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互联网医疗内容多样，已步入规范发展阶段
互联网医疗是指以互联网作为技术手段和渠道载体向消费者提各类医疗健康服务，同时也涵盖面向医护人员及监管者的组织协调服务和监管辅助服务等，是互联网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互联网医疗内涵丰富，广义上，如在线问诊/远程医疗、处方外流/医药电商、医保支付/商保理赔、慢病监测/健康服务、网上挂号/体检预约、信息资讯/医学社区等内容均属于其范畴。
中金普华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互联网医疗已在国内发展多年，如互联网医疗平台好大夫在线早在2006年便已创立，另一领先平台微医成立于2010年。随后，春雨医生、平安好医生、阿里健康、京东健康等平台大批涌现，并且互联网医疗的服务内容也开始从挂号问诊为主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典型如医联、健客网、叮当快药、1药网、医脉通、健康界、丁香园等，均是专科慢病管理平台、医药电商、医疗资讯平台等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大约在2011-2016年，国内互联网医疗行业整体处于野蛮生长阶段。与之相伴的是，在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互联网健康咨询、医药交易平台等领域出现了不少乱像，如魏则西事件则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体现。针对于此，国家医卫监管部门对互联网医疗加大了管制力度，2017年起其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不少初创企业陆续裁员甚至倒闭，行业开始步入规范发展阶段。
2、互联网医疗意义重大，尤其有助于分级诊疗落实
互联网医疗意义重大，尤其有助于解决国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与老龄化趋势下民众日益增加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一，互联网医疗允许消费者借助网络享受挂号预约、诊疗咨询、线上支付、查看化验单、送药到家等服务，是一项便民措施；第二，借助互联网媒介，可获取居民健康状况、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等更多维度信息，并借此做出更准确的诊断；第三，汇集更多信息，有助于更及时、准确的开展公共卫生防疫活动；第四，借助互联网可获取更多的医疗健康资讯，亦可以促进患者、医生等之间经验交流；第五，借助互联网，医卫监管机构也可以获取更多、更准确、更及时的信息，透明度提升有助于提高监管水平。
除了上述优点外，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认为互联网医疗更大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分级诊疗落实，提升医疗体系的运行效率。分级诊疗即是指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逐步实现从全科到专业化的医疗过程。更为具体的，分级诊疗机制要求根据疾病类型及轻重缓急在不同级别或类别的医疗机构之间分配病人，根据病人病情的发展动态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进行转诊，医疗机构之间需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诊疗信息和医疗资源。在上述过程中，互联网医疗显然可在信息共享、资源分配、分工协作等方面提供不小的帮助。间接的，由于互联网医疗有助于实现分级诊疗，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换个角度来看，成本的相对节约对医保控费也会产生帮助。未富先老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长期问题之一，未来必将对医保基金收支平衡带来显著压力。一方面，老年人体弱易病，医护需求上升必将要求医保支出增加；另一方面，老年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也意味着医保收入的相对下降。由于形势紧迫，医保控费已成为国家医卫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互联网医疗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
二、互联网医疗模式逐步明确，部分管制趋向放松
1、“互联网+医疗服务”基本模式得以确立
在政策层面，互联网医疗在大约2014-2015年起获得明确支持。例如，国家卫计委于2014年8月出台《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除了医疗机构之间的B2B业务外，并首次将医疗机构直接面向患者的B2C服务正式纳入承认范围。随后，在《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十三五”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等文件中，均表达了政府对互联网医疗的支持态度。
最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后，国家卫健委与国家医保局于2018年3月双双组建完成，对互联网医疗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核心转向将互联网医疗定位于实体医疗机构的延伸。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线上复诊、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的基本要求，并且在“互联网+”公共卫生、家庭医生、药品供应、医保结算等方面提出相应意见。此外，文件也要求到2020年，二级以上医院均需提供一定的线上服务内容。
