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一幅永远铭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画面：在一缕夕阳的映射下，一个清癯的侧影正躬身于一座旧庙里，为一位刚刚从前线转运来的伤员进行外科手术。这位医生有一个“温暖中国”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
1938年年初，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经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1939年10月，在涞源摩天岭前线医院医治伤员时，不幸手指感染。由于他坚持工作，终因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亲历者讲述：
医生要用技术增进亿万人的幸福
这张照片，记者在已故的“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的家中见过。华益慰的儿子华俭告诉记者：记不清这张照片放了多久，但只要一进门就能看到。以前没在意，现在想来，父亲是一直以白求恩为榜样的。
为什么一个外国医生的名字会激励无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者？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生为什么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的追求？白求恩曾经的同事、白求恩精神研究会顾问、87岁高龄的张业胜老人说，白求恩和白求恩精神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我们学习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的道德、功业和理论。什么是白求恩的道德？除了人道主义外，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最突出的功业表现在他是穷人的医生，是被压迫民族的医生。白求恩曾经说过，“最需要医疗的是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延伸阅读：
白求恩精神永不过时
●白衣战士：白求恩曾经说过，“医生坐在家里等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后的战斗口号是：到前线去，到伤员那里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去”。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感召下，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履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在唐山大地震、抗击非典、“5·12”汶川特大地震、阻击禽流感、防控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中，凸显了医疗卫生工作者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风貌，被人民群众称为“白衣战士”。
●白求恩奖章：1994年，卫生部设立“白求恩奖章”，采取不定期形式颁发给在医疗卫生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这一奖章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界的最高荣誉。从第一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赵雪芳开始，方圻、吴蔚然、吴登云、王忠诚、韦加宁、叶欣、桂希恩、华益慰、乔淑萍等30余位医生先后获此殊荣。
第三篇：“傻子屯”出了20多名大学生
关键词：地方病
“傻子屯”曾震惊党中央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桦川县的集贤村，是一个只有千余人口的小村庄。在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醒目地刻着“天下第一傻”几个大字。村民解释说：“‘傻子屯’过去因傻而出名，现在傻子早就不见了，但是我们要利用这块招牌走上致富路。”
“青年参军靠进口，姑娘对象往外走，外乡人不敢来，多年老户往外流。”30多年前流行的这句顺口溜是集贤村碘缺乏病流行的真实写照。据1978年普查，该村1000多人中，有地甲病患者859人、克汀病患者150人，18岁以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达61人。该村“痴、呆、傻满街走，聋子哑巴摆划手，粗脖根儿人人有”的惨状曾经震惊党中央。国家随后在集贤村试点，采取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措施防治碘缺乏病。30年后的今天，集贤村高智商人口所占的比例比1978年增高了约10倍。从1981年至今，集贤村没有出现一例克汀病新生儿。2000年以来，该村共有20多名学生考入大学。
我国是地方病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31个省（区、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地方病流行。目前，纳入国家重点管理范围的地方病有碘缺乏病、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氟中毒和地方性砷中毒。1960年，中央成立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从此拉开了新中国地方病防治的序幕。近半个世纪过去，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巨大成绩，许多曾经的“傻子屯”、“罗锅村”相继跨入小康村行列。我国在碘缺乏病防治领域取得的成绩，还被众多国际组织誉为“国际榜样”。
“老地病”的坚守与奉献
1962年，陈吉祥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地方病防治所工作。之后的20多年他一直与克山病打交道。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地方病，因为在黑龙江省克山县首先发现而得名。该病主要症状为心肌炎，发病急，致死率高。
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克山病的高发期。这时候，陈吉祥和同事们就会驻守到村屯，想方设法救治患者。东北的冬天，最低温度能到零下40多摄氏度，大雪封山。医生们外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爬犁，由两匹马拉着在雪地上跑。一个爬犁上坐三四个人，一名医生、医生的助手，再加护士，正好组成一个救治小组。一次，救治小组听说十几公里外有人发病，大家坐上爬犁赶紧往那里赶，到了病人家，一看，爬犁上的医生不见了。驾驶爬犁的老乡说，爬犁跑得太快，可能半路拐弯的时候给甩下去了。赶紧往回找，果然，被甩下爬犁的医生正在雪地里爬呢。“知道掉队的医生是谁吗？于维汉，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地方病防治领域的‘大腕’。”陈吉祥笑着说。
1986年，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撤消，陈吉祥进入新成立的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局工作，1998年从卫生部地病办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现任中国地方病协会常务副会长。回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经历，陈吉祥说，干地方病的人必须要有3种精神：一是不怕苦，二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三要讲奉献。
