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学科对社会责任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广度都各有侧重。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涉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得比较系统；对媒体社会责任的研究也较为深入，艺术学等学科的社会责任研究也有一部分，但研究内容、研究角度比较单一。社会责任一般是指一个组织或群体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文化、公益等责任。
1.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2.社会责任行为失范
3.社会责任制度缺乏
4.社会责任监管乏力
1.政治责任
2.经济责任
3.法律责任
4.道德与文明责任
5.公益责任
2.加强政府监控治理
注释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政策网络；互动关系
一、政策网络理论在充电设施供给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
政策网络概念最初是来自于美国的“铁三角”模型，即由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和利益集团主导政策制定过程。但随着社会价值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赫克罗（Heclo）提出了相对开放的“议题网络”，认为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决策过程已成为围绕特定议题而形成的参与者之间的松散网络模式，即参与者不光包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游说团体，还包括学者、大众传播媒体、公众等，这些参与者之间并没有紧密关系，而是通过各自方式对政策过程施加影响。虽然不同学者对政策网络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但多数学者认同政策网络是一种在政策参与过程中分析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理论，参与者通过策略互动、水平协调并交换信息及合作，促成政策形成并影响政策效果。
网络理论被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后形成了政策网络理论，从而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供给政策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从政策网络理论看，政府在政策过程中不是唯一的主导者，政策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同的行动者和逐利者，各行动者和逐利者的资源与信息交互关系形成网络。因此，政策网络具有三个基本特性：（1）行动者及其目标的多元性。所有成员都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诉求，但各个成员并不是拥有平等相同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且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绝对的支配权，而是通过资源和信息的交换达到彼此的目标。（2）交互依赖性。政策网络中的不同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需通过资源和信息交换实现各自的目标，形成相互依赖关系。（3）网络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网络中各成员间的交互关系一旦形成，会在一定时期达到某种程度的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使政策网络能够实现制度化运行。
二、充电设施供给政策网络的主体分析
政策网络主体划分的理论模型有Wilks&Wright模式、Atkinson&Coleman模式、VanWaarden模式等，其中Rhodes模型是较为经典的模型（如表1所示）。本文也采用Rhodes模式作为充电设施供给政策网络主体分析的逻辑框架。Rhodes将政策网络分为政策社群、政府间网络、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
结合Rhodes政策网络的经典模型，根据充电设施供给政策的实际情况，将充电设施供给政策过程中的政策网络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图1）。
（一）政策社群
（二）专业网络
（三）生产者网络
在充电设施供给的政策网络中，生产者网络主要包括电网公司、发电集团、石油公司、金融机构等。我国目前有两大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和五大发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国电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其中国家电网公司负责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和华中五个区域以及代管业务，南方电网公司负责云南、贵州、广西的业务。电网公司与发电集团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协调问题，涉及的利益是发电成本、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等之间的平衡，但都拥有电力供应的技术和设施优势。石油公司主要是指拥有广泛加油加气设施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拥有充电设施布局优势，如中石化在全国拥有超过3万个加油站。电网公司与石油公司之间存在充电设施供给主导地位的争夺。银行等金融机构扮演利益支撑角色。
（四）议题网络
充电设施供给的议题网络中具有众多成员，包括公共媒介、部分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中电联、新能源汽车使用者等。这些成员较为分散，但拥有平等而自由表达政策意见的权利，成员之间不具有垂直联结，仅有一定程度的水平依赖。
公共媒介在政府与公众问架起桥梁，能够强烈影响政策问题和方案的偏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大背景下，充电设施的建设也成为一个瓶颈，通过媒体的报道，工信部等部委加快制定了《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等标准，推动了各地充电设施的供给。
这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是指未能直接参与政策过程的个人和组织。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政府的限制，更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如贾新光提出停车场或可以解决电动汽车充电问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简称“中电联”）是以全国电力企事业单位和电力行业性组织为主体，在议题网络中联结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代表会员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向会员传达政策意图，减少政策实施阻力。针对充电站（桩）的设备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中电联成立了能源行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化委员会，将在近年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体系，为政府发展新能源汽车做好政策协助。
