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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发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些先行指标回落；中美贸易摩擦尚未完全解决，“去全球化”思潮抬头。从国内来看，出现产业转型升级、去杠杆的阶段性阵痛及市场周期震荡的短期效应，部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不畅，长期沉淀的结构性问题一时难以根本解决。这些因素都使我国经济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局面。
不难发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大症结是，在“逆周期”和不利条件下，国内市场活力释放不足，未能有效发挥“下降缓冲”和支撑功能，市场爆发力未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力、创新力和增长力。
尽管市场主体众多，但单体能力不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历经40年改革开放，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9万户，增长到2018年11月底的1.09亿户，增长222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企业中拥有核心竞争力、自主可控技术或国际市场压倒性优势的全球性旗舰型企业仍然偏少，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不仅如此，市场生态建设也与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变化不相适应，市场机遇未能与经济转型升级内在需求有效碰撞、形成共振。过去靠“人口红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攻城略地的“增长战法”趋于式微，长期拼人力、拼土地、拼政策、拼补贴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日益丧失基础。过去赚“快钱”、赚“轻松钱”的“好日子”不复返，只有长期深耕精进于某一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竞争优势的企业，才有可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取丰厚回报。
然而，目前与这些新发展方式、新增长路径相匹配的市场环境尚未优化到位。在一些地方，“不见面审批”叫在嘴上、停在纸上，办事跑断腿现象依旧；企业减负仍须发力，营商环境改善知易行难，招商引资“瓮中捉鳖”现象时有发生。
眼下，国内经济多重矛盾交织，既有资本脱实向虚，又有诸多实体企业融资困难；既有大量资金空转苦于投资无门，又有大批亟待转型的中小企业缺乏抓手望眼欲穿。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唯有使出浑身解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才能克服风险、战胜挑战。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普惠性和结构性减税降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下大力气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解决好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去年以来，中央不断出招，加快解决阻碍市场活力释放的诸多难点痛点，促进企业“新陈代谢”、经济结构优化。
更为明确的路线图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略，旨在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激发市场活力。下一步，我国将通过创新制度供给，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顶住经济下行压力。
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是盘活市场资源，释放市场空间的必要之举。让市场要素得以优化配置，需更多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同时完善托底保障，妥善处理“僵尸企业”处置中启动难、实施难、人员安置难等问题，推动市场加速释放大量沉睡、错配的资源。同时，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未来，我国应瞄准发展急需、升级急缺、民生急盼的事项，增加公共服务，鼓励扩大国内消费。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是瞄准市场主体“提质增效”的关键招数。在“放管服”过程中，政府要努力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悉心倾听市场主体的呼声，秉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为新经济企业发展提供更优服务，让上亿市场主体更加活跃、更有竞争力。同时，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是调整市场关系、促使活力迸发的应有布局。打通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之间的梗阻，提升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才能让金融这一经济血脉融入到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激发经济活力。
半月讲解
2改革基层治理体制，中央瞄准哪些靶点？
整合构建简约精干的基层组织架构
基层工作头绪繁多，不仅需要大量人手，也需要基层各个部门形成合力。但现实工作中，不少地方仍存在力量分散、协调不畅等问题。优化整合基层治理力量，是亟待瞄准发力的治理靶点。
综合设置基层审批服务机构、积极推进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基层网格管理和指挥平台，是本次两办文件重点提出的三大新举。三者都着眼于统筹优化基层力量。
在综合设置基层审批服务机构方面，中央提出，在整合基层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职责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乡镇和街道党政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与服务平台建设。
