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兰是作为第三批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到达武汉的，她说：“我应该去前线，也适合去前线。”身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她到达武汉后根据统一部署，被分入了ICU医疗组。她所在的小组共有12名成员，她担任副组长一职，是组里唯一的女医生。
王瑞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南部2A监护室护士长
叶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范仁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急诊科副护士长
（照片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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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兰:医疗设备不够，氧源跟不上，那几天我们收集了ICU病房所有能用的呼吸机，医院很快建立了临时氧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重病人和危重病人分区域管理。因为没有护工，所以不管打扫卫生也好，调整床位也好，转运病人也好，全都是医生护士做。
尤其是转运病人，从11楼搬到1楼，病床跟着大钢瓶氧气筒一起搬运，过程中不能有任何闪失。一个不小心，很可能病人在电梯里面就窒息了。当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体力有些跟不上，搬完感觉自己全身都要瘫掉了。但好在等我们把氧气和呼吸机调整好以后，一切都觉得值得。
InStyle:这次在武汉呆了几天，你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王瑞兰:在武汉呆了55天，不像别人说的那么难，辛苦是相对辛苦，水土不服、经常拉肚子、吃不进东西。有一天晚上咳嗽得厉害，第二天去做了CT检查及核酸检测。
CT做完后没有问题，核酸结果要一两天才能出来，因危重病人多，我没等核酸结果出来，又进ICU病房了，我自己判断应该没多大问题。他们看到我又进病房，都说我心理承受力强。我说，防护好，应该没有问题。
InStyle:在这样的特殊的环境下，治疗方法会不会有些不同？
王瑞兰:危重病人突然增多，设备又不够，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开展救治。没有那么多呼吸机，我们就开展清醒病人的俯卧位通气，让没有气管插管的缺氧病人趴过来或者侧卧位，大大降低了气管插管的发生率；重病人多，不可能每一个病人都做有创监测，我们就用床旁的B超监测患者的病情改变；有些病人因家里人过世了，或者是也在住院，他们其实心里是很恐惧的。
Givenchy
红色花朵系带上衣、红色长裤
王瑞兰:会有难过，但不会崩溃，我想更多的是如何去救治他们。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四十几岁，正好是情人节的时候，他的太太还写了一封情书给他，鼓励他，而且他自己求生欲望也很强。病人一直带着呼吸机，情况也稳定，在我们觉得病人情况明显改善而欢欣鼓舞时，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
我记得他姓邓，我说邓先生你要坚强地活下来，你看你太太、你的孩子都在家里等你。他点头同意，我们跟他握手他都会很有力。没想到过了两天突然间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地难过，不知道怎么和他太太说。医生都是有情感有温度的。
InStyle:什么样的时刻对你来说是觉得最温暖的？
王瑞兰: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女病人跟我年龄一样大，她母亲就在她身边去世的，所以她心理压力一直就很大。我回来上海上班后，有一天，她发个短信给我，她说王医生我今天终于要回家了，我听到真的很开心。
还有一个病人，他出院以后，录了一段吹小号的视频发给我。他说王医生你看我现在恢复得这么好。还有的病人回到家里以后，她说她想以最漂亮的状态给我看。所以有一天就穿了很鲜艳的衣服，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小区里面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看到他们的这些好消息，心里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InStyle:作为组里唯一的女医生，你对于医院里的女性力量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王瑞兰:我觉得护士真心不容易，除了忙完各种医嘱、操作外，所有的生活护理都要她们完成。其实武汉三院的医生团队当中，女性也占了将近一半多，很拼命。有一种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勇往直前，都不怕自己被感染的那股冲劲。
其实我们医护也要自己保护好自己才能救更多的病人，但没有哪个医护退缩，没有，真的没有，大家都是一如既往地拼。有时从隔离病房出来在电梯里会听到出隔离病房的护士在说今天下班后希望能够吃上小排，觉得她们很爱生活，也许是为了缓解压力，大家都互相鼓励，都蛮坚强。
“我们都是护士长，都是ICU和急诊的护士长。在武汉我不单单是要把我的工作完成好，还要把我们整个团队都安全地带回去，一个都不能少。”叶磊、张敏和范仁静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三批派往武汉的医疗队成员。
她们2月18日早晨报的名，第二天中午就已经落地武汉，很快被分配到了刚刚建好的雷神山医院。在武汉度过的48天，紧张忙碌，是她们每天的关键词。
InStyle:出发去武汉的当天情况是怎样的，当时心里有没有很复杂的想法？
叶磊:其实第一天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报好名之后是懵的，然后就想尽量平静下来，把工作都交接一下。
