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脏病专家到传奇科学家，他的发现拯救了数亿生命。莱夫科维茨的研究对疾病治疗的贡献，就像是找到了一把打开许多疾病“锁”的“钥匙”，让我们有可能设计出更精准的药物。
比如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控制或消灭这些“叛变”的细胞。莱夫科维茨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细胞是如何接收和响应信号的。这些信号就像是细胞的“指令”，告诉它们何时生长、何时停止。
通过了解这些“指令”是如何传递的，科学家们可以设计出新的药物，来干扰或改变这些信号，从而控制癌症细胞的行为。
莱夫科维茨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瑞典王后和公主在旁观礼。
2012年，他因其在GPCR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本期伟大头脑，湛庐君与你走进莱夫科维茨的非凡旅程——去往斯德哥尔摩——从他早年的生活到成为一位传奇科学家的历程。
在唯一的自传《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一书中，莱夫科维茨回顾了自己从年少时意外接触并爱上科研，到最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发生的有趣故事。莱夫科维茨在这本书里，展现了一个生动鲜活、与众不同的诺贝尔奖得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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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彩图，身临其境般感受诺贝尔奖得主莱夫科维茨精彩的人生。随书附赠海报，双色印刷，跟随莱夫科维茨一起感受去往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道路。
向学生谈及我的职业时，我有时会使用“双重使命”一词，用以指代我先后的职业——首先是医生，其次是研究者。尽管这些故事听上去大多轻松幽默，但其中也有严肃的暗流，包括我与冠状动脉疾病几十年的斗争，这是我的家族遗传病。
现在是我职业和个人生活中最满足的时刻。是的，我喜欢自己年轻时的能干，但现在，我成了富有经验的某个领域的老者，这也很好。
——《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莱夫科维茨
偶然与必然间，8岁萌生出科学的种子
1943年4月15日，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家庭背景充满了学术的氛围。父亲Max是一名会计师，母亲Rose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对独生子莱夫科维茨寄予厚望，并在培养他的求知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莱夫科维茨的母亲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使得他从小就被严格要求。他的父亲则教会了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和“贵在坚持”的道理。
莱夫科维茨从小就好奇心旺盛且热爱阅读。由于没有玩伴，书成为了他的好朋友。他在看完了家中仅有的一些书籍后便成为了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常客，然后定期从那里带图书馆允许的最大外借数量的书籍回家。
莱夫科维茨通过他讨厌的钢琴课获得了自律，但这些课程是他的母亲严格要求的。
在莱夫科维茨8岁时，他就为自己定下了成为一名医生的目标，因为那时他最崇拜的人就是他的家庭医生约瑟夫·费布什。
我们很幸运能有一位优秀的家庭医生。如果说有什么人比我父亲更让我敬佩的话，那就是致力于让我父亲活下去的人。费布什医生会定期上门会诊，他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我对他的一套工具非常着迷，特别是他的听诊器，他允许我用它来听自己的心跳。在父亲的心脏病发作后，我特别珍惜费布什医生这样令人安慰的存在，因为他可以帮助父亲保持健康。我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医生，拥有让人们所爱之人活下去的力量。
——莱夫科维茨
《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
每当莱夫科维茨或家人生病时，费布什就会上门为其诊治，而他的一举一动都令小莱夫科维茨感到着迷，不管是进行身体检查（尤其是使用听诊器的时候），还是开出那些令人难以辨认的处方。
最重要的是，作为医生需要让患者用他们的生命来信任你，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责任，这也让小莱夫科维茨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了使命感。
16岁就读哥伦比亚大学，他旅程的起点
莱夫科维茨与父母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医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合影。莱夫科维茨说：“我与父母合影时面带微笑，但内心对可能将我送往越南的‘医生征兵’感到压力重重。我父亲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日子。”
在确定了成为一名医生的目标后，莱夫科维茨人生的前20多年都坚定不移地走在达成目标的道路上。在上完公立小学和初中后，莱夫科维茨进入了纽约最好的公立高中之一——布朗克斯科学高中。
这所学校招收的学生的考试成绩在所有学生中占前5%，并且在莱夫科维茨获得诺奖之前，这所高中的校友中曾诞生过7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与众多同样聪敏出众的学生在一起学习，莱夫科维茨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但他依然在这所学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800名学生中排第100名，并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由于莱夫科维茨在高中时获得了相当于大学水平课程的学分，1962年，年仅19岁的他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提前一年毕业了。随后，莱夫科维茨按计划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在那里度过了4年的学习时光，毕业后又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接受了两年的内科培训。
至此，莱夫科维茨博士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但他却在自传中坦白：
我正在实现儿时的梦想，享受着医生的临床工作，喜欢与患者互动，但同时我也开始隐约感到一丝不满足。我意识到我怀念做研究，我怀念尝试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对我的刺激，我怀念那种无拘无束进行实验、让数据牵引我的感觉，而这些正是研究的本质。
越南战争与职业生涯的转折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期间，二排左二为莱夫科维茨。