在积极推进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方面，两办文件要求整合现有站所、分局执法力量和资源，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由此，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能力将大大提高。
在整合基层网格管理和指挥平台方面，“多网合一”可望实现。上级部门在基层设置的多个网格将被整合为一个统筹各项工作的综合网格。在此平台上建立起的综合指挥工作机制，将有效实现基层管理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运转。
权随事转、人随事转、钱随事转
基层治理难，一大难点在于基层缺乏治理资源，基层权责不对等。早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中央就要求，明确基层政府治村的权责清单，明确县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这次两办文件继续循此思路，大力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调整基层责、权、利关系，为其赋权赋能。
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下放，是基层实现有效治理的抓手，将还基层干部一片创业干事的天空。基层干部反映，目前一方面是上面各种任务压下来，另一方面是基层并无相应权限加以落实。针对此，两办文件明确，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则放原则，将点多面广、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赋予乡镇和街道，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赋权清单，依法明确乡镇和街道执法主体地位。各省区市可在试点基础上逐步统一和规范赋权事项，成熟一批，赋予一批，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
在权限下放、治理重心下移的同时，必须保障下倾到位。人、财、物，一个也不能少。针对基层人手紧缺、编制紧张的现状，两办文件特别提到，推进编制资源向乡镇和街道倾斜，鼓励从上往下跨层级调剂使用行政和事业编制，充实加强基层一线工作力量。同时，在编制管理上，完善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根据基层对人才的需求，按编制员额及时补充人员，制定用编用人计划优先保障空编的乡镇和街道。
此外，“无钱办事”也束缚基层手脚。这次两办文件强调，投放基层的公共服务资源，应当以乡镇和街道、村（社区）党组织为主渠道落实，同时，加强下放给乡镇和街道事权的人才、技术、资金、网络端口等方面的保障。
遏制“滥用责任状”“一票否决”“牌子满墙”
基层经常出现“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逼着基层干”“层层甩锅，层层加码”“责任层层甩，基层兜不住”等问题。一些地方上下级工作机制甚至发生严重异化，致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
本次两办文件特别指出，优化上级机关对基层的领导方式。省级党委要组织力量对上级与乡镇和街道签订的各类“责任状”和考核评比等事项进行全面清理，统一规范针对乡镇和街道的评比达标、示范创建等活动。同时，除中央和省级党委明确要求外，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乡镇和街道设置“一票否决”事项。针对基层出现的“牌子满墙”现象，中央指出，严禁对基层机构编制事项进行干预，不得要求乡镇和街道对口设立机构，不得要求在村（社区）设立机构和加挂牌子。
中央此次在创新优化基层工作机制方面亮点频频：建立健全乡镇和街道机构“一对多”“多对一”的制度机制；理顺与县直部门的工作对接、请示汇报和沟通衔接关系；严格乡镇和街道机构限额管理；探索建立乡镇和街道职责准入制度……
中央顶层设计既出，地方还应根据基层实际细化落实。针对借“属地管理”名义把工作责任压给乡镇、村居的乱象，山东省正酝酿出台《乡镇工作条例》，科学界定“属地管理”适用范围，确保基层以“权责一致”的原则开展工作。
半月调查
3百度一下，只有百家号知道？
过去那个“百度一下，你就知道”的搜索引擎，被用户批评变成了“百家号站内搜索”；当你想在全网查资料的时候，结果却怎么都跳不出百度的“手掌心”。近期百度搜索过度推广自家平台内容引起网民热议，搜索引擎为何变成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搜索引擎”？
百度搜索=“百家号搜索”？
不少网民发现，百度正通过在搜索框背后“动手脚”，不断将网民切身需求转化而成的流量导向百度自家的自媒体分发平台——百家号。有网民调侃，百度已经可以改名为“百家号站内搜索”了。
半月谈记者尝试在百度搜索“央视春晚”，搜索结果中第一条是百度百科，第2至6条全部都是来自百家号的内容。虽然有的是权威媒体的百家号账号，但搜索引擎并不指向其原始页面。再往下看，半月谈记者发现，搜索结果整个第一页中触目皆是百度百科、百度贴吧、百度视频……两个央视网站藏在百度产品的“天门阵”中。
再试试搜索人物如何？半月谈记者又试着输入“科比”，首先出现的是百度百科，接下来就是5条分别来自不同百家号账号的内容，而真正与“科比”有关的新闻则至少需要翻页一次才能得见。
对此类现象，百度的官方回应是：目前在搜索结果中，百家号内容全站占比小于10%；百度现有百家号创作者数量达190万，既包括权威媒体和资讯机构，也包括自媒体。至于搜索引擎积极推广自家业务是否合理，百度未置一词。
搜索引擎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平台需要强有力的内容分发渠道。一位长期运营自媒体的“大V”认为，近年来，各家互联网公司都在发展旗下自媒体分发平台，百家号、头条号、企鹅号、大鱼号……无不与自家资讯平台对接进行分发。例如企鹅号的分发首先让腾讯新闻受惠，大鱼号则为UC等阿里系门户提供内容支持，这些自媒体分发平台形成的流量影响力已不容小觑。
——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获取方式的变化。艾媒咨询CEO张毅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大App已经逐渐占据了流量的主要入口，搜索引擎能吸引的流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今日头条一类基于用户兴趣的推荐引擎兴起，让传统搜索引擎几乎难以招架。用户点开今日头条，目光就不必移开，黏性之高，让老牌搜索引擎公司眼热，百度因应的招数，就是在百度上复制一套“头条模式”，让自家搜索优先推荐自家内容。
——商业利益导致平台各自为政。互联网平台的流量博弈不断升级，各大互联网平台都想尽办法让用户在自己的世界里流连，甚至不惜重金补贴自媒体分发平台。然而在张毅看来，如果忽视了对平台上自媒体内容质量与展示频次的合理管控，只顾商业效益最大化，会带来品牌声誉受损的深层风险。
流量生态如何走向健康
搜索引擎作为互联网产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其商业模式不能剥离公共服务属性。业内人士认为，搜索引擎要想回归健康发展正途，需要想清楚三个问题：如何平衡利益与公益；如何保障内容尽量真实、权威且展示公平；如何协调追求流量与维持互联网生态开放性之间的关系。
