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图书畅销榜上，有两个作者的名字已停留多年。一个是余华，《活着》的销量已突破2000万册。一个是大冰，他的签售会堪称壮观，与他同时进入市场的很多作者都已消失，但大冰仍然在出书。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是他们？我们采访了很多图书从业人员，大多数人都说，畅销没有真正的秘密。一本书或一个作者，可能意外走红，也可能时代使然。但真的是这样吗？
一
2019年11月9号，一个秋日午后，济南的山东书城围满了读者。据到过现场的人说，队伍从顶层五楼一直环形排到了地下车库。他们正在等候一位叫做大冰的作家。下午两点，大冰将在这里亲自签售，推广自己6年写作生涯里的第7本书——续写10万字的再版《乖，摸摸头2.0》。
刘晴排在整个队伍第2位。她正在青岛大学读书，专程跑到济南来见大冰一面。为此她提前一天出发，和朋友在当地海底捞的桌子上凑活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赶过来。凌晨五点多到现场时，天色还未大亮。
大冰西装革履，戴着标志性的墨镜，右手飞快接过读者递过来的书，熟练地签字，同时用左手紧紧握住读者的手——这是大冰签售会的标准流程。刘晴没忍住，哭了出来。她哽咽地告诉大冰，自己是从青岛赶过来的，大冰抬头看看她，招呼旁边的工作人员为她报销路费。现金摆在桌子后头。整个流程结束后，大冰包下了一个影院巨幕厅，请部分参加签售会的读者看电影。
刘晴知道，大冰的签售会有许多规矩：不能合影，从外地来的可以现场报销车票，孕妇和老人不需要排队，不限制所签书籍数量但必须是正版书。
中国很少有作家签售会的场面这么大，规矩这么特殊。大冰已经连续在中国畅销书榜单上占据高位多年。他是出版市场绕不开的明星角色，却经常处于争议中，贬低与掌声一起在舆论场里流传。
大冰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在早几年出版的书籍扉页，他使用十四个标签介绍自己———大冰，本名焉冰，山东人。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老背包客、不敬业的酒吧掌柜、科班油画画师、手鼓艺人、业余皮匠、业余银匠、业余诗人、资深西藏拉漂、资深丽江混混、黄金左脸、禅宗临沂弟子。
知乎上有人提问“如何评价大冰”，排名第一、获得3991个赞的回答是：
“他仿似上帝一般，世界上最跌宕起伏的事情都与他有关。他仿似智者一般，看尽世间百态遁入空门百无聊赖逍遥自在。他仿似美男一般，任何单身完美的女性经过他都会与他有所感情挂牵。”
刘晴22岁，扎高高的马尾，穿蓝色运动球衣，走起路来发梢摇摆。她在威海长大，父母从未对她有过多期望，被问到最大的挫折时，她用非常天真的语气说，去便利店兼职算吗？她最大的烦恼似乎就是当下，同学们有些计划考研，有些打算靠专业培养的手艺赚钱，做陶瓷或者雕塑。但这些路径她都不是很喜欢。她希望过一种没有禁锢的生活：“我想自己一个人，不考虑任何现实，到一个山上，每天做做陶瓷，种种菜啊什么的。”
刘晴去参加的那次签售会，赵宇辉也在现场。他幸运地被选为活动志愿者，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赵宇辉最早看到大冰的书是在高中。在山东聊城一所县城中学，同学们会偷偷传阅大冰。他借来读过一阵子，显眼的蓝色封皮，书名与众不同：《阿弥陀佛么么哒》。但他迅速被书里的故事击中了。比如一个男孩得白血病去世之前留下遗愿，希望大冰能将他写的歌词谱曲，由喜欢的民谣音乐人演唱。比如一个女孩常年环球旅行，曾潜入海底拍摄鲨鱼。再比如遭遇悲剧爱情故事怀着孕逃离北京的单亲妈妈，一路往南到了边陲小镇，开始做银匠学徒。
赵宇辉从未经历过这种人生。他出生在农村，大学前从未离开过县城。他羡慕大冰的世界，至今记得书籍封面上的话：“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