三、充电设施供给政策网络主体间的互动关系
在充电设施供给政策网络中，各主体问存在着众多利益诉求，由此引发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博弈与合作关系，包括政策社群与专业网络间、政策社群与生产者网络间、政策社群与议题网络间、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问、专业网络与议题网络间、生产者网络与议题网络间等。
（一）政策社群与专业网络
政策社群与专业网络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多表现为合作，博弈现象不明显。一方面，在我国，政策社群的地位、决策权和影响力高于专业网络，专业网络的定位是政策建议和理论支持的角色。政府希望得到专业网络的理论论证，为政策科学合理制定提供借鉴，特别是各电力科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针对充电设施供给的技术、布局等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向政府提供专题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
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社群不仅需要考虑充电设施供给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技术瓶颈等问题，还会兼顾不同利益集团的互动关系和利益协调。因此，政策社群与专业网络间也会存在不明显的博弈现象。例如，在充电设施供给中，多数学者认为电网企业应当在充电网络建设与运营中起主导作用，但根据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验，石油企业作为充电设施供给的重要力量也得到政府的认可，我国政策社群也会试图平衡电网企业与石油企业在充电设施供给特别是布局上的利益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社群与专业网络会存在一定的利益相左，但从总体上看，合作多于博弈。
（二）政策社群与生产者网络
政策社群与生产者网络相比具有权威性，拥有充电设施供给的政策决策权，而生产者网络仅仅是政策执行者和接受者，然而生产者网络也可以发动专业网络、议题网络，或借助其他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向政策社群施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过程，维护其利益。
政策社群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对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有利于改善公众环境和实现节能减排的充电设施给予支持，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充电设施供给过程中可以对生产者网络给予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如将充电设施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开辟充电设施金融支持的“绿色通道”、在充电设施建设初期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但在同时，政策社群在有限的公共财政中如何取舍支出领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公共财政需要衡量投入产出比，在充电设施供给初期的投入效益较差，投资回收期长，且经济社会效益难以在短期内显现，政策社群有可能采取较弱的政策优惠和经济支持。
生产者网络是以营利为目的，在充电设施供给行为中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充电设施建设初期，生产者网络同样面临充电需求小，风险大，投资回收期长等问题，希望政府提高财政支持力度，分担其投资风险。
就电网公司而言，其充电设施建设和电网升级的成本很高，而以目前的电价计算，很难达到收支平衡，因此，政府应当在考虑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对电网公司给予经济支持，有利于提高电网公司的积极性。以广东省为例，2012年到2020年预计充电设施及电网升级的总建设成本约为24亿元人民币，期间社会用电总量约为5.6万亿度，如果每度提高0.0005元人民币，即可达到收支平衡，如图2所示。
（三）政策社群与议题网络
（四）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
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可能表现为合作，有可能表现为博弈。如果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关系密切，且前者是后者的隶属单位，或是利益共同体，则专业网络多为生产者网络的利益表达者，直接影响政策决策。如我国电力科学的权威研究机构一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是国家电网公司直属科研单位，在充电设施供给的决策支撑和政策建议方面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当然，如果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关系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利益同盟，专业网络就可能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提出与生产者网络利益相悖的政策建议。
（五）专业网络与议题网络
专业网络与议题网络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首先，专业网络与公共媒介之间的互动，专业网络能够通过公共媒介对充电设施供给政策过程和政策条款进行明晰地解释，使政策能够更好地得到支持和贯彻，公共媒介能够向专业网络反映企业、消费者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建议和意见，促使专业网络向政策社群提出更为完善、科学和可行的政策建议。其次，专业网络与中电联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的关系，有可能表现为合作，也有可能表现为博弈。最后，专业网络与新能源汽车使用者之间的互动较少，一般只有当使用方通过适当途径以较为强大的力量表达利益诉求时，才有可能引起专业网络的重视和交流，而这种途径有时候可能会是非常规的渠道。
（六）生产者网络与议题网络
生产者网络与议题网络之间最重要的是企业与新能源汽车使用者的关系，两者权利不对等。生产者网络中成员，如国家电网，利用其自身所拥有的技术和设备优势，可以不考虑新能源汽车使用者的利益，借助专业网络、议题网络中的公共媒介、中电联等主体对政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充电设施布局、充电模式选择和充电价格等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和最终决定权。然而，新能源汽车使用者也可以通过公共媒介等常规渠道或采取新能源出租车集体罢工等非常规渠道增加与生产者网络谈判的筹码，维护自身利益。当然，议题网络其他成员也会与生产者网络产生互动，如公共媒介监督电网企业建设充电设施情况、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表达对充电设施布局和充电模式的建议、中电联向电网企业传达政策等。
四、结论