张敏:我没想，因为交接工作收拾行李已经折腾了一天很累了，完全没功夫想。但是等飞机到武汉一落地，我突然有点担心，我怕自己有个万一，我把自己银行卡还有理财产品都告诉我老公了。唉，真的是全都暴露给他了。
范仁静:没有特别交代，因为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肯定能平安回来，所以我没和家人交代什么。
InStyle:正式投入救治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
范仁静:第一次做尸体护理的时候我感触很深，病人走的时候没有任何家属在身边，一切都由我们护士来做。在以前的临床工作中，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我们是送他们最后一程的人，尽量让他们走得体面。
我做了这么多年护士，可以说是见惯了生死，我的阈值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武汉，我反而觉得要有共情，如果这里的病人是你的家人，你希望外地来救人的护士给他怎样的护理？换位思考一下，很多的恐惧就不存在了，再难的事情都能支撑下来。
张敏:在雷神山是没有护工的，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医生和护士完成。特别是危重症的病人，我们的工作量特别大，包括喂饭、擦身、换尿布，这些都是体力活。特别是在ICU，病人身上很多管子，给病人翻个身需要我们四五个护士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因为你穿防护服，即便穿上以后啥事不做，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再去做这种力气活，是真的里面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叶磊:我们要戴护目镜，还要戴面屏，很容易起雾。起雾以后我们视野就会很受限，总共有一小块地方可以看到，就只能找一个角度歪着脖子、斜着眼睛。尤其是打针，因为你戴着两层手套你的手感就会差很多，再加上眼睛又看不清，特别影响工作。到后来我们都有经验了，过一个小时以后护目镜就会淌水了，眼前就清晰了。
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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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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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在那样的情况下，每天想得最多的事是什么？
张敏:只有休息。那48天，你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号。你只知道今天要上班，明天要上班，天天都要去上班，像个机器人一样。你不会去多想什么，下了班只想休息，保存体力明天继续。那个时候人的欲望是达到最低的。
InStyle:其实每天都是一根筋绷得很紧的状态？
叶磊:我们护士在忙的时候只考虑到尽快抢救病人，可能会忽略自身的防护安全。这次援鄂护士多数都是90后小妹妹，她们都很勇敢、很有冲劲。患者病情突然发生变化，她们往往会不顾个人安危，直接往前冲。我看到了就会很着急，不停提醒她们加强防护，必须要保证156个人平安地回来。
范仁静:我有时候会刻意压抑下我自己，不让自己落泪，因为你一旦崩溃，情感释放以后可能会收不住，而且我如果流泪了，那么年轻护士看到了，她们的情绪也会被感染。在工作中我需要做到冷静和专业，情绪的释放主要是在休息的时候。和亲友的沟通，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我的压抑情绪。
InStyle:这段经历，给自己的心态带来哪些变化？
叶磊:回来以后我变得比较佛系了，很多事情都看得淡了。自己饶过自己，很多事情就不要再放在心里积压下去，真的还是自己身体是最主要的。
范仁静:我觉得回来很不习惯的一点是有人会说我们是英雄，我只是做了医务人员该做的事，我真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只希望这次疫情之后，医患之间能够多一些互相理解，毕竟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张敏:我不喜欢人家叫我英雄。只能说挺佩服自己的，坚持下来了。
活在当下
LiveForNow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文咏珊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初时惶恐无措，也经历过崩溃落泪。但很快文咏珊就振作起来，她与丈夫以及旗下公司为雷神山医院捐献了第一批珍贵的物资，她的志工工作疫情期间也没有中断。“我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她说。
文咏珊
义工／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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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好像这次的情况比较严重？当时的心态是怎样的？
文咏珊:当时我是在横店拍戏，春节休息，原本计划是初三开工。结果开工拍到中午左右吧，就接到通知说不能拍了，提前回去，等通知。当时那一瞬间觉得是挺惊讶的，想不到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时候很彷徨，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能回香港，一个人待在酒店里，天天看新闻。关掉手机再看看自己，回不了家，也买不到防护用品，多种情绪交杂下很容易就会流泪想哭。哭完，我又会想，想着前线的医生、护士，他们为我们做这么多，他们都有家人、都有子女，背负着风险。我就想着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InStyle:这期间你做了很多公益活动，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难以忘记？
