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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早期工运领袖史文彬郝英敏张传华

怀念爸爸张元寿张定远

戎马青春忠勇为党——符竹庭烈士传略临沂烈士陵园

李敬铨传略刘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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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恩多将军传略鲁民编

怀念鲁西南抗日专员袁复荣同志王瑞亭

英勇普战的年轻指挥员——韩明柱同志传略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铮铮铁骨赤胆忠心——王全斌烈士传略陈希栋辛禄升

竭尽忠诚为人民——黄祖炎同志传略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孙健萍同志的光辉一生伏伯言

韩维密同志传略刘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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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殉战场肝胆照春秋——回忆朱程同志牛星斗

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生平李士钊

一往无前——记华东战斗英雄林茂成凌冬

爆炸英雄王寿德宁津县民政局

短暂的一生战斗的年华——记解文卿烈士莱西县民政局

红军师长张英同志传略

周庆本丁献良

张英，原名马宗显，曾用名马尔赛夫、刘英。一九二二年在冯玉祥骑兵营任排长，一九二五年赴苏留学，一九二六年在基辅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归国，一九二九年奉中央指示来山东锄奸，处决了叛徒王复元等，威震全省。同年十二月被调往鄂豫皖苏区，任工农红军三十二师、七十三师师长等职，在反“围剿”战斗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武汉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岁。

一

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张英出生在山东省潍县马家庄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八岁进入本村私塾读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很敬仰民族英雄岳飞，经常背诵《满江红》一词，激励自己爱国爱民，抗敌御侮，奋发上进。

一九一一年秋，辛亥革命的风云席卷全国，张英曾跟着老师上街剪辫子，砸庙宇，等等。一九一五年，进入高里集新学堂，在体育老师李扬斋的影响下爱上了拳术，几年后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是年夏，毕业于高小，在家务农。

一九二二年，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我国城乡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张英目睹潍县一带兵荒马、乱百姓背井离乡、土地荒芜的状况，深感痛心，他怀着拯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雄心大志，毅然奔赴北京，到冯玉祥部下去从军。当时，冯正在北京南苑组建骑兵，张英被录取。由于他努力学习骑兵操典，苦练骑术，很快被晋升为骑兵少尉排长。

一九二四年十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密约发动了北京政变。冯在向热河进军途中，突然下令回师北京。张英率领骑兵战士们紧随其后，沿途割电线，封锁消息，并以一昼夜二百里的速度开入北京。冯军很快解除了总统公府卫队曹世杰旅的武装，囚禁了总统曹锟，北京政变得以成功。十二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将军主持召开政治军事会议，组织了国民军，并亲任总司令。在这次政变行动中，张英因带兵有方，被晋升为骑兵中尉排长。

一九二五年春，冯玉祥为了培训基层军官，以适应扩军的需要，便在南苑设立了训练处，办起了各兵种的教导团，张英被选拔到骑兵教导团受训。当时，冯玉祥在李大钊和徐谦的推荐下，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第一军政治部部长，并通过李大钊、徐谦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他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同年四月，苏联政府派遣了三十余人的军事顾问团，分配到冯军各教导团任教。张英在他们的直接培养和指导下，苦学苦练，逐渐成长为军事素养较高的基层指挥官。

同年夏季，苏联总顾问任江提出，挑选一批军官去苏联留学深造。冯玉祥将军立即从各教导团结业的军官中选拔了二十四名赴苏留学生。当时，张英正结业于骑兵教导团，经考试被选中；另外还有二十三名其他各兵种教导团的结业生。

同年九月间，被选拔的二十四名基层军官集结于张家口。十月初，在熊斌、鲁仲义①的率领下，由平地泉（现内蒙古集宁市）动身，于十一月到达莫斯科。他们当中有四人学飞行，六人学航空机械，十四人分配到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张英、张成功、杨国体、李希更、丁良骏等五人进入骑兵班，吉合等九人进入步兵班。

张英等留学生入校后，最大的困难是不懂俄文，而所有军政教官却均用俄语授课。由于课程深，作业多，课前必须预习，课后必须复习；不然就很难掌握所学课程。张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刻苦攻读俄文，终于很快攻下难关，使各门功课都取得了良好成绩②。

一九二六年六月，冯玉祥将军赴苏访问时，对留苏生的学习成绩表示满意。他曾亲赴基辅红军军官学校，接见了张英等留学生，并给予鼓舞和勉励。

通过军校党组织的教育，张英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道路才能独立富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他在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

一九二七年夏，张英在基辅红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维斯特拉高级军官学校深造。当时，他取名马尔赛夫④，重点学习合成作战指挥。经过一番深造，他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指挥骑兵的能力，而且掌握了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各军种联合作战的指挥本领。

熊斌为冯玉祥训练处总监，鲁仲义为步兵教导团第一营营长。

②访问吉合将军笔录。

③访问留苏生王士秀老人笔录。

④访吉合将军笔录。

一九二八年底，共产国际代表将冯玉祥送到苏联的二十四名留学生当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直接分配了工作。张英被分配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保卫工作；其余非党、团留苏生由苏联政府通过外交手续交由蒋介石政府，分配在冯玉祥和蒋介石的部下任职。

二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新军阀进入山东后，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山东党组织的工作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当时，曾任我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和其兄王用章（后改名王天生）叛变投敌，出卖组织，致使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邓恩铭等十七位同志相继被捕。叛徒王复元则当上了“捕共队长”，反动气焰嚣张至极。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央派张英等同志来山东，协助山东党组织铲除叛徒。

张英为了混过青岛海关人员的检查，将两支手枪紧贴在小腹上，再扎上四寸宽的牛皮板带，身穿紧身合体的武工装，外罩蓝直贡呢大褂，手提从上海捎来的糕点和小件行李，宛若名闯荡江湖的艺人。他的助手王兆恭是个壮实的青年，一手提着旅行用具，一手提着一瓶装璜精致的鱼肝油，手枪子弹就装在这只瓶子里——当时反动当局规定，带枪不携带子弹者，谓之犯法不犯罪，只没收枪支，不扣押人；若枪弹同时一人携带，既犯法又犯罪，枪、弹没收，人要逮捕，坐班房吃官司。张英、王兆恭分别携带枪、弹是防避被敌查获而采取的措施。下船后，张英在前，王兆恭紧跟其后，直奔海关检查站。在海关人员进行检查时，张英敏捷地将一叠钞票塞进检查人员手中，他俩随即顺利通过，悄悄地进入了青岛，直奔大庙山（现贮水山）而去。

张英、王兆恭到大庙山附近的客栈住下，当晚就与省、市委负责人王进仁、党维蓉、牟洪礼等接上关系。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先派遣王兆恭赴济，探听叛徒王复元的踪迹。王兆恭到济后不幸被捕，省、市委又决定派张英赴济。当时济南盘查很严，单身汉不能赁租客房。青岛市委为掩护张英，经李淑秀与傅玉真（党员）动员了傅桂兰装扮成张英的眷属①，伴随张英乘火车到达济南。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悦来栈。

①李淑秀是一九二八年山东省委负责人傅书堂同志的妻子，傅玉真系其二妹，傅桂兰系其大妹，当时傅书堂同志已奉命去苏联学习。

张英急于侦察叛徒的下落，遂留傅桂兰在客栈，他自己先去拜会了在济开商号的老乡。当他返回客栈时，刚一进门就被十来个暗探用手枪对准了胸膛，砸上了手铐，带到了第一公安分局。原来，敌人在搜抄省委秘书处时发现了张英的联络信件和住址。所以，傅桂兰和张英先后被捕。傅桂兰虽遭受到敌人的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不吐一句真情，一口咬定张英是其新婚的丈夫，自己的名字叫单娟。

张英在济南第一公安分局，经受了鞭子抽、杠子压等各种酷刑，几次昏迷过去，坚不吐供。敌人无奈，只得将其押在第一分局看守所内。他虽遭受摧残，但因气功功底深，未伤及要害。他一直惦念着傅桂兰的安危，反复思考如何逃出敌人的魔掌。

深夜，张英突然叫喊起来，伪装肚子疼跑茅房，先后数次。最后一次，看守人员不耐烦了，站在茅房外面等候。张英趁敌人麻痹大意，从鞋底内抽出一根钢丝，将手铐脚镣捅开，翻身越墙跳出看守所，躲进一个无人的大院里。拂晓，又藏在一个不常用的厕所踏板下面，呆了一天。直到黄昏人静，才逃出院子，洗净身上的污泥、血迹，再次跑到在济南开商号的老乡家里，借了钱，换了衣服，赶回青岛。

市委为了铲除叛徒王复元兄弟俩，曾派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徐子兴打入敌人内部，掌握叛徒行踪。当时，参加铲除叛徒的所有同志，都不认识王复元，只凭徐子兴介绍其模样，是无济于事的。一天，徐子兴通过邮局范先生获得王复元、王天生四张照片，转给了王进仁，并限期一夜归还。

当晚，王进仁找到了张英，王科仁认看了王复元兄弟俩的照片。他们用小学生读书认字的办法，从照片上仔细地端详两个叛徒的各种特征，看了想，想了又看，基本上把叛徒的形象印在脑子里了。

徐子兴还向市委提供了丁维樽、孙秀峰两人从动摇革命到叛变投敌的情报，丁维樽新婚的妻子傅玉真（共产党员）也向市委检举丁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罪行。经市委进一步核实，丁维樽确实出卖过同志，曾在贮水山等地抓捕过共产党员，还伙同王复元在胶县威逼共产党员自首。

省、市委经研究决定，立即釆取果断措施，处决叛徒丁维樽，斩断王复元这只魔爪，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张英、傅玉真等同志执行。傅玉真决心大义灭亲，与张英共同研究制定了锄奸计划，积极进行了准备。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晚，丁维樽已经睡下，张英来到了汇兴西里二楼丁家，叩门而入，镇定地对丁维樽说中央来人了，要找他谈话，约他到前海栈桥去遛遛。丁维樽做贼心虚，不愿起床。傅玉真在一旁立即劝他快去谈谈，别误了大事。丁维樽望了望他们，感到既然中央来人，会有重要指示，可以搞到机密情报，向主子献功请赏。于是，他穿好衣服，跟着张英悄悄地到了前海沿。丁维樽从张英的谈话中觉察到声色有异，感到不妙，扭头就向滋阳路口跑去。就在这一刹那间，张英从容不迫地掏出手枪，乓的一声，这个叛徒应声倒在血泊里。

丁维樽被击毙的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王复元吓得魂不附体，坐上火车窜回济南。但是，他经过一番思考，立刻又返回青岛，到傅玉真家动员她到国民党市党部工作，“替夫报仇”。傅玉真迅即向市委汇报了情况，说明了王到她家去的规律。市委负责人牟洪礼和张英研究决定，首先再进一步认准王复元。第二天，王复元果然又到傅家，傅的嫂子李淑秀陪王谈话，傅玉真提着壶到马路对面茶馆去提水。牟洪礼同志穿着大褂，拿着草帽站在茶馆附近。傅玉真装作素不相识，从其身边走过时轻轻地说了一声“来了”，旋即提水回了家。一会儿傅玉真和嫂子出来送“客”，牟洪礼同志摇着草帽跟在王身后走去，张英也从对面慢慢地走过来，和王打了个照面，锐利的目光闪动了几下，认准了这个两手沾满革命同志鲜血的恶魔。

当市委收到徐子兴转来的情报，说王复元于八月十六日下午到山东路（今中山路）一一○号新盛泰鞋店取皮鞋之后，市委立即作了严密的部署。

八月十六日下午六时许，果然有一辆挂着车帘的黄包车停在新盛泰鞋店门前。王复元像惊弓之鸟，从车里钻出来遛进鞋店。早已守候在鞋店附近的张英，忙示意王科仁紧跟王复元进店，他自己站在店门前为王科仁作掩护。

王科仁进店后强压住复仇的怒火，若无其事地靠近柜台说道：“掌柜的，买双鞋。”他一连看了两双，嘴里说鞋小穿不上，要双大的，但两眼一直斜瞅着王复元的一举一动。当王复元拿起捆好的皮鞋盒子转身向门口走去时，王科仁迅即拔枪射击，乓的一声，子弹打中王复元的胸部，这个叛徒摇晃了一下身子，喘了一口粗气，一头栽倒在地。王科仁唯恐他不死，跟上一步，又连射两枪。霎时，山东路上乱作一团，武装警察闻声赶到，张英怒目横眉，右手紧握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谁再向前一步就打死谁！”武装警察们呆若木鸡，还没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张英和王科仁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在繁华闹市的中心，军阀韩复榘的捕共队长、大叛徒王复元被突然击毙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省，人心大快！在短短的六天之内，青岛市连续发生两起共产党处决叛徒的案件，吓得反动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可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青岛特别市长吴思豫，为了保命，多日不敢回自己的家，躲在军舰上过夜。

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张英奉党中央指示由上海去河南，任新组建的红三十二师师长。他为了改造部队的游击习气，深入连队调查情况，解决问题，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同时，积极组织部队侦察商城敌情，熟悉大别山麓的地理情况，努力为解放商城做好准备。

商城位于大别山北麓，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月下旬，张英通过商城地下党获悉：敌商城县县长宋慎，与固始、潢川两县县长联合，要消灭一股土匪，宋已将全部民团开到三县交界地，商城城防交给了红枪会长负责。张英认为这是夺取商城的有利时机，遂即决定解放商城。

十二月二十四日，张英亲率主力部队冒着大雪向商城挺进。同时，还派部分同志扮成“土豪劣绅”、商人和卖粮卖柴的群众，与赶集的人群一起向商城进发。次日拂晓，风雪弥漫，能见度很低，当部队抵达商城附近时，敌人尚未发觉，那些化了装的红军也混进了南关，直达内城南门。有两个敌兵在持枪盘查，化装卖粮农民的两名战士被拦住。他俩无奈，掏出枪来击毙了敌人。枪声一响，老百姓顿时混乱，化装的红军乘机抢占城楼，控制城门。这时，张英指挥九十七、九十八两个团同时攻击东门和西门。霎时，红军冲进城内，直扑衙门口十字大街。敌人被迫退进衙门大院，负隅顽抗。张英一面指挥部队攻击，一面又发起政治攻势，很快就拿下衙门大院。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战斗，解放了商城，消灭了一千多名反动武装，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指战员们欢呼雀跃，士气大振。

当天，张英向全师指战员宣布约法三章，出榜安民，动员商人开店营业，组织纠察队清查户口，并打开国民党政府的粮仓，分粮济贫。

一九三○年四月，鄂豫皖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二、三师，红一师师长由副军长徐向前兼任，政治委员李荣桂，参谋长张英。

同年五月，蒋、冯、阎在冀鲁豫三省开始混战，驻鄂豫皖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大部被调参战。徐向前、张英乘机指挥红一师向京汉线南部出击。六月中旬，首战杨家寨车站，全歼敌刘汝栋部两个连。战后红一师进行了扩编，从原来的八百余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余人。

六月下旬，敌刘汝栋不甘心失败，命其独立旅第一团自武汉北上广水，企图进犯郭家店。红一师获悉情报后，决定伏击敌军。徐向前率主力部队在阳平口东北山区设伏，张英带领特务大队至郭家店一带诱敌。七月一日中午，敌军正向郭家店进犯，途中遣我特务大队阻击，仓促应战，张英命部队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团长盲目骄傲，追入了我伏击圈内。徐向前率伏兵从左右两翼包抄敌人，张英趁势回击，红一师将敌军团团包围，战斗历时半天，敌全团被歼。

七月下旬，徐向前、张英又冒着炎夏酷暑，再次率师向京汉线出击。先攻下祁家湾车站，又奔袭花园车站。张英趁敌人无备，指挥三团迅速越过铁路，猛攻花园镇。经过一番激战，全歼敌钱大钧教导师第五团一千四百余人。战后，红一师迅即转移到花园以北小河溪，进行了第三次扩编，人员增加到三千多，战斗力大大加强。

十月中旬，红一军进行了整编，副军长徐向前调回军部，不再兼任红一师师长；红一军参谋长张英任师长。红一军前委也同时进行了改选，徐向前、张英同志均被选为前忝委员。一九三○年十一月，为了配合江西中央红军反“围剿”红一军奉命向长江沿岸挺进。张英率师奔袭黄安、新洲之敌，两战两捷，给“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大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十二月初，张英主持召开了红一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事委员会关于反“围剿”的指示。他强调主动出击，诱敌来犯，以实战配合中央红军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十二月中旬，红一师随军部进驻皖西，连克金寨、独山、叶家集，歼敌一个旅及三个营，缴获甚多。随后，张英率师南下，月底又在香火岭一带全歼敌军两个团。后又轻装北上，占领皖西山区要冲麻埠镇。红一师如此迅猛转战，搞得进犯大别山的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张英率红一师随军部西进，在商城县四姑墩地区截住逃敌一个团，就地全歼。一月中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按中央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中央派去的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原红一师和红十五军第一团合编为红十师，蔡申熙任师长，陈奇任政委，张英改任副师长，下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

一月下旬，红十师以“围点打援”的战术伏击敌军。师长蔡申熙率主力一部围困鄂东麻城以北之磨角楼守敌，张英率两个团在骑骡铺以北打援。麻城守敌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冰亲率四个团仓皇增援磨角楼，进入我红十师伏击圈时，张英命令发起进攻，敌人自恃兵力强盛，进行顽抗。张英一怒之下跃上战马，指挥战士们扑向敌人阵地，霎时，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围点打援”的胜利。

战后，蔡申熙、张英又率红十师北上，决心攻克新集（现河南新县）。这里是附近各地逃亡地主的黑窝子，寨内驻有千余反动武装，经常四处抢掠，屠杀革命群众，又因依山傍水，寨墙坚固，易守难攻，成为根据地的心腹之患。

二月十日，张英、陈奇率三十团进攻新集。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寨北挖了一条五十米长的坑道，用两口柏木棺装了三百多斤炸药和数枚山炮弹运到寨墙下。突然一声巨响，石寨墙被炸开一道一丈多宽的缺口，部队乘烟雾弥漫冲入寨内。张英一马当先，冲入敌阵。他右手挥舞战刀，左手紧握短枪，左右开弓，杀得敌人鬼哭狼嚎。红军战士们，一个个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奋勇扑向敌人。经过三小时的肉搏巷战，新集的敌人被全部消灭。

三月九日拂晓，在红十一师的配合下，蔡申熙、张英率领红十师对双桥镇守敌三十四师发起突然袭击。敌人从武汉调来三架飞机助战，并以密集炮火掩护向我反扑，战斗十分激烈，师长蔡申熙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张英一面组织抢救，一面指挥部队从正面发起强攻。敌腹背受创，突围逃窜，我红军猛追穷寇，全歼敌三十四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共俘敌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五千余支、迫击炮十门、山炮四门。战斗结束后，张英又被任命为红十师师长

至此，蒋介石对鄂豫皖边区发动的“围剿”，全被我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彻底粉碎。

四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又纠集二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加强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犯。敌四十六师于十五日进驻皖西之麻埠，妄图进攻金寨。下旬，张英奉命由豫东挺进皖西，在独山镇一带又全歼敌一个团零一个营，毙、伤、俘敌两千余名，缴枪一千二百余支。

五月上旬，蒋介石又重新部署兵力，企图合击、阻击我红四军主力。张英率师转移到新集以北之浒湾，重创敌四个团。五月下旬，又南下鄂东袭击黄安以南之桃花店，歼敌一个营。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张英随红四军军部，歼灭了敌人大量兵力，迫使敌人仓皇撤退。蒋介石企图五月底“肃清”鄂豫皖边区红军的迷梦彻底破产。

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五月十二日，他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决定，宣布撤销了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对红四军领导干部作了调整。张英仍任红十师师长，康永生任政委。

新集会议以后，张英、康永生对红十师进行了整顿补充，并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对地方武装赤卫队进行了训练，使每个有战斗力的人都武装起来参加反“围剿”。

同年七月，蒋介石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七月下旬，红四军奉命南下牵制敌军。八月一日，张英率红十师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随之，又南下浠水，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于曹家集全歼敌新编第八旅，并活捉旅长王光宗。随后继续南进，攻克广济，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威胁九江、武汉。

武汉守敌何浚闻风丧胆，除了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又调其十军军长徐源泉率两个旅截击红四军。

九月一日，张英指挥所部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与敌军激战于洗马畈，歼敌近千人。先后月余，张英率领的红十师连克三城，歼敌四个团，缴枪四千余支，俘敌五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一月七日，红四军与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在鄂东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张英调任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吴焕先任政委，下辖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共三个团。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旋即转至皖西活动。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鄂豫皖红军挺进豫东，张英奉命由皖西西进。当部队到达豫东商城、潢川地区时，军部指示“战役第一步首先打击蒋介石嫡系汤恩伯所率之第二师”。于是，红七十三师踞商、潢以东；红十师、十二师踞商、潢以西，形成了对潢川守敌汤恩伯所部分割包围的阵势。

一月二十三日，商、潢公路为我红军控制，商城与固始之敌的相互联系也被我红军切断，商城守敌完全陷入孤立。张英判断，商城敌人兵力集中，不利强攻，遂决定围点打援。他一面抽调部分兵力与兄弟部队配合佯攻商城，诱潢川之敌出援；一方面将主力埋伏在商、潢公路豆腐店一带，布好阵势，居高临下伏击敌人。

二月二日，当敌军汤恩伯之第二师与张钫之七十六师进红七十三师伏击圈时，张英指挥部队迅猛发起攻击，敌军难以支撑，纷纷逃跑，红七十三师乘胜追击，二月三日直逼潢川城郊

豆腐店伏击战，计毙、伤、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蒋介石嫡系军第二师遭歼灭性打击，敌师长汤恩伯也被其上司撤销职务。

然而，就在这次战斗即将胜利结束时，张英站在坟头上指挥部队追歼逃敌，突然头部被流弹击中，伤及语言神经，不能说话。后住中央分局疗养。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又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要转移外线作战，只好将正在疗养的张英同志护送去上海养伤。同年十月，张英在去上海途经武汉时，被我军释放的俘虏认出，遂遭逮捕，后在武汉城下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岁。

徐向前同志在回忆张英时说：张英同志从苏联回国后到上海，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上下级关系很好；工作很踏实，完成任务很坚决，是个很好的同志。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英勇果断，很会打仗，是个很优秀的指挥员。

张英同志精神常在，永垂青史！

北方早期工运领袖史文彬

郝英敏张传华

史文彬，原名银子，化名史志清，字志卿。一八八七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阳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山东青城县（今高青县）史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父史印谭、父亲史德森、母亲李氏都是勤劳节俭的农民。他排行第四，上有一兄二姐，下有一妹。一八九五年夏，青城一带暴雨如注，黄河泛滥，距史家村仅有一里远的马扎子大堤决了口，青城县“全境成泽国①”。史家滩地被淹没，房屋全倒塌，致使全家无处栖身，无粮果腹。

①《青城县志》一五十二页

一八九七年，史文彬众兄妹跟随父母背井离乡，奔向济南，得亲友资助，开了一小杂货铺，靠零售家乡特产——桑皮毛头纸为生。但因本小利薄，收入甚微，生活难以维持。不幸又遭官司，卖掉了家产，搬进关帝庙寄居。史文彬的父母，因忧愤交集，贫病交加，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年间相继去世。一九○一年，哥哥史文成托人将史文彬送进济南公益学校，半工半读。

一九○七年，史文彬在公益学校期满，转到济南铁厂做工。他目睹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帝国主义的强占掠夺，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剥削，产生了反抗思想。他常和工友们商量办法，与厂主、工头明争暗斗。厂主察觉后，正要勾结警察将其逮捕入狱时，他闻讯后逃遁隐蔽。

一九一二年，史文彬经友人推荐，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铆工场（车间）当了白铁匠。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帝国主义当年在北京开办的现代化京汉铁路机车修理厂。该厂厂长、厂务总管、工程师以及要害部门负责人，均由法国、比利时人充任；另有中国总监工及大小工头，负责管理工人。工人大部分来自京津破产的小工业者及河北带的穷苦农民。他们在洋人、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史文彬入厂后，由于待人热情，办事公道，技术又熟练，工友们都很钦佩他。在短短几年内，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工友，经常和洋人、监工进行斗争，为穷人说话、撑腰。长辛店大街上，常有灾民过往，扶老携幼，缺吃少穿。史文彬虽然寄予无限同情，但也无能为力。他一有闲暇，就和工友们议论如何能使天下穷人有吃有穿。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冒着凛冽的寒风，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湖南的学生，并深入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曾和史文彬等工友们促膝谈心①，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的谈话滋润着史文彬的心田，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他从此明确了奋斗的方向。

①《“二七”罢工斗争史话》二十九页。

一九一九年，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长辛店铁路工厂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跑到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晚上回厂后，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立即到学生宿舍打听消息。学生们把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吓跑曹汝霖的生动场面，一一讲给史文彬等人听，当他们听到群众的力量和斗争的胆略后深受鼓舞。从此之后，史文彬和学生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往来更加频繁了。曹汝霖的女婿、长辛店铁路工厂副厂长刘家骥，是极力反对工人参加五四运动的，并公开辱骂他们是“劣马害群”，扬言“谁要闹事就开除谁”。因此，激起了广大工人的反对。

五月七日那天，史文彬和几个工人、学生一起，手执钳子、大锤、铁铲等工具，抬着煤油桶，直奔刘家骥住宅。刘早已蹓走，其妻把门关得紧紧的。大家一气之下，把煤油往门上浇，点起火来。那个婆娘吓得跪在阳台上求饶，史文彬教训了她一番，带领工人、学生们走了。通过惩治刘家骥的斗争，史文彬看到了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力量。

六月三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学生一千余名，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更大愤怒。上海、天津、唐山、武汉、长沙等地的广大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们的爱国斗争。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的鼓动带领下，也走上大街，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夹道观看的人们也不断高呼助威，长辛店沸腾起来了。几天以后，他们还搞了一次提灯游行。

在工人逐渐觉悟起来，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长辛店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及其下层组织“救国十人团”。史文彬、陶善琮等人被选为联合会委员。

八月下旬，救国十人团派出代表，以史文彬为首，到北京参加反对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的请愿大会。在历时三天的斗争中，史文彬和大家一起，白天进行宣传，夜晚在总统府门前露宿。当时，天津“觉悟社”社员马骏等人不断地向请愿群众演讲，进行鼓动，史文彬也参加了。当反动军警前来捕捉马骏时，马毫不畏惧，仍在慷慨激昂地演说；马被带走时，还举手叩揖向大家告别。这种场面，史文彬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他很受感动，在他眼前仿佛揭开了一个新世界。从此，他的心胸大大开阔，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宣传反帝爱国更加积极了。不久，在他的参与下，救国十人团到附近农村演戏，宣传抵制日货，很受群众欢迎。

一九二○年四月，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人，趁学校放假之机，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达长辛店，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史文彬等代表长辛店的工人前往迎接。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一九二○年冬，史文彬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该组的工人成员之一①。

①《党史通讯》1983年第9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评述。”

五月一日，长辛店铁路工厂两千多名工人，在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在娘娘宫举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会（对外称俱乐部）成立，史文彬被选为委员长，并在大会上发了言。邓中夏当天赶到长辛店祝贺，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北京、天津、唐山、保定、正定、济南等地，也派代表前往祝贺。会后，工人们高举“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一小时教育”的标语，在大街上游行。史文彬和大家一起边走边唱着劳动补习学校教员们教唱的歌曲：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五一”节后，《共产党月刊》报道了长辛店工人纪念“五一”节和成立工会的消息，并赞扬她“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消息传到济南，津浦大厂工人们派李广义、黄锦龙等人前往长辛店参观学习。回厂后，他们依照长辛店的经验，成立了津浦大厂“工人俱乐部”。

长辛店工厂工会成立后，史文彬和委员们带领大家开展了“反工头”“斗监工”“撵厂长”、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劳工福利的斗争。在斗争中，史文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政治上逐渐成熟。正如邓中夏所说：“无论按阶级成分，按觉悟程度，按为人的诚恳实在，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史文彬几次到北京大学找罗章龙、邓中夏谈申请入党问题。一九二一年秋，邓中夏在长辛店二仙洞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史文彬同志入党后，斗争更加英勇。一九二二年，他领导工人痛打了工头邓长荣。邓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翻砂厂被交通系所收买的工头，是个欺压工人，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常在工人中造谣惑众，胡说什么“别听那几个穷大学生的”，“他们是赤化党”，“过激派”，“拿工人当枪使”。他还专门破坏工会，在工人中胡说什么：“那些穿大褂的大学生，又不是工人，有什么资格讲劳工神圣！”“哪个参加了他们的工会，赶快退出来，不然厂方就要开除。”更阴险的是，他竟派另一个工头去收买史文彬，一进门就说：“老史啊，你的手艺很好，人缘也不错，我保你长钱，当领工，可有一条，今后再不要跟这些穷大学生泡在一起啦……”史文彬没等他讲完，就斩钉截铁地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办工会，不是为了自己。我问你，你给我长钱，能给工人都长钱吗？”那个工头无言答对，灰溜溜地走了。

邓长荣殴打工人一事，引起了大家的义愤，纷纷要求予以惩罚。于是，史文彬和委员们商量，提出一定要显示工人的力量，打掉邓的威风，但不要将其打死，留个活口，将来好说话。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

一天中午，工会积极分子吴祯等几名青年来到工厂南门小桥上。一会儿，下班笛声响了，邓长荣这个坏家伙刚走到桥头，吴祯等一伙工人立即拦住去路，一面责问他为什么打人，一面就向邓噼里啪啦地打去。下班的工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煤块、石头、砂子一起向邓长荣砸去。接着，七手八脚，把邓长荣扔到桥下臭水沟里，弄得全身是臭泥巴。邓连忙爬起来，央求大家给他留条命。工人们看他也够受的了，就放他走了。

斗争胜利了，带来了工会大发展，要求入会的越来越多。但也有一些工人怕邓长荣报复，不敢报名参加工会。根据这种情况，史文彬和委员们商量，要把邓长荣这个坏蛋赶出长辛店，以解除工人们的后顾之忧。随后，史文彬等人找到邓长荣，当面对他说：“从今以后，如果长辛店再看到你，工人们饶不了你。我们只要你赶早离开，这事就算完啦。”邓长荣没办法，怕再挨打，只得乖乖地跑到天津去了。

邓长荣被驱逐出长辛店后，工会的威信更加提高，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人加入了俱乐部，大家以佩带蓝底金边会章为荣耀。史文彬和委员们在邓中夏等人帮助下，抓紧时机，依靠骨干，发动工人向厂方和路局提出了九项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开除五个强霸恶棍中的头一个——火车房总管郭长太。工会立即把工人提出的条件送交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要求迅速答复。过了一个多月，没见下文。于是，史文彬等委员决定，再通知赵继贤。八月二十日，俱乐部严正地发表了宣言，限三天内答复。否则，采取最后手段——罢工。广大工人们听到向赵继贤发出最后通牒，个个扬眉吐气，奔走相告。邓中夏等人，也亲自赶到长辛店指导斗争。

八月二十四日，罢工的笛声震荡着长辛店上空，工人们立即涌向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这阵势把洋人、厂长和大小工头们吓得龟缩在屋里不敢出来。

长辛店工厂罢工后，京汉铁路北段、中段的工人们，相继举行了同情罢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奉、正太铁路工人，都派代表到长辛店慰问。陇海、津浦铁路工厂，也相继致电声援。四面八方的慰问和声援，使长辛店工人斗志更加旺盛。俱乐部立即派出代表，率领几百工人到北京找赵继贤谈判。赵继贤看到形势对他不利，便勾结北京宪兵司令，由其出面迎接。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结果，赵继贤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当工人代表回长辛店后，工会委员王俊和史文彬审查答复条件时，发现原条件上提出的每人每日增加工资一角，被篡改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一角。俱乐部马上决定，再派工人代表去找赵继贤。赵见各地工人都在支援长辛店罢工，担心“工潮”闹大，不好收拾，就装疯卖傻地训斥秘书说：“你们办公文怎么这样不细心，改过来，改过来。”

“八月罢工”的胜利，在北方各铁路沿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罢工怒潮汹涌澎湃。九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路工厂工人罢工；十月十五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这些罢工斗争，像暴风骤雨，席卷中国北方大地。

十月，史文彬又带领工人们，到天安门前参加北京各界要求裁军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北京晨报》发了报道，还刊载了史文彬的照片。

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在全国罢工浪潮的影响下，京汉铁路沿线，陆续成立了十六个工会。一九二二年四月，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京汉铁路全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史文彬组织领导了这次会议。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筹备会又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成立总工会的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同时选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史文彬、凌楚潘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

二月一日拂晓，郑州全市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路排列，店门关闭，行人断绝。普乐院戏院被警察包围，代表住所也被占领。面对严重局势，各地代表和来宾都毫无畏惧，整好队伍向会场进发，并以军乐为前导，以匾额次行，代表们手执红旗并肩前进。突然，反动军警中途阻拦，并将各地团体赠送的匾额、对联、礼物大部捣毁，弃置道旁。代表们并不动摇，不顾生死冲开敌人的包围，拥入会场。会上，郑州铁路分会委员长高斌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同时宣布了章程和总工会的人选。群众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这时，反动军警突然拥进会场，强迫解散大会。工人群众异常气愤，林祥谦、施洋、史文彬、康景星等登上讲台，振臂高呼“强权无公理，工人要自由！”接着宣布散会。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做出三项决定：第一，二月四日中午，京汉铁路举行总同盟罢工，对军阀吴佩孚暴力镇压表示抗议；第二，代表和来宾马上离开郑州，回去组织并领导工友罢工；第三，总工会迁至江岸办公。并提出了“为争取自由作战”、“为争取人权作战”的口号。会议一结束，史文彬马上登上北去的火车，回长辛店。他在火车上考虑了罢工具体计划，又和同车的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分会的代表们共同研究了在罢工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史文彬到长辛店下车后，当即向工友们介绍了在郑州和吴佩孚斗争的实况，长辛店工人们个个义愤填膺。随即史文彬召集工厂工会委员们开会，传达了总工会的三点要求，共同研究了长辛店罢工事宜。

二月四日九时，史文彬在娘娘宫主持召开了千人大会。会上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举行同盟罢工的决定以及罢工命令、罢工纪律、注意事项。工友们慷慨激昂，怒火满腔，呼声震天动地，决心为自由而战。这时，史文彬出于对敌人的气愤，对工友们的感激，两只大眼睛里噙着泪花。少顷，他说：工友们为了结团体，办工会，受尽了苦，排除了千难万险，才组织起京汉铁路总工会。工会就是工人的第二生命。吴佩孚破坏总工会成立，侵犯工人的自由，剥夺工人的权利，大家要与军阀宣战，不自由毋宁死，不实行罢工条件，决不上工①。台下工人顿时高呼：“服从总工会命令！”“罢工！”“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就在这时，罢工的笛声响了，京汉铁路上的长辛店、保定、正定、石家庄、郑州各站都相继罢工，军车、货车、客车一律停驶。纠察队员和青年工人们，手拿着小白旗，一手握着木棍、铁棒，在工厂和火车站巍然挺立，严阵以待。偌长的京汉铁路，像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大地上。

①《二七罢工斗争史话》一二四页。

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的风暴，使帝国主义和吴佩孚大为震惊。二月五日，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使用武力解决罢工”。当日下午，北京铁路局长赵继贤从北京、保定等地调来两千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长辛店工厂，大街上设立了“对儿岗”，便衣、特务到处刮窜，侦察情报。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有勇有谋的史文彬和工会委员们秘密接了头，及时研究了对策。

六日下午，宛平县县长汤小秋和长辛店大街商会会长白辅仁，一同到工厂俱乐部，打算解决“工潮”问题。他们一进门就说：“史委员长，我们今天是做说和人来的，兄弟可是不偏不向，大家要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要长钱，我可以跟你们赵局长说，长一毛不行，长两毛。……”史文彬打断他们的话：“我们的条件很简单，罢工宣言上都有了。”守在门口的工友也说：“我们要的是自由，争的是人权！”小秋故作镇静地接上话茬：“我看还是先复工再谈判吧。”史文彬坚定地答复说“我们已有言在先，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我们分会没有权利。如若谈判，请你转达铁路局，去同总工会交涉。”有些工人也乘机搭上腔：“我们工人的事用不着你管！”史文彬把手向门外一伸，招手说：“汤县长，对不起，你请吧！”这时已是下午六时，夜幕已经降临。汤小秋、白辅仁见劝谕无效，像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六日深夜，北风呼啸，乌云密布，伸手不见指掌。史文彬刚从外面回到家中，忽听一阵狗叫，院内有几个人喊“史文彬住在哪里？”接着就是敲门声和枪栓声。史文彬知道这是军警来抓他了，便从从容容地走出屋门说：“我就是史文彬，你们干什么？”几个士兵围了上来，没敢动手。一个当官的骂着士兵，要他们动手捆。士兵一拥而上，就要动手。史文彬问“我没有罪，为什么捆我？”当官的是条癞皮狗，骂咧咧的史文彬进屋穿了件衣服，就被带走了。他和吴汝明等十一人当夜被捕，押在长辛店火神庙兵营，剥去衣履，加上镣铐，捆绑在地，准备天明解押保定。

七日清晨，工友千余人，聚集在兵营门口，一齐呼喊：“还我工友！”“还我自由！”反动军警竟向工人群众开了枪，弹如雨下；继之，马队赶来，横冲直撞，工人群众纷纷倒下了。结果，工人死亡四人，重伤五十余人，轻伤者无数。随即，史文彬、吴汝明等人被押上了南去的火车。从此，史文彬离开了长辛店铁路工厂。这一天，郑州、江岸、长辛店等地的罢工工人均遭到封建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被惨杀者四十多人，伤者数百人，被捕者四十余人，被开除者千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愤怒揭露了吴佩孚的血腥暴行。京汉铁路总工会也立即发表通电，控诉了吴佩孚和赵继贤、肖耀南等一伙的罪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曾通告全国，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已成为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共同敌人，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全国铁路工人和各界人民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及工会组织的号召，用各种形式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一些有正义感的国民会议议员，当时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动员下，曾到长辛店参观。他们当即发表宣言，指责军阀政府不应当用对付强盗的办法对付工人。

五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晚上，史文彬等十一人，被捆押到保定，关进“保定军政执法处”牢房，带上脚镣、手铐，还以铁链锁住脖颈。敌军法处长审问史文彬等人“为什么要罢工？受了谁的指使？”他们的回答是：罢工，完全是工人的自动，为着争自由，争人格！要问受了谁的指使，本来是吴佩孚、曹锟及其爪牙黄殿辰、赵继贤等激成的，并不受任何人的主使和利用。史文彬、康景星等人挨了无数的皮鞭，并罚跪在铁尖上。他们浑身伤痕斑斑，鲜血淋淋，凄惨怆痛，笔不忍书。但史文彬等人对严刑的摧残，看守的虐待，疾病的折磨，毫不低头，总是咬紧牙关，坚持和敌人斗争，而且，还要安慰同狱的人们要坚持下去。

后来，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声援，迫使吴佩孚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将史文彬、吴汝明、康景星等人由军法处转到“保定第二监狱”。在第二监狱里，可以放风、看报纸、写信、接见亲友。一天，看守喊“有人接见史文彬”。史文彬走到接见窗口，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有些愕然。这位青年学生却很热情很爽朗地抢着说：“大哥，母亲叫我来看你，家里的事由我们照管，你放心。”史文彬马上理解到这是党组织派来的人，心里充满喜悦，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讲起。但他只是慢慢地深沉地说了一句话：“我们这里一切都好，放心吧。”

党派人来了，给史文彬增加了无限的力量。他和难友们，在狱中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联系，开展活动，秘密建立了党小组，发展了张士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通过和保定地区张老太太的关系，和蔡和森等人建立了联系。他们把手中仅有的一点钱送给了一个看守，由他帮助秘密传送文件，取得狱外党组织的帮助。

一九二四年十月，全国各地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军阀内部分崩离析；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权迅速崩溃，由北方退走。我们党趁此机会从狱中救出了在“二七”罢工中被捕的史文彬等人。

一九二六年二月，他又出席了党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被派往京汉铁路发放“二七”难友家属救济物资和款项。因被长辛店工贼告密，他被捕入北京监狱，后被转到张家口监狱，判刑四年。不久，他趁一次劳动的机会，和民工接触、谈话，托民工送信给张家口工会。后经张家口工会奔走，将其保释出狱。

一九二六年夏，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革命军，形势更加紧张。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到达郑州，被派到铁道大队担任领导工作。铁道大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民革命军中成立的工人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史文彬带领铁道大队随国民军南下，在河南信阳地区和吴佩孚军队作战，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因吴佩孚援军赶到，国民军失利，向西北撤退。这时，史文彬等根据党的指示，转到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去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克武汉三镇，十二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国民政府随即迁往。史文彬到了武汉，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的司长，并在全国总工会任职。他积极组织了六、七百名铁路工人，夜以继日地抢修铁路，保证了军事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胜利前进。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在武汉举行规模宏大的集会游行。武汉国民政府曾派出三架飞机，低空飞行，向市民散发“二七”传单。当时，史文彬参与组织并领导了这一纪念活动。

同年四月十二日，七月五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白色恐怖下，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六

一九二八年，史文彬秘密到达上海，全家住在四川路一所小楼上。他出门就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手提一个藤包，慎重勤恳地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摆摊卖毡帽头，有时则化装到武汉、东北等地去指导工运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史文彬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①。

一九二九年九月，史文彬代表铁路工人，出席了在海参崴召开的太平洋职工大会。同年十一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②。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页（北方的红星一六九页）

②《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三三一页。

一九三○年二月，为纪念“二七”罢工七周年，他在《劳动》月刊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二七”热血激起了全国革命浪潮》一文。

一九三一年夏，史文彬化名史志清，带领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坐轮船到了青岛，又转济南，暂住亲友家中。他趁此时机，四处寻找党组织，谋求职业。由于当时山东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和职业均未找到，实在无奈，遂从黄河上乘木帆船返回故乡青城。这时，史文彬家无房无业，只好暂住在亭子李村其兄文城的岳父家。