新媒体在血站档案管理工作中的运用对内有助于加快机构内部档案的信息化建设进程，对外有助于搭建当地献血者共同体。血站档案管理者在运用新媒体进行档案管理工作时应注意在纸质化与数字化、保密性与公开性问题间保持良好的平衡。为提高档案管理的信息化质量，血站档案管理者可从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入手，注重新培养媒体运营思维，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
新媒体；血站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
1新媒体与血站档案管理工作
2新媒体在血站档案管理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2.1纸质化与数字化
当下血站档案管理的主流现状是以纸质档案管理为主，对于数字化的档案管理方式较少。这一档案管理现状主要源自于对血站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对于地方性血站。地方性血站缺乏专业档案管理人才以及经费不足等先天条件的限制，加之在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漏洞，故而血站的档案管理比较混乱。因此，对于血站档案管理工作向计算机、磁盘、光盘以及其他新媒体为载体进行存储的电子档案资料转型有着较大的阻碍。基于新媒体对于血站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现阶段血站的档案管理实践对于传统的纸质化与未来趋势的数字化应同时并重。传统的纸质化档案管理作为一种必要的文献资料保存依据可为血站解决日常纠纷以及维护内部工作运转提供佐证。而利用新媒体工具对血站档案进行信息的数字化收集、完善、保存以及传播则可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2.2保密性与开放性
3新媒体环境下血站档案管理的改善进路
3.1转向参与式档案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社交媒体为主的各种新信息平台的出现，为血站的档案管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即参与式档案管理方式。“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是指档案管理从业者基于新媒体环境借助新的信息传播平台和技术，主动介入个体活动所生成的各类档案的管理，并在其中彰显档案管理者的主体效用，从而实现对个体档案的系统化管理[3]。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主要具有：凸显个性化、协同式的多主体参与、多维度的功能该模式等基本特征；其模式主要有：官方档案机构主导、商业机构主导、学术机构主导、公众主导的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4]。基于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基本模式，血站档案管理者可借鉴官方档案机构和公众主导这两种模式，以自身血站的官方机构为主要逻辑起点进行主导参与式档案管理，同时辅助公众主导的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降低自身官方机构的工作成本量，提高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用户内容生产（UGC）是新媒体环境下的内容生产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公众主导的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作为血站档案管理的一种辅助方式是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的。
3.2注重培养血站档案管理者的新媒体运营思维
3.3提高血站档案管理者的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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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网络；行动者；网络结构；网络互动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志码：A
一、政策网络理论在建筑节能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
政策网络的概念应用于公共政策分析形成了政策网络理论，即政策网络理论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科学的一种分析途径，为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建筑节能政策研究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多元行动者。政策网络由多个行动者组成，各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资源和目标，在政策过程中运用不同的行动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二是相互依赖性。在政策网络中，各个行动者相互依赖，交换彼此的资源，从而实现各自的目标，但各个行动者并非拥有相同的权力，而是各个行动者的资源及其在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为彼此依赖。三是持续性。政策网络行动者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中形成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具有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从而使政策网络系统能够实现制度化运行。
建筑节能政策过程同样具有上述三个特征。首先，建筑节能政策过程包含了多元的行动者，如建筑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业主等。各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资源和目标，在建筑节能政策中发挥不同的作用，采取不同行动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其次，建筑节能政策过程存在行动者间的相互依赖。例如，开发商需要掌握政府部门关于建筑节能政策导向，进而指导他们的项目运行；政府部门也需要了解开发商企业以及其他行动者对已有建筑节能政策的态度、意见，以便得到政策的反馈。最后，建筑节能政策行动者间的互动具有持续性特征。从建筑节能政策议题的建立到建筑节能政策初步推广，再到建筑节能政策的执行及评估，各个环节中建筑节能政策行动者通过不断的、持续的互动来保证建筑节能政策系统正常运行，这种互动并非仅存在于单个环节或偶然的互动，而是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持续互动，具有制度化的特征。
二、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1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行动者的关系形态
学者罗茨在政策网络的研究中，对政策网络行动者形成的关系形态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如表1所示）。
根据罗茨的政策网络分类，并结合我国的政治环境与建筑节能政策发展实际，可将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行动者按其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分为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
（1）政策社群
（2）生产者网络
（3）专业网络
.
