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小（化名）来说，现阶段是她奋斗多年达到的一个比较满意的点——
30岁的她，在香港读博士二年级，日常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三头跑，收集研究数据，计划着论文进程，有空时会去跑步、爬山，还和一直相互支持的丈夫在广州有一个小家，养了一只兔子。
如果不回溯过去，人们很难将这个短发、乐观、有些娃娃脸的女孩和辍学、进厂、打工等词联系起来。
13岁时，因家庭原因，小小未能读完初一就辍学打工，年龄太小加上密集劳动，让她感到困窘和迷茫，不得不用幻想逃避现实生活。打了五年工，小小依然处于“混沌”之中，其间父亲又因车祸丧生，牵着她的最后一根家庭的线也断了。
在网友的启发下，她决定继续通过成人自考的方式继续接受教育。她一边工作一边完成了专科、本科科目的学习，拿到学历后又申请了香港的研究生，并于2018年去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硕士。
即使四处漂泊，她也一直带着父亲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自考时期的证件和成绩单。“虽然没什么用，但这是我和过去的联系，我不想忘掉。”
在少年时代，她经历了复杂的人和事，但并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自由地抒发感情。当下，她重新审视了过去的悲伤、快乐和疑惑，也聊到了对个人成长、原生家庭和阶层流动等的认知。例如，她说，“十年之内，或者永远，我们不会考虑要小孩”。她说这和自己过去的经历无关，她不觉得对于一个女性，事业、自我和孩子可以兼得。
以下是她的口述：
一
“进入社会时，我还是个孩子”
自十三四岁离开学校、离开家，我人生中有了很长的一个空白期，无法在学校完成的社会化，却在真正的“社会”被动完成了。2011年也就是18岁那年，我开始自考，先后考取了大专和本科学历。2018年，我申请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硕士，并于毕业一年后攻读博士学位，真正拥有了一直渴望的老师和同学。
我是1993年出生的，老家在河北乡下，但长这么大我也就回去过几次，所以我对家乡印象不多。我亲生母亲在我不记事时就和我爸离婚了，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打有记忆起，我爸就带着我在北京打工。北京丰台郊区有很多平房，我们租住在其中的一间，我爸当时用马车拉拆迁后的房子剩下来的砖瓦，清理后再把这些砖头卖出去。平房的院子里总是停着很多马，弥漫着臭臭的马粪味。
父亲过得很拮据，平时吃完的菜底，倒点热水就变成了一碗汤，就这样喝。但他对我是好的，没有大声对我说过一句话，更别提打我，我过生日，他会给我买一个两块五的炸鸡排，味道我现在还记得。
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再娶了。继母来了之后，租的房子大了一点，可以放下一个炕和一个上下床，父亲和继母睡炕，我和继母带来的女儿睡上下床。继母对我很苛刻，不希望我看电视，觉得费电。我也用不起卫生巾，都是把卫生纸叠起来用，或者把破衣服剪一剪夹在裤裆里，北京的冬天，冷的不只是我的上半身，我的整个下半身都冻透了。
当时，我在丰台区一个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里面的学生基本都没有家长管束，不怎么学习。我同样没人照顾，头上长满虱子。我喜欢和那些“坏孩子”玩，但同时我也有很强的好胜心。老师在黑板上出题时，最后一个题刚写完，我就是要做第一个举手写完答案的那个人。我想，或许就是这种连续而稳定的想要获得成就的动机感，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
我的第一份工是在山西某单位的餐厅当服务员，当时我十三岁，只有一米四几。
单位餐厅包住宿，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地下室宿舍。我记得，我总穿着短裤和半袖，我也没有鞋，穿来穿去都是一双像洗澡时穿的拖鞋。走在路上，我总觉得自己很奇怪，像叫花子。我知道自己状态不对，那种感觉就好像把一个没睡醒的小牛，突然丢到地里面和所有的大牛一起拉犁，小牛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更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它只能机械地模仿着去做，无法抗拒、无法脱离。
不上班时，我还会跑到附近一个小公园里，放学后有很多学生经过，我就坐着看，幻想我是他们。
二
自考，“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这些年，搬家已经成为常态，有些工作管住，有些不管，我没什么行李，所有的家当也就是几件衣服，拿两个塑料袋再背个包基本能搞定，然后打个三轮小摩的就搬走了。
由于年龄太小，我也曾陷入过危险而不自知的处境中。
我记得警察问我身份证号，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办身份证。最后，我在警察局待到了深夜12点，警察估计看我太小，让我走了。
我觉得无聊，但身边很多人陷入了疯狂，情绪亢奋，大声喊着口号。后来，我和姐姐说，让我走吧，我真的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带我的姐姐看我确实没有价值，连可以发展的亲戚朋友都没有，身上也没钱，就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让我回了北京。
那时，我对世界的经验非常有限，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新鲜感，善恶是非观念也不是十分明确。现在，看到新闻中一些年轻人做了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会觉得他们或许并非本意如此，只是无意识中被推着走。