但在现实里，赵宇辉只是过上了标准的“朝九晚五”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去了济南一所职业学院，专业是城轨车辆。大学毕业参加校招，顺理成章成为青岛的一名地铁检修工人。他每天的工作是穿行在地下轨道，在地铁抵达站点后，和同事们一起钻进车底检查，更换零件，下午五点准时下班，回到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以刷抖音结束一天的生活。
赵宇辉21岁，他希望离开这里，去更有活力的一线城市，或者南方城市，但始终不太敢真正迈出那一步。父母都是农民，家族中走得最远的亲戚也只是到了济南，他觉得自己赌不起，更担心能力不行，到了大公司“两眼一抹黑”怎么办。现实的压力步步紧逼，在山东农村，像他这个年龄的人快结婚了，再晚三四年就算大龄青年，婚房需要靠他自己购买，父母帮助有限。
在一些空闲的瞬间，赵宇辉的心情会莫名烦躁起来。他忍不住想：我在做的都是什么事？
二
很多大冰的读者都有类似赵宇辉这样的困惑，当下是否有意义？是否要过另一种生活？大冰的书提供了一种答案：不要那么孤独，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焉冰19岁时，在山东艺术学院舞台美术专业读大二，专业方向风景油画。那是1999年，他后来被人熟知的名字是大冰。
焉冰认为自己的人生遇到了瓶颈：如果继续画下去，大概率只能成为一个专职画师，一眼能看到尽头。他不喜欢这样固定的人生模式，打算去电视台试试。他套了件当年最流行的白衬衫，胳膊下面夹个包，刘海背着梳到头后，假装是台里正常上班的职工，成功混过了保安。
进了电视台的楼，焉冰拿着学生证在综艺频道的办公室挨个儿敲门，介绍自己是山艺的学生，动手能力很强，干活靠谱。最后，某个制作部门的一个编外打杂的岗位收留了他，一个月给300块劳务费。
在山东电视系统，焉冰做过剧务、道具、美工，帮摄像背过设备和电池，帮录音师举过吊杆话筒。导演们的节目策划轮不到他这样的杂工旁听，他干脆等在门外，看看能不能领到什么临时任务，混个脸熟。
2000年的某一天，千禧夜刚过去没多久，春节还未到，棚里录制缺人手，他被临时派了个订餐的活儿，让他去帮忙买几十份盒饭。当时他正借住在济南省府前街一个几平米的亭子间里，冬天插上电褥子容易跳闸，转身不注意会碰上床脚。住处楼下有对夫妻是卖把子肉的小贩，他在小推车前吃了整整一年的晚饭，受过夫妻俩的恩惠。被派了活后，他立刻跑去小推车，定了几十份把子肉盒饭。
但那天用餐的员工里正好有一位老师是少数民族，触犯了饮食禁忌，二话没说把盒饭直接扣到了他脸上。米粒、肉和汤汁混在一块撒在地面上。观众快要入场了，后边导演在骂：怎么整成这样？焉冰背对着人群站了一会儿，蹲下，用手把米饭收拢到一块，再把肉捡起来。
下班回去时，他正好碰到那对卖盒饭的夫妻。他们热情递烟，问他盒饭台里还满意吗，下次什么时候再来订饭？他迟疑很久，最后答了句，特别好吃。当晚他逃难似地搬离了省府前街。
但盒饭事件之后，焉冰碰到了他第一个贵人，名叫吴莺，是当时山东综艺频道《开心假日》栏目组的制片人。她给了焉冰跟组学习，参与拍摄，甚至做现场导演和外景主持的机会。焉冰后来回想，也许是当时他忍辱捡肉的情景被吴莺恰巧看到了，才愿意给他机会，但他从没问过吴莺。大冰这个艺名是当年吴莺给他起的，他从那时起一直用着这个名字。
2002年，大冰被特招进入山东卫视，开始在周六黄金档主持一档叫做《阳光快车道》的节目，以活泼清新的形象出现，并很快成为了首席主持人。在那时候的山东人记忆里，他是省台光鲜却从不摆名人架子的“大冰哥哥”。
他和朋友在拉萨自己动手装修了家简陋的小酒吧，取名“浮游吧”，啸聚了一批流浪歌手驻唱，其中不乏后来作品为人熟知的歌手。当时，大冰维持着这种生活。一面是西装革履站在镁光灯下的主持人，一面在遥远城市里与流浪歌手们共同生活的酒吧老板，就像他后来书里写的：“平行世界，多元生活”。
到了2011年前后，山东卫视内部调整，大冰这一批导演和主持人被变相“雪藏”——先是停播了最火的节目，再是调剂，让他去做第二现场，节目剪辑出来，每期关于他的镜头只有几十秒钟，一度月薪骤减到500块。