未来征程任重道远
●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尚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未实现或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有344个县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未达标，距离2010年全国95%以上的县（市、区）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通过中央转移支付项目，目前西部地区多数中、重病区村的改水工作已经完成，但还有少部分中、重病区村尚未改水。此外，由于管理和使用上的问题，部分已改水工程中水氟含量回升，病区群众再次面临高氟水的威胁。
●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病区大多为贫困山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改炉改灶的防治措施尚未得到有效落实。部分已改炉灶由于得不到及时维护和更新，或因部分群众不了解正确使用炉灶的目的和方法，炉灶的完好率和正确使用率较低，达不到防病的要求。
●近10年来，急型克山病已达到基本控制水平；亚急型克山病在北方病区也为偶发，但西南部病区却呈局限性上升态势。最近两年，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疑似急型克山病，并造成数人死亡。
第四篇：27年前的“一锤定音”
关键词：衡阳会议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史称“衡阳会议”。
27年前的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也是建国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会议明确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衡阳会议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加速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符合中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规章制度、加强中医专科建设、积极开展中医治疗急症工作、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等政策举措相继推出。
不能“挂梅兰芳牌子唱朱逢博的调”
“衡阳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强调中医药工作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板，必须从政策、财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二是解决中医机构的发展方向问题。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研究后明确提出，中医机构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今年已是82岁高龄的卫生部原中医司司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田景福回忆说，这一战略性决策，为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代中国，中西医学一相遇即引发“中医存废”之争。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已是奄奄一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发展方针，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但由于卫生部门个别领导“重西轻中”，致使歧视、取消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这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及时予以纠正。其后，中医药事业重新步入正轨。
十年“文革”，中医药事业又一次成为“重灾区”。全国中医医院由“文革”前的371所减少到171所，中医院校从24所撤减合并至11所，中医人员由36万人减少到24万人。
中医西化就好比“挂的是梅兰芳的牌子，唱的却是朱逢博（女高音歌唱家）的调子。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终究不能走这样的路”。在田景福的记忆中，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讲的这句话一直发人深省。
中医药事业发展脉络
●1982年11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发展传统医药写入国家根本大法。
●1991年“八五计划纲要”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将团结中西医修改为中西医并重，并作为五大卫生方针之一。
●2007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吴仪任组长的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负责协调解决中医药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7所，中等中医药学校72所，县级以上中医药科研机构120余所，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近1万人，基本形成了中医药医疗、教学、科研体系。
●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中医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3115所，有中医类执业资格医师60余万人，注册中医医师37万余人；90%以上的综合医院设立了中医科，中医医院实有床位达到40.09万张。
●2008年，全国中医医院年诊疗量达到3.02亿人次，出院人数达964.1万人次。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一批学术特点明显、临床优势明显的重点学科和专科初步形成。中医重点专科（专病）建设成效显著，专科床位数增长5.8%，门诊量增长17.77%，收治病人数增长26.63%。
●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中医药领域系统性指导意见。
记忆阅读：（编者找出来的，有些东西，不能故意遗忘）
（后记：朋友认识一位中西医老教授，听教授说中医有4亿研究基金用不掉。可是中医却连年困难，不论是研究、教学，治病、药理都被西医越来越挤压，既然有钱用不掉，那么这些困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第五篇：让毛主席欣然赋诗的一件事
关键词：送瘟神
诗歌浓缩奋斗史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写下的著名诗篇《送瘟神》。这一年的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读罢报道，毛主席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成诗。
