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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在山东

张子则刘同钧

关向应，原名关致（治）祥，曾用名李仕真、郑勤，1904年9月18日生于辽宁金县大关家屯，满族。1912年上私塾，1922年毕业于大连伏见台公学商科，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共青团部委工作。

1925年9月，团中央派关向应以特派员的身份由上海到济南，主持团的工作。他和团地委其他委员立即研究恢复和发展济南地区团的组织。他们经常分赴各地，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很快在济南大槐树铁路大厂、鲁丰纱厂、齐鲁大学、济南一师、一中、女师、工专、农专、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等大的工厂和大中学校恢复和建立了团的组织。同时，使益都四师、曲阜二师、潍县广文中学、乐道院也都成了团组织活动的中心，还广泛建立了“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教育团结了广大青年群众。

同年11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遭敌破坏，邓恩铭等六人被捕（不久，邓恩铭“保外就医”出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即改为山东临时地方执行委员会。不久，中央派张昆弟到山东，恢复了山东地委，张昆弟任书记，委员有李耘生、关向应、王兰英、延伯真和宋伯行等。

11月23日，关向应由济南到青岛工作，化名郑勤，重新组建团青岛地委，关向应任书记，王宣栋、相玉梅任委员。经过他们紧张地工作，不久，团员由21人发展到64人，分设八个团支部。关向应住在青岛市北京路，以青岛育英小学等地为基点，联络群众，发展团员，开展党团工作。他亲自到工厂、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青年交朋友。他通过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鲁伯峻，结识了胶澳中学的学生鲁广益①。在关向应的启发、帮助下，鲁广益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团的干部。

①鲁广益，后改名余修，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84年病故。

1926年2月2日，青岛党团组织遭到部分破坏。关向应临危不惧，沉着应变，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同敌人周旋。3月5日，团青岛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并决定在胶澳几个重要区域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3月7日，关向应参加中共山东地委在济南召开的关于农民问题讨论会。他与济南、青州、广饶、齐河、潍县、禹城、淄川等十余处的代表交流农民运动的经验，学习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检查和研究了同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决定训练教育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关向应返回青岛后，帮助国民党市党部召开了关于研究农民问题的会议。提交会议通过的工作方针及决议案，也是由他亲自审定的。

3月21日，团青岛地委改组，关向应任书记。4月30日，他在给团中央的《青岛工作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2月2日党团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和以后的工作计划。明确指出：在青岛过去的工作中，只注意抓上层（工头），不注意在下层群众中建立基础，今后“须继续在群众中做团的工作，巩固我们的基础。”①他还建议团中央加强对青岛工作的领导。

①《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下，关向应不辞劳苦，不避艰险，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大中学校，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启发和激励人们的革命热情，重整革命队伍。到1926年5月，就由仅存的一个团支部，发展到胶澳中学、四方机车厂、大康纱厂、隆兴纱厂、钟渊纱厂、宝来纱厂、新华纱厂和农民等九个团支部。团员由十几名发展到83名。

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团青岛地委在胶澳中学召开“五四”纪念会，宣传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会后印发了会议《宣言》，在胶澳中学、礼贤中学、青岛中学、胶济铁路中学等学校散发，向广大团员、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26年6月，邓恩铭秘密回到青岛，迅速整顿、恢复了中共青岛支部联合会。王元昌任书记，关向应任委员。之后，中共青岛支联和青岛地委，在沧口联合举办训练班，对新党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讲授工运史和党团的基本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素质，使他们很快地投入了新的斗争。在这以后，团中央调关向应回上海，担任沪西地委书记。

1926年7月，山东各地团的组织迅猛发展，经团中央批准，成立了团山东区委，林礼周任书记。10月，关向应受团中央之命，又从上海到济南，接任团山东区委书记的职务。数日后，在千佛山东边的大佛寺，由关向应主持召开了团山东区委临时会议，研究部署了团的工作。

关向应与中共山东地委、团山东区委领导机关的同志，都隐蔽在济南西关制锦市鲁佛民律师事务所内，夜以继日地工作。关向应经常化装到济南铁路大厂、鲁丰纱厂和大中学校去，进行革命工作，有时竟彻夜不眠，累得面容消瘦，眼睛布满血丝。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关向应在四里山半山坡召开团的会议。会议开始前，他热情地握着进步青年刘君雅的手，温和地说：“你过去参加学生运动表现很好，我们了解。你拥护共产党，要革命，要求加入共青团，丁理育同志愿意作你的介绍人。今天正式吸收你为共青团员，以后我们是同志。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为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全中国共同奋斗！”

是年冬的一天晚上，关向应在济南铁路机务段工人宿舍，向围在火炉旁的中青年工人报告形势：如今黑暗的旧中国，正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工人、农民是这运动的主力。北伐军之所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攻占长沙，击败北洋军阀，主要是工人、农民的支援。目前，分三路北伐的革命军，已经控制长江的中游，形势发展很快。这是中国人民值得欢欣鼓舞的大好事！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害怕工农群众起来，害怕中国革命这样迅猛地发展，必定要破坏中国革命，窃夺革命果实。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工农就可能遭到突然袭击！说到这里，他语气变得特别深沉。他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像目前这样蓬勃地发展下去，前景是乐观的。但是，我们要看到阶级关系的变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我们应该积极工作，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时刻想到只有“自己救自己”，才能团结战斗。对国民党右派所代表的反动势力，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必须头脑清醒，有充分的认识。

这番话，给人以鼓舞和启迪，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教人们辨明方向，敢于斗争。散会时，不少工人特意走过去和关向应握手，表达对他的敬重和谢忱。

有一次，关向应主持召开各校共青团员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对付军阀张宗昌逮捕山大进步学生张裕民、镇压学生运动的事。出席会议的同志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发动抗议示威。而关向应的态度始终很冷静，他耐心而又沉着的提醒大家：当前革命的重要问题，是迅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并掌握国民党的动态，配合北伐，迎接胜利，万万不能因小失大。关向应还特别指出：“这样就是对张宗昌逮捕学生最有力的反击。”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以关向应为首的团山东区委配合中共山东地委，动员全省数百名团员、青年先后去广州或武汉投考了军校，参加了北伐。

关向应在山东工作期间颇多建树，成为这一时期山东团组织的中流砥柱。关向应以他高尚的情操，卓越的才识，炽热的革命激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和他相处过的同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27年2月，关向应离开了山东，不久即奉命从上海去湖北、河南等地从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工作。1928年6月，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回国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调中共中央军委和长江局工作。1932年初，他受中央派遣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三军和第六军团会师后，恢复第二军团番号，他任副政治委员，与贺龙、任弼时一起领导二、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1935年11月，参与指挥二、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开始长征。次年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积极推动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1月22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是年12月，他任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委员，与贺龙师长率部挺进晋绥敌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他与贺龙率师主力开赴冀中，进一步巩固了冀中革命根据地。1940年2月，他返回晋西北，历任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职，对巩固和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关向应一生勤俭朴素，刻苦自勉，在长期恶劣的环境中，为革命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于1946年7月21日在延安病逝，终年42岁。7月23日，延安各界5000多人在东关外飞机场墓地隆重举行安葬仪式，中央领导同志给予关向应以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挽词中写道：“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以至关向应同志千古！”

张含辉烈士传略

张守宪王少民

张含辉，原名张松林，字蕴山，化名光军、英侠，1902年4月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界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小时在宋村沟私塾和兴平县高等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优良。1922年春，张含辉考入西安市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在此期间，受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有一次，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们在三中借讲单轨火车为名，进行唯心史观的宣传，胡说：“人的灵魂是上帝给的，人死后有的灵魂升天，有的灵魂入地狱”等。张含辉越听越气愤，当场登上讲台，针锋相对地说：世界上没有上帝，更不会给人以灵魂！狡猾的传教士反问张含辉：“你讲讲人为什么没有灵魂？”这一下可把他给问住了。台下的一些宗教信徒见他答不出来，都在讥笑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没有灵魂的人”。

张含辉怨恨自己知识贫乏，暗下决心多看书，一定要驳倒“上帝造灵魂”的谬论。

1924年春，共产党员魏野畴到三中任教务主任。张含辉虚心向他求教。魏野畴引导他要善于斗争，好好阅读《社会发展简史》、《唯物史观》等进步书籍。从此，张含辉如饥似渴地攻读，认真做读书笔记，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

同年冬，有一天，张含辉在魏野畴的指导下，在三中贴出演讲的布告，题目是：“没有灵魂的大主义”，主讲人“没有灵魂的人”。布告贴出后轰动了全校。演讲的那天晚上，学校礼堂内外挤满了人。他运用唯物史观和生理学的道理，论证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揭穿了传教士利用迷信欺骗青年，散布唯心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罪恶阴谋。张含辉的演讲有条有理，生动活泼，说服力很强，博得了同学们的赞扬。年底他将讲演稿加以充实修改，以《宗教家之灵魂说》为题，在西安《民生日报》上连载七天，宣传了无神论的唯物史观，回击了唯心主义。

1925年5月4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匪军打伤省立一中学生数十人，激起了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慨。根据团组织的决定，张含辉等同志通过市学联和“青年生活社”，领导学生举行罢课，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和幕后策划者。他率领同学走上街头进行讲演、贴标语、散发传单，动员各界群众参加驱吴斗争。军阀吴新田竟变本加厉，下令派重兵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张含辉按照上级指示，前往三原地区国民军杨虎城部请愿，呼吁各界声援驱吴斗争。在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为进一步发挥学生会的作用，7月7日在三原召开了全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张含辉等人起草的十余项反帝反封建和维护学生利益的议案，并选举张含辉为省学联主席。