张毅认为，近来不断出现的互联网巨头“掐架”事件，其实难说有赢家，因为获胜一方产品体系实力的壮大也是以损害用户体验为代价的。所谓“全生态链布局”，却只是利益驱动下自家内容无筛选的倾泻，与炮制“信息垃圾场”何异？
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互联网企业开始高唱“算法为王”，但算法背后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价值观。李易表示，目前大多数平台抓取内容还是以吸引眼球、聚拢流量以图利益变现为考量。算法迭代不断加速，监管脚步如何跟上？众多专家认为，监管部门除了积极改进自身检测手段外，还应与各大互联网平台形成有效沟通机制，在健全规矩的前提下，引导企业提高服务品质，呵护健康生态。
半月世界
4“黄马甲”：一道难过的坎儿
始于2018年11月的“黄马甲”运动持续至今尚未偃旗息鼓，在法国政府的应对下，目前运动虽有缓和之势，但最终走向仍不明朗。
“黄马甲”运动最初的目标是反对政府征收燃油税，这项税改是法国政府履行2015年《巴黎协定》有关规定的措施，却引起广大民众不满，随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抗议浪潮。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9年1月13日发布了一封致法国全体民众的公开信，围绕改革事宜，开启全国大辩论，希望通过此番行动，化示威的怒火为解决之道，重挽法国民众对改革的信任。
可以说，就“黄马甲”运动而言，政府征收碳排放税只是导火索，“黄马甲”运动的根本症结在于法国经济持续不景气，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下降，生活负担加重。如何看待这场运动以及法国未来的改革前景？
解析“黄马甲”运动的六大特征
与过去法国发生的社会风潮相比，这次“黄马甲”运动有多处特征值得注意。
第一，这起抗议浪潮是“自发”行动，找不到正式的组织者，唯一的标志就是抗议者身披的那件“黄马甲”。而且，抗议规模大，参加者复杂，整个行动一度严重失控，抗议浪潮暴力性强。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骚乱。
第二，“黄马甲”运动诉求众多。最初要求是取消征收燃料附加税，后来扩大到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表达对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马克龙采取的一些安抚措施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抗议者提出了更多要求，涉及民生、民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第三，抗议浪潮一度走向“全民性”。“黄马甲”运动的主体最初是卡车司机等，随着运动深入，参与者群体不断扩大，中学生堵校闹事，农民走上街头诉苦，部分法官律师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一些维护城市秩序的警察也加入抗议队伍。“黄马甲”一度成为法国全社会抗议的代名词。
第五，运动政治化倾向明显。“黄马甲”运动发端之时毫无政治色彩，甚至找不到发动者、组织者和策划者。但随着运动发展，极端右翼的“国民联盟”等明里暗里支持，出谋划策，使运动政治化倾向日益浓重。“黄马甲”向政府提出的明确要求是反对法国执政者（马克龙总统本人）、反对现行政策（包括欧盟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国内外政策）、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即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
第六，民粹主义笼罩“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高涨在法国已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总统大选，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正是借民粹主义之势，和马克龙较量。“黄马甲”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是“全民首创公决”，目的是对当前的国体建制提出挑战，要求法国当局进行一系列公民投票，对涉及民众整体利益的决策进行公决。
以上说明，法国“黄马甲”运动绝非一场单一和有限诉求的社会抗议示威，有法国专家甚至称其为“怨恨、愤怒、羞辱和绝望的大联合”。
凸显法国制度性危机
法国是西方七大发达国家之一，有着完整而昂贵的社会福利体系，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是能够运转的。但法国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经济放缓期，国库越来越承担不起这一沉重负担。高社会福利导致企业劳动成本持续提高，企业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其结果是法国经济增长长期低速徘徊、甚至倒退，于是社会不满情绪大增，动荡不定。
马克龙执政一年多来，推行了一系列整体上削减民众福利水平的改革举措，还取消“巨富税”、资产税等，鼓励法国人将目光从“分蛋糕”转向“做蛋糕”。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利在长远，但短期内势必触动一些阶层的利益，导致民众不满。当地媒体报道称，改革进程中民众缺乏获得感，是“黄马甲”运动能席卷法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和民众对体制抱有极其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民众乐见强势政治家带领国家扫除各方面的积弊，实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式的变革，使法国旧貌换新颜；另一方面，当国家的具体政策触动民众的切身利益，民众上街抗议、罢工罢课就频繁发生，不见政府妥协誓不罢休。
而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体制下，法国领导人在国家长远大计和短期执政地位及选举利益之间，也往往会选择向抗议妥协。法国自二战后确立现行体制以来，在行政、就业、福利、社保等领域的积弊尾大不掉，历任领导人和执政党均了解问题实质，但真正有魄力推动改革的寥寥无几。
马克龙携“改革”“非左非右”“进步”“革新”等旗号上台，以求打破枷锁，实现执政愿景。然而，锐意改革的马克龙在“黄马甲”一波接一波的抗议声中，在上调燃油税问题上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陷入政治沉疴的法国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一个缩影。
