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深圳的抗疫灯光秀打出了这样几个字——保绿码，搞钱钱。但对于很多中小企业主来说，搞钱正变得越来越难。
他们搭乘过时代的“电梯”。从农村出身一无所有，在过去的十数年的几波造富浪潮中一跃成为企业的管理者，进入富裕阶层。今年2月深圳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数量超过25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9%以上。毫无疑问，他们是深圳经济的毛细血管，更是活力之源。
返贫焦虑
近两年，来找我看焦虑的企业主越来越多，普遍都只有三四十岁。最近的患者里，有一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很典型的一代深圳“移民”，40岁，人很内向、有涵养。经过十多年奋斗，积累了今天的财富，已经拥有了一家上市公司。
通过进一步沟通，发现他是典型的焦虑症，产生了一些躯体不适。和人聊天的时候声音都带着细颤，止不住发抖；坐下来不停换腿，不能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他也主诉自己时时刻刻处在不能控制的担忧之中。
理智上他知道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不会出太大纰漏，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整天担心。这种难以控制的莫名担忧引发的坐立不安、肌肉颤抖，最后影响病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在医学上叫“浮游性焦虑”，是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其中一种表现。
而引发他焦虑的直接事件，是家人突然生病和公司长期的运营压力。
我记得还有一个焦虑比较严重的男性患者，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他50岁，潮汕人，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做进出口贸易。因为疫情、国际贸易的原因，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他一坐下来就叹气，跟我说：“每个月公司财务赤字太厉害了。”
找到我的时候，这个患者整个人面容憔悴，满头大汗，两个黑眼圈非常明显。他一坐下就开始抠手指，说话的时候手和腿都在发抖。他主诉自己已经三四个月不能睡觉，靠每天吃3-4片氯硝西泮才能勉强维持睡眠、控制自己的焦虑情绪。
氯硝西泮有一定的镇静作用，他晚上刚吃完的时候，断断续续勉强睡一小会儿。到了白天就会精神倦怠，打不起精神做事，浑身乏力。来看我，是因为受到焦虑困扰，情绪低落，悲观绝望，他基本上无法正常应对工作，生意上的事情只能全部交给其他人处理。
判断一个患者是否是焦虑症至少有四个要件，首先要看他是否与躯体疾病有关，很多种躯体疾病早期可以是焦虑，其次有没有具体的生活应激事件引发焦虑，第三评估患者的人格和性格基础，第四确定焦虑对其社会功能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焦虑的患者不需要住院，回家按时服药就可以。但如果是性格缺陷明显、焦虑严重的患者，社会功能受损严重就需要住院。
越来越大的门诊量
即使是很贵的特需号，仍然是供不应求。每周二下午，正常情况下是预约5个病人，疫情之后，基本上每次都要加号，最多一次，我一个下午加了五六个患者。
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创业者普遍处于焦虑状态。很多老板就诊的时候会有秘书陪同。他们不仅有自己赚钱的压力，还负担着很多家庭的生计。
不过，他们不避讳来康宁看病，一方面是这些企业主相对来说经济基础比较好、世面见得多，敢于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活事件引发的焦虑，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不得不治疗的地步。
同时，重病患者也比较多。从今年开始，住院病人数量就没有低于1600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坪山区和罗湖区总共开放床位只有1330个。
即便是这样，深圳精神卫生领域的医疗资源依然紧缺，精神专科的床位远远不够。
▲40年来，深圳常住人口增长了42倍。图/视觉中国
为什么是深圳？
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我平时走出门能看见老年人在公园里散步、在社区里健身，跟几个朋友跳舞，让人觉得生活很舒适。在深圳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画面，清一色是打了鸡血的年轻人。
世界上本来没有深圳，他们来了，才有深圳。深圳本地人只有30万，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而且都是年轻人。《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2.5岁，是最年轻的城市。
比如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接诊过一个年轻人。陕西的小伙子，只有二十来岁，因为和同事产生了肢体冲突，对方报警之后才被送到康宁来。