7月中旬，军阀吴新田，慑于学生运动和国民军的威力，率部西撤汉中，张含辉和同志们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说，从三原回到西安，又投入了同教育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他率学生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答复改良现行教育的三项条件，并组织学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9月16日，又组织西安、三原、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去当面质问教育厅长郗朝俊。郗理屈词穷，无言答对。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伪省长刘治洲被迫免掉郗朝俊教育厅长职务。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势力，也充分显示了张含辉这个学生领袖的组织才能。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张含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逐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1925年秋末，经魏野畴、吴化之的介绍，张含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3日，共青团西安地委成立，他当选为团地委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张含辉和张仲实在党团地委的领导下，积极筹备和主持省学联临时代表大会，并代表省学联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传达了全国学代会的精神，参与起草了一系列决议案和电文。会议期间，张含辉与代表们并联合有关团体举行了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印刷了大批传单，发表了宣言，热情赞扬列宁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张含辉带领各地学联代表和西安各中学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奉系军阀”、“排除反动教育”等口号。这一行动使敌人心惊胆战，遂派出武力，进行镇压，并捕去学生代表。学生们在张含辉的指挥下，毫不畏惧，向敌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释放学生代表。经过斗争，被捕代表获得释放。从而，大长了学生们的革命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兵卷土重来，由潼关进攻西安，企图重霸陕西，再次统治陕西人民。张含辉和西安党团地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坚守西安，积极协助李虎臣、杨虎城将军筹划军需民食，加强军民的政治工作，坚定大家守城的信心，并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这期间，他还介绍任致远、陈子敬等十余名同志加入党团组织。是年夏，张含辉和侯德朴同志奉命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出城，到兰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组织起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与军阀刘镇华开战，缴了敌人一个营的枪；夺取了他们在兰田、孟村镇等地的粮仓，并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还筹集了一批经费，送往西安城内。张含辉同志将上述情况及时地向党中央写了较详细的报告，提出党组织应该抓紧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11月中旬，国民联军会师咸阳时，张含辉向该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孙良诚、旅长吉鸿昌、苏联军事顾问赛福林介绍了西安周围的敌情和城内军民艰苦守城的情况，呼吁急速解西安之围。11月下旬，军阀刘镇华在国民军内外夹击之下，逃回河南。张含辉随军进入西安。

进入西安后，他目睹市民饿冻而死的悲惨遭遇，挥笔题诗一首：“四邻悲声凄又惨，忆起嵩匪围长安。斗米百元无处买，油渣充饥尤为甘。”①

①诗稿存陕西省档案馆。

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张含辉协助魏野畴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的名义，在西安举办政治、军事等训练班，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力量，在陕西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1月，张含辉出席了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不久，他还兼任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亲自举办农运讲习班，指导农运工作，积极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指示县农协：不经同意，驻军和政府不得随意向农民摊派粮草和款项。

后来，省农民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张含辉作了省农协的筹备经过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张含辉参与起草的26项决议案和宣言，并选举张含辉为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6月16日，他和张振海等同志代表陕西省农协前往武汉，参加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准备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拨发枪支弹药，进一步武装陕西的农民自卫军。途经郑州时，得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已开始在河南“清党”反共。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张含辉立即电告陕甘区委和陕西省农协作好应变准备。他与其他代表日夜兼程返回西安，向陕甘区委作了详细汇报，并以区党委的名义，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尽快转入地下斗争。

1928年夏，由于反动政府追捕张含辉，经党组织批准，他离陕去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的党员侯德朴和中共顺直省委接上了关系，并任省委巡视员，先后到大名、邢台、邯郸、安阳、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巡视工作，指导党的地下斗争。他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工人运动等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0年12月初，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吴亚鲁、张含辉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来山东组成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张含辉任书记兼职工部长，汪秋实任组织部长，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

①《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1931年5月6日）

省委会议后，汪秋实、赵一航分赴外地巡视工作。张含浑和吴亚鲁共同指导青岛市委的改组工作，成立了以颜世彬为书记的新市委，并和市委的同志深入到厂矿、铁路，恢复和建立了四方机厂、宝来纱厂等五个党支部，在本市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东北海军和胶济铁路也建立了党的关系。还帮助市委成立了市政委员会、海产委员会、临时团市委及两个烟厂团支部。在张含辉和吴亚鲁等省委同志的具体指导、帮助下，使青岛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壮大，全市至1931年4月已成立了三个区委和十多个党支部。除此之外，他还先后指导了烟台、博山、济南、潍县等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反对立三路线的指示，并要求大家好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制定好今后工作计划。为了健全省委办事机构，加强工作，在张含辉的建议下，设立了两部（宣传部、组织部）四委（职工、妇女、军事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三处（秘书、印刷、交通）和机关党支部；出版了《山东红旗》（三日刊）、《党内生活》（半月刊）、《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等刊物；还编印了传单、标语、宣言、通告等80多种材料，扩大了革命影响，加强了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的宣传教育。

1931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临时省委撤销，正式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张含辉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赵一航任军委书记，彭湘任铁委书记，周铁忠任妇委书记，王公博任工联秘书。

省委成立后，在张含辉的主持下，制定了《山东省委工作计划大纲》；作出了《关于党团关系的决议》、《为调动同志及群众打进反动军队决议案》，还印发了《为纪念“三一八”纪念日告全省工农兵士书》。在上述文件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党的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和革命武装，加强宣传工作，办好党刊；要继续纠正立三错误路线，恢复青年团及青年群众组织；在发展党员中不但要注意到数量上的发展，并且要注意到质量上的提高，加强对新同志的教育训练工作，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使其能担负起党的基层工作任务。

为了深入开展工运和农运，张含辉曾三次主持开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课和作报告，同党员一起讨论如何搞好工运和农运问题。他还到烟台，深入到海军，同党员进行个别交谈，调查了解在海军开展兵运工作的经验。

张含辉在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期间，他和战友们“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奋斗，克服一切困难”，使山东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并新成立两个特委、一个市委和八个特别支部，党员由200人发展到400多人，全省共有50多个党支部。团组织、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也都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工人的反帝罢工斗争和农民反豪绅、反军阀统治的斗争不断高涨，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31年4月14日，张含辉到青岛市委的秘密联络点，准备同即将去博山任特支书记的王梦林谈话时，在门口被一密探缠住。他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以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密探边走边闲谈，从敌人口中得知一些同志已经被捕。他用许多话语巧妙地把这一密探说服，并塞给他十元钱，才得脱身。随后，他迅速跑过十几条马路，通知省委宣传部长吴亚鲁等负责同志，并将部分同志被捕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请他们立即撤离。当天下午，他又设法把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告诉省妇委书记周铁忠。

张含辉一切布置妥当，当他回到住处时，已经发现有四五个警察在室内等候。他机智地躲过敌人的视线，迅速地从后门逃脱。敌人没有抓到张含辉，就立即下达了通缉令，进行搜捕。

4月15日，他在身处险境的情况下，为了党的工作，又秘密地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立即与各地党组织建立新的关系，各地联络站一律变换，以防再遭受大的破坏。会议还决定派张含辉去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省委工作暂由吴亚鲁负责。4月16日，张含辉化装离开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写了长达二万余字的《山东省委被破坏的经过及教训》、《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这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省委的工作和组织状况，进行了自我批评，向中央反映了工作中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对当时党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对山东党组织今后的工作和领导人员的调动提出了建议，体现了张含辉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

1931年6月，党中央派张含辉回陕西开展革命工作。是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他去甘肃邓宝珊部教导队从事兵运工作。在此期间，他在甘肃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不久，杨虎城给邓宝珊部500支步枪。邓随即派教导队用汽车由兰州前去平凉接枪。在运枪途中，张含辉等同志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和安排，拟发动一个连举行兵变，起义后，将部队和枪支带到六盘山附近的固原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当起义人员正在秘密集合时，被敌人发觉。张含辉、周子学率部迅速撤出蒿店镇，边走边战。这时敌人的大部队很快追来，起义部队被冲乱，周子学壮烈牺牲。张含辉脱险后，化装成乞丐暂时隐居家中。

1932年冬，杨虎城部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张汉民率部赴陕南时，陕西省委指派张含辉到该部执行特种联络使命。他在12月到达汉中，与陕南特委及省委巡视员取得了联系，同已在警卫团中的张汉民、阎揆要、张秉仁、史唯然、魏书琳等一起积极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春，张含辉受党组织的委托，化装成商人去川北给红四方面军送去了急需的军用地图和十几担药品，并将警卫团准备进行兵变与红军汇合的计划转告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更为有利，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那时再公开打起红旗。张含辉回到汉中，向陕南特委和警卫团的党组织传达了这些意见。党组织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决定按此精神布置工作。

1933年初夏，张含辉根据党的指示再次入川，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络。他完成任务后在返回张汉民部队驻地上元观的途中，不幸被敌逮捕，不久，在南汉河以东之吴家坡树林内，英勇就义，时年31岁。

张含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发展壮大北方党团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领导工农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片丹心，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永远激励着我们为振兴中华，奋发向上，开拓前进！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

——记马保三烈士事迹

刘之申马耕马林才

马保三原名马鑑堂，曾化名张炳炎，山东省寿光县牛头镇人，1888年10月生。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1964年2月病逝于济南，享年77岁。在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贯忠于党的事业，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勇于坚持原则；在对敌斗争中顽强不屈，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这是中共山东省委对他所作的评价，也是马保三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

马保三10岁时，父亲将他送入私塾。他聪颖好学，喜爱绘画，在廪生赵文炳的指导下，书画水平提高很快，小小年纪就在当地很有名气。

二

马保三在带领群众反抗官府的斗争过程中，与张玉山结成挚友。张玉山经常拿一些革命书籍如“二七”大罢工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等给他阅读，还给他讲许多革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马保三原来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逐渐上升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1924年8月，经张玉山、李铁梅介绍，马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崭新的姿态和坚强的信念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入党后，马保三为开展革命工作，在村西的台田上盖了一间土房子，以看洼、看园地为名，在那里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慨然卖掉自己的一块场院地；为了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他在本村发展了七名党员，建立了牛头镇第一个党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

