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地域性的“口炮”事件，进而升级为两地民众之间的互怼，乃至出现砸车、打人等恶性事件，近年来并不鲜见。尽管这种乱开“地图炮”的现象，在民间甚至是文艺作品中多有发生，比如对东北人、上海人、湖北人的各色揶揄段子，就屡见不鲜，至今已觉不新鲜；至于动不动就拿河南人开涮，则几乎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此类相互攻讦，无论言辞多么刻薄，甚至不乏人身攻击、一篙打翻一船人，而在现实生活层面，也就是说说而已，说完就过去了，似乎也没有人当真，更像是没事干时候的解颐之举。何况，类似的傲慢与偏见，其实是能够随着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化解的。比如，上海人把所有人当做“乡下人”，但却并不特别反感山东人，无他，当年解放大军南下、留驻上海的多有山东人。
事实上，“地图炮”的形成，包括对不同群体的各种贴标签，很多时候是一种下意识的经验反应。因为其基于个体经验，所以难免充满偏见；因为要极端化表达，所以往往无视内在差别。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乃是人群试图通过强化彼此之间的差别，从而来强化社会认同的一种努力。而在所有的地域互怼段子中，己方永远充盈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自己所在的区域永远处于鄙视链的顶端。
这当然没什么道理，然而这样的段子却多年来绵亘不绝，甚至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成为某种基因级别的东西。有鄙视，就有自矜，而无论取哪种维度，均不过是偏见和意气的填充物。比如，嘲笑河南人“土”，夸耀东北人豪爽；或者说什么“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等等。都不过是一种粗略的、泛泛的说法而已。
苏鲁交界地区犬牙相入，自古民风剽悍，多有缠斗。但像这次冲突这样，一事不谐，则出口伤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似乎也不多见。这也表明，新的历史时期，地域歧视的鄙视链或将走出单纯的“口炮”阶段，而有介入线下行动的恶化趋势。这种“行动力”不免让人担忧，毕竟，一旦从“口炮”演变为现实的冲突，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开启长期的对立与互害模式。
具体到这一事件，邳州汤元猛对郯城人带有普遍侮辱性的谩骂，固然是事件的直接诱因，其对郯城女性用语之恶毒、出圈，令人惊讶，也让人不解。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何以会引出如此怨毒之词？而借助移动互联网这一介质产生的熵效应，则使得恶言恶语迅速发酵，并精准地刺激起每一个接受到这一负面信息者的愤怒。
这样，以前那种只靠民众口耳相传，以及必须有人出面动员的情形，在当下这个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完全过时。当手机将来自他人的恶意原汁原味地端到每一个人面前时，空气中实际上已经充满了暴戾与报复的荷尔蒙，一根火柴，就可以引燃并难以控制。这不难理解，因为这其中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策划者”“组织者”，也就失去了抑制、降温的重点人物，从而加大了控制事态发展蔓延的难度。
而如果当地政府部门的后续跟进，依然坚执于“一声断喝”，或者只是泛泛地提醒、警示，乃至部分公职人员也被对立的情绪所裹挟，或屈从于依然燃烧的“民意”，或顺从于内心“真实”的意志，就像邳州某警界高层人士说的那样，把棍给我拿好，见到鲁Q的就给我砸，问题必然会变得不可收拾。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什么“不规范执法”的问题，而是唯恐事情不够大的“砸锅”行为了。
无论民间如何相互怒怼，乱打“地图炮”，乃至发生恶性械斗事件，公权力必须守住责任与行为的边界，不得有任何逾矩行为以刺激公众情绪、激化矛盾。不仅不能有任何偏袒本地的做法，甚至应该首先管住自己一方的老百姓。这不是窝囊，也不是委曲求全，而本来就是消弭争端、平息事态的正确姿态。惟有“管好自己的人，处理好自己的事”，则双方的战火才有可能停下来。
正如当地的通报所言，郯城邳州两地屋搭山，地邻边，“同饮一江水”，民间多有联姻，即便有些偏见与歧视，其实完全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至于扩大升级，乃至退回到“丛林社会”。意识层面的认识问题不妨从长计议，“鄙视链”再根深蒂固，也可以慢慢来，一点一点在日益加深的交往中消弭化解，而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决不能听任民众从“地图炮”走向现实的大打出手。
而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执法部门任何失察、不慎、偏听偏信，乃至护短行为，都会加剧事态的恶化。这也对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准确判断舆情，并作出应急反应，也要读懂民众的痛点，及时化解可能引发群体争执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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