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洲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中的政治传播实践特征:角色、内容与形态
(一)“魅力型”主体和“年轻化”客体
(二)政治信息的“多维度”修辞
政治信息是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核心要素，它包括表层结构的意识形态观念和中、深层结构的政治价值与政治文明。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所进行的修辞行为，其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民粹主义者善于将意识形态与政治信息进行简单化、情感化、模糊化处理，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激起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热情，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其政治信息的修辞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维度:(1)人民至上的维度颂扬人民具有一系列美德，天生纯洁、智慧善良、至高无上(见表1第1条言论);(2)反精英的维度指出精英腐败，不再代表人民(见表1第2、3条言论);(3)人民主权的维度强调人民是最终的主权者，精英剥夺了人民的主权(见表1第4条言论);(4)排斥“他者”的维度认为除精英之外，危险的“他者”也与人民形成鲜明对比，精英和“他者”是分别来自上层垂直维度和外部平行维度的威胁(见表1第5条言论);(5)中心地区的维度显示人民位居于中心地区，具有同一性和同质性等。
(三)政治宣传的“多策略”与“碎片化”操作
政治宣传的运作机制就是通过把一种有选择的政治信息输送给受众，在意识形态上构建和传播某种核心政治价值观，从而使受众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更容易作出选择。民粹主义者敢于打破禁忌，反对政治正确，使用攻击性表达方式，鼓动民众参与政治行动，并善于通过赞美人民、诋毁精英、为人民争取权利等一系列策略推动政治传播。主要表现为:一是赞颂人民的美德和成就，并突出自己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关心人民，为人民讲话(见表2第1条言论);二是指控并攻击精英自私、傲慢、不负责任、滥用权力，导致民主失灵与不公，并控制了人民的权利、福祉和发展(见表2第2条言论);三是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进行全面体制改革，赋予人民更多权力，拒绝幕后交易和复杂的政治程序，倡导直接民主(见表2第4条言论);四是憎恨并抹黑移民、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等“他者”，视其为社会威胁和负担，进而加以排斥(见表2第3、5条言论);五是反全球化、反欧盟，指责欧盟政策抢走了人民的工作和财富，控制了国家的发展(见表2第6、7条言论)。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民粹主义的政治传播信息量非常大，但其在社会媒体上却多以支离破碎的形式传递，多维度意识形态并存的完整信息画面几乎不会发生。
(四)政治沟通的“去中心化”和“便捷性
(五)政治营销平台的“专业化”运作
四、欧洲民粹主义的政治传播效应:政治民主、舆论导向与合法性发展
五、结语
“非主流”的民粹主义崛起有其特殊的社会根源、制度环境和心理基础。这些条件在今天的欧洲似乎都在不断地孕育成熟。经济、移民、社会、安全等多重问题带来的煎熬正日益挑战着民众的忍耐极限，代议制政体的民主赤字越来越引发选民的不满，精英与民众渐行渐远，大众时代呼之欲出。尽管传统主流政治针对民粹主义的复兴设置了多重“防火墙”，主流媒体也试图凭借话语霸权加以遏制排斥，但终因世事变迁，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致使其优势丧失殆尽，导致民粹主义的“黑天鹅”不断飞出。社交媒体为民粹主义者与人民的直接交流另辟了蹊径，跳过了“守门人”的筛卡，无可置疑地增加了民粹主义政治传播的自由度和有效性。因此，它也很快成为欧洲各大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党员、宣传思想、沟通交流、议事决策、组织动员等活动的重要平台。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意义和效应也受到一定质疑。
一、“后真相”政治传播语境下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
(一)“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变化与民粹主义的“耦合”
(二)民粹主义的内涵及其在欧洲的政治突破
二、民粹主义与主流媒体的相互“排斥”及其社交媒体转向
(一)主流媒体的蜕变及其与民粹主义的相互排斥
自19世纪晚期以来，大众媒体和职业新闻者一直努力把自己塑造为客观事实的呈现者、政治民主的推动者和社会民众的代表者。到如今，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不断下降，欧洲国家基本上跌至50%以下。2016年，著名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的信任指数报告(EdelmanTrustBarometer)显示，权威机构、精英人群与基层大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呈现为两个互为倒立的金字塔。一方面，权威机构和精英人群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其影响力辐射到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基层大众处于倒金字塔的上部，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权威人群的影响力。这种信任危机之所以出现，一是媒体精英为追求高度垄断化的商业媒体利益，在政治上已经与建制派权威立场一致;二是他们在全球化运营中依据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品位等要素对受众群体进行重新区分，直接导致大众传播逐渐丧失了公共属性，使得基层百姓与主流媒体产生了系统性的脱离。
(二)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推展政治传播的逻辑联系
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就开始探索民粹主义与在线交流之间的理论关系，研究互联网“以民粹主义的方向重组政治权力”的潜力，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无中介沟通”的可能性。首先，通过社交媒体，民粹主义者可以规避守门人，绕过传统意见领袖，不依赖中介而直接获知人民的不满和诉求，书写和传播信息。其次，社交媒体门槛低、互动障碍少，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与民众紧密联系的平台，可以构建一种“社会存在感”。再次，民粹主义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表述和展示幕后个人生活、情感认知、专业能力等来塑造个性化形象，提升个人魅力。最后，社交媒体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与志趣相投者密切联系的机会，使他们在使用尖锐的语言攻击政治对手时可以获得热烈响应。此外，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个人行动框架(PersonalActionFrame)的使用。这种行动参与不限于既定的社会群体、成员资格和意识形态，而是基于灵活的政治认同，具有高度的包容性，高度契合了民粹主义的“变色龙”性质及其行动偏好。总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围绕大众主权概念演变的意识形态，特别适合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它的人民中心主义在直面民众时显得更有说服力，反精英主义也比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更容易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