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货陈列馆，在中山路旁正在展现出它昔日的芳华。
文/任大猛图/徐晖铭
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77周年。当日寇铁蹄逼近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府惊慌失措，胡乱一把火，把长沙全城焚毁。
震惊世界的“文夕大火”发生后，陆续回到长沙城，继续生活的普通长沙人，他们在战火中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当火柴成为紧俏物资，看茶馆堂倌怎样点燃一支香烟
尽管战争的阴云笼罩长沙上空，但城里不能没有茶馆。
茶馆是各类信息交流的场所，长沙人不但爱在茶馆谈生意，与人发生纠纷，也是通过“邀茶”的方式，和平解决矛盾，甚至发财的好主意，也是经茶馆信息交流碰撞而产生。
“文夕大火”后，有很多外乡人路过长沙，常爱到茶馆看民风民俗，他们发现曾经宽敞的茶馆虽然全部烧毁，但因陋就简搭起的棚屋内，依然坐满爱喝茶的长沙人。
不少新开的茶馆，因日寇飞机空袭，窗户上的玻璃早震碎了，只得用纸糊上，但纸上却写着“诸君见谅，当心玻璃”的话，好像在以此证明，他们茶馆，当初还是有过玻璃的。
由于物价飞涨，城内不但缺盐少米，火柴也成为紧俏限购物资。
茶馆于是都不再备火柴。假使有喝茶的顾客要抽烟，就得放开喉咙喊：“跑堂的，拿火来啰。”
因为经过茶倌递来的一枝香点燃的香烟，茶客忽然意识到，手中的香烟现在之所以这样贵，就是因为正当抗战时期，中国机器卷烟生产地，全部都在沿海城市，现在已全部沦陷于敌手。此外，交通阻隔，外国人生产的香烟也难以运进内陆，香烟价格因此而飞涨。一些人甚至去吸日本人生产的香烟。香烟当然是完全的消耗品，且消耗数目极大。一些善于思考的长沙人忽然想到，既然吸烟难以避免，获得纸烟越来越困难，其实我们自己可以生产香烟。
最早在长沙城内开设烟厂的有陈保璋、李汉云等，他们在城北大王家巷等地创办了华中烟厂。
靠挑河水、在长沙站稳脚跟而发家致富的望城资本家彭虞阶，不久也开始兴办华昌烟厂。彭虞阶在后来的自述中称，烟厂最开始没有通电，动力全靠人力，靠16个人用脚踩来带动卷烟机。而电熨斗则改成木炭熨斗。
在抗战时期的长沙，像彭虞阶这样生产纸烟的长沙资本家不在少数。
1941年底《湖南国民日报》记者惊呼，长沙已成为战时中国生产纸烟的中心地。
1943年9月《贵州企业季刊》第一卷第四期《记长沙手工业出品展览会》载：长沙工人工资低廉，烟产丰富，运输便利，手工卷烟更形发达，组织完善的烟厂共约56家，从业工人4万人，年产量1.4万余箱。
国民政府财政部1940年至1944年从长沙征收到的卷烟专卖税，居全国第一。
二、再困难，戏剧和电影不能少
说沉重，还有什么比“文夕大火”把长沙人的家园烧毁，更让人痛心？
但是，事情既然发生了，长沙人直面现实，决心“再从焦土建湖南”。
“文夕大火”后，长沙虽然邻近战区，但因湖南军政长官对于地方治安维持得力，被疏散的居民相继归来。此时，正当1939年农历春节期间。对于乐天的长沙人来说，再困难的时期，也不能失去笑容，放弃娱乐，于是各类娱乐项目，一天一天复兴起来。几如雨后春笋。
1938年冬“文夕大火”，全长沙只有银宫、民众两家戏院未受波及。
大火之后，长沙开演最早的戏院就是这两家，银宫演平剧（即京剧），民众演湘剧。