目前，“黄马甲”运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及运动中频现的暴力行为引发民众普遍担忧，人们对“黄马甲”运动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反对和批判该运动的声音高涨，“黄马甲”运动呈现颓势，马克龙的民调支持率也较去年底明显回升。
法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何时能彻底平息抗议活动仍是未知数。对法国而言，改革从来不是轻松的事，需要顶层设计的引领，也需要社会共识的广泛支持。如何为改革培育土壤，有效推进改革，尚需马克龙政府拿出政治智慧。
基层治理现代化
5富人治村：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富人治村，共同致富”，是近年来部分地方基层政府追求的美好愿景。在乡村振兴任务紧迫的今天，乡村经济精英到底能否下好基层治理这盘棋？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乡村治理是不是念“生意经”就能别开生面呢？
村里有些事，人富才好办
富人治村并非新事物。十几年前，在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就有一大批企业老板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成为“老板村官”。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多地基层政府以“双培双带”、发展乡贤等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民担任村主要干部，富人治村治理模式逐渐走向内陆地区。
现今，村干部承担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在这种背景下，掌握更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农村经济精英，自然更受基层政府的青睐和部分群众支持。事实上，多地基层干部已有如此感叹：“没有一定经济实力，很难当好村干部。”
确实，无论是“争资跑项”，争取上级资金与政策支持，还是谋划具体的乡村建设举措，经济实力强、活动能力强、具备更开阔发展眼光的农村经济精英优势凸显。
半月谈记者在多个村庄发现，富裕群体在参加选举时，不仅表示可以不拿工资、不占集体便宜，还承诺捐资修路建校。
面对农村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棘手新问题，资源更多、脑筋更活的富人群体处理起来也有优势。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兴办合作社到招商引资，不止一地的基层干部和学者发现，如今，村里有些事，当真是“人富才好办”。
治村非经商，风险不可忽
富人治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不少学者、基层干部指出，这一模式潜藏的风险也值得重视。
——以企业化思维治村，影响村庄公共利益和民主决策。
中部某乡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老板村官”熟悉商业世界的竞争逻辑，但公共服务态度往往不够端正，纪律意识相对淡薄是隐患。当地某城郊村选了一个富人当村主任，治村和治企一个思路，取得一定成绩，但两件事情的处理引发了矛盾。
一是对于村里每年要投入数十万元运行经费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文体设施，他认为是亏本的，想要关停。二是办企业形成的“我的地盘我做主”思维根深蒂固，让村里“四议两公开”无法正常运行。
——增加群众参与村庄治理难度，权力结构固化，影响基层民主进程。
富人在财力和社会资源上的优势，客观上抬高了选举门槛，普通村民容易沦为看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林辉煌认为，乡村新富凭借较强的致富能力，许诺与捐赠并用，足以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使基层村庄的权力结构固化。
——容易滋生道德风险，贪腐化与“村霸化”值得警惕。
多名基层审计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富人并不会因为自身富裕就一定不“因公肥私”，近年来多地农村工程建设都成为“富人村官”腐败高发领域。
还有学者指出，一旦富人私心大炽，无视公共利益，可能走向“村霸化”，富人治村也就沦为“强权治村”。
捧杀固不宜，棒杀亦不妥
富人治村有成绩也有隐忧，到底应如何看待？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表示，中国有60多万个乡村，发展极不平衡，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富人治村也不能一面倒地批判或赞颂，而应基于包容态度，不忽视制度化规范方式，鼓励基层继续探索。亦有学者强调，在乡村振兴关键期，通过这种形式把人才的“根”留在基层，其实体现了基层的实践智慧，不能轻易抹杀。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等专家认为，推行富人治村，还需在风险防控的规范化上下功夫。村干部的推荐和任用必须遵循德才兼备、缺一不可的原则，干部一旦当选，必须对其持续加强党性教育、法制教育，增强其法治意识、纪律意识、公共意识。
同时，必须增强村庄政治的开放性，让广大村民有表达愿望的制度空间，可以通过完善议事会等村民组织的方式，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防止普通村民在诉求表达与决策协商上被边缘化。
尤为关键的是，要完善日常监督，同时形成对有问题的村干部的问责乃至淘汰机制。
一名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当地各村建设力度大，为了防止腐败，镇里专门请了一个造价师，对所有工程预算严格审查，及时介入，在防止村官腐败方面收效明显。
6“土政策”不能唱反调、变调、小调
半月谈记者行走基层，时常看到一些地方的做法与国家政策不完全符合，“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时常听到一些基层干部说，“这是我们的土办法”。这些“土政策”到底是因地制宜，还是权力任性，并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土政策”可以归纳出几种主要类型，有的已经探入违规或者灰色地带。
——“唱反调”。国务院曾明确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面清理、废除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但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而不愿清理，甚至还“推陈出新”。半月谈记者此前在中部某地采访时，地方党委政府发文，要求实施涉企首违免罚制、涉企轻微违法行为整改制、下限处罚制；邻近某县则出台所谓的“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限制环保等部门执法检查，提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重在促进整改，原则上首次不予处罚。这些“土政策”为环境污染开了绿灯，违背了中央的大政方针。