一九三三年，为了长期隐蔽，以待时机，也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史文彬在青城县西门开了座“鼎新钟表铺”。他继续寻找党组织，谢绝一般社会交往，谨慎处世，很少出头露面。但他有时也和很要好的商人闲谈，对他们讲明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求解放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尖锐地驳斥了敌人的诬蔑和诽谤。

一九三四年秋，青城县警察局认为史文彬来路不明，形迹可疑，遂派警察吕宏子等将其抓去毒打拷问，问他在外边干什么，从什么地方来等等。史文彬坚不吐实，只说在外面做生意，没有固定职业。结果，被囚禁三天，经亲朋作保，才得释放出狱。

一九四○年，八路军清西分区部队在邹长、高苑地区活①动。史文彬得知后，为了接近八路军，立即搬到靠近八路军常去活动的徐家寨。同年下半年，史文彬在邹长七区找到了官庄乡长王凤祥。王凤祥立即派人送史文彬到清西专署所在地宋家套村，并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三团政委李曼村取得了联系。李曼村向清河区党委汇报了史文彬的情况。随后，清河区委用电报向党中央查询，经请示获准：将史文彬接到清河区委驻地——广北地区医院治病。史文彬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激动，眼含热泪连声说：“可找到啦，可找到啦。”并当即要求参加革命工作。

①《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三辑。

一九四二年冬，史文彬由三子史鸿祥陪同到清河区联系工作，途中突患疾病，他坚持到了清河区委。由秘书长王墨林安排他在行署纯化镇医院治疗。住院五天中，医护人员虽尽力治疗，精心护理，但终因医疗技术低，错用针剂，致使病情骤然恶化身亡。

史文彬去世后，中共清河区委负责人杨国夫等同志亲往吊唁，安排丧事，慰问家属，随后将史文彬遗骨葬入纯化镇烈士墓地。一九八四年清明节前夕，惠民地区已将史文彬烈士的骨灰，安放到滨州市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史文彬忠魂不泯，青山常在。

怀念爸爸张元寿

张定远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我只是从它上面才看到了日夜怀念的爸爸——张元寿烈士。照片上，爸爸穿着一件褪色的旧军装，严峻的双目注视着前方，仿佛在谆谆告诫我：战斗还未结束，要努力前进！爸爸留下的这张照片，我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每看一遍都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不断鞭策我奋发向前。

爸爸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在山东战场牺牲的，那时他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终年三十四岁。爸爸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爸爸是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一三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在本乡小学读书，至十一岁初小毕业。小学毕业后学做豆腐。至十五岁时，因对此职业不感兴趣，曾到厦门想另找职业，但未找到，只好返回家中。同年冬，又离家到白土，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一九二九年四月，他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于一九三一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九年夏天，爸爸回乡参加农民武装暴动，后组织游击队，任队长。一九三○年春，编入红军太平区补充团，任连长。一九三一年春，调到三十四师一○二团，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从此爸爸开始了长期的后勤供给工作，曾担任中央军委总经理部（即总供给部的前身）科长、处长等职。

爸爸担负的任务是组织人员到敌占区采购棉花、棉布、食盐和灯油等物资，供应部队需要。当时，中央苏区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反革命围剿，根据地在不断发展扩大。蒋介石反动派不甘心失败，继续组织更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攻。敌人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在经济上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在根据地周围设立了很多检查卡口，严密控制各种物资进入根据地，妄图把我军困死在山上。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搞后勤保障工作困难很大，然而爸爸不顾生命危险，翻山越岭，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关系，到敌占区采购物资，每次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三年，部队急需补充部分冬服，爸爸利用他熟悉长汀地区情况的有利条件，经过调查研究，及时摸清了县城商人的情况，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很快把一部分裁缝工临时组织起来，为部队生产了一批被服。爸爸这一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我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未能取得成功。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开始时，爸爸仍在总供给部工作。这时，我军的物资供应就更困难了。每天头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部队战斗频繁，走的又都是偏僻地区，群众生活很苦，因而部队需要的粮草往往保证不了，有时不得不到较远的地方去筹集。爸爸每天都和同志们一样为筹集粮草而奔忙。他处处吃苦在前，上级布置什么任务，他组织人员抢着去干，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一九三五年我军进入贵州梨平县后，军委组织先遣司令部，爸爸调去该部工作。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爸爸又回到总供给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总供给部与陕北红军供给部合并，爸爸仍任财政处长。一九三七年爸爸进抗大二期学习。同年秋，爸爸于抗大毕业后调回供给部任部长。

一九三七年冬，爸爸赴汉口参加军委后方勤务会议。会议毕，因临汾失守，潼关过不去，不能返回延安，爸爸奉命去南昌，参加改编新四军的工作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了，爸爸负责交通运输工作。这时，有一支由一百多名上海爱国青年职工组成的煤业救护队，随同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南昌。这是一个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红十字会名义出面活动的群众救亡团体，带有二十多辆运输卡车和救护药品，他们想留下来参加新四军。爸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兴奋地说：“你们来一个我们欢迎一个，来一百个我们欢迎一百个，愈多愈好，欢迎上海爱国青年参加我军。”这支救护队参加我军后，立即利用红十字会这一合法组织的运输卡车，把福建、江西、湖南等山区游击队干部和伤员迅速向皖南集中。同时，利用红十字会救济难民这一有利条件，出入上海，动员了不少上海爱国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为部队采购了不少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还扩大了新四军在上海的政治影响，建立了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的联系。

①抗战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九三七年十月，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爸爸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克勤克俭，关心群众生活，密切干群团结。当时皖南山区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部队干部战士的生活也是同样的艰苦，每个指战员每月只有两元零用钱，衣服和日用品非常简单。爸爸要兵站利用运输车辆来回之便，由机关单位作些商业经营，把赚来的钱补助生活困难的指战员，给衣衫不全的战士添置衣服。

一九三九年九月间，爸爸调到教导总队任队列科长。一九四○年又调到军部参谋处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军部为了积极备战，以军教导总队为基础组成二梯队，任命爸爸为参谋长。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调遣二十多万军队，配合日伪军进攻新四军其他部队。我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上尖锐地揭露了敌人的滔天罪行；在组织上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将新四军所属各部队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新四军江北部队编为第二师，第五支队编为第二师第五旅，爸爸任五旅参谋长。爸爸到五旅任职后即庄严表示：要搞好团结，做好工作，坚决完成任务，为开辟华中敌后战场、抗击日寇、反击蒋匪军进攻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为皖南事变牺牲的烈士、遇难的战友、受害的群众报仇雪恨。

一九四二年底，五旅奉命返回淮宝地区，进行短期整训，于一九四三年初回到淮南兼路东分区。时值春荒，部队要协同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做好救灾工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形势，要迅速将武装力量按照主力、地方兵团、民兵组建起来，以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加强原有地方兵团四个支队，新建一个支队开辟甘泉地区，把天扬公路以东地区与华中根据地连成一片；还要全面整顿民兵。爸爸日夜奔忙，协助旅首长和有关部门及时地完成了这些紧迫而又艰巨的工作。这年夏秋之间，发生了传染病——疟疾，部队由路东转到路西①，必须尽快扑灭疟疾，以保持战斗力。在此紧急情况下，爸爸亲自抓医务工作，突击治疗疟疾，很快就消灭了这一病害，保证了部队转移路西任务的完成。

①指津浦铁路以西。

一九四三年秋，五旅改兼路西分区。当时路西的三角斗争形势极其尖锐复杂，以军事斗争为主，进行着各种斗争。一次，在粉碎日寇扫荡、击退顽军进攻后，爸爸及时召开旅直属单位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爸爸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反扫荡和反摩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各单位要乘战斗间隙抓紧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素质。要检查武器弹药，对干部、战士进行爱护武器装备教育。我们目前还没有兵工厂，我们的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因此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武器。各单位要在驻地周围了解访问群众的损失情况，抽出一部分力量帮助群众生产，并要再勒紧一下裤带，对受损失大的群众进行一点救济。

爸爸长期搞后勤工作，深知部队和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重要性，每当知道有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他总是严肃处理，从不迁就姑息。他耐心地和犯错误的同志谈心，指出错误的危害和根源，并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自绥，迅速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和工作，不仅巩固了原有地区，还开辟了淮南铁路沿线和寿县地区，把武装斗争推向敌占区和淮南路西。

国民党顽军在我军不断打击下，与日伪秘密勾结，相互配合向我进攻。一九四四年秋末，日寇集中定远、滁县、全椒等县的日伪军近万人，分路向我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破坏了我军防御埆军进攻的阵地工事，给顽军进攻我军打开了通道。国民党广西顽军一七一师分两路，紧跟日军进到我区边沿，伺机进犯。我以游击战积极打击日伪军，集中主力以运动战打击顽军。日寇遭我军不断打击后撤出根据地。顽军于日寇撤退之际，企图乘我军尚未集中之机，以四个主力营和三百多人的地方武装，向我占鸡岗、董大圩、元寿集进攻。我军以一部兵力占领和修复了阵地，主力隐蔽集结。我先以阵地守备战消耗敌人，激战一天，歼敌一部，分割包围其大部，随即展开围歼战，到第二天下午将其全歼。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爸爸仍任五旅参谋长，率部参加了路西、路东的战略反攻作战。同年十月间，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奉命“北移山东”，将新四军的苏南、浙江、皖南、皖中四个解放区的革命队伍向淮安周围集中。十一月间，新四军的队伍在完成了新的战略转移之后，组织上打算让爸爸主持组织新的军供给部工作，征求爸爸意见，爸爸要求上前方，于是任命爸爸为苏中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爸爸改任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分管后方勤务方面的军务。一九四六年七月间，爸爸参加了有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苏中战役后，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龟缩在海安一座孤城里，我前线大军正准备一举围歼这孤城残敌。就在这时，国民党徐州“剿总”瞅准了我军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兵力空虚，从徐州偷偷派出两个军，沿着老运河南下，直扑淮阴城。于是，我苏中前线大军只得连夜撇开海安，兼程北上，回援两淮。

由于我们部队北上是轻装行军，粮秣、医药、骡马等等都丢在苏中地区。部队一经在淮阴城外打响，这些后勤供应方面的困难，就异常尖锐地暴露出来了。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爸爸赶到了前线，详细查问了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了解了作战和生活上亟须解决的物资供应，即釆取了现场办公和直接供应的办法，给予了及时有力的解决。这充分显示了爸爸深入实际，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和严细明快的优良作风。

一九四六年冬，爸爸调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这时，蒋介石集中十八个旅对我盐城、阜宁、涟水地区进犯。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等同志指挥下，于这年十一月将其击败，歼敌约万人。十二月，我军又在宿迁以北歼敌三个旅二万多人。蒋介石恼羞成怒，调动了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共三十万人，南北夹击，声言要在鲁南决战。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胜利地进行了鲁南战役，歼敌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二月，又在莱芜地区歼敌七个整旅，共六万多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七个整旅的光辉记录。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爸爸分管的后勤工作做得较好，保证了大部队的供应，为战役取得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陈毅同志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张元寿同志很好，见到军队穿、吃、用的事就抓就要。”

一九四七年三月某日，爸爸和同志们坐着一辆中吉普，从野战军总指挥部出发，去张店、周村一带巡视，看还有没有遗弃的军用物资可以收集，以便补充休整队伍的需要。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刚到张店近郊，忽然空中响起敌机“格格格”的机枪声，汽车急忙煞住，大家跳下车找掩蔽处，但是爸爸不幸中弹，躺在血泊之中。爸爸就是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他的最后一滴血。

爸爸牺牲后，在周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陈毅同志致了悼词。他说爸爸是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为革命鞠躬尽瘁，贡献了他的一生。

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他的光辉一生，一直鼓舞着我。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我一定发扬您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把您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戎马青春忠勇为党

——符竹庭烈士传略

临沂烈士陵园

符竹庭同志十五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六岁转为共产党员。参军后，历任政治交通员、团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经历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过平型关大战；后东渡黄河，转战于冀鲁边、鲁西、鲁南和滨海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三十一岁。

符竹庭同志牺牲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称赞他一贯忠勇为党，一贯工作踏实，有创造性，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之一。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赞扬他是一个政治上、军事上都比较强，有能力的优秀干部。

符竹庭同志，一九一二年生于江西省广昌县头陂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七岁就失去双亲，同年迈的祖母相依为命，靠耕种一亩薄田维生。十一岁那年，在本村夜校学习了三个月，后到一家杂货店当了将近四年的徒工，咽下了无数悲愤的泪水。阶级的剥削，社会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后，部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经临川宜黄到达广昌，路过头陂，向广东进发。符竹庭看到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交易公平，又听到他们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逐渐懂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求解放的领路人，它领导的军队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党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江西省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势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年仅十五岁的符竹庭经过暴风雨般阶级斗争的洗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为共产党员。这时，为了解放普天下受苦受难的群众，符竹庭同志毅然辞别了老祖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独立二团任政治交通员。

不久，惨无人道的“铲共军”得知符竹庭同志参加了红军，竟放火烧了他家仅有的一间破屋，杀害了他唯一的亲人老祖母。敌人的凶残，更加激发了他的阶级仇恨。

一九二九年，十七岁的符竹庭就担任了独立二团下属一个大队的政治委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创建的中央苏区不断扩展，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湘赣、湘鄂赣两区部队会合后，组建了红军第三军团。符竹庭同志先后任红三军团七师特务团政委、二十一团政委、一团政委等职。他一贯表现对党忠诚，经常说：“没有坚强的党性，就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在著名的雪山栋、猫嘴峰等守备战中，他率领红一团指战员坚守阵地，顽强奋战，打退了数倍于我而且配备精良的敌人，并创造了战时的政治工作经验。为此，中央军委授予红一团“顽强守备”的光荣称号。

一九三二年，符竹庭同志调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师第十九团政治委员。同年夏初，蒋介石亲率五、六十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敌人这次“围剿”，首先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重点是鄂豫皖，然后向中央苏区进攻。符竹庭同志曾带领一个营，在鸡公山鏖战数倍于我的敌人，打得他们狼狈逃窜，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中央军委曾授予符竹庭同志二等奖章。

一九三四年，符竹庭同志在长征中被提升为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他和二师其他领导一起，指挥部队历尽艰险，斩关夺隘，屡建功勋，为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六年六月，党中央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在陕北瓦窑堡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原名红军学校）。符竹庭同志是第一期抗大高干科学员。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聆听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提高了军事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符竹庭同志被调任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符竹庭同志又改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八月底九月初，一一五师奉命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太原一带，他看到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退，丧魂落魄，到处烧杀掠夺；爱国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哭诉日寇的罪行，并深情地为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战士送行。符竹庭同志目睹国家受侵，山河破碎，蒋介石兜售“不抵抗主义”，同胞们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他怎么能不心潮起伏，义愤填膺！部队经原平、繁峙、大营，进驻冉庄，进行了战斗准备。符竹庭同志在师、旅首长的统一部署下，召开了本团排以上干部会、党团员会和士兵大会，为参加平型关大战作了战斗动员。他指出：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中国人民的子弟兵，要有中国人的骨气，要为消灭日本法西斯打出八路军威风，要耍为中华民族雪耻，要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他铿锵有力的动员，震撼着人们的心弦。指战员们个个热血沸腾，紧握着拳头高呼：“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消灭日本法西斯！”

九月二十五日，在震撼中外的平型关大战中，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六八五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设下伏击圈，主攻日寇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我一一五师广大指战员同仇敌忾，一举歼灭日寇辎重部队一千多人，击毁汽车百余辆。平型关首战告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忱。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同志奉命东征，率三四三旅部分人员由山西出发，抵达冀鲁边区之乐陵县城。随后与地方结合，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整编了当地武装，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符竹庭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经研究认为敌强我弱，不利于我军集中活动，必须迅速分散，这样有利于捕捉战机消灭敌人，也有利于配合地方党开展新区工作。于是，他们分了工，符竹庭同志率政治部和部分队伍，活动在阳信、惠民、商河一带，运用游击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神出鬼没地破公路，拔据点，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符竹庭同志作风朴实，平时，他和警卫员、勤务员一同吃饭。他有一件皮大衣，毛都落了一大半，但是他仍旧穿着；他穿的鞋子，直到烂得没法穿了才扔掉。他很关心战士，有了伤病员，他就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马牵去给他们骑。晚上宿营，他总是想到战士们，自己没空，也要别的同志去看看大家用热水烫了脚没有，情绪怎么样。平时，他自己还抽空找战士们谈心，了解大家的思想情况。由于他平易近人，与战士同甘共苦，所以大都愿意对他讲知心话。他常对干部们讲：“我们要面向连队，深入连队；如果我们在生活上不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就不能深入到连队中去。”在符竹庭同志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军上下团结战斗，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驰骋于鲁北平原。

“肖符纵队”①驰骋在冀鲁边区，日寇如坐针毡，他们妄想以频繁的“扫荡”、严密的封锁来扼杀这支抗日部队。符竹庭同志明白，越是环境艰苦，越需要用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大家。当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刚传到冀鲁边区时，他就拿着油印本组织宣传科的同志们编写学习提纲。并亲自向干部、战士宣传讲解。在他的辅导下，大家学习的很有成效。在那艰苦的年月里，他还指导宣传科创办了《挺进报》、《挺进月刊》。同时，还编写了部分政治学习教材和军事训练教材。另外他又协助津南、鲁北地区创办了地方性的《烽火报》。这些报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及时宜传了抗战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了胜利的捷报。他还组织部分同志谱写了《冀鲁边进行曲》，鼓舞广大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的胜利！

为培养和造就大批抗日干部，冀鲁边区在乐陵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符竹庭同志担任校长。他亲自审定教材，并参加讲课。还经常与学员们吃住在一起，共同研究问题。他常对大家说：“青年人要好好学习，免得后悔。”学员们都把他视为良师益友。

鲁边抗日根据地军民对肖华、符竹庭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称呼。

一九三八年底，经过我军艰苦奋战，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盘踞在盐山四区的县民团团总孙仲文顽部，极力破坏抗战，不断制造摩擦，骚扰百姓，无恶不作。挺进纵队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曾派津南行署专员杨清远同志同孙仲文进行谈判。孙却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竟无理地提出要“编掉我军”。因此，上级指示挺进纵队坚决消灭孙仲文部。纵队决定由符竹庭同志任指挥。符竹庭同志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了作战方案。接着，他亲自率领五支队插入盐山四区中心酥集一带，攻打孙仲文的“大本营”；另有杨清远专员率六支队攻打赵村，去消灭匪军的“东团”。由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全歼孙部顽匪，生俘孙逆仲文，缴获大批军械、弹药。随后，符竹庭同志又率军打垮了冀鲁边五县联防反动武装，并争取了中间势力，壮大了抗日力量。这时，我军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开辟了津南、鲁北两个专区。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这两个专员公署所管辖的乐陵、盐山、沧县、庆云、新海、无棣、宁津、南皮等十五个县，相继建立了民主政权。肖华和符竹庭同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创建冀鲁边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一九三九年底，肖华、符竹庭等同志奉命率军转入鲁西。符竹庭同志调任一一五师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兼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底，符竹庭同志又调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委，曾国华同志任旅长。一九四一年春，教二旅奉命由鲁南挥戈东上，进入滨海区。当时，赣榆、郯城、海陵等县都还在敌伪顽的控制之下，而且土匪蜂起，局势极为混乱，抗日人民常遭屠杀，抗日活动屡被破坏。符竹庭同志知难而进，指挥所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开辟了抗日民主地区。

一九四一年三月下旬，教二旅在山东纵队二旅配台下组织了赣榆县的青口战役，经四天战斗，歼敌伪千余人，拔除海头、兴庄等八处日伪据点，解放了从青口到柘汪大片海地区，并打通了滨海区从海上与华中、胶东等地的联系。同年八月下旬，教二旅一部和师教导大队，在沂、沭河之间进行了反击梁钟亭顽部的战役，粉碎了梁顽企图切断我滨海区和鲁南区互相联系的阴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符竹庭同志受山东分局朱瑞同志和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的委托，在滨海边联区徐班庄迎接了刘少奇同志①。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加强了群众工作，为“双减”运动的普遍开展作了准备。同年十一月上旬，为配合沂蒙反“扫荡”，教二旅主力与独立旅等部在海陵进行了反“蚕食”战役，连战一周，克服了十六处伪军据点，恢复了被敌伪“蚕食”的三个半区的根据地，歼、俘日伪军近千人。此外，同年八月到十二月中旬，教二旅还奉命配合山纵二旅、教五旅、滨海军分区部队先后进行了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十二月十七日歼灭国民党东北军孙焕彩部两千余人，终于使甲子山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①刘少奇化名胡服，受党中央委托由苏北盐城来山东视察工作，帮助山东分局总结抗战四年来的工作，就对敌斗争、统战、群众运动、党的建设等作了重要指示。

教二旅刚进入滨海区时，没有固定驻地。敌人对我抗日民主地区实行严密封锁，因之我军经济相当困难，生活非常艰苦。平时常常以地瓜秧、子、豆饼为主食，连苞米都难以吃上；春天到了，战士们的单衣还没有着落；武器弹药很难得到补充。符竹庭同志到师部找到罗荣桓政委，请求上级给予解决。罗政委爽朗地笑了笑说：“师供给部还有二百块钱。你要，可以全部拿去。”符竹庭同志一听师部也很困难，连忙说：“那可不行，那可不行！”罗荣桓又语重心长地说：“现在除了自力更生，没有其他办法；有了自力更生，我们就有了一切。符竹庭同志是个善于动脑子、善于领会上级意图的人。”他笑了笑说：“明白了，坚决执行。”从师部回来，他回味着罗政委的活，又想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的号召，决心打好经济仗，以便渡过难关。

于是，他到海滩、山坡各处去察看，找老乡、地方干部了解当地过去和目前的生产情况，并召开了几个生产座谈会，终于找到了部队开展生产的一些门路，提出了“生产节约，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口号。随之，一个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立即在教二旅开展起来了。符竹庭同志身先士卒，亲自带领干部、战士们开荒种地、养猪、晒盐，还建起了磨坊、粉坊和油坊。后来又办起了被服厂、兵工厂，使部队各方面的需要逐步得到解决。

伴随着生产运动的开展，一个勤俭节约的高潮也掀起来了。符竹庭同志亲自拟定了计划，号召大家“一身棉衣穿两年，缝衣补鞋，不浪费一点东西”；还规定每个信封要用两次等等。有一次，后方为他缝了一套较合身的衣服，他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并批评说：“这是不应该的，这就是浪费。”每当他遇到穿着比较别致的同志时，他总是不客气地说：“我不反对大家吃好的，穿好的，不过我们应该看看战士和群众的情形；如果我们这样特殊，怎么能深入连队去接近群众呢！”由于他以身作则，对大家要求严格，检查认真，所以全军上下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蔚然成风。

符付庭同志为了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他又分头召开了各种人物的座谈会，虚心倾听大家的反映。并根据各方面的要求，果断地取缔了由地主、土豪、流氓等把持的盐巴收购所，调整了税收政策。他还亲自到集上去，调查研究弄清了法币和北海票的兑换比例，根据人们信任北海票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路北①停止使用法币，从而稳定了金融。接着，他又主持滨海区党委成立了工商管理所，命各大集镇普遍建立工商管理机构，还颁布了包括金融、粮食、食盐在内的经济管理办法。这些措施，对打击不法奸商，活跃集市贸易，改善群众生活，都起了积极作用。

①从莒县到日照的公路北面的抗日根据地。

符竹庭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深刻认识到，没有群众就不能革命，因此他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如马啃树皮，行军踏了青苗等问题，他一知道就要提出批评。他常说：“爱护群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这是革命军人的标志。”他常用这句话教育部队。有一次教二旅在赣县徐班庄筹备抗日烈士墓落成典礼大会。大会秘书处请房东腾一处新房子，房东不乐意。眼看开会的日期逼近了，大家都很着急。有个通讯员蹲在墙角里咕哝：“这家伙真顽固，看来不揍他一顿他是不肯腾的！”这话被符竹庭同志听到了，就批评通讯员说：“你的群众观念哪去了？对群众这样子还能行吗？”事后，符竹庭同志亲自对房东说明情况，进行动员，房东欣然腾出了新房子。

符竹庭同志还善于团结干部，大胆使用干部。他经常深入连队，了解干部情况，听取群众反映。不管平时或战时，一遇到问题，他喜欢问干部：“怎么办？你说，你说。”这成了他征求意见的口头语。一旦对问题进行了民主讨论做出决定之后，他总是坚决贯彻，要求严格，赏罚分明。他善于耐心教育帮助下级，身教重于言教。他常说：“对干部要热情培养，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因此，凡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反映他“既严肃，又可亲”

一九四三年一月，为了配合冀鲁边区进行反“扫荡”，并粉碎敌人对滨海区的封锁，我一一五师教二旅及地方武装用“翻边战术”袭击滨海敌伪据点——郯城。攻城之前，部队先动员了上万民工，破坏了郯城南北的公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使敌人援兵难以很快到达。接着，又组织了几千民兵配合少数部队，对临沂、青口公路上敌伪盘踞的重镇醋大庄展开围攻，把进行“蚕食”的敌人紧紧牵制在沭河沿岸。

一月十九日晚总攻开始了。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符竹庭，率领教二旅指战员从十八里路以外，穿过敌人稠密的据点，直扑郯城，当夜即占领了南关。

突然，城西响起了沉闷的枪炮声，大批增援的鬼子兵与我阻击部队接火了，形势对我非常不利。在城外一间小屋里，旅部又召开了紧急会议。有的同志主张撤退，免遭敌人内外夹击。这时符竹庭同志站起身来，用坚毅的目光看着大家，一字一句地说：“撤，当然保险，但我们攻城的计划就全部落空。我们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撤退就要前功尽弃。现在只有集中全部轻重火力突破一点，冲进城去，夺取胜利！”他果敢地挥手，“我的意见，坚决打！”

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立即下达了命令。各团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迅速集中火力，霎时，无数条机枪火舌伸向城头，呼啸的炮弹在城墙上爆炸。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趁着弥漫的烟雾，我突击队员竖起云梯，爬上了城头。接着，后续部队潮水般地冲进城里，追歼残敌，敌人蜷缩在城中心的伪县政府内负隅顽抗。符竹庭同志命令爆炸组炸开了伪县政府的院墙，二百多伪军、伪政府人员举着双手缴械投降。郯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次战斗毙、伤敌伪千余名，俘虏日军三人，伪军四百多名，缴获枪械物资甚多。二十二日，敌人又来增援，北门外战斗激烈，符竹庭同志亲自跑到北门炮楼上瞭望，忽然一颗炮弹打中了炮楼，楼墙坍塌了一半，他却从容地走出来对大家说：“要沉着，好好地瞄准，一个一个地打。”我军撤退时，符竹庭同志始终走在最后头，敌人追击，来势汹汹，符竹庭同志提着驳壳枪抵抗。待部队转移后，他才从后面赶上来。别人问他怎么不早点退下来，他毅然回答：“如果我也只顾自己的话，那可就糟了！”他这种公而忘私，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广大指战员的赞扬。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八路军五师和山东纵队各旅的番号撤销，机关与军区、军分区合并。四月下旬，中共滨海地委改为中共滨海区党委，军分区改为军区，教二旅番号撤销，符竹庭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治委员。张晔任区党委书记，孙汉卿任组织部长，王众音任宜传部长，陈士榘任军区司令员，万毅任副司令员。从此，滨海区的一切军政建设走向正规，尤其是经过全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积极贯彻了区党委关于执行分局的五项任务的决议，更是一个飞跃的进步，组织机构也达到健全的程度。

十一月十九日，滨海军区部队奉命攻占赣榆城。晚上寒气袭人，陈士榘司令员和符竹庭政委率领一支六千多人的队伍团团包围了这座县城。战斗开始了，由几名侦察员化装成的老百姓，扛着装在面袋里的炸药去叫城门。我们的内线，伪一四二团上尉副官刘连城在城门上值班，他装模作样地盘问了一番，叫站岗的士兵打开城门。他立即划了一小撮火柴照了一下，侦察员们混进了城里。这时，符竹庭同志隐蔽在离外壕不远的坟堆后面，借着月光看到侦察员们已经进城，便向后招了招手，轻轻地喊了一声“冲上去。”埋伏在他身后的突击队员和公路两侧的部队立即扑向城门，勇猛地冲进城里。

符竹庭同志果断地命令：“调炮来，消灭中心炮楼。”不一会，从鬼子手中缴获的钢炮拉过来了，炮口对准了敌炮楼。经过战地宣传，敌人拒不投降，于是他下令开炮。“轰”的一声，炮弹在敌炮楼上爆炸了，炮楼的上半截哗啦一声倒塌了下来，烟雾四处弥漫，我军阵地上活跃起来了，大家齐声欢呼“打得好！”

五分钟又过去了，还不见李亚藩投降，正要发起攻击，只见伪一四二团团长黄胜春押着伪旅长李亚藩和伪一四一团团长张星三走过来了。原来黄胜春有些爱国心，又经过我党长期教育争取，持中间立场。在这次攻城战斗中，他履行了保持中立不参战的密约。当他看到我军攻势勇猛，敌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便主动采取行动，生擒了李亚藩、张星三这两个汉奸，指挥一千六百多伪军官兵向我军投诚。

二十日下午赣榆城宣告解放，全城人民群众欢呼雷动。这一仗，我军只伤亡十九人。伪和平建国军七十一旅和伪保安队、盐务警共两千多人，从旅长到伙夫全部被歼；日寇妄图打通海（州）青（岛）公路、“蚕食”我滨海根据地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滨海部队撤出赖榆城，转移到黑林区旦头乡一带。二十六日晨，敌援军赶到，合击我滨海军区机关，符竹庭同志指挥警卫部队反击。他身先士卒，乘战马驰骋疆场，不幸落马受伤，经德国名医罗生特尔大夫抢救无效，光荣殉国。

滨海军民遵照他生前的嘱咐，将其安葬在巍峨的抗日山①上，在庄重的六角石墓的正中，镶嵌着他气宇轩昂的铜质头像。

①抗日山原名马鞍山，在江苏省赣榆县西部，一九四一年初，符竹庭同志亲自选定在此山建立烈土陵园，更名为抗日山。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边战斗边建筑，到一九四四年完成。解放以来，赣榆县人民又不断进行了维修扩建。

一九四四年冬，赣愉县人民为了纪念符竹庭同志，曾将该县改名为“竹庭县”；还创作了一首《纪念符竹庭》民歌，赞扬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英灵千古，浩气长存！

符竹庭同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他壮丽的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李敬铨传略

刘明义

李敬铨，字子衡，又名李国栋，曾用名李敬泉、李镜铨、李英杰、李铨、李金泉等。原籍济南历城鸭旺口村。一九○四年生于济南市奎文街。其父原在济南经营小煤炭店，在李敬铨出生前几个月即病故，其家境遂日渐贫困。李敬铨到了入学年龄，其母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供他读书。先念私塾，后入小学，读完小学后，考入了济南师范讲习所。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李敬铨初步接受了新思想，积极投入了济南学生界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二三年，青岛大康纱厂派人来济南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培训工师，李敬铨与济南一中、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的一批学生应招进了青岛大康纱厂。该厂是日本人开办的，厂里的工人直接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李敬铨等学生出身的工人，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就在工人中间活动，积极酝酿反抗斗争。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青岛纱厂的大罢工，从上海派工会代表江元清、张佐臣携款赴青慰问，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吴雨铭赴青慰问，中共山东省委派刘俊才、王翔干、李慰农到青岛指导罢工斗争。

大康纱厂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编了军歌，并组成了武术纠察队，严厉教训了破坏罢工的工贼。厂主在内外压力之下，又眼看着纺机正在锈蚀，势不得已，只得答应与工会代表谈判。李敬铨、司铭章、李春荣等代表，在先后二十二天的谈判中同厂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厂方于五月九日答复了改善工人待遇等五项条件，并签订了复工条约。于是，李敬铨等人遂指挥罢工委员会于五月十日下午三时，召开了由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和学生、商界代表等一万八千余人参加的庆祝罢工胜利大会。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反动军警首先围困了大康纱厂，摘去工会牌子。工会立即下达了罢工的命令；不到一小时，三厂一律停车，并将警察厅长团团围住。第二次罢工一直闹到当晚九点，警察厅请示督办公署将工会牌子归还工人之后，工会才下令开工。

五月二十八日，胶州湾突然开来两艘日本舰艇。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张宗昌又出动了驻青岛海军陆战队两个营，陆军两个营，青岛保安队两个大队和一批便衣警察，共约三千人左右，偷偷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和工会办事处，武装驱赶工人出厂，大肆绑架工会领导干部。即日清晨李敬铨便在大康纱厂宿舍被秘密绑架逮捕。这一天，工人纠察队和反动武装发生了冲突，当时就有八名工人被打死，十七名工人被打伤，七十二名工会干部被绑架逮捕。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对纱厂工人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成了“五·卅”惨案的直接导火线。

李敬铨等七十二名工会干部于五月二十九日下午被解到瞥警察厅东镇分局，全被关在一个大禁闭室内。李敬铨和工会领导提议召开了全体会议，统一了思想，决定由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等承认是罢工领导人，并承担起全部责任，其他工会干部尽量避免暴露身份，还统一了受审讯时的口径。敌人审讯后果然将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李怀材、闫思栋、范喜祖六人作为罢工首犯，并解送到济南执法处关押。

“青岛惨案”拉开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帷幕。“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全国人民都声援支持在青岛惨案中被捕的工会干部，李敬铨等人在狱中和军阀当局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军阀张宗昌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得不于七月一日将李敬铨等六名工人代表释放。

据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申报报道：“本日（七月一日）下午，该代表即函执法处。事先济南学生会，市民雪耻会，各界外交后援会等对沪案各团体在省教育会大楼筹备欢迎。届时用马车两辆赴执法处迎接代表者。御车者手持红旗，上书欢迎工人代表出狱字样，各代表胸前均悬红花，沿路观者如堵，均欢呼工人代表万岁。至会场后即振铃开会，由李郁亭主席致欢迎词。略谓：工人代表系与帝国主义者奋斗而被捕，并非要求个人权利，为国牺牲，真堪钦佩，特开会欢迎之。次由（学生会代表）吴石美致欢迎词，工人代表李怀材、苏美一致答词称谢，并谓不能以被捕即屈服于帝国主义者，将来决仍继续奋斗，继续演说者有范予遂、王铭录等。六时摄影散会。”

李敬铨在获释的当天，即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由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用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秋，李敬铨被组织派回原籍鸭旺口搞农民运动。鸭旺口在济南城东北约五六十里的小清河南岸，是一个较大的村镇。镇上驻有军警缉查队三四十人，还有若干马匹，敌人统治比较严紧，过河的来往行人都要盘查。李敬泉的伯父、伯母在原籍家境颇富裕，唯恐受敬铨的连累，所以不让其进家。李敬铨同苏美一来到鸭旺口，只好住在挚友街坊兄弟李敬朝的家里。李敬铨经常到四周村庄，深入到贫苦青壮年农民中去宣传革命道理，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鸭旺口、马家村、达子营是他活动的主要地点，另外也常到董家庄、曹官庄等村去搞宣传，在陈家圈、陈家岭、大王家庄等地也发展了些关系。为了把农运活动搞得更加深入，并及早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他曾邀请济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宋伯行、省委委员刘俊才到鸭旺口检查指导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后，李敬铨又被调回青岛搞工人运动。虽然他在原籍只活动了四十多天，但他却为几年后党在这一带建立组织、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敬铨到青岛后，工作非常努力，但是，反动当局跟踪盯梢很紧，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之，党又调他回济南搞工人运动。

一九二六年夏，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到鲁北去开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入山东，他同延伯真等积极组织了鲁北八县（平原、德县、夏津、禹城、陵县、高唐、恩县、商河）农民暴动的准备工作。虽然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鲁北农民暴动没有举行，但在鲁北广阔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八年三月洪山矿区党支部，在李敬铨、张洛书等人的指导帮助下，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指示，认真地开展了职工运动工作。李敬铨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深入到淄川炭矿所属的八行、十行、南旺、石谷等井去串通组织工会。经过一段酝酿筹备，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在淄川炭矿套门外洪山镇余盛街正式成立了工会。工会办公的地址原是老巡警局驻的房子，他们不住了，就把门窗堵了起来。李敬铨带领工会会员拆开门窗，在门口挂起了一个一人多高的牌子，上写：淄川炭矿工会。当时签名参加工会的有三百多人，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淄川炭矿工会在铁跻东边杨树林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李敬铨、张洛书在会上都讲了话。此后，淄川炭矿工会会员很快就发展到五百多人，石谷的昆仑分矿也公开成立了工会。同时，淄川炭矿的党员也发展到八十余人。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淄川炭矿传出裁人的消息，工会会员们纷纷要求进行罢工。此时，工会已搬到马家庄南庙。李敬铨、张洛书与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干部一起研究决定，在裁人之前的六月二十五日，由工会公开出面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一九二八年秋后，李敬铨又奉调回济南，担任中央交通员，经常赴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传递党的机密文件；后在济南协助当时省委的负责人丁君羊工作，省委办公地点就设在普利门外李敬铨家里。此时，李敬铨已有五个孩子，家里生活极其困难，主要依靠其妻帮人洗衣、做活挣几个钱来维持，全家时常都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李敬铨却不曾因家庭的极度困难而拖累工作。李敬铨的妻子积极支持他从事革命活动，并常为省委在他家召开的会议放哨；到了吃饭的时候，先把饭全部端给开会的同志们，而自己和孩子却常是等到下一顿饭再吃。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混入我党内的投机分子王复元、王用章二兄弟叛变投敌。十二月，省委机关遭严重破坏，邓恩铭、刘兆章、朱霄、宋耀庭等九人被捕。王用章原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甚密。省委被破坏后，王用章找李敬铨到大明湖畔谈话，拉他叛党投敌。李敬铨在了解了王复元、王用章等已经叛党投敌罪恶后，气愤至极。但他又很快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搪塞王用章。王用章见李敬铨并无意追随他叛变革命，就威胁恐吓说：“小李子，你干共产党我不反对，但不准你在济南干。你如果在济南干，我逮住就枪毙你。”李敬铨摆脱了王用章的纠缠之后，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马上釆取应急措施，使一些同志脱离险境。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省委研究决定铲除叛徒王氏二兄弟。同时，党中央为保存力量，将刘俊才、卢福坦、顾作霖、傅书堂、王元昌、王元盛等调离山东。后在党中央支持协助下，省委经过一番周旋，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由张英、王科仁在青岛将大叛徒王复元处决。

十二月二十九，鲁丰纱厂举行了罢工斗争。原动车间的汽笛一响，全厂工人都停止了工作。厂外的工人也翻墙进厂，同厂内的工人一起到办公楼去找厂方开展说理斗争。厂方调厂警和国民党第十四军驻厂的一个连进行弹压，结果无效。常务董事蒋云九报告了军阀头子韩复榘，韩遂与农矿厅长王芳亭率士兵一百余人，乘汽车前往纱厂镇压，捕去了十几名工人。但厂方慑于全体工人的斗争，不得不出面交涉，放回了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工人们的一些要求。

一九三一年元旦，李敬铨趁放假之机，兴致勃勃地约了王永周到津浦铁路济南大厂找刘凤来，打算去帮助那里的几名党员成立支部。他俩一前一后相隔七、八米，直奔铁路大厂。当走到三大马路纬五路萃卖场门口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开到李敬铨面前猛地刹住，王用章、郭金祥跳下车来就将他逮捕了。

李敬铨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强。叛徒们的阿谀奉承，反动当局的威逼利诱，都被他顶了回去。他同王用章等人卑鄙无耻的行径做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

国民党反动当局将李敬铨判了极刑，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斗争信心。在监禁期间，他不仅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放风时，他戴着沉重的铁镣还常为难友们表演打跟头。他向难友马馥塘借阅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随时都在作被敌杀害的思想准备，也为争取出狱而积极斗争。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凌晨，李敬铨、邓恩铭、朱霄等被提出牢房。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去过堂，这是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时刻到了。他们在牢房门口就开始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高昂的口号声在夜色朦胧的济南上空回荡着。在奔赴刑场的汽车上，雄壮的国际歌声和高亢的革命口号声飞遍泉城。即日清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子李敬铨，同邓恩铭、刘谦初、朱霄等二十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敬铨终年二十七岁。

李敬铨是山东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是党的忠实儿子。他为共产主义运动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辉！

血洒泉城英名常在

——徐海珊烈士生平

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一九四八年九月廿四日下午，当济南战役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我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政委徐海珊同志，偕同师长高锐同志，共同指挥部队突破坤顺门后，正在向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盘踞的省政府展开攻势。不幸，师指挥所遭敌机轰炸，徐海珊同志光荣牺牲，时年三十八岁。

一九六五年中秋，高锐同志来济南趵突泉重游，昔日鏖战的情景，在他记忆中浮现。他缅怀英勇牺牲的战友，心潮汹涌，遂写下了一首悼念徐海珊同志的《满江红》：趵突泉边，中秋节，缅怀英烈。清溪畔，当年鏖战，山摇地裂。炸药雷鸣坚壁破，云梯直立高城越。古城头，杀气映红天，英雄血。孤城破，汤池竭，瓮中鳖，何从脱！看洪流直泻，土崩堤决。淮海潮吞西楚国，长江浪卷金陵阙。慰忠魂，千古照丹心，湖山月。

徐海珊同志，湖北省黄安县二程区华河会徐屋榨村（今红安县赵河公社徐屋榨大队）人。一九一○年七月廿八日生。幼年时父母双亡，跟叔父、兄嫂度生。从九岁起在本村私塾读书三年，即辍学在家种田。

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连续闹灾荒，收成极少，在北伐军攻占武汉的大好形势下，黄（安）麻（城）地区的贫苦农民掀起了抗租、抗粮、抗债、抗捐、抗税的高潮。十六岁的徐海珊目睹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黄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海珊的哥哥寿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办起了农民协会。海珊经常从哥哥那里看到党的传单、画报、书刊，受到了革命影响。“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黄、麻地区的人民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的不计其数。海珊家里的三间房屋被烧光，叔父被烧死。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黄、麻地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黄安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当时，海珊在村子里担任青年队长，他带领大家贴标语、撒传单，发动群众，开仓分粮。

