本文以淄博烧烤为切入点分析今年疫后经济复苏的特点、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如何理解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报复性出行与低价消费
二、呵护式营商与信任修复
三、竞争性政府与自由市场
01
报复性出行与低价消费
淄博烧烤，正好撞上今年经济复苏的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
今年经济复苏中服务业要强于制造业，消费修复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
今年“五一”假期的消费数据很好地反映了这个特点。
“五一”假期期间（4月29日至5月3日），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亿74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83%，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19.09%；国内旅游收入达到1480.56亿元，同比增长128.9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0.66%。
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均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不过人均旅游支出较2019年同期下降15%。五天人均旅游消费540元，除了吃住行，其它消费预算不多。
可见，这次消费复苏不存在报复性消费，但出现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趋势。
具体来看：
出行方面，相对廉价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088.1万人次，日均发送1817.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4.4%，较2019年同期增长22.1%。
公路预计发送旅客1.6亿人次，日均发送326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9.1%；较2019年同期下降29.4%。不过，自驾游火热，国内租车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574%，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300%。
全国民航预计发送旅客941.5万人次，日均发送188.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07.4%，较2019年同期增长4.2%。其中，国内航班日均水平较2019年同期增长15%，而出境游机票订单只有2019年同期的45%。
疫情之前的五一假期，中国出境游通常火爆，今年更多人在国内旅游，原因可能有：国际航班恢复和消费习惯恢复迟滞、出境机票和国外消费涨价。
去哪儿的数据显示，淄博、德宏、甘南、伊犁、喀什、淮安、盐城、自贡、威海等冷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10倍以上，其中淄博、德宏酒店预订量分别上涨增长20倍和22倍。携程数据显示，五线城市旅游订单较2019年同期增长157%，乡村游的整体订单较2019年同期增长242%。
另外，出行半径和停留目的地也能够反映报复性出行和低价消费的特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游客平均出游半径180.82公里，同比增长81.59%；一日游游客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6.0个百分点，停留2天以上的游客占比则提升了9.55个百分点；而且，在乡村停留3天以上的游客订单占比相较于2019年同期提升了230%。
电影票房表现出色。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票房收入达到15.19亿元，观影人次3765万，是继2019年（15.27亿元）、2021年（16.74亿元）后中国影史票房第三高的五一档。小城市的票房表现明显好于大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在的票房收入较2019年下降3%（2019年基础高），降幅明显低于一、二线城市的32%、16%。
疫情之前的五一假期一般是房地产销售旺季，不过今年楼市表现不佳。假期五天，全国30大中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面积合计只有68万平方米，还不如3月29日一天的成交面积（69万平方米）。
其实，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经济复苏的特点：制造业、房地产恢复动力不足，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火爆。
由于外需求下降和国内需求修复缓慢，制造业复苏后劲不足。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比上月下降2.7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其中，生产指数下降4.4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下降4.8个百分点，说明生产和需求均有所回落。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7.6%，比上月下降2.8个百分点，说明3月份出口强劲反弹不构成趋势。
4月份楼市在经历3月“小阳春”后开始降温。根据wind数据，4月份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总和为1269.29万平方米，较3月减少了392.65万平方米，环比下滑23.6%。其中，杭州新房零成交，北京、成都成交量同比降幅超过六成。
用一句大白话概括：三年了，憋太久了，没钱也要出去走走，花小钱旅旅游、看电影、撸个串。
正好，淄博烧烤来了。
02
呵护式营商与信任修复
在这场大型“行为艺术”中，争议最多的是淄博政府的行为模式。
淄博政府为烧烤产业提供“呵护式”服务：在火车站安排志愿者为往返旅客提供交通、住宿、烧烤、旅游线路等咨询服务；重新安排公交路线，主城区42条常规公交线路覆盖33家烧烤店，为大学城及一些院校定制线路；治安、消防、城管、食品安全等部门为烧烤保驾护航；举办淄博烧烤节，策划一系列“烧烤+”主题旅游活动。
要知道，在此之前以及全国其它地方的流动摊贩、外摆的烧烤见到城管、食品安全部门的画风完全不是这样的。
怎么理解政府行为的转变？