当时，这两家戏院的所演剧本，大多经过戏剧家田汉加以修正，男女演员，亦经政治部施以相当训练。银宫戏院演平剧时，女演员李雅琴，唱做认真，其余演员，亦均卖力，“文夕大火”后，银宫演出，每晚客满。富有抗战意义的戏剧《梁红玉破金兵》，连演五晚；《土桥之战》，连演三晚，可见这两部戏剧均极叫座。
又一村民众俱乐部内的民众剧院则演湘剧，演员多半是从前湘省各戏院名角。如花脸罗元德、唱工须生陈少益、崔雪棠，老旦田华明，做工花衫筱飞凤，文武小生陈福明等，都为爱好湘剧者所欢迎，上座率和银宫差不多。
随着这两家戏院的开锣，不久，在南门口外沙河街油榨巷明宪女校旧址，城南戏院开张，此后营盘街中华戏院、东长路口新长沙戏院等相继开张，皆演湘剧，观众极其踊跃。
但一部分有银幕癖的长沙市民，却只能心痒难耐。因为，长沙两大电厂均被烧毁，没有电。直到1939年2月24日，终于有两家电影院自备马达，开始营业。
这两家电影院，一家是又一村民众俱乐部内的民众电影院，另外一家是前面提到的城南戏院，因放电影，城南戏院改称城南电影院。
民众电影院在大火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富有锄奸抗日意义的电影《血魂》，该场电影由军委会政治部电影放映队第一队公映，该队为募款慰劳前方负伤将士，将电影票价稍微提高。第二场电影片名叫《八百将士》，每场加映卡通滑稽影片，城南电影院放映的片子叫《金缕曲》。
有了电影和戏剧，长沙满城瓦砾虽一时无法清扫，但欢声笑语已将长沙这座城市因战争带来的阴沉和黑暗，撕开了一条口子。
三、森济医院，因为组织救护队而名头更响
民国时期，长沙最好的医院，首推北门外的湘雅医院。该院因设备齐全，医术高明，在旧中国排名全国第二。不过，抗战初期，该院一部迁往沅陵，另一部则留在长沙。当年的长沙人认为湘雅医院架子太大，已沦为长沙贵族们养病的地方。
其次，则为大东茅巷的仁术医院（今省人民医院）。“文夕大火”前，该院已迁安化，听闻大火后，长沙依旧繁华，有再迁回长沙的想法。
学院街德生医院（德国人创办，原址在今学院街派出所一带）、三公里的湖南公医院（今市一医院）、沙河街的国医院、青石街的三湘医院、西牌楼的湖南产科医院等，在长沙均有一定美誉度，但皆在“文夕大火”中损失惨重。德生医院不得不迁往韭菜园重新开业，其他一些医院或已迁出长沙，想要恢复元气，一时颇难。
此外，长春巷的天主堂医院，因教会关系，“文夕大火”对该院不曾丝毫波及。并且，起火后，不少人把天主堂做了临时避难所。大火后，长春巷的这家医院的营业状况，更为发达。
森济医院是由柳森严及其父亲和哥哥共同创办的。“文夕大火”前后，该医院即驻在成功街长沙县城隍庙旧址。
柳森严是1932年长沙市在教育会坪举行国术擂台赛中喧传一时的“拳术表演家”。柳森严家的森济医院以伤科最为著名，该院治疗伤科的方法，多用老方法，深获市民的好感。
在抗战时期，尤其“文夕大火”过后的日子里，当日机袭击长沙过后，柳森严等创办的森济医院马上组织救护队，救护同胞，极其认真。而救护员服装，又特别整齐。柳森严私人备有救护汽车，呜呜过市。行人注目的更多。森济医院的招牌，也在空袭过后的救死扶伤中，名头更响。柳森严是个复杂的人，有正反两面，他后来加入“军统”，新中国成立后，即被枪毙。
抗战生活历史碎片
湖南国货陈列馆，变成湖南最大百货公司
1938年11月12日深夜的“文夕大火”，将长沙全城烧毁。此后，长沙全城亟待恢复市场繁荣。