一九二八年四月，海珊同志由董志林、董志兴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担任了村苏维埃主席兼赤卫队长。在团内担任支部委员，后任支部书记。

一九二九年二月，海珊被调到赤卫军任连政治指导员。九月又调到桃区任少共区委会组织部长。一九三○年三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海珊调红一军政治部任少共团委会委员，做青年工作。一九三一年二月，又调中共河口县委任宣传干事。这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反“围剿”斗争已接近胜利，红军主力处处打胜仗。海珊同志带领地方武装，摸岗哨，割电线，除奸细，截捕敌人零散外出人员，缴获马匹辎重。五月，海珊同志在中共河口县委员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在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期间，敌人占领了河口。河口县委机关率领地方武装转移到孝感地区，立即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手枪队，返回河口打游击，由海珊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手枪队回到河口后，一面将部队转移时存下的一千多支枪收藏好，一面发动群众，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纠集了六十三万兵马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首先扑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惊慌失措，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十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只留下一部分红军和少量的地方武装，坚持老区的斗争。国民党匪军在“驻尽山头，宰尽猪羊，见影就打，鸡犬不留”的反动口号下，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烧杀；到处狼烟滚滚，房舍为墟，尸横遍野，妇孺号啕，甚至有的地方竟成了无人区。海珊同志的手枪队在河口难以坚持下去，遂于年底撤到老君山、天台山、凌云寺一带，在狭小的山区打游击。

一九三三年三月，鄂豫皖特委指示，要坚持原地斗争，恢复苏区。为此将河口县委改为河口特委，董志兴任书记，海珊同志任组织部长兼便衣队政治指导员。在特委的领导下，海珊同志和便衣队员们隐蔽在河口县境内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积极组织镇压反动的土豪劣绅。但由于当时环境恶劣，便衣队不能集体活动，只好采取时来时去、时分时合的游击方式。特委决定由徐海珊、李世焱、钱运华三人组成一个便衣组，由海珊同志负责，以河口附近的龙王山、佛塔山为基地开展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保持红军和群众的联系；收集情报，掌握地主、土豪劣绅等反动分子的情况；捕杀反革命首恶分子，震慑敌人；散发宣传品，以党的政策教育群众，瓦解敌军。

龙王山、佛塔山一带白色恐怖特别严重，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进行反攻倒算，成立了反动民团，配合白匪用剖腹、活埋等残酷手段镇压革命，许多党员、红军亲属和积极分子惨遭杀戮。敌人还强迫组织了联庄会，推行了保甲制度；并实行五家连座，一家“通共”，五家全杀。群众被迫白天搜山，夜晚打更放哨。民团在主要路口都有埋伏，一发现情况就敲锣打枪。一天夜晚，海珊等三人到一个村子去，刚摸到村，忽然从草丛中钻出一个人来，喊问口令，海珊还没来得及答话，那家伙就敲起锣来，还喊着要抓人。接着，民团们放着枪向他们涌来。海珊一看，急中生智，一枪打死了那个民团团丁，夺过锣来，一边敲一边喊：“共军跑了！”等敌人追远了，他把锣一扔，三人飞步钻进山林里，敌人未找到他们。他们白天躲在山林或沟壑里，夜晚出来活动，顾不得蚊子叮、蚂蟥咬，碰上下雨，只好挨淋，有时几天吃不上一点粮食，只好采摘山果充饥。一天夜里，他们三人摸到一个小村子里，好不容易才叫开一家的门。起初房东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表现很冷淡。当知道他们是红军便衣队时，就热情起来，立即把民团杀害红军家属和镇压群众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悄悄地招待他们吃了晚饭。

海珊三人决心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和反动宣传，群众不敢接近他们，工作也开展不起来。海珊同志很着急，就和李世永、钱运华分析了当地情况，决定先建立一个立足点，然后再镇压一批首恶反动分子，以便打开局面。

一天夜里，海珊三人摸到龙王寺。龙王寺在龙王山半山腰，离白匪据点较远。寺里的和尚是个大地主，苏维埃政权曾经没收了他家的财产，他儿子在民团里当团丁。和尚一见是海珊三人，不禁心里一惊，但又随即强作笑脸打招呼。海珊同志向和尚交待了党的政策，警告他不要与共产党为敌，教育他要为红军办事，争取立功，和尚连连点头。从此，他们三人就吃住在和尚那里，秘密进行活动。几天后和尚的儿子从民团回来，向海珊提供了附近据点民团的人数和活动情况。海珊同志立即向特委汇报，特委集中了全体便衣队员五十多人，化装成民团，由海珊和李世焱、钱运华同志带领，混入敌巢消灭了那个据点的敌人，枪决了几个首恶分子。

狡猾的民团打听到海珊在便衣队，于是就把海珊的哥哥、妻子和四岁的男孩抓到谌家寺据点，宣称要斩草除根，以此威胁海珊叛变自首。海珊同志坚不屈节，敌人很快就害死了他四岁的男孩。海珊同志非常气愤，他向特委表示：坚决革命，誓不投降。

为了坚持斗争，和敌人周旋，我河口便衣队更加活跃起来，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活动，有时就藏在通往河口镇的公路旁一家酒店的小竹楼上，及时地把观察到的敌情汇报上级，从而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主动。

后来，张学良的东北军到河口镇驻防。为了瓦解敌军，河口特委印制了《告奉军书》和传单、标语。海珊他们经常沿着通往河口的公路，往敌人的据点里散发，瓦解敌军，威慑敌人。

我河口便衣队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打开了局面，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传递情报，掩护伤病员。便衣队也扩大改编为河口特务营。一九三四年二月，海珊同志调任特务营党支部书记，行政上任文书。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主力，奉党中央命令，在军长程子华（后为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鄂东出发，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打游击，坚持斗争。我河口县特务营和黄安五区便衣队编入了鄂东北独立团。一九三五年五月，鄂东北独立团在孝感编入了红二十八军，海珊同志被分配到手枪团任文书。后部队向陕南开拔，打算去找红二十五军。不料，走到河南桐柏山地区和国民党匪军遭遇，海珊同志的胳膊负了伤。于是，红二十八军高敬亭政委决定组织十几个人的便衣队，由海珊同志任队长，负责掩护安置伤员，海珊同志很快地完成了任务，回到鄂东原部队。

一九三六年三月，海珊同志被调到皖西舒城当便衣队长。四月，部队到达潜山活动，又被敌人包围，海珊同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子弹从下顎穿过，打掉半边牙齿。他在潜山便衣队的掩护下藏在山洞里养伤。九月伤好后被调到鹞落坪便衣队二分队任副队长。他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镇压反动的首恶分子，分化瓦解当地反动势力，争取敌人一部分人员为我便衣队做事，获得了很多情报和药物、医疗器械，解决了红军游击队的医疗困难问题。

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白匪军对我坚持在大别山区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三个月残酷的“清剿”。敌人放火烧光了小村庄，把老百姓统统赶进大村庄，并在周围修筑了很多碉堡，老百姓进出都要搜身。并且不断地放火烧山，妄图困死、饿死、烧死红军游击队。他们抓到红军便衣队员时，竟施行惨无人道的剥皮、挖心等手段杀害我战士。更严重的是我便衣队员没有吃的，经常以野菜、山果充饥。海珊和战友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百折不挠，坚持敌后斗争，在三个月的反“围剩”斗争中战胜了敌人，为党保存了力量。

七月间，海珊同志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捎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抗日民族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族共和国的决议》两个文件，他立即向特委作了汇报。不久，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同志到鹞落坪便衣队捡查工作，徐海珊同志将文件交给了他。至此，高敬亭同志代表在大别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游击队，在安徽岳西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两党谈判合作一致抗战的形势下，特委决定，由徐海珊同志负责，将活动在皖西一带的各便衣队集合到鹞落坪，然后开到黄安县七里坪整训。海珊同志被调到党训班学习。当时，有些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理解，对国共两党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思想不通，特别是摘下红五星换上国民党的帽徽时，很多同志都哭了。海珊同志就耐心地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说明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党中央制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不会错的；听党中央的话，和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抗日，一定会取得胜利。

一九三八年一月，集中在黄安县七里坪和宣化店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奉党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海珊同志任四支队九团秘书。七月，又调任四支队七团二营副营长，十月改任团政治处宣传股长。

一九三九年一月，海珊同志升任七团政治处主任，并为团党委委员。三月，七团东进到安徽凤阳一带。当时，由于日伪不断进攻抗日根据地，我军给养极端缺乏，又加连日作战，处境十分艰难。当时，海珊同志正带领一个营在离凤阳不远的吴家围子活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部队返回团部。他毫不犹豫地和团参谋长秦贤安同志（一九四七年在鲁南南麻战斗中光荣牺牲，时任二纵五师政委）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部队。海珊等同志分头下到连队，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并想方设法解决部队的给养。为了鼓舞士气，海珊和同志们研究，决定打一个胜仗。经过侦察，他亲自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在淮河边打沉一艘日本汽艇，消灭了几十名日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给养，干部战士情绪空前高涨。五月，上级任命海珊同志担任七团政委并为团党委书记。不久，海珊同志又被调到新四军江北干校学习。毕业后，他参加了九月间我新四军四支队在安徽定远一带抗日根据地第一次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二十八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将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原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海珊同志任四旅十二团政治委员。为了接应一部分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冲散的部队，师部命令十二团去占领八里桥、十二里岔两个渡口。海珊同志分析了两个渡口敌人的情况，决定以教育争取和军事强攻两手对付敌人。十二里岔渡口顽军一个连进行顽抗，我十二团立即将其消灭，占领了渡口。八里桥渡口的顽军，经过教育，把渡口让给了我们。就这样，接应了五百多名北渡长江的新四军战士，十二团受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表扬。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寇从高邮、天长、扬州、仪征各处向我淮南根据地蚕食。新四军部分部队，在罗炳辉将军指挥下，进行了有名的仪征战斗（金牛山战斗），海跚同志带领十二团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在开辟仪（征）、扬（州）新区斗争中，部队给养奇缺，天天吃煮黄豆。南方战士吃惯了大米，吃不服白水煮黄豆，很多人胀肚子，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有人提出通过关系到敌占区用黄豆和商人换大米。海珊同志同意并支持这样做，但有人却认为这是帮敌人的忙。这件事反映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发电报给十二团，命海珊和裴先白同志连夜前去汇报情况。海珊和裴先白同志到指挥部详细汇报了战斗力下降的原因、部队的情绪以及稳定巩固部队的措施，邓子恢同志肯定了他们的做法。

一九四一年五月，海珊同志从十二团调到二师任组织部副部长，并为师党委委员。在二师工作三年多，他对革命事业一片忠心，时刻不忘党的原则，认真掌握方针政策，处处以身作则。他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一床蓝花布被子盖了好多年；衣服破得不能穿了，他还是补了再补，同志们给他领了新的，他再送回去；公家发的鞋，他送给别人穿，让他爱人张杰同志粗针大线地给他做一双，说是比在大别山穿草鞋强得多。他对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去工作、去锻炼。他平时善于接近群众，平等待人，没有架子，能满腔热情地帮助别人。因此，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近，把心里话告诉他。

队一起歼灭了韩庄（徐州以北）的日伪军，保卫了鲁南。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阶段，有些同志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而海珊同志却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他对同志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不要和平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他带领政治部的同志们深入连队，教育大家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随时准备战斗。后来的事实证明，全党在这个时期正在为自卫战争作准备。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兼任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以军第二师第四旅奉命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海珊同志从四旅调到二纵队任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鲁南战役后，华东全军实施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华中野战军番号，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二月初，二纵队向驻陇海路白塔埠的叛逆郝鹂举部①出击，一举歼敌两个师，并生俘郝鹏举。接着又参加了莱芜战役。五月中旬，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六月间，二纵和七、九、十三纵队组成山东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同志率领下，在山东境内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八月，部队短期休整，整顿组织，补充兵员。海珊和同志们一起，对部队进行革命形势和作战任务的教育，使指战员们明确认识到全国大反攻的形势，树立了保卫华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提高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九月，二纵在谭震林同志的指挥下，一夜之间横扫胶济铁路潍县，高密段，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十二日，我军攻打莱阳城，二纵在水沟头一带阻敌打援。战斗酷烈，敌人把成吨的炮弹、炸弹倾泻在我军阵地上，大部分工事被敌摧毁，战壕也被填平。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攻克莱阳城。

①郝朋举是国民党新编第六军总司令，一九四六年一月率部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任总司令。次年一月底郝率部叛变，国民党给以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及鲁南绥区司令官的头衔，郝调转枪口向我进攻。

一九四八年二月，春节刚过，海珊同志从二纵调到十三纵三十七师任政治委员。部队在莱阳地区休整，开展了以“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五月下旬，山东兵团挺进津浦路。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海珊同志得了肺病，身体很弱，但他带病坚持工作。七月上旬，部队攻打兖州。这时，海珊同志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他仍然坚持战前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战斗打响了，他坚持在师指挥所和师长一道指挥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九月十六日二十四时整，济南战役打响了，海珊同志顾不得病休虚弱，坚持指挥战斗。九月十八日夜，部队奉命向白马山和丁家山方向进攻。行进速度很快，海珊同志竟不顾危险，从师部骑上马，越过部队，直跑到先头团，参加师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工作。从攻击丁家山，突破商埠西南角卡子门，直到攻破外城永绥门，连续六天六夜，他一直同师长高锐同志在一起，很少休息。他曾根据战斗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政治鼓动口号，鼓舞士气，激励部队克服困难。他很注意部队之间的团结及作战时互相配合，很注意战时的政策纪律，发现了问题，就帮助解决。这对部队迅速取得外围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九月二十三日，济南战役进入最后决战阶段。中午十点，兵团命令第十三纵队从坤顺门突破，然后协助三纵、九纵等攻打王耀武的指挥中心——国民党省政府。十三纵队首长把突破坤顺门的任务交给了徐海珊同志所在的三十七师。坤顺门是济南内城西南角的一座城门，紧靠趵突泉东北角，往北不远是西门，向东是南门。城上城下碉堡林立，城墙外有护城河、铁丝网等障碍物。敌人很重视这里的兵力和火力配备，妄图阻止我军进攻。

下午六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炮声，攻城战开始了我军各种枪炮齐向城上城下的敌人射击，爆破英雄们手握爆破筒，怀抱炸药包，像离弦的箭，冲向爆破目标。敌人像挨打的疯狗，拼命地抵抗，手榴弹一束束、一批批地从城墙上飞落下来……我军战士们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大家只有一个信念：用鲜血和生命夺取战斗的胜利。

经过一番鏖战，反复争夺，突破口终于被我军三十七师打开了。九月二十四日午后，围攻内城的西路大军，源源不断地从坤顺门突破口进入内城，会同从东南角（解放阁一带）攻入内城的东路大军一起，迅猛地向敌省府展开攻击。我军三十七师指挥所设在趵突泉西侧张家公馆西北角小楼上，正要向城内转移。突然，飞来了两架“B-29”轰炸机，拼命地轰炸坤顺门附近我军阵地；一颗炸弹落到三十七师指挥所小楼西北角，整个楼房被炸翻，指挥所埋在瓦砾中。当同志们把高锐师长和几个身负重伤的同志救出以后，内城的战斗基本结束了，而我们的师政委徐海珊同志和几位参谋光荣地牺牲了。

济南战役结束后，参加解放济南立下战功的英雄、模范们，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嘉奖，中央军委对三十七师步兵第一○九团授予“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在安葬海珊同志的大会上，三十七师全体指战员流着眼泪，举枪宣誓。原华野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在纵队《进军报》上题词：“追悼徐海珊及诸牺牲同志。我们应贯彻他们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英勇顽强，积极作战的精神，并为继承他们的好作风而努力！”

海珊同志，你安息吧！我们一定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先烈们的遗志，踏着你们的足迹，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奋斗不息！

常恩多将军传略

鲁民编

常恩多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原在东北军一一一师任中将师长，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在山东莒南县率部起义。他出身寒门，读过乡村师范，教过小学，饱尝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欺凌，阶级仇、民族恨集于一身。青年时代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参加了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少将师长和中将师长等职。

在“西安事变”中，他极力赞成、支持张学良将军的正义主张，并率部在渭南、潼关一带击溃国民党桂永清等部的猖狂进犯，在东北军中初露锋芒。

在抗日战争中，他历尽艰险，率部杀敌，身经百战，屡获胜利，被苏、鲁、皖人民誉为“常胜将军”；并从一个只有朴素爱国热情的旧军人，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一个特别党员的身份，机智、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一九四○年秋，在日本法西斯甚为猖獗、国民党“降将如云”的险恶形势下，他和万毅同志一起发动了声震鲁、苏的“九·二二”锄奸运动，粉碎了沈鸿烈、韩德勤、缪澂流、秦启荣等卖国投敌、全面“剿共”的迷梦。一九四二年八月初，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毅然率部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为国民党军队中爱国抗日的进步力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常恩多同志虽然在起义后即与世长辞，但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

常恩多同志，号获三，满族，一八九五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城西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六岁丧母，九岁丧父，与继母和妹妹相依为命，苦度生涯。十一岁时，幸得当塾师的伯父予以资助，才入学读书；一九一四年于海城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小学任教。

一九一九年，他为生活所迫，怀着惜民爱国之心，投笔从戎，到黑龙江省参加了奉军，在一个骑兵连当了字兵（上士文书）。一九二二年，考入陆军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破格授予中尉排长。

一九二四年春，常恩多被派到盘山县挂旗招兵。在一个剃头棚里，他结识了一名十六岁的学徒工刘唱凯。有一次，他在剃头棚里制止了盘山县有名的“地头蛇”、资本家郑化南对刘唱凯的毒打。不久，刘即投奔常恩多去当兵，常恩多同情其不幸遭遇，欣然收留了他。随后，常恩多晋升为第三军第六旅五十七团一营上尉连长，便把刘唱凯分配在连部里看守库房，对刘倍加亲热，教他认字、写仿，成为刘唱凯学习文化的启蒙教师。一九二五年初，常恩多在全团考核、检阅中成绩优异，升任为七十七团二营少校营长。他同情多灾多难的老百姓，治军很严，经常对部下说：“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百姓，谁家没有姐妹兄弟，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能干！”因此，在天津北塘、青县马厂近一年的驻防中，没有发生任何扰害人民的事。一九二六年夏，因奉军内部抑制新派，常恩多遂赶到北京，投靠其老师杨正治，进入陆军东北讲武堂任少校队副。一九二七年五月，张学良将军调他到保定任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二营少校营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随奉军二十六师西上进攻阎锡山，常恩多被晋升为第四旅五十三团中校团副。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在皇姑屯附近被日寇阴谋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当了东北保安总司令。他决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遂清除了亲日派的头面人物。常恩多极力支持张学良将军这种敌视外侮、顾全大局的正义行动。他负责全团官兵的训练工作，因一向勤奋好学，精明干练，凡事身先士卒，使全团官兵训练有素。一九三○年二月，在东北军大检阅中，该团名列第一，深受张学良将军称赞。张遂将常恩多调到自己身边工作，经过半年多的锻炼和考查，又重新派他下到部队，升任第五旅七十一团上校团长。不久，张学良将军为制止蒋冯阎混战，亲率东北军三十万精锐部队进关，倡导和平。常恩多团长积极响应，率全团乘第一列火车到达京津和张家口，最后驻防宣化。

一九三二年夏，原东北军第五旅七十一团改编为第一百一十一师六三三团，常恩多仍任上校团长。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朝阳，进犯长城，热河告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命王以哲将军率部和百十一师援热，常恩多团长接到这一命令后心情振奋，他用高昂的声调激励全团官兵说：“此番援热，我们要誓死给鬼子以痛击，不光要保住热河，还要打回老家去！弟兄们，把一年来卧薪尝胆所积蓄的力量都拿出来吧！”可是，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汪精卫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权位阻止援热，致使援热之战告吹。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中国人民高呼北上抗日的时候，却大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授任张学良将军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兼鄂豫皖剿共总司令，把东北军调往鄂、豫、皖地区，进剿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常恩多团长对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一天，当张学良总部《军事周刊》记者王再天（共产党员）前往团部采访时，他冷冷地说“国家，国家，有国无家！”“山河破碎，民族涂炭！”当王再天同志和他谈起东北军调鄂、豫、皖跟红军作战问题时，他俩都痛心疾首，常恩多团长吟起了“七步诗”，王再天也随声应和：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是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极为不满的表示，经过这次交谈，两人往来频繁，结为挚友。

七月的一天，常恩多奉命率全团爬上一个山头去“围剿”红军，在灌木和野草丛中待了一夜。拂晓时发现一支二十多名身背大刀、手持长矛的队伍从山上路过。当他的部下要求开枪射击时，他断然制止，并说“不能打，不要因小失大，后边还会有大部队”。就这样他机智地保护这支人民武装安然地脱险了。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满州”。五月，日寇无理要求在华北的统治权，并调军队入关，以武力相威胁。七月，蒋介石派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将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送给了日本。八月一日，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然而，怙恶不悛的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就宣布取消“武汉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将军为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之职务。张学良率东北军到陕北后，很快即遭到红军反击，有的师被击溃，有的师被全歼。常恩多率全团随军部、师部撤退到甘肃合水县和两家边一带。他对王再天同志说，替蒋介石打内战是丧尽天良！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我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同志，联名向张学良、于学忠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时向东北军中派进了更多的地下党员，成立了“共产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此，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不久，红军将在陕北俘虏的东北军整排整连地放回，同时把“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印成小册子和传单，向东北军驻地广为散发。这时，常恩多已经由团长晋升为百十一师师长了，他是东北军师长中赫赫有名的少壮派。一天，他一个人坐在屋里，聚精会神地阅读了红军散发的小册子和传单，感慨万端地说：“共产党的政治言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哪一个有良心的东北军人不佩服！哪一个有点志气的中华儿女不拥护，不赞成！”随之，他便抓住时机，对全师官兵进行严格的训练。不仅对军官加强了战术的培养，而且更重视士兵们的实弹射击，要求官兵们“弹无虚发、百发百中”，“要准备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将军乘飞机到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拜会了周恩来同志，进而使东北军与红军由互不侵犯达成互相协作。七月，他又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市南郊王曲镇成立了军官训练团，调常恩多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在集训期间，常恩多心情舒畅，情绪高昂，除认真进行训练工作外，还积极活动，为抗日救国谋求“同路”，广结志士。九月中旬，在东北军“工委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东北抗日同志会”，由张学良亲任会长，常恩多和一些进步军官都由张亲自批准为会员。常恩多经常和“西北剿总”少校联络参谋王再天在一起谈心，并开始探讨起唯物辩证法三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以及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光辉前程。王再天进一步向他阐述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使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追求和向往。

一天，常恩多向王再天提出谒见我们党的上级负责同志的要求。不久，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和他畅谈到深夜。他回师部后喜形于色，有说不尽的兴奋，他确信马列主义是照耀革命航程的指路明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之，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不久，他带着这个愿望从军官训练团回到了百十一师驻地——合水前线。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六次剿共军事会议”，将其装备优良的嫡系部队派往西北，妄图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进攻红军。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又亲率一批军政要员飞抵西安。蒋住在临潼华清池，对张、杨进行督战。张、杨恳切陈词，要求停止内战，接受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对张、杨屡加斥责；还连日个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用威吓、利诱的言词单独进行训话，以图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与此同时，他又委任其亲信要员任“前敌总司令”、“边区总指挥”等职，准备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

十二月十日清晨，常恩多师长奉命晋见张学良将军，他乘机倾诉了积压在心头的抗战救国的夙愿，并流着热泪说：“总司令置民族水火于不顾，实在误国咎深！眼下东北人民、东北军队都眼巴巴地看着副司令了，祈望副司令为国家、民族，为东北三千万同胞，为几十万东北军将士，开一线之生机！”他情恳词切，张学良将军为之感动。

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迫蒋抗日，下令将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逮捕，实行兵谏。整个古都人声鼎沸，欢呼雀跃，印有“联合抗日八项主张”的号外（“张、杨向全国通电”）飞满全城。常恩多师长闻讯后欣喜若狂，极力赞成张、杨的果断行动，并立即赶到张、杨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请求新的战斗任务。

我党中央收到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急电，立即派代表团到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开始，常恩多对放回蒋介石不够理解。后来，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和杨虎城将军，在渭南百十一师驻地举行三方面军①将领会议。会上，叶总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所以主张“放蒋”，是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顾全国家和民族存亡这一大局。请不要担心，只要我们“三位一体”团结抗日，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是不会得逞的。叶总长的讲话，博得与会将领们的一致拥护和赞颂，也使常恩多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更加钦佩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原则和大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更加心悦诚服。

①三方面军是指原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并要判处十年徒刑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全体将士无比激愤，痛骂蒋介石背信弃义，特别是青年军官要求释放张学良，否则就不惜诉诸武力。但有些高级将领则主张慎重，从长计议。因此，托派分子乘机作祟，在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内讧。为此，常恩多师长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和东北军的自相残杀，想到抗日救亡的前程，他双眉紧锁，两眼流露出焦灼和忧虑的神情。他对随从副官刘唱凯说：蒋介石不把张副司令放回来，决不能去投靠南京政府，替他们打内战。必要时把队伍向北拉，去当红军。第二天，他秘密派出少校参谋孙立基到三原县红军前方指挥部与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当时，彭德怀等同志为了维护党中央刚刚促成的联合抗日的新形势，不宜接受常恩多率部参加红军的请求，遂让孙立基回去安慰常恩多师长留在东北军中，和红军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并表示愿随时与其保持联系。

一九三七年三月，蒋介石为了隔离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强令东北军开往河南和安徽。在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的驱使下，常恩多师长率部进驻河南周口镇。因忧国忧民，他曾流露出欲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以实现其杀敌报国的壮志雄心。

这时，中共东北军地下“工委会”正在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派出地下党员到各军、师了解部队东调后的新情况，以便正确、有力地开展工作。“工委会”还按照常恩多师长的意愿，于五月份先后派党员王振乾（化名王维平）、张苏平同志到百十一师，分任师部少校秘书和参谋处上尉书记。常师长明白，他俩是我们党派去帮助他工作的同志，深感欣慰。

同年六月，五十七军奉命缩编，常恩多任百十一师中将师长。党员王振乾、张苏平等同志受组织委托，以百十一师师部为基地，肩负起中共五十七军临时“工委会”的工作。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七月八日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抗战宣言，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百十一师广大爱国官兵，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七月二十七日，常师长奉命率师离开周口镇，向江苏长江北岸各县进发。队伍出发前夕，他那在鸡公山东北中学上学的幼子常克赶去送行，流露出投笔从戎去当红军的意愿。常师长已经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条光明的路。因此，他欣然同意常克去延安。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刘副官说：“我大半生身不由己，空怀抱负，孩子不能再走我这条作茧自缚的路了！延安固然艰苦，但窑洞里集中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他有能力就去好好地施展吧！”

同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这时，常恩多师长奉命开赴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诸县，沿二百多华里的江岸要塞布防，扼守长江北岸。常师长任长江下游北岸各县戒严司令，司令部设在南通市。他一连几日沿江岸巡视，细心选择那些险要的江湾、河岔、地形、地物布防；还常常披星戴月亲临沿江各守备营、连阵地，激励官兵抢修工事，筑起坚固防线。

常师长治军严明，秋毫无犯，致使南通市一带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深受各界人士和老百姓拥护。

常恩多师长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住着一间普通的小瓦房，室内空荡荡的，只放着一张桌子和一张行军床，床上放着一套简单的铺盖。他终年穿的是粗布衣履，吃的是淡饭粗菜，一个月的伙食费，还不够某些高级军官一天的大烟土钱。对此，人们都赞叹不已。有人说：“国民党的军官若是都这样，国家就该兴旺了，什么敌人还打不败！”

沪战开始后，南通市和上海撤退还乡的青年学生，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纷纷要求加入百十一师，跟随常师长抗战救国。常师长从青年学生的救亡热潮中看到了抗战的希望和力量。于是，他委派王振乾同志招收了一大批不同学历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我党地下党员华诚一同志，也有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爱国学生，还有民族资本家的子弟。由他们组成了抗日“义勇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和部队守备阵地进行宣传演出，使抗战救亡的士气、民气空前高涨。在常师长的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下，这支抗日救亡的新生力量——“义勇宣传队”不断发展壮大。

我党地下党员华诚一同志进入部队后，很快与王振乾、张苏平同志接上关系，组成了“中共五十七军地下工委”，直接受中央长江局领导。九月二十二日，五十七军地下“工委会”负责人王振乾同志借机到南京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这个师的情况，亲自询问过常师长，并亲笔写信鼓励他奋勇杀敌，多打胜仗，多立战功。信的末尾说：“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沈钧儒先生也捎信给常恩多师长，热情洋溢地赞扬常师长在保卫他的家乡中所做出的显著成绩。

十月上旬，日军向我华北、华东大举增兵，上海外围要塞被日军攻占，常师长奉命由南通经靖江转至扬州，准备在扬州截击日军，保卫扬州。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率军部机关和山炮营驻扎在扬州城内，却让百十一师驻扬州南门外一带农村。常师长向缪提出：必须纵深部署兵力，主动出击日军。最好在扬州南二十余里的汇岸咽喉要地施家桥一带设下伏兵，乘敌登陆时与敌背水一战。但缪澂流专横跋扈，决心采取逃跑主义的战术。所以，他只允许将两个营部署在施家桥一带监视敌人，企图牺牲小部，保存主力；又令常师长在城南仅八里多的一片平地上作战。十月九日晨，日寇以重兵强占施家桥，缪惊慌失措，急忙下令将百十一师各旅、团的直接指挥权操纵在自己手中，用以保护他自己逃命。在正面阵地上，仅仅留下两个营的兵力让常师长指挥。

大敌当前，常师长忍辱负重，亲临前沿指挥，用两门平射炮打退了日寇坦克的进攻，并以准确的火力，击毙了无数向我军阵地冲锋的日寇。但在侧面阵地上的旅、团却畏缩不前，不敢出击，以致贻误了歼敌的良机。更可恨的是在扬州右翼的韩德勤部八个团，见敌来势汹汹，一仗没打就溜之大吉。常师长怒不可遏，大骂缪澂流、韩德勤和临阵怯战的旅、团长们是“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

日寇在拼死地进攻，常师长指挥的东北健儿数次与其白刃拼杀，双方均有伤亡。最后他命令所有师直属营、连都投入战斗，坚守阵地，敌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下午四点，常师长才奉命炸毁仙女庙大桥，率部撤离扬州。

常师长率师先后转至高邮、宝应、淮安、淮阴、沭阳等地，一路抓紧扩军、整训，并撤掉了临阵怯懦的旅、团长。他曾理直气壮地说：“打鬼子救中国，今后这种腐化堕落、贪生怕死的我不要！”在扩军、整训部队的同时，他进一步从实战要求改造百十一师。在军队内部，大力提倡官兵一致，严守军纪、搞好军民关系；对外则强调开展民运、开放政权、肃清汉奸、反对投降；还指示王振乾等同志招收爱国青年，扩大宣传队，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南京陷落后，五十七军地下“工委会”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一九三七年底，王振乾同志代表“工委会”去武汉找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中央长江局，汇报了情况，提出了改五十七军工委会为百十一师工委会的要求，周恩来同志给予满意的答复，并作了具体指示。王振乾同志归来时，带回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常师长争取有利时机，把部队转入敌后，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扩充队伍，利用江、河、湖、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常师长阅后颔首微笑，洋溢着内心的兴奋。

一九三八年三月，常师长奉命派三三三旅参加台儿庄大会战。该旅在争夺台儿庄东面的东、西马甸战斗中，冲杀了十五六个昼夜，攻克日军三个重要据点，又杀向台儿庄战场，与日军板垣师团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击溃了该师团。战役胜利结束后，会战指挥部传令嘉奖，通电全国。

在台儿庄激战的同时，日军精锐部队邱山旅团三千余人，附工骑兵一部、山野炮八门，在飞机、汽艇配合下，经苏北的盐城、阜宁、滨海、灌云、连云港踏上陇海路，增援台儿庄。驻苏北的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不敢正面迎敌，节节败退。常师长却亲率三三一旅东进盐城、阜宁等地，与敌军激战月余，并攻克阜宁，将邱山旅团大部歼灭，彻底粉碎了日军从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当地群众称赞他们是“常胜将军的部队，真正打鬼子的队伍！”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妄图收买常部为他保镖，并作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常师长识破了韩的险恶用心，几次拒绝韩派人送来的巨款。韩贼心不死，又亲自送款到门，声言表示慰劳。常师长冷笑一声遂将计就计地召集营以上军官，要他们把钱分给全体兵。并说：“希望大家要狠狠地打鬼子，多多立功。”

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后，三三旅由山东凯旋回到苏北。常师长亲自迎接，称赞该旅的辉煌战绩，表彰将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并沉痛哀悼光荣殉国的烈士。

一九三八年隆冬季节，五十七军又奉命到鲁南镇防。缪澂流不愿离开苏北，终日彷徨。常恩多师长牢记周恩来同志关于“要争取有利时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乘机向缪提出自己率百十一师入鲁，缪欣然同意。一九三九年初，常师长先派三三三旅首先开赴鲁南。临行前他告诫旅长要依靠当地百姓，要和八路军、游击队搞好团结，坚持斗争，取得胜利。三三三旅到达临沂后贯彻执行了常师长的指示，受到群众的称赞。

一九三九年初春，常师长率师部机关直属部队和六六二团开赴鲁南，抵达莒县南七里的大于家庄驻扎布防。几天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匆匆由胶东赶来，邀请常师长到莒县城会晤，妄想以重金收买常恩多师长，为其反共反人民效劳。常师长洞察其奸，回师后同样立即把钱分给全体官兵。

常恩多师长入鲁后精神特别振奋，起早睡晚，终日操劳，决心进一步严肃军纪，整训队伍。他号召全体官兵要“爱护百姓，团结友军，打开新的抗战局面！”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常师长以“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来号召和鼓励百十一师官兵和八路军之间的往来，还作了具体安排，使两军官兵之间很快出现了密切合作、互通情报、互相支援的局面。这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山东的《大众日报》等，在十一师中可以公开阅读。常师长本人，每天早晚手不释卷，认真研读。这使他和百十一师的广大爱国官兵，受到了一次难得的教育。

常师长对待八路军如此亲密团结，对那些祸国殃民的伪军却痛心疾首。如贯匪出身的张步云，盘踞在莒（县）北、诸（城）南枳沟镇一带，到处骚扰抢掠，闹得周围百余里村镇人人提心吊胆，家家鸡犬不宁。常师长决定为民族除害，遂于三九年春节前夕命六六二团北进诸城，在我八路军密切配合下，举攻克枳沟镇，歼灭张部三旅匪军近千人，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给养。张匪本人弃掉战马，化装潜逃。不久，常师长又指挥队伍在孟疃附近歼灭了一股外出骚扰的日军。战后，又命令将缴获的战利品全部交给了八路军和游击队。

抗战的实践使常师长越来越感到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他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加迫切。一天，他终于恳切地向自己的秘书王振乾倾诉了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夙愿。事后不久，王再天、王振乾等同志分别向山东分局徐向前、郭洪涛等同志汇报了常恩多要求加入我党的请求。

在一个春暖花开、春风拂面的傍晚，在大于家庄一个财主家的后院小屋里，郭子化同志会见了常恩多师长，一直谈到十点多。分手时，他们紧紧地拉着手，非常亲热。常恩多就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教有下，常恩多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视野更加开阔。他开始教育军官，改造部队，首先举办了百十一师军官短期训练班，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等教育，还专派我党地下党员担任教官；接着，又和我八路军建立了电台联系，派我地下党员任电台台长和秘密译电员，随时和我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取得联系。

“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三民主义，建立了国民党，曾告诫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现在小日本践踏我们神圣的国土，蹂躏我们的民族。我们要打日本、救中国，就必须按照孙总理的教导，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实行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他用炯炯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站在一边的国特分子，提高了嗓门接着说：“我们当中有一帮人，挂羊头，卖狗肉，不干抗战救国这桩正经事，我劝他们不要离群太远，不然没有好下场！咱们大家可不要跟他们乱跑！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大家要有长期吃苦的打算，要有艰苦奋斗、抗战到底的决心！要时刻注意严守军纪、爱护民众、团结友军，直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广大爱国官兵都对常师长的讲演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九三九年夏，日寇集结了两个半师的兵力，从陇海路东段向鲁南的临沂、汤头、板泉崖等地大举进犯。在这次大“扫荡”一开始，日军先以飞机、大炮开路，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鲁南人民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将百十一师三三三旅调到身边护驾，常恩多忍气负重，亲率三三一旅六六二团和师部机关在敌军包围中巧妙地迂回，机智地穿插，不懈地战斗。他常常采取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游击战术，诱惑敌军；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重创或消灭分散的敌军。游击两天以后，他忽然下令返回原驻地黄墩村，并告诉大家：“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敢回去，他们正分几股向四面搜索，大家回去，好好睡上一觉，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去打他们！打仗就得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总得比日本侵略者高一层！”

有一天下午四、五点钟，部队在沭河上游的黄墩村被敌三面包围。常师长镇静地指挥部队撤到村外的山上，占据了有利地形，敌人大队人马进了村，并将百十一师占据的山头包围。常师长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心里，坚持到夜半，一枪没放就突出了包围圈。

部队每逢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常师长总是向群众宣传打鬼子救中国，动员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一些顽固派的县长们到处流窜，寻找避风港。常师长就向他们指出：“你们这些人，平时不打鬼子，专跟八路军搞摩擦，现在可好，让日本兵撵得到处乱跑！再要不干好事，将来脑袋都得搬家！”他经常向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们发出警告：“你们是中国人，穿着中国衣，吃着中国饭，可要长正了中国人的良心！若是当汉奸，不干中国人的事，我可要你们的命！”

常师长言出法随，对汉奸、特务从不留情。日照县安东卫、岚山头一带的劣绅胡浩亭、周诗言等组织汉奸维持会，对人民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群众告发后常师长立即将胡、周等劣绅抓住，当众公审，就地枪决，穷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这样，在整个麦季反“扫荡”中，常师长虽然率领少数兵力，但在与日伪数十次战斗中，不仅没有被装备精良、数倍于我的顽敌所挫败，相反每仗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尤其在板泉崖、上河、九里坡等战役中，他们都以准确的火力、神勇的冲杀，打得敌军丧魂落魄。百十一师和常胜将军的英名，在鲁南地区神话般地传开了。

反“扫荡”后，常师长命令将缴获的大批弹药、武器交八路军、游击队使用，鲁南人民抗日武装得以发展壮大。这时，地方上的国民党顽固派却无故向我八路军、游击队挑起事端，肆意制造摩擦，多次引起流血事件。常师长洞察当时的局势，积极谋划对策，一面派出人员调解摩擦，一面又派人率部队插入双方驻地，宣传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制止摩擦事件的发生。

一天，他设法会见了山东分局郭子化同志，倾吐了内心的郁闷，要求组织上介绍他到东北“抗联”去抡开拳头干个痛快。郭子化同志耐心说明党需要他牢牢坚守百十一师这块阵地，对敌人寸土不让。但他一时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山东分局负责同志经研究，又专派已经回到分局工作的王再天同志前往莒县大于家庄说服常恩多，他表示顾全大局，服从山东分局党组织和革命事业的需要。

一九三九年秋，五十七军军部副官长李亚藩（缪澂流的亲信）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作了“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驻苏北桃林镇，专门瓦解五十七军，成了缪澂流日后投敌卖国的引线人。

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五十七军缪澂流等人也明目张胆地打击迫害进步军官，使五十七军抗战士气低落，使苏鲁边界地区的敌伪势力日趋嚣张，使莒县日照人民重又遭受敌人的骚扰。常师长针对时局，提出“打击敌人、拯救百姓”的口号，用以坚定官兵的抗日意志，巩固抗战的形势。

隆冬数九的一天，常师长率部配合我八路军迂回到莒南十字路附近的王庄，将数百名敌寇包围，仅用了几十分钟，就大获全胜，共歼、俘敌人三百多名，并缴获野炮一门、大马数匹，还有许多枪械物品。山东《大众日报》曾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热情歌颂了这次战斗的辉煌战绩。

一九四○年四月，万毅同志（地下党员）从百十二师团长晋升为百十一师三三三旅旅长，常恩多师长喜出望外，他俩志同道合，同心戮力，抗日救国。

同年夏天，缪澂流派人到徐州进行卖国投敌活动，并大肆散布反共投敌的无耻谰言，他竟然在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三周年大会上明目张胆地反对张学良，攻击他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胡说什么“中国就坏在张学良手里，要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人闹出个‘双十二’，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七月下旬，他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组织了鲁南、苏北十七县游击区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并召集国民党十七县县长开会，布置反共。

七月三十日，常师长接到缪澂流急电，令他火速率师部官兵赶赴临沂县东西盘村一带会晤。当夜常师长率部冒雨前往，次日午后到达军部驻地。不料，缪说山东分局有个叫王玉章的参谋叛变，出卖了王振乾同志，说他是八路军派来劝常恩多师长通八路军的。因此，缪澂流要审处王振乾同志。于是，常师长与王振乾研究了对策。王振乾同志到军部“就审”时，看清叛徒并未掌握我党真实情况，遂机智勇敢地进行说理斗争。缪徵流本来心中无数，又见王振乾无懈可击，只好暂将其软禁在军部。与此同时，常师长向缪呈书，请病假，予以要挟，并秘密地在军部周围布置军队，准备在必要时向军部发起围攻。结果，缪搞不到任何把柄，不得不草草收场，王振乾同志回百十一师时，缪曾操办酒席，以王振乾的名义请军部头面人物赴宴，借以挽回不良影响。