1968年，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参与达到顶峰，所有年轻医生都受到强制性军事服务的约束。对于具有卓越学术资格的医生来说，一个开放的途径是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的委任。
如果加入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的委托军官队伍进入研究机构的话，就可以避免直接参与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莱夫科维茨因其出色的学术成绩，有很好的推荐，再加上出身名校的背景，成功进入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并在那里首次踏上了他的研究生涯。
在那些年里，美国医学研究从公共卫生服务中涌入的年轻医学科学家的才华中受益匪浅。莱夫科维茨加入时，机构内进行的新的发现，正在揭示活生物体细胞中激素和酶的相互作用。许多研究人员讨论了在细胞膜的某个地方存在个别受体分子的可能性，这些分子负责检测肾上腺素、组胺、多巴胺和血清素等激素的存在，但这些受体是什么或在哪里可以找到，或者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未知。
莱夫科维茨进入NIH任职的第一年时，他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莱夫科维茨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一生中从未在任何事情上经历过真正的失败，更不用说连续的失败了。但在这里，经过一年我所能付出的最艰苦的努力，我的项目还是毫无进展。”
当时，莱夫科维茨被分配了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开发一种放射性配体结合方法来研究细胞质膜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推定受体，这些细胞质膜源自裸鼠中传代的ACTH反应性肾上腺皮质癌。
由于没有实验基础和经验，莱夫科维茨的首次尝试几乎全都失败了，这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巨大挫折。这些失败的经历令莱夫科维茨博士认为自己不是搞研究的材料，并计划在离开NIH后继续成为一名医生。
不过，父亲也认同莱夫科维茨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成为一名科学家，并支持他再次成为一名医生。然而，谁都没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为了父子俩的最后一次交谈。莱夫科维茨的父亲在第四次心肌梗塞发作的数周后去世了。
父亲的葬礼结束后，莱夫科维茨回到马里兰州工作，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抑郁状态。他的研究彻底失败了，他很想念纽约的家。现在，父亲作为他生命中的核心支柱，又突然离开了。莱夫科维茨在书中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为他哀悼，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自己哀悼，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父亲的早逝也预示着我的早逝。
美妙与突破，GPCR的发现
莱夫科维茨与杜克大学实验室的伙伴们
1970年，莱夫科维茨正式踏上了医生科学家的职业道路。1972年的夏天，莱夫科维茨被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聘用加入他们的教员队伍，来开发“分子心脏病学”项目。
1973年7月1日，莱夫科维茨举家如约来到了杜克大学，并在那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以分子心脏病学为方向，他开始兼顾临床与实验室的工作。
在与各位实验室同事的合作中，他们开发出了多种检测肾上腺素受体的方法，并且探索了如何从细胞中对受体进行纯化提取的方法。也是从这里出发，一个将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逐渐浮出了水面。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检测新受体，尤其是细胞表面受体的概念化方法。
1986年，奇迹时刻来临，他和合作者在克隆出β2-肾上腺受体后发现，这个蛋白与另一种帮助我们感知光源的视紫红质外观很相似。这两种蛋白都有着波浪般的形状，并且会7次穿越细胞膜。而由于它们的信号都会由内部的G蛋白进行传递，这些奇特形状的受体也被称作G蛋白偶联受体。
随后，他们和其他实验室找到了更多GPCR的克隆基因，一个彻底改变药物发现的时代来临了。基于GPCR在人体中的广泛作用，它也成为了许多疾病的治疗靶点。如此一来，莱夫科维茨及其合作者在GPCR领域的发现和技术对医学界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许多发现和技术迅速转化为了药物开发方面的实际成果。
莱夫科维茨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进行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开发药物或治愈疾病，只是为了弄清楚这些不同的分子是如何工作的。当我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时，我想到了我可以对其生活造成影响的患者数量。假如我是一名全职的医学从业者，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可能会帮到几千人。但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已经以某种方式惠及了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患者。因此，这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令我感到欣慰。”
诺奖现场（与合作伙伴以及实验室的其他校友）
诺奖现场（从瑞典国王手中接受奖章）
基于对GPCR的开创性工作，莱夫科维茨在2012年摘得诺贝尔化学奖。莱夫科维茨表示，尽管他坚信的事情错的次数和对的次数一样多，但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无论对错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他很高兴他在对GPCR的探索中坚持了下来，并最终证明自己是对的。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三院院士罗伯特·莱夫科维茨自传。重拾等待与希望的人生智慧，一窥诺奖得主的精彩人生。50多年深耕医学与科研，从一名心脏病患者成为“改善了全球数百万人的健康和生活”的科学家。
《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是罗伯特·莱夫科维茨的自传，书中他回顾了自己从年少时意外接触并爱上科研，到最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发生的有趣故事。
这本书展现了一个生动鲜活、与众不同的诺贝尔奖得主形象：总是乐呵呵的、经常自嘲、秀发浓密、热衷跑步、擅长投出绝妙棒球、也会“讳疾忌医”……
他聊着聊着，就聊出了这本从心脏病患者变成心脏病专家，再变成传奇科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的欢乐回忆录。他真诚地写到：我衷心希望，这种中美实验室之间卓越的科学交流与合作传统能够长期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