余江县所在的江西省，是我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域之一。建国初期，在我国已流行了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依然猖獗，流行地区遍及南方12个省（区、市）。在重病区，骨瘦如柴、腹大如鼓的晚期病人比比皆是，并有急性血吸虫病导致大批死亡病例发生。建国伊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大会战。
国家动用了直升机撒药灭螺
“当时血吸虫病疫情太重了。特别是在洞庭、鄱阳湖区，到处是钉螺，重病区有些村群众血吸虫病感染率竟然达到90%以上！国家因此动用了直升机撒药灭螺……”年过八旬的卫生部防疫司寄生虫病慢性传染病防治管理处前处长张北翔这样回首建国之初防治血吸虫病的战斗。
张北翔回忆，1955年冬，中共中央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积极防治与综合防治工作方针。随后，流行区各省、地、县各级党委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将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列入了党委议事日程。自1956年起，卫生部成立了血防局，有关省、地、县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所、站、组等机构。也是从这一年起，南方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疫情普查。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参与查螺、报螺、灭螺、管粪、管水。当时的口号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
回顾当年“送瘟神”，张北翔说，“瘟神”并不仅仅指血吸虫病。当时，黑热病、疟疾、丝虫病等都是危害特别严重的重大传染性疾病，都被纳入了大规模的围剿范围。
“那些年，我们在重病区蹲点，一住就是一年。又治病，又预防，摸索出经验再向面上推广……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贵州省凯里县试点疟疾区域联防。我和二三十位专家分散住在凯里县几个乡。我们小组八九个人，住在五里桥乡一年多……”张北翔清楚地记得当时身背喷雾器在室内喷洒灭蚊和翻山越岭为患病群众送药看服到口等情景。也清楚地记得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现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钱会霖夫妇同在凯里县试点探索疟防，他们的孩子就降生在乡卫生院里。
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建国初期，危害特别重大的传染病种类很多。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白喉、细菌性痢疾、布鲁氏菌病、炭疽、天花、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斑疹伤寒、恙虫病、Q热、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回归热、结核病、性病、麻风病等都流行猖獗。
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带领下，我国确立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大建卫生防疫机构，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兴综合防控疫病“送瘟神”，迅速夺得了多个重大防疫胜利，传染病谱也逐步发生了变化。
历经60年“送瘟神”，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从1949年的20000/10万下降到2008年的268.01/10万。我国还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和在总体上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结核病、艾滋病、乙型肝炎等防控工作也取得巨大成效。
第六篇：似春风吹拂母子笑脸
第七篇：农民开创的“卫生革命”
关键词：合作医疗
“逼”出来的奇迹
合作医疗，一种由农民和基层卫生工作者创造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也是被农村缺少医疗保障的状况“逼”出来的奇迹——40多年前，农民每人每年出5角钱，每次看病挂号5分钱，集体代扣代缴合作医疗费用。虽然有一定强制性，但它为农民提供了当时条件下尽可能的医疗保障。
20世纪80年代，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合作医疗走向衰落。但它为我国农民提供的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仍被世界银行认为是“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较好解决农村卫生问题”的“卫生革命”。
在诞生地的起落沉浮
1966年下半年，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的赤脚医生覃祥官在村里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在新中国历史上划下了深深的一笔。
“解放初期，长阳农村曾经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死见阎王。”胡振栋，长阳县作协会员，覃祥官的好朋友，被称为“宣传合作医疗的专业户”。他说，是较差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一家一户禁不住看病的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采用互助合作的方式为自己提供医疗保障。当时，乐园公社有97.3%的农民参加了这个叫做合作医疗的制度。
乐园的经验被迅速上报到中南海，很快得到毛主席的赞赏和批示。在此后的几年里，全国95％以上的农村生产大队在本地推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这种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背景下的合作医疗制度一直持续到1979年。随着农村体制改革，集体经济萎缩，合作医疗也出现了滑坡。“公社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集体没钱了，合作医疗制度陷入低谷。”胡振栋说。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急归急，气归气，但覃祥官依旧同大队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勉力维持合作医疗制度。
据胡振栋回忆，1992年前后，在县政府支持下，长阳农村先后出现了“合医又合药”、“合医不合药”等多种合作医疗形式。但由于机制不健全、保障能力弱，合作医疗难有大的起色。1997年，长阳开始实施农民大病住院保偿制，县政府每年拿出8万元，农民每年人均交费3元~5元，但是由于经费太少、保障水平过低，这一制度办办停停，生存艰难。
