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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政策建议
0引言
1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金融危机（Financial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国外很多媒体在提到中国时，都用“risingChina”(崛起中的中国)来形容，可见在危机中的中国，聚集了全世界的眼球，也凝聚了全世界的希望。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有助于中国争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金融风暴爆发后，从实体经济来看，我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将较快地提升。从战略角度考虑，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有通过非军事的经济手段才能取得与其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这次金融风暴或许是调整国际秩序的序幕之一。因此，我国应该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重新塑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在改革过程中，增大中国的发言权。中国应该积极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拿出自己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计范式，特别是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的议题上，中国应该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力争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而中国在锻造金融竞争力，强化金融体系的稳健过程中，应该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积极进行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和人民币的国际债券业务。最终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三极。只有建立了稳定的汇率，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才不会控在投机资金手中。
2.3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32.4%，达51321.78亿元，2008年前三季同比增长25.8%，达48946.86亿元，我国完全有财力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财政收入中调出部份资金注入住房平准基金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基金，以稳定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信心。政府要通过改革金融证券管理体系、财政预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及健全工业产业投资指引，以扩大内需，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升资产附加值来刺激经济。刺激经济的关键是激活内需，而激活内需的前提，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这样，人们才敢将储蓄从银行里调出来，大胆地消费，形成增长的良好循环。
关键词:中国经济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1.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2.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3.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二)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四)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五)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借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科学吸引外资的同时,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恒阳等编.全球金融危机经典案例[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2]石俊志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澳)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4]李栋巍.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预防措施[J].财税与会计.2003.(09);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对外开放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包群，阳佳余.“金融发展影响了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吗”，《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
一、sna与mfs概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但在统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国的发展仍体现出明显差异。为了增强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制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等国际统计准则。2008年联合国专家组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进行了修订，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综合）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会计账户方法对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的统计核算，为宏观经济分析、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sna作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准则，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
但是，在2001年，经过长期研究和多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颁发了一部专门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用于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概念和原则上，mfs与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等国际统计准则相互协调。
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sna与mfs的区别与联系，并以金融工具分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两者的具体不同。
二、宏观把握sna和mfs的区别与联系
sna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mfs则是专门针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仅就货币与金融统计而言，两大国际准则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为了核算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而设计的。它以整个社会再生产为主线，全面核算再生产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全面测定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的总量。在sna中，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国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全部活动以账户和矩阵的形式列出。账户形式即会计账户的借贷格式，借贷双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即国际经济往来）四大账户。体系中包括：国民收入计算，投入产出表，资金循环表，国民资产负债表与国际收支表等内容。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区别。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不同
mfs和sna两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导致他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也不同。sna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一个生产-分配-流通-使用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的过程，生产活动是一起经济活动的中心，以此为指导，sna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价值和实际的流量与存量。其总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等。
而mfs以金融理论为依据。金融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可以制约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此为指导，货币与金融统计全面统计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据金融性公司的职能不同，核算了影响经济和金融过程的重要指标，详细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债权和债务。
（三）sna和mfs的主要联系
1核算主体一致
一国之内的单位、个人和国外的单位、个人参与的经济与金融活动，是sna和mfs核算的主体。
2核算客体一致
尽管sna和mfs在核算内容上与有关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异，但是金融资产和负债额流量与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体。
3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经济核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单位。机构部门、金融交易、金融资产、负债等，两套核算体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三、sna与mfs金融工具分类比较
mfs的统计标准是以sna的统计标准为基础的，sna的统计标准是组织、计量、处理经济体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动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则决定了mfs的统计原则。但是，由于两者统计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例，具体来比较sna和mfs的不同。