文咏珊:当时我和我老公还有很多志愿者都在行动，分很多不同的群，发动所有的力量去寻找物资。经常遇到一些供货商说有口罩，所有人都很开心鼓舞——结果第二天早上又说没了，大家的心情又陷入失落焦急。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遇到这个情况，但是没办法，还得找啊。我之前没有特别了解口罩，但这次找物资，我竟然把各种口罩的防护标准都背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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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这期间你还到社区给老人发放防护用品，当时心里会觉得害怕吗？
文咏珊:其实当时没有想很多，只是觉得这件事我能做就去做了。平时我自己有接触仁济医院的公益组织，他们这次发起的项目是给低收入的长者发放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你也知道一开始口罩很难买到，在香港一个口罩可能就卖到20多港币，特别疯狂的价格。对于那些低收入的长者来说，不仅买不到，确实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而病毒对于他们来说又是最有威胁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谈了一些相对合理价位的货源，再给到长者。发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注意选在社区的通风处，还有排队的人龙，必须控制间隔还有走向。看到志愿者都很专业地维持秩序，心里其实并不会觉得害怕。
InStyle:有遇到一些印象深刻的瞬间吗？
文咏珊:有些公公婆婆也会撒娇，对我们说怎么不能多给一点啊，公公婆婆想要多一点。虽然看着挺心疼的，但是每个人都多要的话，后面就帮不到更多的人了，所以只能耐心安慰他们。他们也会感谢我们，提醒我们戴好口罩，这种时候是最暖心的。
InStyle:做了这么多，你会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职责和义务吗？
文咏珊:我觉得公众人物与否不重要，如果是公众人物更需要发挥力量。就算不是公众人物也会这么做，我身边所有人都在做，不止我一个人，所以我们共同协力才会有这个效果。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分工去尽可能快地筹措资源，送到前线去。我在前线做不了什么，不是护士，又不是医生，没有他们专业，只有在背后默默地帮他们打气，找找物资，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真的很小又很少。
InStyle:这次疫情给你留下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社会之眼
RecordWhatIObserve
吴琪是武汉人，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1月17日坐高铁从北京回汉口过春节，但是有关疫情的新闻事件发展得很快，1月21日下午，吴琪已经和另外两位从外地赶来的三联记者王珊、张从志，住进了武汉金银潭旁的一家酒店，并开始了解疫情情况。在那时，抵达武汉的全国性媒体还不是很多，有关疫情的一切都亟需拨云见日的报道。
吴琪
记者、《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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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还记得第一篇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吗？
InStyle:对于这个事件《三联》在武汉的报道持续了多少天？
吴琪:最后回来的是4月16日，最早去的是1月21日。将近3个月。
InStyle:在这期间，你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也影响了报道的方向？
吴琪:心态的变化一定是分阶段的。尤其在疫情中期，局面逐渐走向有序。我们会看到很多医院改成符合传染病条件的医院，医院征收之后全部分配给重症患者，方舱全部给轻症患者，酒店全部给隔离患者，健康人留在家里，思路非常清晰。这时候我的心态会变得安稳许多。
也开始转变思路：当局势往好方向发展时，你要意识到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如何写？你要承认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你要清楚，作为媒体要带领大家看到什么。不是把自己放到事件的对立面才是价值，而是发生事件时要有及时反应才是价值。
所以《三联》年后做第一期专刊时讲武汉当时的严重性，第二期是看到防控思路清晰之后的变化，我们在讲变化。
InStyle:你怎么看待这次疫情中的女性力量？
吴琪:我对女性力量感受很深。我们前线文字记者包括我，4人是女性。女性，我觉得有很多的能力和力量，尤其在危机报道面前能显现出来。最明显的一点是感知力，女性对人的情感、状态、人的处境、命运有天然的感受能力。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叙述者，这些感受力会非常重要。这是资讯记者和讲述记者的重要区分点。
吴琪:感受挺复杂，有点五味杂陈。从媒体来说遇到一个大事件，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从记者个人来说，也是他们自己迅速成长的时候，可能是做3年才会有的这种变化，戏剧性地浓缩在了3个月里面。有一种人生如戏，但是你在戏中的感觉。
克制之力
PowerOfSelf-control
领导考虑了一会儿同意了，第一批奔赴武汉的5名记者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当晚12点刚过1分，这架满载上海医疗队和记者的飞机才终于从虹桥机场起飞，罗梓晗长达66天的武汉一线采访，就此开始。
罗梓晗