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非常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虽然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继续维持高增长，但是整体来说，投资强度弱于往年开局。
投资开局偏弱的原因包括：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政府实施逆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建、制造业等公共投资，但由于民间投资跟进不足，公共支出乘数明显下降，地方政府扩张投资受日益高企的债务约束。
今年疫后经济复苏，政府需要提振民间投资，以缓解政府投资压力和增强经济复苏的动力。不过，一季度，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依然高达10%，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进一步下降到0.6%。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提振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
一些人可能不太理解：宏观经济逐步改善，民营企业投资为何还不跟进？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的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遭受债务冲击的开发商当前主要任务是去库存、回收现金、争取更多贷款进而修复资产负债表；制造业企业可能因出口预期不足而降低投资率。
实际上，恢复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关键是修复信任。
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上面已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新一届政府对外解释，去年出现了一些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不正确言论，使一些企业家心存忧虑，但政府一直坚定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求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上面已经表达了、解释了，下面看地方政府怎么做。
淄博当地思维敏锐，行动迅速，以烧烤为契机修复市场信任、改善营商环境。不过，很多人怀疑，烧烤能给淄博带来多少经济收入？“千里迢迢吃烧烤”的网红经济可持续吗？而且，烧烤作为新型“重工业”环境污染还不小。
先看一季度的“成果”：淄博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11亿元，同比增长约4%，增幅列山东省第三位。按月度来看，1月份两位数降幅，2月份转正，3月份增速高达32%。仅3月份，淄博接待外地游客48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134%，旅游收入增长6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淄博的财政收入恢复其实跟烧烤和旅游的关系没有那么大。旅游业占当地经济产值的比重不到5%，服务业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度较低。淄博主要产业是煤矿、铁矿、玻璃、陶瓷、化工等工业，经济收入主要靠大型工业企业支撑。3月份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三大主体税种收入合计21.65亿元，增长259%。
但是，淄博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老工业城市，传统产业占比工业比重达70%，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达到70%。这两个“70%”的惯性势能大，资源日益枯竭，环保压力大，产业转型困难。2008年环保整顿升级，淄博煤炭、化工等发展艰难。而且，从2018年开始，淄博从人口净流入城市变成人口净流出城市。
另外，很多城市类似，淄博债务负担尤其是城投债负担偏重。截至2021年末，政府表内债务余额946亿元，表外城投有息债务余额1406亿元；而当年淄博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8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361亿元，加上转移支付及其它收入，综合财力规模为85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城投债，地方债务余额与地方综合财力的比例大概276%，债务负担偏重。
近些年，淄博试图学习佛山，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将新材料、智能装备、新医药、电子信息列为四大新兴产业。与资源型工业不同的是，新兴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于自由市场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营商环境。
如今，国民经济的南北差距持续拉大，在天津挤水分后，北方经济大省（市）只剩下北京和山东。山东经济主要由传统国企和资源型企业支撑，市场化程度弱于江浙广。其实，南北差距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进一步说是营商环境的差距。
在全国尤其是南方城市，很多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为企业提供“贴心”的服务。五一假期，我回老家参观了当地的工业园区，政府服务意识强，招商条件也很优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万或年纳税达到100万，就可免三年租金、返还当地税收所得的60%。我问招商官员如何看待淄博烧烤这事。他说，我们这里搞工业、农业和旅游，招商服务一直都很好。当然，
“淄博烧烤”是不能复制的。
所以，在这个需要修复市场信任、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关键时期，淄博以烧烤为杠杆，借助“人间烟火”试图打造呵护式营商的名片，吸引更多民间投资进入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与长期的产业转型相比，当下“淄博烧烤”这个金字招牌更具激励性。
03
竞争性政府与自由市场
为什么“淄博烧烤”无法复制？
过去四十年，全国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招商，一些地方确实为民营企业落地提供“贴心”的服务。但是，呵护式招商有很多，而淄博烧烤只有一个。