湖南国货陈列馆馆长雷锡龄在“大火”后，从邵阳迅速赶回长沙。将已在国货陈列馆“只剩四堵墙壁的房屋空间内”经营小吃的摊贩全部“请走”，并高价雇请工友，对国货陈列馆前段商场进行修理，并对长沙各百货经营业主进行招商，共招来一百余家百货经营摊主，进入国货陈列馆一二楼全部、三楼部分空间经营。一些闻讯稍迟的百货业主，因国货陈列馆内已无摊位，只得在国货陈列馆对面的三角花园旁摆摊设点。自此，湖南国货陈列馆成为湖南最大的百货公司。
该百货公司除前栋三层进行百货经营外，其后栋建筑则设有理发店、高档旅店、盆塘洗浴、酒家（三和酒家）、电影院（即银宫电影院）等。
经过一年多的优胜劣汰，到1941年12月，据新闻报道，前栋三层商场内经营铺面，计有百货内衣店17家，镜子店5家、帽子店2家、乐器店（国乐）1家、油布雨伞店1家、鸭绒被褥店1家，戒指店2家、剪刀店（包括铜器店）2家、茶叶店1家、碗器店3家、皮箱店3家、棉被店5家，鞋子店1家、湘绣店1家、领章店2家，布店4家等。每年营业收入约五六十万元、可收营业税4000余元。
从此以后，湖南国货陈列馆的性质，已转变成百货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中山路百货公司。
米粉成为美食主流，火宫殿变身长沙最大小吃商贸城
“文夕大火”前，吃碱面是长沙美食的主流方向。
长沙市统计数据显示：在1938年,长沙粉馆不分门面大小，总共才110余家；与此同时，面馆则有1000余家之多，且面馆装修豪华，竟请有年轻漂亮的女招待服务。
“文夕大火”后，因交通阻隔，面粉运往长沙不易；长沙昔日面馆烧得一家不留，经营面馆者无不损失惨重。
此时，长沙美食风向陡变，长沙市民都以吃米粉为时尚。到1944年，长沙粉馆店家占据绝对优势。吃米粉成为美食的主流方向。
坡子街火宫殿在“文夕大火”中被烧毁。在火宫殿成为废墟后，火宫殿前坪聚集了大量小商贩。经数年淘汰，最后剩下48家商户，共同组建“乾元宫小贸市场”，从此火宫殿变身成为长沙市全城最大的小吃商贸市场。
战时图书文具业异常发达，眼镜业凄凄惨惨
抗战时期，薛岳执政，较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长沙新旧图书业在“文夕大火”中损失惨重，“大火”后不久，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对面的生活书店长沙分店以及又一村民众俱乐部内的民众书店，均运进大批图书，宣告复业。长沙人爱读书，因对书的渴盼，长沙迅速度过文化饥荒期。
与此同时，文具业在长沙亦异常发达。上海为中国钢笔的主产地或中转站。因上海过早沦陷，长沙毛笔业一度再获新生。
眼镜因属手艺活，“文夕大火”将眼镜店的主要财产全部烧毁，故眼镜店恢复较难。而眼镜并非当年人们的必需品，故章生明、杨明远等店，生意一度艰难。
“五皮主义”仍然流行，军需生产手工代替机械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路过长沙时，有军人“五皮主义”之说。
当年北伐革命军中的军官均较为年轻，代表一种时尚的生命力，他们在进入长沙后，纷纷向长沙各皮件店订购五种皮件，即：斜皮带、皮鞋、皮鞭、皮夹、皮手套。
湖南青年投身革命者，尤其投笔从戎者甚多，长沙工厂多接到成千上万军需用品的订单。抗战爆发后，湖南军需生产需求旺盛,但湖南生产军需用品因机械工业尚不发达，多利用手工来代替机械。如长沙黄埔军服工厂，在抗战中，四五千男女工人，日夜不停地工作，生产成套“军服”。当年一件成套“军服”包括衬衣、绑腿、棉衣、棉被、帽子、席子、手巾七样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