王振乾同志安然回到百十一师师部后，立刻把这一经过电告山东分局。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立即派于克同志到百十一师工委会，传达了分局关于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以及有关友军工作的指示，还问候了常师长。常师长一再向于克表示：“我非常欢迎分局代表的到来，非常盼望能与分局领导会面，请转告分局领导，百十一师有常恩多在，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没问题。”

同年九月十二日晚上，缪澂流召见其鲁南游击区总指挥部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派他协助六六五团团长董汉卿（缪的亲信）代表五十七军前往桃林镇与日方商签和约。于文清推辞不下，只好违心应诺。他思前想后，深受良心谴责，便找到挚友万毅旅长说明苦衷。万毅旅长让他忍辱负重，去摸清底细，掌握真凭实据，回来再研究对策。很快，董汉卿同日军鹫津师团代表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协议。于文清回五十七军后，立即将通敌的全部情况告诉了万毅旅长。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缪澂流竟然在纪念大会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政府本来就不该听信共产党的共同抗日的宣传，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汪精卫不是汉奸，是用另一个方法救国。”这些反动论调，引起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愤慨。当天下午，常师长到军部述职，晚上，万毅旅长找到他的住处，报告了缪派代表和敌人谈判的一切情况。常师长问万旅长打算怎么办，万旅长爽快地说：“希望师长领着我们反对这种罪行，坚决不当汉奸。”于是，常师长果断地表示锄奸。他和万旅长经过一番计议，决定在九月二十一日的晚会上逮捕军长缪澂流等一伙败类，捉缪和包围军部的战斗由万旅长指挥，师部和三三一旅的汉奸，由他亲自解决。

二十一日这一天，万旅长召开了秘密会议，部署了战斗方案。夜幕降临时，戏台上一阵开台锣鼓响过之后，军部的锄奸战斗打响了。但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告密，并派兵保护缪澂流和总部的大员、特务们仓皇逃走。结果，通敌的主要策划者和牵线者副军长朴炳珊夫妇、女间谍徐春圃和参与通敌的同案犯被扣押。

在军部锄奸战斗的同时，常师长在百十一师先扣押了对通敌一事知情不举的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和六六一团团长关世栋。然后命参谋长陶景奎和秘书王振乾草拟了“九·二二”锄奸运动致各界电文，明码通告全国。同时，又给重庆中央政府蒋介石和战区总部于学忠发了电报。

第二天早饭后，常师长召集师部附近的部队，当众宣布缪澂流投敌国的罪行和锄奸的过程，他慷慨激昂地说：“日军吞我河山，烧我村庄，杀我同胞，淫我姐妹，与我中华民族之仇恨不共戴天！可是缪澂流贪生怕死，认敌为友，哪里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哪里配做中华民族的子孙！弟兄们，我们背井离乡、流血牺牲，究竟为了什么？抗战三年多了，哪一个还想当亡国奴？……锄奸是大家的要求，是忠党爱国！”

“九·二二”锄奸行动，致命地打击了日军“以华制华”的政策，震撼了鲁苏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集团。他们恨得要命，疯狂进行报复。地方反动派、汉奸伪政府不断派遣便衣特务，在百十一师驻地的边界地区进行搜捕、暗杀，并搞破坏活动。百十一师战地服务团和抗演六队联合宣传“九·二二”锄奸运动的同志，在赣榆县境遭到反动派县长董毓佩的便衣特务逮捕，战地服务团团员陈瘦秋同志被活活绞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壮丽的青春，亲日派何应饮密电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表示支持通敌叛逆缪澂流。于学忠则对上委曲求全，敷衍塞责，对下含含混混，走走过场，派员往百十一师调查。常师长按王振乾同志的建议，给于学忠发了“邀请总部政务处上校处长郭维城来师”的电报。

十月初，郭维城等到达百十一师，对整个锄奸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向战区总部及国民党中央当局作了如实报告。但缪澂流反共通敌是受蒋介石“曲线救国”政策所驱使的，又有韩徳勤、沈鸿烈以及战区中将国特周复的撑腰，所以始终逍遥法外。更露骨的是当其他奸逆押解到总部后，周复等人反将奸逆待为上宾，摆宴压惊，并任其四出散布流言蜚语。于学忠采取明哲保身、虚与委蛇的手段，他想让百十二师师长霍守义任五十七军军长，让常恩多任副军长兼百十一师师长，结果遭到百十一师广大官兵的反对，于学忠自知亏心，只好电请蒋介石将五十七军番号撤销，由自己直接指挥百十一师和百十二师。

常恩多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曾想公开打起“东北挺进军”的大旗，暗中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山东分局得知后，派人说服他要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宜过早暴露。常师长接受了劝告，遂将四川留守处的军官家属及一营步兵陆续移来山东，并在莒南县大毛墩成立了干训队，派我党地下党员和本师进步军官当教员，培养青年优秀军官。同时，加紧对全师官兵进行军事训练，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这期间，常师长为了揭露缪澂流等国民党投降派的汉奸嘴脸，呼吁和教育广大爱国军民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写出了《‘九二二’锄奸的前前后后》一文，印出后派人到各地张贴、散发。

十一月下旬，锄奸事后两个月，蒋介石发来电报，竟说什么“……该师长不识大体，意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但已难辞误国犯上之咎，着从轻免于处分……”这显然是锄奸有罪，投降反倒有功。原来投敌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已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常师长面对群魔乱舞，愤愤地骂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决心向敌伪发起强大的军事进攻，达到“打击敌人，团结将士，改善部队生活，减轻群众负担”的目的。于是，命三三三旅万毅旅长率部袭击莒南县大店，命三三一旅攻打日照县碑廓。几天后，两战皆捷，战绩辉煌。接着，常师长又派兵在多水店子与敌伪战斗，取得胜利。三次战役共歼灭敌伪军六百多人，活捉日军三名，缴获了大批弹药武器和生活给养，还争取了日照县涛雒镇伪军一个中队弃暗投明。军事进攻的胜利，使鲁南军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扫清了鲁南至苏北间重要交通线上的敌伪障碍，使该地区广大人民获得了解放，使抗日人民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但常师长因久遭事变，忧愤、积劳而成疾。

二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向百十一师发来电报，内容仍然是“肃清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于是，参谋长陶景奎、三三旅旅长孙焕彩、六六六团团长刘晋武、上校主任龚晓清等国特分子的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不可一世的程度。他们经过密谋，于二月十六日，由孙焕彩设“鸿门宴”的圈套将万毅旅长扣押，严密监管。接着，又逮捕了我党地下“师工委会”的华诚一、张苏平同志及地下党员数人，监禁了常师长培养的“战地服务团”团员和国民党中央军委派去的“抗演六队”队员，强行收缴了三三三旅旅部特务排的枪械，绑架了师部电台台长、我党地下党员李政宣夫妇，还监禁、逮捕了师部工兵营翟仲禹等七名同志。

后来，万毅旅长被辗转解送到苏鲁战区总部，调为上校附员。百十一师战地服务团通过斗争被送出防地。抗演六队被押送到于学忠总部。这时，师地下工委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华诚一同志经组织同意撤走，由张苏平同志主持工作，他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经常与常恩多师长保持联系。接着，常师长率百十一师东移，开进甲子山区，把原来的平原地区及一些交通要镇全部让给了八路军、游击队。然而，陶、孙、刘一伙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竟勾结土匪朱信斋和日照县李延修、莒县许树声等反动地主武装，疯狂进攻八路军，袭击抗日人民政府，到处敲诈勒索，强取豪夺，祸害困苦的老百姓，当时甲子山区军民中流传着一首歌谣：“老师长，把令传，又打鬼子又锄奸；参谋长，掌大权，甲子山是鬼门关。”

这时，汉奸汪精卫认为常恩多师长在重重压力下已濒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便指令其军政部长鲍文樾（原东北讲武堂教育长）派出军政部副部长于春阁（又名于明甲，常恩多的同乡同学）持鲍的相片和信件前往鲁南，邀请常师长参加南京伪政府的“和平运动”，并答应以山东政府的军政大权归常师长统掌为条件。常恩多师长看完信件，脸色气得铁青，命令参谋长陶景奎把两个送信的汉奸抓到，杀了一个，放一个回去报信。常师长这种与敌人不共戴天的立场和行动，得到了广大爱国军民的交口称赞。

常恩多师长长期战斗在敌营中，时刻想念着党，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处境，只能把对党的热爱埋藏在心底。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他巧借普照万物的阳光，表达了自己久欲表达的心声。他写道：“光啊！有时您太暴了，有的怕您，有的骂您。事实呢，您是万物需要的好朋友！您的一切表现，都是真美的，使人不能对您乱加批评。伟大！伟大！”六月九日，他又以形象、犀利的笔触，写出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贫苦百姓的处境：“年头荒乱，有的百姓混得不好，吃穿两难。到了春夏之季，上树摘点杨树叶，回家煮煮，吃了充饥；百物昂贵，他们买不起布来做衣和鞋，只好赤着身，光着脚。……”

晚上，他仰望皓月星云，想到祖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心潮更加起伏难平，他喟然写道：

明月良宵里，静卧草房间。沉思既往事，阵阵痛心酸。谁识征夫意，共整旧河山。

六月十三日，他在文中展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及挥戈杀敌的雄心壮志：“抗战呕心血，为的是争取民族解放，平等自由。四十年来复何求？回首思往事，肝胆欲碎。而今后，策马渡悬崖，拔剑还要削倭头！”

六月二十日，他在诗文中把鲍文樾、于春阁等汉奸及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反动分子的丑恶嘴脸勾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要战胜病魔、誓除奸逆与祖国天地共存的革命豪情：

（一）

“没有气节的人，一遇到威逼利诱，就要屈服；甚至为眼前的小便宜，什么伤天害理、不知耻辱的勾当，都能干得出来。结果呢？并没有好下场。眼皮太浅了，可叹、可怜又令人可恼！此等人无以名之，可以叫做‘花’，有诗为证：

墙外青松墙内花，花笑青松不如它。

待到冬日严霜至，只见青松不见花。”

（二）

“载我有大地，覆我有青天。

饱餐新空气，总在日月间。

病魔纵似虎，岂能撼泰山”！

常师长病重，陶、孙、刘一伙狼狈为奸，陷害进步军官，大家感到随时都有大祸临头的危险，都想早点离开百十一师另谋出路。常师长听说后，不止一次地对陶、孙、刘一伙予以训斥，并鼓励一些进步军官留下抗战。

常恩多思前想后，认为必须唤醒军民对卖国投敌、结党营私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丢掉幻想。欲求民族解放，必须依靠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写道：“扶植封建，以为爪牙，犹想成功，千古安有是理！”“台上利己者满布，欲求民族解放，断无是理！”“汉奸祸国，可以逍遥法网之外；锄奸救国，反受无情压制！”二月三日他又写道：“台上贪污者满布，包而不办，党人结党营私，施政先求利己，扶植古董，压制青年，教育力求奴化，假公造就一群爪牙。”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日寇调动两万多兵力向沂山区一带进了“扫荡”，驻在圈里一带的鲁苏战区总部遭日军袭击，向日莒公路以南的甲子山区突围，到达百十一师防区，战区司令于学忠在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陪同下，前去址坊（莒南）探望常师长的病情，常师长对于学忠的到来并无好感，对挚友郭维城的到来却感到分外高兴和莫大的安慰。

事后两三天，即在春节前一个风雪呼号的夜里，日军集中了一个联队的兵力袭击战区总部和百十一师驻地，重病在身的常师长命令部队迅猛冲出驻地。第二天上午八点，师部走到北泉头休息，常师长在藤椅上看到墙上涂写着“打倒赤匪”的反共标语，他蓦地坐起怒形于色地责问陶景奎：“这是谁写的？放着鬼子不打，汉奸不锄，而专打抗战的朋友！够丢脸的了，还写在墙上宣传，岂有此理！告诉参谋处，赶紧派人涂掉！”百十一师南移逐渐接近我八路军的防区，驻该地的我军领导机关得知后，命令一些部队向边缘地区转移，主动让出一些地方，供鲁苏战区总部和百十一师休整。奔袭东北军的日军撤走后，战区总部机关和百十一师又返回原驻地。

从此，常师长经常邀请郭维城同志谈心，一谈就是一两小时，有时竟长达几小时之久。谈的问题越来越深，他终于把他对蒋介石的憎恶、东北军的归宿以及个人的夙愿透露给郭维城同志。有一次，他深恶痛绝地说：“我们必须揭露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真面目，为中国人民除掉这个独夫民贼！东北军十年中所受的孤臣孽子的教训，难道不令人痛心吗？我宁肯一拳头把这个部队打碎，也休想让它替蒋介石打内战卖命！我们东北军人必须高举起民族统一抗战的大旗，才能复土还乡。我的决心是下定了，只要我的病好了，哪怕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拄着小棍儿走向光明！”他还多次打听万毅同志在总部囚居的情况，要以中将师长的职衔去保他出来。但因反动势力猖獗，未能如愿。

八

常恩多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身体瘦弱不堪，至一九四二年七月病情濒危。七月七日那天是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他想着祖国，想着人民，忧心如焚，眼里噙着泪水，奋笔写下了遗嘱：（一）欲求民族解放，除打倒侵略者外，尚须铲除国内封建余毒。此毒之组织，系利用财阀，专为自私，它是不能谋求民族独立、民生幸福的。要认清楚，必消灭它！抗战胜利全在于此。（二）希“九·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到底。（三）余病已呈不治，实不愿徒作消耗者。

七月中旬的一天，常师长派人请去郭维城同志，向他提出了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打算，并把百十一师官兵的思想动向，详细介绍给他。郭维城同志表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接着，郭维城同志与常师长的随从副官刘唱凯进行了研究，酝酿起义方案。八月一日，常师长病危。八月二日，郭维城同志去看望常师长。常师长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千钧重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夙愿，很坚定地说：“我们有办法、有决心，逮捕这些坏蛋！把部队拉到解放区去！”他叫人拿来纸笔，躺在病榻上写了手令：“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写完后，他把这张手令和派克金笔一起递给郭维城同志，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用不着它了，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郭维城同志决心完成常师长的重托，当天晚上，他亲往总部特务团一营营部去看望了被扣押的万毅同志，悄悄地把营救他的打算告诉了他。万毅同志考虑到如去人劫狱营救他，必然引起战斗，后果难料。于是，他在当天夜间十一点，借上厕所之机越墙逃走，跑到我军山纵二旅六团去了。万毅脱险后，国特分子把责任推到郭维城同志身上，他时刻有被捕、扣押的危险，便向常师长报告了有关情况。常师长完全忘却了病痛，眼睛里重又闪烁出兴奋的光芒。他使出全部力气，把右手一挥，大声说：“咱们干了吧！”接着，他们商议了一下。常师长郑重地交代随从他多年的刘唱凯副官说：

“这叫起义，也叫革命！你跟我快二十年了，这恐怕是我一生最后的一次革命了，你要对得起我！干好了大家都好；干不好……我决不当叛徒们的俘虏！”刘唱凯和郭维城都赤诚地表示“干不成就死在一起”。

当天夜里，郭维城、孙立基同志派兵包围了作恶多端的李延修和厉保元的反动地主武装，全部缴械；包围、监视了于学忠的总部及其特务营。特务营营长侯宜禄深明大义，率部参加了起义，还携带出大批自动步枪。同时，总部的部分军官如刘瑞华、张尊山、孙少卿等也都追随郭维城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随之，郭维城派人将被反动分子排斥出师部的张苏平、刘祖荫同志叫回师部，以“东北挺进军”的名义起草了“八·三”起义的通电和宣言，立即复印、散发张贴；还组织了一部分力量，由党员同志带领，到各村庄、集市向群众宣传。另外，先后派人分头到山东分局、抗大一分校和山纵二旅取得联系，并打听万毅同志的去处。

八月五日，常恩多师长又召集团副和营长等校以上军官说：“咱们不能随便把枪杆儿交给那帮坏蛋，听他们摆布！更不能再让人家当狗使，今天咬这个，明天咬那个。要为后世子孙求光明、谋幸福；不能戴着亡国奴的帽子，给日本人当牛做马！不能又打鬼子又打八路军。不能再干那种同胞相煎的蠢事了。要救国，要打回东北老家去，就得和共产党、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八月七日，常恩多师长只能靠打针延续生命了。他以微弱的声音向刘副官交代：把他衣袋里剩下的六十元钱送给服侍他一年多的勤务兵徐文斌，并要以后多关照他；马褡子里一套将校呢军装，让刘副官自己留作纪念。常师长还故意振作精神说“我多活一天就多帮你们一天，我多活一会儿就多帮你们一会儿！”

当天下午五时，传来了万毅旅长当晚可到达三三三旅旅部的消息，常师长极为欣慰，眼光里充满了希望，异常急切地命令刘副官去接万毅旅长。

万毅旅长和刘副官带着一部分队伍到达莒南十字路，向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详细汇报了情况。八月八日晚上，常恩多师长把这支三千多人的起义部队带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他为抗日救国事业用尽了最后的心血，与世长辞了！这时，刘副官按朱瑞书记的指示带特务连、手枪排保护着常恩多师长的遗体和其家属到达朱梅村。朱瑞同志在常恩多师长遗体前肃立，脱帽致哀，沉痛地说：“多年来，你在最困难的环境里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你永远活在人民和同志们心中。”哀悼完毕，朱书记又去安慰了常师长的家属。他还对同志们说，常师长是一位“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号召大家“好好学习他一生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抗战到底！”

八月十二日，山东分局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暂时保密，不发表消息；并买了一口柏木棺材，将常恩多同志秘密入殓，将灵柩暂厝在朱梅村东北角一块菜园里。

我山东党、政、军负责人朱瑞、罗荣桓、肖华、黎玉、王建安、江华、谷牧、梁必业等同志到百十一师进行了亲切慰问，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百十一师在常恩多将军领导下得以新生！

接着，部队在山东分局领导下进行了整编，百十一师番号不变，师长名义上仍是常恩多，副师长万毅，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郭维城，参谋长于文清，政治部副主任王振乾、陆万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百十一师以及山东滨海地区的各县、区等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在莒南为常恩多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又迁葬于临沂革命烈士陵园。一年四季，人民群众前往瞻仰；岁岁清明，各界代表列队悼念。

常恩多将军永垂不朽！

(根据刘唱凯等口述，王治安整理的《回忆常恩多将军》一书压缩整理）

怀念鲁西南抗日专员袁复荣同志

王瑞亭

立场坚定不屈不挠

袁复同志是山东省曹县城南袁庄人，一九○九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里。在本地小学毕业后，一九二八年到河南洛阳上中学，以后又到济南上高中。一九三○年他参加了共青团，一九三一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三月，他在济南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六年经亲友营救出狱。出狱后，袁复荣同志立即回到故乡曹县，在县城西关小学任教，以此作为掩护，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一溃千里，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济南和整个山东已岌岌可危。这年九月，中共曹县地下党组织——县工委成立了。袁复荣同志担任县工委的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曹县的抗日救亡斗争。当时，我也在曹县搞抗日救亡工作，因之在这年十月下旬，我便和他认识了。

会后，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继续对协会施加压力，扬言不准备案，并对领导这一协会的骨干分子，加以监视盯梢，甚至进行恫吓。袁复荣同志等没有理它那一套，大家紧紧团结在县工委的周围，努力工作，继续前进。

不久，山东省会济南失守，日寇继续向南推进。国民党省、县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囊括了他们弄到的金银财物，并带着所有的各县保安团队、警察等地方武装，屁滚尿流地越过陇海路南逃了，一时地方陷于无政府瘫痪状态。这时，由曹县几个地方知名人士出面，组建了本地的临时武装——县抗敌自卫团常备队。这个地方部队还设立了政训处，袁复荣、沈建华、曾鸣和等几个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了这个政训处，担任了政训员。我们一方面开展了对这个部队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如定期进行政治讲话，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另方面，着手开展对上层知名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还抽出一定力量，分头下到各区乡，主要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串联发动，筹组“曹县青年救国会”，以取代那个比较松散的“协会”，以利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由于袁复荣同志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机智勇敢地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所以，抗战开始不久，曹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就迅速而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深入农村发动群众

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夏天，中共曹县县委（这时中共曹县工委已改组为曹县县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袁复荣同志带领，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一路由王健民、沈建华同志负责，留在城内坚持斗争。对革命事业怀有满腔热忱的袁复荣同志，毅然脱下长衫，带领同志们深入到曹县西北韩集、刘岗、郭小湖、安陵集一带，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这一带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农民生活十分贫困。这里地处曹（县）、考（城）、东（明）、菏（泽）、定（陶）五县边界，距各个县城均较远，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薄弱，人民有着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党许多同志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工作基础比较好。这些也正是我们确定建立抗日根据地非常有利的条件。袁复荣同志来到这里后，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发展了“农民互助会”（相当于农民协会），大家组织起来，团结互助，共同对敌，以便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后来又利用县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县动员委员会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组织，主任委员由县长兼任，委员由县政府聘请地方的名流担任），号召组织了农民救国会。这个织公开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并按照我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深入地开展了抗日民族民主斗争。

袁复荣同志平易近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很快就和农民群众打成了一片。大家有话愿意同他讲，有什么要求也愿意和他说。他真正做到了和群众亲密无间，他走到哪里就和群众滚在一起，不管是牛棚里，还是草窝里。群众对他也都很亲热，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袁二哥”（他排行第二）。他在村子里办训练班，办夜校，大力宣传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以及自己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通过宣传教育，群众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农民互助会”、“农民救国会”也逐步扩大发展起来了。

留在城内的同志也先后打入了国民党曹县县政府动员委员会，继续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主要的统战对象是国民党县长王贯一。这个人是韩复榘部队一个旅部的书记官，韩退却时把他留下当了曹县县长。他平时对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那种反动统治，早就心怀不满，并有一定的抗日要求。因此，做好争取他的工作是有条件的。我们还利用县动委会这一合法组织的名义，印发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大力进行抗日动员的宣传活动。还成立了一个巡回话剧团，排演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还筹办了一所民众教育馆（相当于现在的群众文化馆）。通过这些活动，使当时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搞得相当活跃。到了这年十月，曹县县城沦陷，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暂时撤到曹县西北农村，与袁复荣同志会合在一起了。

我们会合后，集中了全部力量，深入到村村户户，搞串联，作宣传，进一步发动群众。到一九三八年底，农民救国会员已发展到几万人。村农救会已建立起四、五十个，并已拥有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在刘岗、伊庄、曹楼、安陵集等一些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子里，发展了一批农村党员，建立起一部分农村基层党支部。所有这些，都为在曹县创立抗日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杨得志同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同志，率部东进，来到曹县西北地区。这对当地群众的抗日运动以及我们地方党的工作，都是个巨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支持。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李文斋（国民党中央委员、山东省党部常委）、李子仪（李文斋的弟弟），依靠其反动地主武装——“国民抗战自卫军”，在曹东南青堌集一带割据称雄，把王贯一的县政府、保安队从曹东南赶了出来。王贯一受我党统战工作的影响，前来找我们给他“搭桥”，约请杨崔派部队给予支援。杨崔答应了王的请求，双方配合，分进合击，一举消灭了二李的“国民抗敌自卫军”，曹县东南的局面也就随之打开了。

坚持斗争消灭敌人

随着鲁西南地区抗日革命斗争胜利的发展，我们党组织的力量也日益壮大。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经上级党委决定，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正式建立了中共鲁西南地委会。上级派来戴晓东同志任地委书记，袁复荣同志调任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曹县县委另外组成了新的班子。地委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曹西北老区，班子比较精干，几个委员均分工掌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袁复荣同志是戴晓东同志的重要参谋和助手，在各方面的工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回师控制华北地区，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鲁西南地委刚一成立，就面临着异常艰苦严峻的局面。这年十一月十一日，菏泽、东明、考城一带的敌人，出动了一万多人，配有汽车一百多辆，对我鲁西南地区曹西北安陵、桃园、韩集一带进行“扫荡”，即所谓“双十一”大“扫荡”。以后又有以安天国为头领，在安陵集、湾杨村一带，组织反动会道门，发动武装暴乱。接着一九四○年二月间，又有叛军石友三、孙良诚部由冀南南下，号称十万之众，盘踞陇海路以北整个鲁西南地区。这时地委机关被迫撤往河北濮阳一带，到六月份才随黄克诚同志率领的支援苏北新四军的南下大军，打回到鲁西南来，继续坚持鲁西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这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继续南下，剩下来的仅是一些地方武装，包括地委的独立营、武工队和曹县抗日县政府的基干队，合起来不过二百五十余人，弹药缺乏、粮秣不足。而敌人的力量则几十倍于我。一九四○年十月，敌以六千余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因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逐渐缩小，后来只剩下中心区的刘岗、曹楼和伊庄。从此，开始了有名的红三村保卫战。

一九四一年春，鲁西南的斗争局面飞速发展。这年夏天，先后成立了鲁西南军分区和抗日专员公署，还建立了菏泽、东明、考城、定陶几个县的抗日政权，各级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其所属农、工、青、妇各级群众团体，以及各级武委会和民兵自卫队。作为领导核心的党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壮大。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也就初步形成了。

一九四一年秋后，袁复荣同志曾调离鲁西南，到冀鲁豫边区文联工作了一段。一九四二年五月，鲁西南第一任抗日专员刘齐滨同志病逝以后，袁复荣同志又被调回鲁西南，担任了抗日专员。

为国捐躯名垂青史

袁复荣同志担任专员以后，为积极开展减租减息伟大的群众斗争，加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搞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日夜操劳，呕心沥血。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日益巩固壮大。

一九四三年秋天，为了重新开辟曹县东南地区的工作，建立曹县和成曹两个县（这时因纪念刘齐滨专员的殉职，已将曹西北改名为齐滨县）的抗日政权，袁复荣同志不顾敌人正在进行的秋季大“扫荡”，毅然和华北民军司令兼冀鲁豫军区五分区司令朱程同志，率部离开曹西北根据地，挺进到曹县城西南王厂村黄河故道一线。

九月二十一日，日寇集中三十二、五十九、三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配合伪军，共约万余人，从济宁、徐州、商丘、新乡等地出动，分十路开始对我冀鲁豫边区之单县、曹县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二十七日，日伪军合围我曹县西南的王厂地区。朱程、袁复荣同志率民军一团首先与敌接战，坚守大堤，阻击敌人。随后，日寇又不断增兵，将我军重重包围。从上午开始激战到黄昏，终因敌我众寡悬殊（敌人兵力十倍于我），多次突围未成。最后，弹尽粮绝，袁复荣同志和朱程同志等均壮烈牺牲。鲁面南人民闻讯无不深为悲痛。为了纪念他们的光辉业绩，当时曾把曹县改名为复程县。

袁复荣同志是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部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在对敌斗争中英勇顺强。他在前进路上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从来都是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也要求很严。他能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来不隐讳，不掩饰；对同志们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够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他善于团结同志一块共事。他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善于冷静地分析思考问题。他的这些优秀品质，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袁复荣同志牺牲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现在回忆起他的英雄业绩，仍历历在目，使人敬佩。为了缅怀先烈，我们一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向着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英勇善战的年轻指挥员

——韩明柱同志传略

韩明柱同志，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生。由于家贫，他从十二岁起即在本村给地主家放牛，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一九二九年七月，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他积极参加了乡苏维埃的工作，任乡苏维埃委员。这年十一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年，韩明柱同志婚后三天便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二十九团当通讯员。在攻打新集的战斗中，他机智勇敢，几次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火力封锁，胜利完成通讯任务，受到首长表扬。一九三一年春，他被调到红二十九团警卫连，升任指导员。当干部后，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每次战斗都是冲锋在前，带领战士同敌人奋力拼搏，使警卫连一次又一次地建立了战功。一九三二年八月，他被提升为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二营政治委员。不久，红军西进川陕。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他带领的二营又屡建战功。一九三五年二月，二营在攻打空山坝、解放广元城后，他被提升为二七九团政治委员。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调任左路军二一九团政治委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韩明柱同志被调到瓦窑堡中央红军大学军事一队学习。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党中央立即向全国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随后，又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抗日救国运动逐步推向高潮。与此同时，红军大学军事一队的学员提前结业，党把韩明柱、廖容标、洪涛等一批学员派来山东，帮助山东省委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韩明柱同志于九月下旬辗转到达济南，山东省委把他分配到淄博，和鲁东工委委员杨涤生同志一起积极准备组织农民抗日武装。

一九三七年底，在中共鲁东工委和寿光县委领导下，马保三等同志在寿光县牛头镇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马保三同志任司令员，韩明柱任副司令员，张文通任政治委员，杨涤生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农历腊月初八），韩明柱和杨涤生两同志在前往八支队的途中来到寿光县城，不幸被国民党寿光县大队作为“奸细”逮捕。当日，正逢日寇进攻寿光城，国民党寿光县政府陷入一片恐慌混乱，县长宋宪章正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听说抓到两个“奸细”，忙命令带上来审问。韩明柱和杨涤生两同志五花大绑被推到宋宪章跟前。宋宪章问杨涤生同志：“你这奸细想来刺探什么？”杨涤生同志答道：“我们不是奸细！”宋宪章转而问韩明柱同志：“你是干什么的？”韩明柱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八路。”宋宪章眼一瞪：“怎么能证明你是八路？你是奸细！”韩明柱同志大声呵斥道：“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八路军！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战，全民动员打日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不抗日，反而不让别人抗日，天理岂容！”杨涤生同志见宋宪章被韩明柱同志斥问的无言答对，就乘机大声喊道：“快松开绳子，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宋宪章犹豫不决。士兵中有人在嚷嚷：“干脆拉出去枪毙算了。”在这紧急关头，只见一个高个子的士兵跑到宋宪章跟前，故作殷勤地说：“报告县长，把他俩交给我好了。”宋宪章点了点头，那个高个子士兵便把韩明柱和杨涤生两同志带走了。

原来，那个高个子士兵是我地下党员李廷奎同志。在牛头镇起义前夕，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同志决定，派共产党员李廷奎、李登坦两同志，以卖兵的方式打进国民党寿光县大队，得银洋七百多元作起义经费，并指示他俩搞情报，伺机拉出队伍。他俩打入县大队后，很快就得到了县长宋宪章的信任，李廷奎同志被提为班长。这次，李廷奎同志急中生智，把韩明柱、杨涤生两同志带走藏起来，等到天黑先和杨涤生同志接上了头，然后将李登坦同志找来，嘱其负责韩、李二同志的安全，他自己去联络人员搞枪。人员联络齐了，枪也搞到了，他们便向弥河东崖的张家屯方向奔去。当宋宪章发现韩明柱和杨涤生两同志跑了，还拉走了他的士兵，搞走了他的枪支和骡子，气得拍桌大骂，命令县大队快去追赶。县大队的士兵乱喊乱叫：“人跑啦，枪丢啦，快追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追赶。到了下半夜，韩明柱等同志来到了张家屯。这次，他们拉出十六个人，十八条枪，还有九匹骡子和部分物资。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他们胜利到达牛头镇。

韩明柱同志来到牛头镇后，带领部队积极开展军事训练。他不仅耐心地教会这些刚参加起义的农民兄弟如何作战的本领，而且有声有色地给他们讲述红军长征英勇作战的故事，把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点一滴地灌输到这支新创建的部队中去。他关心爱护战士，能和战士打成一片，得到战士的衷心爱戴。

在八支队迅速成长壮大的同时，国民党军却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寇长驱直入，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救人民群众的苦难，唤起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同时为了杀杀日寇的威风，八支队司令部决定，寻找战机，伏击气焰嚣张的日寇汽车。

这是八支队成立后第一次打鬼子，很多人在当时都不知怎么伏击，怎么个打法，指挥作战的重担落在了韩明柱同志的肩上。他首先派人仔细侦察了敌情，然后开会研究，决定在寿光城南三里庄打伏击。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四）晚上，他带领四五十名干战来到寿光县城南关，连夜进行战前准备。他仔细观察地形，布置好伏击阵地，拂晓前率领部队埋伏在三里庄附近的公路旁的沟里，专等鬼子汽车的到来。

这夜，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战士们怀着初战时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手里握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长枪短枪，还有土枪、土炮和大刀片。他们趴在冰雪覆盖的路沟里，眼睛死死盯着公路。天刚蒙蒙亮，三辆日寇汽车拉大距离开了过来。开头是一辆卡车，跟着是一辆中吉普，后面又是一辆卡车。韩明柱同志料定中吉普里坐的是敌人的指挥官。擒贼先擒王。他命令放过笫一辆，打第二辆。不一会儿，中吉普进入伏击圈内。“打！”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他带领的五名专打敌人司机的优秀射手一齐朝驾驶室开火，司机应声毙命，汽车失去控制，歪倒在公路旁沟里。战士们猛虎似地冲了上去，阵地上杀声震天。后面那辆卡车的鬼子见势不妙，掉转车头，仓皇逃窜。

这次战斗，打死鬼子军官三名，士兵一名，缴获中吉普一辆，长短枪四支，指挥刀三把，还有一部分军用物资。刚参军的战士不懂汽车如何开，便借来两头大牲口，拖着汽车迅速撤离战场。途经村庄，人们夹道欢迎，纷纷称赞八支队英勇善战，打了大胜仗。韩明柱同志登上汽车，当众讲演，发动群众参军支前。接着，召开了军民祝捷庆功大会，把缴获的鬼子大衣、军用毛毯、长短枪、指挥刀挂在树上展览，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仗，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迅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人民群众纷纷携带过春节的各种食品前来慰劳部队，报名参军的人也多了，八支队迅速壮大起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八支队开始东进。部队行进到刘营附近，顽匪张景月部的一个营，预先在刘营设下伏兵，企图截击我军。当我军遭到顽匪的突然袭击时，韩明柱同志当机立断，指挥前卫两个大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冲锋，并以大部分兵力迂回包抄，淮备予以聚歼。顽匪见我军指挥有方，不敢再战，丢尸弃马，狼狈逃窜。我军随即追击，给敌人重大杀伤，迅速结束了战斗。这次缴获战马六匹，步枪多支。另外，被张景月强行收编的原羊角沟警察局的四十多人，携带武器反正，加入了我军行列。刘营战斗结束后队伍继续东进，到达昌邑的马渠，与七支队的同志们胜利会师。

四月，这支部队在昌北柳疃同敌伪军血战一昼夜，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昌潍地区的影响，也推动了胶东抗日斗争的发展。

五月上旬，合编后的八支队决定继续东进，由韩明柱同志率领两个大队和骑兵连作为前锋。当他们进到黄县时，国民党县长王景宋，依仗有二百余支长短枪的武装力量，企图负隅顽抗。韩明柱同志指挥部队迅速攻入黄县城，王景宋率部死守县政府大院。韩明柱同志命令部队先将敌人紧紧围住，但不和敌人拼消耗，不管敌人如何打枪，没有命令，不准还击。次日拂晓，他挑选了几名特等射手，威慑敌人。与此同时，又得到我地下党领导的一支隐蔽武装做内应，对敌施加压力。王景宋觉得逃脱和对抗都已无望，乃被迫与我军谈判，交出枪支和弹药。随后，马保三同志率司令部进驻黄县城。

司令部进驻黄县城后，即派韩明柱同志率领两个大队去掖县，协助掖县三支队解决了混进来窃据领导职务的几个反动分子。在掖县城南高望山、夏丘堡，韩明柱同志指挥部队把土顽张金铭的部队狠狠揍了一下，消灭二百多人。这股反动土顽怕被全歼，逃出了掖南山区，从而解除了对掖县三支队的威胁，给掖县三支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月，八支队通过李梅生同志以及在龙口的地下工作关系，对龙口保安大队、海防大队进行了大量工作，除李梅生同志把他率领的保安大队全部人马拉了出来外，还争取了海防大队大队长纪永芳及其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作为内部策应。于是，韩明柱同志带领五中队借同海防大队联欢的机会，在内线的策应下，缴了海防大队全部人员的枪支，计英式轻机枪两挺、英式步枪四十六支、左轮短枪六支和机步枪子弹四十多箱。这一来，八支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补充和改善。同时，八支队司令部又决定，用缴获的英式机关枪和自造的迫击炮编成个机炮大队，使八支队增加了一个新的兵种，士气更加旺盛，战斗力也就更强了。

这时，八支队已发展到四千多人，编为十个大队（包括机炮大队、特务大队），三个区队，还有一个骑兵连。为了作战行动方便，司令部分为前方司令部和后方司令部。前方司令部由韩明柱同志率领，所属多为战斗部队；后方司令部由马保三同志负责，所属以司政后机关为主。

部队从土山以北沿杳无人烟的荒地盐滩前进。经过艰苦跋涉，到达潮海、下营一带暂作休整。七月中旬，部队离开潮海，继续西进，在苇子河一带协助十团打了两个小仗。七月底，部队从苇子河出发，在桓台县卫固同从张店出来扫荡的日寇打了一场遭遇战。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杀伤了一部分敌人，我军也有一些伤亡，韩明柱同志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摆脱了敌人。

随后，八支队西进到长山，前方司令部进驻苑城。这时，三支队司令部驻在苑城以西的司家庄。

长山一带顽匪司令宋雨田在焦桥召开紧急会议，妄图消灭这支八路军队伍。八支队和三支队侦察到这一阴谋后共同研究决定，联合作战，扫清顽匪。于是，韩明柱同志率领八支队前方司令部及一个区队和机炮大队，兼程西下，奔袭焦桥。焦桥的敌人预先在孝妇河上的夏家桥和裴家桥设防，特别是裴家桥还设了桥头堡，配备有机枪，用重兵把守。韩明柱同志指挥部队勇猛冲击，迅速突破了裴家桥桥头堡，残敌溃逃。夏家桥的敌人猝不及防，大部缴械被俘。焦桥的敌人，在听到裴家桥的枪炮声时即狼狈逃窜。韩明柱同志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把敌人驱逐到小清河以北。这次战斗的胜利，为三支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八月上旬，韩明柱同志率领八支队前方司令部驻防司家庄。前方司令部在韩明柱同志的指挥下，除了配合马耀南、杨国夫同志领导的三支队的行动以外，经常活动在日军据点周村周围和邹平、长山南部地区，打击敌人，发展抗日武装，确保三、八两支队的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

蒙家庄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四十多名，给嚣张一时不可一世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可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红军战士、八支队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韩明柱同志，却不幸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韩明柱同志的牺牲，使八支队全军上下极为悲痛。马保三司令员几天吃不下饭去，很多战士泣不成声。同志们在万分悲痛之中，在焦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将韩明柱烈士的灵柩安葬在焦桥一处环境优美僻静的地方。一九五七年，山东省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迁葬仪式，将韩明柱烈士的遗骸迁葬到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

韩明柱同志生前曾对八支队指战员们说：“革命二字最伟大，为人民牺牲最光荣！”韩明柱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伟大、光荣的革命战士。原八支队的同志们永远怀念他，山东人民永远怀念他！

铮铮铁骨赤胆忠心

——王全斌烈士传略

陈希栋辛禄升

王全斌同志是大革命初期入党的老党员，曾任县委委员、县委书记，是潍河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在潍城英勇就义，谱写了一曲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壮烈凯歌。

王全斌，又名王佑文，潍县茂子庄（现潍坊市潍城区）人，一九○○年三月出生，他自幼聪明伶俐，学习勤奋，善于思考。在学校里颇得老师的宠爱和同学的敬佩；家中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也都很喜欢他。他少年时代就秉性豪爽刚强，有正义感，愤懑人间不平。王全斌十一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次大革命的浪潮，对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各地讨袁军起，年仅十六岁的王全斌就投笔从戎，参加讨袁斗争。他在一九二○年考入山东工业专门学校，学习金工科，一九二四年暑假毕业后返回故乡。他在校就读期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把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推向高潮。这些沧桑事变，对他由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王全斌回潍县后，先在东关第一公学任体育教员，后又去二十里堡师范讲习所任教。一九二五年春节过后，潍县党的创始人庄龙甲在二十里堡及其附近的庄家、南电、茂子庄一带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和创办农民协会。王全斌很快便与他结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由庄龙甲同志介绍，先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年三月，二十里堡毓华小学闹学潮，进步学生在庄龙甲及国民党左派教师郭伯民领导下，驱逐了该校的反动校长刘剑华。秋天，王全斌担任了这所学校的校长，他一方面热情地向学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扩大党的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毓华小学这块阵地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使这所由美国英美烟草公司开办的学校成了潍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之一。

王全斌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正是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旬，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丁君羊在潍县参加了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全省各县市代表联席会议后，又在城东黄菜楼召开了我党活动分子会议。王全斌作为潍县党的活动分子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他协助庄龙甲积极做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积极开展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活动。五月，国民党潍县临时县党部召开各区分部代表大会，他又以潍县南区代表的资格同我党跨党的党员庄龙甲、郭家瑞、田化宽、田智恪、张同俊等一道，参加了这次改选县党部执行委员的会议。由于他和庄龙甲等同志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共产党员在改选的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占百分之二十，增强了我党在县党部中的力量。

继国民党区分部代表会议之后，庄龙甲又在王全斌的场院屋里主持召开了中共潍县第一次代表会议，产生了中共淮县第一届委员会，王全斌被选为县委候补委员。从此，县委机关经常设在他所在的学校里和他家中。十月，县委改组，他接任县委宣传委员兼西南乡区委书记的职务。

王全斌不仅自己抛弃优裕的生活投身革命，而且还带领家中亲属一道革命。县委成立后，决定在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加强文华、文美中学和乐道院医院的工作。王全斌经常到文华、文美中学向在校学习的弟妹、侄女和其他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的教育和感染下，弟弟王全武、妹妹王全珍、侄女王美德等学生，不仅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都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共青团。他的姐姐王全荣也积极支持革命活动，就连大嫂娘家的兄嫂也都同情革命。他家成为潍县一带有名的革命家庭。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潍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王全斌以灵敏的政治嗅觉和坚定的党性原则，会同庄龙甲同志，坚决执行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省执委关于把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控制在左派手里的指示，使在五月召开的国民党潍县第一次改组县党部的代表大会时，共产党员就占了执行和监察委员的全部名额，全斌同志也当选为执行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月，潍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被国民党右派分子破坏，我党开始在白色恐怖中独立领导革命。这年冬天，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决定迅速建立革命武装。王全斌充分利用家中富裕的条件，说服管理家务的姐姐王全荣献出二百四十元大洋，买了两支手枪，供赤卫队长王兆恭、王永庆使用。