《澎湃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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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到了武汉以后做的第一场采访是什么？
罗梓晗:当时金银潭医院算是这次疫情风暴的中心，为了反映当时病房的医护和病人真实状况，我在上海医疗队交接班的第一天在病房半污染区做了一次直播。当时没有多想，就直接冲进去了。我们的摄影记者事后说，当时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勇往直前，看到我往里冲只好硬着头皮跟上。但也因为这种深入现场的直击，那一次的报道有一点独家的性质。做完以后在回驻地酒店路上，我第一次明确感到肾上腺素飙升。
InStyle:报道了那么多疫情一线的故事，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感动的瞬间？
罗梓晗:有一件自己还满自豪的事情，当时有一对60多岁的空巢夫妻，他们的外甥女在微博上发求助，社区需要协调的发热病人较多，直系亲属又不在身边，他们有些孤立无援。
InStyle:在报道的过程中有那种很疲惫，或者说很艰难的时刻？
罗梓晗:最艰难的时候，是身体很疲惫，内心很彷徨。大约是在2月下旬，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了30天左右，几乎没有休息，身体渐渐有些吃不消。每天在方舱雷神山金银潭还有百步亭三四个点间来回在跑，其实这几个点相隔都很远，路途非常奔波劳累，但是追赶新闻的紧张感是一直都悬着的。
而且每当你到达采访地点，又会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情感冲击，最严重的时期，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医院里去世——很多都是静默无声的，有时送往不同病区治疗的夫妇就再也见不了面。
在这种身体和情感的双重负担下，最难受的是，我会有一种无力感，会自我怀疑：我做这些报道有意义吗？我来武汉是为了什么？我是在给大家制造更多恐慌的情绪吗？会不会让更多人不开心或者抑郁？会觉得每天都在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甚至会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病房采访，因为进去就要用人家医生的防护服。
InStyle: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开关？
罗梓晗:对，特别是采访新冠家庭的时候，我会刻意把情感通道关闭起来。因为如果你对采访对象太过感同身受，心理会承受不了那种冲击，我觉得当时可能就会崩溃。会让自己尽可能地克制一点，冷静客观地报道眼前的新闻事件。
InStyle:面对大量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做些什么？
罗梓晗:会暴睡，最严重的时候连续睡12个小时。我就会有那种逃避心理，睡了就什么都不想了。
InStyle: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觉得这个状况渐渐在变好？
罗梓晗:最后一个武昌的方舱医院关闭的时候，正好碰到湖南湘雅医院的队伍。他们很开心，即使没有人组织，也一起唱着《真心英雄》这首歌，一边唱一边哭。其实当时我的情感阈值已经调到很高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也会忍不住想哭，那是一种大战即将结束、胜利在望的感觉。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可能我可以回家了。
InStyle:经历这次疫情，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罗梓晗:我觉得我学到了一些克制的力量。包括对自己的报道也有了更多的审视，应该怎么样去陈述才更好地去帮助这个问题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去渲染情绪或者博得热点。在碰到这种严肃的大型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还是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去多想一下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这是我最大的成长。
InStyle:作为记者，你如何理解疫情下展现出来的女性力量？
罗梓晗:这次我看到了很多女医生、女护士，还有一些火神山雷神山工地里的女工人，经常可以看到她们坚韧的瞬间，都是非常令人动容的。其实这些都是她们平时的工作，但是这次疫情让她们的工作被更多的人看到了。那些令人感动的女性力量一直都在她们身上。
情绪治愈
AllWouldBeHealed
“这次的疫情让每个人都经历了大量的负面情绪，积累太多，很多人会无力处理这些情绪，这时候，及时的、专业的心理干预能够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
疫情期间，心理治疗师钱庄在自己的心理聊愈咨询平台KnowYourself上开辟了绿色通道，组织了100名志愿者免费为医护人员、家里有人患病的人群、被诊断出新冠的人群提供一对一的陪伴。
钱庄
KnowYourself创始人、CEO
Prada淡蓝色针织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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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来咨询的用户最主要的情绪有哪些？你们通常会给到怎样的帮助？
InStyle:练习的内容通常是怎样的呢？
钱庄:其实反而是中后期，从2月底到3月底需求量明显变多起来。因为一开始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聊愈自己。初期每个人的认知资源还是有限的，更多是集中在疫情上。到缓解后，积压的情绪才会流露出来，往往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帮助。
