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需求角度看，近几年，科技型企业发展迅速，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但由于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轻资产特性以及商业银行重抵押的传统信贷机制性矛盾难以破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存在。由此可见，科技型企业的金融需求是一种特定需求，通过商业银行开展专业化经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路径。2011年人民银行和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2012年齐鲁银行高新支行确立了科技金融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开始探索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的有效路径，并于2014年率先荣获济南市“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称号。该支行利用济南高新区内科技型企业众多的外部环境，采取专业化的经营战略，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借助省、市两级政府搭建的政策平台，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杠杆，开发出适合科技型企业的新型金融产品，成功解决了部分科技型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通过聚焦于科技型企业的信贷需求，有的放矢、突出特色，经营效益不断提升，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的品牌效应在济南金融系统中不断扩大，并逐渐向全省辐射。
现有文献对商业银行专业化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更多是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本文拟以齐鲁银行高新支行为样本，从微观角度剖析商业银行专业化发展的内外部动因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专业化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力求总结其中有益经验，为我国商业银行专业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齐鲁银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的运作实践
（一）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困境
中小科技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长久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却成为中小科技型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桎梏，尽管政府、银行、企业等主体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其融资约束却依然长期存在。究其原因，除了与一般中小企业相同的放贷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中小科技型企业资产结构特点与商业银行传统贷款模式的内在矛盾也是重要的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贷风险不可测。为规避信贷风险，《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但鉴于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阶段与资产结构特点，其信贷风险实际难以管控。首先，中小科技型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都具有高成长和高风险的特征，发展过程中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经营失败的概率大。一旦经营失败，商业银行只能被动地处置抵质押物来获得补偿。其次，中小科技型企业资产结构以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为主，无形资产抵质押融资相对于有形资产不确定性强，且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更易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一旦出现信用风险，抵押物转让和变现价值更不确定。
2.信贷责任认证难。从业务流程看，信贷业务不仅涉及银行内部部门，包括信贷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门和会计部门等，也涉及银行外部的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组织。一旦发生信用风险，内部责任难以认定，外部责任更难以追究。目前我国制定的无形资产评估总体标准操作性较差，专利技术各有特征，评估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评估过程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假如处置抵押无形资产的变现价值远低于评估价值，中介机构是否承担损失，责任如何认定，银行追责难以实现。
3.信贷产品设计难。间接融资市场中，资金供给方相对于需求方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传统银行业机构聚焦“有形不动产抵质押融资”的信贷模式已十分成熟，且需求旺盛、风险可控。而科技型企业持有的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价值差异很大，且其价值严重依赖于资产评估师的专业判断，风险较高，无法契合现行的贷款模式。银行自身没有动力、能力为中小科技型企业设计专门的产品和制度。
（二）齐鲁银行的认识与思考
齐鲁银行于2003年在济南市高新区成立高新支行，成立伊始，齐鲁银行就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型企业;如何实现银行与中小科技型企业的互利共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齐鲁银行科技支行最终确立并坚持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的发展道路，主要基于以下的认识与思考：
2.中小科技型企业信贷市场未开发。齐鲁银行高新支行通过近10年的经营运作，已与济南高新区内的552家科技型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但受限于人员配备、行内考核、配套产品等方面的缺陷，业务联系大多集中在支付结算等领域，其规模、效益与其他支行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异，并没有享受到高新区快速发展的红利。
3.中小科技型企业信贷市场具有成长性。2014年上半年，济南市高新区完成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分别为258.3亿元、190亿元和36.7亿元，分别增长8.5%、25.2%和11.4%。全区拥有各类企业1万余家，2014年全区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2家，占全市近一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3%，在全国115家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13位，科技型企业的快速发展衍生出不断扩大的资金需求。
4.开发中小科技型企业信贷市场需要特定技术。中小科技型企业信贷需求是可以通过特定需求来满足的，但正如上文提及的，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约束是根植于其资产特点与商业银行传统贷款模式的内在矛盾。要实现对其信贷领域的开发，需要商业银行设计专门的产品和制度，全面梳理内部机制，彻底解决导致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限制性因素。
（三）齐鲁银行服务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制度设计