一九二八年春天，潍县一带饥荒严重，党的活动经费和人民群众生活都非常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员、群众的斗争情绪。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斌同志毅然把他家在西南乡的土地（连麦苗一起）和储存的二万四千多斤粮食捐献出来，分给了贫苦农民，供给党的活动经费。当分粮的时候，理家的姐姐担心家中日子没法过，全斌同志便安慰她说：“放心吧，有群众吃的就有咱吃的；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全斌同志还在这年的三月份，出钱在西南乡的辛庄盖了三间房子，供贫苦农民的孩子上学，并作为党组织的活动场所。就这样，群众从王全斌同志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风格。

全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处处身先士卒。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参与领导了砸大柳树税局的活动，迫使官府的税收人员长期不敢下乡敲诈百姓。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后，日寇自青岛运兵济南，他以所学的金工知识，同张同俊等同志一起制造了两枚炸弹，准备去炸日军列车，破坏敌寇运兵计划。同月，全斌同志在自己村西的白浪河滩上同王兆恭、王永庆同志一起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发动茂子庄、庄家、南屯、王尔庄等村的广大群众破坏潍台公路。后因反动当局得知消息，又加之在砸大柳树税局后反动当局加强了戒备，故破路和炸军车的计划未能实现。麦收季节，县委决定组织抗租、抗税、“抢坡”、“吃坡”斗争，他奉命领导了“抢坡”、“吃坡”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全斌同志亲临现场具体指挥。他手持枪支警告官庄的地主说：“如敢指名告发，砸死勿论。”在他的领导下，西南乡的辛庄、夏坡、狼埠、大寨等十余个村庄组织了以党团员和农民协会活动分子为骨干的百余人抢麦队伍，掀起了抢麦斗争的高潮。全斌同志因领导得力，受到群众的称赞。

一九二八年六月，潍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趁张宗昌委任的县长李家驎逃跑之际，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二区区党部委员、恶霸地主王全干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县委决定将其镇压。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全斌、王兆恭同志。他俩接受任务后，在六月一天的傍晚，率领特工队将王全干击毙。

由于王全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积极坚决，在党内外享有较高威信，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又加之这次镇压了反动地主王全干，于是他便成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捕杀的主要对象之一。反动当局不仅查封了他的家，而且贴出告示，悬赏缉拿。严重的白色恐怖，恶劣的斗争环境，艰苦的斗争生活，骨肉分离的精神折磨，并没有吓倒、难倒王全斌同志，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坚定地领导群众同敌人斗争。但是，党组织为了保护干部，遂于一九二八年夏天将王全斌同志调往高密县工作，同年冬季任高密县委书记。

王全斌同志到高密后，正值省执委巡视员刘子久在诸城高密边界的南郭庄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便与刘子久、王元盛、宋琦（又名宋国瑞）、郭金祥等在高密、诸城、安丘三县交界的潍河沿岸，教育发动群众建立“贫民会”。“贫民会”在刘子久、王全斌等领导下，自九月开始搞“抢坡”运动，后来发展到“抗租”“抢租”。为了解除地主的武装，他们首先解决了高密西南乡曹家坡的一个庄长，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十月四日晚八时许，“贫民会”八十余人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用土枪、土炮攻占了南郭庄，烧毁了地主劣绅的房子一所，圩子门三座，地主场院一处，缴获手枪五支。同时，提出了“成立游击队”、“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开展了抗粮、抗税、抢秋的斗争。第三天，召开了一百多人参加的贫民大会，并设立了“贫民会”的办公机构。随之，这一带受影响的农民也都行动起来，开展了抢秋斗争。暴动持续了一个月，是潍河沿岸对敌斗争影响最大的一次运动

同年十一月七日，王全斌同志在高密县夏庄宋琦家中主持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刘子久同志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号召全体党员，要振作精神，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会后，王全斌同志按照“六大”指示的要求，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十二月二日，王全斌同志参加了省委在济南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乘火车回高密。当列车行至黄旗堡车站附近时，王全斌同志被国民党特务宋法玉认出，不幸落入敌手。

王全斌同志被捕后，被秘密关押在国民党潍县公安局。在那灭绝人性的地狱里，他受尽了亘古未有的非刑和惨无人道的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斥敌不止。每次审讯，他都变法庭为讲坛，变受审人为主审官。他义正辞严，历数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丑恶行径和残杀革命人民的累累罪行，使敌人狼狈不堪。敌人恼羞成怒，竟疯狂地割下他的双耳。全斌同志仍然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惨无人道的匪徒们又割掉全斌同志的舌头，妄想威逼他写出共产党员的名单。全斌同志便拿起笔来写“共产党好，能救国救民”。匪徒们又将他的双手剁掉，后又将他的双脚砍下。在遭受这世间罕见的酷刑之后，全斌同志仍坚贞不屈，他圆瞪双目，怒视敌人，以示共产党人的凛然大义，铮铮铁骨。最后，凶残的敌人竟残酷地挖去了他的双眼。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夜，王全斌同志，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匪徒们将他的尸体投进了公安局外面的荷花湾内。

王全斌同志仅在世间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但是，他那公而忘私、献身革命的崇高风格，他那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在潍河两岸广大人民的心中；他那反帝反封建的顽强意志，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永远激励着人们在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前进。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永远缅怀革命先烈王全斌同志，曾把他的家乡命名为“全斌乡。”

王全斌同志英灵千古，他的名字与世永存！

竭尽忠诚为人民

——黄祖炎同志传略

黄祖炎同志，江西省南康县人，一九○八年五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陶业工人家庭。他家祖祖辈辈给资本家烧窑，全家老小终年辛勤劳动，可是到头来还是不能维持一家温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自幼勤奋劳动，热爱学习，全家省吃俭用，断断续续地供他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后也即做陶工。

一九二六年在大革命高潮中，黄祖炎同志接受了革命思想，毅然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一九二七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农民协会做农运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江西省容庾特委工作。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了他的家乡，全家人受到连累，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而死，母亲亦在颠沛流离中去世。在敌人的血腥屠杀面前，他没有被吓倒，被征服反而变得更坚强，更勇敢。他对敌人无比仇恨，对党无比热爱。一九二九年，他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在这期间，他带领群众和游击大队多次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敌人在惨败之后，曾悬赏重金捉拿他，但由于他深得群众的爱戴，敌人的这一阴谋终于破产。有一次他被敌人包围在一个村里，群众把他藏起来任凭敌人如何威逼利诱，群众没有一个吐露实情的，他乃得以安全脱险。

一九三○年，黄祖炎同志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纵委书记。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依仗其优势兵力，向我苏区频频发动进攻围剿。黄祖炎同志指挥部队，击败了大庾靖卫团等三千余人的进攻，坚持了信（信丰）康（南康）苏区，受到了党的奖励。一九三一年春，敌人一个师“围剿”信康苏区。黄祖炎同志带领部队，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苏区，再次受到党的表扬。一九三三年，黄祖炎同志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很幸福地在毛主席身边做文书工作，直接受到了毛主席的教育和培养，在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得到了迅速提高。一九三四年九月，他跟随毛主席去于都，当时局势很紧张，生活非常艰苦，就是毛主席连一架蚊帐也没有，致使毛主席传染上疟疾，连续发了三天高烧。跟随在毛主席身边的黄祖炎、陈昌奉、吴洁清等同志都非常焦急，精心护理毛主席，直到毛主席的病好了，大家这才放了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黄祖炎同志被调任党中央地方工作部工作。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劳累，加之生活条件又差，他患了肺病。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他带病参加了长征。长征中，他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与考验，胜利完成长征，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这时他的身体已是非常瘦弱了，每天抽烟很多。一次，毛主席看到了，就向他提出要少抽甚至不抽烟的问题，他听了后，感到毛主席对自己这样关心，一定不能辜负毛主席的这番心意，于是下决心把烟戒掉了。

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后，黄祖炎同志调到中共华中局任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进驻刚从日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淮阴市。当时，淮阴市满目疮痍，敌特分子非常猖獗，暗中破坏革命，危害人民。他亲自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团结了广大群众，把该市反革命组织一网打尽，社会秩序得以迅速好转，人民的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发展。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而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七月，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苏皖解放区，黄祖炎同志坚决要求去前方杀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于是他被调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战斗在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最前线。同年十二月，他率部参加了宿北战役。宿北战役后，他病情加重大吐血，这才被迫送回后方休养，但病未痊愈即要求返回前线。

一九四八年，黄祖炎同志调到渤海军区负责政治部工作。他对党的指示，总是一字一句地学习研究，深刻领会，一丝不苟地认真贯彻执行。他到渤海军区不久，毛主席发布关于全军开展生产建设的指示。当时有很多同志包括某些负责干部对搞生产信心不足，他便找这些同志个别谈话，耐心说服，打通思想，有时谈到深夜。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大家的认识一致了，立即做出了在全区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不多久，群众发动起来了，生产运动从上到下蓬勃开展起来，使一万六千亩茅草地变成了良田，解决了所在部队的生活困难，发扬了我党的优良传统。

黄祖炎同志是渤海军区负责人之一，又是渤海区党委常委，可是他从不自作主张，表现出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部队的工作只要涉及地方上时，他总是把意见提交区党委研究，并按时向区党委请示报告工作。

黄祖炎同志从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因而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特别是担任了领导职务以后，他的学习就更加自觉了。不论工作多忙，身体多累，每天晚上他总要伏在油灯下，学习一至二小时。他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还非常关心机关干部的学习。他曾向所在机关支部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加强干部文化学习是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的关键，提出了加强干部文化学习的重要建议。机关支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机关干部中掀起文化学习的高潮，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机关干部的政治学习。

黄祖炎同志对干部不仅生活上关心，政治上爱护，还十分注意对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他的日记里记着每个干部的简要情况，各自的优点和特长。他常说：“使用干部必须了解他的长处，发挥他的长处。如不掌握这点，就很难做到正确使用干部。”为了培训提高干部，他在一九四九年主持开办了干部训练班，他带病为学员讲课，还指示管理科解决学员的生活困难。

黄祖炎同志的生活非常艰苦朴素。一九四九年冬，他到济南开会。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发给他一百元钱，他一分也没有动用，开完会回来后，把这一百元钱如数交还了组织。还有一次，组织上让供给部买了一件皮袄发给他，他耐心地说服供给部的同志，把皮袄拿了回去。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黄祖炎同志又吐了几天血，再次病倒在床上。但是，发着高烧的黄祖炎同志，却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告，头上缠着冷毛巾，仍在床上批改电报和文件，坚持把每天应办的工作做完。由于他的病情太重了，有时甚至累得昏了过去。同志们劝他不能再这样干了，一定要好好休养。他深情地回答说：“现在建国不久，五一年的任务很重，不能休养啊！身体受点损失没关系，完成党的任务是首要的。”他就是这样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时为止。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晚，黄祖炎同志带着感冒尚未退烧的病体，去参加军区的一个文化座谈会。就是在这个会上，在他向会议作报告时，不幸被隐藏在会场上的反革命分子枪杀，光荣牺牲。

黄祖炎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竭尽忠诚为人民，艰苦奋斗二十五年如一日，为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的高尚品质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孙健萍同志的光辉一生

伏伯言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傍晚时分，章丘县普集村北河滩响起阵阵枪声。这是蒋匪帮又在残杀我革命志士。一位身穿旧军装的年轻革命战士在枪声中英勇地倒下了。霞光洒落在他那坚强不屈的脸上，与烈士的鲜血相互映照，一片殷红。

这位为革命壮烈牺牲的英雄战士，就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周村市市长孙健萍同志。

口诛笔伐卖国贼

孙健萍同志，原名孙凤坦，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出生于原高苑县三区（今高青县唐坊公社）东洼里孙村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里。父亲的微薄收入，太平年还能勉强度日，一遇上兵荒马乱，家境就艰难了。因此，孙健萍兄妹三人，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困苦中生活。

虽然家境贫寒，父母仍然节衣缩食供他念书。起初，他随父亲上学。一九三○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高苑县第一小学。他深知父母生活的艰辛，供他上学不易，因而学习更加勤奋，每到期末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孙健萍不仅勤奋好学，而且从小就具有一身正气。东洼里孙村有一个公共池塘，养了不少的鱼，每到夏秋，群众便捞点鱼改善生活。村里有一恶棍，平时欺压乡亲，群众敢怒不敢言。有一年夏天，这个家伙看到池塘里的鱼很肥，便借来大网捕捞。孙健萍正在家度暑假，闻知气得两眼喷火。他带领孙凤惠、孙作善等小伙伴，质问这个恶棍：“大伙的池塘，大伙的鱼，为什么你一家捕捞？”恶棍理屈词穷，又看到周围的群众个个怒目相视，便“哦哦”了几声，乖乖地收起网，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三五年夏，孙健萍考入济南一中，济南一中是山东学界的红色堡垒之一。孙健萍在这里受到我党的直接教育，懂得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道理。他在我地下党员毛丕森同志的指引下，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高潮中，秘密地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学联”、“民先”等革命组织。他团结和带领进步同学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号召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严重的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锻炼了孙健萍，使他迅速成长。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这个中华民族难忘的日子，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孙健萍怀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信念，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侵入山东境内，法西斯兽兵逼近黄河。孙健萍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号召，在山东地下省委的指示下，脱下长衫，回到即将沦陷的家乡——高苑县，勇敢地踏上武装民众、抗日救国的征途。

创建高苑抗日武装

孙健萍回到家后也顾不上休息，就朝着高苑城奔去。他在高苑五县联立简易师范找到小时候的同乡同学、“民先”队员孙凤惠，了解了高苑县各阶层对抗日救国的不同态度之后，向孙凤惠具体地传达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团结进步同学，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发展“民先”组织，在高苑建立真正的抗日武装的主张。孙凤惠完全拥护党的政治纲领，一口答应跟孙健萍一起做团结抗日的工作。孙健萍又来到“民先”队员、进步同学郑子修的家里，同他讨论了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事。孙健萍就是这样为了党的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着。正在这时，在外地上学的刘冠甲、吴子敬、吴子文等进步同学都回来了。他同大家一起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宗旨，成立了高苑县旅外大中学生抗日联合会，发表了宣言，在元河镇小学建立了“学联”联络站。高苑——这个被国民党投降派和封建势力完全控制的落后县，也正在孕育着一场革命的大风暴。

“学联”成立后，全县进步师生和抗日青年纷纷要求抓枪杆子，进行武装抗日。孙健萍看到党的指示已经变成群众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思想上很受鼓舞。他选择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三区为基点，在“学联”中大力发展“民先”组织，并从三区逐步向全县发展，积极为建立高苑县的抗日武装创造条件。为此，他以夜校的名义办起了“游击训练班”，讲授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战术原则。他从“护庄队”中动员出十几支步枪，组织学员和邻村的“民先”队员夜间练武。

当孙健萍领导的兵运工作刚见成效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周胜芳部的特工人员进入高苑城，强行将县保安大队改编为十六梯队，并以孙佩璋不是行伍出身为名将其免职，任命高苑县区区长朱仲山为梯队司令。原保安大队政训处不宣而散。孙健萍对周胜芳的反动伎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叫刘冠甲出面，利用上层关系与朱仲山交涉，强烈要求建立十六梯队政训处，成立学兵连。朱仲山迫于社会压力，勉强答应了“学联”的要求，但不准他们接近士兵。成立起来的学兵连，完全由朱仲山委派连长、指导员。周胜芳的政训处，以《砥砺周刊》不登国民党部队活动消息为借口，多次对其兴师问罪。孙健萍清楚地意识到，他和“学联”的革命活动已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为保存革命力量，他即决定撤出十六梯队，把“学联”和“民先”的力量放到群众基础较好的三、四两个区；派郑子修打入第四区，他和孙凤惠、孙作善坚持三区的革命活动。

三区区长崔宪哲，跟朱仲山素有矛盾。朱仲山任十六梯队司令后，得宠忘形，欺压群僚，鱼肉乡里，更加肆无忌惮。尚有民族气节的崔宪哲，常常隐恨在怀。孙健萍利用崔、朱之间的矛盾，发动崔部内部的“民先”队员，积极开展反对朱仲山的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高苑县的著名爱国人士、原国民党威海特区专员孙鸣岗，在其胞弟、共产党员孙明光的陪同下，在前往胶东途中暂住博兴。孙健萍闻知后，立即和孙明光取得联系，叫他动员孙鸣岗留下来，团结全县父老抗日救国。具有爱国热忱的孙鸣岗，欣然接受了他俩的意见。孙健萍利用孙鸣岗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以孙鸣岗的名义，号召高苑县各区地方武装脱离朱仲山，另外成立真正的抗日武装。经中共清河特委批准，于一九三九年春节，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学联”成员为骨干，以二、三、四区地方武装为基础暂时利用国民党的部队番号，创建了我党领导的高苑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由孙鸣岗任司令员，孙明光任政治部主任，孙健萍任党的临时特别支部书记。从此，在中共清河特委的领导下，孙健萍和他的亲密战友孙明光率领这支抗日武装，为创建高苑抗日根据地，与敌伪顽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活捉汉奸刘恩鸾

在第二梯队组建过程中，一九三八年隆冬，日寇铁蹄踏进了高苑县城，朱仲山的第十六梯队一枪未发，仓皇逃跑了。国民党县衙役头目刘恩鸾，投靠日寇，当上了高苑县维持会长，成了日寇“强化治安”的忠实爪牙。刘贼过去倚仗国民党的县衙门，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很大；投靠日寇后，为敌催粮抓夫，网罗爪牙，残害抗日志土，糟蹋妇女，祸国殃民，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孙健萍代表人民的意愿，决定严惩汉奸刘恩鸾。他考虑到刘贼为人奸诈，又住在日寇重兵把守的西关城根，便事前派特务连指导员侯新风做了详细侦察，掌握了刘贼的活动规律，经与孙明光研究，制订了作战方案，并亲自去请教活动在高苑带的三支队七团团长马千里。马团长是三支队的一员虎将，他完全同意二梯队用奇袭的办法活捉刘恩鸾。为确保二梯队首战告捷，马团长从七团抽调一个加强排交给孙健萍，担任北门的佯攻。

方案已定，政治部主任孙明光代表司令员下达了作战命令。于是，二连在指导员孙凤惠的率领下，利用夜幕的掩护埋伏在县城西关，负责阻击出城的敌人，特务连派出一个加强班，由指导员侯新风指挥，执行捕捉刘恩鸾的任务。孙健萍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战斗方案，北门佯攻是个关键，要求七团的同志摆出一个攻城的架势，行动要快，火力要猛，才能紧紧抓住敌人，把日寇的兵力吸引在北门。因此，他主动提出和七团的同志一起行动，亲自带领七团加强排急行军占领高苑城北二百米处的一片坟地。夜间十点多钟，敌城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城楼上发出鬼火似的亮光。孙健萍判断大部敌人已经入睡了，便命令加强排的机、步枪，冲着北门城楼一齐开火，打得城楼上的鬼子哇哇乱叫。骄横的敌人突然遭到我军猛烈攻击，像猪狗似地从营房涌向北门，毫无目标地打枪打炮。正当敌人慌作一团时，我特务连的战士们，在二连的掩护下，敏捷地翻墙跳进刘恩鸾的车门大院，一枪未发，便从床上将刘贼活捉。等日寇指挥官清醒过来，我军已安全撤离了敌城。

在返回的路上，孙健萍代表高苑县人民将铁杆汉奸刘恩鸾就地正法。事后，以二梯队司令员孙鸣岗的名义，印发了严惩刘恩鸾的布告。夜袭高苑城，震惊了敌人，镇压汉奸刘恩鸾，教训了伪顽。二梯队首战告捷，大大地鼓舞了群众，壮大了我军军威。

驻在高苑县城的鬼子头目被这次夜袭打痛了，恼羞成怒，经常深入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孙健萍同司令员孙鸣岗、政治部主任孙明光研究了敌情，决定在远离县城的于王庄设下伏兵进行突袭。孙明光率领一连和二连，在第二天拂晓埋伏在于王庄村东头，担任正面伏击；侯新风、郑子修的特务连和独立连隐蔽在村东公路的南北两侧，构成夹击的态势，孙健萍的指挥位置在路南的特务连阵地。

上午十时许，一辆日寇军车从元河镇方向开来。当敌车进入二梯队伏击圈时，复仇的子弹顿时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飞来，当即毙伤日寇多人。敌人遭到突然打击，吓得急转受伤的车头，东倒西歪地往回逃窜。

于王庄战斗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从此，盘踞在高苑县城的鬼子，再也不敢小股出动了。

建立高苑县委和抗日政府

二梯队两战两捷后，西进到邹平县，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会师，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在邹平县刘家井子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恶战，又重创日寇。战后，二梯队奉命回到高苑县休整。正在这时，以朱仲山为头目的高苑县国民党顽固派，借我军休整补充的机会，勾结邹平县张景南、高竹筠的保安团和滨县五区杜孝先的土匪部队，对我二梯队进行突然袭击。当时政治部主任孙明光正在养病，孙健萍和司令员孙鸣岗指挥的二梯队奋起还击，在老官庄给国民党土顽重创之后，胜利突围。但是反共反人民起家的周胜芳，指使朱仲山和其他国民党土顽武装，于第二天拂晓又把我第二梯队包围在滨县五区的史家庄。我二梯队全体指战员血战两小时才突出重围，人员枪支受损较大，司令员孙鸣岗也身负重伤。这时，日寇也蠢蠢欲动，想趁火打劫。在这敌、伪、顽的重重包围下，我二梯队被迫只好暂时分散隐蔽。

孙健萍面对这一严重局面，除动员高苑县一切进步力量，充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反共的狰狞面目外，决定立即向上级党委汇报，请求指示。他遂于一九三九年秋和刚刚病愈的孙明光一起，绕道到达临淄县中共清河特委驻地，向特委汇报了高苑县的情况。特委当即电商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同志，请予支援。杨司令亲率基干一营从淄博山区出发，日夜兼程前进，支援二梯队。在我三支队主力的支援下，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妄图消灭二梯队的阴谋。同年初冬，孙鸣岗、孙明光率二梯队随杨司令南下鲁中山区休整，被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孙明光任大队长兼政委；孙鸣岗被推选为清河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孙健萍奉命留守高苑坚持斗争。

我军主力撤走后，高苑县的抗日斗争形势变得十分严酷。日寇在田镇增设据点，武力把持高青公路，并不断向以高苑三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犯。顽军朱仲山、张景南部，土匪杜孝先部，也从东、西、北三面向我抗日根据地蚕食。孙健萍面对敌、伪、顽、匪重兵包围的严重形势，毫无惧色。他充分发挥高苑县地下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组建了三、四两个区的武工队（区中队）和若干个游击小组，依靠群众的掩护，在敌、伪、崩、匪之间四处游击，伺机打击敌人。

一九四○年夏秋，我八路军三支队主力和第三大队，胜利完成东征寿光讨张（景月）和北伐利津讨何（思源）任务之后，来到高苑隐蔽休息，捕捉战机。孙健萍在对敌斗争中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又针对敌人远程奔袭这一致命弱点，大胆提出“关门打狗”的办法，在魏家堡打一个歼灭战，煞煞日寇的威风。大家经过认真讨论，同意孙健萍提出的战术思想。九月的一天夜晚，孙健萍指挥三区武工队在高青公路大王家至魏家堡一段进行了破袭。第二天上午，高城之敌分乘两辆汽车向我三区中心地带的魏家堡方向扑来。我三支队基干一营和第三大队早在头一天夜晚就进入了魏家堡村内，利用有利地形和房屋构筑工事，准备伏击来犯之敌。上午十时左右，当敌人越过我前哨警戒线时，埋伏在魏家堡村外的三区武工队，根据孙健萍的指示，打冷枪继续诱敌深入。日寇不知是计，继续向前推进。当敌汽车开到村南大庙前时，突然遭到我机、步枪猛烈射击。敌酋惊慌失措，指挥鬼子和伪军直奔魏家堡村内，企图抢占有利地形地物组织抵抗。当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隐蔽在临街大路两旁民房工事里的我军一齐射击，敌伪纷纷倒毙，很快就将日寇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排全部歼灭，日寇的两辆汽车也被打毁。

魏家堡歼灭战这一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高苑县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也极大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九月十六日（旧历中秋节），在上级党派来的同志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高苑县委和高苑县抗日民主政府，孙明光任县长，孙健萍任县委组织部长。

为抗战胜利而斗争

高苑抗日革命根据地，位于小清河西北部，系高苑、青城两县的边缘地区，地处黄河、小清河之间，是一个东西一条线的狭长地带，人称“清西走廊”。它西接邹（平）长（山），东连博（兴）广（饶），是我清河区通往胶东、鲁南（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的咽喉，也是北通冀鲁边区的必经之路。

日寇在高苑接连受挫，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连个“维持会”也搞不起来，急得盘踞在县城的日寇头目抓耳挠腮，一筹莫展，只得向他的上司要求增援。日寇的大头目，从他们的战略需要出发，调集优势兵力，对我高苑抗日根据地进行轮番“扫荡”，妄图切断我清河区与胶东、鲁南和冀鲁边的通道，进而围歼我军。因此，自魏家堡战斗以后，高苑县人民抗日救国斗争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局面。

中共清河特委从全局考虑，决定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高苑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任务，交给孙健萍和县委、县府的其他领导同志。一九四一年，上级党委先后任命孙健萍为高苑县县长并代理县委书记。他带领县委、县府的同志们，开展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和地方武装向日寇展开殊死的斗争。

日寇的“扫荡”来势凶猛。开始，敌人采用“分进合击”、“拉网梳箅”等战术，妄图消灭我高苑抗日地方武装，扑灭人民的抗日烈火。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孙健萍针对敌人作战部队隶属关系复杂和急于寻找我主力部队作战等弱点，巧妙地运用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十六字战术原则，指示地方抗日武装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凭借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四通八达的抗日沟，坚持与敌人周旋。一有机会，就集中力量歼敌一股。穷凶极恶的敌人，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采用了所谓“铁壁合围”的战术，调集大量精锐部队，配合骑兵，从四面八方向我高苑抗日革命根据地包围合击，形成几十里的大包围圈，然后步步进逼收缩，妄图一举消灭我抗日武装。孙健萍根据地下交通站送来的准确情报，事先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尔后派出一支小部队诱敌深入，在敌人包围圈形成以前，适时率领地方武装掩护县、区机关和群众跳出包围圈，使敌扑空。敌人抓不着夫，抢不到粮，有时甚至连水也喝不上，像匹野驴，在根据地里乱跑乱窜，往返徒劳，疲于奔命。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孙健萍和县直机关住在沈家村。清西专署卫生队去广北路过高苑，正碰上日寇在北至黄河、南到小清河、东西百余里的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大“扫荡”。这时，孙健萍一面派人通知在临近活动的二团突围，到外线牵制敌人；一面率领县、区武装和专署卫生队，利用抗日沟的掩护同敌人“捉迷藏”。他用敌来我走、敌去我来的老办法，摆脱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保存了抗日力量，安全送走了专署卫生队。

但是，敌人还是赖在据点里不走，怎么办？孙健萍考虑到群众的生计，就指示党员、干部带头，有计划地陆续回村，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村政权，明里支应鬼子，暗里监视敌人。孙健萍还通过各种渠道，挑选忠实可靠的同志，经过一定训练，然后打入敌人内部，搜集传送情报。因此，敌人的大小行动，我们都能及时了解，采取对策。敌人要建立各村户籍，推行保甲制度，孙健萍便指示村政人员白天从据点领出户口册，夜晚再命令武工队去收，并向敌人鸣枪警告，使敌人的保甲制度始终搞不成。敌人强行征粮派捐，孙健萍就指示各村党员带领群众躲避，使据点周围变成无人、无畜、无粮的死村。孙健萍领导高苑县抗日军民围敌打寇的斗争，迫使敌伪军龟缩在据点里要粮无粮，征兵无丁，白天吃不饱，夜晚睡不宁，折腾了大半年实在熬不下去了，最后不得不于一九四三年九月爬出乌龟壳，向县城逃窜。从此，高苑县的广大农村始终控制在孙健萍领导的地方武装手中，最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英勇就义

八年抗战胜利后不久，独夫民贼蒋介石就派兵遣将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孙健萍清楚地看到，我们与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的大决战。因此，他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大参军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巩固和建设解放区、大力支援前线而日夜奔忙着。

一九四七年三月，为加强城市工作，上级党委决定调孙健萍到周村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他接到通知后，立即告别了共同战斗多年的高苑县人民，穿着抗战时期发的那套带补丁的旧军装，来到周村市政府。

城市工作对孙健萍来说是个新课题。但由于他继续保持和发扬了勤奋学习、平易近人、团结同志、执行政策、办事公道、深入群众等好作风，很快就和周村市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一片，不懂的事情有人教，不熟悉的工作有人帮。孙健萍到周村不久，渤海区党委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围绕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个中心问题，立即大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当时，电厂缺煤不能发电，面粉厂无粮不能加工面粉，不仅不能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而且直接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城市人民的生活。孙健萍抓住这两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发动群众，克服困难。无煤无粮，由市政府调拨，运输有困难，就动员市民车推人担；生产需人管理，他就组织工人同志一面参加管理，一面参加生产。在孙健萍的组织领导下，电厂发电了，面粉厂出面粉了，整个周村市的局面打开了，形势在稳步发展日益好转。

就在这时，气势汹汹的蒋匪军向周村一带扑来了，孙健萍同市委书记一起率领市委、市府机关和周村市警备大队，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撤离周村，当天转移到长山城北的吕家庄。这时，市委、市府与周西武工队失去了联系。孙健萍分析周西武工队可能活动在长山八区，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决定亲自去找。他在途中与长山县独立营刘营长巧遇，便同刘营长率领的这个连于当天深夜来到长山八区西庵村，找到周西武工队。第二天拂晓，突然发现蒋匪军两个整编师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压来。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孙健萍，深知敌情严重，立即与刘营长组织部队向鹤板山方向突围。终因敌众我寡，除刘营长率一个连以重大伤亡的代价冲出敌人包围以外，孙健萍和周西武工队奋战到底，多数同志弹尽身亡，孙健萍和其他几位同志不幸负伤被俘。

就在当天傍晚（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蒋匪军将孙健萍和其他同志带到章丘县普集村北河滩，集体枪杀。孙健萍在英勇就义时，昂首挺立在金色的晚霞中，任何凶恶残暴的敌人也不能把他征服！

孙健萍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但却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孙健萍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周村人民和高青县人民永远怀念他。我们要继承烈士遗志，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努力奋斗。

韩维密同志传略

刘宝平

韩维密同志，字馨远，化名刘子久，山东省邹县入，一九一○年出生于县城南关一个农民家里。他的父亲韩伯茂是南关韩姓族长，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每见不平，就要奋力相助，因而颇受人们尊重。维密自幼就受父亲影响，养成了他那正直忠厚和见义勇为的性格。

一个冬天的早晨，南关大街上冷风嗖嗖，行人稀少。这时，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胆的哭叫声，打破了寒冷寂静的南关街。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拥出家门。维密的父亲闻声赶来，见是一条大黑狗在追赶撕咬着一个讨饭的孩子。他马上冲上前去，护住了那孩子，打跑了那条大黑狗。大黑狗夹着尾巴，朝着一座黑漆门楼跑去，还不时回过头来“汪汪”叫几声。在那儿，一对男女正扶着门框得意地嬉笑着：“好啊！好啊！”见此情景，他气得暴跳如雷，挽起袖子冲上前去。维密也挥起小拳头，跟在他父亲后面。那对男女吓得赶忙关上了大门。这件事在维密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

一九二三年，韩维密在西关红万字会小学读书时，有的同学生活困难，他就想办法帮助解决；穷学生受了富家子弟的欺负，他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帮助进行说理斗争；因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街坊邻居也都夸奖他。

那时，他家有几亩薄地，还和另外两户人家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每天放学后，韩维密就帮助父亲种地，一家人辛勤劳作，日子还总算过得去。每逢春荒灾年，总要从乡间流来成群结队的、面黄肌瘦的农民，有的为财主家当牛做马，有的给资本家当童工，有的女孩子竟被迫卖身。这些令人寒心的惨景，韩维密不知看了多少，也常常为之鸣不平。他曾把露宿街头的老人或孩子，领到自己家里留宿管饭。但是他家也不是那么富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面对这悲惨的社会现实，使韩维密越来越感到不平，他曾多次向自己发问：这种世道究竟是为什么？

一九二八年，韩维密小学毕业后，应聘到城里第一小学任教。他不甘于教学生读那些老古董，而是常常用现实社会的不平现象来启发教育学生。他的邻居家有个少年叫韩继堂，是他的学生，受家庭虐待，经常挨打受骂，不让回家吃饭。韩维密就常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吃饭，教育他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年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使广大穷苦老百姓陷入饥寒交迫、生活无着的困境。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根本不管人民死活，抓丁派夫，横征暴敛，使得老百姓更是苦上加霜，濒临绝境。当时的邹县城虽小，却也是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一个缩影，表面上花花绿绿，实际上血泪斑斑。酒馆戏院里进出着有钱有势的阔气人，小巷屋檐下躺倒着缺衣少食的无靠者。在较繁华的电灯街和牌坊街，更是终日拥挤着县衙的马队，逃荒的人群，富人欢声笑语，穷人哭泣呻吟。后来韩维密为不满这种人吃人的旧社会，曾写下这样一首打油诗：“县政府金山银山，乡政府老海大烟。当保长有吃有穿，老百姓哭叫连天。”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他逐步认识到现实社会是一个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必须改变它，从此，他开始寻求穷人翻身解放的真理和道路，向往美好的人类未来，并决心为之奋斗。

一次，彭建华、冯起讲了斗争杨宗瀛、李兆秀等情况，韩维密听了十分开心，也跃跃欲试。他想：南关镇长“韩四爷”不是也很坏吗？他有钱有势，仗势欺人，为什么不可以把群众团结起来去斗争他呢？可是他的打算被冯起和彭建华制止了，告诉他：天底下像杨宗瀛、李兆秀、“韩四爷”这样的人太多了，斗争一个两个作用不大，况且条件尚不成熟。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千百万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打倒所有的地主恶霸和他们的大小后台老板，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并且还告诉他，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共产党和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此时，他们是多么热切地希望找到党和得到党的指引啊！可是，党在哪里呢？大家说来说去，谁也说不出个究竟。最后他们断定省城济南一定有共产党，可以去找。可是，济南太远，怎么去找呢？再说，共产党人数很少，又都是秘密活动，要找到他们决非轻而易举的事。

在那些日子里，我党成了他们聚谈的中心议题。在韩维密家举行的一次聚会上，爱动脑筋的韩维密终于想出了一个稳妥的找党办法。他说：“咱们不是可以到济南去上学吗？只要考上了学，就有了合法身份，就可以走遍全济南，一天不行两天，一月不行两月，总会找到的。只要心诚，石缝里也会开出花来。”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去济南考学找党。可是他父亲反对他继续上学，要他到杂货铺去学生意，度此一生。韩维密不顾父亲的阻拦，于一九三一年夏天，考取了济南省立乡村第一师范学校，彭建华也考取了聊城省立三师。他俩在分手前夕，商定了约法三章：一，无论身处何境，须以找党为己任；二，投身革命，永不变心；三，万一暴露，宁可身死，决不牵连他人。

在乡师，韩维密经过几番努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的帮助下，他进步很快，同年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三一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学校地下党组织和团省委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危急，釆取反动的政策，下令不准抵抗日寇侵略，并集中大量兵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斗争风暴很快席卷了济南和山东各地。韩维密和乡师、一师、齐鲁、育英等校的进步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投入了抗日救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一九三一年冬，他随同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山东学生南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示威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请愿失败后，韩维密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扣押达半月之久，获释后重返济南，又立即和进步学生一起拥到山东省政府，要求韩复榘抗日，也是同样没有结果。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国民党山东省当局大肆镇压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逮捕了大批学生和教职员，白色恐怖笼罩了济南城。在这次大逮捕中，韩维密虽幸免其祸，但局势恶化，斗争日趋艰难。为减少损失，再图发展，不到暑假，党组织便指示韩维密回邹县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

韩维密一回到家，一家人欢天喜地，父亲为韩家出了这样一位“秀才”而庆幸，他的爱人更是为新婚即别的丈夫归来悲喜交集，家里置办了一些酒菜，请亲友街坊们来喜庆一番。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韩维密却不见了。等啊，盼啊，直到深夜，他还没有回来。家里人哪里知道韩维密这时正在做着重要的事情啊！

夏夜的第二小学校园里，一片静悄悄。一间教师宿舍里闪烁着一盏小油灯，韩维密和冯起正在亲切地交谈着。手足情离别意，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把这一对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下总算找到党了，”韩维密说，“咱山东不仅有党组织，听说有个姓王的（指王尽美）还是党中央的人啦！”“太好了。那你见到他了吗？”冯起问。

“没有。听说他在几年前就牺牲了。不过，他在山东发展了不少党员，都是单线联系，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除了知上知下知己，以外的不能乱打听，这是党的纪律。”

他俩谈得那么投机，那么兴奋，一直谈到第二天黎明。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还是在这间小屋里，还是在这盏油灯下，韩维密秘密的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七月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邹县的第一个支部委员会，岳春霆任书记（后叛变），冯起任组织委员，韩维密任宣传委员。

一九三二年七月底，韩维密接到了一乡师同学的来信，当即回到了济南，继续进行党的革命活动。他的重要任务就是保持同省委的联系，以便及时把邹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报告给省委，把省委的指示及时传达给邹县地下党的同志。

这时，国民党当局为破坏学生的抗日活动，宣布进行学生大会考。规定会考不及格的不能毕业，不能升学。企图利用大会考来统治学校，来逼迫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把学生束缚在学校里。学生们识破了当局的阴谋，遂掀起了反对大会考的罢课运动。韩维密带领乡师同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拥向街头进行示威请愿，遭到了军阀韩复榘的武装镇压，致使反对大会考罢课运动也遭失败。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山东当局为镇压蓬勃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二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团省委均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和团省委书记孙善帅等三十多人被捕，韩维密也是这次被捕的。

在敌人的法庭上，韩维密抱定了为党献身的坚定信念，义正词严地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最后，敌军法会审处判处他无期徒刑，把他送进普利门外的监狱里。他在狱中，丝毫没有动摇过党的信念，并继续秘密进行党的知识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还组织了反对看守长、教育长和越狱斗争。一天，前往探监的母亲一看到镣铐紧锁的黄瘦憔悴的儿子时，放声大哭。韩维密劝慰母亲说：“娘，不要哭。您的儿子干的是正经事，不是犯罪。”一个看守走过来说：“你这小子真没人性，看你母亲哭成那个样子，你就不可怜可怜？写张悔过书不就完事了吗！出了狱举家团圆有多好。哼，没见过你这号傻瓜蛋！”韩维密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看守一眼，说：“你们就死了心吧！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为了一碗饭就卖了自己的良心！”

由于韩维密不断鼓动犯人进行斗争，对狱方很不利，一九三五年便被转到反省院。在那茫茫无边的黑夜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犹如一盆燃烧的炭火，不论到哪里，都会发光发热。当时的反省院管制较松，韩维密就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反省”斗争，教育和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敌人为孤立限制他，又于一九三六年春将他转押到邹县监狱。

愚蠢的敌人总是在打如意算盘，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家乡的土地上，有他亲手创建的党组织，有热爱他的人民群众，敌人妄图孤立软化他的阴谋休想得逞。中共邹县工委彭建华、冯起，先后曾以家人的名义去探望他，向他致以亲切慰问。乡亲们不时为他递去衣物和食品。党组织的关怀，乡亲们的情谊，使韩维密更加坚定了斗争信念，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当时，被一起转来邹县监狱的还有滕县地下党的一个同志。一天，那个同志又要被转往滕县，韩维密心中十分难过。阶级情，同志爱，溢于言表。铁窗下，四只戴着手铐的手紧紧地握着，两双仇恨的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

“当啷——当啷——”，那位同志拖着沉重的铁镣，在看守的吆喝声里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告别韩维密，慢慢向号房门移动。韩维密再也忍不住了，不顾看守的阻拦，冲出号房，要去送别患难与共的同志。看守们慌了，舞动着枪刀棍棒，大声呵斥着。姓杨的看守所长在一旁狞笑，冷冷地说道：

“还蛮有点义气哩！早知如今，何必当初！”

“如今？早知如今，我当初就更应该积极奋斗。如今我只恨我当初工作做得不够！”

“韩维密，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

“我没罪！”

“是共产暴动罪，是政治犯！”看守所长气红了脸，双眼圆瞪，大声斥责着。

“共产党要抗日，顺乎天理，合乎民心，有什么罪！真是笑话！再说一遍，我没罪。你们不抗日，倒反对别人抗日。你们才是真正的罪人哩！”

“韩维密，你是囚犯，我不怕你嘴硬。”看守所长铁青着脸，眼冒凶光，挥手向看守们喝道：“把他弄回屋去，加刑一天，看他的嘴硬还是铁硬。”

钢铁刑具只能使怯懦者害怕屈服，却改变不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一天的酷刑，剧烈的疼痛，韩维密咬紧牙关忍受着，大义凛然，毫不屈服。