1926年8月，第一届中共寿光县委成立，马保三为县委宣传委员，并任县农协主席。之后，他积极领导和发展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捐斗争。他除在本村发展了30多名农协会员，成立村农协外，还和其他县委委员一起，两年内在寿光县发展农协会员千余名，在20多个村建立了村农协。当时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痛苦不堪。农协发动群众抗粮抗捐，马保三坚定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早在1924年，他就参加了张玉山领导的寿光六区抗粮抗捐，驱赶区董（即区长）侯乃萱的斗争。张玉山指定马保三为组织斗争的“案头”，由他出面揭露区董侯乃萱贪污粮款、鱼肉人民的罪行。马保三和党员范德玉，跑几十里路把反对区董贪污粮款的传单贴到县府大堂上。经过斗争，终于把侯乃萱赶下了台。1926年，军阀爪牙黄风岐派人到牛头镇征税。在马保三、赵一萍指挥下，农协会员将征税的人扣押起来。以后，这伙人再不敢到牛头镇横行。马保三还带领本村农民到羊角沟捣毁了垄断食盐销售、高利盘剥农民的盐局子。

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五卅”惨案，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在这种形势下，马保三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全县的抗日斗争。1925年，他与国民党寿光县党部负责人辛景章（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召开了全县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声援“五卅”工人罢工斗争的大会。同年秋，有两名日本浪人窜到巨淀湖，强迫牛头镇的农民为他们撑船进湖打鸟。马保三见此情景顿生一计，示意农民分驾两只小船，各载一名日本浪人驶入巨淀湖。船到深水区，船上的农民同时行动，将两个不法浪人翻入水中沲死。同年11月一个日本人到村里收购铜元。马保三便与几个党员和群众一起动手，扣押了他的自行车，赶走了这个日本人。

在北伐战争顺利进展的形势下，中共寿光县委于1926年9月召开会议，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可以用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马保三和张玉山、李铁梅等还参加了国民党寿光县党部的领导。1926年10月，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崔家庄双凤学校举办了国共两党骨干分子训练班，马保三是训练班主持者之一。在这一时期，马保三还经常到学校去进行关于北伐战争、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放足等宣传。牛头镇这个穷乡僻壤，在他的宣传推动下，呈现出一些新气象：学堂里用孙中山像代替了“至圣先师”的孔子牌位，用“新共和”课本代替了原来的《百家姓》、《千字文》；有些膏年妇女不再缠足；封建迷信受到冲击。

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马保三被迫离乡背井，出走朝鲜。在汉城，他住在同学陈化之的药铺里，和华侨经常来往，结识了养马岛人杨赞臣和朝鲜进步人士赵东明。马保三协助他们深入华侨中间，以朝鲜亡国的惨痛历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为了保护华侨利益，1928年3月，他和赵东明、杨赞臣组织了“中华劳动组合”。这个群众性组织由小到大，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不安，他们强令解散这一组织，并准备逮捕马保三。杨赞臣得到消息后，立即送马保三到仁川躲避。不久，马保三由仁川辗转回国到哈尔滨，经同乡介绍，去黑龙江省汤原县山林狩猎所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的共产党员裴守卿，并发展了狩猎队长于祥为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东北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反抗日本侵略。马保三和于祥等人以山林狩猎队为基础，组织起“汤原县自卫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1932年，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派人把这支自卫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汤原山林游击队”，马保三任队长，于祥任副队长，裴守卿任政委。这支游击队活跃在佳木斯一带，后转移到内兴安岭山林中，不断出击敌人。在鸡心沟的一次战斗中，裴守卿牺牲，马保三左腿受伤。1933年3月，于祥设法送马保三到哈尔滨医伤，不科引起日本警察的怀疑。同年6月马保三被迫返回寿光。

四

马保三回到家乡不久，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8月与中共寿光临时县委书记杨化村同时被捕。同年10月，马保三被押到济南。在狱中和法庭上，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刑讯逼供，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国民党寿光县党部头子辛景章就曾以“老相识”的面目对马保三进行劝降，要马保三“顺应潮流”，做“识时务”的“俊杰”，“不要为共产党作无谓的牺牲”。马保三严词驳斥道：“我干革命就是顺应潮流。为了工农大众的解放，为国家免于危亡，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语言铿锵，使辛景章张口结舌。

同他一起坐过牢的刘仲益（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回忆说：“保三同志在狱中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他不怕敌人严刑拷打，不受敌人软化利诱，同敌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五

1936年秋，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寿光县委正式成立，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10月下旬，中共寿光县委在马保三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张文通传达了省委关于分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并作出了在牛头镇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牛头镇是寿光有名的大村镇，这一带地广人稀，濒临芦荡千顷的巨淀湖，进可以迎击敌人，退便于保存自己，又有马保三为乡长，因此，会议决定以牛头镇为起义中心，并决定将起义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为支队长。

马保三不负众望，在领导和组织起义中，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合法形式在牛头镇举办“民众训练班”，吸收了80多名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培训骨干。他组织“民团”进行军事训练，并给他们做报告，宣传抗日，鼓舞斗志。他鼓动人们：“只要大家齐心，拿起武器，日本鬼子来了也不怕。鬼子地理不熟，人也不和，必然是到处挨打。”

马保三还积极组建抗日武装，筹备枪支弹药，为起义进行人力物力的准备。11月中旬，他根据县委意见，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湖东乡抗日后援队”。后援队成立的第三天，崔家庄党员李步坦向他报告：南河乡农校的十几名乡丁，正押送一批武器向县城运送，现正在崔家庄休息、吃饭。马保三得到报告，即派八名后援队员到古城北公路上埋伏，截取这批武器。当运送武器的车辆到达时，后援队战士出其不意，将车拦住，十余名乡丁措手不及，只好乖乖地交出了武器。

在夺枪胜利鼓舞下，后援队接连出动，缴获了羊角沟盐警队的30多支枪，又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获枪十余支，使队伍日益壮大。

12月中旬，崔家庄、王高、台头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相继建立，武装起义条件成熟。12月29日，游击队集结牛头镇，正式举行起义，公开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旗帜。马保三以支队长的名义发表了《告同胞书》，号召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同时向寿光县长宋宪章发出通告，要他“以抗战大局为重，共赴国难”。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马保三把家中的存粮拿出来充作军粮，动员全家人为部队做饭、烧水。在他的带动下，牛头镇群众纷纷献粮、献款，踊跃参军参战。

1938年1月，长征干部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到达八支队，分别担任副指挥和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八支队的领导。2月4日，这支刚组建一个多月的游击队，就在寿光南三里庄的公路上伏击了日寇的汽车，击毙日军官兵三人，缴获汽车一部、长短枪两支、指挥刀两把和其他军用物资一批。不久，部队又在三合庄迫使伪军68人缴械投降。2月中旬，朱家庄子地主武装阻挠抗日，与八支队为敌，马保三只身冒险进入地主武装驻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接着八支队进入朱家庄子，不费一枪一弹，缴枪50余支。八支队声威大振，青年纷纷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

六

1938年春，中共鲁东工委决定八支队东进昌潍，与七支队会合，然后，一起开赴胶东。对于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队伍成立不久，战士多是农民出身，乡土观念较重，不愿远离家乡。马保三与八支队其他领导人，一面深入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一面带头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军东征。马保三让四子马秀山和年仅12岁的长孙马家祥随队东征。马保三祖孙三代参军抗战，一时传为佳话。

1938年3月，八支队开始东征，4月顺利到达潍北，同七支队合编，组成“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任政委。然后，部队继续东进，与胶东抗日游击队会师黄县。

会师后，部队经平度新河镇到达掖县西部。在掖县沙河，指挥部与胶东特委及掖县和黄县党的代表商议决定鲁东游击队继续东进，帮助胶东党组织开辟抗日根据地。

在黄县，马保三率领七、八支队，帮助胶东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分别解决或击溃了一些地方反动顽固武装，巩固、扩大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八路军的声威。七、八支队本身也在胶东党组织和人民的支持下，扩大了队伍，改善了供给和装备。八支队还与李梅生一起争取了龙口水上警察局长纪永芳起义，从而一举解放了胶东重要港口龙口。接着参与光复黄县城的战斗，消灭了汉奸王景宋部，同时粉碎了招远焦盛卿部的进犯。部队在黄县举行了入城仪式，军容严整，纪律严明。马保三在黄县城内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声讨日寇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八路军爱国爱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振奋。

根据形势的需要，鲁东游击指挥部与胶东第三军、掖县三支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这三支队伍合编为“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由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林一山任政委。

1938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调七、八支队去鲁中，与四支队共同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马保三与其他领导同志坚决服从省委决定，立即作了部署。在回师西征途中，穿越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在寿光境内的驻区时，张景月派兵阻拦，马保三冒险前往与张景月面谈，终于说服了张景月，部队得以顺利通过。9月下旬，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王尚志、李笑文、张景南、宋雨田、高竹筠、杨湘南等11个“司令”，麇集于长山县焦家桥一带，企图将长途行军立足未稳的七、八支队一举消灭。指挥部研究后，决定先发制人。在三支队配合下，由韩明柱率部队长途奔袭焦家桥，给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迫使他们逃到了小清河以北。此后，又乘胜袭击了日军盘踞的周村。事隔不久，日军发动了对清河区的疯狂大“扫荡”，副指挥韩明柱带领部队在长山蒙家庄与日伪军2000多人遭遇，激战终日，毙敌伪200余人。韩明柱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马保三为失去英勇善战并肩战斗的战友，心中非常难过。他眼含热泪号召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向鲁中挺进。这支部队在马保三率领下，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于1938年12月下旬胜利到达鲁中的博山、淄川、临朐、南麻一带，完成了转移任务。

1938年底，山东纵队建立，1939年春，七、八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不久改为一支队），马保三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从此，这支武装在山纵直接领导下，转战沂蒙山，驰骋鲁中南，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扫荡”。10月25日，在临朐五井战斗中，毙伤、俘虏日伪军130余人。《大众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战斗是“模范的胜利战斗”。

这支部队在马保三等同志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山东抗日主力部队之一。马保三在这个支队的创建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作为部队司令员，十分注意集体领导，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积极作用。他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如对几任副司令员，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特长，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对年轻的政治委员，也是处处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支部队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是与指挥部的团结友爱，特别是民主作风、集体领导分不开的。

其他善于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帮助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他一有空闲，就深入到战士中讲故事，啦家常，和大家亲密无间。他谈话生动有趣，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