——“唱变调”。太明显的“反调”不好唱，一些“土政策”寻求变通，玩起了变身术。比如，为了规范地方举债行为，国家政策要求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但有的地方政府通过签订融资、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目标责任状，配以年度绩效考核等“土政策”，要求融资平台为政府融资。实际上是违规举债，不过形式更隐蔽。
前几年，华北某市委组织部宣布：全市科级干部超过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全部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三级工资。全市共有62名科级干部被列入这一名单，其中还包括两名正值工作盛年的司法系统干部。这种做法的初衷或是为了促进干部年轻化，但由此滋生大量“吃空饷”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
一方面，对违反中央政策、侵害群众利益的“土政策”要及时纠偏，破除政策制定和实行中的“山头主义”，防止权力滥用。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陆福兴说，一般而言，执行中央政策，省里会配套实施细则，县市会补充操作规程，但细化不等于“部门利益最大化”，这一倾向必须克服。
陆福兴认为，如果“土政策”和国家政策明显相冲突，应以国家法律、政策为准绳，坚决纠偏，进而要建立追责机制，对“土政策”的问责形成可操作的规范。
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合理性，回应现实需求的“土政策”，应和国家政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确实有效的“土政策”也可尝试推广。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正是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及时将基层有效探索纳入顶层设计。
一位地方改革办干部认为，有一部分从地方具体情况出发的“土政策”，体现了基层干部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这样的努力就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注意甄别、适当鼓励，以有一定弹性的容错纠错机制激发基层工作活力，让基层干部敢于担当。
要加大基层纪检、审计等监管力度，防止狠人乱用、滥用狠招；要教育引导村民学法、用法、遵法、守法，培育崇德向善的乡风文明。如此，才是新时代乡村善治的根本之道。
教育改革进行时
7“减负三十条”：条条落实差点啥
2018年末，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以下简称“减负三十条”）重磅出台，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痼疾，对校内、校外、家庭、政府四方面减负工作全面明确责任并提出要求。
在全民教育焦虑的当下，“减负三十条”能否改变学生“书包越来越重，眼镜越来越厚”现状？能否破解“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来”的尴尬局面？
校内减负仍有难点
30条政策中，第1条到第12条强调“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提出严格依照课标教学、均衡编班配置师资、严控书面作业总量等12方面内容。重申了杜绝“非零起点”教学、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确保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等要求。
半月谈记者在广东、辽宁、湖北等省份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教育部门多次下发减负令，校内减负形势向好。如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减少作业布置、减少考试、学生每天“阳光一小时”等政策在各地绝大部分小学得到落实。但在中学阶段，因面临升学压力，学校其他课程为主科“让路”、学校持续开展晚自习补课等现象仍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政策第2条中的杜绝“非零起点”教学、第3条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以及第7条采取等级评价方式等，成为落实的难点。
“期末考试，部分中小学校已经以等级评价的方式公布考试成绩，但仍然有少数学校公布了排名和分数，还有的学校表面上不公布分数，实际上要求家长下载App查分查排名查试卷。”一名家长说。孩子读初二的周女士反映，班上每周都有大小考，考完后老师按成绩排名给孩子安排座位。“因为成绩不理想，我的儿子总是坐在最后两排。”
点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指出，当前仍是分数决定一切：对教育行政官员的考核是看地区分数排行，校长的晋升是看学校升学率，老师的绩效是看班级平均分……以升学率为标准的分数制度，造成一切为成绩服务。对此，应像治理环境一样拿出“硬手段”，如果哪条政策不能落实，也应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
校外减负易遭软抵抗
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一直是培训机构的招生法宝。面对一波接一波的重拳治理，一些深谙家长心理和市场规则的培训机构见招拆招，不仅生意依旧火爆，甚至学费还纷纷上涨。
当下，治理校外培训机构难度较大，培训机构有多种注册、运营模式，超前超纲很难界定；同时，部分家长有让孩子提前学习的潜在需求，进而带动家长群体，如何引导也是一大问题。
点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超纲教学是培训班的教师和学生的私下行为，缘于当前仍然是用考试分数评价学生。建议进一步深入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建立高校多元化招生模式，使学生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学校也可以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和自身条件，办出有特色的学校。
家庭减负知易行难
“减负三十条”第18条到第21条强调家庭要履行教育监护责任，提出了家长要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加强家庭交流互动、引导孩子健康生活等4方面内容。