2、“互联网+药品流通”管制大幅松绑
除了“互联网+医疗服务”以外，“互联网+药品流通”亦是现阶段互联网医疗工具箱中应用范围较广的服务内容。粗略分类来看，“互联网+药品流通”可大致划分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之间B2B的网络药品交易，以及药品零售单位面向消费者的B2C网络销售。总体上，由于B2C业务直接涉及消费者的合理用药与身体健康问题，受到的监管更为严格。
三、医保支持与疫情催化下，互联网医疗迎来拐点
1、获得医保支持是互联网医疗的重要进展
尽管医卫监管部门官方于18年9月便明确三类规范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但截至当前，“互联网+”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仍主要集中在以预约挂号、轻问诊（健康问询、就医前咨询，不能开具处方）和OTC类医药电商为主，官方所定义的远程医疗、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整体发展仍较为缓慢。除了信息化水平的制约之外，医保支付政策支持与否对于互联网医疗推广至关重要——国内大约70%-80%的患者支出源自医保资金。
实际上，早在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办、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关于同意在宁夏、云南等5省区开展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研究将远程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新农合报销范围”。不过，该文件试点内容主要局限于5个试点省区的B2B远程医疗服务，其中如内蒙等也并未将其纳入医保覆盖范围，尽管后续湖北等少数试点外省市也将远程医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不过在全国未形成波澜。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在国家层面就“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项目管理、定价机制提出统一的指导意见，并将其纳入医保覆盖范围。我们认为，医保支付是打通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关键环节，尽管《指导意见》尺度相对保守，限制较为严格，但仍不妨碍将其视为国内互联网医疗发展历程的重要政策节点。此外，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正在全国范围推广电子健康卡、电子医保凭证的应用，这有利于落实医保脱卡支付，助力互联网医疗发展。
2、新冠疫情加速互联网医疗推广普及
在线诊断为医院减负分流，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完善病人分级，提高诊疗针对性。在医疗系统明显超负荷的地区，通过在线咨询专家来增加科学性指导和判断。既可以减少医疗系统压力，又可以帮助缓解普通呼吸道感染患者的心理焦虑，或者提升对疑似病例是否应该就诊的判断。
突破时空限制，专注诊疗，效率得到提升。所有病人都可配备生命体征监测设备，借助5G或Wi-Fi，实时反馈身体数据。在通信系统支持下，医护人员可以随时与外地专家进行远程会议、远程会诊甚至是远程手术。
数字化方式便于采集、归档，加速信息交换。所有诊疗数据实现无纸化传递，诊断结果、病人病历，现在都可以采用数字化系统进行采集和归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纸张传递带来的病菌传播风险。
所有的医疗仪器都可以通过无线物联网技术，反馈数据给数据中心。
用户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进行常用药的购买，足不出户，有助于隔离新冠病毒的传染。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创造远程医疗全新市场增长点，市场边界逐渐打开。目前远程医疗主要包括远程会诊、远程超声、远程手术、应急救援及远程示教等应用场景。随着网络连接的加速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保险业准则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始使用电子通信设备来完成工作，远程医疗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线医疗领域针对疫情措施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绝大部分行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互联网医疗而言，疫情则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推动作用。新冠肺炎潜伏期长，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且早期症状与一般感冒发烧类似，患者难以准确判断自身病情。在疫情爆发期间，如冒然赶往医院，不仅加大聚集风险，并有可能加重医院负担；对于其他非急症患者，若此时前往医院看病，也存在被感染的可能。对于此类情形，互联网医疗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首先，新冠疫情爆发促使借助网络咨询病情的人数大幅增加，这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用户教育效果。疫情高峰期间，全国至少有数百家公立医院开通免费的发热/新冠肺炎线上问诊咨询服务，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微医、丁香园、春雨医生等第三方平台亦表现活跃，纷纷推出抗疫专区，访问和咨询量均大幅上涨。定性来看，尽管疫情期间绝大多数访问为健康咨询服务，并非可开具处方的在线诊疗，但这依然对培养用户在线就医的习惯大有益处。