我把这些经历称为“人生奇幻漂流”。我的小红书有个类似的名字，叫“浮浪人”，宋朝时重农轻商，把经商的人叫做浮浪人，也就是没有根的人，不稳定的人。我觉得很适合形容我这种没有根的江湖儿女。
理想中，我们会像鸟儿一样迁徙，每次变化不一定都是向好的，但变化一定意味着机会。
2011年，我在北京天天快递做客服，负责投诉业务，因此接触到了电脑，也开始有机会在网上聊天，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上海本地人，我们聊了很多琐碎的事情，聊着聊着，他给我说：“你很聪明，应该继续接受教育，可以看一下成考。”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扭转了我的人生。
我听了他的话，在网上查了成考的信息，发现北京教育考试院确实有成考，但还是需要去上课，而我得上班。同时，另一种考试形式，也就是自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自考可以通过自己看书学习，然后报名考试，只要全部考过就可以拿到学历，专科本科加起来大概将近40门。我没觉得难，反而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
三
“往上走，就得打破现有的东西”
当时，一起打工的同事都没上过大学，他们知道我要去考试，觉得很难，说我肯定考不过，但我就是不信，就是哐哐地学。上班间隙我会在旁边看书，同事还会嘲讽几句，说上班还能看书，真好啊。我不理她们。
我住在大院里一个月租200元的木板隔断房，房间非常小，进去就是一张单人床，对面是一个简易衣柜，这就是所有的家具。
我们用院子里的公共厕所洗漱，我都不记得那会儿有没有洗过澡，不过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夏天简单擦一下身体就可以，下班后，我就趴在或者坐在床上学习。
当时，我的工资是1500一个月，不管吃住，去掉生活开销之后所剩无几，所以自学考试对我而言，也是我当时的娱乐休闲和精神支柱。
我感觉自己文科比较强，在排除了一些需要大计算量的专业后，选择了北京大学的心理学。
第一次自考，我报名了4门科目，结果都过了，分数也不错，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
考完后，我把成绩发在了同事群里，和同事说，你看，我考过了吧。但没人理我。那一刻，我懂了，人生是自己的，无需证明给任何人。
2012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也是因为自考认识的。不过，我们在人生经历上，除了这一块有重叠，其他地方并不太像。
成年之前，我做的好几份工作都不用投简历，试用一下觉得沟通能力可以就留下。直到去进口代理商公司，我才开始正式地投简历。跳到互联网之后，我又进一步意识到，学历高一点，能进入的公司的门槛就高一点。
其实，只要你不想向上走，你当前所有东西对你来说都是足够的，但当你想向上走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得打破并且重建。
我有两次考研经历。第一次是2016年，当时我老公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系的研究生，我不想让两个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辞职备考了两个月，但我没考上，差一点到初试线。
也是在这一年，我老公面临毕业，我俩又都没有户口，就决定从北京去深圳发展。当时，我在深圳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拿到一万多元一个月，是之前的一倍。我特别兴奋，我们住在蛇口的一家小酒店里，买了一个麦当劳在床上吃，说，一个月一万多哎，真的好多。
除了工作，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学英语雅思上。毕竟我没有读完初中，初始的英语水平停留在ABCD阶段，连音标都认不全。申请研究生的过程中，申请材料啥的都是英文，我看得一头雾水，也想过找中介帮忙申请，但咨询后发现，写一个类似自我介绍的东西和推荐信就要一万多，我觉得很不划算，还是自己做吧。
四
“随着长大，
过去的情绪会重新释放”
随着长大，我原以为自己的记忆会变模糊，但相反，它们在我脑海里愈加清晰。过往的情绪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长大后一点点释放。比如父亲去世那会儿，我并没有怎么哭，但现在每次提到他，我都想哭。
我爸当时赶着马车，拉了满满的一车砖，在一个T字路口被一辆加速的货车撞倒。听医生说，当时他的肺部破碎，身体里有很多淤血。在病房里，我看到我爸身上插了管子和呼吸机，一直昏迷。我摸着他的手，他的手是温和的，还会自动的卷起来，像是在握着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我爸接触，最后一次的联系。
我一直没哭，直到我爸的遗体被送回了河北老家。发丧的时候我要站在队伍前面走一圈，我听到身边有人议论说，“这孩子怎么不哭？”
我确实没有哭，直到我爸火化了，变成一个骨灰盒放到棺材里面，真的要埋到地底下的时候，我才哇的一声哭了，感到撕心裂肺地难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人了，在此之前，我对死亡都是没有概念的，我不知道怎么感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
车祸后，肇事者对我们进行了赔偿，但我当时是未成年人，监护权在继母手上，我没有分到这笔钱。
父亲没有留给我任何东西，亲戚说，你爸爸辛辛苦苦像牛一样，打工了大半辈子，没有给自己闺女留下一点东西。我记得，他总抽最便宜的2块钱一盒的烟，酒也是最便宜的酒，衣服总是破破烂烂，他没看过电影，没坐过飞机，没逛过商场，也没吃过好吃的。
父亲走后，我和继母也断了联系，但说句没有良心的话，我同时也彻底“自由”了。
我想，当家庭的伤害大于庇护时，切割在某种意义上是好的，但主动切割很难，人是血肉之躯，天生需要亲人关怀，可能老天给我完成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切割过程。