大部分人经过1－2次的引导就会知道如何自我调整，我们给他们的方法其实是让他们不需要再找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继续用得到。可以理解为给每个人做了一个计划，建立生活规律，做冥想练习。
InStyle:聊愈师的团队里面，女性占多少比例？
钱庄:几乎全部是女性，女性和男性的比重是9:1。女性作为“聊愈师”有天生的优势，我们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因此我们更能探测到他人内心的症结所在，了解到了他们具体的困扰，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缓解甚至解决他们的问题。此外，女性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也更加能给予关怀，可是说有一种温柔和治愈的力量。
InStyle:疫情间，你自己的情绪、感受会有波动吗？
钱庄:心理学有一个专业的词语是共情损伤，共情太多，给自己心理带来了损伤。其实不只是我，我们的每一个聊愈师都可能因为长期接触负面情绪而遭受或多或少的心理损伤。对此我们每2周会做一个线上督导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情绪会有宣泄和疏导。我们在给他们培训中也包括了自我关怀，会提醒他们的状态如果被耗竭，就停止工作。
InStyle:回过头来看这段特殊的时期，你觉得自己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钱庄: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给予别人帮助、受到别人认可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只是疫情让这些价值变得更瞩目了。疫情前，大家觉得自我价值在消费上、事业中，疫情的到来让很多人觉得，事情变得更简单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才是最有价值的。疫情明显改变了人的价值观。
最近做了一些调研，问了一些用户疫情期间有没有改变对生活的看法？或让你产生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很多，像本来在海外的没想过回来，疫情中差点失去了妈妈，决定回到自己的城市去发展。疫情让他发现本来以为永远会在的人，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人们更懂得珍惜生活中最质朴的人与人之间的东西。
对抗无力感
DefeatTheWeakness
大力是湖北人。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假期里，她参加了武汉大学的一个救助活动，帮一些外地医生、工作人员翻译湖北话，主要的帮助对象是一些独居老人。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她很棒，但她却觉得很惶恐很惭愧，在采访的过程中反复说自己真的没做什么。
“因为‘鹅不鹅’（热不热）‘起点哟’（吃点药）这些方便日常交流的对话，外地医生也很快就能学会了。”大力说，湖北每个地区的方言都有不同，“再复杂一点、隔得远一点的方言，我也不见得全能听得懂。”
大力
志愿者、方言翻译
蓝色条纹长衬衫、拼接牛仔短裤
Celine金色瓶状吊饰项链
InStyle:最初是怎么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里的？
大力:我有一个浙江大学的学姐。她当时发了朋友圈说，很多其他省市的人到宜昌来进行医疗帮扶，在沟通的当中会有一些语言上的障碍。就想要收集一些当地的方言志愿者，帮医生和那些老人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我当时想象了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外地来的医生，本身治病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听不懂病人说的话可能会更可怕。我就报名参加了。
InStyle:什么时候需求最多，你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InStyle:最特别的一次翻译通话是什么样的？
InStyle:除此之外，你还参加了其他的志愿者组织是吗？
大力:对的，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的活动，叫做IACCR。这个公益组织，是中国人发起的，想要通过联络各国资源，共同抵抗新冠病毒。而且我还在帮扶一些不能回学校的小学生补课。我现在帮一个广州的小学生，他叫子欣，我每周要给他补两次拼音课。他在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上学，学习很吃力，非常需要有人能够耐心地帮助他。
InStyle:你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么多公益活动吗？
InStyle:你如何理解女性力量？
大力:我觉得女性力量就是一种很温柔的力量。但其实和男性力量并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由女性发挥力量的时候，会让人更容易接纳，更有亲近的感觉。比如教我那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我是一个大姐姐而更有亲近感，但不管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可以让他学会发音。女性力量和男性力量一样，都是人的力量，都一样强大。
InStyle:当你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历，有一些特别的感悟吗？
伴你凯旋
WelcomeHomeMyHeroes
3月18日，东航MU9004航班落地武汉，机组要执行一次特别的飞行任务—接47名上海医疗队员返沪。在这架“回家”航班上，乘务长杨妍婷哽咽着用上海话播报：“你们平安归来的灿烂笑脸，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上海想念NA（你们），谢谢NA，阿拉来接NA回去啦!”