全民教育焦虑的当下，大部分家长无奈被裹挟前行。孩子上小学二年级的家长欧女士告诉半月谈记者，孩子今年报了一个网上课堂，她觉得已经足够了。但跟别的家长一交流，她发现有的孩子一年级就上网课。“这样一个大环境，哪个家长能淡定？哪个家长还能继续佛系？”欧女士说。
点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高政等教育专家指出，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群众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需求会一直存在，这种强烈的需求会让很多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失效或者收效甚微。只有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教育目标，真正办出让不同群体都满意的教育，才能避免政策陷入“头痛医头”怪圈。
政府监管还应持续推进
从第22条到第30条，强调要强化政府管理监督，提出了政府要克服片面评价倾向、严格活动竞赛管理、规范培训机构监管、深化考试招生改革、支持做好课后服务、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开展减负督导检查、切实抓好贯彻实施等9方面内容。
近年来，各地开展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陆续发布了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去年以来，上海、江苏、辽宁、广东陆续开展弹性离校、晚托服务、开设校内拓展兴趣班等，孩子下午3点半后的需求和去向日益多元。
然而，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地方存在检查、惩治“蜻蜓点水”“一阵风”，治理“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一些地方抓在职教师补课行为，年年寒暑假都开展各种整治工作，通报典型案例并给予处理，但到下一个假期情况依然如旧。
另外，“严禁片面以升学率评价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民办中小学校招生纳入学校审批地统一管理”等规定虽也在逐步推进，但效果并不明显。
时政·财经
8身份偏见、门槛壁垒、融资困难——中小企业仍遭三大歧视
当下，各地日益重视企业营商环境建设，但多地中小企业仍反映深受身份、门槛、融资歧视。
遭遇“有色眼镜”，民营企业被排斥
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对半月谈记者说，民营经济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民营企业地位也有所上升，但仍有一些地方和单位戴着“有色眼镜”看民企。
对民营企业的身份歧视，不在少数。2018年，重庆市委统战部大面积调查走访发现，一些政府项目为了避嫌，有意设置隐形壁垒，把民营企业排斥在外，以规避所谓“政治风险”。
同时，一些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按照旧观念来办事，也让民企有被排斥之感。浙江一家密封件企业销售额达到亿元，是行业内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这家企业在发展路上没少碰到“隐形门”。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行业内主导方大都是体制内单位，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大多有渠道。部分业内主导方至今未能转变计划经济的老思路，与之沟通不顺畅，对接很困难。
门槛歧视，人为造成“大鱼吃小鱼”
不少中小企业说，现在一些本不需要高门槛和准入前置的政府投资项目和PPP项目，却给中小企业设置了无法跨越的门槛，致使仅有少数大型企业才具备投标条件，中小企业要想承建项目，必须经过大型企业转手并缴纳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人为造成“大鱼吃小鱼”。
西部某知名教育机构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每年各级政府都会投入大量经费在教育领域开展各类培训项目，但一些培训项目要求培训机构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教授、副教授，将中小企业“挡在门外”。
“实际上，现在是共享社会，很多资源是可以共享的，让中小企业养那么多专家，根本不现实。”这名负责人说，一些高校拿到这些培训项目后，转手分包给了中小教育机构，自己什么都没做，还吃了中间差价。
苛刻融资条件滋生“资金掮客”
“对于中小企业，一谈贷款，银行就看房产、土地、设备的抵押价值，即便有良好的经营情况、现金流、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等，仍无法获得贷款。”这家企业负责人说，金融机构有时还通过各种所谓“金融创新”，让中小企业贷款融资、货款回收周期越来越长，成本越来越高，现金越来越少。
由于金融机构和大企业利用身份、规模等因素，对处于市场底层的中小企业融资设置苛刻条件，中小企业由此获得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重庆市工商联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全市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市GDP比重达到50.5%、交纳税收占比57.6%、吸纳就业占比88.7%，但民营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总额不到银行贷款总额度1/3。
福建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介绍，有大型国有企业，主动找到民营企业帮忙开办国际信用证、国内承兑汇票等业务，这类金融业务即使经过国企转手加价，融资成本也比民企直接找银行申请便宜，衍生“资金掮客”，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企。
科技·文化
9“摸家底”的科学家，在召唤年轻人
中国是全球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一些从事宏观生物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家，常年奔走在高山大河间，只为摸清我国动植物储备家底。目前，《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纂也提上日程。
与半月谈记者聊起宏观生物学，他们谈得多的既不是干工作的艰辛，也不是出成果的喜悦，而是深深的忧虑：在当下科研考核体系中，这一基础科研领域很吃亏，年轻人多避之不及，后备人才面临断档风险。
翻山越岭只为当合格“库管员”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的帆布包里装过数万的标本，他的足迹更是遍及我国西南横断山区80%的区域。不过，他的专业研究领域——地衣，却鲜有人知。
