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我国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所以其基本行为通常表现为规划环评和行政执法。其中，在环境执法环节，环境治理通常以“环保风暴”的方式进行，也就是由中央环保部门在最高权力的支持下开展运动式的行动，借助阶段性速效行为来提升中国的环保工作水平。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常规的管理办法，这种自上而下、权力主导的环境执法模式存在着诸多缺陷。当然，政府主导模式有其速效和强有力的优势，但是从目前环境治理面临的复杂情境看，单一的管理主体已经不能够适应日益严峻的环境恶化压力。发展环境公民权、形成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发动公众和组织广泛参与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治理的理性选择。
环境公民、环境公民权以及环境公民社会等概念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目的是要克服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公民个体行为与态度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创建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公民是指那些在面临环境问题时通过改变个体态度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的个体。而环境公民权就是实施环境保护行为时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责任。随着环境公民理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实践，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行为和环境公民理论指导下的广泛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已经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环境治理行为的常态。
环境公民理论的核心就是处理环境治理中的个体责任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论证逻辑和环境公民权基本内容等方面。
第一，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公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实在关系问题，表征了环境公民行为有其实在论基础。个体责任与环境问题之间关联的基础，是个体与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的实在性关系。这种实在性关系将环境公民权置于物质性的环境实践活动中，使得权利和义务有了现实的归依。
从现实的环境治理实践来看，中西方采取的环境治理策略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环境治理策略是给予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表现出多主体、多中心和协同参与的特征。目前，上述治理策略在我国的影响非常有限。在环境政策制定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主要环境政策是由，官员在大体上不受公众意见影响的情况下制定的。而且“所有重要的环境组织，如自然之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都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其主要功能是提升中国的绿色形象，利用外国的帮助，进行环境研究，在政府绿色政策的执行方面寻求公众支持，并且将绿色价值社会化。在政策过程中，它们不允许发挥积极作用”。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也大体指出了我国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既有特征。这种环境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割裂了公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实在关系，客观上增大了环境保护的难度。
第三，环境公民权在实践问题上的局限性。首先，公民的环境责任与义务具有有限性，个体间的环境责任存在差异。这既表现为环境责任意识水平上的差异，也表现为环境保护行为结果的差异。每个公民个体的生态轨迹不同，从而形成了公民的环境责任与义务，用来确保自己的生态轨迹不会减少和阻碍其他个体包括后代从事有意义生活的机会。所以，环境公民权尽管在很多方面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关心，但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并非无限性的人类责任。其次，公民的环境责任主要强调了公民个体对于环境问题解决的单向责任。也就是说，环境公民权主要强调了公民个体的单向性义务，强调了公民责任对于环境改善的重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公民的个体道德层面，甚至有悖于个体的现实利益诉求。
二、海洋公民：环境公民理论在海洋领域的延伸
我国的海洋环境治理实践也与一般的环境治理过程相似，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实践来进行。这种实践活动方式一方面体现了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的特征，保障了我国环保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忽视甚至在客观上压抑了社会力量积极自主参与环保实践的动机。
当然，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也存在自身的特征。从治理对象看，海洋环境问题较之于陆地环境问题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海洋生态资源的流动性上，也体现在海洋环境问题的易扩散性上。从治理主体看，海洋环境治理的主体通常具有跨地区、跨国家的性质，更加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合作。较之于一般环境治理，海洋环境治理的难度更大，更难以确定统一有效的法律规范和一般原则。因此，更应该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弥补自上而下式治理活动的不足，发展海洋公民的理念和行为应该成为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
海洋公民是指在海洋活动过程中行使海洋知情权、海洋决策权和海洋事务诉讼权的公民及公民组织。海洋公民是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社会秩序的基本主体，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权益维护中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海洋公民主要的活动方式，就是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权益维护中积极参与和影响其他公众、企业、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海洋实践过程、海洋决策过程以及海洋管理过程。