此前好几年，电视台的薪水一直是每月7500块左右，但想维持一个主持人的基本体面生活，录完节目之后要招待艺人朋友吃宵夜，他甚少接商业主持，仅靠工资没存下多少钱。很多年里他在济南的代步工具是一辆自行车，租住的房子。
2011年济南的冬天特别冷，500块钱的月薪大冰当时没钱去交暖气费。像他19岁那样，31岁的大冰再次陷入人生的瓶颈，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当时他处于人生全方位下行期，诸多出口关闭，包括拉萨的酒吧在内也早已因故倒闭，唯一剩下的是云南的“小屋”，面积12个平米，虽营收状况不好，如果回去重新做，也是一种选择，但大冰觉得，那不应是他30岁后应做的生活选择。
在本省再做主持肯定不行了，他不想跳槽外省卫视，也没有本钱做生意。在大冰自认为具备的生存技能里，他选择了卖文为生，而在此之前他并未发表过任何文字作品。
他试着采用口语+方言的形式写作，写的都是他的观察和经历，这些年他在不同圈层不同地域接触到的人和故事。2012年，大冰离开济南时，第一本书的初稿基本已经成形。那年他32岁，下个目的地是北京。
但北京的出版界并不看好这位“过气省台主持人”。一位编辑告诉他，现在流行旅行文学，要不你改一改，改成旅行类的咱们再聊？另一位编辑说，你是过气主持人，身份本就不占优势，写的东西和你做主持一点关系都没有，太过于市井街头了，登不了大雅之堂。
在北京，大冰借住在朋友家里，在别人的餐桌上度过很多个改稿的夜晚。他时常坐地铁，到站后步行很远去和编辑见面，收到并不爽朗的答复后，再坐地铁返程。大冰的一个朋友后来说，有天他们在外面喝酒吃饭，大冰随身带了一个行李箱，当晚他借住在这个朋友家。大冰说他要改书稿，最后一遍了。朋友做了点宵夜放在桌上。第二天起床，朋友发现桌上的宵夜一点没动，但烟灰缸里全是烟头，他写了整整一夜。
2013年7月，大冰的第一本书《他们最幸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首印2万册，上市没多久，销量破了10万册。
三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畅销书榜单上，长久占据主要位置的是童书、经典社科。除此之外，榜单上的书籍大多属于大众文学，往往回应了某种时代情绪。比如，在大冰成为畅销书作者之前，励志书籍曾经风靡一时，连续几年占据畅销榜单。
如果回忆那些年的排行榜，你也许会记得刘亦婷这个名字，一个普通女孩逆袭考入哈佛的故事一度被家长们奉为经典。刘亦婷之后，紧跟着的是安意如、白落梅的小清新励志风潮。“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人生若只如初见”成为许多人在社交平台的签名。而在青春文学领域，郭敬明和韩寒是当时的明星。
2013年左右，大冰、张嘉佳、张皓宸开始进入了大众视野。磨铁图书主编七月说，他们属于“短故事作家”，输出的是情感与情绪，引起的自然是共鸣，给读者提供治愈和陪伴。其中，《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作者张嘉佳，最先是在微博上写睡前故事的，后来将其集结成书，网友们称呼他的风格是“文艺中年心灵鸡汤”，这本书一年销售超过400万册，创下单本短篇小说集的新记录。
图书的畅销榜单也许真的对应着时代氛围。七月说，最近几年，读者们不再对鸡汤感兴趣，反而想要更多实用的东西，于是攻略型的书开始火了起来。比如教你怎么做一个更厉害的人，比如高效沟通，逻辑思维，以及心理类、亲子教育类等具有实用性的图书作品。
畅销书就像一种流行文化，如果时代气氛变了，读者的需求也会变，阅读品位似乎也跟着在变。很少有畅销书作者能长久霸占榜单。但在不断更迭的排行榜上，有两个名字一直停留在位置上。一个是大冰，另外一个则是余华。一位图书编辑告诉我，如果说大冰是大众文学里的头部作者，余华就是严肃文学里的顶级流量。
余华的《活着》从1992年发表至今，销量已经突破2000万册，创下了当代中国严肃文学的销售奇迹。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聘请余华做教授，作家莫言与他是好友、同学、同行，现在又成为同事。聘任仪式上，莫言调侃说，“余华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作家，他的书的数量比我少一半，但是他的文学影响力比我大一半。”
