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外，一栋冰冷的建筑中矗立着40个黑色运算机柜，其中除了冷却系统的冷却液之外再没有其他流动的东西。嗡嗡声中，1000万个处理单元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运转着。这是神威太湖之光，它以每秒9.3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居全球超级计算机之冠。
普遍来说，超级计算机的建立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世界上大部分超级计算机，如太湖之光，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这些超级计算机是国家尊严的象征。
数十年来，人们公认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位于美国，或者至少使用的是美国制造的芯片。如今，这样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
去年11月发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其中有202个是属于中国的，占据榜单综合计算机能力的35.4%；而美国的143台机器仅占29.6%。诚然，许多中国计算机都是用了美国芯片，但是夺冠的太湖之光使用的完全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
如果你曾与美国的商业领袖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对中国在这些技术方面的进步感到担忧——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中国拥有超过8亿互联网用户，这意味着大量的数据，而数据是人工智能服务最重要的养料。
在这种背景下，3月12日，特朗普政府出手阻止博通收购高通的1420亿美元交易实为出于恐惧。（博通是一家位于新加坡和美国加州的芯片制造商，正在全面迁向美国；高通是一家美国的无线技术公司）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了这项禁令。他们担心由马来西亚企业家、投资人HockTan促成的此次博通与高通的合并，可能会导致中国公司成为5G网络的硬件供应商，并控制绝大部分的知识产权财产。
5G网络能够连接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体，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商店里的无线传感器。有人担心，如果中国主宰了这个新兴的基础设施，那么它不仅有能力获得大量的数据，还有能力控制它，甚至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将其武装起来当作武器。
美国对华为的打击也来自于这种担忧。华为是全球大的移动网络设备供应商，对5G野心勃勃。然而该公司却在美国被禁，美国担心它的产品能够为中国间谍传输数据。
不止网络设施，华为手机在美国也收到了强力打击。今年1月，美国大的网络运营商AT&T在政界人士发出警告后结束了分销华为最新智能手机的交易。在2月份的国会听证会上，国家安全局（NSA）和其他人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使用该公司制造的手机。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一个既成的事实，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在许多科技领域已经与欧洲、日本或是美国并驾齐驱。
虽然中国也不是万事皆能，比如，没有人会跑到中国去进口喷气发动机或者是进行靶向癌症治疗，中国在进口半导体方面的花费比在进口原油方面的花费还要大得多。但是中国也能做很多事情，而且它的目标是要做更多的事情，并且可能会采用不公平的手段。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美国一直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受到日本科技崛起影响，美国的威胁感日益增长，日本科技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现在当面对中国时，美国所承受的威胁就像曾经它面对的两股力量相加起来那样大。
美国公司和政界人士一直对中国抱怨颇深，他们不满中国充满限制的市场环境、中国公司的封闭态度、中国间谍、以及多年来用知识产权武装自己背后的野心。
目前，这种对抗力量正在加剧。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似乎正在奋起直追，想要实现科技超越。
中国和美国在网络、教育水平上的差距
飞速运转
没有比半导体行业再真实的例子了。几十年来，微处理器市场一直由英特尔主导。这家公司或多或少地发明了摩尔定律（GordonMoore是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并且借此达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为服务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生产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处理器。