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困境呼唤新的金融供给方式。齐鲁银行通过分析市场，认识到需求的普遍存在;通过外部制度响应和内部制度建设，构建了全新的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服务方式。
1.外部制度响应。一是积极响应政府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与市科技局、财政局、审计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了《济南市科技金融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试行）》，决定以政府风险补偿金为切入点，实现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鼓励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齐鲁银行积极参与，最终成为4家科技金融合作银行之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齐鲁银行借此机会，积极协同济南市政府职能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对北京、杭州等地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研讨科技金融的运行模式。2014年4月，齐鲁银行高新支行被济南市科技局与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联合授予济南首家“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称号。
二是充分利用政府平台营销。受限于网点、资源等因素，齐鲁银行本身并不具备营销优势，但通过与济南市科技局签订《济南市科技金融风险补偿金贷款业务合作协议》，与山东省科技厅签订《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框架协议》，利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联合搭建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批量搜索客户、批量细分客户、批量营销客户，降低批量营销贷款操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充分利用政府“风险补偿金”的杠杆作用，以“专业化”的精准服务应对“综合化”的广泛营销。
2.内部制度设计。一是打造特色队伍，培养专业人才。科技金融特色支行专注于服务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专职服务团队，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并通过集中培训、专家授课、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增强专业队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认识和了解，结合信贷实战操作，有效提高银行员工工作的熟练程度。同时，相对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的重复强化，促使银行人员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缓解了工作紧张程度，从而降低发生工作失误等经营风险的概率。银行业务的单位操作成本得以降低，银行整体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在银行服务科技型企业这一特定领域，实现“低成本、高质效”的银行服务。从齐鲁银行看来，特色支行专业化经营可以减少其对不同业务领域人力资源的需求，从而有效降低银行内部的组织成本、人力成本以及不同业务部门和员工之间的协调成本，改善管理效率，提高业务活动效益。
三是开发专属产品。差异化的营销平台和信贷产品是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特色定位的基础和根本。齐鲁银行推出了专门针对科技型企业资产特点的金融产品――“齐鲁科贷宝”，其主要内容包括股权质押融资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配套订单融资等供应链系列产品。该产品创新操作模式，如见保即贷、银投联贷、银保联贷，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提出“量身定制”的概念，针对某一类型科技型企业，为其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更加适应科技型企业的信贷需求。
四是改进信贷管理机制。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结构的特点，齐鲁银行特色支行突破了传统银行针对科技企业依然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要方式、担保公司担保为辅助手段的授信审批机制的制约，实施差别化的信贷管理机制，逐步完善适合高新技术产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制度，对具有长期合作关系且经过若干信贷周期检验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采取见保即贷，充分利用财政资金完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与激励机制，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的定价能力，较好地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贵”的问题。
五是确定合理的信贷责任认定机制。齐鲁银行遵循“尽职免责”的原则，只要信贷人员在贷前调查、贷中操作、贷后检查中按照信贷流程操作，每一步都遵循了信贷流程的要求，即使贷款出了风险，形成了不良贷款，也不追究信贷人员的责任。这种做法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信贷人员，只要勤勉尽职、不疏忽、不疏漏、严格按照流程操作，就不会承担不良贷款的严重后果，信贷人员办理科技型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普遍提高。
三、齐鲁银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专业化发展模式的启示
（一）个性化、特殊化需求的标准化处理
“齐鲁科贷宝”是齐鲁银行为科技型企业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充分运用齐鲁银行作为济南市唯一一家法人商业银行的灵活性和便利性，突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各项硬性要求和限制，并提升了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通过将科技型企业特点与齐鲁银行经营特色的有机结合，针对某一科技型企业特点，在不违背监管政策和齐鲁银行自身信贷政策的前提下，按照标准化的信贷流程为其“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在科技企业的贷款户数和贷款量大大增加的同时，由于齐鲁银行对风险管控进行了标准化建设，重新梳理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风险评估体系，因而没有发生一笔不良贷款。这样，该支行就把市场不能专业化的交易协调和风险决策活动，通过商业银行内部分工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通过这种协调和决策的标准化带来效率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降低。
（二）营销平台的批量运作
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企业类型，其规模经济是经营效率、风险水平、治理结构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本案例中，齐鲁银行高新支行通过适度的专业化提高服务差异化程度，有利于提升核心业务的控制能力和风险抑制力，而且能够快速感知并响应意外的市场环境及客户需求的变化，更加灵活地适应成本结构和业务流程，在更高的生产力、成本控制、资本效率和财务可预测性水平上降低风险并开展业务，最终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在实现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后，齐鲁银行高新支行进一步通过“科技型企业信贷工厂”绿色通道审批模式实现批量化加工，并与政府部门合作，通过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了对客户的搜索、细分和营销，在资源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显著提升的同时，单位营销成本显著降低。