“好作品很多，能够畅销到如此程度的，只有这一部。”张清华说，“在当代文学中，大家冥冥之中期待一部篇幅比较短的、界面多的，能被各种层次的读者共同认同的书。"
不过，张清华也担心，《活着》的畅销为余华带来了一个作家所能获得的巨大名利，但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对现实、对复杂社会生活的感受力。他说：“写《活着》的时候，余华是个普通青年，穷小子一个，现在呢？现在他是一个成功作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批评余华的声音达到顶峰应该是8年前，他的小说《第七天》出版。读者们质疑这个伟大的作家变成了“新闻串烧”“平庸简报”“语言小儿科”。
在余华出版《第七天》的那一年，大冰才刚刚进入这个市场。但随后他以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在出版市场掀起了一场风暴。从他的第二本书《乖，摸摸头》开始，大冰的销量已在300万册以上，属于现象级图书。
四
大冰的确在走江湖。
后来有人嘲笑他吆喝自己的力度，但大冰说：“在这个行当里，我能靠的也只有自己了”。他总有一种紧迫感：“我是经历过一次谷底的人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还能给我多少机会，就很珍惜。所以很多打法、做法是比较玩命，也比较得罪人，把很多惯例和规律搞乱了。”
大冰认为，写书就像说话，这个时代不缺自说自话的人，如果有一部分人愿意听，愿意接受，就是给你一个很大的机会。这种机会随时会失去，哪怕你站在聚光灯下，是省电视台最具声名的主持人之一，也不知道哪天会被突然收了话筒，更何况一个没有任何靠山背景，也没有任何宣传资源的新作者。
这种紧迫感逼着他往前走，其他作家的签售一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大冰将这个范围往外扩展，去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也去青海省、台湾地区。他记得在乌鲁木齐“班的书店”，来了近8000人。他后来回忆：“何德何能啊，这么遥远的西部，结果来了那么多人来给我这样的小角色捧场。”
在第一本书的宣传期，当他跑满一百场签售会后，大冰已经感觉到这本书会畅销了。他说：“我发现我的受众人群可能比预想中庞大了，我讲的那些和北上广无关的故事他们愿意听。”
从第二本书《乖，摸摸头》开始，大冰决定亲自参与设计书籍的封面。小孩子的照片常常是他封面的主角。在各个书店的展售书柜里，大冰的书很好辨认，蓝色的封皮，与众不同的书名。
从《乖摸摸头》到《好吗好的》《我不》《你坏》《小孩》等等，他书中的主角基本由中底层社会的普通人组成：彝族山寨里走出来的打工青年、台北市井中的父亲和儿子、墨脱门巴族少年背夫、梅州客家人留守儿童、逃婚的养女小服务员、逃出传销组织的年轻云南农民歌手、临终的阳朔壮族小护士、新疆的聋哑女画师、怀孕的单亲妈妈、被遗弃的单亲孩子、破产的富二代、高位截瘫的篮球高手、开书店的支教老师、藏区的香港义务摄影师、卖烧烤的自卫反击战老兵。
大冰的签售会有一个固定流程：每个人握手。他希望保证每个人都有一定互动，表达他的热情和感激，最好的方式就是握手，有多大劲握多大劲。他说那样他才心安。握手的仪式从2013年底正式开始，到了2017年，大冰在网上公布握手的次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次。因为左右手轮换，他的双手均患上了腱鞘炎。
在作家身份之外，大冰还是全国数家“小屋”酒吧的挂名老板。每个酒吧都有驻唱的原创歌手，歌手每年到各地举办“百城百校音乐会”。大冰说，从2015年到2021年，他们已经举办超过2000场免费演出，所有经费都来自他的稿费。
