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如春运、看病像打仗。”这是作为“全国看病中心”的北京各大医院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的“胜景”。日均超20万人次赴京就诊的现实，让在京各大三甲医院不堪重负，更让患者哀叹“看病难”。
《经济参考报》记者历经7个多月的蹲点调研，与北京市医管局及30家三甲医院负责人面对面，广泛采访患者和专家后发现，尽管北京各级卫生部门和医院做出了种种创新尝试，今年以来打出“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和分级诊疗等“组合拳”，并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临号贩子屡禁不绝、分级诊疗举步维艰、三甲医院依旧不堪重负等问题，亟须进一步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本报从即日起推出“分级诊疗”系列报道（上中下三篇），以飨读者。
进入“深水区”的医改，“挂号难”宛如一块岿然不动的“礁石”横亘中央，亟待破除。
然而，“魔高一丈的号贩子有啥新招数？”“眼花缭乱的挂号方式缘何让患者‘蒙圈’？”“患者对‘全面预约’与‘取消加号’存在哪些误区”“一张‘京医通’卡背后到底有几个‘婆婆’？”……挂号新政后的这一连串问题，仍然让一“号”难求的患者和累得要命的医者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与时俱进”的号贩子：
转战网络、“倒号升级”
当记者塞给号贩子一半预付款后，她放松警惕道出实情：由于医院丰富了挂号渠道，他们不得不“与时俱进”，增加倒号手段。“‘抢号神器’纯属瞎掰，我们就是‘人海战术’，‘主攻’自助机挂号和网上抢号，有时还得雇人干”。
《经济参考报》记者暗访发现，对于网络（移动端）实名预约挂号，“黄牛党”总有对策：医院放号时不间断网络预约抢号，一旦找到买主，先在网上退号，而后刷新挂号页面并立即用买主真实身份证信息重新预约抢号，屡试不爽。
更令人担忧的是，“非急诊全面预约”以来，形形色色的APP挂号平台应运而生。它们打着“互联网＋”的幌子搞“炒号”生意，借势营销、牟取暴利，令患者防不胜防。
今年下半年以来，不少北京三甲医院均监测到号贩子新动向——对自助终端挂号机“光顾率”明显增加；“网络医托”层出不穷；借网络商铺兼顾挂号代理业务……
号贩子屡打不绝的背后，反衬出巨大的供需缺口：北京卫生部门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接诊人数达2.35亿人次。据一些三甲医院统计，就诊人员中，有近50％来自京外，而且相当一部分患者选择挂专家号。看病难，难在看“知名专家”，也使得打击号贩子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没有执法权的医院保安只能疲于奔命地“轰”，有限的安保力量除维持医院正常秩序外，还要投入导医、咨询、帮患者自助挂号等志愿服务，本已捉襟见肘，实在无暇应付拥有系统分工的“新型”号贩子。北京天坛医院党委书记宋茂民坦言，有的病人甚至把号贩子当成救世主，把身份证交托“黄牛”替他“实名挂号”，“我们更没辙”。
针对日益猖獗的“网络黄牛党”，北京市卫生部门正联合市网信办、公安局等7部门就互联网散布的“号贩子”“医托”等违法信息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胡元会等受访者说，“非急诊全面预约”要打“组合拳”，特别是与“加强治安管理”“落实就诊实名制”“取消商业挂号”“实行特色挂号”等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更大实效。
“蒙圈”的中老年患者：
“学了几次还是搞不懂”
记者在暗访时还发现，有的患者不知医院有除窗口排队以外的新挂号途径，有的不清楚挂哪个科室，还有的干脆被眼花缭乱的挂号方式整“蒙圈”（晕）了……
“当前大型三甲医院就诊患者中，中老年患者占比高达60％至70％。”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吕一平直言，“一些大爷大妈去医院看病时只带医保卡和零钱，不带手机和银行卡，因此对移动端挂号，其一没工具，其二接受有困难，反倒觉得窗口挂号更踏实。”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医院导医标识不清、卡片设置混乱，面对眼花缭乱的挂号新方式，不止中老年人，就连一些年轻人也不知所措：有的患者每到一家医院就得办新卡，各医院不通用，以致兜里揣着一叠卡片；有的医院没有新挂号方式流程标识，导医人员或在服务台、或在挂号处、或在医院外，患者很难找。
于鲁明坦陈，“各自为政”让各医院成为信息孤岛，挂号系统与流程难以统一，“外地患者一辈子可能只来北京看一次病，不能让他们没快乐感、没方便感，只有麻烦、难题”。
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介绍，为实现精准挂号，该院正开发就医导航系统和辅助分诊系统，既能通过病征提供挂号指导，也能通过疾病名称选择专科挂号。北京口腔医院院长白玉兴说，牙科划分很细，该院已出资设立免费初筛诊室，确保患者与专科医生有效对接。
挂号“供给侧”：
“京医通”卡背后的N个“婆婆”
记者近期在同仁医院自助挂号机尝试预约鼻过敏科室专家号，屏幕显示：剩余号1个，60元。但一旁的志愿者说，切忌点击“预约”，“这个专家号在‘京医通’不能预约，扣钱还不出号。”记者问其原因，被告知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只能到4楼科室排队挂号。
自助“京医通”卡竟沦为“半自助”甚至“不自助”。究其原因，系其背后牵扯卫生、社保、银行等多个“婆婆”间复杂的行政关系所致。
“‘京医通’卡和医保卡分属卫生、社保两个系统，没有交叉、不能共享；另外，‘京医通’卡由银行开发，院方和患者是使用端，医管局无法对卡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北京市医管局多位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其实，“京医通”卡与医保卡网络对接尚存诸多技术瓶颈：“带宽是否允许？”“安全性能否保障？”“国内各大银行能否开辟银联窗口对接各种缴费卡片？”
不少三甲医院负责人认为，“京医通”为患者提供了便利，但各医院在“互联网＋”的制度设计中并未整齐划一，以共享挂号、共享资源为目标的“京医通”需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通，患者在使用时才会得心应手。于鲁明说，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协调更高层级处理。
“先把北京市属三甲医院打造成信息共享互通的连锁店，之后再探索推广到其他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以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于鲁明说，这实质是一次医疗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本版稿件由记者周宁、卢国强、张淼淼、李德欣、孙蕾、贾娜、李亚红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