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26日被儿女送进精神病院到在医院自杀，罗文忠在不同的精神病院待了整整100天。住院期间，他多次表达自己想要出来的意愿，但都未能如愿。他的死亡引出了一个专业学者争议多年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什么标准考量、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一个被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意愿？在一个以患者、监护人、医疗系统为基础构建的精神障碍患者就医体系中，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中心？
记者｜彭丽
自杀
李薇上一次回家是今年3月，舅舅当时刚做完脑部手术几个月，但整个人状态看起来不错，“他说身体有些累，要好好养养，还戒了酒，以前爱应酬的他很少出去了”。而如今，关于舅舅生前最后的画面来自他最后生活的湘德精神病院的监控：2023年8月23日上午11时58分，罗文忠从病房区大厅进入病房，15分钟后，有两名护工从他的门口经过，看到他在整理衣物。12时31分，护工注意到罗文忠病房的卫生间里有水流出来，过去查看时发现门被反锁。踹开门后，护工看到罗文忠把衣服扭成绳子状，挂在水龙头上自缢了。
回忆之外，更多的是巨大的无力感和自责。李薇说，如果舅舅不被多次送进精神病院，如果自己能将他“救”出来，如果8月14日他没有突然失联，一定不是现在的结果，“我没有能把他救出来，我没兑现自己的承诺”。
罗文忠是在5月26日被儿女强制送进张家界市精神病院的。关于为什么一定要将父亲送进精神病院，罗文忠的女儿罗红告诉本刊，送医主要是因为父亲脑部手术后性情大变。去年10月，罗文忠被查出脑胶质瘤，这是一种由于大脑和脊髓胶质细胞癌变所产生的原发性颅脑肿瘤，会引发头痛、呕吐、癫痫等症状。同月，他做了全麻下行左侧额叶占位切除术，症状好转。不过，医生也在术前告诉他们，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在手术后会引发癫痫和器质性精神症状，比如会抑郁、焦虑，也可能是更严重的精神障碍。
在罗红的眼里，父亲一直都是一个很严格、脾气大的人。她能够想到的事情包括，上小学时，有次她边走路边吃零食被罗文忠看到，一巴掌就扇了过来，她的嘴角都出了血，“他觉得这是没教养的行为”。对于饭桌的礼仪，家里的餐桌上也有一套必须遵守的规矩，如吃饭要等长辈先动筷、吃饭时不能喝水等。这些规矩一直延续到他们成家、结婚生子后。罗红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弟弟罗海先动了筷子，父亲立刻就摔碗骂人了。“因为小孩也在，我就对我爸说，我们已经长大了，还这样生气不好。”罗红说，这引起了罗文忠更大的愤怒，骂声更大了，“对于父亲，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服从，从来都不会反抗，他说我们哪里不对，我就会马上道歉，弟弟则会沉默或者道歉。”
在罗红的叙述中，罗文忠与子女的相处也有温情的时刻。比如说，生病前，罗文忠偶尔会在别人面前夸儿女孝顺，朋友圈有时也会写上几句类似的话。他还在山上租了块地，挖了鱼塘，种地养鱼，给儿女送无公害的蔬菜或者泉水。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罗文忠朋友圈发了儿子给老弱送物资的照片，还转发了“寻找最美抗疫人”的帖子，配的文字是“我家女儿、女婿”。但手术后，那个偶尔温情的父亲好像完全不见了踪影，罗红和弟弟觉得父亲的行为超出了他们的接纳范围，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罗红仔细地向本刊讲述罗文忠手术后的一系列行为。最早是手术完住院时，罗文忠术后一直高烧，却坚持晚上睡觉要将上衣脱掉，“我们害怕他感冒术后感染，我弟弟跪在地上求他穿衣服都没用”。回家后，罗文忠经常与他人发生矛盾。大多数时候，罗文忠跟儿子一起住在自建的房子“红沙湾壹号”，1～5层出租，他们住在6层，罗红记得，今年春节后，家旁边的幼儿园开学，前来接送的家长车来车往，罗文忠认为这不利于自家楼房的出租，与家长以及幼儿园争吵，最后幼儿园报警叫来了警察。还有一次，让罗红和罗海觉得惊险。因为罗海停车没有听清父亲罗文忠的停车指令，罗文忠就狂拍车尾，“我弟下车后和他说这样很危险，让他有话好好说，但他冲进家里拿了一把水果刀出来追着我弟砍”。
5月25日，罗红与弟弟罗海拿上罗文忠的病历前往张家界市精神卫生中心咨询，“医生告诉我，他这个情况可能是器质性精神障碍，可以先送进医院进行观察”。罗红又去咨询了律师，说父亲术后性情大变，如果此时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是否合法。对方告诉他，按当前《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患者“非自愿”前提下，如果患者存在伤人行为，医院又同意收治时，可以报备社区与警方后送医。罗红便也去社区做了报备。