2011年之前，齐鲁银行高新支行对公贷款平均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0%，对科技型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5%。确立科技金融发展方向后，对公贷款平均利率依然为基准利率上浮30%，但对科技型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20%，对合作良好的科技型企业采用基准利率。尽管银行贷款利率下降了，但收益却较以往大大增加，主要是因为贷款企业的增加和贷款投放量的增加，提高了收益，降低了成本。这也是科技金融特色支行专业化、批量化发展业务的优势所在。银行与企业在科技金融上找到了契合点，实现了互利互惠，取得了共赢的局面。
（三）专业化品牌效应
（四）同业竞争优势
品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初的品牌使用是为了便于识别产品。品牌迅速发展是在近代和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产生的，品牌的使用给商品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齐鲁银行高新支行确定专业化发展道路后，其科技金融合作银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成为显著招牌，主打产品及授信模式更加符合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特征，社会知名度不断扩大，在高新区内的科技型企业中形成了良好口碑。高新支行在汉峪金融商务中心、齐鲁服务外包城、国家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和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等科技型企业集聚地的宣传营销，为特色支行锁定大批潜在科技型企业客户群。随着其独具特色的专业服务产品的不断推广、宣传，特色银行品牌的传播力和业务拓展能力得以迅速提高，提升了社会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不仅在济南市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中奠定了良好的客户基础，影响力还延伸至山东省其他地市。
2011年以前齐鲁银行高新支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较弱。2012年确立科技金融特色发展方向后，该行年开户数、贷款数、贷款金额等指标较前期都有了倍增，并且随着特色支行品牌的建设，这一趋势正加速增长，特别是2014年获得“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称号后，上述指标在2014年上半年就基本达到上年全年的水平（见表1），科技型企业与齐鲁银行高新支行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
四、结语
齐鲁银行高新支行的实践表明，科技型企业特殊的融资需求可以通过商业银行专业化的方式来满足。商业银行的专业化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总体融资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也避免了银行间的同质化竞争，契合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第一，标准化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风险。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外部制度响应，积极建立产品、内部分工协调与流程的标准化，将个性化、特殊化的需求进行标准化转换，实现规模化处理，有利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第二，通过平台批量运作，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规模经济。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追求更大的业务量规模，有利于降低单笔业务的交易成本，并进而为企业减负、为银行增效，实现银行与企业的双赢。第三，注重品牌建设，增强自身美誉度。品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吸引客户，能够为品牌拥有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强自身声誉，确立高水平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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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GroupofOperationOfficesofPBCJinanBranch
（OperationOfficesofPBCJinanBranch，ShandongJinan250021）
目前，对于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选址问题有很多争论，呼声最高的是香港、新加坡和伦敦这三个城市。那么，哪个城市更适合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有哪些推动作用？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还存在哪些问题？就这些问题，《新财经》记者专访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离岸之争，协作多于竞争
《新财经》：目前，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有三个备选城市――香港、新加坡、伦敦，请谈谈这三个地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鲁政委：香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香港还有一批熟悉内地语言、政治、经济状况及东西方资本市场的金融专业人士。但香港的创新能力受到很大制约，主观能动性不强，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新加坡有相当部分金融专业人士懂中文和英文，熟悉中国和西方市场状况。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成功运作了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产品，很多亚洲国家的国债期货、跨国交易、NDF（无本金交割远期）也在新加坡交易。新加坡有更强的创新举动，不太在意中国政府的态度。这一特点可能对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更有优势。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刻意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间做出平衡的话，新加坡可能会受到影响。
伦敦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这对于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好事。但伦敦没有很多对中国市场熟悉的金融专业人士，而且，人民币结算还没有运用到欧洲市场。站在客户的角度，要考虑有没有人去伦敦进行人民币交易，与其这样，还不如将离岸金融中心放在新加坡或香港。
孙立坚：香港一直在做离岸贸易的结算业务，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较大，很多海外业务都通过香港“中转”，内地与香港的贸易一直非常密切，没有语言障碍。人民币国际化对香港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香港的积极性一直最高。香港希望将业务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起来，中央政府也对香港开放特权，这是香港的先天优势。