1940年，抗战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为团结全省人民，坚持抗战到底，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部署，于1940年7月26日到8月26日在临沂县青驼寺召开联合大会。会上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简称省临参会，是全省统一的民意机构）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是全省最高政权机关），马保三当选为临参会副参议长、省战工会委员和山东省出席“国大”代表。1941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为加强政府的领导，成立了政府工作委员会，马保三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从此，他便离开了部队，开始从事政府工作。

在山东分局领导下，马保三主持省临参会的日常工作。他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实现团结抗日贡献力量。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其中有保护农民利益的租佃和借贷、改善雇工待遇、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惩治贪污、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烈士家属和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条例。这些条例对于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的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

马保三特别注意关心群众利益，听取群众呼声。1944年，他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讲话中，特别强调关心群众利益和发扬民主这两个问题。他谆谆告诫到会同志：“要关心群众利益，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谈到发扬民主，他说：“中国抗战胜利需要民主，战后的新中国也必须是民主的新中国。”他一再强调，这两件事都必须“加倍努力去做到”。

抗日战争期间的山东省临参会，在马保三同志主持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特别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43年9月1日，在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首屈二次议员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曾致电该会称：“贵会坚持改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疾伸正气，为全国做榜样，凡属国人，莫不钦佩。……”对山东省临参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5年8月，抗战性利前夕，马保三被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不久日本投降，会议未能举行，他中途返回。8月15日，他签署了省临参会发布的《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保证最后胜利的紧急号召》，号召全省人民：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坚决反对“渝宁合流，日蒋交防”；号召敌占区人民“配合八路军夹击敌人，逮捕汉奸，保护公共财产”，以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中国解放区救济会成立，山东解放区救济分会也应运而生，马保三任分会会长。

马保三认为，救济工作不仅是发发救济物资，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说“我们现在直接与救济物资打交道，这些东西是公家的，是救济受灾群众的；不要见了眼红，要有抵抗力。”马保三在这一工作中深入实际，作风严谨，使救济分会的工作顺利完成了任务。

八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大举进攻，马保三根据山东分局指示，撤退到东北大连。

1948年，济南和山东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60岁的马保三按组织的安排从大连回到山东。1949年3月9日，他接到让他出任青岛市市长的决定。6月2日，青岛解放他和向明等领导同志一起进入青岛。一进入青岛，他就为自己约法三章。他向秘书交代；“我们进入城市，掌握了政权，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我们要秉公办事，不徇私舞弊。凡是有亲朋好友上门来要工作的：第一要接待，第二要婉言回绝。”有一次，一位族弟来找他要工作，他诙谐地说：“我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回家好好种地干活。”从而，坚持了党的原则，也使部属受到了深刻教育。

生活上，他保持艰苦朴素，不搞特殊。解放初期，党政机关仍实行供给制，按规定他吃“小灶”，机关决定每天为小灶加点鸡。他知道后，嘱咐秘书：“吃小灶已经很好了。我们还要艰苦奋斗，不能脱离群众。若问你时，你也不能答应；你若接受，就是帮我的倒忙。”

他奉公守法，公私分明。调离青岛时，机关给他送来两只皮箱、两只樟木箱子，都是接收来的旧东西。他让人原封带回这些箱子，并说：“我带什么东西进青岛的，还带什么东西走。公家东西一点不要。不是嫌不好，而是不应该。”

1950年春，马保三调离青岛，回省筹备成立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3月8日至1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济南召开。会上马保三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此后，马保三又连任省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自1956年5月起他还担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他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与民主人士共事，始终遵循民主协商的精神。民主人士有话都愿跟他谈，当时被称为“七十二贤”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与他都有密切往来。马保三不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而且，对不符合实际，违反政策的事，勇于提出批评，不计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与“大跃进”、“反右倾”等“左”的错误作斗争时，他直言不讳、旗帜鲜明。然而他的正确意见，当时被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受到了批判。在这种压力下，他仍坚持原则，顽强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革命品德。

由于长期患病，马保三的身体日渐衰弱，最后诊断为肺癌，直至卧床不起。他与疾病做斗争的精神也是很感人的。病痛折磨得他难以忍受，开始依靠打冬眠灵暂时止痛，后来打针也无济于事了，他痛得用手紧握床沿，牙齿咬得吱吱作响，但他从不呻吟一声。他不愿给医务人员增加麻烦，不愿增加亲人的痛苦，多么坚强的老人啊！1964年2月15日，他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被人们誉为“革命一老牛”。李予昂同志《悼保三同志》一诗，形象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录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才迎春讯至，

忽报谢老成。

泰山梁木摧，

吾党逝哲人。

往溯战斗岁月，

驰聘胶东渤海，

何处不知君？

识途有老马，

善农复知兵。

谈锋健，

刚骨棱，

意气雄，

马列早传山左，

真理君先行。

三千里打游击，

四十年闹革命，

功著黄海滨。

丹心长耿耿，

后生有典型。

（木文原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所编《征集与研究》试刊号，编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钟效培烈士传略

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

钟效培，又名钟爱华，1914年6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龙砂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他全家终日辛劳，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钟姓又属小氏族，没有社会地位，时常受到外村及本村大氏族豪绅地主的欺侮。为了摆脱受欺凌的处境，一些长者集资送钟效培去读书。他先入私塾，后转当地小学。由于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喜爱，得以破例免交学费。

1928年他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继续求学无望，只好回家。从此，他除了耕读自学外，还投师学织袜。当时的江西，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各地的红色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兴国县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乡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共青团等组织。

在革命环境的熏陶下，钟效培于1929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后加入了农会和少先队，积极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活动。同年秋天，钟效培在家乡组织了儿童团，带领青少年站岗放哨，协助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之中。

1930年春，钟效培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并先后担任了龙砂、杰村、均村三个区的团区委书记。他积极地从事共青团工作，组织儿童团、少先队禁鸦片、禁赌博，并多次抓获反动靖工团的侦探。同年6月，钟效培担任了龙砂游击队的指导员。他和其他同志率领这支游击队，白天狙击到苏区抢粮劫物的敌人，夜晚到敌据点周围骚扰敌人。有一天，十几个敌人窜到龙溪元田村抢劫，钟效培立即带领游击队和农民近百人，分三路包围了元田村。敌入被吓得狼狈逃窜，有两名来不及逃跑的敌人躲到了老百姓的床铺下。钟效培带人冲进屋内，活捉了这两个敌人，幷缴获了两支驳壳枪。还有一次，是为配合兄弟部队夺取一度被敌占领的兴国县城。游击队接受了攻打县城西门三个碉堡的任务。根据敌人火力配备的情况，钟效培提出先打中间碉堡，切断敌人联系。并由他亲自带领一个排去完成这次任务。战斗打响后，在同志们的掩护下，钟效培携带十几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接近敌堡后，他突然跃起，机智地将几颗手榴弹塞进碉堡，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碉堡内的五六名敌人立时毙命。这时，我游击队员在冲锋的号角声中，一鼓作气，迅速占领了敌人另外两个碉堡，并配合兄弟部队攻下了县城。

由于钟效培作战英勇，工作出色，1931年5月，经中共均村区党委书记吴似龙、组织科长吴济群二人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钟效培历任村支部书记，龙砂、均村、杰村三个区的常委，不久调任兴国团县委书记，同时在党内还担任县委和中心县委常委等职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少年参军参战，参加反“围剿”的斗争。

1932年10月，钟效培调往宁都（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部长。

同年8月，钟效培任杨殷县团委书记。10月他出席了中共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后，又返回团省委工作。

1934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由钟效培担任团省委书记。

为了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钟效培带领同志们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他经常起早摸黑地干，大家称他是老黄牛。在生活上，身为团省委书记的钟效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经常对同志们说：“革命是要吃苦的，不能图舒服。”他对周围的同志关心备至，与大家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当时，团省委机关有匹马，他到基层从未骑过。他爱人回老家，向他要马骑，他耐心、认真地教育她：“我的老婆回家骑马，别人回家怎么办呢？我当书记的不能带这样的头！”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予同志们以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钟效培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留在江西与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同年冬，敌人对我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撤离宁都，向兴国县崇贤山区转移。年底，队伍行至荇田，当我军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东固进发时，不料，途中与敌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个养马的战士被敌击中，钟效培冒着密集的枪弹前去抢救，结果自己的脚也受了伤。

1935年5月，敌人以九个师的兵力向我永（丰）吉（安）根据地进行“围剿”。钟效培随江西军区二团一起突围。当部队转移到永丰县南源村时，被敌追上，因敌我力量悬殊，钟效培在战斗中被捕。当时，敌人对他的真实身份尚不清楚，钟效培就化名郭思文迷惑敌人。他被押到兴国县监狱后，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结果被判刑三年。

入狱后，钟效培继续坚持与敌斗争，他和同时被捕的同志制定了越狱计划，并动员其他难友准备一起行动。这时，中共兴国县委送来指示，决定钟效培等三人不参加越狱，以便取得敌人的信任，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钟效培和另外两名同志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留了下来。

在狱中，钟效培和同志们一道进行了反对叛徒张泽生的斗争。张原是中共江西省委保卫局副局长，在敌人的“围剿”中，他叛变投敌。敌人利用他做策反工作，探听狱中我方情况。钟效培和同志们非常憎恨这个败类，于是，就想办法教训他一下。他们先秘密串联好，联名写信控告监狱长侮辱前来探监的犯人之妻。在状纸上，他们把张泽生的名字列在最前面。敌人来调查时，所有坐牢的人都说，是张要他们告监狱长的，结果，张泽生戴上了手铐脚镣、关进了囚牢。

有一次，地下党组织传来消息：国民党要处决在狱中被关押的两个同志。钟效培便和同志们一起积极帮助那两位同志越狱，在执行枪决的前一天晚上，当看守一开门，那两位同志迅即把看守打翻在地，冲出了牢房，其他20多个被关押的人也跟着他俩一起逃出了监狱。此外，钟效培在狱中还领导和参加了反对监狱长打骂“犯人”和克扣囚粮的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钟效培这时被强行从狱中押送到国民党五十八师当兵。1938年4月，当这支部队行进到汉口时，钟效培伺机逃出，来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经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即秦邦宪）介绍，钟效培到中共长江局东南分局工作。不久，经查明情况，于同年5月正式恢复了钟效培的组织关系。从此，他在中共东南分局的领导下，先后担任了吉安中心县委书记、赣西特委书记、江西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长等职。