家产与矛盾
在送医的当天和前一天，罗文忠和儿子爆发了两次大的矛盾。张家界精神病医院提供的罗文忠入院记录提到，5月25日这天，罗文忠先是到儿子的单位吵闹不休，第二天又手持木棒到儿子家里砸门窗和家具。这个情况是罗海讲述给医生的。他还将父亲打砸家里的视频发布在社交网站上。视频中的罗文忠穿着黑色短袖、灰色裤子，挥着半米长左右的木棒，怒气冲冲砸了电视、电脑等物品。
罗文忠在儿子家打砸
在罗文忠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李薇也先后跟两家医院的收治医生进行了沟通，医生都告诉她罗文忠是“脑部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符合“收治住院的指征”，属于合理送医。但她和舅舅的姐妹们依然怀疑，罗文忠被送进精神病院与这个家庭长期存在的财产纠纷有关系，“他们这些年在财产上一直有纠纷”。
如果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罗文忠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人。他1962年出生于张家界农村，家中兄弟姐妹四个，他是唯一的男孩。那时，张家界市还叫大庸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城，罗文忠家里也是靠种地为生。1988年大庸县改为地级市，家里的土地被征收，罗文忠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从农民转变为小生意人，先后开过拖拉机，中巴车、开过汽车修理厂。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的拓展，他家当时的住所被拆迁，拿到一笔拆迁款。这之后，瞅准张家界旅游业发展机会的罗文忠买下一个倒闭的酒厂，开了酒楼，有五六层，既能吃饭，又能住宿。几年后，酒楼再次被一个商业项目征收，罗文忠又得到一笔征收款。他用手里的钱买门面、买商铺，还开始涉足建筑项目和民间借贷。李薇记得，上世纪90年代，舅舅家就已经请了保姆。罗红也向本刊证实，2002年左右，家里在长沙就有了4套房。张家界则还有其他铺面、仓库以及住房。她和弟弟通过律师对外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仅2016年到2022年6年间，家里对外出租房屋的租金就有四五百万元。
财富增长的同时，家里的矛盾也在增加。2006年，罗红的母亲发现罗文忠出轨，并在外育有一个孩子。罗红记得，这是家庭一次很大的情感危机。母亲抱着她和弟弟三人一起痛哭。为了让父亲和“小三”断绝关系，罗海曾以跳楼威胁父亲。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罗文忠净身出户，将全部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后离婚。但离婚后，罗文忠仍然和原配生活在一起，只是每月给外面的孩子2000块抚养费，每年见一两面。但家庭内巨大的裂痕已经产生。李薇观察到，这之后，面对父亲，罗海很沉默，话非常少。有冲突发生时，他对父亲明确提出言语上的反抗不多，但会用很愤怒的眼神盯着对方。
李薇记得，去年底，自己回家祭拜时，是罗海开车送她。罗海当时一脸认真，说今年一定要拿回房子的收租权。李薇去看望罗文忠时，把这句话转告给他，让他好好与罗海商量。罗文忠告诉李薇，自己不会同意交还收租权，“他说平常的人情支出都是他在出，自己后续还要化疗、治病等，都需要钱”。今年3月，在未告知父亲的情况下，罗海自己收了红沙湾壹号的房租，并对外招租。父子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分歧
由于患者家属之间存在矛盾纠纷，且李薇等人对精神障碍的诊断存在质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建议家属走精神鉴定的司法程序。7月17日，医生曾经联系罗海，告诉他患者症状缓解多了，情绪稳定一些了，“加上患者也想出院，我们也觉得可以出院了。就问他的这个司法鉴定是怎么安排的，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接他出院”。罗海回复了“好的”，说已经向法院提出申请，在等通知。
但罗文忠没有等来这个时刻。8月14日，他又被子女转送到一家民营精神病医院，与其他的亲属彻底失去了联系。罗红告诉本刊，之所以给父亲转院，是觉得李薇和姑姑总是去找父亲，“每找一次都会引起父亲情绪波动，所以她跟弟弟希望通过转院让她们找不到父亲”。在两方对峙的胶着又激烈的过程中，有一个微小的细节被忽视了，那就是在第一次从张家界精神病院出院前，医生曾经提醒家属，罗文忠曾把衣服撕成小条上吊，被医护人员发现阻止。但在湘德精神病医院的第10天，罗文忠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疯人院》剧照