2003年年初，长阳县以“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祥地”的特殊身份被纳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首批试点县。和全国广大的试点地区一样，在保证政府投入的基础上，长阳的基层医疗保障制度再次焕发了活力。到2009年6月，长阳县共有164万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助，补助基金达到8227万元。农民参合的积极性逐年上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以后，广大农民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长阳县农民住院率上升到6.8%，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
2009年7月31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性法规。
全国逾8亿农民参加新农合
新农合从2003年开始试点，各地按照中央提出的阶段工作目标，扎实工作，稳步推进。2008年，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全部建立了新农合制度；2009年，参加新农合的人数达到8.3亿人，新农合筹资水平达到了人均100元。
截至今年3月底，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落实新农合补助资金1331亿元，占筹资总额的71.5%。全国累计有16.5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其中，住院补偿1.2亿人次，门诊补偿13.1亿人次，对1.8亿人进行了健康体检。参合农民次均住院补偿金额从试点初期的690元提高到1180元，实际住院补偿比从25%提高到41%。
第八篇：天花就这样消失
关键词:种牛痘
一段33年的历史
涂牛痘苗于上臂，做“井”字样划痕，划痕结痂脱落，结出蚕豆大的一个疤，这就是种牛痘。正是由于种牛痘，在漫长岁月中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烈性传染病天花，于1977年在非洲发生全球最后1例病例后再未出现。我国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全民普种牛痘，通过大搞群众性普种牛痘，1961年后天花就已绝迹，中国比世界消灭天花提早了19年。1982年，全世界终止种牛痘。因此，我国1982年后出生的人胳膊上再没有那个蚕豆大的疤。同样，在建国之初致每年数万人发病、万余人死亡、无数患者终生麻脸的天花，也仅能从教科书中找到了。
亲历者讲述:
我们走在世界前面
“1949年建国伊始，国家就组织全民普种牛痘。那时，为应对细菌战，国家还组织了鼠疫、霍乱、痢疾等多种疫苗的应急接种……”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全国轰轰烈烈的预防接种场景，卫生部原疾病控制司司长王钊心潮难平。
王钊回忆，建国初期的中国，各种传染病猖獗。当时，在全国所有疾病病例中，儿童传染病占了四成。于是，在冬春季节，全国大举开展天花的预防接种，相继开展的预防接种还有白喉、脊灰、流行性乙型脑炎、结核、麻疹、百日咳等疾病。种牛痘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其他接种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在当时太激动人心了。
受天花预防接种巨大成就的鼓舞，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国大力发展生物制品研发，疫苗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多，预防接种规模也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开始有计划地为所有适龄儿童接种卡介苗、白百破疫苗、麻疹疫苗、脊灰疫苗，预防结核病、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和脊灰，即“四苗防六病”，全国预防接种工作迎来了崭新的时代。王钊感慨地说：“种牛痘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启了固化计划免疫基础工作。政府加大投入，随着首批5个省8000万人口地区的防疫机构获国际冷链设备援助，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全国计划免疫冷链系统、疫情监测系统及整个免疫服务体系。1986年，国务院批准确定每年4月25日为“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进一步促进了全国计划免疫的开展。1988年、1990年、1995年，我国分别实现了以省、县、乡为单位儿童“四苗”接种率达85%的目标，免疫针对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下降。1992年，卫生部又瞄准危害严重的乙型肝炎，开启了全国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工作。
“在这中间，消灭脊灰的战役最为艰难。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目标，要在1995年实现全球消灭脊灰。当时，我国每年脊灰发病尚有数千例。于是，在加强常规免疫的同时，从1993年开始，每年12月5日、6日和1月5日、6日，全国城乡统一行动，对所有4岁及以下儿童实施脊灰强化免疫。如此持续了3年，之后继续在重点地区大规模开展，强化免疫儿童达数亿人，有效阻断了脊灰野病毒传播。严密的监测证实，1994年10月捕获的一例脊灰野病毒病例，为我国最后一例本土脊灰野病毒病例。其后，境外输入病例均被监测系统迅速发现并予以隔离治疗，无一发生再传播……”
中国的业绩，令世界惊叹。1996年，WHO向中国主管计划免疫工作的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颁发“卫生领域特别成就奖”。
15种传染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1961年后天花在中国绝迹。2000年，WHO宣布中国实现了无脊灰。
■由于计划免疫的开展，1978年～2000年，我国共减少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灰、结核6种疾病发病3亿多人次，减少死亡400多万人，减少住院费用400多亿元。
■2002年，所有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实施免费。
■2004年，我国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确立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和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2005年，国务院颁布《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所有适龄儿童享受免疫服务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2007年，我国进一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15种传染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预防范围。
第九篇：那个转身离去的背影
第十篇：断手再植——奇迹诞生在那个冬天
第十一篇：“那时，一根针一把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第十二篇:小草里提炼出“中国原创”
关键词：青蒿素
抗疟药研究的里程碑
第十三篇:排好队做体操
关键词：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源于强国梦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这是许许多多人无比熟悉的开场白。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伴随着音乐，人们整齐列队，屈伸、转体、平衡、跳跃。这是几代人的健身方式——广播体操。