这年冬天，邹县工委遭到破坏，彭建华和冯起不幸被捕，使韩维密感到非常难过，但他坚定地相信共产党人是捕不尽杀不完的，就如同火种永远不会熄灭一样。一天，他对前来探监的韩继堂讲完西安事变的真相后，坚定地说：“我们党的主张快要实现了。相信吧，革命一定要胜利！”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十月初侵占德州，继占平原、禹城、齐河，陈兵黄河北岸，直逼济南。这时，韩复榘慌了手脚，仓皇率部南逃。国民党邹县县长甄光远，闻风携款逃之夭夭。国民党县党部也紧锁大门，大小官员不知去向。树倒猢狲散，邹县狱方如丧家之犬，连夜往嘉祥方向撤逃。临逃前，释放了全部刑事犯和大部分政治犯，唯独不肯释放韩维密，又把他带到嘉祥县城。此时，彭建华、冯起获释出狱，由济南回到邹县。他们得知韩维密被押送嘉祥后，决定由冯起同志赶赴嘉祥营救韩维密同志。他作为保人向狱方提出了释放韩维密的要求，他对围观的一群看守大兵们说：“弟兄们，你们谁家里没有父母老幼，三亲六友。你们谁不是父母的血肉之躯，谁不是吃家乡的粮、喝家乡的水长大的。如今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烧杀抢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能熟视无睹吗？”

“我们都是中国人，”冯起继续说，“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良心。灭绝人性的日寇绝不是只打共产党的，灾殃不一定就落在谁头上。家将破，国将亡，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弟兄们，我们齐起心来，去打日寇，保卫国土，才是好汉，才不愧为中国人啊！”

经过冯起的演讲，官兵们纷纷动摇，有的当夜开了小差。当官的见大势已去，第二天就释放了韩维密。十一月底韩维密回到家乡邹县，继续投身于血与火的斗争。

韩维密终于又和冯起、彭建华等同志战斗在一起了。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大里彦村秘密召开了党的会议，恢复建立了中共邹县县委。县委根据省委“拿起枪杆，武装抗日”的指示，决定在邹西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全面投入抗战”的号召。在县委的领导下，邹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展开了新的局面。

在建立县委的会议上，韩维密被选为县委委员。他在积极参与领导邹西抗日斗争的同时，重点是分工负责县城的工作，来往于邹西和县城之间。

韩维密对县城的情况很熟，又能随时隐身，因而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十分有利。他曾多次向资本家和开明地主土绅宣传抗日救国和我党的统战政策，动员他们出钱出力，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日。他还多次为建立邹西抗日武装募集现款，筹集枪支弹药，运送药品、布匹、油印机、蜡纸等。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军，投身革命并先后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邹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族败类来东甫等人组织了维持会，汉奸王襄宸等人组成了伪邹县公署和保安队，充当日寇的马前卒。日伪的血腥统治，使得县城人民不得安生，纷纷逃亡他乡。起初，韩维密和其他党员一起编印抗日传单，到处散发张贴。全家人逃到牙山脚下的高皇铺后，他在城里无法隐身，就带着油印机也到了高皇铺村。他以该村为落脚点，继续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白天，他宣传群众或是编印传单；晚上，他往返于邹西，向县委报告工作，商讨抗日事宜。有时，他还化装到城里去刺探敌情，或是散发传单。一天夜间，他带着弟弟和妹妹秘密回城，把自编自印的《告全国人民书》撒遍邹县城，使日伪大为震惊。

经县委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不久便在邹西组织起二百多人的武装，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又名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另在二、三十个村里建立了抗日保家自卫团，配合游击队进行活动。游击队成立后，首先袭击了驻两下店的日寇，打死一名鬼子和三名汉奸。首战获胜，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一九三八年二月，敌伪顽袭击南亢阜村我游击队驻地，造成我方的重大损失。之后，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敌伪顽不断向我游击队进行围攻和袭击，致使我邹西抗日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为了重新打开局面，三、四月间，韩维密和步云亭等同志一起到邹东，找到了省委工作组的石子明等同志，提出了关于邹西斗争的两个方案：一是把邹西武装拉到邹东山区，同邹东武装会合；二是向秦启荣开展统战工作，我武装仍留在邹西坚持抗日游击活动，以贯彻我党独立自主的统战原则，达到保存和发展的目的。省委同意了第二个方案，并立即与之谈判。秦启荣阴险狡诈，背信弃义，在达成协议的当夜，他的侦探队又悍然袭击西纪我部驻地。严酷的现实，使韩维密看清了顽固派的反动面目和本性，增长了斗争才干，丰富了斗争经验。

尽管形势恶化，但是，我党已在邹西撒下了革命火种，必将形成燎原之势。革命的正义的力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在党的领导下，邹西武装很快又发展了起来，在小里彦村建立了一百多人的抗日队伍。五月，歼灭了无极道反动武装一部。六月，争取了秦启荣侦探队的一部分人员起义，加入我抗日战线。八月，歼灭了秦部第二十七梯队，活捉其司令李崇州。从此，我党我军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形势日趋好转。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壮大我革命阵营，九月，韩维密和韩继堂代表县委去邹东做刘昭汉的统战工作。

刘昭汉早年曾任军阀靳云鹗的秘书，战前是县乡村师范的校长，后曾任邹东民团总团长。抗战开始后，他在香城一带拉起了近千人的武装。刘是一个地方实力派，有抗战的进步一面；但他与秦启荣有勾结，又有进行反共的反动一面。韩维密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作了充分准备，然后化装成商人，韩继堂化装成伙计，向刘昭汉驻地香城赶去。

刘昭汉虽是草头司令，却故作姿态显示他的威风。他在司令部周围布满了岗哨，刀枪林立。当韩维密和韩继堂来到后，他谎说有事外出，让他的侄子刘宪焯（外号刘瞎雀）和他的下级军官出面接见。而当会谈开始后，他却躲在暗处偷听。

会谈席上，韩维密首先讲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了我党领导的各个战场的形势，又讲了邹县的现实局面，最后提出了联合抗日的问题。他们中有的赞同，有的持怀疑态度，有的则坚决反对，使会场上出现混乱局面

正在这时，刘昭汉慢悠悠地走进了会场。他手摇一把芭蕉扇，故作姿态地寒睻了几句之后，说：“常言道，日子过得好不好，就看家里喂了多少鸡（指机枪）。我家里日子过得不算好，不过鸡嘛，还算有几只。不知你们怎样？”说着，他用眼睛瞟着韩维密。

韩维密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爽然答道：

“我家的鸡虽不多，倒也不少下蛋，只要常下蛋，就会由穷变富。不过，我也倒见过有的人家，鸡虽然多，但不下蛋，能富吗？光吃粮不下蛋的鸡越多越坏事，天长日久，还会吃穷了哩！”

刘昭汉被人当面揭了自己的秃疮，刷地红了脸，一时无言可对。好大一会儿，他才狡猾地笑了笑，说：“好，好，这是家常事，咱们不谈这些。二位远道而来，绝不是为叙家常的，对吧！咱们就谈正经事吧。”

韩维密据理陈词，他说：“我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有诚意的。日寇侵华，我党提出联合一切阶级阶层的爱国志士仁人进行抗战，而蒋介石却要‘攘外必先安内’。日寇大举南侵，我党动员人民抗敌，而韩复榘却大步撤退。说到邹县那就更明显了，鬼子来了，国民党县党部溜了，县长逃跑了，而我们共产党却克服一切困难，大力发展武装，积极组织抗战。我们的县委书记彭建华同志就为此献出了生命。大敌当前，有的人不仅不联合抗战，甚至不打敌人，专搞摩擦，实在令人遗憾。”

经过韩维密的再三陈述，并为刘昭汉的出路提出了几种设想，这才使刘昭汉接受了统战条件，同意联合抗日，并答应为我邹西武装提供驻扎、交通等方便。会谈成功后，韩维密和韩继堂胜利返回邹西。

一九三八年十月，庄里战斗失利，邹西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时又与省委失掉联系，使革命斗争又一次出现低潮。因此邹西党组织决定让韩维密和谭锡山去泰西找省委联系。韩维密去泰西前夕，秘密回城，召集县城的党员开会，建立了邹城特别支部委员会。同年冬，泰西特委送韩维密到山东分局党校（驻沂水）学习。

由于韩维密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影响较大，因而敌人对他特别恨，多次抓捕他，都没有得逞。后来，敌人看抓他不成，便先后抓去了他的二弟和三弟，还曾把他父亲抓到兖州宪兵队，审问关押半月之久。他的母亲和续娶不久的妻子也被迫投井自尽。

一九三九年春，韩维密学习结业，化名刘子久，被分配到鲁中区党委一地委（即泰山地委，驻莲花山附近），任宣传部干事。这时，他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便给老父亲写了一封短信，信末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家乡会解放，全中国会解放，黑暗的日子会过去，未来是光明的。

一九四○年初，韩维密在“肃托”中不幸被难。后来，上级党为他平了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韩维密为邹县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邹县人民永远怀念他。

铁道游击队的好政委

——张洪仪烈士生平事迹

枣庄市民政局

在费县城郊烈士陵园的正中，安葬着铁道游击队第三任政委张洪仪烈士。他在青年时期是枣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一九三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八年五月，组织进步学生参加了鲁南抗日武装。他在地方部队任政工干部五年多，一九四三年底，调任铁游道击队政委。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他认真开展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他率领部队转战于津浦线临城站南北一带以及临枣支线两侧，出没无常，作战迅猛，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后牺牲于鲁南军区第一医院。他忠于党、忠于革命的高贵的品质和英勇事迹，至今还在鲁南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好学的童年

张洪仪，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山东郯城县码头镇一个回族家庭里。父亲张守仁，在码头镇的邮政代办所当邮工，他为人正直，借工作之便阅览了许多进步书刊，并常把一些反帝反军阀的道理讲给孩子们听。幼小的张洪仪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逐渐养成了爱学习、好思索的习惯。他八岁那年，父亲失业了，全家人衣食无着，遂投奔枣庄亲戚家安身。

在斗争中成长

一九三一年夏季，张洪仪考入枣庄中兴公司举办的职业中学，在工科学习。他待人和气，办事稳重老练，大家都很尊重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张洪仪怀着一腔热血，和同学们一起，投入枣庄的学生爱国运动，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卖国。由于他在学生中有威信，很快就成为青年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地同枣庄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对组织托付给他的任务，他总是尽心竭力地去完成，经常受到赞扬和鼓励。另外，在地下党组织的启发和引导下，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书刊。这些书刊，使他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明确了很多革命道理和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并下定决心为革命奋斗到底。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育下，他迅速地成长起来。一九三六年八月，经枣庄地下党负责人李微冬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枣庄职业中学第一个党员。

张洪仪同志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他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使他更加认识到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

张洪仪同志亲眼看到枣庄矿资本家对广大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他十分同情工人的疾苦，主动地去和工人交朋友，并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以唤起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工人们都把他看作知心朋友，有什么问题总愿意找他谈谈。他在工人队伍中扎下了根。

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张洪仪同志在校内组织了一个“兴中读书会”，一面阅读进步书刊，研究社会问题，一面参加革命活动，贴标语，撒传单，搞街头集会，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七七”事变后，张洪仪同志又和几位同学一起领导创办《抗敌报》，组织搞募捐，将收入的钱全部交给抗敌后援会，支援了前线的抗日斗争。

有一次，学校的陈主任发起了一次全校大辩论，题目是：目前应不应该对日作战。职业中学的师生在抗日问题上大致分为两派：一部分进步师生赞成我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另一部分师生则吹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迷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由于存在这样的分歧，整个学校动荡不安。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张洪仪和另外两个党员决定利用这次大辫论，说服那些受蒙蔽的师生，在全校掀起一个声援抗日、拥护我党主张、反对分裂投降的新高潮。张洪仪同志平时就善于演说，感情丰富，声音洪亮，说理性强，很能打动人心。在辩论会上，他和另外两位党员同志奋勇当先，大讲我党抗日主张，用许多铁一股的事实批驳了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结果取得成功，很多受国民党反功派所迷惑的师生逐渐觉悟，纷纷表示赞成我党的抗日主张。事后，为表彰张洪仪等同志的功绩，同学们怀着敬佩的心情，赠送给他们一个书写“一鸣惊人”的大匾。

走上抗日前线

日寇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一再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人民坚决抗战。一九三八年初，枣庄地区被日寇占领。张洪仪同志响应党的号召，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组织起九十多名进步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加入了我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

张洪仪同志参军后，担任了一个中队的指导员。以后，第一义勇总队更名为苏鲁支队，下辖三个营，他被任命为第三营政治教导员。三营是苏鲁支队的主力营，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营长刘景镇刚强正直，作战勇敢，工作泼辣，但脾气暴躁，处理问题简单。他认为，参加抗日军队就是打仗的，仗打得好，勇敢不怕死，就是好样的。因之，他只注重军事方面，而轻视了部队必不可少的政治工作，甚至有瞧不起政工干部的表现。张洪仪面对这种情况，就耐心地做刘营长的工作，反复用事实说明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有时，他们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张洪仪同志就耐心向刘营长做工作，使其放弃片面的见解。而在一些小节问题上，为了团结，张洪仪同志总是让步。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体贴关怀刘营长。就这样，他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对同志赤诚无私的心，和刘营长相处得很好。他俩团结一致，一个能文，一个能武，使三营的战斗力不断提高，使当地的日伪顽军闻风丧胆。

张洪仪同志很注重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一碰到问题，他就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从不以领导者的威严予以训斥、恫吓，而是耐心地讲道理，循循善诱，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因此，同志们都敬佩他。他的话大家都爱听，他布置的工作大家都抢着干。一九四二年三月，他被提升为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重振铁道游击队

一九四三年底，上级为了进一步加强敌占区的抗日工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决定派张洪仪同志任铁道游击队政委。铁道游击队的前身，是枣庄一带铁路两侧的贫民、工人结伙在铁道线上谋生的一个群众性的自发组织。他们因生活所迫，爬火车，搞物资，对敌寇的运输线形成了很大威胁。后来，上级为了团结这支力量从部队中抽派了一批政工干部去领导组织他们开展抗日活动。使这个自发的群众组织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后被正式命名为“铁道游击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伺机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援助正规部队；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铁道游击队的健儿们飞车夺机枪，两次血染洋行，打票车，撞车头，除奸反特，把敌人搞得心惊胆战。人民群众热爱它，赞扬它，并亲昵地称为“飞虎队”。敌人虽然也千方百计“清剿”侦缉，但总是枉费心机。后来，铁道游击队的大部武装升级，只剩下二十余人，人数少，装备差。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调张洪仪同志去加强铁道游击队的领导。

随着同志们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张洪仪同志便结合文化课讲一些革命道理。例如，有一次他在门板上写下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几个字，同志们不理解，张洪仪同志就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通俗地讲解，使大家明白了打仗闹革命不仅是为了自己摆脱压迫，也不仅是为了赶走日本鬼子，而是要消灭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解放普天下受苦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富强文明的国家。这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讨论，大家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决心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不变节，不动摇，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奋战到底。学文化、学政治使铁道游击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很快提高。如打汉奸冯子固，战斗迅猛异常，声威大振；打沛县城支庙，干净利索，取得大捷；另外茶棚战斗，塘湖战斗，岱王庙战斗，都取得较大胜利。张洪仪同志精心培育的政治工作之花，结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之果。

血染青山

铁道游击队在张洪仪等同志的领导下，在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上神出鬼没，把敌人闹得惶惶不安。日寇为确保交通运输，对铁路加强了控制，并不断地外出“清剿扫荡”。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铁道游击队根据上级指示，转入微山湖一带活动，在那里开辟游击根据地，并不时到铁路沿线骚扰敌人。在辗转微山湖一带的游击生活中，张洪仪同志看到在日伪统治下，肥沃的土地荒凉了，富饶的湖产无人管，群众生活苦不堪言，还要省吃俭用支援自己的军队。他就想：我们游击队何不在这一带学习南泥湾精神，开展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呢！于是，他和队干部们共同研究，决定利用作战、训练的间隙在微山湖畔开荒种田。就这样，张洪仪同志和大家一起拉犁翻地，撒种育苗，开荒种地五百亩，把原先荒芜的湖田变成了米粮仓。他们生产的粮食解决了游击队的口粮和日常费用，而且还救济了一些贫苦的农民。

警卫员立即扑过去背起他来，向同志们远去的方向追赶；刚走进一个果园，敌人就吆喝着追上来了。警卫员用树枝隐蔽起来躲过了敌人。张洪仪同志逐渐苏醒过来，见情况危急，就把自己的枪递给警卫员，并劝他俩不要再顾他个人，快去追赶部队。他们两人坚不从命，决心用生命来保护自己的政委。敌人走远后，警卫员背着张洪仪同志赶上了大队，干部、战士们见政委负了重伤，心情都十分悲痛。张洪仪同志躺在门板上，紧握着大队长的手，询问部队的伤亡情况。大队长激动地回答了他。这时，他呼吸愈加困难，说话的声音很低。停了一会，他又吃力地对大队长说：“老刘啊，看来我们不能在一起工作了。”他用尽力气，谆谆告诫大队长要把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安葬好，并抓好训练，整顿部队。他实在说不下去了，便无力地闭上眼睛。同志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起来。过了一会，担架来了，要送张洪仪同志到军区第一医院治疗。大队领导要卫生员跟着担架在路上护理，但张洪仪同志坚决不肯。他说部队只有一个卫生员，应该留下来，不能为他个人离开部队。

张洪仪同志住进了鲁南军区第一医院。鲁南军区党委闻知后，专门给医院的孟政委拍了电报，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同志听到消息后，派人从敌占区搞了两支葡萄糖送往医院。并指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抢救张洪仪同志。

张洪仪同志身在医院里，心里却时时惦念着部队。他请别人代笔写信，勉励同志们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多打胜仗，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军区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张洪仪同志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由于当时条件差，张洪仪同志的伤势日益恶化。后来，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让他把自己最后要说的话记下来，转告领导和同志们。警卫员一字一泪地记下了张洪仪政委的遗嘱：

“敬告张司令及鲁南区党委，尽快给铁道游击队指定人或派人去接替我的工作；不要派人来看我，不要因为我耽误了工作。告诉刘大队长及其他领导同志，形势很好，日寇要灭亡，不要为我悲伤，也不要为我去蛮干而给部队带来损失；继续抓好部队的政治工作，努力作战；祝革命早日取得胜利！”

站在一旁的医务人员深受感动，热泪夺眶而出……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在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张洪仪同志牺牲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鲁南根据地的军民深切怀念张洪仪同志，为寄托他们的哀思，缅怀烈士的功绩，在滕县举行了两千人的追悼大会，人们在烈士遗像前庄严宣誓：一定要继承烈士未竟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戎马终生为人民

——吴大明烈士事传略

王新成曹明东

吴大明同志，原名吴俊生，是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豆腐湾人，一九一一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靠种几亩山地养家糊口，他八岁给人家放牛，十二岁学木匠，受尽了地主的压迫，饱尝了穷人的辛酸。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共鄂东特委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了黄安、麻城等县农民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政府，建立了工农革命鄂东军，人民群众喜气洋洋，参军、支前异常踊跃。就在这时，吴大明当了少先队员，打土豪、斗地主，站岗放哨，帮助红军家属种田。有一次，有个匪军暗探，装扮成串乡的货郎，妄图混入我根据地刺探情况。吴大明见他农不农，商不商，贼头贼脑，东张西望，说话含含糊糊，横竖不像个货郎，便假装给他指路，一直把这个家伙引到工农政府，将其逮捕。为此，吴大明受到工农政府主席的表扬。这年冬天，吴大明便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一九二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

一九三○年四月，革命形势有所发展党领导创立的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三个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建立了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正式形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初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吴大明同志被编入红四军十二师。十一月初，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吴大明同志编在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治部任宣传员、干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这时，吴大明同志在红二十五军卫生部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调本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任营教导员。

红二十五军经鄂北、豫西，击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于十二月到达陕西南部。随后，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创建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先后打了许多胜仗。先在三要司歼敌一个营，在唐家河又歼敌八百多，在葛排镇歼敌一个旅，红军士气大振。接着，在袁家沟全歼敌警一旅，活捉敌旅长唐嗣同。后又在洋县石塔寺击垮敌警二旅，打伤敌旅长张飞生。这几次战斗，吴大明同志带领全营一直冲杀在前。特别是在唐家河战斗中，他带领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打退敌人一个团的轮番进攻。在这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但仍坚持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奉命离开鄂豫陕游击根据地，挺进甘肃。在征途中，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红军部队的给养十分困难，有时连续几天搞不到粮食，只好挖些野菜弄些草根吃。由于营养不良，战士们的体质很差，行军困难。有的同志走着走着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翻越秦岭时，部队好不容易搞了点黄豆，每个战士只发给半小碗，这就是三天的口粮。吴大明同志在全营动员会上说：“……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国民党却认敌为友，与寇签订了‘何海协定’，出卖我华北主权，中华民族空前危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振作精神，要相信党，克服眼前的困难，征服饥饿，翻过秦岭去，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部队翻越秦岭时，吴大明同志帮同志们扛枪，背背包，还把仅有的半碗黄豆送给了伤病员，自己靠野菜充饥。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吴大明同志任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政委。从此，他带领全团转战于陕甘宁边区。十月，第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同到达陕北的第一方面军会合，十一月三日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妄图以武力吞并我国大好河山。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八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吴大明同志调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卫生部政委，参加过平型关大战；后又调任六八八团三营教导员。

一九三九年春，他奉命来山东，任冀鲁豫军区独立大队队长。他率领部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军。

先后三个月的反“扫荡”，新三旅分散活动的部队，以吴大明同志所率领的这个营战绩最大，他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被誉为“指挥灵活、很会打仗的指挥员”。后来，冀鲁豫军区以八团缴获的马匹为主，成立了一个骑兵连。

冀鲁豫军区部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伪，发展了自己。一九四一年春，吴大明同志晋升为八团团长。同年七月，又调任冀鲁豫军区七分区副司令员。一九四二年夏精兵简政以后，吴大明同志又调教七旅二十一团任团长。在这两年期间，在数次反“扫荡”和反顽战斗中，吴大明同志率领部队与兄弟部队共同作战，屡次取得胜利。

一九四三年夏季，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胡宗南调动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东北军于学忠部离鲁，由李仙洲部接替其防务。李部进入山东两个师（聂师与孙师），大举向我曹县东南、成武、单县等地进犯。当时我军经过整编，吴大明同志已调任冀鲁豫军区十九团团长，该团是冀鲁豫军区的三个主力团之一，且以作战勇猛而著称。七月初，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指挥下，于曹县青堌集地区打响了第一次讨顽战役。当时十九团负责打张庄，吴大明同志立即率部从定陶出发，实行远距离奔袭。部队利用青纱帐作掩护，跑步九十里，黄昏时包围了张庄，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取得胜利，歼灭聂师一个营，俘敌百余人，缴获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十余挺、子弹数万发，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接着，吴大明同志又率部配合兄弟部队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第一次讨顽战役的胜利。

顽军李仙洲集团第一次进犯被挫败，是不甘心的，他纠集部队再次向我冀鲁豫地区进攻，并亲往聂师驻地，坐镇指挥。我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杨得志司令员的指挥下，于八月份举行了第二次讨顽战役。战役开始，吴大明同志带领十九团掩护九团消灭了单县土顽“常三”匪部。继而于八月九日与兄弟部队一起，在单县刘庄集、韦楼一带，与李仙洲两个师进行决战。十九团、二十团、骑兵团打韦楼，由十九团主攻；七团、十团、十二团打刘庄集。开始，敌人依仗有利地形和优良武器，来势汹汹。我十九团的战士毫不怯懦，英勇还击。吴大明同志来到担任主攻的二连阵地，叫连长罗文先派一个班对敌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派一个加强排在正面河堤脚下做好进攻准备。另外，还挑选了几名精明强干的战士，隐蔽着接近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一排手榴弹扔过去，把敌人炸得晕头转向，丢下阵地就跑。这时，我们的冲锋号吹响了，加强排的同志猛冲上去，全部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河堤。正巧，杨得志司令员来到前线，看到吴大明同志正指挥部队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尸横遍野，就会心地笑了

残余的敌人退到韦楼，企图固守顽抗。吴大明同志随即命令部队：“不让敌人喘息，叫他们有来无回，狠狠地打！”战士们一听，斗志更加旺盛，在机枪掩护下，一、二、三连的战士很快冲进村里，跟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持续一昼夜，敌人大部被歼，只有少数残匪逃到铁路以南去了。

在回师途中，吴大明同志又带领部队对曹县南部仲堤圈、付庄土顽司令傅尔愚部进行奔袭。由团参谋长薛宗华同志率领两个连从西北角突击，吴大明同志亲自带领团主力从南门突击。在强大炮火的压制下，部队很快冲进村里，与敌展开巷战，战士们打得很勇猛，至拂晓时全歼傅尔愚部近千人。至此，取得了讨顽战役的最后胜利，李仙洲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退出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向皖北逃窜了。

一九四三年秋末，吴大明同志带领十九团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在鲁西南又连续攻克万寨、徐镇集、马集等日伪据点在我军攻克徐镇集据点，消灭敌伪联队司令部和一个骑兵团，摧毁封锁线上十几处碉堡后，我前线指挥部接到上级通知：敌人从范县、旧城增援两个营，指挥部决定吴大明同志率领十九团于拂晓前赶到范县以西公路上伏击敌人。吴大明同志带领部队连夜急行军八十余里，到达预定地点作好战斗准备。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当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二十团首先在前面打响。敌人受到突然打击，扭头就跑。吴大明同志立即带领部队迎头冲上去，堵住了敌人的退路。经过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除敌人一个营长只身漏网外，两个营的敌军全部向我缴械投降。

一九四三年初冬，日寇在单县、曹县、巨野、金乡、定陶等县城增派了大批兵力，准备进行大“扫荡”。吴大明遵照军区指示，连夜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并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掩护群众转移，为反“扫荡”作好准备。

一天，几个县的敌人同时出动，向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犯，敌军前面是骑兵，中间是坦克，后面是步兵，天上还有飞机配合，进行“铁壁合围”、“梳篦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十九团主力。根据上级首长指示，吴大明同志和政委各自带领几个连队，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敌人进行周旋，搞得敌人进退两难，筋疲力尽，不得不拖着伤兵，拉着尸体撤退了。

一九四四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率领第三、十一、十九、三十二团及回民支队等前往陕甘宁边区，去对付胡宗南发起的进犯。

部队自鲁西南根据地出发，向西北方向走，过了漳河到了林县，有的战士说：“这次走这么远的路，大概是寻找机会啃敌人一口吧！”有的说：“天天往西北走，是不是到延安去？”到底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谁也搞不清楚。但战士们坚信，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党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每到一地，吴大明同志总是察看地形，布置岗哨，再到各连队去看看有没有病号，战士有什么思想情绪，等等。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才回去休息。

一九四四年三月间，部队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越太行，跨同浦，泅汾水，翻越棉山，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排除了千难万险，行程三千余里，终于到达目的地——延安甘家镇清泉沟。

清泉沟，到处是荒山野林，没有人烟，除了三五九旅撤走前住过的几个小土窑洞以外，没有任何房舍。十九团的大部分同志都露宿在几条山沟里。吴大明同志检查了各连队的驻地之后，亲自带领大家砍树、搭棚子，很快就在清泉沟建立了部队的新家园。

春耕季节，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吴大明同志代表团党委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强调人民军队爱人民，为减轻人民的负担，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建设边区、保卫边区而开展大生产，要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会后，吴大明同志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开荒种地，打窑洞、建房屋、养猪养羊。他还把全团会做木瓦工的战士组织起来，亲自带领他们烧石灰、砍木料、烧砖瓦，并建起了饭堂、礼堂，还打了二十多个窑洞。不到一年的大生产运动，使荒凉的山野变了样，清泉沟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九四五年初，十九团接受了新的任务，进驻富县茶房镇交道口以南一线守卫边防。这里是延安至西安的公路要道，对面就是胡宗南顽军的阵地，堡垒林立，工事纵横，与我对敌。而我们部队的前沿，却没有构筑任何工事，也没有固定的哨所。在这种情况下，吴大明同志经常深入前沿了解敌情，掌握敌人的动态，指挥部队严密防守，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同时，他又组织力量大力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十九团守卫边防半年多，任务完成得很好。敌人不但不敢侵犯解放区的一寸土地，而且常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军出售武器、弹药，也有些国民党军队成排、成班地向我军投诚。这对蒋介石、胡宗南来说，实在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吴大明同志率领的十九团在陕甘宁边区执行任务中，充分发挥了我军是个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积极作用，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

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吴大明同志的胃病经常发作，有时不断地吐酸水。战士们见他身体日趋消瘦，都关心地去问候他。

他总是说：“没事，不要紧。不打垮蒋介石，中国不解放，我是不休息的！”侦察员有时从敌占区搞点好吃的送给他，他总是婉言谢绝，并叫警卫员把东西分送给伤病员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告无条件投降。为收复日伪军盘踞的城市和据点，十九旅奉命北上，一举解放了嘉祥、巨野、济宁等重镇后，继续向北推进，十一月间解放了聊城等地。

同年八月底，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并于十月十日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初，我党代表又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双方颁布了停战令。这时，十九旅驻在河南滑县道口镇，镇南驻国民党军队，互相对峙。同年六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我根据地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奋起抗击蒋匪军的进攻。八月十日，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十九旅一举攻占了李庄等车站，打垮了守敌，使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完全瘫痪。因之，敌人的兵力被吸引到鲁西南一带。国民党在郑州聚集的三师、四十一师、四十七师、六十八师及九十九师各一部，于八月二十八日从长垣、考城、民权、商丘一线对我冀鲁豫腹地发起进攻。同时，徐州敌三个师经单县向西北进犯，企图夺取菏泽，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冀鲁豫野战军奉命主动放弃陇海路，实行战略转移。为了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中原野战军根据毛主席关于牵制东路敌人、打击西路敌人的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在菏泽、定陶一带歼灭国民党嫡系主力整编三师。

九月三日，我七纵队由杨勇司令员率领，在曹县西北大杨湖、小杨湖一带集结，敌整编三师迅即向大杨湖扑来。我军主动撤到小张庄，敌人气势汹汹，又尾追而来。中原野战军首长遂决定给以沉重打击。当天，敌整编三师进至我预定地区时，我军即迅速形成了对敌人的全面包围。

深夜，一场围歼敌整编三师的战斗开始了。吴大明同志带领本旅五十六团攻歼小杨湖之敌；副旅长傅春早同志带领五十五团打小张庄；政委谢福林同志带领五十七团作为旅预备队。天正下雨，吴大明同志带着部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着泥水，很快布置好队伍，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凭着美式装备进行顽抗。战斗持续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敌人重新组织队伍，整连整营地向我军反扑。吴大明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亲临前线指挥。当敌人距我阵地仅三十米时，我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不断地在敌群中爆炸开花。这样，一连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敌人不甘心失败，稍一喘息，便以全部兵力进行反扑，坦克、步兵一齐拥来，妄图突破我军的包围，我军战士们开始有些沉不住气。吴大明同志便鼓励大家不要慌，并说：“敌人的坦克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同样可以把它打烂。”接着，他指挥战士们抓住有利战机，炸毁了敌人两辆坦克，又指挥部队一齐向敌步兵开火。敌人看势不妙，扭头往后就跑，吴大明同志迅即指挥部队冲锋，将敌军分割成几片，一阵激战之后，敌军即被全歼。这时，副旅长带领的五十五团也顺利地解决了小张庄的敌人。

吴大明同志正要撤回部队，侦察员报告，安理集还有一股残敌没有消灭，企图突围逃窜。歼灭这股敌人的任务，原来是纵队下达给二十旅的，但二十旅执行别的战斗任务尚未赶来。吴大明同志认为这股残敌不能再让它逃掉，便和副旅长商定坚决予以歼灭，不使漏网。于是，一面由吴大明同志前往纵队报告，一面由副旅长带着部队去解决这股敌人。吴大明同志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不分分内分外，主动打击敌人，受到纵队首长的表扬。这次战斗，前后三天三夜，击垮敌人五个营，活捉敌师参谋长一名、团长两名，俘敌千余人。在整个定陶战役中，十九旅和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我冀鲁豫主力部队的阴谋，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定陶战役后，我军有计划地北撤，国民党十一师三十二团四千余人尾追我军至巨野县南部的章缝集。十月五日，晋冀鲁豫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张国华决定对这股敌人给予歼灭性的打击。十九旅指挥所安在章缝集东面一里多路的刘庄。这天下午，吴大明同志从纵队接受任务回来，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纵队首长的指示，并布置了具体作战方案。然后，他亲自带领营以上指挥员到前方察看地形。吴大明同志走在最前面，刚一出村，敌人一发炮弹飞来，在他身旁爆炸，弹片炸坏了他的腹部和膀胱，经抢救无效，当晚八、九点钟，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攻击章缝集的战斗打响了，全体指战员把满腔的仇恨集中在敌人身上。大家越战越勇，敌人纷纷溃逃，第二天黄昏，除少部分敌人逃窜外，大部分被我歼灭，国民党曾吹嘘一时的“铁军钢团”在我人民解放军面前成了纸老虎。

北风呼啸，天气阴沉，鲁西南党政军民及十九旅的指战员，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章缝集东南燕洼村追悼、安葬了吴大明同志。晋冀鲁豫七纵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张国华政委致悼词。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吴大明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今后的战斗中多杀敌人，为吴大明同志报仇，为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报仇，为解放全中国英勇战斗。

一九五二年，吴大明烈士的遗骸移葬在单县湖西革命烈士陵园。刘伯承元帅亲笔题字：“人民解放军阵亡旅长吴大明烈士之墓”，镶嵌在吴大明烈士亭上，两边还镌刻着一副挽联：“过草地，走雪山，披肝沥胆救祖国；战章缝，挫强敌，碧血丹心为人民。”

吴大明烈士虽死犹生，浩气长存！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鼓舞着人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以身殉战场肝胆照春秋

——回忆朱程同志

牛星斗

朱程同志是原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一九四三年九月在曹县地区反“扫荡”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朱程同志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他作战勇敢，指挥镇静，工作认真，学习刻苦。他生活简朴，待人诚恳，关心下级，密切联系群众。他在部队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程同志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正如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悼念朱程同志的挽联所说：

处华北敌后出生入死壮哉战斗意志

以身殉战场卫国卫民信矣党军模范

从黄埔军校到东京铁道学院

朱程同志于一九一○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矾山乡一个工人家庭。六、七岁时，就在本村私塾受启蒙教育；十一岁时，到福建省厦门市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读书。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局面，学习时有中断。他亲眼看到军阀部队抢掠民财，抓兵拉伕；看到老百姓在战乱中逃荒要饭，叫苦连天。每年寒暑假时，父亲接他回到家乡，他家也是被苛捐杂税逼得到处求借，度日艰难。所有这些都给朱程幼小的心灵很大刺激，使他愤愤不平。回到学校后，他就发奋读书，想投考大学，将来好救国救民。由于朱程天资较聪敏，又能刻苦用功，因而学习成绩优良，成为学校的高才生。他在集美中学毕业后转到温州上学，后来又考入了厦门大学。在厦大，他接触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启发，产生了要革命的念头。可是到哪里去参加革命呢？他想来想去，还是投笔从戎当兵好。于是在一九三○年，他还没有读完大学便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六期。

在黄埔军校，他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不久，这个出身贫苦、思想进步的青年失望了，对学校中国民党军官的腐败堕落很是反感，因此不少同学说他思想左倾。军校毕业后，他被编入军官旅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而国民党不出兵抵抗，心中非常气愤，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非常不满，不断发出怨言乃愤然离开军官旅，到南京积极参加反蒋活动，在思想赤化的罪名下被捕，关押了一年半才被释放出来。

出狱后，朱程再不愿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事了，便回到了平阳家乡。他看到地方上土匪恶霸横行，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当时我浙南地下党员张培农同志见朱程回来了，又学过军事，便主动来找他商量。他义不容辞地积极参加了打土匪和反恶霸的斗争，为家乡人民除害。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响应我党号召，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朱程闻讯后，急忙赶到福州与之联系，并募集人枪粮款予以支持，成为抗日反蒋的积极分子。

在东京铁道学院学习期间，朱程一方面专心攻读铁路管理业务知识，一方面考查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人情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状况。他曾翻译过《日本之政治机构与军部制霸之基础》一书，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揭露。一九三七年五月，他离毕业只差几个月了，但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步步侵略中国，阴谋侵占我华北地区和全国，认为绝不能在敌国继续停留了，遂即自行回到祖国，决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战斗在反顽战线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我党的积极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我党的领导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山西太原成为当时华北抗战高潮的重地之一。朱程回国后便先到太原。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军官教导团的教育长张荫梧，伪装抗日，笼络人才，扩充实力，聘请朱程担任地形和土木工程系教官。不到两个月，“七七”事变爆发，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张荫梧以山西军官教导团一部分学员为基础，成立了河北民军，到处扩充实力，在冀中成立了一个干部养成所，吸收了一部分平津和各地热情抗日的学生参加。我党为了帮助张荫梧抗日，先后派温健公、杨秀峰、闻允志等同志到民军中工作。在我党的帮助带动下，河北民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建立了十一个学生大队和一个教导队，朱程任第十大队大队长。

民军第十大队是一九三八年元月建立的，大队骨干是由山西军官教导团的部分学员和干部养成所的部分学员组成。五月，民军第十大队和驻在山西省陵川县秦寨村的第十一大队（是民军在河南许昌等地招收的学生建立起来的）合并，朱程任民军第十一大队大队长。

民军第十一大队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训练，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到太行南区的博爱县敌占区活动，曾破坏过道清铁路，袭击过敌伪据点，朱程还亲自用日语向敌喊话，一个月后部队发展到三百余人。当时国民党政府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荫梧兼任河北省民政厅长。民军总指挥部由山西陵川县平城镇向河北省转移。

为了保持从河北到河南洛阳的交通，民军在陵川县平城镇建立了一个晋冀豫边区办事处，并将民军十大队扩建为民军十一团，任命朱程为办事处处长兼民军十一团团长。民军十一团名义上虽然是河北民军，但实际上却完全是由我党掌握的一支抗日武装。

民军十一团建立后，部队活动于林县、汤阴、淇县、安阳一带。他们曾攻打过鹤壁集（现在的鹤壁矿区）伪据点和平汉铁路上的高村桥伪据点，还破坏过敌人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对于敌占区的群众起到了鼓舞作用。晋冀豫边区办事处和民军十一团政治部，派出民运工作组，配合驻在平城镇的我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开展群众工作训练民兵自卫队在前后方的配合下，民军十一团很快发展到六百余人，战斗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正当民军十一团蓬勃发展的时候，张荫梧却撕破了伪装，暴露出一幅顽固反共的凶恶嘴脸，在河北省搞摩擦，不断袭击我军，杀害我党政干部。他还派了一个反共老手、军棍高自登当民军晋冀豫办事处副处长，以便监视朱程等的活动。高自登秘密向张荫梧报告说，民军办事处在平城的民运工作团和我八路军游击支队工作团相互配合，开展群众工作，是向八路军“投降”；民军十一团和独立游击支队在行动上的互相援助，是“赤化”，“变成八路军了”。张荫梧听了勃然大怒，遂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下令调民军十一团北上到冀西。

张荫梧的这个调令，是企图控制以至消灭民军十一团的预谋。当时多数同志主张脱离河北民军，改编为我八路军。经仔细考虑，觉得这样做不妥。因为民军十一团虽是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但在名义上还是河北民军，受民军总指挥部领导，如果拒绝北上，改编为我八路军，将会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借口，这对争取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是不利的；但是如果民军十一团北上，不仅我党在十一团工作的党员民先队员无生命保障，而且张荫梧还会强制十一团为其反共服务。为了正确处理这一复杂问题，报经我党太行南区地委确定：为维护我党倡导和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任何借口，可将在民军十一团工作的党员和民先队员撤出，民军十一团是否北上问题，由朱程他们研究确定，经朱和闻允志同志共同研究确定还是暂时北上为好，待部队到达冀西后和我党驻冀西的部队取得联系，根据情况再确定动向。朱程最后表示：民军十一团到了河北，枪口只对日寇，绝不做张荫梧的反共工具，必要时将脱离民军，把部队带回我军。

朱程为了保存骨干力量，对于平汉路东的第一支队和在林县的工作团，都未调动，并指示他们继续开展工作。出发前，他还将民军十一团的两个大队改编为一个教导队、一个大队和一个少先队。

民军十一团来到宋家庄约半个多月后，张荫梧便命令十一团与驻在冀西的民军四团合并，企图吞并民军十一团，任命朱程为民军四团团长，原民军四团第一大队长王树生为副团长。于是，一场反混合改编的斗争开始了。

反混合改编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吞并和反吞并、倒退和进步、反共和抗日的斗争。张荫梧为了吞并民军十一团，要将民军四团和民军十一团混合改编，只保留班的建制。由于民军四团人数较多，武器较好，如果按张荫梧的意图改编，在一个排内，民军四团两个班，而民军十一团却只有一个班，这样朱程就完全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实际上等于被吞并了。朱程坚持要以连为基础进行改编，这样朱程就可直接控制到连。斗争的结果，确定了以连为单位进行合编，原民军四团的一个大队改编合并后为民军四团的一连、二连，原民军十一团的一个大队改编合并后为一个连，另外建立一个特务排。此外，除教导队和少先队的建制不动外，又另从教导队抽调了三十名原十一大队的学员，分配到一连和二连做政治工作。在班设政治战士（即政治副班长），在排设政治工作员（即政治副排长），在连设政治指导员，在大队设政治教导员。被任命为大队长、副大队长和教导员的，都是原民军十一团的干部。改编的结果，朱程控制了民军四团的指挥权，保证了民军四团走上了抗日战场。

朱程到冀西后，除进行部队改编外，就主动和我党地方组织联系，表明自己坚持抗战、反对摩擦的立场，要求地方党组织给以帮助和支持。同时，他又主动和我八路军冀西游击支队联系，表示在行动上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另外，他还将教导队、少先队介绍到冀西专署，在专署领导下统一行动，配合专署开展群众工作，有意在我冀西专署保存骨干，进行培养。

把部队拉到党的怀抱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朱程暂时离部队回陵川县，部队交由大队长林显国同志掌握。朱程回到陵川后，抽调林县工作团的一些团员回民军四团，并携有发报机，同行的还有原民军第十大队政治主任安道敦同志，共五十余人。十五日下午六时许，当朱程等行进到内邱县的北店村附近时，突然两面的山头上响起了枪声，这是民五旅的一个连向朱程所率领的五十余人进行袭击。朱程当即将五十余人散开，利用隐蔽地形进行喊话，说明是民军四团的部队，不要误会。随后敌人到部队查询朱程。朱程意识到了这是张荫梧想要消灭民军四团的反革命行动，部队当即掩护朱程突出包围，安道敦同志不幸被俘，于第二天被活埋。朱程连夜走了四十多里，到了我冀西游击队。这就是张荫梧制造的“北店事件”。