新加坡在亚洲地区是一个金融城，投资理财金融产品比较丰富，衍生品也很多。新加坡也积极邀请华尔街的金融人士帮着打理金融业务，引进对冲基金，新加坡的特点是财富管理和升值，有点像华尔街模式。但新加坡的基本面稍远了些，内地和香港已经开展了“一条龙”的贸易和结算业务，而新加坡只能效仿香港模式。金融服务是需要网络的，新加坡在人民币业务网络上没有香港那么广，“人脉”关系也相对缺乏。
伦敦是优质品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信誉高是它的优势，货币都愿意到一个信誉高的地方集中交易。尽管它不做人民币业务，但拥有很成熟的国际网络人脉。伦敦主要是靠金融打造的城市，金融服务很到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健全性上都比香港和新加坡要好。但伦敦缺少实业，它可以将财富有效地配置，但“以钱养钱”容易出现泡沫。伦敦没有强大的实业经济作后盾，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还是很困难。
《新财经》：从政策推动和市场需求等方面来看，香港、新加坡、伦敦这三个城市哪一个更适合做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鲁政委：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将某个城市培育成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进展。
政策的推动可能会对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在某个时点走得更快或更慢一些有影响，但并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就像英国的“欧洲美元市场”出现时，美国试图去遏制这种趋势，但是它还是形成了一样。
目前，人民币贸易结算还在香港，从这点来看，香港是最适合做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城市。但我们担心香港“太听话”，在创新问题上“缩手缩脚”。香港应该更多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平衡市场需求与中央政府政策导向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听话”而压抑市场需求，也不能单纯追求市场而不顾政府的政策。香港可能还做不到这一点。
沈建光：现在要考虑的是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离岸金融市场只是一个中间步骤。中国的目标很明确，不是让香港成为离岸金融中心，而是希望人民币广泛地在全球使用。
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对外流通的一个支撑点，没有离岸中心就不会有人民币在海外的广泛流通。人民币的流通需要有市场和落脚点。这三个城市之间有竞争，也有协作。在股票市场方面香港远远超过新加坡，红筹股也是最先在香港发行，香港的“人缘”等各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人民币已占香港银行储蓄额的10%，还可以通过贸易结算和ODI、FDI进行海外投资。这样看，香港是最适合做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
香港与其他城市相互之间的配合，是一种互补关系。如果香港成为离岸金融中心，伦敦和新加坡也可以获利。
不能靠升值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新财经》：很多观点认为，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前提是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持续升值就会有风险，如何把握并控制好这种风险？
鲁政委：从来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持续升值。如果依靠升值这个“棒棒糖”，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短命”的。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话，对于持有货币的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一个不公平的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
沈建光：人民币国际化，采用浮动汇率政策已成必然趋势。在此情况下，对于人民币升值利与弊的讨论，意义十分有限。没有考虑到关键问题，人民币汇率应该是浮动的，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的。该升值的时候就升值，该贬值的时候就贬值。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应该考虑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适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建立成熟的浮动汇率制度。
孙立坚：不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日本病”。人民币持续升值，大家就都想拥有人民币资产，不去做人民币的商品交易。资产越来越多，实体经济却被打入冷宫，这样会被送上“金融泡沫”的断头台。
现在不少人主张靠人民币升值来对冲输入性通胀的做法，就是自我膨胀心态的表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有多少是来自真实需求？很大一部分是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金融投机行为。如果人民币一味升值让金融投机资本涨价，很容易出现2007年2月在越南发生的金融危机。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投机这两者的区别。
《新财经》：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后，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鲁政委：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情况。如果人民币成为自由流通的货币，那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如果人民币依然维持目前的状态，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压力就会非常大。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自由兑换。一个货币成为国际性货币时，这个国家的贸易就可以更加健康地发展。
沈建光：人民币汇率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经营环境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和冲击。有些挑战并不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中国已经到了该对利率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
国内很多金融产品还没有创新，这是最好的发展机遇期。特别对于沿海地区来说，金融服务业有迫切提升的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沿海金融的发展不光是自身需求，也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人民币“回流”是关键
《新财经》：要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沈建光：现在的问题是人民币如何去丰富它的产品（债券、股票），让人民币回流到中国。还应该加大人民币的贷款额，让更多的人使用人民币交易。
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就是要不停地增加人民币的量和份额，先将它作为一个流通货币，更广泛地使用。目前，人民币流通只是刚刚起步阶段。最主要的还是将人民币管制更加开放，汇率更加浮动，两者相互促进。
孙立坚：我不太赞成这么快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因为汇率还没有市场化就加快人民币离岸业务，这会增加别人的投机机会。市场一旦放开的话，国家监管很难到位。现在的问题是利率、汇率没有市场化，还做不到让人民币最大限度在市场上流通。不要把人民币需求的增加混淆为国际化的需求。人民币是不是国际化就看它是否在流通。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宏观环境
（一）天然优势的地理区位