目前全球已知地衣约2万种，中国已知约有2000种。王立松对地衣的研究持续了39年，他一个人就采集了近6万号标本，摸清楚2000种的来龙去脉。他撰写的大量论文和专著，为提升我国地衣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立松每年至少有6个月在野外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被蚂蟥、胡蜂叮咬是常事，还数次经历与死神擦肩的车祸等险情。为采集标本，55岁的他练就了攀岩爬树的灵巧身手。
在王立松看来，科考的苦不算啥，能留住人才更重要。王立松说，他采的标本和数据中82%是未知种，这需要几代人去研究，他想把事业交到年轻人手中，但“接棒”的年轻人屈指可数。
66岁的刘正宇是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植物资源分类和药用植物研究40年，从未停歇，由他发现和命名的植物新种有106个。
刘正宇至今每年还有七八个月去野外，解放鞋一年得穿坏三四双；一把弯月镰刀已被磨成了窄窄一条；一副熊猫望远镜用到斑驳掉漆；微型野外采集记录本一年能写满70本……
奔波在崇山峻岭间，夜宿在深山老林里，风餐露宿、挨冻受饿，对刘正宇而言，再平常不过。他的学生张军说：“在野外爬山走路，刘老师总走在最前面，我们年轻人都比不过他，他有两条‘钢筋腿’。”
不管是刘正宇，还是王立松，他们都有共同的心愿，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地收集我国植物资源标本，保存并查清完整的植物家底，当好祖国合格的“库管员”。
研究人才断档引学者忧虑
除植物学家外，我国动物分类学、生态学、保护学等宏观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也在为摸清祖国家底资源辛勤奔走。他们不畏艰难，他们担心的是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和人员短缺。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吕晓涛说，科考的苦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我的同事长期在额尔古纳地区进行草原生态监测研究，那里夏季日照紫外线非常强烈，但为了取样和观测的便利，同事们都没做防护，晒爆皮、风沙袭面、中暑、蚊虫叮咬是常事。”吕晓涛对半月谈记者说，有些项目需要24小时监测，同事们就要通宵达旦工作，即便是夏天，在北纬50度的额尔古纳茫茫草原，夜里也须穿棉衣。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研究员杨维康长期从事荒漠珍稀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每年至少150天在野外。“新疆做大型兽类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团队，最多时有5家，后来陆续解散，目前只剩我们一家。无论多难，我和团队一定会坚持下去，我国不能缺少大型兽类的研究。”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飞是我国鸟类研究的中生代力量，常年的野外科考练就了他高强的本领——“听声识鸟”和“看像识鸟”。“在野外，如果看到1万只鸟，我能认识9990只。”
然而，如今不少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在野外动植物认知能力上已远不如老一辈。“我们肉眼就可分辨的物种，他们可能得通过DNA检测才能鉴别。如果再不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团队的建设，后备力量一旦断档就很难恢复了。”吴飞说。这也是受访专家共同的忧虑。
不能让基础科学家一直坐“冷板凳”
宏观生物学包括传统的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微观生物学，则指细胞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然而，在微观生物学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宏观生物学在国内开始被冷落。
“科研要进军微观，但也不能忽略宏观，人类不能一边能编辑基因，一边却连自己身边的动植物都不认识。”刘正宇说。
专家们表示，造成宏观生物学“不景气”“被边缘”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科学研究的评价机制不合理，对基础研究的评价经常搞粗暴的一刀切。如科研领域都重视SCI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而宏观生物学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要低很多。
而分类学等宏观生物学领域，论文很难被高影响因子杂志接收。达不到考核标准，做宏观生物学研究的科研人员难以申请职称，加之项目少、研究经费少，职业上升渠道很受限。王立松说，这一行出成果慢，科考过程又辛苦，再加上这样的考评机制，年轻人自然不愿从事。
多位专家表示，为更好摸清我国宏观生物学家底，加强基础学科和队伍建设刻不容缓，可以考虑设立国家宏观生物学岗位，在人才引进、职称晋升、成果评审等方面实行分类管理，使我国能有一支专门、稳定、无后顾之忧的科研队伍，让有兴趣、有能力的学者能够安心科研。
生态·健康
10农村精神病人管护难浮出水面
精准扶贫的实施让农村精神病人基本实现病有所养、病有所医。但与此同时，对其管护不力、关爱不足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有在册精神病人1.5万多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恩施州多名乡镇党委负责人说，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作用下，如今农村精神病人已实现应保尽保，吃饱穿暖没问题。
但农村精神病人面临管护不力等问题。恩施州三里乡民政办主任向东海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三里乡集镇上有一名精神病人，政府给她修了房子，但其仍居无定所。她一年有低保金7200多元，还有计生奖补好几千元，钱都被监护人拿走了，而监护人是她的亲哥哥。
许祖华等村干部还反映，农村精神病人有多个监护人时，监护人很容易因钱发生矛盾，结果往往是“兄弟姊妹扯皮，病人遭殃”。
除亲人管护意愿不强外，管帮护客观条件也面临诸多短板。
防治能力不足。恩施州卫计委副主任琚兆清介绍，目前专科医疗机构、专业医护人员紧缺，恩施州仅3家精神专科医院。恩施州优抚医院副院长向恩平坦言，恩施州只有个别乡镇能够进行精神病社区矫正。三里乡卫生院院长平淇文说，没有精神专科医生，他们所能做的只有“随访、体检、送病人”。
管护能力不足。恩施州委政法委社会调查科科长邹杰认为，目前从监护人到村医、乡镇医护人员，均缺乏专业培训，该州村一级尚无专业管护能力。
关爱能力不足。恩施州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仁谦说，社会上尚没有专门针对精神病人的基金和爱心组织。
