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周穆王已经“都于西郑”，那原本就没有（以现今的考古成果尚未发现）宗庙和祭祀配置的“丰镐”，就肯定不能继续被称作“宗周”了。这样看来，此时的“宗周”所在地只能有两处，就是本身与“周原”距离很近的“西郑”和早已是完全按照标准国都建制建设并经营百年的“雒邑”。
具体关于徐国的内容，就不多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史书上记载，这个徐国的一代君王“徐偃王”曾经率领大军发动过一次险些动摇周王朝统治的叛乱。关于这场叛乱，历来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由于徐国的实力扩张太快，以至于“徐偃王”膨胀到犯下了“僭越”之罪。本身徐国就是一个横跨千年的老邦国，到“偃王”已经31世，此时他将自己的“封君”改为“王”，同时逾制建筑徐国都城。当时，周设在雒邑的王城且“方九里”，而徐城的范围据《汉·地理志》记载：“故徐国也，其城周十二里。”从规模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周王城。所以，周穆王组织了讨伐军对徐国发起了进攻。另一种说法是，在东方的众多邦国不满周穆王无心朝政，只顾着西行享乐，于是在徐国的率领下向周的国都发起了进攻！《后汉书》：“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可见徐偃王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还有一些说法，大多与这两种主流的相近，就不一一列举。
就“西至河上”一说中的“河上”，源自《诗经·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是黄河边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徐国的军队是在进攻“宗周”时打到了黄河边。而在此时，据《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也就是说，在“宗周”岌岌可危的时候，周穆王乘坐“造父”的“高铁”一日千里返回了“宗周”，扭转了局势。至于是自己打的，还是借助或指挥“楚”来作战的，也暂不多聊。重点还是在“宗周”。
我个人认为，此时的“宗周”，所指的应该就是雒邑。因为从史书上记载的情况，周穆王千里驰援“宗周”，是因为“徐夷”已经攻到了黄河边。从地理上看，能成为黄河边的区域还是很多的。但是，能称作“河上”的地方，却是有特指的，那就是“郑国”内的黄河边。郑国是在周宣王时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本在现在陕西省渭南市，后由郑武公迁于河南，就是现在的郑州新郑。两处都临黄河，那么，这个“河上”肯定只能指的是现在的渭南或者郑州了。然后，再看两地与之间“宗周”的距离，郑州与洛阳的距离差不多100公里多点，到新郑就算130-150公里吧。那么从渭南的郑地算起到宝鸡“周原”的话，差不多300公里。按照周王朝时期的交通能力来看，这个距离确实有些远了。如果要说打到了黄河边就需要“千里驰援”的话，似乎有些不太必要了。
再有就是我在前一篇文中也提到了，如果按照《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征的路线看，他是从雒邑出发，先向北，然后从河北经山西中北部一路向西而行，而并不是像现在西行的路线从陕西宝鸡西出，类似于“陇海线”。那么，且不说这个“一日千里”是否合理，就算可信，参考陕西西部到河南中部的地形地貌，恐怕也只能依靠着广茂的华北平原才能实现了。所以，如果结合《穆天子传》的话，在考虑在其中之前已经提过的“瀍水以西”，也可见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应当就是指的雒邑了。
一直以来，“宗周”都几乎是“丰镐”的专属称谓，至于为什么会有史书记载雒邑在周穆王时期会同时被称作“成周”和“宗周”的情况，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的佐证出现。既然没有特别明确和极具说服力的论据出现，那我就聊一下我的看法。这就应该先说说在《史记·周本纪》篇末太史公的那段已经被多次提及的话：“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我们不用再就这段话本身的注解讨论了，我想说的是得看一下其身后的潜台词。重点就是那句：“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什么意思？直译过来，就是说现在的史学家们基本都认为在周武王伐纣之后，就迁都到雒邑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普遍的看法了呢？这个上面我们其实根本不得而知，而这种讨论的论据，也很有可能和我们现在有些争论的内容相近。想想西周初年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然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史籍可考，但毕竟也已近千年。由于在西周时期，尤其是自穆王起，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迁都”就有两次，且都是从“宗周”丰镐迁出，所以，也可想在当时会产生一种观点，那就是既然丰镐已经不再作为固定的国都之一了，那么将这个“宗周”的称谓放在周王室宗庙建制完善的雒邑，也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自东周起，“宗周”也就是在雒邑了，加之经历了文化昌盛，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对于那些文人的这种“习惯”，也是很有可能养成了。
那么就我的认知下又是什么样的观点呢？说句实在话，以个人理解，这个“宗周”，尤其是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我还是认为并不是在雒邑的。当然，不排除在个别时刻雒邑确实具备了“宗周”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周穆王时期才有，而是在周成王在位，雒邑的营造时期就已经有相应的建制了。还是我以往的看法，周王朝采用的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双中心”，或者可以直接叫做“双都制”！本身就是“双中心”运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轻易地放弃其中之一而孤独一掷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周一朝乃至中国往后的一两千年。直到清末、民国，我们国家的政体也几乎一致维持着“一都多京”制，就以同样的道理。
所以，即便按记载，穆王将国都迁到了“西郑”，那么，原本属于丰镐的“宗周”身份也应该是随着迁到了“西郑”，而雒邑，则是始终担负了“成周”位居天下之中而巩固周王朝疆域稳定的政治作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始终是没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