我国第一套广播体操诞生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的诞生，还有一段故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群众的身体素质低得令人难以想象。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雄壮歌声激起无数青年投入反侵略、保国家的伟大斗争，可征兵体检却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部队大门之外——太矮，太瘦，或是身有疾病。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的杨烈正好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就是建议创编一套适用于全民健身的健身操。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诞生。既不需要器械，对场地要求不高，又新鲜有趣、可以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立即风靡祖国大地。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40个广播电台每天定时播送广播体操节目。据北京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参加做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
1957年，《人民日报》在公布第三套广播体操时这样记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2次改为每天3次。据今年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1公斤，多则6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研究者讲述：
8套广播体操伴随全民健身
“在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的当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9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专门为一套体操而下达部门令，这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一定是前无古人！”研究全民健身的天津体育学院副院长于善旭教授查阅资料后告诉记者。
此后，我国又陆续诞生了7套面向全民的广播体操，还有儿童广播体操和少年广播体操。
于善旭分析说：“那个年代，广播体操之所以能盛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全国的体育工作完全是围绕毛主席题词‘开展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来开展的。虽然当时还没有全民健身的提法，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正是把人民的健康放在了第一位的实际行动。”
“现在越来越多的锻炼方式不断出现，广播体操有淡出历史的趋势。”于善旭教授强调，广播体操简便易行、凝聚集体的特点是其他群众性体育锻炼形式难以超越的。
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目前，各级、各类群众性体育组织基本覆盖了全国城乡，其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所属会员单位达176个，群众健身活动晨练、晚练点达20多万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达3092个。
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以来，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在公园、街道、居民小区和村镇建设了13批、11万多个方便、适用的“全民健身路径”和157个规模较大、功能齐全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在欠发达地区实施“雪炭工程”，建设了318项小型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在全国7.7万多个村庄建设了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目前，我国各类体育场馆有85万多个，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200倍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00倍以上。
我国从1994年起发行体育彩票，截至2008年年底，销售累计2383亿元，筹集公益金777亿元，所筹资金中部分被用于全民健身工作。
第十四篇:一根银针创造了一个神话
关键词：针刺麻醉
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加快如今，中国的针刺麻醉已吸引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医学家、生物学家、麻醉学家前来参观学习。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同一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的“通里攻下法在腹部外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与基础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我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多边卫生协议中，包含中医药内容的有90多个，专门的中医药协议达48个。许多国家还通过立法承认了中医的法律地位，有的国家甚至专门设立了中医药管理机构，将中医服务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中医医疗机构，数量达8万多家。在我国学习中医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一直位居自然科学的首位，全球约有1/3的人接受过针灸、按摩、中草药等中医传统疗法诊治疾病。有170多家大型国际制药公司、40多个国际知名科研机构，正从事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这个完全是顾左右而言他，根本没有讲到针刺麻醉的发展，针灸的发展不等于针刺麻醉的发展，现在都有点怀疑还有没有人懂得用针灸麻醉患者进行手术）
第十五篇：小毛蚶促成大变革
第十六篇：1%：中国人来了
关键词：人类基因组计划
中国承担1％测序工作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为探索自身奥秘迈出的重要一步，是继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最激动人心的全球科学盛事。在这一全球科学计划的科学家团队中，不仅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医学科学家，也出现了我国科学家的身影。我国是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1984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提出。随着多国响应，这一计划逐渐成为一项规模宏大的国际科学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的设想，到2005年，科学家要把人体内约3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图谱。换句话说，就是要揭开组成人体的30亿个碱基对的秘密。我国于1999年宣布加入这一全球最顶尖的基因组学研究工程，并承担1％的测序工作。