sna没有明确提出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只从存量（金融资产）与流量（金融交易）出发将金融工具分为不同的七个类别。它采用复合分类法，在第一层次上把金融资产和负债划分为七种：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和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证、保险技术准备金、其他应收/应付账款。同时对一些一级分类做了二级分类，例如保险准备金分为住户对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老保险的净权益。保险费预付和未决索赔准备金。对于贷款和债券分为长期和短期。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协调；货币金融合作
[中图分类号]F8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唤醒了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意识，也促成了东亚货币金融的初步合作，东亚“10+3”机制不断得以完善和拓展，近年来在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受制于各国的合作意识分歧、东亚美元“本位”的固化等因素，东亚货币金融深入合作止步不前、陷入困境，严重阻碍了东亚贸易和投资合作的长远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融入全球贸易、金融、投资活动更为广泛和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已尤为迫切。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功能，成为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政府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从国际主体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从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对外政治经济活动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已从萌芽开始逐步成长，但要实现最终的国际化目标，还将面临一个漫长的过程，将面临经济国际化稳定发展、政府积极规划引导及与国际经济强国综合博弈的挑战。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实施大致面临三个阶段，首先是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其次是成为区域性的投资货币，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一员，从而实现从周边化、区域化到国际化的演进。
本文回顾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展，指出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困境，阐述人民币国际化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最后，就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建议。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及现阶段的困境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初步成就
自哑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加快了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主要在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
第一，推动了共同监督和信息协调机制的建立。1999年11月，在“马尼拉框架（MFG）”防范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东盟监督机制（ASEANSurveillanceProcess），东亚各国就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逐步进行了广泛的协调和合作。
第二，建立了货币互换与融资渠道便利机制。2000年5月清迈协议（CMI）签订后，货币互换的广度（参与的国家范围）与深度（互换规模）取得了飞跃性发展。2012年5月3日，东盟与巾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决定将清迈协议多边化机制（CMIM）下设立的区域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到2400亿美元，使货币互换与融资渠道便利机制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
第三，东亚债券市场的建立取得了初步发展。基于东亚节俭的民族文化，东亚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长期保持较好发展（东亚金融危机年份外），外汇储备充足，尤其是经常账户平衡状况优良（见表1），这为东亚债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2003年6月2日，东亚正式推出第一期亚洲债券基金（ABFI），2005年5月21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推出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ABF2）――香港债券指数基金（ABF香港创富基金），成为东亚债券市场不断深化的里程碑，推动了各成员国的债券市场与国际债券市场的接轨。2008年5月，“10+3”财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新路线图。2012年“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进一步审议并修订了亚洲债券市场新路线图，推动了东业债券市场的初步建立。债券市场的初步发展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东亚各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提高应埘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现阶段的困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对美元过度依赖形成的惯性效应，导致对新兴主体货币存在较大的排斥心理，加之美日等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极力阻挠东亚进行实质性的货币金融合作，尽管在低层次的货币金融合作方便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汇率协调和合作方面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业货币金融深度合作陷入困境。
1.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缺乏
2.东亚经济体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使得东亚各经济体意识到东亚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是由于东亚区域内汇率协调和合作机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实际上金融危机过后，依旧对美元存在较大的依赖。现阶段，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无法匹敌，再加之美国是国际上终端产品市场的重要提供者，尽管近年来美国在终端产品市场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最终产品的提供上其市场发达程度与美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东亚各经济体依旧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经贸货币的结算也使用美元，因此短时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
3.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分歧大
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日本无法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引领作用，相反，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保持稳中有升，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渐进开放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会进一步削弱日元的国际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调整其日元国际化战略，提出“亚洲日元”，显然不希望亚洲出现另一国际货币，中日对东亚货币合作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几乎无法妥协，再加之近年中日在问题和中菲、中越在的争端，使部分国家间合作的信任度降低，这对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造成较大困惑。
4.欧美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遏制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更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并没有履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义务，另外日元、欧元汇率的频繁波动，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而协调金融市场的IMF和世界银行也被美国等大国掌控，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下，东亚只有进行区域货币合作，才能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在两次全球重大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态度与美日等大国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履行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帮助东亚其他国家一起复苏经济，使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和形象，也让东亚各国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东亚主导货币的缺失和货币协调合作机制的不完善。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和深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行不仅是中国重构金融战略的有力措施，同时也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人民币东亚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过渡期，将凸显人民币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地位，实现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货币作用，将有利于推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有力促进东亚区域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一）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促使东亚必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快速提升，中国对东亚的贸易增速远高于同其他区域国家的增幅，东亚各国近年来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提高。以2012年为例，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达到329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8.52%：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达256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63%；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400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0.340%（见表2）。