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难聚人气健康档案多成死档：调查
调查
居民“被签约”健康档案成“死档”
按照卫计部门的制度安排，2011年全市试点、推广的“家庭医生式”服务，即以社区卫生服务团队为核心，在充分告知、自愿签约、自由选择、规范服务的原则下与服务家庭签订协议，与居民建立稳定的服务关系，为居民提供主动、连续、综合的健康责任制管理服务。
稍一琢磨不难看出，这项“顶层设计”突出了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在居民与家庭医生的签约问题上，突出了居民的“知情权”；二是在所谓“家庭医生”的服务上，突出了“主动”“连续”“综合”的要求。
然而北青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强制“绑定式”签约，已成为当下很多社区的做法。6月21日上午10点，北青报记者来到朝阳区三间房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站。治疗室内有几位患者正在输液，走廊坐着三位候诊的老人。据该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该站的两名家庭医生就签约了附近上万户居民，在实际操作中，居民与家庭医生签约其实是与就诊建档绑定的：“第一次来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开药的居民，会建一个健康档案，这个档案里就包含家庭医生服务，二者就这样挂上了钩。”也就是说，凡是前来就诊的居民，均被视为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居民。
另外，即使有些居民知道了签约情况，甚至主动寻求服务，但由于家庭医生一方的服务缺失也导致“死档”的存在。居住在朝阳区某小区的胡先生就是这样的情况，当得知在社区就医就绑定了家庭医生之后，胡先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询问自己的家庭医生情况，才得知当年签约的家庭医生已经离职，而这期间从未有家庭医生主动与胡先生进行过联系，此后胡先生也没有新的家庭医生进行接管。这样的状况让社区居民哭笑不得。
按照最初项目设定，每个签约的家庭，都可自愿选择、签约并免费拥有一支24小时待命的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可以24小时随时向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
相比大医院家庭医生收入偏少
在采访中，北青报记者听得最多的还是对于收入的抱怨，致使不少家庭医生“动力不足”。在西城区某街道，北青报记者遇到了正在给居民看病的陈医生，据他介绍，除了给社区居民看病，他还承担一年至少四次面对面随访、为居民讲解日常的保健知识、65岁以上老人的体检、帮助需要住院的病人转诊等多项工作，这些都是“家庭医生”式签约服务的延伸服务。“我每年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延伸服务都是一种’义务劳动’。”陈医生表示。丰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近20年的全科主任医师也有同感：“没有绩效激励，免费的服务能走多远呢？”
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目前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家庭医生的邓小虹透露，社区医生的收入目前大概月薪7000-8000元之间，而大医院的专科医生的收入则是社区医生的2倍甚至3倍。
“家庭医生”=“私人医生”吗？
走访中北青报记者发现，不少居民把“家庭医生”等同于了提供上门就医服务的“私人医生”。在天泰苑社区卫生服务站长期就诊的王大妈说：“家庭医生请不起，我一个月就2000块钱的退休金。”
而在海淀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青报记者发现，尽管部分居民确实签约了“家庭医生”式服务，但不少居民并不明确服务实质内容，以为是可以上门提供医疗服务的“私人医生”。
家庭医生等于国外那种随叫随到的私人医生吗？从国内的制度设计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据北青报记者了解，按照签约内容，签约居民可以享受的内容仅仅是：“家庭医生”团队为个人建立健康档案并随时评估跟踪；发放健教材料；对慢性病患者提供主动健康咨询和分类指导服务；对空巢、行动不便并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健康咨询和指导服务等。
从上述不难看出，社会上对于“家庭医生”概念的误读也给这项工作的推进带来了“反作用力”。
“上门行医”是否可行？
“如果‘家庭医生’能够提供上门出诊服务，那么家里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或孕妇，如果有个感冒发烧，直接能在家里进行治疗就好了。”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不少有慢性病或瘫痪在床的老人家庭，对医生能够上门提供打针、输液、开药等服务存在着较大的需求。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不要说目前不具备“上门行医”这个条件，即使有这个可能，这种行医方式也存在法律风险。“一旦家庭医生为患者在家中输液，患者出现对某种药物的不良反应，而由于患者家中没有任何抢救设备导致患者死亡，究竟属于医疗事故，还是非法行医？在这样的前提下，家庭医生多数不敢上门提供医疗服务，在患者的需求面前显得比较尴尬。”
代表作二
家庭医生难聚人气健康档案多成死档：对话
对话
“家庭医生服务对象数量早已超出设计规模”
对话人：市卫计委基层卫生处负责人
北青报：“家庭医生”式服务项目在北京推行了近六年，现阶段全市的情况如何？
基层卫生处：按照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也就是说，作为每个家庭的“健康管家”，“家庭医生”式签约服务将在三年后彻底普及，成为人人都能享有的一种医疗服务模式。
截至去年年底，本市共有家庭医生服务团队3587个，签约服务总人次达到356万户、727万人，总覆盖率达到33%。按照最初的设定，为了保证服务质量，一个服务团队一般由1名全科医生、1名社区护士、1名防保人员3人组成，团队与服务家庭户数的比例为1:600。然而目前，从服务的比例上来看，平均每个服务团队要服务上千户，已经超过了最初的设计规模。
北青报：从目前看，家庭医生从居民知晓度和服务的质量上都很难有保障，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哪儿？
基层卫生处：人手缺口还是最大问题。目前，在社区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的人员本身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岗的医护人员，而这个群体的数量始终存在一个较大的缺口，如果按照实际需求，全市应该差不多需要1万个左右的团队，但目前只有3000多个。
北青报：目前家庭医生薪酬问题比较突出，本市采取什么激励机制？
对话人：原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现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邓小虹
北青报：您退休后为什么想到去做“家庭医生”？
邓小虹：我本身就是一名医生，此前在丹麦和日本分别学习过一年，这两个国家的家庭医生制度非常完善，我亲身体验后也很认可这种医疗体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北京家庭医生式服务的首批试点单位，而且就在我的家门口，因此退休后就来了。
北青报：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家庭医生签约率达33%，这个签约现状对家庭医生来说，工作量如何？
邓小虹：实际工作中，有效的签约量并不高。甚至有些社区可能是把健康档案的签订作为家庭医生的签约率，而这些签约档案中，有很多都是“死档”，联系不上，也发挥不了作用。举个例子，退休后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的时候，当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健康档案的妇女有8000多人，工作人员统一给这8000名妇女发了通知短信，告诉大家咱们社区来了个妇产大夫，这周会做一个中老年妇女保健方面的讲座，可以来听一听，现场可以和大夫签约家庭医生。结果，当天只来了不到40个人。可见很多档案留存的联系方式都是无效的，已经成为“死档”。
北青报：您在做家庭医生期间签约了多少位居民？
（邓小虹，北京市前卫生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同时也是一名妇产科专家。2012年退休之后，邓小虹来到家门口的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起了一名“家庭医生”，可以说既是“家庭医生”工作的推动者，也是实践者。）
代表作三
家庭医生难聚人气健康档案多成死档：编辑快评
编辑快评
制度设计还要和现实细密结合
当年马三立说过一段著名的《卖年糕》的相声：看见的年糕总是很大，但每每从柜台里取出来却很小。最后的“包袱”是：那柜台面是一个放大镜做的……家庭医生这项工作的推进，与此颇为“神似”：说起来是颇为“浩大”的民生工程，但是现实推进中看到的“成果”却不那么“浩浩汤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