在海洋环境治理的领域内，海洋公民的概念发展了环境公民的理念。从两者的关系看，海洋公民这一概念满足了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和基本论证逻辑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海洋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在于公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实在关系导致了环境问题与个体责任的关联。对于海洋公民而言，其实在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环境公民的实在论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海洋公民的实在论基础根植于比一般“人一地”关系更为复杂的“人-海”关系上。“人-海”关系即人类活动与海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以海洋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工业生产扩展了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作为人类活动聚集度最高的海岸带首当其冲，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退化、灾害频发等问题触目惊心，人海关系向着不协调、恶化的方向急速演变。人类的涉海行为与海洋环境的恶化构成了海洋公民概念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的实在论前提。
此外，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海洋环境意识水平的提高为海洋公民行为的发展提供了主体特征条件。海洋环境意识是环境意识在海洋空间领域的表征，是人类涉海行为的自我认知，是人类对海洋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意识。从当前的人类海洋实践来看，经济社会的进步仍然意味着海洋权益争夺和海洋环境破坏的进一步加剧；同时也反映出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日益扩大，新生态文明的海洋意识观念也初显端倪。这表明，公民的海洋环境意识在逐渐地提高和改善。
不同于具有封闭性的陆地社会，海洋空间（领域）的特性使得海洋社会更趋复杂。在海洋实践中，人类的涉海行为及其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都与海洋环境的变化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总之，海洋公民这一概念扩大和延伸了环境公民理论的研究。将环境公民权与环境公民行为置于海洋空间或海洋社会这一领域，有利于进一步细化环境社会学和海洋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如果把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设定为人们的海洋实践行为，海洋公民概念突出了人们的海洋开发、保护和管理等涉海行为的实践特征，能够更好地把海洋社会理论研究和具体海洋实践对策统合起来。此外，环境社会理论与生态政治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在海洋公民这一概念中体现出来。
三、培养海洋公民理念和规范海洋公民行为的策略
从海洋实践的角度看，加强海洋公民研究、推广海洋公民的理念具有以下意义：有助于扩大政府海洋开发与治理决策的公众基础；有助于提高政府海洋政策的决策水平；有助于提高海洋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降低海洋管理的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包容海洋环境治理的多主体特征，尤其强调海洋环境保护的个体责任；有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的各个环节。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及其面对的挑战不同于一般的环境公民参与行为，海洋公民研究突出了海洋实践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独特特征，有助于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因此，在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的领域需要大力培育海洋公民理念、规范海洋公民行为。
再次，加强海洋保护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海洋决策参与制度。从确定社会秩序的角度看，环境立法可能是保护环境的最有效途径，可以把环境保护的个人责任、组织责任等考虑在立法程序内，使得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有法可依。在政府海洋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涉海事务决策过程中，同时也在海洋环境和海洋事务的监测与评价过程中，规范海洋公民行为，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这需要政府、企业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策与决策制度。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义
一、关于微传播的研究
二、关于伦理失范的研究
三、关于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研究
第三节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第四节研究创新与不足
一、研究创新
二、研究不足
一、微传播概念界定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
二、责任伦理理论
三、网络行为规范力理论
四、破窗理论
第三章微传播伦理失范现象与影响分析
第一节微传播谣言泛滥程度严重
一、谣言散播呈专业化和周期性特点
二、谣言传播社会影响恶劣
第二节微传播中网络暴力现象突出
一、普通人遭受网络暴力概率增加
二、对当事人心理伤害严重
三、语言暴力成为普遍存在
第三节微传播中隐私泄露涉及面广
一、泄露用户的个人信息
二、泄露用户注册的个人信息
第四节微传播低俗文化影响社会风气
一、微传播标题党大行其道
二、语言污染从网络空间衍生至纸质媒体
三、无底线恶搞扰乱社会主流价值观
一、欺诈式营销传播风头强劲
二、咒骂祝福式营销传播暗藏胁迫
第四章微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
第一节社会环境层面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公民心理发生变化
二、社会矛盾和生活重压催生网民泄愤情绪
三、微传播法律条例不够完善
第二节网络传播层面的原因
一、微传播本身的碎片化特点
二、微传播本身的信息机制
三、微传播对把关人机制的消解
四、微传播的病毒式式扩散特点
第三节个人行为层面的原因
一、虚拟空间用户主体道德感的弱化
二、微传播用户媒体素养的欠缺
三、传播群体集体窥私欲的旺盛
四、网络从众心理的影响
五、对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
第五章微传播伦理失范的规制
第一节完善并严格执行微传播治理法规