基因序列中蕴含了控制人类生命活动的种种信息，决定了肤色、身高、体重等生物学性状，对人类疾病与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告诉人们，如果不能“阅读”序列，就不能揭开生命的奥秘。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测定的DNA序列，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生老病死的奥秘，人类和其他生物的DNA序列成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上游和源头。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前完成后，我国并没有停止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脚步。2007年10月，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研究人员宣布完成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炎黄一号”），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2008年年初，我国与英、美两国联合发起了“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从项目的“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
中国是这一计划的“最后参与者”
杨焕明说：“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说需要我们在5分钟之内，汇报实验室所有情况，包括面积、设计、多少人、机器跑一次可以生产多少数据、准确率等，再加上我们已递交给国际基因数据库的数据，综合起来证明我们已做了多少工作。”
当时，中国承担的任务是：对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一段区域测序，约占人类整个基因组的1%。这一项目得到国家科技力量的支持，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和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3家单位联手攻关。2001年，人类基因组“中国卷”的绘制工作宣告完成。
基础医学不断追赶世界前沿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不断追赶世界前沿，并逐渐在多个基础科学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从1987年至1990年4年间，我国医学遗传学迅速兴起，如今全国已有超过200个从事细胞遗传学工作的实验室。6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一批新学科，在基础医学科研领域形成了人才济济的研究队伍和学科齐全的机构。
第十七篇：SARS促生一个新体系
关键词：卫生应急
我国首部卫生应急法规出台
2003年春，一个直径只有100纳米、名为SARS的小东西肆虐人间，5个月就席卷了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起初，地方政府没有引起警惕。后来，疫情猛烈，中央政府决断决策，公开信息，全民动员，击溃病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从此应运而生。
能够随时冲上一线
“防疫站时代，所谓的应急其实称为‘救火’更符合实际！”曾先后担任过县、市、省三级卫生防疫站站长的山西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冯立忠说，是SARS让全国上下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是和国防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同等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加速了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进程。
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共有卫生防疫站3580个，专科防治院（所、站）1839个，各级卫生监督所571个，有卫生防疫人员28万多人。这种自上到下、相对独立的专业防疫体系，碰到局部小事件可以应付，但遇到大危机就不行了。冯立忠说：“山西是SARS重灾区，疫情突然来到身边，原来那一套根本应付不了。法制建设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一家一户的能力不可能满足应对全局性问题的需要。大家意识到，老一套不行了，‘救大火’的学问很深！”
比如，在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发现SARS病人，怎么组织力量救治，收治到什么医院，怎么处理现场，怎么隔离病人，由谁来隔离，哪一级政府有权决定隔离等，都找不到依据。再比如信息披露。由于信息发布，疫情曾引发很多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和公众恐慌。怎么向社会公布，谁来负责向公众公布？
冯立忠说，所谓应急是相对于平日按部就班而言的。卫生应急从无到有，说明我国应对突发公卫事件模式由分散、经验、就事论事，逐步向科学管理、系统体系转变，背后反映出的是整个国家“处事”能力的提高。这种进步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显现出来。“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近10万名医疗卫生人员奔赴救灾一线，1万多名地震伤员转运全国58个城市，灾区卫生防疫、卫生监督工作有序开展。“人们不会忘记那时在最危险、最需要的地方日夜战斗的白色身影。调动10万人，涉及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没有及时快速的响应能力、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没有‘一案三制’和一个常备不懈的组织体系作保证，这一切很难办到。”
全国公卫应急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中国疾控中心和部分省级疾控中心成立了专门的应急处置部门。卫生部成立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组建专家库，成立了32支国家卫生应急专业队伍。由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分类处理、部门协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组织管理网络初步形成。
未来卫生应急工作的重点是：健全组织机构。在国家、省、市、县四级做到卫生应急工作有机构、有人员、有责任、有经费。强化部门间、地区间、军地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沟通和联防联控机制。修订现行卫生应急工作制度、规范、技术标准，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及灾难医学、急救医学、重症医学等学科建设，培养卫生应急专业人才。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卫生应急理论、技术和管理模式，把我国应急反应能力提升到更高水平。