张良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长
张瀚文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客舱经理乘务一部高级副经理
陈雯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客舱经理乘务三部高级副经理
杨妍婷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客舱经理党委工作部宣传主办
（照片由左至右）
InStyle:你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飞行任务的？
杨妍婷:那天我在东航之家上班，中午大概11:50，当时我刚泡好泡面，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看到工作群里发出通知:12:30有一个航班是接援鄂医疗队回上海，需要报名。当时我立即就报名了，没化妆，头发也没有梳。我当时在公司是穿便服，制服、箱子全部都是临时问同事借的。
InStyle:你当时说了一些特别动人的欢迎词，这是临时想的吗？
杨妍婷:对，其实当时公司给了我稿子，但是到我手上后，我觉得少了一点，可以再增加一些内容。于是我在去的航班上重新改了一下。
InStyle:你们会害怕吗？因为到武汉会有接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InStyle:女性空乘之间会不会有鼓励、叮嘱的话？
杨妍婷:有。我们在去的准备会上和大家都叮嘱过，我们是去接英雄回来的人，首先我们作为女性要有感情的表达，要引起共鸣，表达出感谢之情。还有就是大家在飞这个航班时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关键还不能让医护人员感觉我们和他们有距离感。当时有一个碰肘的欢迎动作，因为不能拥抱。
张良:出发前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让他们感觉温暖。因为口罩都是白色的，我们就用自己的口红在上面画笑脸、爱心之类的，想从细节上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期待他们回来的。
Givenchy白色高领针织上衣
Coach棕色皮革短裙
MaxMara卡其色连体裤
SalvatoreFerragamo印花衬衫
Longchamp棕色腰带
Celine印花系带连身裙
驼色皮质上衣、驼色开衩长裙
InStyle:这次的航班上，最让你有感触的瞬间是什么？
张良:当时他们也很激动，而且那时不方便拥抱，所以他们在很远的廊桥口就给我们鞠躬。看到他们很开心，大家都凯旋归来的一瞬间，这种情感控制不了的。虽然大家都戴口罩，但是看到他们的眼神就受不了，包括现在我们说到都会很激动。
杨妍婷:在登机时他们都很兴奋，每个人脸上挂着笑容。我广播后，很多医护人员都哭了，大家也都给我温暖的回应。但是在我们起飞后他们很快都睡着了，他们真的很累，就有一种心总算放下来了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细节，只要我们的餐车一推出来，有一点响声，他们立马全部醒了。可能是当时的环境下养成的习惯，随时随地会睡着，但是只要有声响就立马醒来。条件反射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所以还是蛮心疼的。
这次的登机牌非常特别，上面有我们全体机组的签名。它的航班号比较特殊，叫“凯旋号”，目的地叫“家”，这个是特别为他们定制的登机牌。因为有些医护人员太累了，登机牌没有记得带下去，但是他们觉得登机牌很珍贵，问能不能补发给医护人员。
我说可以的，我去联系。当我把补做的登机牌寄出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次的飞行任务其实远比空中的那一个多小时要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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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春雨（医护团队、文咏珊、空乘团队、罗梓涵、钱庄），王海森（吴琪、大力）
造型/TracyLi
采访、撰文/小野
发型/Kim（医护团队、空乘团队、罗梓涵、钱庄），DylanLi（文咏珊），Ren魔（吴琪、大力）
化妆/KearoM（文咏珊），Joan（医护团队、空乘团队、罗梓涵、钱庄），Ren魔（吴琪、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