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见表1),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见表2)。
表2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轨迹(%)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
,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四)提高最终消费率,重点在于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适应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发展工业品消费和服务类消费,拓宽居民消费领域。考虑到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的情况,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鼓励居民增加即期消费。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清理限制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五)政府最终消费率应当保持稳定。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