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60年：省医疗队在潍坊》；转自著名的期刊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一○四辑（此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刘剑侠，潍坊市寒亭区政府的官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有对刘剑侠的简要介绍：
“刘剑侠，男，1956年2月生人，寒亭区高里街道人，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助理馆员职称。曾任潍县染织厂文书、潍县人民政府工业办公室秘书、潍坊第三染织厂办公室主任、寒亭区经委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潍坊市电缆厂副厂长，寒亭区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我从江西省图书馆借来的那一辑的《老照片》
摘要：社员无粮可吃，便到处寻吃求生。母亲只好领起我和三岁的弟弟到亲戚家讨饭，先是到了高里公社“一孔桥”村我的四姨家，四姨父病饿而死，全家去了东北。……于是母亲只好又领起我和弟弟到了几十里外南村公社西官亭村大姨家。因大姨父家解放前是富农，在工地上干活挨批斗上了吊，大姨家也要到东北谋生。这时，无助的母亲只好一手领着我，一手抱着弟弟回原藉。在路上，母亲接到了村里人送信，说我的爷爷饿死了。……回到老家，母亲见到了我的大姑姑（高里公社杨家营子村人），大姑姑对母亲说，我的大姑父杨玉林和大表弟杨中国、小表弟杨新军都饿死了，其状难以形容。“高里事件”被昌潍地委发现后，除立即进行干预制止外，并调拨少量粮油赈灾，同时请求上级医疗部门对浮肿病人予以帮助治疗
1960年10月，山东医学院根据上级指示，派出大批干部、老师和学生组成医疗队进驻潍坊,对浮肿病人进行救治。（楼主附注：俗称“浮肿病”的这种病的学名是“营养不良性水肿”(malnutritionaledema)，又称作“低蛋白血症”(hypoproteinemia)。）
那一辑《潍城文史资料》的封面
发生“高里事件”的主因，是因当时高里公社党委的领导干部虚报浮夸，将社员当年平均口粮每人实际分配192斤，向市委汇报至412斤。并在“一孔桥”村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以“右倾”帽子，逼迫下面承认这个浮夸数字。要生产队长自报“瞒产、私分”、社员偷坡（到田间干活时偷拿庄稼）以及家中“自留地”产粮等浮夸数字。并以辩论会的形式，斗争了22人（有的被打）。生产队长害怕辩论、斗争，夸大、虚报数字，而公社党委将这些虚报数字一律加在社员口粮分配的部分内，将口粮“年每人平均”实际198斤提升为413斤（其中：“瞒产私分”每人加120斤，偷坡每人加28斤，自留地产粮每人加67斤）。这次会后，各生产队如法炮制，勒令群众凑粮，并组织人到各户家中翻(找)粮(食)，有的采用打人、绑人、罚跪、“不管饭”等手段，逼迫群众交粮，闹得鸡犬不宁。（楼主点评：貌似当时的“自留地”只许种菜，不许种粮）
据我母亲曹庆兰回忆，当时我们高里公社戈翟村的生产队大搞土地深翻，公社干部亲自坐镇指挥，用“挖山药沟”的办法深翻土地，深度都在二尺以上。干部们让社员挖出一条条深沟，然后再在深沟旁挖出另一条深沟，把挖出的新土填到另一条沟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工，一直干到深夜。队里给记工分，谁翻得多就得工分多。队干部把工分数量记在本子上，然后再给社员写上一张工分条子，上面写有工分数量和干部签字。我那年五岁，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大街的墙下等母亲回家。有一天晚上，我坐在街头等母亲，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时我忽听我家前邻管爷爷和他的孙儿吉友哥喊我的乳名，我睁开眼睛一看，竟发现一个蓬头垢面、又疯又傻的中年人，与我相依睡在墙旮旯里（就是说，有一个住他家前面的房子的邻居名叫“管吉友”。——楼主批注）。管爷爷大声地把那个精神病人赶跑了，然后又把我送回家。从此，我再也不敢傍晚到大街上迎母亲了。