1939年春，由中共东南分局介绍，钟效培到了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第29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青委组织部工作。

1941年初，中央青委考虑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日伪顽势力较大，斗争形势复杂，决定派钟效培带领一支青年工作队到山东，以加强山东青年的抗日力量。钟效培得知此消息后很高兴，并很快做好了一切准备。同年2月，钟效培等七人从延安动身，3月到达晋西北，然后，随部队的一个团往山东进发。当时敌人封锁甚严，当他们行至太原附近时，被敌包围，经奋力拼杀才冲了出来。此后，他们便昼伏夜行，历尽艰险，于同年8月到达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青驼寺（现属沂南县）。

山东分局对中央派来的青年干部十分重视，《大众日报》为此刊登了消息。在分局驻地，以山东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欢迎大会。

钟效培等同志来山东后，立即组成了新的山东省青委，由钟效培任书记。随后，新的省青委，在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工作。

1941年10月10日，省青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工作领导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党的青委组织，大胆地、大量地提拔青年干部，并提出：不分阶级、阶层、信仰、职业、性别，团结和组织整个青年一代；加强青年的武装和半武装等。在钟效培的主持下，分局青委做出决定：召开省青联执委扩大会，加强对青年团体公开的领导和联系；创办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以培养青年骨干；成立中国青年社山东分社，出版《中国青年》（山东版）等。

1942年2月，省青联在沂南县马牧池附近的长山庄召开了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省青联领导机构，钟效培当选为省青联主任。他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健全青联会组织，发展青抗先和其他青年武装，举办干部训练班，组织青年学文化等工作任务。

为了贯彻落实省青联二次会议精神，钟效培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使各地的青年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正如同年9月18日，中共山东分局青委写给中央青委的《关于山东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所提到的：“自青代大会后，半年来在全省掀起了建设青年武装的热潮，发展了一万个比较名符其实的青抗先。”在9月的另一份报告中也提到。“各地的青抗先、青年游击小组，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开展敌占区青年工作及团结知识青年等方面成绩甚佳。”

省二次青代会结束不久，上级决定成立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由肖华任校长，钟效培任副校长。面对建校任务重、困难大的状况，钟效培不辞劳苦，积极工作，取得各方面的支持，解决了各种困难。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1942年“五四”青年节，在莒县曲柳河举行了开学典礼。

同年10月，钟效培带领一部分同志，随同青年工作团第二分团一起进入鲁中。这时，正值日伪军对我鲁中进行“扫荡”，敌我双方展开了生死搏斗。10月下旬，钟效培在莱芜东与鲁中区公安局长高明宇及军分区一个班汇合后，准备到茶叶口一带寻找泰山地委。11月11日深夜，他们一起穿越博（山）莱（芜）公路，驻扎在莱芜抬头区榆林前村。次日拂晓，钟效培等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突围时，钟效培身负重伤，遂由警卫员护送住进了驻茶叶区法山村的军分区医院。12月13日凌晨，钟效培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共青团山东省委、中共莱芜市委于1987年11月在莱芜市汪洋台建立钟效培烈士纪念碑，1988年5月2日举行了揭幕仪式。

张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曾在山东、上海、武汉等地做地下工作，1927年参加了震撼全国的广州起义，1930年后，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道外区委书记和满洲省委巡视员等职，1933年7月，任中共奉天（现沈阳市）特委书记，1946年3月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42岁。

寻求真理投身革命

张适，原名张来顺，字适斋，曾用名张弓、张有才，1904年10月1日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朱刘镇圈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少年时曾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育英中学。由于他勤奋好学，各门学业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是育英中学的高才生。

1926年底，张适根据党的指示，离开济南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曾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积极从事党的活动。不久，上海党组织选送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所辖的军官教导团，做党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保卫武汉回击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战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当时表面上还伪装革命的张发奎，极力玩弄反革命两手，强行将武汉军政学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教导团，开赴广州，伺机镇压革命。张适随教导团来到广州。

1927年12月11日，他和教导团中的党员、进步青年们一道参加了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这时，张发奎的狰狞面目已暴露无遗，在起义的第二天，他便指挥数倍于我的反动军队包围了广州。经过一天的激战，因力量悬殊，起义部队被迫撤出广州，并在广州城北的花县进行了改编，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张适任某营党代表。整编后，起义部队边打边向海陆丰撤退。在战斗中，张适英勇顽强，并积极向全营指战员宣传革命思想。由于他在作战中负了伤，加上部队在撤退中被敌人冲散，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随即，他隐姓埋名，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山东老家。

峥嵘岁月屡建丰功

当时的山东，白色恐怖也很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张适回到家乡后，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个“革命党”，因此，不便在当地从事革命活动。于是，他决定继续北上。他从家中筹集了一点路费，只身离开家乡，到了东北。他先到哈尔滨找到了在济坤医院的老同学杨子真大夫，经杨介绍到北满林区当伐木工人，后又在一家木厂当会计。1929年春，他在绥化县四方台镇，结识了开明人士姜鹏博（姜洪章），并在由姜创办的博文小学里当教员。从此，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的组织。

张适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就象久离家乡的赤子见到母亲一样激动、兴奋，他竭尽全力投入了新的战斗。根据北满特委的指示，他采取各种措施大力筹建和发展党的组织。1931年10月10日，党在绥化县四方台站建立了特别支部，直属满洲省委领导，由张适担任书记。

特支建立后，张适经常深入群众，团结各界人士，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先后领导创建了海沦站、秦家站、呼兰县的松浦站支部及四方台镇的曹家烧锅屯支部等党的基层组织。

这时，东北已沦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张适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巧妙地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在四方台成立了“反日会”，并以“反日会”的名义发表了《告同胞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

1932年春，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张适和梁道静等人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由张适任参谋长。后来，这支义勇军和在巴彦起义的江北游击队合并，由赵尚志等同志领导。这时，张适又奉调到哈尔滨任满洲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哈尔滨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等职。为了便于工作，他化名张弓，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多次到吉林地区开展工作。1932年12月，他首次到吉林，对吉林地区党和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他强调指出：吉林市党、团组织发展得快，青年人多，要加强领导，提高警惕。1933年5月初，他第二次到吉林巡视工作时组建了吉林市委，为吉林地区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6月奉天特委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紧要关头，张适受满州省委的委派，从哈尔滨到达奉天，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

张适到奉天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特委组织，尽快地和所属地区党组织取得联系，他面对十分险恶的处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到处奔走，广泛接触工人和群众。不久与地下党员李长贵接上了关系。为了便于工作，他以会升店作为特委的秘密机关。经过艰苦努力，很快与大连市委、抚顺特支等党组织接通了关系，并发展了张智山等同志入党。又经李长贵介绍，将暂住大连的原中共日照县委委员于冀贤调到奉天工作。至此，奉天特委的工作初步得以恢复。为了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张适安排于冀贤在会升店以开成衣铺为掩护协助自己工作，并派李长贵去抚顺煤矿、张智山到奉天兵工厂去开展工作。

浩然正气铮铮铁骨

1933年10月9日，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的于冀贤向伪奉天高等法院自首，出卖了张适等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第二天，张适和李长贵、张智山同时被捕，奉天特委又遭到破坏。

张适被捕后被关押在奉天日本宪兵队。敌人对张适多次提审，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张有才，与于冀贤只是同乡关系，开成衣铺是为了赚钱，不给敌人以任何口实。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遂对张适施用了种种酷刑。面对凶恶的敌人，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可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在敌人的淫威下，李长贵忍受不了酷刑，供出了一些情况。于是，敌人又采取新花招，让于、李一起对他进行“劝降”，妄图用这种办法来征服张适。张适坚决表示，“至死不自白”，并与叛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严厉地痛斥了于、李的叛变行为，并指出他们若继续走下去，绝没有好下场。他还分析了李长贵和于冀贤的情况，感到李长贵虽然变节了，但他与于冀贤又有区别，如能争取他翻供，就可以进一步孤立于冀贤，有利于迷惑敌人。于是，他趁着看守不在的时候多次单独做李长贵的工作，终于使李发生了转变。

劝降未成，敌人又一次提审张适时让叛徒出堂作证。张适当场严厉地痛斥于冀贤叛变革命的无耻行径。叛徒于冀贤在张适锐利的目光和浩然正气面前，心虚理亏，有口难辩。敌人又让李长贵作证，可是，由于张适平时的工作，李已发生了转变，他说：“我因为受刑不过，才供出了不实在的话”，推翻了自己的全部供词，从而彻底孤立了于冀贤，使敌人再也无计可施。

经过五个多月的刑讯，伪奉天高等法院因抓不到证据，最后强行以“国事犯”的罪名判处张适12年徒刑，将其关押在奉天监狱中。在狱中，他经常向难友进行革命教育，宣传抗日救国，与凶恶的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敌人又把他转押到伪满长春监狱。

百折不挠耿耿赤心

1942年，时逢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张适获释提前出狱。

残酷的刑讯，长期的狱中生活，极大地摧残了张适的身体，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出狱后，他回到绥化县，住在姜鹏博的家里，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同时写信给当时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的杨一辰同志。后来，杨复信叫他回山东工作。

1943年，几经周折的张适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山东家乡。可是，虽经多方努力，始终未能与杨一辰同志接上关系。加上那时家乡昌乐一带土顽活动猖獗，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他只得重返东北绥化县。

他这次回东北，开始在绥化庆记印刷厂当工人，后来，到黑龙江省甘南县宝山镇办起了私学，一边教学，一边寻找抗联、寻找党的组织。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适接到了张克明的信，要他回绥化。他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于1946年春经齐齐哈尔，取道哈尔滨去绥化。在哈尔滨，张适找到了抗联著名将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随即被安排担任了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当时，哈尔滨非常混乱。我党在东北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党组织没有公开；国民党反动派取代了日本侵略者，大肆搜捕和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同年3月9日晚上，张适在哈尔滨市道外区西门脸一家旅馆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42岁。