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患有重度焦虑，情绪非常不稳定。他跟我交谈过程中对我不信任，总是抬头看监控器，认为我和警察是一伙的，肯定不会向着他。而且觉得周围很多人要害他，上司也看不起他，扬言出了医院就要报复他们。
仔细询问才知道他老家在农村，全家5口人就靠他一个人赚钱。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千元，他自己要生活，还得给老家的父母寄钱。同时从小也缺乏亲人的关心，住院了都联系不上他父母。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排解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就会把其他人和事往最坏处想——每个人都要害他，最后形成恶性循环，被大家集体孤立。
甚至成年人自身竞争的压力会传递给未成年人。最近经常有妈妈带着孩子来门诊找我，觉得孩子精神状态不好，情绪不稳定：一天到晚玩手机、打游戏，就是不好好学习；或者不服从学校管束，对任课老师、班主任乃至家长都有强烈对抗情绪。好多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存在问题，焦虑程度比孩子还严重，家长的焦虑得不到缓解，孩子的问题很难解决。
很多控制欲过强的家长，喜欢数落孩子——你这样想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没有一件事让他们满意。家长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指责最后会内化为未成年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有一个女孩高中期间因为出现幻觉，被其他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到我面前的时候戴着巨大的黑色鸭舌帽，不断自我贬低，认为自己颧骨很高、长得难看，平时走在大街上，很多人总是议论她的长相，对她指指点点，监控器也是为了监视她设置的。
仔细问诊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允许自己犯错、不能存在任何瑕疵。她患病前学习成绩很好，有反复检查和自我反省的习惯。结合家庭教育进行综合评估，我确定这个女孩患有精神病性强迫症。
深圳移民
精神心理专业有一种神秘感。投入其中，就会发现人的精神、心理状况非常复杂，需要综合判断，需要不断把最新的研究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其次，精神专业需要医生具备其他领域的知识，要把观察能力、社会阅历、专业知识融合进患者的诊疗中。所以我觉得自己确实更喜欢精神专业。
我之前总跟学生说，做精神科医生要有耐心、爱心，这不是唱高调，这是基本要求。很多人以为精神疾病患者无法对正常人形成共情，这是不对的。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心里也清楚谁关心他们、谁对他们好。
▲图/视觉中国
有一次，一个40岁的男性患者发病，产生了幻听妄想，感觉楼上的人在监视自己、故意骂自己。他家住7楼，病发的时候冲出家门，打开楼道的窗户坐在上面准备往下跳。患者的父母当时都已经80岁了，报警劝说了30分钟，患者仍然不愿意下来。
痊愈和康复
不论是面对躯体疾病，还是精神疾病，医生都要承受很大压力。每个病人都愁眉苦脸的，不会有人快快乐乐地来医院看病。但这些负面的事物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我会享受自己为患者解决问题后的愉悦，享受自己给患者带来新生的成功，我调适自己的方法就是规律地锻炼和灵活的角色转变。
我对患者的建议也是这样，尽量寻找自己精神的支撑点，不去反复咀嚼自己的不快。
精神疾病也是可以被治疗的。
比如，那个患有“典型焦虑症”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目前正在恢复中。
之前他看过几个医生，给他开了劳拉西泮。这种起效快的中枢系统抑制剂，能够暂时把焦虑压下去，但问题也明显——患者既容易形成药物依赖、又容易产生耐药性，最后患者服用药物的剂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不易依赖的抗抑郁药。目前他恢复得比我预期中好很多。现在他饮食起居和工作都维持正常。
另一个患有重度焦虑、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年轻人，症状也在缓解。他最后在康宁住院调整了一个多月。而那个戴着巨大的黑色鸭舌帽、不断自我贬低的女生，在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后，病情也得到了缓解，在我看来，这也与家长教育方式有关。
为什么会有人对电子游戏上瘾，喜欢手机？因为他们在一个游戏空间里得到快乐、短暂寻找到自我。这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指责，而是反思为什么家庭没有成为孩子现实中休息的港湾。
当然，也有预后不好的病例。一个52岁的女性患者，一家三口关系很好，她本人说话答非所问、颠三倒四，还看着我傻笑，之前在其他医院一直被当成精神病治疗。
最后需要提醒人们的一点——如果经过自我调试，失眠、焦虑、情绪低落等情况，持续一周仍然没有改善，就应该考虑来医院就诊。医生会帮助患者快速判断，并决定现阶段应该进行心理咨询、回家服药还是住院治疗。
要记住，承认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存在问题，是战胜它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