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西山经》：“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妆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郭璞注：“胜，玉胜也。”即玉制的头饰。郝懿行笺疏：“郭云‘玉胜’者，盖以玉为华胜也。”
《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
《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自处之，其下有弱水三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西汉·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暠（gǎo）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东汉·张衡《思玄赋》：“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慭其既欢兮，又诮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李善注：“戴胜，谓西王母也。”
常见的“胜”由中间的一条杆连接着两边单体的“胜”构件组合而成（上图正中）。左右两个“胜”构件相对称，从侧面看单体的“胜”构件都呈“亞”字形，上下均为外长内短的两个梯形连接着中间的一个圆形。常见的“胜形饰”在圆形正中间又有一凸起的部分，呈圆形或方形纽状。这个凸起的纽状部分是中间的连杆贯穿两个“胜”构件的“栓”，通过连杆和“栓”将两个“胜”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一件标准的“胜”了，也就是通常所见的“胜形饰”。
河北定县（现定州市）43号汉墓（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虽被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各种与胜有关的器物，其中即有两件“胜”形构件金箔片。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些金质“胜”形构件出土的具体位，更不知道他们的作用。笔者在定州市博物馆目测其尺寸高约5-6厘米，可能曾经是贴于某件器物之上。
笔者认为，扬州甘泉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串饰中的饰物造型兼为外来的。对于此类“胜形饰”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贸易而来的观点，肯定会有很多人提出质疑。我们就从考古出土文物去分析。
“越南北部红河河口地区的汉墓也出土有数量可观的扁胜佩，且多见以绿柱石或透明水晶等硬石制作。泰国南部差那港曾发现一件赤红色不透明玻璃制作的扁胜佩，其外形粗犷，似是仿照华南流行的样式所制。泰国春蓬等地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中也见有黄水晶和绿柱石等材质制作的扁胜佩，泰国当地学者认为此类佩饰代表的是婆罗门教中的祭坛形象。”
“泰国南部差那港曾发现一件赤红色不透明玻璃制作的扁胜佩，其外形粗犷，似是仿照华南流行的样式所制。泰国春蓬等地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中也见有黄水晶和绿柱石等材质制作的扁胜佩，泰国当地学者认为此类佩饰代表的是婆罗门教中的祭坛形象。”
值得指出的是，三乔山遗址是除越南北部以外集中出土中国汉代器物的一个地点，在3号和4号山丘出土了包括1件完整的西汉铜镜（星云镜）、1件铜镜残片、1件菱形的金属箭镞、1件铜斧、2件青铜印章以及84件汉代印纹陶在内的数件器物。另外，还出土有东山文化铜鼓、高锡青铜碗残片、各式金饰（包括镂空多面体金球）等器物，相似金花球在缅甸骠国时期遗址和越南俄厄等地都有较多发现。
三乔山遗址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跨地域和地域内贸易网络节点。可能有来自印度东北部的工匠居住在此地，并对当地的手工业者进行了培训。泰国南部在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南亚。
“中等钙铝型钾玻璃占49%，是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在中国、泰国、缅甸、柬埔寨、韩国等地均有发现。一般认为，印度阿里卡梅度及其附近地区为中等钙铝型钾玻璃的制作产地。”——《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合浦港》
“低钙高铝型钾玻璃主要发现于我国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缅甸，在泰国和柬埔寨有少量发现。”——《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合浦港》
相同形制的狮形饰也发现于印度北部、缅甸南部铁器时代遗址、越南中南部沙莹文化遗址以及中国广州、合浦、河南等地汉墓。这些狮形饰都表现为较为统一的风格，且加工工艺十分相似，可能是一种广泛的贸易珠饰。
在湖北鄂城五里墩一座编号M4037号的东吴后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十分特别的青铜镜（第一部分左）。在这件青铜镜上面，出现了佛教中“梵天劝请”的故事，和疑似坐在龙虎坐上的西王母形象，同时还有“双凤衔胜”的纹饰。东汉时期的四川地区，西王母形象就已经开始受佛教影响产生了变化，比如头光和肉髻等。佛教在中国的真正立足并迅速发展，最足征信的记述，当在汉末三国时期。而且中国人正式皈依佛教，则始于东吴孙权时代。因此，我们才会在这面东吴后期的青铜镜上看到了“儒释道”的大融合。再讲“双凤衔胜”的纹饰，这种“双凤衔胜”的纹饰普遍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铜镜上，在河北、湖北、江苏等地都有发现。（见上图第一部分）。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P222页有一段对“胜形饰”的介绍：胜形饰，属于中国传统器形。“胜”是传说中西王母的头饰，西汉开始出现，与当时盛行的西王母崇拜有关。从大量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形象上看，她头上的发冠两侧总是左右对称各戴一支装饰物，如一只张开双翼的飞鸟，抽象后变成了两个梯形（象征鸟的翅膀）在一个圆形（象征鸟的身体）两侧展开的图形，如扁壶状，后来又出现2个扁壶形相连的双胜形及简化双胜形。胜形饰佩戴在身用以驱鬼辟邪祥福，是汉晋时期流行的厌胜佩的一种。
另外，成都西郊土桥镇西侧曾家包M1号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在其中一块画像石上同时出现了两件纺织机，另外的那件纺织机上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构件。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东汉画像中出现的纺织机上都有这种构件。这就和所有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并不是都有戴“胜”的形象一样，不是绝对的。
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的话，青州地区北齐菩萨璎珞上大量出现同样的纹饰。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由此演变过来的呢？拿近600年后北齐出现的“胜形纹饰”，印证西汉晚期“胜形饰”的起源和形成，显然这种说法不可信，没有说服力。同样，东汉画像石中“织机”上出现的“胜形纹饰”，和同时期画像石中西王母头上“戴胜”的“胜形纹饰”一样。仅仅是这个时期“胜形纹饰”和艺术文化的一种融入形式。从始至终，“胜形饰”最普遍的还是作为一种珠饰在使用，“胜形纹饰”只是在“胜形饰”的基础上，进行了同时期的艺术创作。
刘海宇在《汉代画像砖中的西王母持纴器图考》中说：“《后汉书·舆服志》云‘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可知华胜是发簪两端的装饰。小南一郎利用东汉画像石以及铜镜中的西王母画像资料，引郭宝钧‘胜’即织机卷经线的横轴“榺”说，考证西王母头戴之‘华胜’象位于织机卷经轴‘榺’两端起固定和控制转动作用的‘榺花’之形。从训诂学角度看，‘榺’《说文》训‘机持经者’，与’胜（勝）‘字均从朕声，自可音近通假。早期西王母持纴器图向东汉中期之后西王母头戴华胜图演变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西汉中晚期所见的“胜形饰”均为小形带穿孔饰物，此时传入的“胜形饰”造型还是比较单一，无非就四种。从东汉早期开始到东汉晚期，“胜形饰”在第一期D类的基础上逐渐衍化出各种大小不一，造型多变的“胜”形饰物，其中主要还是以可以佩戴的小型饰物为主。第二期的A类与第一期的D类十分相似，两者其实可以归为一类。但由于是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承上启下的一种衍化器形，为了能更好的让大家看明白，笔者才做此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