据我母亲回忆：由于当时只强调“大跃进”，粮食扔在坡里不去收，村里的食堂很快就停火了（农民都忙着建土“高炉”，用土方法炼钢。——楼主批注）。社员们无粮可吃，当年我们戈翟村就饿死了一百多人，最多时一天饿死七人。社员无粮可吃，便到处寻吃求生。母亲只好领起我和三岁的弟弟到亲戚家讨饭，先是到了高里公社“一孔桥”村我的四姨家，四姨父病饿而死，全家去了东北。接着又到高里公社冯家花园我三姨家，三姨全家到工地“大跃进”，我母亲领着我和弟弟留下看门。该村的干部见三姨家烟囱冒烟，便找上门说：“村里不养闲人，要么一起上工，要么离开村子！”于是母亲只好又领起我和弟弟到了几十里外南村公社西官亭村大姨家。因大姨父家解放前是富农，在工地上干活挨批斗上了吊，大姨家也要到东北谋生。这时，无助的母亲只好一手领着我，一手抱着弟弟回原藉。在路上，母亲接到了村里人送信，说我的爷爷饿死了。母亲只好把我临时放在东南孙村的一个老亲戚家，抱着弟弟回家为公爹处理后事。回到老家，母亲见到了我的大姑姑（高里公社杨家营子村人），大姑姑对母亲说，我的大姑父杨玉林和大表弟杨中国（五岁）、小表弟杨新军（三岁）都饿死了，其状难以形容。
“高里事件”被昌潍地委发现后，除立即进行干预制止外，并调拨少量粮油赈灾，同时请求上级医疗部门对浮肿病人予以帮助治疗。1960年10月，山东医学院立即派出大批干部、老师和学生组成医疗队进驻潍坊，对浮肿病人进行抢救性救治。首先对浮肿病人最严重的高里公社派驻医疗总队,对相邻的双杨店公社等派驻医疗分队。当时，我父亲刘维布是潍坊市双杨店公社医院的院长，有幸迎接到山东医学院干部刘萍为队长和徐彩珍老师为领队的十四人的医疗分队。（楼主批注：双杨店公社1984年改称“双杨店镇”，2007与南孙乡一起被并入高里镇，2010年高里镇改称高里街道）
1960年10月8日，山东省医疗队成员与双杨公社医院医务人员合影。二排右六为刘萍队长，右八为徐彩珍老师，右七为我父亲刘维布(楼主提醒大家注意照片人顶部写着“山东医学院双杨医疗队与潍坊市双杨公社医院全体同志合影留念1960.10.8”！另外，本文所配的插图照片都很大，大家只要点击它们就可以在新窗口中进一步放大这些图片，仔细地进行查看)
我父亲刘维布（左）与刘萍队长合影
省医疗队和双杨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小球藻池”前工作，左一为刘萍队长
1963年，饥馑过后作者全家合影
多少年后，那些曾被省医疗队救治过的水肿病人，对医疗队依旧深怀感念，感恩不尽。
戈翟村的老人们回忆起“高里事件”的灾难，仍心绪难平。摄于2013年(由文中可知，现在的戈翟村属于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
1948年春，作者的父亲刘维布(左)身为解放军“潍北独立营”的战士时，与战友刘永康的合影
图为1948年春我(左)在潍北独立营与战友刘永康合影——这是《我在潍北独立营》一文所配的图片
《潍坊晚报》2016年1月17日那一期上的《潍北独立营往事》是这样介绍这个我党领导的原地方武装的：潍北独立营是1945年10月在潍北的一支地方武装，其前身为潍县县大队。“解放战争”时期，潍北独立营官兵充实到17军和27军，先后参加了解放潍县、支援解放青岛、云贵剿匪、抗美援朝等战役。
1957年5月，刁芳仁伯伯（右）到潍坊看望我父亲时的合影。
《1960年：省医疗队在潍坊》就位于如上图所示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的第一○四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