海南省位于华南和西南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的结合部，内靠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邻亚太经济圈中最活跃的东南亚。海南省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亟需大量的资金及金融服务的支持，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能有效满足此类需求；其次，毗邻香港有利于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加快发展，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能有效辅助、巩固香港确立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海南省与祖国大陆间的天然屏障可以作为防范省内与大陆境内金融系统协同干扰的“防火墙”。
（二）增长迅速的国民经济
（三）发展迅猛的金融行业
（四）持续加快国际化进程
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海南省抓住与国际市场、机构、法人等接触的契机，推动海南省产业升级转型。一方面，海南省不断强化自身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核心地位，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旅游、交通、商贸等方面的互惠合作，另一方面，海南省寻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交流。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的模式选择
（一）助力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为核心
（二）开展以境外人民币离岸业务为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三）形成“港琼”离岸金融犄角为目标
香港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国际化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大、服务水平高、市场监管有效性强。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就其本身规划而言，具有浓烈的地域性特色，因此可以有效完善犄角内“业务池”构建，且海南省离岸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减缓香港受指向性游资的冲击，发挥犄角规模优势，有效规避相应风险。
五、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内容框架
（一）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品种遴选
1.银行类离岸金融业务
一是离岸存款业务。可接受开立“非居民”的美元、港币等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存款账户，亦可接受开立人民币非自由兑换货币存款账户。
二是离岸结算业务。海南省可以依托离岸金融机构为平台，开展一系列如客户办理汇兑、接受和开立信用证、提供保函、光票托收、跟单托收等业务。
2.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
海南省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也应选取金融机构债券、利率掉期（SWAP）等为主的相对低风险性业务为主，从而做到降低风险，有限提升市场流动性。
3.保险类离岸金融业务
开展有利于海南省海洋产业发展的船舶险种，根据海南省特殊海洋、渔业状况，推陈出新具有离岸属性的创新型保险品种。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监管体系
1.离岸金融机构准入及退出机制
2.离岸金融业务范围约束性
主要监管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五项原则主要：一是审慎性原则，以风险相对较易控制的业务为主；二是可操作性原则，即以简单可行出发，以传统业务为主；三是灵活性原则，在监管下适度放宽业务选择的区域；四是锁定交易性原则，通过账户的分设和严格管理，确保离岸业务的有效监控；五是差别监管原则，对外资银行及中资银行进行区别性管理。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优惠政策
1.税收优惠政策
借鉴国内外离岸金融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海南省实际，对在离岸区内开展离岸服务外资金融机构，可考虑在2020年以前按10%税率减征所得税，免征印花税，对风险较大的离岸贷款实行专项贷款风险准备金，由金融机构申请，报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同级主管国税机关审批后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对金融机构高管个人所得税按三免两减半征收。
2.费率优惠政策
论文摘要:在金融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动性，要求师生课前做好充分准备，课堂上精心组织和互动，体现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等综合能力，最终达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目的。
案例教学法(CaseStudyApproach)是由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哥伦布·朗戴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1)教授首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是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要求和教学内容的需要，运用典型案例，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集体协作，对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进行分析和决策，借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式。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理论和金融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金融市场运动规律更加复杂，金融工具形态也多元化发展，传统的、单纯的传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方法很难适应当今金融世界的这一变化节奏。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分析决策能力，笔者认为在金融学课程教学中应引入案例教学法。
一、新形势下金融学教学面临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融机构朝多元化方向发展，金融业务种类不断出新。生机勃勃的金融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同时也对金融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了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金融学教学进行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金融管制在国际范围内的放开深刻地影响并改变全球金融业的面貌。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再加上互联网等新技术在金融行业中的广泛使用，使目前的金融产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金融学所蕴涵的知识结构已经明显地落后于金融实践发展的要求。必须对金融学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进行比较重大的调整，以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将金融电子化、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等新兴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新的教学内容。与此同时，金融学还应当强化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经济运行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研究，及时将金融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教学活动内容之中，从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二、在金融学课程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作用
