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每天量三次血压，每天化验大、小便，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
核心提示：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每天量三次血压，每天化验大、小便，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宝昌张事贤，原题：《我心目中的朱德总司令》
朱德总司令，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常在他身边做招待服务。60年代，我被领导调到总特灶担任管理工作后，又常常和他的厨师邓林，研究讨论总特灶与首长一家的伙食问题。在长达十多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心目中的朱德总司令，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意志坚定、处事稳妥、待人厚道的普通老人，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普通老人。
“立法事大，一要慎重，二要宣传”
那次请专家到西楼大厅座谈讨论，我负责现场招待服务，听到的又是一些关于犯罪、抓人、量刑的话题，因此印象深刻，至今我还珍藏着一份50年前，那次会上备用的，由人大常委办公厅印制的《刑法》初稿。
痛斥浮夸风和领导干部特殊化
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单位有关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有人风趣地说：“这是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第一次邀请全国‘县太爷’进京的议事大会。”中南海怀仁堂地方不大，仅能容纳一千多人，所以只开了四次会议。其中三次是三个省单独召开的县、地、省三级干部会，一次是中央开的全国地、省两级干部会。大家讲得比较多的：一是浮夸风问题，二是特殊化问题。在小型会议上朱总司令的即席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不断的感叹与自责。关于浮夸风，他说：“大家争着放‘高产卫星’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或五、六百斤的粮食产量，一下吹到一千多斤，甚至几千斤，连《人民日报》都登出来了，哪个不信！好，你一个县粮食多到无处存放的地步，不缴足农业税行吗？结果大量占用农民口粮，弄得许多人没有饭吃，有的村庄连树皮草根都吃了。据说还发生过死人的现象。实在瞒不下去了，又要求上面紧急调粮救济。同志，这种愚蠢的做法，不坚决改正，是要祸国殃民的啊！”
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每天量三次血压，每天化验大、小便，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他越说越气愤：“像这样省一级的干部，特殊化到了如此程度，就他们的命值钱。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说，眼前大批在职的领导干部，不是都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吗？毛主席在困难时期都不吃猪肉了，他们比毛主席还厉害！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是人民头上的老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老爷。”
“经济问题上，公私分明，干净做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发话了。他对警卫局长汪东兴说：“把颐年堂的盆花都撤掉，我家里什么花也不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是开会、办公嘛！我们不学封建士大夫提笼架鸟，摆花赏花那一套。如果一定要说摆花有什么好处的话，白天还可以看看，晚上恐怕只有害处了。”朱总司令知道毛主席的批评意见后，立刻通知行政处将600多盆兰花全部送往各公园，供游人参观，自己一盆也不留。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只是纳闷挺好的兰花一天就搬走了，辛苦搭建的凉棚也这么快地拆除了。经了解，原来是他老人家自己定的，他还一再强调：“毛主席批评的对，中南海是中央工作所在地。到处摆花、赏花不好，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现在正是‘五反运动’时期，我们大家都要听主席的，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别看他比毛主席高出八岁，比陈云大十八岁，在常委中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但面对正确的批评建议，他从容平静，虚心听取并且心悦诚服，仿若一个顺从听话的小弟弟。这种觉悟和风范，是多么令人敬重啊。
与朱总司令亲切合影
1964年春天，朱总司令暂住玉泉山，康克清因公外出，趁住地无人居住，服务科适时将首长家的卫生进行了彻底打扫。小到擦玻璃、刷沙发；大到清洁地毯换洗各种窗帘。朱总司令回来后，看到家里既干净，又明亮，非常满意。当得知是服务科的人打扫整理的，两次表扬了我们。记得当时康克清还补充说：“他们在毛主席、少奇、陈云同志家里，也协助搞过卫生，连怀仁堂里的大地毯都能拉到游泳池去洗。”我怕朱总司令一时听不明白，赶紧补充道：“天冷了，游泳池要放水过冬，顺便就把会场的地毯、大挂帘洗了，一次下来，能节省公款3000多块钱。”（相当于北京市300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首长听了，高兴地说：“对嘛，自己动手好，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更好，这就是延安作风？？”说到动情处，他竟感叹道：“我生活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心里安稳啊！”接着一板一眼地提出：“明天上午，把你们科里的人集中起来，趁院内海棠花盛开的时候，我们照一张相。”
听到朱总司令这样说，我们自然拍手叫好，立刻通知准备。第二天照相时，保姆赵阿姨听到动静，便抱着刘少奇的小女儿小小出来看热闹。康克清见状，赶紧招呼她说：“快过来，一起照吧。”朱总司令也笑着说：“一起照，一起照。”于是康克清接过小小抱在怀里，赵阿姨蹲在前排，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合影照片。
文革中的朱德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虽然中央对某些人的处理，他心里怀有想法，但从不表露于外。例如，早在1932年朱德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他们俩就认识了。历经长征、延安、西柏坡至北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搬进中南海后，又长期共同在中央工作，吃饭，都同在西楼大厅，几乎天天见面。但在文革初期，杨尚昆被打倒了。对此，朱德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还是以服从毛主席、党中央为第一，把个人感情深深地埋在心里。
两年后，中央考虑到朱总司令年事已高，需要有一处条件较好的地方养老，就劝他搬到西山居住。临走前，朱德主动提出，要再次去北京针织总厂参观。经周总理同意，他高兴地去了。此时的针织总厂，由于8341部队进厂支左和中央警卫局写了有关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名气更大了。而朱总司令此行，是以“红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接待规格比第一次显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