而在其中一些小屋，还会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比如腊八节施粥，在除夕夜免费收留无处可去的孤儿读者一起吃饺子，以及日常给医护人员免单，不用出具医生身份证明，不论是否参与了抗疫。
在中国，几乎从没有作家以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的读者圈。在这个圈子，大冰是核心人物，并且以此为依托，几乎打造了一个商业IP，或者图书帝国。
2019年，大冰开始与磨铁图书合作，七月成了他的编辑。七月说，大冰在营销方面太专业了，常常能做出非常有影响力的创意营销动作，这也许与他以前做电视媒体人的经验有关。
国内大多数作家不喜欢也不擅长做这些事，“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冰可以。“这就是他的个人魅力。”七月说，在整个原创图书领域，大冰仍是毫无疑问的畅销书头部作者。
济南宽厚里，大冰的小屋。作者拍摄。
五
什么书会畅销，究竟有没有方法论？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答案。
读客文化出版了很多经典书籍，销量远超其他出版社的同一本书。他们的推广语以冲击力和直白著称。比如：
《日瓦戈医生》——我们奋斗一生，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世界改变！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呼啸山庄》——用极端的恨抒发极端的爱，直抵爱情的本质。
《我的大学》——激励几代人的励志经典（红色字体加粗）他伟大的一生就是普通人征服苦难的真实经历！
《包法利夫人》——直到包法利夫人的出现，小说里才有了女人真正的欲望！
2021年5月，读客宣布开设公开课，首次向行业敞开。消息传出后，迅速收到数百份报名申请，在入选的20位嘉宾里，有出版社高层领导、民营公司总经理、媒体人，也有畅销书作者。
这个行业里的人都想知道畅销的秘密，但是他们又都很清楚，畅销没有秘密，或者说，一本书一个作者能否畅销，成了一种玄学。也许这也算一种赌博，在这个游戏里，有资本的人胜算更大。
但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图书的销售渠道，或者新的营销渠道。
当当网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销售渠道之一。一个图书编辑告诉我，当当网的“首次征订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书的命运。
如何确定这个“首次征订量”？最主要的判断依据是过往的销售数据。当当事业部的负责人张灵说，如果你是一个新作者，没有过往的数据借鉴，当当网甚至会参与到图书的前期选题和营销论证，判断这个“新人”是否有成为市场黑马的潜质。
他们甚至会结合大数据给出非常具体的建议。张灵记得，七八年前，当当网的童书部门跟出版社编辑一起做了《二十四节气》的选题策划。当当网的建议是，还是平装好，把定价降下来，能抵达更多读者。边角应该是圆角，里面的开本应该是横16开，孩子会以更平铺的视角看到。
对于出版机构来说，市场的变化、销售渠道的逻辑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营销方式。新经典一位主编告诉我，现在渠道往往都需要出版社提供30秒到1分钟的短视频，放到图书的销售页面上。对于文学书而言，如何在短短几十秒内精准提炼营销语，既与书本身契合又吸引读者，对编辑和营销编辑的挑战是巨大的——他们刚刚适应了从文字到图文的迭代，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就又迅速变化了，如今需要掌握视频剪辑技术，甚至学习如何制作动画。