其次，疫情的出现促使政策对互联网医疗的支持力度显著加大，加速了互联网医疗的普及。2月上旬，国家卫健委相继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在疫情期间加强远程医疗、互联网诊疗的应用。26日，国务院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关于开展线上服务进一步加强湖北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互联网+”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3月2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督促各省市在疫情防控期间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鼓励各地探索将在线处方和网络购药纳入医保报销政策。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医保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中亦提出对“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的支持。
从地方医保政策角度看，根据我们对网络公开信息的梳理，疫情爆发前，全国共12个省将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其中5省在2019年8月底国家医保局底发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之前纳入，服务内容主要局限于远程医疗。疫情爆发后，受政策推动，16省及直辖市明确发文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其中如湖北、山西等将医保覆盖内容从原本就涵盖的远程医疗扩展至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由上述事实可见，疫情防控对于互联网医疗的推广，确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019年有超过1500万的美国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远程医疗服务。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对该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2013年以来，全球远程医疗创业公司已经筹集了超过12亿美元的资金。2018年全球远程医疗公司的融资为3.62亿美元，2019年1-4月，全球远程医疗投资数量为18起，投资金额4300万美元。
2019年医疗IT市场规模预计超500亿，2020年将持续高增长，整体行业增速预计超21%。2018年，我国远程医疗市场规模为130亿元，未来五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7.63%，2022年将达到345亿元。加之疫情爆发为行业带来的正向带动——从多主体（底层用户、上层管理者），多维度（横向普及渗透、纵向深化大众认知）全方面提升行业市场边际，未来互联网医疗市场空间有望突破千亿。
3、互联网医疗会迅速迎来大爆发吗？
无论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还是源自新冠疫情的催化，互联网医疗的确正在加速推广，尤其“互联网+医疗服务”在政策刺激下取得重大进展。那么，互联网医疗会迅速迎来大爆发吗？从0到1的意义上看，过往仅有少数省市明确将“互联网+”纳入医保覆盖，内容基本限于远程医疗、远程监测等少数服务，如今将慢性病及常见病的复诊也纳入医保，叠加全国推广，2020年确有望看到小基数意义上的一轮跃升。不过，在1到N的意义上，我们不认为互联网医疗会在未来1-2年内便形成全面爆发的局面，理由主要如下：
3）医保政策与互联网医疗对接存在不少难题。例如，当前医保主要以属地化管理为主，各地政策存在差异，广泛的异地结算受限，且针对定点机构的管理主要基于规模和往年数据的总额预付制，这与“互联网+”的属性不符。而大尺度松绑亦可能诱使患者和资源进一步向大型医院聚集，违背分级诊疗的初衷。短期看，我们预计“互联网+医疗服务”将主要局限于本地本机构线下首诊患者向线上的存量转移，医保政策如何进一步放开仍需探索。
尽管不大可能发生迅速的、全面的大爆发，但我们认为互联网医疗确已迎来拐点，在医保政策倾斜和疫情催化下，长期成长空间已经打开，未来数年应会看到一个渐进的加速过程：首先，医保支付纳入远程医疗及复诊，实际上是将“互联网+”从轻问诊扩展至复杂病症与慢性病的治疗，相比于前者以健康咨询为主、附加值低的特性，后者属于正规医疗性质，附加值更高；其次，复杂病症与慢性病的治疗往往衍生可观的处方药需求，尤其慢性病的用药周期长，若辅以处方外流政策进一步明确，将逐步带动“互联网+”处方药市场的发展；再次，无论是基本医保还是有待发展的商业健康险，面对愈发多样化的医药服务模式，科学运营及控费需求将明显增长，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方医保管理也有望渐渐兴起。
“互联网+”纳入医保有望带动的典型增量市场的远期空间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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