处突能力不足。近几年，恩施州农村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案件频发。恩施州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张勤说，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突发性强，村级缺乏快速反应机制，待民警赶到处理就迟了。
受访基层干部呼吁，完善管护惩处激励机制，安排专门资金对重性精神病人监护实行以奖代补。对那些使用了精神病人的低保金，却对其不管不顾的监护人，应建立诚信黑名单等惩处机制。
张仁谦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公益性专业工作队伍，扶助农村精神病人，同时建立精神病人致人死亡应急救济机制。
民生·社会
11“毒死”至亲免病痛，情理法如何抉择---法官披露台州首例“安乐死”案
“这例刑事案件蕴含了太多的悲恸与无奈，让我从一接手就陷入超出单纯法律层面的思考之中。”该案承办法官、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夏俏骅说。
庭前，一次五味杂陈的阅卷
这是一起典型的“安乐死”案件，案情并不复杂。死者是一名冷姓中年妇女，生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疾病，由于大剂量激素治疗等原因，其体重暴增，骨质疏松，又由于意外摔断了腿，只能卧床，由其大女儿和大女婿，也就是本案的两名被告人照料。
在治疗及此后的卧床养病过程中，死者逐渐产生厌世的情绪，多次要求其大女婿，也就是被告人张某帮其购买自杀所用的老鼠药。
终于，在2017年8月27日，被告人张某帮死者买来了老鼠药，并在次日将死者的丈夫，即本案的被告人樊某也接到死者居住的地方。在死者的要求下，樊某将老鼠药递给了死者，死者当着丈夫、大女儿、大女婿的面将老鼠药服下。而此时，3名被告人跪在床前恸哭，没有采取阻拦或救助的措施。
服药后的冷某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要求被告人张某载其到外边转转，张某载着死者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达数小时，待其停车想要了解冷某状况时，发现冷某早已停止了呼吸。
案卷到了夏俏骅这里后，他仔细翻阅完案卷，面对台州全市第一起因“安乐死”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可否参考先例、对本案准确量刑成了工作的重点。
夏俏骅发现，现实中协助“安乐死”追究刑责的案例少之又少。如何契合新时代的司法理念，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客观的评判并给予公正判决呢？
庭审，一场充满悲情的陈诉
2018年5月21日下午，庭审在路桥区法院进行。
经过举证、质证，案发的过程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3名被告人在死者患病期间给予其充分照顾，不但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给死者看病，向其他亲戚借钱为死者看病的事实也得到了确认。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对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及应负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充分说明，并对被告人情虽可悯、罪不可恕的理由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樊某的自我辩护开始后，她压抑多日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对其母亲发病治疗阶段所遭受的痛苦进行了回忆，对自己面对母亲的自杀却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进行了忏悔，对自己家庭遭受的痛苦及目前教育叛逆期儿子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哭诉。整个法庭笼罩在一片复杂的情绪之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判决，一个情理法交融的结果
庭后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合议。对于被告人的行为，合议庭成员都认为他们触犯了现行刑法，也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相悖，对3名被告人应当定罪处罚。
在对被告人具体判处的刑期上，合议庭成员也达成一致，但对刑法的执行方式上，合议庭成员产生了分歧。
故意杀人是严重罪行，对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适用缓刑在实践中并不多见，突破这种惯例需要很大的勇气。
夏俏骅内心也充满纠结。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安乐死”的讨论还是很忌讳的，如果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是否会让社会产生鼓励此种行为的错觉？另一方面，若对被告人收监执行刑罚，是不是符合谦抑、审慎、善意的刑法理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已遭受巨大痛苦的被告人家庭成员是否公平？对终结这个家庭悲剧是否有利？
经过慎重权衡，合议庭成员最后一致认为，考虑被告人与死者的特殊关系，被告人在死者生前进行了悉心照顾，死者系自杀身亡等情节，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宣判定在2018年6月1日。
一大早，夏俏骅来到办公室，对判决书进行了最后一遍校对。“当时心中五味杂陈，开庭时3名被告人对前途迷惘、对生活绝望的神情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如何才能让知识层次并不高的被告人真切地认识到行为的错误，并尽量让他们走出心理的阴影，经营好家庭呢？”
静下心来，夏俏骅给3名被告人写了一份法官寄语，从情、理、法三方面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并希望他们能对生活怀有希望，重新过好自己的生活，让这个家庭的悲剧就此画上句号。
该案的宣判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对裁判的结果也有不同声音。有不少人对本案的处理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认为本案的处理体现了“情”与“法”碰撞下的刑事司法关怀，践行了新时代刑事司法理念，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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