（4）议题网络
建筑节能政策议题网络中的行动者众多，主要有新闻媒体、部分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运营企业、供应商、业主以及物业管理人员。这些行动者平等、自由地参与建筑节能政策议题的讨论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稳定、没有垂直联结，仅有一定程度的水平依赖。在议题网络中，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限制，变得更加自由，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意见；运营企业与供应商以及物业管理人员超越了他们在生产者网络中仅追求生产利益的局限，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建筑节能政策问题的讨论，表达意见。
业主是节能建筑的消费者，是建筑节能政策网络的重要行动者，虽然在现有的政策体系下，在建筑节能制定过程中业主处于弱势地位，但是随着建筑节能政策进入执行阶段，业主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消费行为选择直接影响建筑节能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业主在议题网络和整个建筑节能政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闻媒体始终参与建筑节能的政策过程，建筑节能政策的宣传、执行情况的追踪以及建筑节能信息的传递等都由新闻媒体来完成，但由于获得渠道的限制和政府的影响，新闻媒体参与建筑节能政策议题网络的层次较低，对建筑节能政策过程影响较小。总之，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行动者通过上述四种典型的网络形态而存在，并且通过彼此之间的不断互动，推动着建筑节能政策系统的运行。
2建筑节能政策网络结构分析
（1）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行动者的自主性
②政策的制定和初步实施阶段。该阶段政府仍然处于权威支配的地位，自主性是“高”的；专家学者的话语常常是对政策的解释和宣传，并没有秉持冷静和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因此其自主性是“低”的；生产者网络中的行动者对已经出台的建筑节能政策尚未完全理解，对于政策的实施途径可能存有疑惑，但是此时自我选择能力仍然较弱，其自主性仍然是“低”的；随着政策推广，政策对议题网络中行动者利益影响越来越明显，议题网络的行动者逐渐形成自己对建筑节能政策问题的看法，并通过媒体等途径表达，但由于国家自始至终要对政策的实施状况进行严格监督，议题网络在该阶段的自主性仍然是“低”的。
③政策的深入执行及反馈阶段。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此时，国家仍对政策的实施起着强势的推进作用，其自主性是“高”的；而专家学者也不甘退守边缘，开始对建筑节能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其自主性是“高”的；开发商及业主逐渐表露出对政策的态度和想法，并依据自身实际采取不同的行为，其自主性也是“高”的；媒体也大放异彩，尤其是非官方媒体充分地体现出生动、鲜明、感性、尖锐的特点，表现出更大的影响力，其自主性同样是“高”的。总之，在这一时期各行动者均体现出高自主性特点，议题网络得到显著发展。
（2）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行动者的整合性
在政策酝酿阶段，各个行动者对倡导建筑节能实现全社会绿色发展的呼声是比较一致的，都希望国家能够出台有效的政策来推动我国的建筑节能工作，而具体的政策方案尚未出台，行动者的分歧点尚未体现出来。可见，该阶段行动者的整合性可以认为是“强”的。建筑节能政策进入制定、实施后，行动者在对政策内容的探索、了解方面能够找到某些层面的一致，行动者已经开始从自身立场出发采取观望的态度，试图从各自角度出发去思考实现建筑节能的有效途径。由于各个行动者对于建筑节能的理解不同，他们在促进建筑节能的方式选择上必然存在分歧，很难取得完全一致性看法，该阶段中行动者的整合性是“弱”的。当建筑节能政策进入到深入执行及反馈阶段时，行动者对建筑节能政策的看法日趋成熟，表达自身立场观点的意愿更加强烈，加之政策执行所暴露的一些问题，行动者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明显，整合性基本为“无”。
3建筑节能政策网络互动
（1）建筑节能政策酝酿――政策网络各行动者的表面接触
（2）建筑节能政策制定和初步推广――政策网络各行动者的轻度卷入
（3）建筑节能政策的深入执行及反馈――政策网络各行动者的深度卷入
当建筑节能政策进行到深入执行及反馈阶段，政府虽然仍对政策的实施起着强势的推进作用，但是社会上提出的各种要求通过议题网络中开放的媒体实现利益聚合和表达，媒体在这一阶段表现出更大的影响力；专家学者开始对建筑节能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业主和开发商针对建筑节能政策给自身利益带来的影响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政府频繁地采取一系列活动来强化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以获得及时的政策执行反馈信息，为不断修正和完善政策提供依据。此时，政策网络互动十分频繁，行动者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建筑节能政策的看法，卷入的程度均较深。
1、信息接收方式不同
2、信息传播方式不同
3、信息的精准度不同
1、精准的受众定位
2、开展线上与线下互动
①孙楠楠，《对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学思考》[J].《新闻爱好者》，2009
②刘文博，《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社会化媒体营销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2012
③ChrisWillis，ShayneBowmanWeMedia[M]美国：TheMediaCenter，2003-7
④夏德元：《电子媒介人的崛起———社会的媒介化及人与媒介关系的嬗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团购网站正徘徊在十字路口。
从今年3月美团网上线,到腾讯、搜狐、千橡等巨头的介入,团购市场被搅成一潭浑水。此后团购网站一遍又一遍地上演着关站、新站上线这一看似没有尽头的轮回。