简单核算，2012年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占中国与世界贸易的比重高达34.32%。中国与东亚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和迅速增长的其他经济活动无疑对人民币结算、汇兑等金融活动产生迫切需求，使得人民币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国际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多的国际货币。同时东盟各国为推动本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维持该国的金融安全，也迫切需要中国的加入。建立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紧密的经济联系上的人民币货币职能，将推动货币金融合作，并能营建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同时也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二）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东亚各国抵御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东亚地区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东亚各国深刻认识到不能依靠单一美元储备货币，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对稳定东亚乃至全球金融市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据前述数据，人民币有望填补东亚地区主导货币缺失的空白，促进东亚货币合作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的主导货币。人民币一旦成为主导货币，东亚各国可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范畴，稳定持有人民币并将其作为国际硬通货，不必担心美元贬值带来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减少，还能利川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符合中国发展需要。这都能健全东亚各国的金融环境，增强中国和东哑各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三）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东亚区域内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
（四）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高东亚的国际支付能力
（五）人民币国际化从长远看有利于东亚共同货币的建立
四、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考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有利的推动条件和外部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现阶段的目标任务来看，主要是促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其他贸易紧密国家的逐步流通，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国家和其他贸易紧密国家普遍采用的结算货币。
（一）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适应国际规则的金融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机制受制于浓厚的行政干预，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金融凋控部门依据市场机制保持调控手段的独立性，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去行政化，适应市场机制，符合国际竞争要求。发展和培育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以适应国际金融市场规则。这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汇率自由兑换稳步实施的重要保障。
（二）完善和推广自由贸易试点，形成本土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回流机制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H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有关金融制度和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和离岸金融中心尝试。这一机制设定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白贸区内具体的金融机制内容主要有：一是推行金融市场以及产品创新，将国内的人民币债券延伸到上海自贸区，为离岸人民币提供丰富的投资标的：二是允许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促进投资和贸易资金的自由兑换：三是充分发挥自贸区作为中资金融机构海外总部的优势。这一机制可在自贸区发挥离岸市场的功能，形成本土的人民币金融中心，也使得境外人民币具有回流机制，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循环能力。
（三）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改革，协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市场的开放、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完全浮动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要素和基础。当前我国利率确定的主要因素取决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汇率变动则主要取决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条件。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主要包括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习惯、资金使用效率、资金供求状况、企业盈利能力、物价水平以及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控能力等贸易条件则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技术条件、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以及货币当局调控汇率的能力等
正确把握资本项目开放的速度、顺序和进程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开放资本市场的原则应是“先流人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机构投者后个人投资者”。现阶段我国资本账户有序开放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国企业“走出去”已较为频繁，而且也具备相当规模，富裕的外汇储备和国内过剩的产能向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现实需求和客观要求，加快推进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显得尤为迫切。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虽然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但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跨境使用，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越大，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后风险相对减小资本项目开放与利率、汇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齐头并进，资本项目的开放离不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有管理浮动，需要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协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与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首先要提高金融政策国内和国际协调，其次要营建优良的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再次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转变低端价值链和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向出口中间产品高附加值终端产品和进口具有延伸产品链价值产品的贸易。
（四）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形成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性互动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对外货币金融合作的过程，如前文所述，自2001年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经济贸易密切的国家签署大量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其是与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天然优势条件，中国2002年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2010年已开始正式启动，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处于攻坚阶段，中韩自由贸易区已在2015年签署协议。在此有利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促进与东亚国家区域内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充分巩固在原有的CMI（清迈协议）框架和近年外汇储备库建设已取得的货币互换成果基础，继续提升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及实际运作效用，增强东盟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互信基础，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由中国主导2015年年内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有助于东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互动的重要见证。
关键词:泛北部湾金融合作金融机构
泛北部湾区域，包括一湾相拥的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盟国家。泛北部湾区域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海上次区域合作，其中各国和地区间的金融合作与金融服务至关重要。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意义