另一方面，我心里面总有暗暗的阴影，觉得自己很“奇怪”。我也说不清奇怪在哪，总感觉自己像一只过街老鼠，身边的人都在看我，然后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
直到我开始读研，我才慢慢放下了之前的执念。
时隔多年，我再次拥有了老师和同学。因为小组作业也和大家有了很多的沟通，认识了非常好的朋友。她们给我很大的鼓励，她们好像超越了外表，真正看到了“我是谁”。她们看到的我，我所认同的她们，这些体验凝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在家里，我开始放松下来，把厚底鞋换成了人字拖，出去跑步不会再纠结别人会看不看我、是否觉得我很奇怪了。我想，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更多人更不一样的活法，有的人非常用功，有的人循规蹈矩，有的人乐天享受生活，有的人喜欢划水，有的人标新立异，当我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之后，我也接纳了自己的不一样。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问题没办法得到解答。我生母和我爸是同村的，应该知道我爸去世的事情，我一个人跟着继母，那日子能好过吗？但她还是对我不闻不问，假装我不存在。当然，她可能有她的苦衷。
哪怕走过十载荆棘的道路，这个事情依然超越了我处理的能力。可能再过几十年，我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我会有勇气去处理、去面对，但大概率，我不会回头看。
五
“最难的是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
出社会之后，我接触过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原生背景、人生选择和行为也会很分化。
在打工子弟学校时，不少同学并不爱学习，喜欢去大街上晃荡，在网吧包夜，去偷铁卖。现在他们有些在开建筑公司，有些在开饭店和小卖部，讲实话，当年很混的那些孩子，也有过得还不错的。
进厂时遇到的叔叔阿姨，大多是孩子留守老家，自己漂泊在外挣钱，挣到钱就往家里寄，自己只留下一点点。他们勤劳、朴实，不会投机取巧，只靠自己劳动，每天干很多活，卸很多货，晚上睡个踏实觉，第二天起来，继续重复前一天的生活。但即使这么辛劳，包括我爸爸在内的这样的人却很难过上很好的生活。
在猎头公司，我才开始认识到与以往不同的群体，多数是建造师，谈吐很有逻辑，家庭条件也很优越，有点中产的感觉。到香港读研读博士时，同学的背景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大部分人父母是老师、公务员和做生意的，他们自己也很优秀，大部分都是经历高考后一路读上来的，或者有海外经历，甚至有一部分已经在国内比较好的高校当老师，辞职过来读博。
同时，我也发现像我这样小学辍学后再读博的案例很少，没有碰到过第二个。
从学术背景上来讲，我的起点很低，我能从那么低的一个起点开始，站在很多比我起点高的人才能到达的位置，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身在北京，又拥有了接触电脑、接受信息的渠道优势，如果父亲没有带我来北京打工，如果我身在一个小地方，很可能连自考是什么都不知道。
从我做了十几份工作所跨越的不同圈层，从工厂女工到办公室白领，从小学毕业到香港读博的经历来看，“寒门”并不能代表全部来自农村、县城的孩子，或者穷的人，同样，“贵子”也并不是年入百万、大城市买房等标签，人生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真正可贵也最难的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系统，不轻易受时代裹挟，是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在此基础上，尽量往更宽广的世界走。
回想过去的我，好像也不需要什么帮助，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任何帮助似乎都是无效的，因为我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但是在我考取学历之后，却是实实在在遇到很多歧视。比如，明明已经过了部门面试，但是在人力资源部门卡住了，说我的学历是非全日制，所以无法录取。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工作了十几年，但是被卡在了一张纸上。也许，大家可以给非全日制毕业生更多的机会，毕竟我们没有机会或者错过高考，但是拼尽自己全身力气获得了那张“纸”，这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勇气和毅力也是一种能力。
在我身边，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必须抓住高考这条路。如果说抓不住高考的机会，那就像我这样的，也可以自考，一步一步向上考，但比高考苦很多。对于农村孩子，想要向前的话，不要犯法，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通过互联网学习而不是沉溺于碎片化的视频和阅读。
十年之内，或者永远，我们不会考虑要小孩。我很清楚如果有小孩，重心可能会放在孩子上面。我不觉得对于一个女性，事业、自我和孩子可以兼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和我过去的经历无关。
过去十几年，我时常处于混沌状态，吃了很多苦，终于奋斗到了比较满意的一个点，对自己也有比较清晰的认知。现在的生活很美好，但我不会停下，我要往前走，往前走，释放所有的能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