六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全团出发，向南行军。二十日晚九时，部队进抵离民军五旅旅部驻地邢台县的白仓十五里。在就地休息时，战士议论纷纷，准备投入战斗。十时，部队突然改变行军方向，向正西行动，而且加快了速度。战士们以为是向西再向南，进行迂回包围，但向西行军一直未停。拂晓，民军四团已离白仓七十余里。部队休息做饭，封锁消息。

休息了半天，午饭后部队又向西挺进了。约晚十点，部队才停下来休息。这时已到了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了。朱程在团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在马蹄灯的灯光下，他镇静而又坚定地说：“……我们民军四团是抗日的部队，不是哪个人的私有工具。我们绝不在内部搞摩擦。五旅为了吞并我们，制造了‘北店事件’，并且要包围消灭我们，为了避免无益的伤亡，为了保存这支抗日力量，我不得不将部队带到安全地带。全团一定要上下团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巩固好部队……”

第二天出发前，朱程命令二连作为前卫部队，指定二连一排作为前哨部队并保持和团部五里的距离。又从二连调出三排随团部行动。这样一来，作为前卫连的二连连长张吉安，就只能指挥一个二排了，这就控制了张吉安对全连的指挥。这一调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二连连长张吉安是张荫梧的亲信，曾给张萌梧当过警卫员，准备把二连拉跑。

全团的行军部署是：三连随二连行动，因为三连是原民军十一团的部队，是朱程从山西带到河北的，是可以信赖的。三连后面是团部，团部后面为警卫排，警卫排后是一连。行军的后卫是教导队，负责全团的收容任务。六月二十一日，全团穿越太行山摩天岭地区，在山路的最高处，朱程团长等率领警卫员站在路边，向从身边走过的每个战士招手，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作为后卫的教导队行列里，响起了雄壮的歌声。下午六时到达了山西省的昔阳县境。第二天又行军五十里，部队在距昔阳县城十五里处宿营。

二十三日拂晓，部队向南继续前进，中午抵达辽县县境。这时我八路军部队派人前来联系，当知道民军四团脱顽经过以后，表示热烈欢迎，给部队送来开水并热情交谈，真是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在谈话中，才知道我八路军已进入反扫荡战备。又行军三十余里，到达了我军的宿营地。

经过五天五夜的艰苦行军，民军第四团在朱程的领导下，脱离了张萌梧的河北民军，脱顽胜利实现了。

二十四日上午，朱程亲自到我八路军驻辽县部队联系。第二天，我八路军和辽县群众给送来柴米油盐，表示慰问。

二十八日上午，朱程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宣布部队没有参加反扫荡的任务，到襄垣县去休整扩军。当日下午他即带队出发了，经过黎城的固显休息一天，于六月三十日到达了襄垣县的强计编村。

这时，张吉安垂头丧气，心神不安。他看到拉队伍回河北已无希望，又怕阴谋暴露，半月后便以探亲为名请假回冀南了，临走时还带走一名通讯员和他的侄子。

强计编村整军和狮山伏击战

强计编村是一个很大的村庄，有四百多户人家，三面环山，东临漳河，是-一个很好的整军环境。

民军四团整军是从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开始的，重点是政治整训。这天，朱程同志召开了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程同志揭发了张荫梧破坏抗战、积极反共、排除异己、摧残抗日政权的反革命罪行，会后组织了学习讨论。全团官兵义愤填膺，一致声讨张萌梧的反动罪行。七月七日，全团召开了“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发表了宣言和通电，列举了张荫梧反动罪行，宣布正式脱离河北民军。

七月下旬，朱程同志派政治部主任殷政爱去我八路军总部，汇报了部队脱顽经过。我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给朱程同志写了亲笔信交殷政爱带回。随后，我八路军总部派朱瑞同志代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我党北方局，来强计编村对部队进行慰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热烈欢迎朱程同志率领民军四团全体官兵，为反对张荫梧的反动行为而脱离河北民军的光荣行动，欢迎民军四团积极参加抗战，并表示积极帮助和支援。会上，朱瑞同志传达了党中央颁布的为抗日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希望部队积极响应我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朱瑞同志还指出：在民军十一团建立时，我党为了帮助朱程同志，曾派闻允志同志到该团工作，当时该团就已成为我党信赖的一支抗日武装。民军十一团被迫北上后，仍然坚持了我党团结抗战、反对摩擦的正确主张，这说明朱程团长和民军四团能够坚持抗战，追求进步。希望部队经过整训，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祖国。并宣布从七月一日起，民四团所有衣服、粮食、菜金、生活补助等全部由我八路军供给。

在部队整军开始后不久，留在冀西的少先队也胜利地回到了强计编村。为了把民军四团真正改造为我党领导的一支抗日队伍，宋程同志确定部队连以上干部到我八路军总部和特务团参观学习，由赵惠泽大队长带队。在我八路军总部，听了很多重要讲话和报告，又到特务团学习了政治工作经验。半个月后，参观学习的干部战士满载学习收获回到了团部。

为了加强和壮大民军四团，经我八路军总部决定，收民军四团改编为华北抗日民军，由朱程同志任司令员，又从抗大调回闻允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经过考验，朱程同志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整军，政治思想有了明显提高，部队进一步扩大，枪支弹药有了补充，战斗情绪很高，指战员强烈要求开赴抗日前线。十月，朱程同志率领部队进行了有名的狮山伏击战，给白晋公路上的敌人以有力打击。

白晋公路的夏店是日本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伪军五百余人。我华北抗日民军经过整军，战斗情绪高，求战心切，但是要攻打夏店这样的据点，当时力量还是不足的。

为了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侦察好地形，朱程同志亲自带领二连连长孙祖涵和一个警卫员，化装成老百姓，沿白晋公路到夏店附近侦察，掌握了白晋公路的地形，了解了夏店每天都有汽车运送军队和枪支弹药。他们又以烧香求神为名，到夏店敌军驻地附近北山头上的大庙里进行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布置和活动规律。朱程同志在侦察了两天一夜后回到强计编村，立即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在夏店附近的狮山设伏，打击山下公路上的敌人车队。具体部署是：三个连全部出动，实行突袭；二连担任主攻，一连作预备，三连由朱程同志亲自指挥，负责掩护。强计编村离夏店约八十里。部队于下午出发，经过急行军，在当日夜间三时半赶到了狮山，迅速完成了设伏任务。

一个多小时后，从夏店方向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汽车声，不久便看到了汽车灯光，正沿着夏店北边山下向我设伏的狮山方向驶来。汽车越驶越近，一共有十一辆，车上全是日本鬼子。当敌人汽车全都进入我伏击圈时，二连连长首先摔下一颗手榴弹，接着全连的手榴弹像下冰雹似的向敌人汽车投去，鬼子被打呆了，嚎叫着向汽车下跳，失去了指挥，丧失了战斗力。除最前面一辆汽车逃出我伏击圈外，其余十辆汽车全被炸毁，燃烧起浓烟大火。战斗经过十多分钟就结束了。

就在我军撤出战斗时，夏店的敌人倾巢出动了，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车队开到狮山山下，看到被打坏的汽车还在燃烧，车队无法运行，便跳下汽车向狮山上扑来。朱程同志指挥一、三两连，奋力阻击敌人，经过一场恶战，打得敌人丢盔卸甲，只好撤回夏店，战斗乃告胜利结束。这次伏击战打得敌人失魂丧胆，龟缩在据点里好几天不敢出来。狮山伏击战斗消灭鬼子一百二十余人，毁敌汽车十辆，缴获枪支八十余支。战斗中，我一连指导员张士俊，三连连长王致祥，副指导员朱士洪等六位同志阵亡。回到强计编村，部队召开了庆功表模大会，还召开了张指导员等牺牲同志的追悼大会。

经过狮山伏击战，华北抗日民军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发来了表彰和慰问信，襄垣县党政军民也送来了大批慰劳品。

开辟太南抗日根据地

河南省的豫北地区，原是我民军十一团、九支队经常活动的地区。根据我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华北抗日民军要开到豫北地区，开辟太行南区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朱程同志率领华北抗日民军离开襄垣南进。在我太南地委的帮助下，朱程同志率领部队于一天拂晓，未发一枪一弹，将张荫梧的平城办事处消灭了。这次计俘敌办事处处长高自登以下百余人，缴获一部电台和大批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一个枪支修理所。

部队消灭平城办事处后，由平顺经虹梯关东进到林县北部，路经国民党顽军孙殿英部防地。前哨部队被孙殿英部拦住去路，经我交涉并强制通行，才过了孙殿英部队的防区。随后孙殿英又派部队截缴我军的粮食衣服，我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才制止了孙殿英的摩擦行动。部队于十一月底开到林县南部进行休整。

一九四○年元月，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前去攻打辉县九峰山，消灭国民党匪军董良俭部。董良俭匪八支队盘踞在辉县九峰山暖璋阁一带，到处抢掠，群众恨之入骨。部队到了林县后，九峰山一带的群众纷纷前来控诉董匪罪行，要求早日消灭董匪。

朱程、闻允志等同志率领华北抗日民军五百余人，在一个地冻天寒的三九天晚上出发了。当时董匪所部约近两千人，盘踞在辉县、陵川交界处十几个村庄，在黄水口、老梯头等进出山口都派兵把守，很难攻进去。为了消灭敌人，部队不得不从背后陡峭的山间小路爬上去。有时小路突然被前面一道一丈高的石墙拦住了。这样的石墙，每一里多路就有一条，都是设在最险要的地方。原来这是董匪为了防备从山后受到袭击而设置的路障。但这些路障都未能阻止我军前进。天色微明，部队爬上了王莽岭，它是董良俭设在陵川、辉县交界处最高也是最边沿的一个据点，这里离董良俭匪司令部还有四十余里。

在王莽岭上，敌人有一个排把守。我先头部队上岭后活捉了敌人的哨兵，后由哨兵带路，先收缴了正在睡觉的敌人一个班的枪支。接着去消灭另一个班，被敌人发现，于是向屋里扔了—颗手榴弹，俘获了全部人枪。就这样，一颗手榴弹拔除了敌王莽岭据点。

九峰山战斗是朱程同志亲自指挥的继狮山伏击战之后的又一次漂亮战斗，直到现在当地群众一谈起它来，还是赞不绝口。九峰山一战，我解放了辉县西部地区，打开了从山西陵川经辉县到平原的通道。春节后，朱程同志又率领部队下山到辉县城附近打击敌人去了。

向冀鲁豫进军

一九四○年二月六日，在太南地区成立了我第二纵队，由总部参谋长左权同志兼任司令员，指挥三四四旅、新编第一旅、决死三纵队、独立游击支队，朱程同志领导的华北抗日民军也正式编入了二纵队，称为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兼冀鲁豫军区第军分区，朱程同志任旅长兼分区司令员，闻允志同志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张锡珩同志领导的河北民军十三支队也正式宣布脱离河北民军，和朱程同志领导的部队合并，并由张锡珩同志担任了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副旅长兼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从而使华北抗日民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月中旬，部队突然接到撤出九峰山地区的命令，朱程、闻允志同志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说：根据我总部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以临（汾）长（治）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我军和国民党军的分界线，所以撤退太行南区的我军。根据总部指示，华北抗日民军和独立游击支队（改为教三旅）随二纵东进冀鲁豫平原地区，开辟和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二纵司令员为杨得志同志。

四月上旬，华北抗日民军从辉县九峰山出发，经黄水口十八盘大路，到达西平罗。休息一日，行军到安阳、林县交界的长生町，第二天上午到达林县东北的东岗镇。休整三日，部队越过漳河到达磁县的贾壁镇。

华北抗日民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在山区参军的，很少人到过平原地区，总是把山区的有利条件看的多，对在平原地区作战存有不同程度的顾虑。为了及时做好干部、战士挺进平原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在贾壁进行了一周的政治整训，主要是讲解和讨论关于开辟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四月二十日下午，部队由贾壁出发，二十一日夜三时从临名关附近越过平汉铁路。天色大亮后，部队已离开铁路三十余里，眼前出现了辽阔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把战士们乐得跳了起来。

我二纵队过平汉铁路时分为三路，华北抗日民军随纵队部为中路负责护送弹药等物资。过了铁路约三十余里，敌千余人对我阻截，平汉路敌人又进行尾追。形势十分险迫。朱程同志率三个连以一当十，向敌猛冲，打垮了敌人，保护车队突过敌人包围，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纵队首长的表扬。四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二纵配合冀南民兵、群众，破坏了威县到王官庄段的公路。四月二十七日，部队从大名西南渡过卫河，于二十八日胜利到达冀鲁豫。五月一日，我二纵在南乐县举行了东进胜利庆祝大会。

我二纵主力到达冀鲁豫边区后，八路军总部命令二纵与冀鲁豫支队合并，新编了新二旅、新三旅和华北抗日民军一旅。我华北抗日民军一旅兼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朱程同志兼分区司令员，闻允志同志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分区所属部队有民一团、民二团、民三团、南乐基干团、清丰独立营和各县大队等。分区活动地区为南乐、清丰、濮阳、内黄、顿丘（濮阳西部）、卫河（南乐、清丰西部）、尚和（濮阳东部）等县，以内黄、濮阳、滑县北部的沙区（原黄泛区）为中心。

我军进入沙区后，从五月到十二月，我华北抗日民军和分区部队，在朱程同志的指挥下，经大小战斗五十余次，消灭日伪军近千人。部队在战斗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战斗力。

一九四一年元月八日，朱程同志率领民一团和内黄县大队，从沙区中心区的王蔚出发，奔袭内黄城北之西马上、邵阳集等据点，俘伪军三百余人。民一团一部配合顿邱大队，于八日袭入濮阳县东关，缴获大量医药品。二十日，民一团攻克内黄城西的魏流河据点，歼伪军八十余人。由于朱程同志指挥有方，民军作战勇敢，使伪军非常惊恐，不敢轻易离开据点，沙区抗日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了。

敌人对我沙区进行了九天大扫荡，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群众死亡三千余人，村庄被毁一百四十多个，牛羊猪鸡全被抢光，日寇在这里又欠下中国人民一笔血债。

我军跳出包围圈后，在外线作战，对敌伪据点进行猛烈攻击。攻到清丰、濮阳、内黄等县城附近，攻克胡村店、酸枣庙等据点。在反扫荡中，共毙伤日伪军七百余人。敌人对我沙区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乃被我粉碎。

反扫荡后，朱程同志及时率领部队回到沙区中心区，帮助群众掩埋尸体，修建房屋，动员部队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粮食救济群众，带领部队拉犁拉耙，帮助春耕。麦收时，部队深入敌占区，封锁敌人，保护敌占区群众抢收。华北抗日民军真正成了人民的子弟兵，沙区的群众踊跃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我军，充实壮大自己的军队。

一九四一年七月，根据我八路军总部命令，鲁西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我华北抗日民军所兼的一分区改为五分区，朱程同志仍任司令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民一团在顿邱县消灭日寇二十名，伪军百余人，缴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一九四二年秋，朱程同志指挥民一团消灭伪第一路军李英部百余人，将伪旅长唐海廷击毙。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根据我党北方局的指示，经区党委、军区研究决定，对于地委和军分区进行改建，冀中南下支队与五、六分区合并称为四分区，朱程同志改任四分区副司令员。四分区所属部队为：十六团、民一团、二十一团、骑兵团、新四路、卫河大队等，后又增加一个三十二团。活动地区为豫冀平汉铁路以东的原五、六分区各县。

整风运动与朱程同志壮烈殉国

一九四三年二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我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训令。我四分区直属机关于濮阳西南的昆吾县抗战时期新设县——董楼，开始了整风和整军运动。四分区的整风学习运动是由朱程同志直接指导的。学习文件主要是一九四一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的整风报告。在这次整风中，朱程同志每天坚持半日学习，而且记笔记、心得体会，联系实际，总结自己参加革命后在部队的工作和指挥战斗的经验教训。在他阅读的文件上，到处圈圈点点。有时在深夜，他还在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

由于战斗任务繁重，四分区直属机关的整风运动只进行了两个多月，但是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整风运动，四分区直属机关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于四分区部队的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五分区后，朱程同志即随同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参加了反击国民党李仙洲顽军的战斗，担任西路军指挥员，指挥十九团、二十团、骑兵团三个团。七月二十四日，朱程率西路军奔袭驻成武县南侯集、小寨里、王楼的李仙洲总部，给敌以很大打击。八月三日我军又消灭李顽一个连。十日，我军在曹县东南刘庄集，歼灭李仙洲部三百余人。从六月二十一日起，我冀鲁豫军区东西两路部队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下，经过激烈战斗，将李仙洲顽军逐出了冀鲁豫边区。

从一九四三年三月李仙洲顽军进入我冀鲁豫边区开始，到八月，我部共进行了大小战斗六十九次，击毙顽军参谋长一名，击伤顽师长一名，毙伤顽军官兵一千四百五十余人，俘顽军纵队司令以下官兵三千五百七十余人，缴迫击炮三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八十八挺，掷弹筒二十八个，长短枪三千二百五十余枝，子弹十四万余发。这一战役彻底粉碎了李顽侵占我湖西、鲁西南的阴谋，有力地策应了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军区的反顽斗争，对于保卫冀鲁豫边区与华北、华中枢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后，朱程同志率民一团、二十一团和分区骑兵连，坚持曹东南新区。八月二十三日，朱程同志率部攻克曹县东南的陈楼据点，歼灭土顽五百余人；另一部攻克傅店、赵坝等地，歼灭土顽两个营；新区得到了初步扩大和巩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为英勇牺牲的朱程等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军区《战友报》为朱程等同志出版了悼念专刊。一九四五年一月，曹县安陵堌堆朱程烈士墓落成，烈士墓的碑文说：“……朱程同志一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处处负责，贯彻始终，待人热情豪爽，其学习积极，生活艰苦，作战勇敢，尤为全体指战员所同声称颂。不幸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乡间父老为之俯首哀思，指战员中痛哭废食者百数十人。全体同志于痛悼之余，誓承其遗志，继续奋斗，以其优良作风为学习模范。”

一九六五年，晋冀鲁豫邯郸烈士陵园派专人将朱程烈士遗骸迎迁到该陵园。现在朱程烈士的遗像和革命事迹，仍分别陈列于邯郸、曹县烈士陵园，供群众瞻仰。

朱程同志，您安息吧！

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生平

李士钊

范筑先将军，公元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诞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城西南彦寺庄一个贫农家中，原名范金标，九岁入私塾读书，老师见他聪明勤奋，给他改名叫“夺魁”。十三岁因父亲病故而辍学，从事农业劳动，十五岁给本村贩运粮食的人拉小车，十八岁时即自己推车到朝城、临清等地贩粮食维生。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以吃苦耐劳闻名乡里。

一九○四年，因漳卫河决口成灾，他家生活困难，适逢清廷到鲁西北招兵，遂应募入伍，后开到天津马厂驻防，先在北洋陆军第四镇炮兵第四标三营右队第一棚当“备补兵”，不久转为“付兵”。后来被选举到随营学堂学习，很快被升为正目、排长，又被选送到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深造。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他正在中央陆军第四师当连长。后该部移驻上海，他历任炮兵营长、师参谋长、补充团团长和第八旅旅长，隶属浙江督军卢永祥部。一九二五年齐（燮元）卢（永祥）战争，卢失败后，他退居上海。为了表明其个人清如竹石，遂改名“竹仙”，后又改为“筑先”。一九二九年投入冯玉祥西北军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部。一九三○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期，在“南路军总司令部”任参议，中原大战后，又退居天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山东，在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任少将参议。一九三二年夏季，去菏泽赈灾。同年冬出任沂水县县长。一九三三年冬季，曾因反对国民党八一师展书堂部李占标旅在沂水制造“黄石山惨案”，愤而辞职。后又调任临沂县县长，在职两年零七个半月，办事公正廉明。一九三六年五月，再次调任沂水县县长，临行前群众夹道欢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又调任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和聊城县县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联络部曾派彭雪枫同志到聊城，和范筑先将军建立统战关系；并派党员赵伊坪到第六区专署基层去工作，经常介绍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给范将军阅读，以敦促其进一步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献身于抗战事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寇侵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对抗战持观望态度，一心想保存个人实力。范筑先曾到济南会见指挥华北战区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筹划在鲁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九月间，在共产党代表张经武等同志的积极帮助下，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成立了以余心清为首的政训处，接纳由北平退至山东的大学教授张友渔、黄松岭、齐燕铭、许德瑷等，筹办山东省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所，招收平津流亡学生和本省爱国青年进行短期政治、军事训练后，立即派往黄河以北三个专区，去担任发动群众抗战的工作。范筑先曾派其秘书张维翰到济南，邀请共产党人到聊城发动鲁西北群众，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救亡的游击战争。十月中旬，当日寇侵入德州地区时，范筑先被韩复榘任命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官”。他在聊城建立丁以中共鲁西北特委为核心的政训处。其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分工负责鲁西北地区的工作。

①据原山东第六区专署秘书，济南护士学校副校长张孟龙一九五六年提供的材料。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山东省城济南沦陷后，国民党政权大小官吏纷纷随军南逃，旧的统治秩序已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先后在全省各地举行了武装起义，组成了一支又一支的抗日游击武装部队。这时，中共鲁西北特委负责人张霖之同志，以省委派驻范部代表的身份，率红军干部王幼平、洪涛和一批党员来到聊城，在徐运北、赵健民等同志领导的鲁西北地下党的配合下，与范筑先将军合作抗战。但当时鲁西北地区的绿林武装和地方民团等也乘机蜂起。范筑先遂按张霖之、徐远北、赵健民同志的提议，招抚他们参加抗战，相继把他们收编为三十几个抗日游击支队，三路民军和独立团、营，共计五万多人。委任张维翰、王幼平为十支队正副司令员，牛连文为十一支队司令员，傅亚屏为十二支队司令员，冀炳南、王青云为十三支队正副司令员，管大同为三十一支队司令员，徐茂里为三十五支队司令员。这些支队多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

在建立抗日武装的同时，还重新建立了各县抗日政权，并根据鲁西北特委的建议，委派抗日坚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县长。当时在鲁西北近三十个县，掀起了威武雄壮的保卫家乡、保卫国土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范筑先将军又派张郁光等人到徐州、武汉，宣传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抗战的实况，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他们在武汉曾向中共中央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聆听了有关的指示。为了加强军事指挥能力，党中央派原红军师长袁仲贤、周紫珊等同志加入了范部的军事领导工作；并先后从武汉、西安派了大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毕业生到鲁西北从事政治工作。范筑先将军为了和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曾把自己的大儿子和两个女儿同一批革命青年送到延安，去学习革命理论和游击战术。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张霖之同志亲自指挥下，以山东省第六区政训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全区政工人员大会，总结了过去七个月的工作，并决定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将游击部队改造为抗日的主力部队。在会上，范筑先将军曾作了“良心抗战，责任抗战和守土抗战”的重要讲话。会后，范筑先亲自指挥了牵制日寇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队侧攻徐州的濮县战役。六月九日收复濮县城后，经张霖之同志介绍，范筑先将军于六月廿一日专程到河北省威县，会见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达成了代为培训干部，互通情报，冀南八路军和鲁西北抗日游击队实行军事联防的协议。

为了训练抗日骨干，改造游击部队，范筑先将军于一九三八年夏季，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支持和协助下，创办了聊城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积极培训爱国知识青年和下级军官，充实和加强各县抗日政权和抗日游击部队。同时，还委派齐燕铭、朱穆之、莫循等同志创办了《抗战日报》和《战地文化》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政治干校大量翻印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以及《政治经济学教程》、《游击战术》、《抗战歌曲集》等三十多种书籍，同时还组织了抗战移动剧团，演出抗战戏剧和音乐舞蹈节目，充实并活跃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文化生活。另外，各县还相继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民众抗日救国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各县建立了队部。总之，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生气蓬勃的抗战热情。

范筑先将军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坚持敌后抗战，在国内外获得了崇高声誉。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国友好人士伊·福·卡尔逊将军，曾由延安经晋绥、晋察冀、冀中、冀南等抗日根据地来到鲁西北考察，卡尔逊发现日寇在国际上宣传华北敌后一片漆黑，完全是一派无耻谎言，后于一九四○年他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叙述他在聊城会见范筑先将军的印象时，曾说范将军“是一个精力充沛并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是一个思想开朗的人……在他自己的辖区之内，制定了很多改革方案，而且人民对他表现出充分的合作与支持。”①

①据伊·福·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一书第九章“发生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第八节。

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与日寇作战八十多次。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濮县战役中，范将军亲率部队与敌激战，并端起机枪，率部冲锋杀敌，乘胜追击，克复县城。同年秋，为了配合保卫大武汉的战役，范将军曾受命亲率十几个支队于八一三”“九一八”两度袭击济南，并破袭了津浦路兖州至德州段，使敌人不能畅通补给，予敌以很大打击。对日寇在济南外围的据点，也给予重大打击，使其不敢出击。但在八月廿八日日寇袭击我齐河坡赵庄时，其幼子范树民和部分爱国青年以身殉国。范将军得知后，自言自语地说：“民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大家安慰他不要难过。他说：“不难过，他死得光荣。”后有友人写信慰问他，他回信说：“齐河之役，民儿牺牲，不敢谓求仁得仁，堪幸死得其所，伊既无怨，弟又何憾。惟见长江形势，日趋紧张，此弟所万分惦念者也。”由此可见范筑先将军抗日救国的热忱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范筑先将军应邀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冀南行政公署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人员联席会”。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陈菁玉同志，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等出席会议。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徐向前同志讲了坚持抗战建国、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朱瑞同志阐述了冀鲁两省加强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意义；范筑先将军坚决站在我党一方，义正辞严地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给鹿钟麟、沈鸿烈之流以当头打击。范将军在南宫住了五天，参观了八路军部队建设，询问了关于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整编部队坚持长期抗战等问题。经多次谈话，他受到很大启发，更加坚定了继续进步，坚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

范筑先将军从南官返回部队后，于十月三日至五日，参加了在聊城召开的鲁西北第五次军政联席会议，会上通过了以中共鲁四北特委政治部名义拟定的“山东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战时经济政策”和“整军方案”等三个重要文件，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①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聊城《抗战日报》第二版。

十一月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等同志，由延安带领大批青年干部路经聊城去鲁南时，曾带来毛主席给范筑先将军表示慰问和嘉勉的亲笔信，以及《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使其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军事教育团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使鲁西北的共产党人、抗日干部和延安来的同志们大会师。会上，传达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关于“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一重要指示，有力地鼓舞了鲁西北的抗日军民，进而加强了党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

韩复榘身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当日寇进攻山东时竟擅自南逃，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武汉将其处决；并立即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沈口头上宣布坚持抗战，实际上却秉承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来山东揽权任私，压榨人民，破坏抗战救国。其反动立场与范筑先将军的抗战决心是水火不容的。他大施其阴谋诡计，妄图消灭鲁西北抗战力量。正当范筑先将军整编鲁西北抗日武装以便迎击敌人时，而遭到了沈的疯狂破坏。他们以委任状和金钱为诱饵，对范的部下进行收买瓦解，并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还恶意攻击中共鲁西北特委和范筑先将军领导的鲁西北根据地闹得“山东红了半边天”，要范将军“悬崖勒马，改弦更张”，把鲁西北地区的行政和军事，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些阴谋，一次次地遭到了范筑先将军的抵制。他们变本加厉，于十月底导演了“王堌堆惨案”。范的参谋长王金祥在沈的收买和授意下，在鄄城王堌堆杀害了十三支队副司令、共产党员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汪毅两同志。

十五日晨，敌人又用飞机、大炮联合进攻东门一线。范筑先在东城门上截击敌人时右臂受伤，在撤至城中心光岳楼附近时，又被日寇飞机扫射打断腿骨。当其警卫人员要抬他到德国天主教堂急救时，范将军严词拒绝，责以民族大义。他不愿受帝国主义分子的保护，更不肯当日寇的俘虏，遂在光岳楼北水口南的大路上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用自己手枪自戕殉国终年五十八岁。在这次保卫战中同时壮烈牺牲的，还有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和民先队员崔芳德等重要干部以及手枪营、通讯队、执法队的战士和爱国群众共七百多人。

范筑先将军殉国后，鲁西北的抗战部队，除少数顽固派率部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之外，其他的进步力量，均以共产党领导的第十支队为中心，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在冠县成立了八路军“筑先纵队”，并在冠县、馆陶一带建立了“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一九四○年五月，“筑先纵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在鲁西北与冀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成为冀鲁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原三十一支队等，改编为八路军“平原纵队”，后在泰西大峰山一带，并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在泰西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中共鲁西区党委成立后，为纪念范筑先将军，一九三九年春，决定将原政治干部学校改名为“筑先学院”。一九四○年夏季，中共鲁西区党委鲁西行政公署决定把聊城县改名为“筑先县”。八月间在聊城城东南周店一带建立了“筑先县抗日县政府”。

范筑先将军的遗骸，埋葬在聊城万寿观后，每年都有爱国人民秘密地到墓前祭悼。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聊城为我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解放。次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张霖之，四专署专员谢鑫鹤等同志，率领全体军政干部入城，在范筑先将军墓前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对光荣牺牲的抗日英雄表现了深切的悲悼和景仰。

范筑先将军的遗榇，一九五三年由聊城万寿观移葬于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聊城地区的党、政、军干部和爱国人民，曾在范将军墓前举行了庄严的告别追悼会，会后人们齐集在西关大路上，挥泪送别这位抗日英雄。

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党组织的帮助下，从抗战开始即和共产党推诚合作，坚持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最后光荣殉国，实践了他坚决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决心，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的英雄业绩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一往无前

——记“华东战斗英雄”林茂成

在舟山群岛的主岛——定海，依山临海的苍松翠柏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烈士纪念碑，纪念着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在解放舟山首战大榭岛的战斗中牺牲的“华东战斗英雄”、“洛阳营”营长林茂成。

碑文上记载着英雄林茂成的战绩：“……参加战斗八十多次，率领过十八次突击队。当战士时毙伤敌一百一十一人；俘敌二百○三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手炮两门，步枪一百二十枝，手枪四支……这些缴获可以装备一个相当充实的连队，担任指挥员后指挥战斗的集体缴获足够装备一个团……”

碑下，两鬓染霜的副司令员在向指战员们讲述着战斗英雄林茂成的故事。

“我要参加八路军”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进入了沂蒙山区。

七月的一天，八路军老三团在沂水县桃花坪附近截住了一队进山“扫荡”的鬼子。战斗打得很激烈，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得山谷四周回响，群山把这杀敌的喜讯传向很远的地方……

战斗结束了。一连连长命令迅速打扫战场，准备转移。他登上岩石，环顾四周，战士们满怀胜利豪情，在搜集枪弹，查点俘虏。突然，战士裘长文领着一个孩子走了过来。

“连长”，裘长文向连长报告说，“这孩子吵着要参军。我说他年纪小，过两年再来，可是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走。没法子，我只好把他领来了。”

“噢？”连长把驳壳枪往腰间一插，跳下岩石，仔细打量起这个孩子来：脸又瘦又黄，小白褂破得好像是用碎布拼起来的，裤子一直烂到了膝盖上头，光着脚丫子。个头刚齐裘长文手里那支步枪的刺刀尖。一双眼睛倒挺大，还蛮有神，眼光紧张而又充满希望。连长笑笑说：“嗯，年纪是还小嘛。”

“小？我都已经挨了地主七年的皮鞭啦。”

“部队每天要行军打仗，你吃不消的。”

“这有啥，我五岁起跟着娘要饭，沂水、蒙阴几个县都跑遍了，每天要空着肚子走三十多里路。八岁开始给地主放羊，每天要翻好几座大山哩。”

连长的心给说动了，十分同情这个苦难的小兄弟，但他想想艰苦的战斗环境，看看这个瘦小的孩子，最后还是摇了摇头，集合部队出发了。

通信员将一块地瓜干塞给这个放羊娃，拍拍他的肩头说：“别难过，去儿童团里入个名册也一样。”

放羊娃望着远去的部队，紧咬着嘴唇，竭力不让涌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哼！你们就是踏遍沂蒙山，淌遍沂河水，我也……”他使劲咬了一口地瓜干。

部队一抬脚就走出八十里，黎明前，在一片树林里宿了营。

连长带着通信员去查哨，走着走着，俩人突然停住了脚……

苦楝树下，站着放羊娃。

初升的朝阳透过茂密的树叶，把一束光投在放羊娃脸上。放羊娃瞪着大眼望着连长，好像在说“怎么样，你们摸黑赶这么多路，我也没有落下，还说我不行？”放羊娃的膝盖上去了铜钱大的一块皮，腿上让狼牙刺拉开一道道血口子，用几片树叶贴着，血还在往外流。

连长急忙解下毛巾，俯下身子去给放牛娃拭伤口，聪明的通信员愣了半天也没有找出话来：“你……”

“我要参加八路军！”放羊娃的声音好像砰砰往地上砸下一根根桩子，叫你晃不动，推不倒。

连长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娃。可是不行啊，他总感到让这么小的孩子投身于战斗的浓烟烈火还太早了一点。考虑了一会，他让通信员去叫裘长文来，把放羊娃送回家去。

“啊？”放羊娃急了，拦住通信员，双手扯住衣襟，“嚓”的一声，撕开了小褂。

连长的心不由得抽紧了一下，通信员吃惊地嘴巴张得老大。

放羊娃那皮包骨头的小胸脯上，布满了一块块伤疤，落满了一道道鞭痕。他大声地哭喊起来：“你们收下我吧，我要参加八路军，我要报仇啊！”

战士们被哭声惊动，都围了过来。

“我起早摸黑给地主放羊，从没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囫囵觉。我没有打过羊群一鞭子，可狗地主的鞭子就像一条毒蛇，每天都要吸我的血。有一回，羊啃了地里一棵禾苗，地主看见了，扑过来一脚把我踢倒，找不着家伙就脱下铲鞋①劈头盖脸地打，一直打到没劲了才罢休。哥把我背回家，娘哭着要了点黄酒和黄表纸敷上伤口，整整过了七天七夜，我才能翻动身子，还没等能下地，狗地主就硬把我拖去放羊了……”放羊娃控诉着地主对他的摧残和折磨，这个倔强的孩子从没在地主的皮鞭下掉过一颗泪珠，今天，在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面前，他再也容不下这辛酸的苦水，一个劲地倒了出来。

①铲鞋——鲁南的一种粗布鞋，底厚帮硬，适于山区穿着。

战士们谁没受过地主的折磨，谁没挨过老财的毒打？放羊娃的遭遇唤起大家的回忆，许多人都禁不住地哭出声来。

战士们都把目光投向连长。虽然没有人说话，可是周连长却感到每个人都在对他喊：“连长，收下他吧！”

是啊，挨过冻的人更觉得太阳温暖，有阶级仇恨的战士革命的决心最坚定。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叫通信员拿来一枝刚缴获的步枪，递给了放羊娃：“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八路军战士了。你要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牢记阶级仇，民族恨，用人民交给你的武器，消灭一切毒蛇猛兽。”

放羊娃双手接过步枪，紧紧握在胸前。他感到这些话新鲜，亲切，是往后要照着做的，于是他大眼睛眨也不眨，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头。

战士们嘻嘻哈哈地围住这个新战友，这个找军装，那个寻鞋子，给他“武装”起来。通信员边给他穿鞋子边问道：“喂，你叫啥名字呀？要给你入咱八路军的册子啦。”

放羊娃没有回答，望着高高的沂蒙山。

奇怪，怎么不说话？原来，打他寒冬腊月出生在一张破光席上起，就只有个乳名，苦水里扑腾了十四年，只晓得家里姓林。这旧世道连个名字都没有给他。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有的说参加革命了，起个大号吧，有的说这孩子是棵好苗苗，有的说起名既要看现实，又要往远处想。大家一凑合，给放羊娃起了个挺响亮的名字，叫林茂成。意思就是说，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在战争的暴风骤雨洗涤中，这棵小苗苗一定会迅速成长，长得根深叶茂，长成茁壮栋梁。

林茂成笑了。从他那双大眼睛看得出，他是一定不负众望的。可不是嘛，经过他到部队的勤学苦练，第一次参加战斗，营长让他穿过敌人步、机枪封锁的开阔地，把命令送到正在高地上激战的连长手里，林茂成二话没说，提枪就跑。子弹嗖嗖地打落他伪装帽上的树叶，子弹啾啾地掀起他脚前的泥土。瞧吧，他一会匍匐，一会跃进，时而在硝烟中隐没，时而在火光里出现。很快地奔到山顶交了命令。通信员说：“哟，不简单，像个老兵。哎，头回上阵你心里不害怕？”

林茂成头一昂，说：“地主瞪着狗眼张着狼嘴打我，我从来就没怕过，只恨还不了手。现在该着我揍他们了，我只想着早点把敌人消灭干净哪。”

连长替林茂成整整军帽说：“好样儿的，枪林弹雨里快点长吧。”

林茂成在党的教育下，懂得了拿起枪不光是消灭逼着自己放羊的地主就行了，而是要砸碎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锁链，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他为着这一天的到来，努力学习政治，苦练杀敌本领，勇敢进行战斗。参军的第三个年头上，林茂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最艰苦的年月里，战火烧，弹雨浇，他越长越挺拔，越长越坚强！

把仇恨凝聚在刺刀尖上

一九四二年，是鲁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年月。

鬼子对山区进行篦梳式“扫荡”，他们修了很多公路和碉堡，把根据地分割成了一块块的。

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我军采取“翻边战术”，主力部队深入敌后，把敌人的坛坛罐罐砸个稀里哗啦，迫使敌人收兵保老窝。

一天深夜，狂风嘶鸣。黎明前，又黑又冷。

部队越壕沟，穿公路，奔袭张庄的鬼子据点。走过一个庄子时，战士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庄里房屋仍冒着黑烟，庄头躺满了惨遭敌人杀害的男女老少。目睹鬼子“三光”政策的罪证，脚踩碎砖瓦砾，战士们心如刀绞，怒火满腔。林茂成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他猛地抓过新战士吴国志的枪，紧跑几步，又夺下了战士潘梅华的机枪。林茂成肩扛三件武器，和战士们一起奔走如飞，恨不得一步跨到张庄，消灭那些杀人放火的侵略者。

张庄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山外，而一出山口又被一座青石山迎面拦住。这条路只好绕着青石山转了一个圈子才算伸出山。林茂成所在的班占领了这座青石山。山上奇峰异石，险要异常，战士们隐蔽在石后，准备战斗。

林茂成愤怒地望着笼罩在黑暗中的张庄，对身旁的裘长文说：“今天咱俩来个比赛，看谁夺的大盖枪多。”裘长文拍拍手中的枪说：“应战。咱是八路军战士，怎么能眼看鬼子枪杀咱们的父母兄妹，非把这些强盗的枪统统缴过来不可！”

他们的对话，激发了全班的战斗热情。战士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把笼子关牢，将口袋扎紧，决不放走一个敌人。林茂成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撩起衣角，使劲地擦着刺刀，刺刀在黑暗中闪着寒光。他向吴国志说：“今天要是和鬼子拼刺刀，你害怕吗？”

“不怕！就是没上过阵，有点紧张。”在吴国志眼里，林茂成样样事情跑在前头，大小困难全都揽着。待人热情，温暖，像寒天里一盆炭火。所以吴国志把他当成主心骨，有啥都和他说。

林茂成“卡啦”上好刺刀，说：“你记住，敌人是铁，我们是钢，革命战士的勇敢，完全可以压倒敌人的凶顽。对阵的时候，要把阶级的仇恨都使在刺刀尖上，杀出革命战士的精神来。”

吴国志也“噌噌”地擦起刺刀来。

东方现出鱼肚白，战斗打响了。

部队从四面山上向庄里压下去，鬼子抵挡不住，乱纷纷地顺着小路向山外逃跑。

青石山怒吼了，一阵排子枪，一排手榴弹，路上交织起一道不可逾越的火墙。

鬼子丢下了一堆尸体。庄里缩不回头，山外又迈不开脚，一个小队的鬼子“唧哩哇啦”地叫着向山上冲来。

林茂成和战士们放鬼子爬上山腰，兜头泼去一阵弹雨。鬼子不叫了，调转头向山下退去。

战士们连续打退了鬼子十多次反扑。

这时，部队已经冲进庄里，兜着敌人屁股打过来了。鬼子走投无路，朝山顶“轰轰”放了一阵子小炮，跟着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冲击。

战士们集中火力往山腰拦阻，鬼子都撅着屁股趴下，一时不敢妄动。可是有两个狡猾的鬼子利用遍地大小石头，左拐右弯地摸上了山顶右侧的突出部，他们在一块南瓜石的石缝中架起机枪，一个劲地朝山顶扫射，山腰的鬼子乘机爬起身来继续向上涌。

战士们向石缝射击，子弹都让凸起的石板挡着向空中飞跳。“小钢炮”田沂水向石缝投了两颗手榴弹，一颗砸在石头上面，弹片往四周斜飞上去。一颗落在石头后面，但被鬼子踢下崖去爆炸了。

石缝中射出密集的子弹，使战士们无法向冲锋的鬼子射击。鬼子的怪叫声越来越近，裘长文不顾一切地伸出枪去，“砰砰砰”连着打倒好几个。可鬼子的机枪也打中了他，他朝林茂成望了一眼，倒下了。

“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就是豁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党交给的战斗任务。”这是党小组长裘长文常对党员们提的要求。林茂成默默地想：“一定要守住阵地，狠狠打击鬼子，给裘长文、给庄头上那些受难的群众报仇！”他趁鬼子机枪装填子弹的霎那，迅速将突出部的地形看准了，在南瓜石的侧后有一块葫芦瓢状的石头，“叫鬼子尝尝石葫芦的味道。”林茂成抽出一颗手榴弹，旋下保险盖……

