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社会学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其学术传统仍有待塑造，而对西方文化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及预设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是一项重要的前置工作。“行动中的文化”是晚近以来有深远影响的文化社会学学说，但该学说过度贬低价值对于行动的导引作用，存在一种个体主义偏向，忽略了文化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由此带来经验解释和理论逻辑上的困境。对包括文化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社会学学说之理论逻辑及预设的深入探究，将为社会学本土化提供借鉴、方向和指引，并为更具文化自觉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坚实基础。
关键词：“行动中的文化”;文化剧目;价值;社会学本土化
作者肖文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广州510275）。
引言
为了深化对于“行动中的文化”的理论逻辑及预设之认识，本文也初步引入了学术传统的比较视野。本文也充分意识到无论欧洲学术传统抑或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多元性及历史流变性，但出于文化比较的需要，本文暂时采取类似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做法，将欧洲学术传统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一个理想类型（idealtype）来对待，由此提供一个较为确定的审视“行动中的文化”的参照坐标系。本文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初步的，而有待学界更为深入系统的讨论。
一、“行动中的文化”的基本理论立场
概而言之，斯维德勒的“行动中的文化”理论与韦伯—帕森斯传统下的文化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构成其原创性所在。该理论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化影响行动之机制的认识，这既是对文化理论的推进，也是对行动理论的推进。就文化理论而言，该理论让我们意识到文化提供的不仅仅是价值，也提供了剧目、工具箱与行动策略；稳定文化与非稳定文化的区分则提供了理解不同文化形态（如传统与意识形态）的视角，也有利于对文化变迁进行分析。就行动理论而言，该理论指出策略、技能等在行动中的重要性，这构成对帕森斯行动理论的有益补充和矫正，而剧目、工具箱等说法也比较有利于解释行动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正因此，该理论对于文化社会学领域中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本文重点不是评估其理论贡献及后续学术影响，而是试图批判性地分析该学说的理论逻辑及预设。这一工作不意味着对该理论的彻底否定，而是希望能成为下一步的理论创新工作的起始点。
二、“行动中的文化”的理论逻辑及预设：一个批判性的讨论
（一）解释的漏洞：价值真的不起作用了吗？
“行动中的文化”或许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无关信念的行动，但是，在行动者的人生轨迹中，会经常面临吉登斯所谓的“决定性时刻”，需要做出关乎自我认同乃至人生轨迹的抉择。例如，在革命年代，不少革命志士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参与革命事业，甚至因此而牺牲，对此我们很难以文化工具箱理论来完全解释他们的行动策略。换言之，对于行动者而言，存在着重要性大小不一的行动，文化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行动的影响机制也各不相同，有的主要体现为技能机制，有的则涉及价值引领机制。但对其最为重要的那些决策，文化作为价值引领的机制依然是更为关键的。
此外，很多技能的实施虽然不是建基于某一价值，但需要以价值的存在为前提，这方面的例证之一就是米歇尔·拉蒙（MichaelLamont）等人所强调的符号边界(symbolicboundary）。作为符号边界之一的群体边界，即群体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的边界，其成立的条件之一是群体内部人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或共同定义的神圣、耻辱和排他性等标准。就此而言，符号边界的维系需要依赖社会群体的共有价值之存在。最后，个体行动者在某一时点所持有的文化剧目或许与其内在价值无关，但在特定社会当中，文化剧目的分布、构成与整体结构形态，这些似乎无法完全抛开构成一个文明或者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与信念来予以解答。
概而言之，以上讨论论证的是：首先，行动依然会受到价值之引领，在面临“决定性时刻”就更是如此，而构成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制度也同样是由价值所塑造，由此价值就经由制度环境间接地塑造了行动；其次，斯维德勒所强调的文化剧目或者说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与韦伯—帕森斯传统所强调的“价值”相互分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存在。
（二）行动者意象
其次，这一文化观强调了行动者所具有的实践能力，而无论其是否拥有价值立场与道德能力，后者被视为与行动无关。在这方面，麦金泰尔做了一个很有益的概念区分，即人格（character）与社会角色（socialroles）的区分。人格这个概念特别强调了行动者所面临的内在道德束缚，而社会角色则不具备这种道德束缚。在某种意义上，帕森斯理论图景中的行动者更偏向“人格”，而斯维德勒理论图景中的行动者则更偏向“社会角色”。一个完整的社会行动者的形象应该兼顾人格与社会角色这两个方面，而且有必要强调的是，对于个体的行动者而言，其人格面向无疑是其人之为人的更为重要和宝贵的一面。
综上所述，这一学说所呈现的行动者形象更接近经济人，更类似麦金泰尔所指出的“社会角色”而缺少“人格”的向度，且倾向于“知行不合一”，进而面临自我认同的破碎与本体性安全感的脆弱等问题。这一行动者形象既不符合理想主义的期许，也未能反映现实的全貌，因而是有待重塑的。
（三）文化观及其解释的局限性
首先，这一文化观更容易解释个体行动者在行动策略上的差异性，但较难解释行动策略选择方面跨历史的延续性与跨越群体的趋同性。比如说，东亚社会子女在成年后与父母共居的概率要高于西方，而且呈现出历史的稳定性。如果行动策略的选择是基于文化所提供的工具箱，那么我们应该看到较为普遍和广泛的行动策略的差异性以及历史中的显著变动性，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一跨历史的延续性与跨越群体的趋同性意味着文化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其内部具有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和稳定性，而这一方面恰恰是“行动中的文化”所忽略了的，而要对此作出解释，我们需要诉诸其他的理论工具，需要去探究文化剧目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及其基础。
（四）理论逻辑的内在矛盾
概而言之，“行动中的文化”的两个核心症结在于：过度贬低价值对行动的导引作用，忽略了“由内而外的文化观”之合理性；存在一种个体主义偏向，忽略了文化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的一面。这两个症结带出不能令人满意的行动者意象与文化图景，并产生诸多解释上的困境与理论逻辑上的困境。尽管斯维德勒在后期的反思中已经注意到这两个问题，但她并未提供系统性的替代理论。“行动中的文化”所存在的理论局限，也就构成后续理论发展的起点，但基于本文的讨论，这些后续理论也同样存在各自的问题，但这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
三、从学术传统的比较视野审视“行动中的文化”
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西方社会学内部就存在着多元的学术传统，而且这一差异不可小觑。这一差异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应当是有关联的。在这样一种国别传统的比较之下，我们更容易激发对于文化社会学乃至整体的社会学传统的文化自觉，这本身就是文化社会学的内在要求。对于中国学人而言，当看到这种欧美文化社会学传统的差异时，我们也很自然地会反思，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会如何看待“行动中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观。
小结与余论
中国文化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塑造需要建基于对西方文化社会学学说的理论逻辑及预设的深度分析之上。今天，斯维德勒、亚历山大、拉蒙、休厄尔等美国文化社会学者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学界所熟悉，其学说也常被应用于经验研究当中，但对这些学说的理论逻辑的分析仍有待推进。这些理论逻辑及预设，关涉到对行动者、文化图景、社会图景乃至意识形态的理解和看法，而基于知识的反身性，它们会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这些理论逻辑不是虚无缥缈的玄思，而是社会现实当中实实在在的构成。致力于社会实在之研究的社会学，理应对这些理论逻辑予以重视。这一工作应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当中的关键一环。
因此，对包括文化社会学理论在内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理论逻辑及预设进行分析和反思是当下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中较为忽略但至关重要的工作，无论是在文化社会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