疯狂的团购
今年3月4日,中国第一家团购网站美团网上线,团购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些巨头携带着原先就拥有的庞大社群优势,一加入战局便创造惊人成绩。糯米网在上线的第一天,推出只需用40元就可以享有原价176元的双人电影票与套餐,结果团购人数竟超过15万人。
这些网络巨头不需要重新吸引新的消费者,既有用户自然就可以形成稳定的团购群体,再加上旗下社群平台互相串联曝光,就不难想象糯米网这15万人是怎么累积的。
国内首家团购导航网站“来优团购生活网”(原“团123”网)CEO安承海对记者表示:“从3月份到现在,团购网站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家。”
今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达到1.4亿人。目前团购网站“千团大战”的局面,就源自于这个巨大的市场。
很多投资基金也盯上了这个火热的市场。今年5月,“5151团购网”获得了超过2000万元的风险投资,“24券”创始人杜一楠也在当月宣布再获百万元天使投资。酷团网、拉手网也在6月份相继赢得投资方青睐。王兴说:“目前国内大的团购网站,基本都完成了第一轮、甚至第二轮融资,具有一定的家底了。”
不过,面对这种疯狂的态势,业内人士也做出了风险提示。满座网CEO冯晓海说:“做这个行业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腾讯有那么庞大的用户黏着度,为什么没能一统江湖就是因为它更多的是考验一个团队的线下谈判能力,如果你的功底不够扎实,很难在这个市场生存下去。”
疯狂背后
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的创富神话让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兴起了一股团购风,但最火的无疑是中国。安承海说:“欧洲、日本、韩国也有团购网站兴起,但是只有数量很少的几家,并不像中国一样,有大型门户网站的参与、有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参与。”而且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团购网站都将Groupon视为样板,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页面设置都如出一辙。在美团网上线以后,团购网站就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发展阶段,在财富的背后,无法控制的各类问题开始层出不穷。
8月27日,糯米网群发电子邮件,告知成功团购的网友,因热玩俱乐部将关闭,请网友必须于8月31日前到电玩城兑换会员卡进行消费,此举引发消费者不满,并引起上百名消费者到热玩俱乐部现场向糯米网和电玩城工作人员讨说法。后来糯米网宣布将自行垫付全额赔付消费者。这也是国内团购网站中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首次赔付――之前曾发生过1288团购网交易后不发货并拒绝退款事件。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在今年春节后,针对网络团购的投诉迅速增加了三成。在百度上以“团购网站+投诉”搜索新闻为4380篇,“团购网站+风险”搜索新闻为9110篇――卷款潜逃者、货不对板者、附加隐形消费、假冒产品层出不穷。
吴波说:“建立一个团购网站非常简单,只需要两个人,一个做网站技术,一个做商务谈判。这就造成了这个行业参与者的素质良莠不齐。”
而且国内大部分的团购网站只学到了Groupon的每日一物规则,或是网站的外皮长相,能真正学到Groupon经营团购关键的,却寥寥无几。
不管团购网站大小,唯有确保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成为下一个市值突破10亿美元的Groupon。
安承海是国内第一批做团购网站导航的,他与大部分团购网站都有过接触。在他看来,虽然Groupon上的商品保证低价,但强大的“商品力”才是真正吸引网友的主因,否则即使价格再低也无用。为了确保商品既能低价又能诱人,在Groupon内部的300多位员工中,超过一半都是业务人员,他们深入每个城市挖掘当地商品或服务,这种能将虚实整合的实力,才是Groupon成功的主因。但国内很多团购网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认真地对商家进行考核”。
监管之路
根据国务院令第292号《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经营性网站必须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ICP证),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而事实是,真正获得ICP证和公示营业执照的团购网站少之又少。目前国内对ICP证申请相对较为严格,按规定,公司注册资金必须达到100万元或者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要求团购网站进行经营性备案,国内这1000多家团购网站能够过关者恐怕屈指可数。
近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针对团购行业推出诚信资质认证和评级标准,欲设置门槛约束团购市场乱象。
“具有市场引导性的诚信资质认证和评级能有效规范团购市场行为。”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的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总负责人张阁表示,团购市场之所以屡屡曝出不安全事件,实际上就是缺乏必要的第三方监督,大量团购网站没能切实履约。此次诚信资质认证和评级标准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团购行业进入了“有证可查”的时代。不过,截至本刊发稿,该细则具体内容尚未。
据参与此次标准制定的安承海表示,团购网站需要向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递交申报材料,经审核通过,认定为合法经营的团购网站将获得诚信资质认证标识――团信通。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还将根据该网站各方面的综合实力进行评测,给予1级到10级(10级等级最高)不等的信用级别评定,并在中国商务信用平台设专栏向社会予以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