以为谁中心？
黄雪涛对本刊提到了她2006年代理的“邹宜均案”。深圳女孩邹宜均自幼母亲管教严厉，2006年父亲去世后，她因财产纷争被母亲和哥哥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对此早有预料的邹宜均已提前委托相识的黄雪涛帮忙营救她出院。当黄雪涛作为律师赶到广州想要会见时，院方以她的监护人也就是母亲不允许为由拒绝她的会见，一切意愿由她的监护人即母亲代替行使。虽然最终黄雪涛帮助邹宜均打赢了官司，但邹宜均此前的处境让她感到恐惧，“一个成年公民，一旦进入精神病医院，就成了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被忽略的人”。
法律出台后不久，杨卫华接了后来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徐为（化名）案。早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徐为在积极接受治疗后病情好转，2013年，当所在医院明确表示可由监护人接出院时，遭到了监护人也就是徐为大哥的拒绝。为了获得自由，徐为多次上诉，2015年，在判决前，法院曾走访徐为生母、徐为二哥以及其所在居委会的干部，他们表示无法在徐为出院后进行“监护”，承担不了监护人的责任，徐为只能继续住院。一直到2017年，在司法鉴定为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后，医院才在律师到场的情况下允许徐为出院。
黄雪涛说，罗文忠这个事件反映的问题依然是对被监护人权利的忽视，“对监护人权力的放大即是对被监护人权利的剥夺”。在罗文忠的事件中，黄雪涛在看到几家医院回应家属仍称“是谁送来，对谁负责”时唏嘘不已。在黄雪涛看来，既有的《精神卫生法》虽然对患者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保护，但在一些实际操作上仍然边界模糊。比如，法律规定有能力自己签字的患者可以自行出院，但“有能力”边界的认定是不明确的。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提到在具体操作中，很多医院或医生为了不承担责任，会将大部分患者都视为没有能力自行签字的患者，严格遵守“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怎么判定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是无法结账、签字、走路、出院还是不知道家在哪里，现在的评估标准并不明晰。”黄雪涛说，“法律规定，如果对精神诊断不同意，患者可以提起复诊或进行司法鉴定，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走到这一步，出于维护稳定的目的，院方或监护人很少愿意放人。”她认为，如果真的遵循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应允许其他的亲属而非一定要送进医院的直系亲属担任监护人。在其中，医院或第三方进行评估，以回避利益冲突为原则，选择对病人来说更好的监护人。
“精神病患者作为公民，也有自己正常的会客权、通话权，也有自行签字出院的权力，但现在这些权力都转移给了监护人。”黄雪涛说，现有的情况与国内对精神医学的认知也有关系。“精神医学从诞生开始就并非纯粹的医学，而是一种公共安全措施。西方精神医学经过漫长的转型过程，已逐步接近普通医学”。黄雪涛举了一个例子，意大利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封闭性的精神病医院，更不存在强迫治疗，而是用社区以及社会的力量去帮助精神病人。但在中国，精神医学仍带有很强的社会管控性质，是一个“为了保障没病的人的权益而去剥夺精神病人权益的机构”。“对精神医学的不同认知会导致一个问题，是以病人为中心，还是以监护人为中心。”
8月11日，是李薇最后一次和舅舅罗文忠通话。她问罗文忠在医院过得好不好，罗文忠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他回答：不好。他告诉李薇，自己早上6点就要起床，整理内务、打扫房间和公共区域卫生。8点吃早餐，10点半左右要吃药，下午会有一个小小的活动空间可以打扑克、玩游戏。但每天都被规定好，很不自由。李薇明白舅舅的不快乐，“他一直都很讨厌吃药，总觉得是药三分毒，他很喜欢户外活动，以前他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出去旅游，全国各地，国外也去”。而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完全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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