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研究涉及范围极广。随着数字技术10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围绕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新技术展开的实践活动更为复杂，包括视觉文化、抗争文化、网络视频、博客、微博客、手机、客户端、数字劳工、数字鸿沟、隐私、网络审查、监控、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网络公共参与、游戏等等，涉及从媒介和传播的生产、流通到消费和使用的各个环节与层面。多种研究视角的叠加使得数字文化研究呈现出相对零散的研究界面。笔者以“媒介技术”为经，以“平台迭代”“日常生活”“数字青年”为纬，粗略地将其分为三个部分，以期通过具体、特殊的对象和问题来概括数字文化研究这10年。
平台迭代：技术可供性视角下的融合互嵌
社交媒体平台的迭代很好地体现了数字技术可供性的发展，同时也是透视数字文化变迁的关键切入点。平台的迭代与技术更新相互作用，呈现出一种融合互嵌的场景，同时带来了新的政治意涵。
（二）抖音、快手平台：短视频的可见性
2018年开始，抖音、快手等以短视频为主打的社交媒体平台横空出世，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傻瓜操作”“业余摄影”等低门槛的准入制度吸引了各个阶层、年龄段的用户。彭兰将短视频持续存在的原因归纳为技术支持、生产门槛低、场景适应、情感唤起、用户代价低、易于成为社交资本这六个方面。邓建国和张琦将短视频的扩散归功于“移动”“短”“视频”（图像传播）三方面。在技术可供性的影响下，短视频从以自我表达为主要诉求的民间文化阶段、商业运作阶段，走向了向公共性普及的阶段。
日常生活：关系维度中的“休闲”与“劳动”
（一）技术赋权下的“圈子”与“仪式”
一方面，新媒体的普及和赋权将原本分散的个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圈层。关于虚拟社群的研究丰富而角度多元，社区、社群、圈子、圈层、族群说法多样，被看作是流动性更强的“想象的共同体”。其中以“趣缘”为纽带、以身份认同为基础建立的趣缘群体大规模兴起，形成了封闭与开放、扁平化与层级化、对抗和联盟并行的“圈子化”的传播机制，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权力等级化的链式结构。对于“圈层”的研究从虚拟与现实之争夺，到关系空间的维度，涉及的主题包括社群的形成与发展、主观心理动机与功能需求满足、关系网络等，理论视角也较为丰富，包括身份认同、权力等级、互动仪式、文化展演、媒介景观等；同时也有物质性与身体、群内冲突、情感与记忆等视角。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包含衣食住行多个方面，“自拍”“打卡”等新型媒介仪式嵌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大众借助数字媒介并在社交媒体中“自我表露”，事无巨细地进行自我塑造、自我表达，这种文化行为被称为“晒文化”。与此同时，在数字社会加速之下也有学者呼唤“慢生活”方式的回归，袁艳通过对数字时代手账及其“再中介化”的视角进一步思考“慢媒介”和“断联”现象，手账在数字时代发展为一种新旧媒体交织的媒介组合，物质性“痕迹”中渗透着数字化编码，是被特定的技术和文化实践“超中介化”的过程。
（二）技术勾连下的“亲密”与“鸿沟”
数字技术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现代社会的冷漠疏离造成现代人的孤独感倍增，人们不得不借助技术重新产生勾连，对于情感和沟通的期待使人们开始建立线上与线下相弥补的家庭关系、恋爱关系。
然而对于关系的想象，不仅有“亲密”也会存在“疏离”和“鸿沟”，数字技术并非平等地给每个人带来了机会，“数字鸿沟”依然横亘在地区、阶层、代际、性别之中。不少学者对数字贫困群体、“银发群体”的媒介使用作出分析，老年数字鸿沟是个人、家庭、社会、科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几年也有种乐观的看法认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间的差距可以通过“数字反哺”来弥合，家庭内部年轻人的数字反哺和健康反哺有助于抹平数字代沟及健康代沟，文化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善家庭关系的难得机遇。
（三）技术渗透下的“情感”与“劳动”
数字时代“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正在消弭，近几年研究焦点也从生产和消费领域转向“数字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的劳动方向。从打车、外卖软件再到每一个网络受众，数字资本依靠网民“参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越来越受到商业规则的操控。
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近几年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分别有学者以短视频创意劳动者、移动游戏中的青少年玩家、网络主播等为研究对象，以具体而微的视角切入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随着技术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劳动过程被置于数字监管下，使得“人的情感”最终被技术理性所控制，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在极力挣扎、反抗异化，由此造成一种矛盾的状态。