(一)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心理学实验证明，常人通过听觉获得的知识能记住15%，通过视觉接收的信息量为25%，而利用声光同步设备，把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能记住的内容高达65%。案例教学法利用多媒体教学进行教学，通过呈现听觉和视觉材料，再经过分析讨论，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金融理论知识。案例教学是一种动态的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它以案例为载体，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使学生不断提高事实判断和逻辑推理的实际能力。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更多地呈现的是个体学习，而合作学习则是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在案例教学的过程，通常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合作、学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中互相沟通，在沟通中增进合作，从而增强了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二)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
三、案例教学中学生和教师的角色定位
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担当导演的角色，对案例的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组织和统筹。通过有效的控制讨论过程，提示思考线索，提供分析方法，适时对学生加以引导，以保证讨论不偏离主题;同时注意调动学生的兴奋点，活跃课堂气氛，要鼓励每一个学生，争取都有机会参与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引导讨论的方向。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国际金融业务操作也不断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哪个方案最优，或者说哪个方案不可行。因此，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应给予适当鼓励和帮助;当学生取得阶段性成果时，给予认可。鼓励学生积极充分参与进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闪光点要及时给予肯定.教师通过对学生的暗示、引导、激发和肯定，增强学生的主观参与意识，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对于学生提出的各种方案，甚至表面看是“异想天开”的方案，教师要善于从中看到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闪光点，拓展学生的思路。
四、案例教学法在金融学教学中的实施过程
案例教学的基本条件是要有合适的典型案例，教师必须搜集、选择案例，并对案例进行整理，使之适应于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为保证案例教学的顺利实施，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必须要对案例教学的全过程进行整体的规划和控制，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最后是教师总结和评定成绩。首先肯定学生积极参与积极讨论的态度，同时指出其中的不足，然后重点阐述案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及个人看法供学生参考，并要求学生结合案例讨论所获得的主要观点，对照个人的分析找出差距和改进之处，最终形成案例分析书面报告，教师再对呈交的案例分析报告加以点评，打出成绩，发还给学生本人，这样既可以使学生知道自己问题分析的准确程度，又可以让有疑问和进一步思想的学生继续和教师探讨。
金融学教学偏重于理论的讲述，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教材侧重于制度性规定，操作性不强。如果仅讲述课本理论，要求学生进行简单记忆，内容繁杂、须记忆内容众多，不易理解。因此在教学中应通过案例教学法，将基本概念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用所学理论知识，在专业领域的更广阔范围内，分析现实问题，寻找一般规律和方法，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作为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师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传统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予以综合运用，以保证在采用案例教学时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使学生真正在金融学的学习过程中既能很好的掌握理论知识，又能为以后的实际操作工作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杜莉，王倩.以研究型大学的优势资源培养金融创新人才.中国高等教育.2008.(5)
[2]郑敏.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文教资料，2006.(21)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高利贷；借贷纠纷
一、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原因分析
（一）高利贷是直接原因
李丹红（2000）将非正规金融划分为三种形式：友情借贷（白色借贷）、灰色借贷（中等利率水平借贷）和黑色借贷（高利贷）。所谓“高利贷”指的是索取高额利息的贷款，盛行于中国旧社会，最常见的有所谓“驴打滚”利滚利，一些人以暴富的心理参与其中，在利率链上层层加码，使得雪球越滚越大，风险越积越重，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当事人或跑路或失踪。除此之外，部分放贷人和资金掮客以高息为诱饵大量吸收公众存款，再以更高的利率放贷赚取高额利差，这也大大地增加了非正规金融的风险。从最低一层的日息到民间钱庄、当铺、小额贷款公司，甚至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每一层较上一层都在不断放大贷款利率水平，高额利息势必加大企业融资成本。一旦实体经济不堪重负，金融泡沫破灭，资金链断裂，就会在金融市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关联方连锁反应和市场危机。
（二）私营企业融资供不应求是根本原因
Tsai（2001）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进行融资。林毅夫（2005）在1996—1997年对中国的私有企业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88%的企业表示从未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贷款。根据保育钧（2006）等人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我国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私营企业的外部融资问题依旧没有大的改观。虽然近年国家号召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贷款，但增加的贷款大多落在有较强实力的“中等企业”上，而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私营企业仍然贷款困难，几乎90%的规模以下小型企业和95%的微型企业没有与正规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正是由于正规金融的“抓大放小”，保守放贷，再加上信息不对称，致使私营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概率微乎其微，于是非正规金融的介入缓解了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金融困境。