淄博烧烤这场持久的大型“行为艺术”，不是人为设计的、不是淄博政府规划的，更不是网络炒作而成的，而是民间自发、市场自生而成的。
淄博政府乘势而为，而其中的“为”颇有争议，值得讨论。
经济学经常争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什么？政府该如何定位？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
斯密、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主张小政府与大市场。小政府的概念容易被人误解，误以为功能弱、“不作为”。其实不是，在《国富论》第五篇，斯密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政府该做什么，主要职责是提供国防、司法、教育等公共用品。弗里德曼从价格理论来支持“小政府”，他认为公共用品的价格不敏感、配置效率不足，应当减少政府公共用品的扩张，将更多地资源交给市场去配置。简单来说，政府负责公共用品，市场负责私人用品。
不过，凯恩斯不认同“小政府”。凯恩斯曾作为公职人员在一战中为英国财政部争取战争贷款，他认为政府在战争、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可以直接干预市场、并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支持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用三个心理定律论证市场失灵。凯恩斯主张的是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周期性调节，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这被不少人接受。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林毅夫使用李嘉图、李斯特、萨缪尔森的理论构建了一种“赶超”学说。为了实现“赶超”目标，这个学说支持政府“有为”地干预经济，工具不限于财政、货币、产业政策。这与凯恩斯的有限条件下的周期性调节不同，但似乎更符合东亚人的口味。
经济学家为此争论不休。
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斯密、弗里德曼的逻辑是非常过硬的，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更优，政府提供市场不愿意进入的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扮演一个服务角色。
不过，从（民族）国家理论的角度来看，凯恩斯对政府的性质、行为以及边界的理解似乎更加充分，他实际上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国家为何而存在？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将国家假设为“不存在”。当自然灾害、国家战争、经济危机、人道主义危机爆发时，（民众）国家对政府的要求定然是“救民于水火”，而不仅仅扮演一个“服务者”。
在东亚、尤其是转型国家，政府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和社会资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释放、让渡和使用这些权力，如何下放、赎买和配置社会资源，对经济增长和转型成败影响巨大。在转型国家中，权力与资源的让渡、配置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和经济的前景。这要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超出斯密和凯恩斯所设定的范畴。
落到中国的实际，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淄博政府为烧烤忙前忙后，其扮演的角色是“小政府”、服务型政府，还是“有为政府”？调用包括治安、消防、公交车等公共资源支持烧烤产业，该如何定义和评价这种行为？
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化解其中的矛盾。实际上，国家市场理论（见智本社课程《国家市场理论》）可以统一经济学原理、国家理论和转轨型国家的分歧。政府与市场在国家市场理论中“殊途同归”。
国家市场理论认为，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人口、资本、信息等资源在全球自由流通（交易费用低），国家自然自发自生成为一个市场，社会契约转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契约，政府像企业一样在市场竞争中提供公共用品，公共用品转化为私人用品，税收是购买公共用品的成本，税率是公共用品的价格。哈耶克早期支持“小政府主义”，后期提出开放型社会后主张竞争性政府。
理论上说，国家这个市场契约怎么确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由交易者去协商，但可以确定的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可以约束政府行为、提升政府效率。
我们看一个富有争议性的理论，叫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类似的提法还有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GDP考核和税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改善营商，招商引资，从而推动地方经济，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县际竞争理论似乎非常切近中国现实、能够解释地方政府行为，但若用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又显得是是而非、漏洞百出。
其实，县际竞争是国家市场理论中的不完全竞争案例。不仅地方之间需要市场化的竞争，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市场化的竞争。公共用品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全球市场的价格机制，如自由汇率、利率、税率，可以约束各国过度借债、央行及银行超发货币，进而提高各国各级政府的市场效率。
竞争性政府是未来的方向，既符合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民族）国家理论不矛盾，还符合转轨型国家改革开放的逻辑。
“淄博烧烤”，是这场自发自生的大型“行为艺术”，还可能是一次记忆的集体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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