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强大的杠杆功能使地区发展的原动力快速增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减少了银行的损失。如加强跨行跨区域银行承兑汇票查询、复查业务的合作，减少托收过程中的“恶意延付、无理退票”等行为。其次，实现资本合作，强强联合。建立合资金融公司，通过参股、入股等形式，依托资本纽带建立资本型合作模式，充实银行资本，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使金融机构奠定业务上融合的基础。再则，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建立对风险的协同反应机制，以加强风险预警，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加快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创新金融产品。
泛北部湾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为加强区域内多边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探讨区域内经济金融问题，亚洲地区成立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且通过了一些合作协议，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泛北部湾金融合作框架。
(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
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成立于1989年，目前共有21个成员国。在APEC组织下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建立各国财长论坛，为各国交流观点和信息提供平台，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自由化。2001年6月，中国政府在海南三亚APEC财长会工作组会议上提出“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倡议，项目总规模250万美元，其中由中国政府出资200万美元，通过举办培训、论坛和研究等活动，促进亚太地区金融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
(二)《清迈倡议》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10+3”国的央行行长及财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倡议》(简称《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东盟货币互换安排，建立“10+3”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网络，促进资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换，在金融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以防范区域货币危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按照安排，“10+3”框架内各国之间相继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以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协议为主。《清迈倡议》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也使东南亚货币金融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
(三)亚洲债券基金
2003年6月，11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中央银行宣布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第一期总金额10亿美元。2004年4月，又发行第二期，总额约为20亿美元，投资于以亚洲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表明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已从危机应对机制与流动性安排开始向实质性的旨在促进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投资深化的安排转变，有助于提高外汇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为区域内各国提供政策反馈的渠道。
泛北部湾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尽管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及金融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得其金融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
区域金融合作对参与国之间经济金融发展的一致性与同步性的要求，要高于对多样性和互补性的要求。泛北部湾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各国人均GDP差距较大，经济存在着发展阶段和模式上的差异，呈明显的梯形态势(见表1)。新加坡、文莱为第一层次，马来西亚为第二层次，中国与印尼、菲律宾为第三层次，越南为第四层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增加了金融合作的难度。
(二)金融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我国金融机构对政府依赖性的核心表现就是严重依靠国家投入资金来化解风险，导致金融不安全程度增高。除发行特别国债、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金外，我国在1999年专门成立了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当时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剥离的状况(见图1)。我国金融机构自身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弱，对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对国家的依赖度偏高，这也为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带来障碍。
(三)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主要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较低。资本管制程度和资本流动量体现了一国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我国资本管制程度较高，在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量也不大，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限制了我国融入区域金融合作。
另外，我国参加区域金融合作还存在其他困难。首先，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走向世界货币的必要前提。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风险度也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系统当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多数银行的管理和业务水平不高，资产质量较差，各银行财务指标参差不齐。
推进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以构建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现已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也使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2001-2006年中国GDP值(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经济从2001年到2006年，连续6年保持8%至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中国还依然是一个人均GDP为2000多美元的国家，国民收入水平仍较低。在未来时期，中国仍应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保持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夯实经济基础，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承担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二)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金融风险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银行依靠国家注资来改善经营状况，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通过不断挖掘新的金融业务，增加优良资产，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一方面，我国当前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对银行改善信贷期限结构，在宏观上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有裨益。同时从微观角度也有助于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积极提升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发展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度的指标之一，而且其在作为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途径的同时，也成为一般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投资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深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
(三)金融机构业务创新
通过金融创新摆脱对传统信贷业务的过度依赖，加大中间业务占比，从而实现资产结构和盈利模式的优化，逐步与泛北部湾国家的金融业务接轨和融合。金融创新包括业务创新和机构创新。业务创新主要是顺应利率汇率政策的变化，主要通过表外业务来实现，包括贷款承诺、担保、金融衍生工具和投资银行业务等。而机构创新则是与证券化相伴随的，包括融资的证券化以及资产的证券化，即将商业银行贷款债权等流动性差的资产以证券形式进行转让，这就要求金融企业开展综合经营，对传统的中间业务进行创新。近年来，受资本约束和金融脱媒影响，国内金融创新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创新是未来衡量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四)加快融入区域内金融一体化进程
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步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状态和趋势。其实质是通过区域内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包括区域支付结算体系的构建、金融机构间业务合作与跨境经营许可、投资自由化等。如:我国可以通过加强地区间金融机构的联系与沟通，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地区股权合作;创造条件，引入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鼓励金融机构之间开展银团贷款、融资业务等合作;支持金融机构联合进行业务创新，进一步提升经济区的金融辐射和带动作用。
1.金柏松.关于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构想[J].东南亚纵横，2008，1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600亿，欧元为7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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