一、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网络治理法规
二、行业协会并倡导自律规约
三、传播社区积极推出并宣传微传播规约
四、加强微传播治理的执法力度
第二节做好微传播平台运营管理
一、以技术设计提示微传播用户的道德意识
二、对微传播内容进行适度监督
三、对微传播用户伦理失范行为及时惩戒
四、使用专门账户和技术手段迅速辟谣
第三节加强微传播用户的道德伦理教育
一、明确微传播的道德伦理底限
二、加强网络人际传播道德教育
二大学的善治理念：突出治理结构的具体化与理想状态
（一）“治理”与“善治”的概念界定及其关系
（二）大学善治理念的特点
1效率性。“善治”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是以“绩效”为切入点及绩效改善作为管理的目标。“对大学而言，善治的目的并不同于政府旨在削减公共开支而更在于提高办学治校育人的效率。”[1“3]善治”理念中的“效率”不单单指数量上的提高，更是注重质量内涵式的发展。大学有它自身需要保护与守卫的东西，这是它的稳定性。它在精神上高贵，可却摆脱不了对外界物质资源的依赖。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给大学这样的组织提供资源的人有能力对这些组织行使很大的权力。而“善治”理念便是极大可能摆脱外在资源提供者的不合理的干预，最大化地实现大学自身内部在科学配置、管理等效率的提高，在有限的资源内高效地利用资源，从而发挥大学在办学治校育人中的最大价值。
三大学善治理念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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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铁饭碗”倒逼高校办学创新
改革事业编制，由高校决定自身编制，决定各级各类人员的数量和结构比例，是高校真正走上自主办学的第一步。
如果把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看做是一个系统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是实现系统功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权人自我保护，构成债权人的自治制度。债权人的自治，根据其是否介人公司的经营管理，可以分为外部自治和内部自治两种方式。外部自治方式，是指债权人不直接介人债权公司的内部管理;内部自治方式，又称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直接介入风险产生的源头。本文主要探讨债权人的内部自治方式即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
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价值研究
与股东相比，债权人拥有的自由度小。债权人一旦投资，在公司正常运营中无权干涉公司的管理，债权人所承受的风险不亚于股东。所以，债权人在公司运营中以某一角色监督并参与公司治理是绝对必要的。
(一)弥补债权人传统保护方法之不足，防止内部人控制、降低成本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现代公司法对公司债权人提供了三种基本性保护方法:公司事务公开性原则的遵守、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之贯彻以及公司清算规则之执行除此三种外，现代公司对公司债权人并无其他更多保护。为使自己权益得以更周详的保护，公司债权人只能另辟途径，即以契约当事人身份寻求民法的契约保护。但不论是前后哪种保护，都不是积极和强有力的。
(二)促进公司利益关系和谐，践行法之公平理念
三、我国公司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构想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就是要在公司的职能机构中对债权人的权利予以安排，并最终使其能够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本文对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提出如下立法设想:
(一)完善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司财务在许多方面显示其不适应性，因而必须考虑其创新与发展问题。
1财务观念的创新
1.1泛财务资源观念
1.2融智比融资更重要
从一般意义上说，软资源对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作用的结果又反馈于整个泛资源系统。软硬资源的这个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知识经济将战略性资源转移到知识、信息及其创新能力上来，软资源或知识资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位资源。有鉴于此，企业在理财时应确立“软资源第一”的观念，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运作，培育和扩张软资源，以此优化企业资源结构，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
1.3人本财务观念
人本管理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企业的每一项财务活动均由人发起、操作和控制的，其成效如何也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在财务上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贯彻“人本财务观念”要求做到：第一，增加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质量；第二，推行财务分层管理和全员财务管理，实行民主式和参与式财务管理，提高员工对财务的参与意识；第三，加大软资源投资力度，为培育企业文化和良好人际关系创造优良环境。
2财务目标的创新
从一般意义上说，财务目标就是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使其利用达到最优化。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配置什么资源，二是将资源配置给谁，三是如何判断配置优化的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财务目标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如下。
2.1财务资源配置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硬财务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相对价值下降，而软财务资源的作用和相对价值在上升。因此，企业的理财应在尊重硬财务资源在整个泛资源系统中的作用的同时，重视软财务资源的战略作用及其对硬资源的调控作用。
2.3财务资源配置规则
3财务治理结构的创新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全进行硬性规定。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二）企业社会的责任嵌入到公司治理关系的模式对公司进行有效的治理主要是要求企业按照社会责任经营的形式在社会契约的关系里面经营，其中每一项的业务都要按照社会的规范，有清晰道德的基础。将公司的治理范围拓宽以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风险整合的基础之上，对公司的治理一系列的属性从整体上面去考虑。当然社会的责任作为整个公司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维度，现在已经和公司治理各个要素相融合在一起，通常情况下，组织外部关系上面体现在对环境和社会负责，内部是对员工负责。整个企业社会的责任承若情况和董事的资格以及董事会执行的职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社会的责任和公司的治理之间各个要素相互融合和渗透，将企业的内部资源利用和整合效率提高，拓展出能够获取外部的资源空间，最终形成动态能力和关系溢价的关系。