张适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后来人沿着他的足迹前进。

张适烈士永垂不朽！

（吴锡利整理）

杨忠烈士传略

周令阁

1941年9月4日，我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奉命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和十七团一营、三营，执行打通我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任务。当部队进驻到惠民县境内徙骇河畔的夹河一带时，突然遭到六路日军的包围和猛烈袭击，杨忠在率队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2岁。

杨忠，原名欧阳吉善，江西省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人。1909年9月，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欧阳方季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早年病逝。母亲把杨忠和他的姐姐年英、妹妹友英抚养成人。

杨忠的家乡虽然是一个山明水秀、美丽富饶的地方，但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和压迫、地主的剥削和奴役，人民饱受苦难。杨忠少年有志，聪明颖悟，旧社会的统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反抗的种子。特别是，杨忠的家乡安福县紧靠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使他从少年时代就受到党的革命影响，所以，杨忠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经过一段实践的锻炼，他便担任了乡少儿部的儿童团支部书记，以后又被人民推选为大桥乡苏维埃主席。杨忠从此带领贫苦农民投入土改，打击地主豪强的革命斗争。为了坚决支持人民的土改运动，他亲自发动群众处决了三个恶霸地主。阶级敌人被吓破了胆，一听到杨忠要传讯或审讯他们时，就吓得索索发抖。但是，他在人民的心中却赢得了尊敬和信赖。

1930年，杨忠带领大桥乡的20多名青年农民到永新县报名参加了红军。同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到了瑞金，在红军队伍里搞宣传工作。因文化低，连标语都写不好，他就发奋苦学，很快提高了文化水平，能够熟练地阅读文件，并写得一手好字。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各地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10月，杨忠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杨忠在一个工兵连当指导员。到达陕北后，他到“红大”学习，以后被分配到菜部担任民运科长。平型关战役后，一一五师撤到晋察冀边区休整。师指挥部成立了一个“民运工作团”，杨忠任工作团团长。他带领工作团在洪洞附近几个县里开展群众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搞扩军。这一段群众工作收效甚大，不仅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而且直接动员了四五千名新兵入伍。当时我军的战斗减员较大，这批新兵入伍，对我军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后来这些新兵编为两个团，一个团补充了一二○师，一个团配属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杨忠担任了这个新兵团的政委。

1938年9月27日，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奉命率三四三旅机关百余人抵达乐陵，重组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同时，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命员兼政委，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占据德平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曹振东的杂牌军。曹部本是地方民团，抗战爆发后拉成大股，共有两千余人，在当地是一股不小的势力。曹振东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当时受到抗战救国思想的影响，虽有抗战之心，但对如何抗击日寇，却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他对于盘踞在东面的刘景良存有戒心，怕被刘景良吃掉他的部队，因而他对八路军的到来深表欢迎。当我军到达时，曹部夹道欢迎，并给我军准备了粮草，以表合作诚意，并提出要求我军收编他的军队。挺纵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曹部改编为八路军济阳支队（亦称七支队），并委派杨忠担任济阳支队政委。

10月，杨忠带领我党委派的政治部主任王品山，特派员刘甲英，还有李青山等12名政工人员到达曹振东的部队。在此以前，我地下党组织一一德平县工委也在曹部展开了工作，工委书记阎仪生，组织委员段新源，宣传委员丁学风都在曹的部队里，段新源还担任了曹部的政治部主任。杨忠的到来，大大振奋了曹部的抗战士气。

杨忠清楚地知道，改造这样一支复杂的地方队伍，是颇费气力的，但他勇于进取，对曹振东有斗争、有团结，晓以民族大义，并在曹部积极发展我党组织，整顿曹部。他仿照我军组织形式，在曹部各团设政治部主任，各营、连设政治指导员，并派李青山担任曹部一团团长。

正当杨忠在曹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插手德平，他以威胁利诱的手段拉拢曹振东，加委曹为山东保安第五旅旅长的职衔。曹经不起沈的诱惑，接受了沈的委任，之后，便去找肖华。为了不致激化双方的矛盾，肖华答应：来去自便。曹振东答应，如果我党派去的政工人员撤出，他仍愿与我军友好相处，并坚持挽留杨忠帮助工作。获得我军应允之后，杨忠继续留在那里工作，被曹部上下称为“杨代表”（即挺纵驻曹五旅的八路军代表）。

虽然形势逆转，但杨忠仍满怀信心，百折不挠地对曹部进行教育、争取、团结、改造的工作。并同在曹五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陶景惠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我党的教育和争取，曹五旅保持与我军友好往来，不仅我军的被服厂、医务所等后勤机关驻在德平一带不受其骚扰，而且曹部还抽调一些干部，分批到我乐陵军政干校接受训练。曹五旅与八路军协同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提高了当时曹部在当地的声望，他的队伍因此发展到四五千人。

1940年上半年，由于盘踞在吴桥的顽军张国基部坚持与我军为敌，其他一些伪顽杂牌也蠢蠢欲动。为了打击顽固势力，稳定冀鲁边区形势，鲁北的杨忠与津南的周贯五进行了紧急磋商，南北合兵打掉张国基，以震慑敌人。经我军周密布置，南北夹击，激战13个小时，全歼张国基部3000人。战后，杨忠立即带骑兵20余名，到德平城西北的马家庙去会见曹振东。曹闻大吃一惊，问杨忠他带来多少人？答曰：“如往常，骑兵20余”。曹振东静了一下，便亲自出门迎接。刚出大门，看到杨忠和带班的卫队长谈笑风生，缓步走来。曹紧走几步，拉着杨忠的手说：“杨兄，迎接来迟，请谅！请谅！”杨代表回头举手向曹部的卫队长打过了招呼，即与曹振东互致问候，笑声朗朗，携手走进了曹振东的司令部。杨忠向曹振东及其部属讲清我军一举打掉张国基，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张国基投靠日寇，残害人民，必须坚决消灭。进一步对曹部晓以民族大义，表示愿与曹部一如既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诚相见，合作抗战，不听奸人的挑拨。对杨忠的热诚忠告，曹振东点头称是。而杨忠的曹部之行，却给予国民党特务分子陶景惠等人的阴谋活动以有力的回击。

杨忠在曹五旅没有任何名义和头衔，凭着我们党的英明决策，凭着他的果敢顽强，周旋于敌人军旅之中，使之合作抗战，可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我军忠于民族统战政策的一个极为良好的范例。杨忠在曹五旅搞统战工作为时一年半，成效显著：（1）促使曹军接受我军改编，壮大了抗战力量；（2）我党对曹部派驻政治干部，对其军队进行了改造；（3）我党的思想教育在曹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延缓了曹军的伪化。1942年曹部降日后，我党建立了鲁北办事处，仍不同程度地与曹部某些人保持一定的联系，并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到我军中来；（4）曹部曾派不少人到我乐陵军政干校学习，经我党的教育影响，直到杨忠撤出，曹部仍有一些进步分子坚持与顽固势力斗争，以致促成1945年该部一部分人抛弃了伪顽势力，投奔我军；（5）对曹部的争取团结，十分有利于当时稳定我鲁北抗战局势，使我军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个朋友，便于更有力地集中力量打击日寇和顽固势力。杨忠深入虎穴，赤胆忠心，独立作战，对于改造顽军，开展鲁北抗战，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40年春，鲁北支队副司令员龙书金带领部队支撑困局，在一次作战中负伤。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杨忠离开曹五旅回到我军，担任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面临严重局势，杨忠不畏难，不退缩，决心重新调整部署，扭转困难局势。他与龙书金计议：必须首先整编军队，组成铁的拳头，加强思想教育，迎接更残酷的斗争，打开鲁北的新局面。

1940年5月1日，在杨忠的领导下，在德平边境的莲花池、赵家进行整军。从乐陵、商河、德平边境的津蒲支队抽调了三个连，从陵县十八团调了三个连，从乐陵县大队调了一个连，加上鲁北支队的一、二、三大队全部，共计12个连队，组成了新的鲁北支队。这支部队在杨忠的领导下，坚持开展了鲁北大地的抗日斗争。

整军以后的第五天，杨忠主持召开了鲁北支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杨忠、龙书金等13位同志为中共鲁北支队委员会委员，杨忠任书记。他在代表大会上做了“肩负起党和历史赋予的开展鲁北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鲁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报告。他情绪激昂，慷慨陈词，号召部队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要为鲁北抗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要把我党的红旗插上黄河岸！插上鹊山之巅！

杨忠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工作。自北支队党代表大会期间，微风细雨下了三天三夜。久旱不雨的鲁北大地普降甘霖，喜坏了边区军民。会后，杨忠立即率领全军，助民春耕春种三日。

之后，杨忠命令二营向齐河、济阳、临邑结合部的徒骇河前进；支队部带一营、三营从临邑东部、商河西部向南发展，从东、西两面开展齐（河）、济（阳）、临（邑）、商（河）边境的工作，待青纱帐起，再向东发展，力争尽快地越过徒骇河，把红旗插上黄河岸。

杨忠是一个有魄力，有胆略，工作泼辣，忠心耿耿，文武双全，军政兼优，能够开创事业，打开局面的党的好干部。尤其是他的作战勇敢、沉着刚毅，亲临战场、身先士卒的英勇气概，对部队有强烈的感染力。一次，我军集结在马腰务过春节，日寇大举向我军奔袭，并出动飞机轰炸。炸弹投在了我司令部驻地，炸塌了房顶。杨忠仍然沉着地拂去落在桌子上的尘土，亲笔起草了给部队的命令，让通信员送出之后，才和龙书金离开司令部。干部战士们看到首长们这种勇敢善战的精神，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杨忠以身示范，给鲁北的部队带出了很好的战斗作风。只要干部战士和他在一起工作就会充满信心，就是遇到强大的敌人也不恐慌。他对部队管理严格，十分注意克服和纠正一些队伍中的游击习气，使之成为有严格组织纪律的人民军队。