这些迅疾的变化影响着出版机构营销编辑岗位的设置、需求。她说，这个岗位的流动率相比编辑岗要高不少。大约十年前，编辑们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书上市之前：选题策划、编校等，但现在，我们可能要分出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去做书的内容营销，此外还要和各种媒体平台、博主、渠道沟通，营销与销售也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每本书的营销方案都需要量身打造，匹配合适的平台、渠道和合适的销售策略。
在推荐《诗经》时，只介绍书的装帧漂亮已无法引起读者的购买欲，他们改变了宣传切入点：《诗经》可以用来给孩子起名字，视频最后反问一句，大家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出处吗？——留言率高的视频，会被平台算法推进更大的流量池，增加视频推广比重。
对大冰来说，这是全新的渠道和营销方式，已不是当年的“走江湖”模式。
2020年，七月建议大冰做个人抖音账号。大冰很快想出了更好的营销办法，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紧贴地面签售活动的推行，大冰在抖音做了“打卡系列”：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去找一位读者，拍摄两人之间的互动，再剪辑成短视频。
六
2021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武汉一家酒吧见到了大冰。这是这两年来他唯一一次接受采访，原因是本杂志的一名编辑是他的朋友，曾在2012年提供过北京家里的沙发，收留过他四个晚上，那时他身上只剩170元钱。
因为长期写作，患有眼疾，他戴着墨镜，穿黑色的厚底马丁靴，习惯抽烟，笑起来嘴巴向左勾起弧度。前一天晚上，他刚刚结束一场直播，是世界读书日与当当网的合作。每卖出一本，他能分到两毛钱。大冰说，最近的几场直播是为了帮出版社消化库存，也顺便赚点钱补贴拉萨的书店。此前数年，他在拉萨八廓街的那家书店曾资助过数十位藏区支教老师，但因为疫情，书店濒临倒闭。
疫情以来，各地“小屋”酒吧受到打击，亏损不少。因为长达半年的歇业期，人员工资照发，房租也照交，经济压力较大，大冰改变了两个计划，一是把小屋分给成员的计划推后，以避免接受即倒闭；二是把《啊2.0》提前出版以换取稿费，补上各处窟窿。直到去年宣传期结束后，他才算正式休息。2020年10月他40岁，生日那天，他记得自己很疲惫，坐在那儿刷微博，看到自己的身份认证：作家。他突然觉得这个词安在他头上很搞笑。
“他们说的对，不太适合我，那个太高大上了，作家这个称呼，咱这种人也不配。”他说。他找客服去掉了大V认证，当作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把简介改成“就一个走江湖跑码头的说书人罢了”。
之前两年，大冰一度被推往舆论的中心。2019年6月，大冰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与图书编辑的聊天截图，两个人就新书定价展开讨论，编辑想涨价，大冰要把书价控制在40块内，这样网络销售打完折后的实际售价能控制在20块钱左右，不超过普通人一天的饭钱。最后编辑妥协了。
大冰回忆当时对话的语境，是编辑说那年纸价上涨得厉害，能维持原价挺不容易，他觉得这是挺高兴的一件事，想和老读者们公布一下。事情没扩圈之前，读者们也挺高兴，但争议很快就来了。他被推到了微博热搜榜。无数人质疑他炒作。
“它确实达到了营销的效果，但发心不是这样。”他说。当年最初出书时，他曾在西北某城的签售会上公开承诺过读者，只要出书，价格不会超过普通读者一天的饭钱。他说，如果真要营销，把这当成一门生意，自己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干嘛不去开公司或拍电影呢？从2014年起就有很多影视公司抛过橄榄枝，他都拒绝了。“我既然卖文为生，就只赚着我觉得该赚的这笔钱就行，并把我觉得多出来的稿费散出去”。