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博弈过程带来实际体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是一个双向驯化的过程，既不能轻视技术及其背后的力量，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在多元主体博弈的过程中，才能够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构与反思。
数字青年：中国语境的在地实践与文化融合
（一）网络流行语的变迁：从“屌丝青年”到“佛系人生”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社会文化特性的重要表征，展现出一部当代社会青年发展史。2012年，“屌丝”这个看似不雅的词语率先风靡网络，以一种自我降格的自嘲方式表达了网民对当下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唤醒与阶级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深刻反映社会底层群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嘲弄和反讽。随后短视频中“喊麦”“社会摇”等“土味文化”也是“屌丝文化”“草根文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满足草根人群心理需求的“安慰剂”。这些文化契合了网民猎奇、审丑的心理动机，也包括以娱乐为目的的恶搞文化、鬼畜文化、表情包文化等，通过挪用、拼贴、同构、颠覆等手段，传达出富有意味的“反讽”风格。
此外，二次元文化、嘻哈文化、摇滚文化的“出圈”也吸引了学者的目光。
可以看到，数字青年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各个领域，逐渐与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汇聚，形成一种跨学科整合的取向。不仅融合了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研究范式，将风格、抵抗、收编、权力、阶级、身份认同、新部落、文化资本、场景等理论融合在一起，也将物质性、身体、数字劳动、空间等视角引入，涉及当代社会理论和批评理论等多种理论资源。
数字文化研究是媒介文化研究在新的语境下衍生出的一个崭新的分支，它直接受益于平台迭代和技术更新的数字化生存场景，也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深层缠绕，更是极大地更新了青年群体的文化实践。本文以“媒介技术”为主线展开，参差辨析其与平台、日常生活与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数字文化研究发轫于数字技术与当代社会的深度融合，存在着以下值得深度思考的层面：
第一，以技术为主线的研究视角更新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数字文化研究更多地整合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为媒介文化研究打开了理论的突破口，一批将情感、关系等文化要素与微观政治权力、资本积累、意识形态相连接的研究推陈出新。但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关系（剥削或解放）的过分强调也使该类研究陷入了某种模式化之中。叠加性的数字文化领域应存在多元主义的面向，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博弈过程不仅仅是商业化对人以及日常生活的侵蚀，也带来了实际体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对新的研究范式、研究取向应予以开放的态度，挖掘更富有想象力的视角。
第二，数字文化在走向融合的整体性路径中仍生动地体现在地及个人的“过往和活生生的经验”（livedandlivingexperience）。一方面，世界性的交往网络已经建成，在本土化与全球视野的融合背景下，数字文化研究正在本土现实的基础上与理论进行对话和建构。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区域性地方、族群社会文化与共同体文化有机融合，并逐渐落脚在日常生活领域。如何兼顾共享空间叙事和多样性表达成为学者思考的新方向，社交媒体在地化的方法论为媒介技术与普通群体、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大的观照的同时，兼顾历史的时空维度和个人生活浩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为理解技术、人、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增添了融通、多向的视角。
第三，数字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非呈现技术的特征，而是着力探讨技术与人、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多元互动，在解释人类文化实践时将重点放在“技术”方面未免本末倒置。研究者需要重回数字文化概念再思索，摒弃“新”与“旧”、“媒体”与“非媒体”的对立。透过数字技术背后的文化时空，会看到其中的人如何展开“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有关于“手机”“电脑”“身体”等媒介物的研究勾连出文化与记忆、情感与关系等一系列议题的思考，为数字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载《传媒观察》2023年3月号，原文约16000字，标题为《数字文化10年研究：技术、日常生活与在地实践》。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