鬼子快要冲上山顶了，战士们都上起刺刀等待着。

就在这紧急关头，林茂成对着鬼子的枪口，迎着泼面洒来的弹雨，猛地跃起身来，手一扬，扔出一颗拖着尾烟的手榴弹。“哒哒哒”一串子弹擦着他的脸和额飞过，他扑倒在石上……

放羊娃出身的林茂成有一手撒石的硬功夫，他投的手榴弹像安了翅膀长了眼，不偏不斜地落在葫芦瓢里，“轰”的一声，葫芦开了瓢，弹片裹着碎石飞溅，鬼子的机枪哑了。

潘梅华跃上岩石，平端着机枪，对着冲到脸前的鬼子，不分点地横扫起来。战士们也一起出枪，朝着鬼子群中猛打。鬼子东歪西倒地躺下一大片，没挨上子弹的连滚带爬地往山下逃。

冲锋号响了，战士们满山追歼逃敌，鬼子不肯投降，双方展开了白刃战。

吴国志截住了一高一矮两个鬼子，鬼子睁着血红的眼睛“呀呀”地叫着向吴国志进逼。吴国志想着林茂成的活，毫无惧色，浑身是胆，和鬼子杀得难解难分。只听“乓啷”一声，吴国志的枪和鬼子的枪撞击在一起，刚从鬼子身上拔出来发热的刺刀被打断了。两个鬼子一见八路军的刺刀断了，狰狞地笑着，抖动着刀尖向吴国志捅过来。突然，一个人从斜刺里插过来，迎上了两个鬼子，把吴国志挡在身后。只见那人防开矮鬼子一枪，跟着一个打压刺，枪有力地压着鬼子枪面滑过去，叫鬼子吃了个“透心凉”。高个鬼子怪叫一声，用力向那个人突刺过来，那人往旁边一闪，顺势往扑了空失去重心的鬼子腰间横扫一枪，鬼子摔了个嘴啃泥，还没有等他爬起来，那人早已连人带枪把他钉在地上。

吴国志看得眼花缭乱，心里直叫棒。那人抓起鬼子的枪扔了过来，“给，大盖枪。”

“林茂成！”吴国志先是一阵惊喜，马上又吃惊地叫起来“呀，你负伤啦。”

“别咋呼，快把鬼子拾掇干净！”林茂成满脸是血，没来得及包扎就跟着冲锋号声杀开了。所以吴国志都没认出他来。

林茂成决心用刺刀拼掉鬼子的凶焰，杀出八路军的威风。和吴国志说话间他发现一个鬼子军官正往山下逃，赶紧一挥枪猛追上去。这一使劲，一股鲜血又从额上冒出来，顺脸淌到嘴边，他也顾不上擦，用舌头一舔，往地上喷了一口，抢在鬼子前面，纵身一跃，上了磨盘石。

鬼子小队长气喘吁吁地爬上盘石，一抬眼，见一个满脸是血的八路军正用刺刀指着自己，吓得“哇啦”一声叫，将指挥刀举过头顶。

林茂成的大眼睛里闪着光，他把民族仇恨凝聚刀尖，一步一步向鬼子小队长压过去。鬼子小队长惊恐后退，忘了是站在石头上，一脚踩空，跌翻下去，爬起来正想抓刀，见刀已经被跳下磨盘石来的八路军踩住了，拔腿便逃，林茂成跟着就撵。

鬼子小队长围着磨盘石绕圈圈，林茂成像赶牲口一样紧追不放。转了几个圈，鬼子小队长见脱不了身，急得晕头转向，往崖边跑去。

“往哪跑，我给你把坟墓准备好了。”林茂成推弹上膛，举起枪来，瞄准鬼子小队长的大脑壳扣动了扳机，鬼子小队长像挨刀的猪一样号叫着滚下崖去。

撼山震岳的冲锋号还在响着，林茂成抹了一把糊着眼睛的血，高喊着“杀——！”又向一个鬼子冲去……

经过这么几仗，敌人的“扫荡”被粉碎了，根据地是云开雾散太阳红。可是空中还有一团乌云经常出现，这就是惯匪刘黑七还在横行，鲁南军区首长决心铲除这个祸害。

消灭惯匪刘黑七

在山东，一提起刘黑七，就连刚会说话的孩子也知道他是个大坏蛋。这家伙行匪二十多年，流窜七省，还到过日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了成千上万无辜的老百姓。现在刘黑七又投降日寇当了伪三师师长，疯狂破坏抗日根据地，到处制造无人区。根据地人民对他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军发起了东柱子讨刘黑七战役。

老三团担任主攻。一连是突击连，林茂成带领的二班是这把尖刀上的刀尖—一突击班

林茂成和他班的战士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很快，通信员传来了上级的战斗命令：“黄昏奔袭东柱子，突击班立即行动。”

夜幕降临，东柱子庄里死气沉沉。刘黑七虽然狡猾，可这会也觉得太平无事，因为他的可靠情报说八路军还在百里之外哪。就在这时，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已经远程奔袭到了庄外，将庄子团团围住。

东柱子有大小两层土围子。大围子住着一千多匪徒。刘黑七和他二百人的卫士队住在小围子内。

林茂成带着战士们扒开了鹿砦，剪开了铁丝网。前面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吴国志和田沂水将两根刚砍倒的电线杆并排横在壕沟上，全班迅速通过了。林茂成指挥往围墙上架云梯，突然，那边传来了一阵“踢踏踢踏”的脚步声，敌人的哨兵往这边游荡过来了。

战士们紧张地望着林茂成。只见林茂成把枪一掮，大步迎着敌哨兵走过去，他故意咳了两声，把脚步落的很重。

这一来敌哨兵反倒没猜疑，还以为是自己人来查岗哪。

“换岗的怎么还没来，该老子睡觉啦！”敌哨兵骂着走了过来，两人对了脸。

“你睡去吧！”林茂成朝敌哨兵脸上猛击一拳，敌哨兵仰面朝天地摔下了壕沟。

突击班迅速地登上围墙，林茂成轻轻拍击枪托，连长闻声立即指挥部队沿突击班开辟的通路疾进。

一连和大围子的敌人交上了火。老三团的部队一个连接着一个连冲进庄投入战斗。弹道划空，火光冲天。林茂成带领突击班的战士向小围子急奔。

这时小围子四角炮楼的敌人也一齐开火，枪声“咕咕”地响成了一锅粥。小围子门前的路被左右两侧敌堡的机枪封锁了。林茂成说：“‘小钢炮’，炸掉它！”田沂水左右开弓，飞出两束手榴弹，敌人的地堡变成了“天堡”。

在一团烟尘中，爆破员冲上去炸围门了。恰在这时，林茂成发现敌人的枪声突然稀疏下来。林茂成想：刘黑七要耍花招，绝不能让他跑了。他果断地发出命令：“爆破后不要往上冲，准备手榴弹。”

战士们不解地望着林茂成，只见通信员飞奔赶过来：“二班长，敌人可能突围，连长叫你们作好准备。”

“轰”！围门刚一炸开，刘黑七的卫士队就呐喊着冲了出来。原来刘黑七看八路军居高临下占领了柱子山，无路可逃，就企图乘爆破后的一刹那，来个你进我出，压垮八路军的突击队，正面夺路逃生。哪知道诡计被识破了，迎面手榴弹像冰雹满天飞，把他的卫士队砸了个人仰马翻。

“上！”林茂成一挥手，突击班踩着敌人的脚后跟进了小围子。

这时，大围子的敌人正在被消灭，小围子里的敌人也乱了营。林茂成带领突击班的战士们一鼓作气，杀到了刘黑七住的小院旁。吴国志把院墙炸开一个缺口，敌人马上拼死用猛烈的火力给堵住。突击班连续两次都没能冲进去，好几个战士倒在缺口上。全班只剩下吴国志、潘梅华、田沂水和林茂成四个人了。难道就这样被敌人堵在墙外吗？攻不下刘黑七的小院子，完不成任务，还叫什么突击班！林茂成想到这里，便对三个战士说：

“听我的命令一齐向缺口上投弹。”林茂成边说边在地上收捡敌尸和我方负伤战士的手榴弹袋往身上挂。只见他和三个战士冒着密集的弹雨，灵活地利用坍塌的砖堆，很快接近了缺口

“投弹！”林茂成一声喊，三人一齐将手榴弹扔进缺口，爆炸声响，烟雾升腾。就在这使敌人震惊愣神的一刹那，林茂成似闪电，在缺口上划过，当敌人的枪声重新响起来时，他已经冲过院内的空地，扑到了西楼的山墙下。

西楼堂屋的门向外敞着，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在狂叫着。林茂成看着、想着，转到墙角上，扔出一颗手榴弹，可是让敞着的门给挡了回来，在走廊上爆炸了，南楼马上有一挺机枪调转枪口朝这边扫射，把墙角啃掉好几个口子。林茂成见楼前无法接近，就赶紧闪回身，带着战友们绕到了楼后面。堂屋后窗上有两支步枪正向外“砰砰”放着乱枪。林茂成贴着墙壁靠上去，伸出双手，猛地将那两支步枪抓住，使劲一拽，把两支步枪抓了出来。接着，三个战士向窗内投去几颗手榴弹，趁着烟雾，他们冲进了堂屋。那挺马克沁机枪射手已被炸死，其他几个匪徒在墙角里缩成一团。林茂成大吼一声，吓得敌人乖乖地投降了。楼上的敌人见势不妙，“乒哩乓啷”将一挺机枪和十来支步枪从窗口扔到院内空地上，也投降了。

西楼的枪声一停，刘黑七住的南楼内像捅了马蜂窝，传出一声狂叫：“缺口堵不住啦，弟兄们冲呀！冲出去有重赏！”

林茂成闻声一惊，他忙叫一个战士看守西堂屋的俘虏，带着另外两个战士越过院内空地，扑上了南楼。他吩咐这两个战士把守楼口，自己只身冲到楼上，一边跑，一边往窗内投手榴弹。敌人乱了，纷纷龟缩到正中的一间堂屋里。林茂成跟着文向堂屋里砸去两颗手榴弹，爆炸声一停，林茂成跃上了窗台，一脚踢落了两扇歪斜的雕花木窗，威风凛凛地高举着两颗手榴弹，厉声喝道：“八路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敌人实在叫手榴弹给炸怕了，也搞不清进来了多少八路军，谁也不敢抬头，纷纷缴出武器，请求饶命。

“放下武器，到院子里集合！”林茂成宏亮的声音震得敌人胆战心惊。

八十多个敌人举着手，老老实实地走到院子里站好了队。这时，吴国志、潘梅华、田沂水和连里的战士们冲进院里，将敌人团团围住。惯匪刘黑七夺路逃跑，被通信员三枪击毙。

喜讯传开，整个鲁南沸腾了。

战后，林茂成参加了山东军区英模大会，被评为全山东“乙级战斗英雄”。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英勇抗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可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妄想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发动了内战。林茂成和战友们又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的战场上继续冲锋陷阵。

泰安城里建奇功

蒋匪对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我军沉重打击后，梦想挽回败局，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进行重点进攻。在山东，敌人拼凑了二十五万人马，沿临沂到泰安一线，气势汹汹向北进犯，企图聚歼我华东野战军于鲁中山区。

我军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伟大战略方针，趁敌尚未集拢之际，以一部在正面节节阻击，集中主力向敌两翼出击。林茂成所在部队打击的对象是据守在泰安城的蒋匪七十二师。

战斗从四月二十四日傍晚打响，到二十五日黄昏，我军全部扫清了泰安守敌的外围工事、据点。

晚霞如一片烈焰在泰安城上燃烧。在城西一座被炮弹揭了顶的碉堡里，我军主攻团团长正在向突击连连长林茂成交代任务。他放下了望远镜对林茂成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眼前这个博济医院里的敌人，突破三道城防工事，砸开西城门，掩护大部队投入纵深，全歼蒋匪七十二师。”

“明白了！”林茂成习惯成自然地摸了一下驳壳枪，恨不得立即发起冲击

“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快速突击，顽强制胜。用炸药包啃掉敌人浇灌了三个月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突上去后要准备抗击几倍甚至几十倍敌人的反扑。你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是胜利

“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发扬连队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插如钢刀的传统作风，坚决完成任务。”

一个连的敌人占据的博济医院，就像一条看门狗。你打它，它一叫，西门的守敌就会做好准备。怎么对付它呢？林茂成带领班排长到现场进行了观察，发动大伙展开了军事民主，班排长们你一“枪”、他一“炮”地都放到了一个点上：“不惊动敌人的看门狗，敌人就料想不到我军会攻城，这样可以确保攻击突然，一举奏效。”“对！”林茂成接着大伙的话说：“对付这条看门狗，拿下了城门，就等于敲掉了它的脊梁骨，只要来个顺手牵羊就行了。”

突击连的设想和上级意图一致，被批准执行了。天刚擦黑的时候，林茂成就率领全连从后山绕过了博济医院，神不知鬼不觉地贴近了敌人的第一道工事。这时，战士们的刺刀已经戳上了敌人的鼻子尖，炸药包枕到了敌人头底下。全连如同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等待着发起攻击的信号。

一阵阵沉闷的雷声从天边滚过来，震撼大地。霎时，泰安城淹没在一片浓烟火海中。师团的大炮通知突击连行动啦！林茂成紧握的拳头砰的在地上砸出个坑，喊道：“机枪掩护，爆破开始！”

炸药包响得像放了一串连珠炮。敌人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还没看到，就和他们的三道工事一起坐着“土飞机”上了天。

城楼上的敌人慌忙朝外打枪。林茂成发现敌人火力组织虽然严密，但缺乏下层火力布置，只要钻进城楼下的射击死角，就叫敌人傻了眼。他立即命令：“机枪，咬住敌人！”机枪排长潘梅华指挥轻重机枪一阵猛打，敲的城楼上石飞土扬，压得敌人不敢抬头。这时，林茂成已经将部队运动到城下，开始爆破城门。

第一包炸药响过后，爆破排长田沂水跑来紧张地报告：“几米深的城门洞都让敌人用沙袋堵严实了，轰开的口子只能钻进头小牛。怎么办，连长？”

“连续爆破，一人一口，把它啃开！”林茂成说着奔上前去，亲自观察爆破效果。

“轰！轰！轰！”一阵巨响过后，烟雾渐散，门洞里透出了亮光。林茂成一跃而起，挥动驳壳枪朝部队喊道：“冲啊！”顶着横飞的沙石，第一个扑进了城门洞。

“杀——！”战士们紧随连长向城里冲去。

这座城高墙厚、被故人吹嘘为“永固性堡垒”的泰安城，前后不到五分钟，就被英雄们突破了。

一进城门，突击连就和一个营的守敌拼上了刺刀。六、七百人混战在狭小的空地上，谁都没法打枪。黑暗中，战士们遇到臂上没缠白毛巾的就捅，碰到头上戴着大盖帽的就刺。只听见一片战士们的杀声，刺刀“乒乒乓乓”的撞击声和敌人绝望的嚎叫声。

林茂成一面用驳壳枪射击着迎面撞上的敌人，一面迅速判明了情况，他遇上战士就嘁：“快，占城楼，扩大突破口。”命令传开去，战士们边打边向城门两侧靠拢，夺下了上城楼的台阶。林茂成一路领头往上打，接近城楼时，几个敌人端着刺刀扑过来，林茂成一甩驳壳枪，“当当当！”把他们从三丈多高的城楼上打落下去。战士们冲上城楼，控制了突破口两侧的城墙工事，居高临下，很快就把一个营的蒋军给收拾了。

砸开了西城门，也就打破了蒋匪七十二师固守待援的迷梦。敌人孤注一掷，集中炮火拦阻我后续部队进城，又组织一个营的兵力，向城楼反扑，企图消灭突击连，缝合突破口。

突破口上，弹道划着弧光，炮弹成排落下。烟尘滚滚，大火熊熊，使人睁不开眼，接不上气。然而炮弹吓不倒英雄的战士，轰不垮英雄的连队。城楼的楼亭子下，林茂成坦然地站着，大眼睛怒视着逼近的敌人，沉着地鼓动部队：“同志们，敌人打我们一枪，我们还他一梭子；敌人投我们一颗手榴弹，我们还他一大串。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守住突破口，迎接大部队进城！”

战士们听了连长的话，劲头十足，信心百倍。他们向沿街冲来的敌人扫射、投弹，向涌上城楼的敌人突刺、砍杀。敌人像一片乱草在这团烈火中燃烧，在这把钢刀前倒下。

林茂成站在楼亭子下，用手按着疼得好像要炸开的伤口，坚持指挥战斗。他的行动给了战士们很大鼓舞。战士们互相鼓励，各阵地互相支援，很快就打垮了敌人的四次集团反冲锋。

敌人狗急跳墙，开始更疯狂的反扑。就在这节骨眼上，突击连的弹药快打完了，阵地上火力减弱下来，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边射击，一边收捡砖头石块，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敌人沿台阶蜂拥而上，负了重伤的一班长吴国志喊一声“阵地永远是我们的！”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滚进了敌群……

又一批敌人涌上来了。

突击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林茂成一把扯下碍眼的绷带，奔到台阶口，他想：“政委在战前千叮万嘱，泰安是津浦线的咽喉，解放泰安，全歼七十二师，对于切断敌人的交通，粉碎蒋匪重点进攻，改变山东敌我形势，支援西北战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突击西城门，又是解放泰安的关键一着……”林茂成凭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感到这样对峙下去，突破口就有丢失的危险。必须主动出击，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住突破口。他叫来在附近的几个干部碰了个头，决定留少数战士坚守城门楼，全连出击。

林茂成猛地甩掉燃着火的帽子，卷起烧焦了的衣袖，抓过一支带刺刀的步枪，使劲喊道：“把敌人打下去。同志们，向七十二师指挥部冲啊！”

指导员紧随林茂成举着驳壳枪喊道：“共产党员跟我来！”

战士们如同雄鹰排空直下，扑进敌群中，左冲右突，刀劈枪刺，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四下逃散，一片混乱。

突击连踩着满街的敌尸，向敌人的纵深冲去。

占据街道两侧楼房的敌人拼命顽抗。一阵密集的子弹从街道左边的暗堡里打出来，机枪排长潘梅华负了伤，林茂成的肩头也中了弹，他一手捂着伤口顽强地站住，一手抓起潘梅华的机枪对准暗堡的枪眼猛打。爆破排长田沂水从侧面上去用手雷把暗堡炸掉了。

突击连似尖刀勇猛穿插。

忽然，一座楼房里的敌人扔下一排手榴弹。林茂成感到两腿好像被榔头敲了一下，他向楼窗里打了两个点射，跌扑在地。

不一会儿，他醒转来，睁眼一看，卫生员正在给他包扎，他忙推开卫生员的手，着急地叫道：“快去叫副连长组织火力，掩护爆破这座楼房。”

卫生员望着在突击中已经是第三次负伤的林茂成，心里又难过又激动，他知道连长曾经负伤十二次，全身落下三十三处伤疤，可他每次负伤都想着战斗，想着消灭敌人。

这时后续部队潮水般地从突破口上涌进来。卫生员举着拳头向前挥着，把这情况告诉林茂成，想安慰他一下。哪知道林茂成明白后更加着急了。“快！把这座大楼拿下来，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林茂成手向前一指，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卫生员奔到楼前，把林茂成的命令传达给副连长，立即集中轻重机枪掩护，田沂水亲自抱起一包炸药，勇猛地冲上前去。

一个战士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是死不瞑目的。像有一股激浪冲击着林茂成，驱使他逐渐苏醒。他看到，前面大楼的上下窗口在向外喷吐火舌，田沂水一时无法越过楼前的开阔地，连队被压在街道上。林茂成挣扎着想站起来，几处伤口痛的直往心里钻，两腿也不听使唤，由于流血过多，使他昏昏沉沉看不清眼前的景物……

斗争的考验，烈火的锻炼，把林茂成熔铸成一个钢铁战士。在这战斗的关键时刻，他又一次睁开眼睛，用喷着火的目光扫视前方……

敌人的机枪仍然在吼叫。

我军前进部队仍然被压在街道上不能前进。

这时，林茂成使尽平生最大的力气，十分艰难地扶着枪托，忍着剧痛，一使猛劲，终于站起来了！他把机枪往怀里一抱，子弹哗哗地向楼窗里吐去。

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了，田沂水跃起身来……

“连长，是连长！”战士们惊喜地叫起来。正在指挥战斗的副连长以为自己看错了，连长已经身负重伤昏迷了，而且他两腿中了弹片也站不起来呀。副连长揉了揉眼睛，没错，光着头，卷着烧焦的衣袖，是林茂成，像一柱顶天立地的栋梁，机枪在他怀里蹦跳、怒吼、喷火！

随着一声爆炸，楼房如雪溶一般坍塌下来。

“同志们，前进！”林茂成的吼声压过枪响炮鸣，响在每个战士的心头。

突击连的战士们排山倒海，一往无前，夺下一座座楼房，炸毁一个个碉堡，和兄弟部队一起，从四面八方冲进七十二师的指挥部——岱庙

红日跃上巍峨的泰山，金色的阳光洒满泰安城。突击连的战旗在岱庙上呼啦啦地迎风飘扬。战旗比泰山夺目，泰山为战旗增辉。

一连在战斗中久经考验，屡建大功，被命名为“人民英雄连”。连长林茂成荣获“华东战斗英雄”称号。

初夏，解放区晴朗的天空上，一架飞机迎着初升的朝阳飞向远方。“华东战斗英雄”林茂成，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前往参加了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

松涛大海唱英雄

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眼光注视着站在主席台上的林茂成，聆听着这个二十三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的发言。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绩，受到了各国代表的热烈赞扬和支持，鼓舞着世界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信心。

会后开始游行。林茂成双手举着毛主席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过去的放羊娃，今天走在世界民主青年代表的队伍里。“没有毛主席、共产党救我出苦海，没有人民军队的培育，哪会有今天。”林茂成感到革命的路还很长，得使劲加快步子走。这趟出国使他看到了不仅中国在革命，整个世界都在革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奋斗，而且还要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啊！

林茂成在途经莫斯科时，受到了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接见。回到延安，他又幸福地受到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

和领袖们握过的手好像添了千斤力，有着使不完的劲。林茂成盼着立即拿起他的驳壳枪投入战斗，去解放全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林茂成想：“我是在八路军里长大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革命到底。”林茂成回到部队，担任了“洛阳营”营长。

“洛阳营”和大部队一起渡过了长江，日夜兼程，横扫残匪。一个战士病了，林茂成将他扶上自己的马，扛着他的枪跑在全营的最前头。一个战士鞋烂了，林茂成脱下自己的鞋塞给了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激励着指战员们一往无前。

我军解放了杭州，解放了宁波，一直打倒东海边。部队接受了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

林茂成带领“洛阳营”的干部战士观察潮汛，调查海情，昼夜进行实战演习，很快掌握了渡海作战的组织指挥。

八月十八日，我军发起舟山战役，首战大榭岛。团首长命令林茂成率领“洛阳营”的营连干部划小船到大榭岛前沿，学习兄弟部队的渡海作战经验。

早晨，炊事员特地为林茂成烧了一碗面条。营长是一等残废，按规定该吃细粮，可他从来都是坚持和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今天要出海，就“特殊”一次吧。这一次林茂成还是说服了炊事员，把这碗面条留给了病号，自己和战士们一起蹲在地上喝着开水啃了两个冷馒头，就出发了。

小船迅速地向大榭岛划去。林茂成和指挥员们兴奋地望着壮观的海战景象，大炮轰鸣，战船飞渡，兄弟部队涉水冲滩，登岛歼敌…

船离大榭岛很近了，就在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了两架敌机。敌机自北而南顺着海峽俯冲下来，向小船疯狂扫射。子弹在小船四周激起一串串浪花。

船上没有对空射击的火器，干部们带的都是短枪。怎么办？跳水还是划上岛去？岛上有我军的部队，敌机不敢接近。林茂成沉着地发出了命令：“加油划，继续前进。”

眼看差一百多米就是沙滩了，这时敌机又俯冲下来，一颗子弹击中了林茂成的头部……

这个自沂蒙山区参加革命，奋身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十一年的战士，他渴望看见天安门前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渴望听到那震撼世界的礼炮呜响，但是就在这接近全国解放的战斗中，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英雄为祖国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全军指战员响应军党委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学习英雄林茂成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一举解放了舟山五百七十六座岛屿。

松涛日夜唱着英雄，大海永远在把英雄的故事传颂。

碑下，指战员们庄严宣誓：“学习英雄林茂成，一往无前，顽强战斗，奋勇杀敌，将革命进行到底！”

（本文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战斗英雄故事选》，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消灭惯匪刘黑七”一节，还参照了《在战火中成长》一文。）

爆炸英雄王寿德

宁津县民政局

王寿德同志，一九一五年出生在宁津县老君堂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四口人，种着二亩薄田，常年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贫困生活，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王寿德为人笃厚，秉性温和，村里都夸他是个好青年。

“七七”事变后，日寇疯狂南侵，百姓涂炭，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他义愤填膺，遂参加抗日，杀敌报国。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王寿德同志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一九三八年，在本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春，日寇占据宁津县城后烧杀抢掠，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王寿德同志任本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他带领全村青年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埋地雷，割电线，破坏敌人的公路，抓捕便衣特务，打击了敌人，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忱。一九四一年，王寿德调任大柳区武委会主任。他带领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还带领全村民兵挖了一条二百多米长的地道，经常袭击敌人，使鬼子夜间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易出动。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王寿德和区长到孙华门检查工作，路过老君堂村。不料，他们的行动被老君堂村的伪保长王寿森侦知，并立即去给据点里的伪军报了信。王寿德和区长走进孙华门村后，发现敌人已有埋伏，要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俩急忙跑进一个小院落的西屋里，敌人遂把这所破陋的小屋包围了，在院子里嚎叫，但没有一个敢靠前的。

他俩脱险后，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当即决定除掉王寿森、王寿凯这两个败类，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寿德。一天晚上，他带领两名队员来到老君堂村，侦知两个坏蛋都在王寿森家，他三人立即越墙而入，把这两个坏蛋拖到村外，就地处决了。第二天，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四二年，日寇把宁津县作为“强化治安”的典型县，公路罗织如网，据点岗楼星罗棋布，绕县城挖了壕沟，并不断出兵“扫荡”，使整个宁津陷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一年初冬，王寿德在老君堂村南和日伪讨伐队遭遇。他为了掩护妇女干部王献和安全脱险，不幸被捕

敌人把他带到老君堂村里，吊在一棵大树上拷问：“你是不是八路？

是！”王寿德坚定地回答。

“区长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一阵毒打过后，伪军队长又逼问：“区队在哪里？”“不知道！”王寿德仍然这样回答。

“你不怕死？”

“怕死就不革命！”王寿德的回答字字掷地有声。

伪军队长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吼叫：“我要看看，到底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紧接着又是一顿毒打，直打得王寿德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他始终说“不知道”。敌人又用刺刀对准他的胸口进行威胁，他面无惧色，傲然挺立，眼睛里射出轻蔑的光。伪军们问不出任何东西，就把他送到了小王庄据点，后又被转送到县的“铁心队”。

“铁心队”是日寇豢养的一帮铁杆汉奸，我抗日人员落到他们手里很难活着出来。王寿德同志在“铁心队”里遭受敌人灭绝人性的摧残，敌人用“老虎凳”、“压杠子”、“火烙铁”、“灌辣椒水”等残忍手段折磨他，拷问他。王寿德数次都被折腾得晕了过去，但他只要一苏醒，就对敌人破口大骂。敌人总想在王寿德口中搞到一点情报，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一天下午，刮着凛冽的寒风，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狱室的难友们正挤在一起入迷地听王寿德讲战斗故事。突然，牢门“哐当”一声打开了，两个特务又叫王寿德去过堂，难友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王寿德走进刑讯室，只见日军队长坐在正面，翻译和记录坐在两边，十几个鬼子和特务分立两侧，房子的一端摆满了各种刑具，一派阴森森的气氛。

王寿德泰然自若，昂首挺胸，站在鬼子军官的对面。鬼子军官见他举止庄严，毫无惧色，就气呼呼地喊道：“你是区的什么人？区队在什么地方？你的快快地说！”

王寿德轻蔑地扫视他一眼，左手拍着胸脯，语气庄重地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反法西斯的战士！……”“八嘎！八嘎！八嘎牙路！”鬼子军官用力拍着桌子，气势汹汹地狂叫。

敌人的狂喊辱骂，更加激起了王寿德的民族义愤，他紧握双拳，怒视敌人，厉声骂道：“强盗，你们侵我国土，毁我山河，奸淫烧杀，涂炭我们的同胞！……中国人民是要和你们算总账的！”

敌人恼羞成怒，十几个鬼子和特务凶狠地瞪着眼，十几把刺刀直逼王寿德的胸膛。王寿德横眉冷对，巍然屹立。

鬼子军官气急败坏，叫特务们把王寿德拉到屋的一端，吊在屋梁上，用皮鞭乱抽乱打。王寿德咬紧牙关，直到被打得晕了过去。

晚饭后，敌人才把王寿德送回牢房。他身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难友们都为他难过。他抬头看看身边的难友，觉得在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一定要把大家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和敌人斗争到底。经进一步了解，被关押的十几个人都是革命同志。王寿德经常教育大家要保持革命气节，不投降，不叛变，不泄密，鼓励大家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

一天放风时，他从院内拣到一只二、三寸长的大铁钉，偷偷地藏在身边。回到牢房，他和难友们研究商量了挖墙越狱的计划。在他的带领下，有的挖洞，有的警戒，经过几个夜晚的努力，终于挖成了一个洞。在一九四二年底的一天夜里，趁敌人防备不严，王寿德带领十几名难友逃出了监狱。当他们跑出七、八里路时，才听到狱警们稀稀疏疏的枪声。夜间，敌人不敢冒险穷追，王寿德和难友们顺利地逃出了敌人的魔窟。

一九四五年冬，王寿德调渤海一分区武装部任远征爆炸队长。他在少年时曾学过小炉匠手艺，调军分区后参加了“制雷爆破学习班”。他系统地学习了爆破技术，和同志们一起经反复试验，成功地制成了石雷、砖雷、拉雷、踏雷、动发雷等各种爆炸武器。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铁路上一列列军用火车南来北往，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物资被抢走了，杀害人民的军械运过来了。王寿德看着这一切，心里十分愤慨。就在这时，上级把切断敌人交通线的任务交给了他们爆破队。

一天夜里，雾气弥漫，夜色沉沉，王寿德率领队员躲过敌人的巡逻兵，将两颗大地雷埋在铁路中间。不一会，一列由南往北的军车开过来了，王寿德紧握拉火绳，猛力一拉，“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及军用物资被炸，十几个国民党兵也丧命了。

铁路上的军用火车经常挨炸，敌人惊慌不安。他们为了防雷，用石灰水浇在路基的石子上，并派巡逻兵检查，发现疑点，立即扫雷。针对这种情况，王寿德和战友们在雷壳内装上个不堵口的小瓶子，瓶内装有硫酸，只要瓶口一歪，硫酸流出，立即就会引起地雷爆炸，同志们都叫它“硫酸雷”。

一九四六年夏季的一天夜里，王寿德带领三名队员，在砖河车站北边，把新制作的硫酸雷放在路轨外侧。十几个国民党巡逻兵正走着，不料地雷一歪，轰的一声巨响，七、八个国民党兵见了阎王。

又一次，王寿德接到情报，有一列运兵车开往沧州，他们悄悄地在铁路上埋了四个大地雷。不一会，列车开过来了，只听轰的一声，火车被炸得跳起“舞”来，一长串车皮像断了头的蜈蚣，弓起脊梁栽了个跟头，歪倒一边不动了。王寿德就是这样和战友们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共炸毁敌人的火车头三个，车厢十二节，炸死炸伤敌人一百一十多名。

冬天，为了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的进攻，王寿德又接受了在沧县于家桥大摆地雷阵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十二月二十一日晨，全体队员到达布阵地点，当他们埋好最后一个地雷的时候，敌人冲上来了。王寿德命令大家赶快撤退。不料，一颗子弹飞来，打伤了他的腿。有的队员返回来扶他，他坚定地说：“不要管我，你们快走！”敌人的枪声、喊叫声更近了，情况万分危急，队员老张背起他来就走，他猛地挣脱下来，推开老张，着急地说：“我掩护，你们快走，否则我们一个也活不了。这是命令！”同志们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撤退了。

王寿德目送脱险的战友走远了，就把剩余的一颗拉雷抱在怀里，右手紧握拉火绳，等待着敌人。敌人逼近了，王寿德猛拉拉火绳，地雷在敌群中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响声，人民的英雄王寿德和敌人同归于尽！

王寿德的壮烈事迹迅速传遍鲁北大地。渤海军区为了表彰这位足资楷模的同志，追赠他为“爆炸英雄”。中共振华县委和县政府（现为宁津县）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将王寿德同志的遗体埋葬在他的家乡——老君堂村东南角的开阔地上，并在他的墓前树立了纪念碑，永远铭记王寿德同志的英雄事迹。

短暂的一生战斗的年华

——记解文卿烈士

菜西县民政局

胶东半岛，潴河两岸，几十年来人们传颂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刘胡兰式的女英雄解文卿。她是莱西县义谭店村人，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农历十月一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九岁那年，贫病交迫的父亲，被伪保长抓去给鬼子修碉堡，惨遭毒打，含恨死去。十一岁时，母亲又在病饿愁苦中去世了。苦难的家庭，只剩下奶奶、弟弟和她三口人相依为命。尚在童年的解文卿，白天领着弟弟上山挖野菜，晚上跟着奶奶学纺线、织线带。残酷的阶级压迫，贫苦的童年生活，磨炼了她不畏强暴坚强刚毅的性格，她从小就对黑暗的旧社会怀有刻骨的仇恨。

一九四五年秋天，莱西解放了。解文卿和广大劳苦人民一样，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中。上级有时派干部到她村里去，她总是很亲切地跑前跑后，靠近他们。后来，县妇救会长战大姐住到义谭店，解文卿就更加活跃起来。战大姐常到她家问寒问暖，并向她宣传革命道理，还给她讲述赵一曼等革命女英雄的故事，解文卿听得入了迷，思想觉悟很快提高。从此，她自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战大姐和村干部开展工作的好助手。举办妇女识字班时，她第一个参加，并挨门挨户去做动员工作，一个人说服了十八个青年妇女参加了学习。组织青妇队时，她又是第一个报名，后被大家推选为青妇队长，这时她才十六岁。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解文卿积极投入了拥军优属和支援前线的工作。她带领青妇队成立了代耕队、拥军组，帮助烈军属搞生产、理家务；动员参军时，她走东家串西家，逐户逐人做工作；青年们入伍时，她组织群众热烈欢送，并亲自给新战士戴上大红花；部队进驻她们村子时，她帮助号房子，打地铺，借炊具，洗衣服；前方需要军鞋，她就发动广大妇女齐动手做军鞋。有的姐妹缺布料，她宁肯自己不穿不用，也要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布料献出来；前方急需军粮，她带着大伙不分昼夜地推磨轧碾，赶着牲口送上前线。有一次，村里整壮劳力大都支前去了，上级紧急通知，要将一部分军粮送往三十多里外的部队驻地。当时，天正下着雨。她为了保证军队急需，便组织了二十多名青妇队员，顶风冒雨，推的推，抬的抬，挑的挑，按时完成了送粮任务。

一九四六年，在战争频繁、民工不足的情况下，解文卿带领青妇队主动请战，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在解放高密县城时，她率领担架队连夜转运伤员；在解放平度、掖县城时，她率领担架队冒着倾盆大雨，往返三十多里，一连三次接送伤病员。她脚上磨起了血泡，肩膀上磨破了皮，肿得老高，但她从不吭声，不叫苦。她的模范行动教育带动了支前民工，区上授予她“二等功臣”称号，胶东军分区奖给她一面“支前模范”的锦旗。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解文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又担任了义谭店村的妇救会长。同年夏末，山东解军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解文卿一马当先，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义谭店村情况复杂，斗争激烈。地主、富农户数多，封建势力比较强，它是方圆几十里内都闻名的反动堡垒。为了打开土改运动的局面，把群众发动起来，解文卿和其他同志分头行动，走街串户去动员，发动大家清算地主、富农的剥削账，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骨干力量。在第一次斗争大会上，解文卿组织了拉拉队，并带头把恶霸地主揪到会场，有理有力地揭发控诉了他们的罪行。她的控诉，句句打中了恶霸地主的要害，激起了群众的阶级仇恨。于是，广大贫雇农纷纷登台诉苦，会场上群情激愤，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土改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但是，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又施出了新花招。一天晚上，解文卿刚开完会回到家，她同姓的一个地主婆，挟着一个包袱蹓了进去，装出一副可怜相，哀求说：“大姑，咱们都姓解，远近是一家。你行行好，跟大伙说说，把俺那点家产给留下吧。俺忘不了您的情！”说着，就把包袱往前送，又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整天跑区上县，也没件好衣裳穿，这几件衣服，你先穿着吧。”解文卿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时冷冷地开了口：“你我同宗同族可不同心，走的是两条道。你想收买拉拢干部，破坏土改，永远办不到！”地主婆见软的不行，又来了硬的，恶狠狠地说：“别太神气了，国民党回来了你也得难看！”解文卿一听火冒三丈，怒斥道：“你们想翻天，那是白日做梦。你给我滚出去！”说着，把包袱摔出门外。地主婆讨了个没趣，拾起包袱，灰溜溜地走了。

解文卿闹革命，求解放，一心为群众谋利益，从没想到她自己。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她没为自己多分一分地、一厘钱、一寸布。她年幼的弟弟见别人都分到了新衣服，自己还穿着破裤子，就哭着找姐姐想要条新的。解文卿耐心地教育弟弟说：“你当了儿童团，应该懂事了。姐姐是干部，要先想到群众嘛！”干部、群众都夸奖她说：解文卿同志土改打头阵，分胜利果实可一直在后头，从不为自己打算。

土改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全村群众，阶级敌人却以十倍的疯狂进行反扑。潜逃到青岛的地主富农和特务分子偷跑回村，和村里的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地痞流氓相勾结，阴谋策划暴乱。

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夜晚，雨下得特别大，潴河水溢出了堤岸，义谭店村四处被河水包围。阶级敌人认为，雨大水深，组织反革命暴乱，不易走漏风声。于是，他们绑架了村党支部书记，抢走了农会的现金和账簿，还布置了一伙人去抢武器，夺大印。正在敌人得意忘形准备进行暴乱时，被解文卿发觉了。她急中生智，冒着瓢泼大雨，过齐腰深的流水，向驻在村南的解放军某部奔去。一路上，她不知摔了多少跤，过沟时又被急流冲倒，混浊的河水呛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毫不畏难，拼命地往南奔跑。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报告部队，平息暴乱，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她终于到达了部队驻地，首长们听了她的汇报，立即率军前往。他们赶到村内时，匪徒已经把支部书记捆绑起来，正准备扔进奔腾的潴河。部队救了支部书记，其他村干部也免遭灾难。暴乱很快被平息了，为首的敌特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同年秋天，那些流亡在青岛的地主、恶霸拼凑了还乡团，尾随着国民党军队回乡倒算，形势日趋恶化。大家都担心解文卿的安全，劝她赶快转移。她感到土改的胜利果实尚未全分下去，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就坚定地说：“越是紧张的时候，党和群众越需要我们。我是共产党员，不能轻易地离开岗位。”直到敌人逼近，干部和大部分群众已经转移，她才离开村子，隐蔽起来。

农历八月十四日，还乡团团长解保国、国民党匪徒骨干分子解文渊等人带领一伙还乡团窜回义谭店。他们一进村就贴告示，悬赏格，出伍佰元法币捉拿解文卿。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们竟捕杀我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八人，并扬言如不交出解文卿，就将全村老少杀光。解文卿听说后，为了广大群众的安全，便不顾个人一切，挺身而出。八月十六日，她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敌人为了搞清我地下党支部的情况，弄到本村共产党员和土改骨干分子的名单，他们把解文卿押到家庙里。解保国、解文渊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说什么只要供出谁是共产党员，供出支部书记藏在哪里，就放她回家。解文卿本来很清楚党员同志们的情况，而且她知道有几个没暴露身份的同志还留在村内，但她紧咬牙关，一言不发，两眼瞪着残暴的敌人，面不改色，大义凛然。敌人见软的不行，便凶相毕露，对解文卿进行严刑拷打。他们拴住解文卿的头发，吊到梁上，十几名匪徒用皮条、腊棍狠抽毒打。她的衣服被抽成了布条条，浑身皮开肉绽，但她没掉一滴泪，也没喊一声痛，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瞅着敌人。凶残的匪徒，又砸烂了她的手指和脚趾，并在她血肉模糊的伤口上洒上盐水。解文卿昏迷过去了，敌人又用凉水把她喷醒。一个匪徒拿来一块带棱的木板，捅进解文卿嘴里，别掉了她好几个牙齿，她满口鲜血。匪徒们威胁她说：“你们一个干部昨天被我们活埋了，你要是不说，也和他们一样。”敌人的残暴，更加激起了她的仇恨。她把满口鲜血吐到了匪徒的脸上，斩钉截铁地说：“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点秘密，比登天还难！你们欠下人民的血债，人民一定要你们用血来偿还！”

凶残的还乡团用了各种酷刑，但解文卿始终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匪徒们黔驴技穷，最后对解文卿下了毒手。十月十七日（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在家庙院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解文卿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壮烈地牺牲了。

解文卿英勇就义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莱西县，激起了广大军民的义愤。同志们誓为解文卿同志报仇，对国民党、还乡团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不久，人民解放军又解放了莱西县。人民群众在解文卿烈士墓前举行了追悼会。人民政府把杀害解文卿烈士的凶手归案正法，为烈士报了仇，替人民雪了恨。

三十多年过去了，解文卿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在胶东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着。她的光辉形象和高贵品质永远刻记在人民的心中，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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