1941年2月，冀鲁边区划归山东分局领导。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并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兼管冀鲁边军区。旅长兼司令邢仁甫（后叛变），政委周贯五，杨忠任政治部主任。在我党的领导下，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建立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清河抗日根据地。两个根据地虽然相距不远，但中间既有黄河隔断，又有日寇、顽军盘踞在惠民的梗阻，不能汇合在一起。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指挥部决定，以军事行动打通两个根据地的联系。遵照这一指示，冀鲁边军区一共发功了三次大规模的南下进军。首次是1941年2月19日，我十六团团长陈德率部执行“打通”任务，进军到德平孔家镇、徐家一带，遭日伪步骑兵3000余众，汽车50辆、坦克3辆的重兵截击，我军苦战10小时，黄昏突围，第一次“打通”失利；3月初，政委周贯五亲率十六团执行第二次“打通”任务，在商河城东南、徙骇河北岸之贾桥、武集、三复社、兴隆镇一带，遭遇日伪万余人的大军堵截，我军被迫应战，激战数日，炮声远及数十里，我军消耗甚大，第二次“打通”仍未成功。

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团的一营、三营执行第三次“打通”任务。虽然已有两次南进失利的挫折，但杨忠无惧无畏，于7月20日率部出发，沿途大造抗战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帮助群众生产，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消灭了一些零星的敌人，我军所到之处都深得群众的拥护。沿途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反映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人民军队。

9月3日，我军深入敌人腹地，进驻到惠民境内徒骇河畔的夹河一带，杨忠、龙书金与政治部机关、一营驻在夹河村；团政委曾旭清带三营驻在陈、牛等村庄。在沿途进军中，杨忠通过电台不断向周贯五政委、黄骅副旅长报告，周、黄则带领部队在商河的龙桑寺活动，以策应第三次“打通”。

这时，我军已挺进到惠民腹地，再前进一步，就可以经老君堂过黄河与南岸的清河军区接头了，胜利打通即可实现。日军对于我军的大胆突破十分惊恐，倘我两块根据地得以接合，这里的日寇就会受到很大威胁。因而敌人集结了中山、松井、山崎、石川、相庭、西尾等六路“讨伐队”，计2000余人，汽车5辆，迫击炮20余门，尾随我军，采取包围形势，逐步压缩包围圈，9月4日上午，突然向我军发起猛烈袭击。

9月初的天气还是很热的。早晨杨忠邀集龙书金团长和一些干部同他一边吃早饭，一边谈论着胜利进军的情况。用不了多久，“打通”的任务就可以实现了，杨忠十分高兴。饭后，杨忠招呼一些干部和他一起到徒骇河里去洗澡。不料侦察员跑来报告：发现敌人！杨忠、龙书金等同志立即返回驻地，当他们奔上徒骇河岸时，东边围上来的数百名敌人已经逼近，战斗打响了。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向村北撤退。在夹河村北道旁的一棵大树下，杨忠向正在奔走的龙书金和其他几名干部招手，要他们到身边做紧急磋商。龙书金等几名干部向他身边走去，还未来得及研究，一阵枪弹袭来，龙团长双腿负伤，杨忠立即让通信员扶他上马，并护送他往西撤退，杨忠也跨上马往西奔去，要赶到陈、牛庄去与三营的同志们汇合。陈、牛庄这边的战斗也同时打响了，曾旭清政委派通信员给杨忠送信，接着带部队撤出了村子，不幸的是，送信的通信员在途中牺牲了。杨忠赶到陈、牛庄时，部队已经撤出去了。

许多战士在豆子地里奔跑，敌人的机枪火力疯狂地封锁了我军的退路，不少同志陆续倒下去，我机枪手也牺牲了。在这紧要关头，日本友人小岛突然抢过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他原是日军的机枪射手）一阵猛扫，把敌人的火力暂时压了下去，这时许多战士冲出去了，小岛也冲出去了，但那位朝鲜友人徐文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却壮烈牺牲了。

杨忠不知我三营撤出了阵地，当他赶到村边时，见村里已住满了鬼子兵。敌人发现了我军，立即向我狂轰猛扫，杨忠一声高喊：“快走！”他一抖马缰，带着一些战士向西南冲去。冲过周家，越过李家村南口时，被埋伏在那里的鬼子机枪打下马来，他负了重伤，挣扎着向一片豆子地里爬……。下午，枪声停止了，老百姓惦记着我军的安全，李家村的李振荣、李九来等四个农民在豆子地里发现了杨忠的遗体，从他身上的遗物（一块怀表、一枚印章）辨认出殉难者就是杨司令。他们十分崇敬这位抗日的英雄，便在路边挖了一个坑，埋葬了烈士的遗骸，并筑起了一个坟头，每逢清明佳节，都要去扫墓添土。

三次“打通”的任务未能实现，但我党对于打通两块根据地的决心坚定不移，总结了历次失利的教训，改变了进军的路线，在夹河战斗后的第18天（9月22日），我十六团一营、三营改由敌人兵力薄弱的无棣县境沿海边向东南行进，辗转迂回，沿沾化以北进入利津境内，行军1863华里，经大小战斗九次，9月下旬，终于在利津东北部与清河部队会师，完成了两个地区的联接任务。

1941年10月13日，一一五师政治部发出电报，向总政报告夹河战斗情况。电文说：“二纵队到冀鲁边区，他（指杨忠，编者注）即任司令，辗转鲁北，坚持鲁北反扫荡战争，他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高度的威望，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了无数的功勋。”……

为了缅怀先烈，1946年6月，我惠、济、商三边县委、县政府，在淄角村南建立了烈士陵园，为开辟惠民等广大地区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举行了隆重安葬仪式。并为杨忠、杜杰等烈士立碑题词。在杨忠烈士的墓碑上镌以“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1946年12月20日，渤海行署决定把三边县改为“杨忠县”，以彰烈士的功绩。

（本文原载《浩气长存——党史人物、革命烈士事迹选》第二集，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改。）

朱达章烈士生平

李杰王玉林潘兆仲

朱达章原名熊绍琮，笔名司徒华，广西桂林市人，1913年出生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他是熊家的独生子，昵称“瑞仔”，是父母的掌上明珠。7岁，在本市就读。从小天资聪颖，加之老师的启迪和父母的熏陶，自幼就酷爱文学，开始习作诗词，抒发个人感情。

小学毕业后，考入广州智用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的新思潮开始冲击着青年朱达章，使他开阔了眼界，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32年，19岁的朱达章从智用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决心不再继续升学，要脱下长衫去做工。这时，他叔父在梧州硫酸厂当工程师，达章要求叔父介绍他到厂里当练习生。叔父劝他说：“做练习生要起早贪黑，和工友一起劳动，工资又低，你受不了那般苦。再说，咱家也不缺那几个钱。”

达章说：“我做练习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和工友一起劳作，共享甘苦，磨练意志。”

叔父听他如此说，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怕他受不了，嘱咐道：“你去可以，但每天只能劳作半天。”

达章唯恐叔父不让去，嘴上答应，心里已有主意。他到硫酸厂后，每天和工友一起劳作，拿同样的报酬。工钱到手后，他也舍不得花，送给一同干活的工友。工友们说：“熊少爷真是个好人。”

为磨练意志，广泛接触社会面，他先后到桂林印刷厂当校对，到他姐夫开的书店当店员，到学校当教员，到广西大学图书馆和广西省立图书馆当馆员。

朱达章是个肯学习的青年，到图书馆工作，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的钻研精神，刻苦学习。经过几年的刻苦自修，他在文学艺术上有了较深的造诣。他常写诗填词，借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此时的朱达章，衣冠楚楚，风华正茂。他身材高大，眼睛炯炯有神，头戴礼帽，身着西装，还常拄着一根文明棍，漫步在大街小巷，默默地观察周围的一切。然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入诗词里。他对这段生活，曾这样描述：

“我爱倒提着短棍，到朱门之下，悄悄地看人们忙乱的脚印，要从那上面体味到一些欢喜或一些悲哀，来认识每个脚印的身世。”

达章30年代的作品，洋溢着火一样的热情，有的杂文妙趣横生，屡屡被报刊采用。这位饱受古老文明哺育的青年，此时已锤炼成为一个基本成熟的、坚毅的、富有魅力的青年学者，他的作品也和他本人一样，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眼看日本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占我东北，掠我中华，达章痛心疾首，决心挽救中华民族。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父亲。父亲不愿儿子出走，说道：“古火云，父母在，不远游。目下我年过花甲，你还是不要远离家乡。”

达章说：“国家在这存亡危急之秋，我堂堂七尺男儿，不思报国，而惜身苟且，将贻笑后世。”

父亲沉思片刻说：“固然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奈我只你一个儿子，在我未见到孙子之前，你不能远离桂林。”

达章无法，只好听从父命，就和父亲达成协议：什么时候有个男孩，他就出走。于是，在父母的包办下，达章与邻居姓陆的姑娘结了婚。但是，他的情绪在日益低沉。

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员洪雪邨，以桂林日报编辑的合法身份，在桂林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从朱达章的稿件中，发现这位青年思想进步，有爱国思想，随后便和朱达章取得联系，经常和他谈思想，介绍进步书刊，讲解革命道理，使朱达章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达章要求从事革命工作。洪雪邨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于1936年春，将他介绍到党领导的桂林书社作副刊编辑工作。在这里，朱达章受到地下党员和革命同志的帮助教育，思想进步很快。他面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满腔义愤，要求亲赴疆场，杀敌救国。党组织考虑他的身世，利用他的家庭关系，让他到桂系军队做军运工作。

1936年夏，朱达章到广西第四集团军政训处任中尉服务员。由于他受党嘱托，谨慎处事，善于应酬，很得上司赏识。不久，委任他为政训处上尉宣传部主任。他在上层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分析每个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矛盾随机应变，掩护革命同志。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抗日宣传，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有时还在士兵中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些士兵热心学唱，表示要学习东北人民，抗日救国。

除此以外，他还观察社会，洞察民情，以笔作刀枪，经常写诗，抒发抗日救国之情。这些诗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传播，对团结教育士兵起了良好作用。