“就这样吧。”大冰说，“这就是个说书讲故事的人罢了，这个人要的没这么多，然后这个人销量高，这个人就被说成了一个商人的代表，没地儿讲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自己站出来说我不是这样的，可是你已经没法讲了，也不会有人听，那就什么都不用讲了，就这样吧。”
他相信这是他靠卖文为生获得温饱体面的代价，可能是因为像他这样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文学抱负的人逾越了，那些荣光本就不是他这样的说书人应得的。
“人们特别愿意用简单的标签来界定事物，人家没有这个义务来完全了解你，这个需要理解，但有时候想想，也觉得挺没劲的。”他说，“当然，咱也不算个啥，就会说说书讲讲故事罢了，啥也不是，人家希望咱过气，咱就主动点过吧，反正又不是第一次过气。”
他不混作者圈子，也一直没有过助理，基本所有的事情一个人完成。除了与书有关的活动，他几乎不参与任何公开社会活动。有朋友问他，需不需要帮着解释一下，他说不用。他放弃辩论以及自证清白，因为在他看来，他在书里都已经自证过了——他的价值观已渗透在许多故事里。
大冰回忆，他最早进入写作这个行当，初衷更多是为了谋生，想过得好一点。他还记得那些拒绝过他的图书公司和编辑。“没人愿意给你出，我就只能改改改，到最后灰心丧气了，我想可能确实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不行就收拾行李，滚回南方，然后自此晃晃荡荡认命过一辈子。”但就是人近中年时有点不甘，他就是想试一试，如果有机会去拼拼命，能不能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好一点，生什么病都不用借钱的那种。
他说自那以后，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求人。此后这些年他的图书宣传方式，都是单打独斗。他的书的封面和腰封上，没有名人推荐，只有出版社根据他的部分经历，帮他拟的一排带有自嘲性质的多元身份标签。他说这些标签皆与奖项和荣誉无关，用以代替作者介绍，以期创造一些宣传点。
但5年前开始，应大冰的要求，这些身份标签开始从书封上递减，一并做减法的还有封面，最近两本书封面一片空白，只有书名。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里，他已经去掉了那十几个标签。在最新的一本书里，他的作者简介只剩三个字：说书人。
七
陈思戴着眼镜，是个看起来并不年轻的年轻人。走路时，他习惯性将T恤衫的袖口卷起，露出臂膀，用另一侧的手拍上去，发出声响，让人想起夏天傍晚聚在楼道口抽烟的中年人。
2019年大专毕业后，陈思“广漂”过一阵，在环境检测公司做污水检测，用瓶子去各种工程区做污水采样，拿回公司做实验，常常恶臭难闻。半年后他回到济南，打算考研，最终还是落了榜，就在这所学院找了个餐厅经理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陈思一度想像大冰那样成为一个兼职歌手。小时候家里穷，他没见过吉他，直到高中去了县城，班上有些城里的同学，吉他已经弹得很厉害了，他就花两百块买了一把，跟着人家学，一直玩到现在。
但陈思在生活里找不到可以交流音乐的人。他常常独自溜达到济南宽厚里"大冰的小屋”，点一杯酒，一个人坐一下午，那里有民谣歌手驻唱。他把大冰所推崇的“多元生活”价值观印在了手机壳上，期待有天能过上“朝九晚五外，还能浪迹天涯的日子”。
陈思办公室的书架上，仍然摆着大冰的书，但他说，自己很久没翻开过了。他从《好吗好的》一直追到最新版《啊2.0》。他现在似乎不需要从故事里寻找寄托了。书架旁边的墙上挂着一排蓝皮手册，他得拿着它们去工作，去食堂与各种人交涉。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晴，赵宇辉，陈思皆为化名；除署名外，其余图片都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