二、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三、社会责任的嵌入企业治理价值
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认为，企业是资本家的企业，因为企业的财产是由出资者投入的资本形成的，这些资本以物的形式沉淀下来，构成企业信用担保的基础，从而出资者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那么理所当然的应享有企业的所有权，在经济学上就表现为股东权益最大化构成企业的终极目标。
公司治理中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特别是随着员工自我意识的增强，员工要求参与公司管理以及获得公司尊重的要求将日益强烈，妥善解决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公司治理内部和谐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方面。
[1]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出版社,2004.
在参与全球治理概念的有关讨论中，我们认识到了“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概念阐释”所具有的循环性。概念都是通过社会互动以及在结构化的命题与反命题组成的框架中产生（或再生）出来的。因而，所有重要的政治学概念都会面临激烈的争论，而且对它们的理解无法脱离各种主观观点，这些主观观点要么丰富、要么混淆了这些概念的内涵。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对于获得知识无能为力，而是说无论我们获得何种知识，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因此，对全球治理的反思不应该是对某种“正确”概念的毫无根据的或者徒劳无益的探求。相反，它应该是一种对它深处于其中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即多维度的全球化）所进行的探索。因此，我们这里将把对全球治理概念的讨论与来自非洲政治的经验数据联系起来。
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
中被剥夺了权利吗？
事实上，尽管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权力和资源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对国际体系（它被理解为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和跨国政治有着整体性影响，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尤其如此。大多数较小的国家确实缺乏掌控国际谈判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参加无止境的会议所需要的资金和合格人才；因此，它们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去影响谈判的结果，甚至被剥夺了参与权。然而，根据涉及的议题或问题领域的不同，情况也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比如，第三世界国家确实能够通过所谓的“伤害的能力”（capacitytoharm）影响全球环境治理，也就是说，无论这种行为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还是那些未能提出适当的国家政策的“赢弱国家”（weakstates）导致的后果，这些国家都可能会在遵守国际标准和规则方面行动迟缓，从而对多边环境协定的效力造成负面影响。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例子也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抵制了由多数发达国家和环保非政府组织所提出的严格遵循环保主义的议程（其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并且强调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视为发展的途径。77国集团的核心国家通过与欧盟联手成功达成了有关生物安全的《卡塔赫纳协议》，该协议规定的程序的严格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领导的“迈阿密集团”
（最大的粮食生产者）最初认为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环境问题以及所谓的“软法”（sonlaw）领域，也日益扩大到贸易谈判当中。在2003年的WTO坎昆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联盟成功地阻扰了多哈谈判进程，迫使经合组织国家在新部门实现贸易自由化之前先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做出更大的让步。而且，并不是所有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都有利于西方国家。尽管权力失衡的局面仍然继续存在，但是那种经合组织国家完全可以强行决定各种协议条款（就像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战后《布雷顿森林协定》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这方面来看，如果南北双方在一种与《蒙特利尔议定书》形成过程类似的“双重加权多数决定体系”（Doub-le—weightedmajoritysystem）中在决策方面势均力敌，那么，建立一个强大的世界环境组织就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过更为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行升级，而这种升级并不会改变权力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曾使得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来推动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尝试彻底失败。
三、第三（及第四）世界一直就
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之外吗？