第十八篇：医学科技发展60年纪事
1950年到1962年，朱洗教授继续从事两栖动物的卵球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科研成果。其中，1961年在他的实验室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着实让世界震惊了一次。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制成1962年，中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制成。陈中伟成功接活断手1963年1月2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医生陈中伟在血管手术专家钱允庄的配合下，为青年工人王存柏施行断手再植手术，并获得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接活断手的国家。陈中伟医生开创了中国显微外科技术，在国内外被称为“断肢再植之父”和“显微外科的国际先驱者”。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年9月17日，中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是当时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最大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实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中国最早的肾移植术上海仁济医院在1969年施行了第一例临床肾脏移植手术，是国内开展器官移植最早的单位之一。
庆大霉素我国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广谱抗生素，是产生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科技成果。它开始研制于1967年，成功鉴定在1969年底，取名“庆大霉素”，意指庆祝“九大”以及庆祝工人阶级的伟大。1970年~1979年成功提取青蒿素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经过反复临床试验，从上万种中草药提取物中筛选出青蒿的提取物——青蒿素，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一重大发现于1973年完成，被称为中国医药界首创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性成就，也是全球首选的疟疾治疗的最佳用药，是至今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的专利药品。研制出第一支乙肝疫苗1975年，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陶其敏教授研制出我国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在没有易感动物的情况下，她毅然自身接种。1984年，第一批乙肝疫苗在长春制造出来。1988年，乙肝疫苗的研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人工角膜”试制成功1975年，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郑一仁等，研制成能使全角膜白斑等盲人重见光明的封闭式人工角膜。在解决穿透式人工角膜存在的“漏水长膜、人工角膜脱落”的并发症方面有新的突破。该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眼科新药丁公藤碱Ⅱ1975年，广东有关单位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协作，研制成眼科新药丁公藤碱Ⅱ，这是一种新类型化学结构的治疗青光眼的理想药物，为中国首创。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诞生1977年9月，北京40多个单位协作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医疗设备的一项空白，使我国在癌症的放射治疗方面增添了一项先进设备。首例肝移植成功1977年10月21日，上海第二医学院瑞金医院在林言箴、李宏为等教授的率领下，开展了国内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揭开了中国肝移植历史的序幕。“广东Ⅰ型”生物心瓣膜制成1979年，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研制的“广东Ⅰ型”生物心瓣膜取得成功。该瓣膜是选用经科学方法喂养的良种年轻猪心瓣膜制成的，已成功用于临床。1980年~1989年第一株人体肺腺癌细胞系建立1981年，中国第一株人体肺腺癌细胞系体外培养成功。这项技术的完成单位是上海市胸科医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对于进一步研究人体肺腺癌的生物学特性，探索肺癌的发病原因和生长、发展规律以及开展肺癌的早期诊断等，提供了细胞学基础。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完成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是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具有与天然分子相同的化学结构和完整生物活性的核糖核酸。自1968年开始至1981年完成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是继胰岛素全合成以后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中又一成就，是我国生物化学及有机化学研究史上又一项崭新的科研成果，也是中国生物有机化学先驱者之一的汪猷科研生涯中耀眼的篇章。
发现两种血红蛋白的新变形1982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血红蛋白“武鸣—文昌”和“沈阳”两种血红蛋白的新变形。
我国学者发现人类新基因2008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肖露露教授等从两位健康广东人的血液中发现了1个人类新基因。该基因已被WHO分子委员会正式命名为B*5159。我国走出HBV感染重灾区卫生部于2008年4月公布的全国人群乙肝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全国1~59岁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为7.18%，与1992年调查的结果相比下降26.36%,而且年龄越小，下降幅度越大。这意味着我国已从HBV感染“重灾区”转为“中危区”。甲型H1N1流感疫苗问世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暴发，举国上下合力出击。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盼尔来福.1”于9月3日获得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颁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这也是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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