但是现在摩尔定律正在逐渐崩溃，为不同任务和更广泛的产品而设计的处理器正在纷纷进入垂直领域，使市场更加分散，英特尔和其标准已经不再适合。这对中国的芯片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华为最新的Mate10手机附带由深圳海思设计的“神经处理单元”，这款手机已经停止在AT&T的渠道进行销售。比特大陆是全球大的用于挖掘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计算机制造商，已经开发出与谷歌的人工智能芯片相似的芯片，并且该芯片有办法完成更多的事情。证券研究公司BernsteinResearch估计比特大陆去年的利润在30亿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与美国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大致持平。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中国，公司绝非绝对独立。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SammSacks（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智囊）的话来说，中国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强健的管理方式”将公司、客户和政府机关结合在一起。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技术体系，在该体系中使用其他国家技术的激励因素被最小化。这和运营着美国大型技术平台的公司的目标很像，无论这些公司是运营系统、社交网络还是计算云。
外国技术公司要想在中国出售他们的商品，至少得通过六种不同的安全审查，每种都可以成为延缓或阻滞其进入中国市场的理由。如同美国对华为的担忧一样，此举并非完全不合情理。美国国家安全局过去曾在美国公司所销售的硬件中刻意制造漏洞。中国全国人大在去年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地方企业需要使用“本土的、可控的核心网络安全技术。”
优秀的平台管理者通常会不断完善系统组件，力图打造出更加卓越的产品。而在中国，积极响应政府的指示才是王道，这种趋势日益见诸于高科技行业。
在过去几年中，有超过30家科技公司成立了党委会。有传言称，该党计划在一些公司中持有1%的股份，其中包括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此举主要不是为了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而是为了宣传政府对企业的鼓励和爱护。
许多中国科技公司还帮助政府开发军事技术应用，这也被称为“军民融合”。大多数的美国硬件制造商也这么做，但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却在这方面参与不多。
接下来要谈的，是这堵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数据。从表面上看，中国在隐私法规方面的严谨性不亚于欧洲。但在实际情况中，隐私问题并不会被优先考虑。控制权才是第一位的。
大量的数据是人工智能开发者的福音。如果说中国是面部识别领域的引领者，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视觉计算技术公司（包括SenseTime商汤科技和Face++旷视科技）可以访问中国政府的图像数据库，该库涵盖七亿名16周岁以上的公民。
每一家中国科技巨头都被委任负责一种关键类型的数字信息，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国家数据的捍卫者：阿里巴巴负责收集智慧城市所需的数据，百度负责自动驾驶汽车数据，腾讯负责医疗影像数据。
官僚机构或许善于指挥企业做事，但他们并不一定善于指导企业用好的方式来做事，因为他们没有给企业太多回旋的余地，或是一些服务于主观意识的思考空间。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全球战略与政策学院的PeterCowhey认为，从长远看，由政府任命的数字基础设施机构很可能会成为创新阻力。另外，即使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对海外市场充满野心，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取得任何伟大的成就。
总而言之，中国梦所塑造的技术系统与西方的完全不同。它结合得更加紧密、更为协调，并更多为政府主导。它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数据，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众多股东赋权。
不甚恼火
对美国来说，这位非盟即敌的新晋高科技竞争者（中国不像俄罗斯，后者只在军火贸易领域与其竞争）令人不快。中国已经不再信守公平法则了，其在这方面的主动尝试与推进并不足为奇。
“对于美国来说，阻止交易和提高关税的行为将是无效且适得其反的，新型国家数据捍卫者的半吊子概念也会过时。近期，一名美国国家安委会职员建议施行5G网络的完全国有化，此条信息暴露了白宫方面的思维缺陷，随即遭到了否决。”CSIS的WilliamCarter说道。
CNAS的Kania认为，美国更应该做的，是发展一个更为广泛的政策，来增强其技术系统。它不应当效仿中国的封闭策略，虽然这似乎是特朗普先生的偏好，而是需要缔结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盟友，以推行一种开放标准。
雨云创投AMECloudVentures的NickAdams注意到，许多硅谷人士认为，其技术遗产和开放文化将继续创造人才红利。许多聪明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工程学，然后留下来发继续展，然而很少有西方企业家和学者去中国学习或打拼。
事实上，有些人担心，相较于中国的竞争，美国自身的策略很可能会使其科技领域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国会正在考虑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新的权力来监管投资决策。如果是这样，那些瞄准中国投资或指望卖身中国公司的初创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一家美国法律公司Steptoe的AlanCohn说到。像芯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这些领域，都将受到特别审查，并且可能会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禁区。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人，标题为“TheChallenger”，由“机器之能”（ID：almosthuman2017）编译。由于原文篇幅过长，虎嗅对内容有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