（三）金融体制不健全是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金融体制处于过渡时期，市场缺乏足够的监管，并且资金分配体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政府的经济活动扩张越强，私人部门在正规金融市场受到的挤压程度就越强。林毅夫指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模式方面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而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其融资成本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要低。此外，从现阶段来讲，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与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正规金融环境。同期，为减少坏账，各家银行开始全力同收企业贷款。于是企业不得不以更高成本进行融资，甚至“拆东墙补西墙”，这严重影响了非正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安全与稳定。
二、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文献调查
（一）调查方法
（二）结果分析
首先，对各案例的涉案金额及利率的分析结果如下。如表-1所示，据统计，2011年总计涉案金额约317亿元，数额之大足见非正规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大影响力。另由统计得知，110件案例中有合计33家企业涉案金额上亿，占据总案例数的30%。8家企业涉及金额在10亿元以上，占据总案例数的7%。涉案金额最少的也有5万元，其中单位或个人平均涉案金额高达2亿多元。案例中有远远超过一半的违规借贷纠纷源于高利贷。110件案例中年利率超过100%的大有所在，最高年利率达360%，远远超过国家的规定标准。正是由于受高利率的诱惑，更多的民间资本盲目参与投资，这进一步纵容了各种非正规金融。文献调查显示，类似“驴打滚”利滚利，以拖欠款项为理由提高利率或者提高利息款额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在支付本金中预先扣除高额利息。
其次，从省区分布来看，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南、内蒙古、福建和安徽均属借贷纠纷较严重的省区。这些省区案例合计99件占据总数目的90%，涉案金融累计占据总涉案金额的82%，其中浙江涉案38件为全国之最。这些省区基本分布于东南沿海区域，开放较早，私营经济发展较快，其中一些城镇，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依据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等人（2006）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得知，在不考虑直辖市的情况下，以上纠纷严重省区的市场化指数均较高，其中浙江、广东、江苏2003—2005年平均市场化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以上110件案例中有98家属于私营企业，接近总案例数的90%。此外，据国家统计，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其中东南部有405家，占据总数的80%以上。东南沿海地区民营或私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与非正规金融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成因分析，研究者提出以下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借贷利率和转贷利差。规避高利贷行为
完善和规范借贷人行为。首先，适当地降低放贷人准入门槛。低门槛会吸引众多公民想得到放贷人的合法资格，从而把更多的民间资本纳入到法律规范中来。一旦放贷人合法资格普及、规模化，游离于灰色地带的高利贷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其次，《放贷人条例》应禁止支付复利，禁止以被拖欠款项为理由提高利率或者提高利息款额，禁止在支付本金中预先扣除高额利息。最后，可以适当考虑提高银行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使得手中有闲钱的公民积极将钱存入银行。由大银行转贷给小额贷款公司，由小额贷款公司再放贷给有资金需求的私营企业。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善于发放贷款，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套利空间，从而可以降低借贷利率和风险，进而减少违规借贷行为。
（二）拓宽私营企业融资渠道，平衡非正规金融需求
首先，增加转贷比例，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茅于轼（2010）指出，根据经济学证明，在一定范围内增加转贷比绝对是利大于弊。例如，可以增加农村资金的供给，帮助更多的私营企业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还能降低借贷利率，这些对完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成立私营企业发展基金。国家各金融部门应该积极参与金融机构合作共建资金“蓄水池”，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私营企业发展基金管理的专业性，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可贷资金，降低贷款难度，规范借贷行为。最后，成立私营企业政策性银行。这样的银行应该是一种公益性的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公益金融，以服务和支持私营企业发展为目标。
（三）加强金融监管，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
高小琼（2004）认为，研究非正规金融必须从制度角度着手，法律法规制度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宏观金融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政治制度的转变是影响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金融转型时期，加强金融监管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必须将非正规金融活动加以阳光化与合法化，使其由“地下”走向“地上”。阳光化过程中正确区分“黑色”非正规金融与“灰色”非正规金融，对于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黑色”非正规金融部分要严厉打击。要严格抑制纯属诈骗性质的非正规金融，坚决取缔如洗钱、逃汇、赌博等非法融资行为；对于合理但不合法的“灰色”民间金融部分应当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之合法化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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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R].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华工商时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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