西方人所认为的“无治理和失序”只是反映了一种对治理和秩序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认知，以及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底层现实的无知。例如，无政府的、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国家（比如今天的索马里）可以与世界经济相联系，也与全球安全议程等相联系。正因为如此，美国军队重新回到了这个“非洲之角”。所以，15年以来，即使在最恶劣的战争期间，索马里仍然在出口牛羊以及各种战利品；进口货物通过索马里的海岸偷偷进入其内陆腹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海关和税收，而索马里最富裕的贸易商们则在迪拜炫耀着他们的财富。索马里一直像从前一样通过其怪异的方式与世界经济发生着联系。虽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国家，在世界劳动分工、全球贸易、私人投资等领域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未得到充分的代表，但它们确实给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带来了重大威胁。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这些“国家统治有限的区域”的治理，而不是将它们排除在外。
此外，也正是在缺乏有效政府（即“政府通常无法进行等级制统治”）的情况下，治理机制会在社会上脱颖而出来填补这一空白，而不仅是一种被优先选择的公共管理手段。在缺乏有效政府时，某些特殊的社会机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可以弥补国家官僚机构的缺失。例如，索马里在1991年之后没有银行系统在运营，有一些贸易商就重新发明出方法来处理大宗现金的使用、货币兑换以及跨区转账，而另一些人提供了私营的电力供应网络和小型的电信服务，以弥补公用事业的缺位。
公共职能的极端私有化导致了自下而上的对和平和稳定的需求，因为没有和平与稳定，投资就不可能获得回报。同时，传统的“长者法庭”（Guurti）得到复兴，以处理私人纠纷和维持秩序。当长者法庭也未能阻止暴力犯罪发展的时候，所谓的“伊斯兰法庭”将会取而代之。然而，索马里缺少一个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中央政府，这导致人们未能正确看待这些发展。外部力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美国和欧盟等）一再试图通过使用金钱和武力来强制索马里重建一个中央政府（如目前的过渡联邦政府），但其努力都失败了，这其实正好说明了对非正式机制的忽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由私人行为体发挥治理功能的例子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正式经济、集体储蓄和融资方案，例如西非的家族式或以部落为基础的唐提式（tontines）养老金制度，或者广受欢迎的银行系统之外的国际资金转账体系。一种治理方式可以将那些由社会行为体倡议或者控制的管理进程考虑在内，这些社会行为体并不是合法的权威，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于政府官员的方式。在全球层面的更广阔图景中，权力领域处于分散状态，因而上述治理方法适用于这一情况。
四、结论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图1OECD“治理复杂的教育体系”项目提出的治理框架
（二）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瑞士教育、研究与创新部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是指将政策、机构和人聚到一起，在多个主体间促进协商过程的一种战略管理体系。换句话说，每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政治治理都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和私立部门都对不断变化的培训条件实施稳定的影响。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尽早发现各个主体间利益的不平衡，并使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不断变化的背景[3]。
总体来看，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协调互动的过程。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各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目标及行动方案。因此，在治理理论视野中，不仅要求中央政府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各级教育行政官员、职业教育专家、行业企业、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都参与到职业教育决策之中。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模式与实践策略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主要模式
图2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的职业教育多层治理模式
图3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四种治理模式
图4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协调性治理模式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践策略
总体来看，密切联系企业和地区经济体，与地区经济体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劳动力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设计及实施，这些是实现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
三、结论与启示
其次，从职业教育自身的特征来看，作为与劳动力市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行业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联动。行业企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平台来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在实质上影响着职业教育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因此，准确定位各级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权责和职能，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同特征。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发展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国家政策、制度加以支撑。因此，未来急需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操作性，保障职业教育科学发展和实施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促进以行业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以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职业教育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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