1937年5月，他以《无声的中国》为题，写诗纪念“五卅”惨案，原诗是：

你爱说：“无声的中国”，

中国是无声的么？

我听见了，

十二年前的东南，

有一片众口同声的吼叫：

“我们要活！”

一个人用他的鲜血，

后来他悄然去了，

他是严肃而壮烈的。

……

有天你会不说“无声的中国”，

那时候将你震的昏去了，

那一声吼叫、一声雷。

士兵们读了他的诗，问“五卅”是怎么回事，朱达章便给士兵讲述“五州”惨案的经过。士兵们听了很受感动。他们说：那些洋人跑到中国胡作非为，残杀中国人，难道我们的枪是吃素的，长官们应该领我们去干。

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抗日联军，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消息传来，朱达章写了《北风吹来的消息》一诗：

一万骑兵东来的铁蹄，

踏不死一片决心……

到如今只有用拳头，

来做个总的回答。

那天长白山头飘起黑云，

村庄里装满一片静，

一群人悄悄摸向东来的营地，

他们知道，

在背后还有数不清的同情！

“七七”事变后，朱达章写了《我们的卢沟桥》，诗的最后一段是：

保卫你，我们保卫你！

你看，抗战的呼声响彻四方了。

永定河的水年年潮，

年年的潮不比今年高；

我们的心呀，随着潮！

潮在高，心在烧——

热的心，高的潮。

保卫卢沟桥！

1937年底，朱达章到达武汉以后，以司徒华的笔名，出版了他的诗集《秦琵》。《秦琵》包括近两年的作品，内容广泛，有田园风光，桂林山水，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贫苦民众的生活。记述了他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如徘徊时期的悲观、低沉，党组织指引时的喜悦心情。还有纪念“五一”、“五卅”、“七七”等重大事件的诗篇。反映出他对新生活的追求，和对革命工作的热爱。

第二年春，朱达章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工作或学习。办事处的同志赞扬了他前段工作的成绩，说明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需要大批力量到友军部队做统战和政治工作。同时，说明他在友军部队有基础，劝他再回友军部队工作。朱达章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个人要求，接受办事处的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一七一师政治部工作。此时，他的挚友洪雪邨在该部政治部任秘书，他任政治部组织科少校科长。他积极配合洪雪邨作部队统战和政治工作，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民众抗日救国。

政治部搞集训队，训练连、排、班等下级军官，朱达章以组织科长的身份，利用讲课的机会，不时宣传马列主义，团结教育下级军官，收到良好效果。

朱达章非常注意团结教育士兵，经常和士兵一起聊天，借以了解他们的思想，开展抗日宣传，诱导他们抗日救国。士兵们见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也愿意接近他。经过一段工作，大批下级军官和士兵团结在他的周围，有些士兵以后转变了立场，参加到抗日行列。

朱达章还利用他的身份和关系，配合我党组织，在上层军官和地方士绅中作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那些不是死心塌地反对共产党的旅长、团长们和我军一起团结抗日。有些旅长、团长也很崇拜他知识渊博，朱达章利用他们的这一心理，积极做他们的工作。

一次，曹旅长请客，要他去作陪。朱达章见来宾都是地方名流，席间，便含蓄地谈论着民族灾难，把话题引向抗日救国方面来。三杯酒下肚，有些开明绅士怒斥不抗日将领，对曹旅长教育很大。宴罢，曹长旅对达章说：“少校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堪称我等师表。”

1939年春，朱达章向政治部地下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党组织经过考察，认为他虽出身非劳动家庭，但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经洪雪邨介绍，朱达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入党后，达章精神振奋，满腔热情地开展工作。政治部宣传队中，有大批来自各地的男女青年，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但是非不清，方向不明。政治部李主任是国民党员，经常向他们灌输反动思想，甚至造谣说，新四军不打日本鬼子；专门制造摩擦等等。朱达章以组织科长的合法身份，向他们进行正面教育，介绍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些男女青年，经过学习教育，看清了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他们主动向朱达章等同志靠拢，后来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经过长期锻炼，成为党的领导干部。

政治部内，以李主任为首的国民党一方，和以洪雪邨、朱达章为首的共产党一方，斗争日趋明显尖锐。那位李主任要挟师长提出辞职，洪雪邨、朱达章针锋相对，说工作进行不下去，也向政治部提出辞职。师长见事情不好处理，挽留李主任；那位李主任也只好出来挽留洪、朱。后来斗争越来越激烈，党组织担心洪雪邨暴露，遂将他调离，留下朱达章等同志，继续开展工作。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一七一师长却颠倒黑白，反诬新四军制造摩擦，亲自到政治部召开军人大会，说什么一七一师有共产党在搞乱，要查找清除。朱达章临危不惧，同其他党员，团结进步士兵和宣传队的知识分子，进行着有理有节的斗争。

随着形势的恶化，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在湖北、皖北残害新四军家属，制造罗山、榷山事件。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原局指示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迅速撤出。

年底，朱达章等共产党员和宣传队的大部分进步青年、爱国士兵，分批离开一七一师，进入淮南边区根据地。

1940年3月，边区先后成立凤阳、滁县、嘉山等六县抗日民主政府，朱达章任滁县县府秘书兼党团书记。

长期的白区工作，使朱达章思想受到压抑，不能放心大胆地开展工作。来到根据地后，心情振奋，思想开朗，如鱼得水，扑下身子大胆地开展工作。他怀着满腔热情，协助县长认真落实“三三制”。邀请本县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代表中层的开明绅士参加政权机关，并让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从而促进了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有力地推动了本县各项工作的开展。

这年秋，朱达章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任秘书，协助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作地方工作，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发展人民武装，成立民兵自卫队，开展对敌斗争。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将所属部队扩编为七个师（后加一个独立旅），原新四军江北部队编为第二师。1941年3月，朱达章任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这时，二师在地方部队和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在津浦路东路西，不断打击敌顽，挫败国民党李品仙、廖磊部的进攻摩擦，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朱达章以满腔革命热情，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他利用各种机会，给干部战士讲解周副主席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有的战士听不明白，他便从曹植的七步诗讲起，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反复讲解。他结合当时形势，要大家提高警惕，随时歼灭来犯之敌。

达章还负责二师文委会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活跃部队生活。在行军路上，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和战士走在一起，边走边谈。远谈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近谈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走完了行军路程，同时还受到教育。

1943年春，为在群众斗争中得到锻炼，经组织批准，朱达章到淮南东地区参加区委工作，深入一个乡搞调查研究。他深入实际，和乡村干部、民兵们一起打击敌人。朱达章把这次调查，详细记录在工作手册上，为以后研究民兵工作取得了第一手材料。

是年秋，朱达章进华中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朱达章受到党的审查，但他始终能够正确对待，坚信党的领导。

1944年秋，朱达章调中央华中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当时为了适应新形势，华中局抽调了几位有研究能力的领导干部，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以提供理论依据，指导斗争实践。朱达章分工研究民兵问题。对这一研究科目，他并不陌生，年前他曾到淮南东作过实地调查。这次他又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到边区群众中去，边抓民兵建设，边搞调查研究。他和边区地方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民兵自卫队，提高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一有情况，亲率民兵配合主力作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对民兵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写了一篇有关民兵工作的论文，印发各地，很有实用价值，因而受到上级表扬。

1945年春，朱达章任华中建设大学教授兼文教系副主任。他对根据地的教育曾作过若干调查，主张因地制宜，培养新时期的各类人才。这次到建大，他专心致力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建大学员，一部分来自根据地，一部分来自江苏、上海等城市。这些青年男女，热情很高，但多数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朱达章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说明战争环境物资缺乏，条件艰苦，要大家经得起考验。他在师生中大力提倡发扬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他和师生们一起节衣缩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解决一些教学设备，自搭茅屋为校舍，以树林或场园作课堂，以木板或膝盖当课桌，以笔记代课本。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保持旺盛的教学热情。

在教学方法上，朱达章本着学校统一制定的教育方针，坚持从实际出发，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并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学以致用人才。

达章处处为人师表，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谦虚待人，在师生中享有很高威信。

1946年以来，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在华中地区制造军事冲突，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机关及后勤学校等实行战略转移。这年3月份，华中建大自淮阴出发，开始北上。

时值农历2月初，春寒料峭，袭人肌肤。朱达章脱下大衣，给衣薄的同学御寒；让出马，给体弱的同学骑。休息时，他关心地问这个，问那个。有的同学脚上起了泡，他说：“不要碰破，垫些棉花。”看见跛脚的同学，就让他坐在牛车上，给他涂些松节油，安慰他很快就会好的。

一天，行军到达吴集镇时，正是大雨滂沱的黄昏。他给同学们找好住处，叫大家围着被子取暖，而他却戴着斗笠，站在村口等掉队的同学，同学们感动地说：“朱主任爱民如子。在他的关怀下，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不怕。”

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华中建大600多名师生，于1946年3月14日到达山东临沂。临沂是鲁南一座古城，地处沂蒙革命根据地腹地，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山东省府及直属机关都住在这里。因受住处限制，建大师生暂住城东25里地的田家黑墩等村庄。

4月5日，山东省政府决定，山东大学与华中建设大学合并，定名为山东大学。朱达章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教务长，并是山大管理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

两校合并后，校址在临沂城（俗称临沂山东大学），下设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四个系，专科、预科两个部，一处附属中学，共约二千人。

华东局提示朱达章，注意搞好两个团结：一是党内外的团结，特别是作好担任学校领导层的党外人士的团结；二是两个学校的团结。朱达章遵照上级指示，主动作好团结党外人士的工作。对抛头露面的事，主动让给党外领导人，而自己则埋头苦干，在群众中作过细的工作。对党外的教授，更是关怀备至，使他们有职有权。有事找他们商量，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心情舒畅，大胆地开展工作。

朱达章很注意两校师生的团结，对两校师生同等对待，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当时，少数原建大师生存有优越感，瞧不起山东人。朱达章不辞辛苦地找这些人个别谈话，帮助提高认识，加强团结，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作为校党委书记和教务长的朱达章，不仅致力于教育，为党政军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且非常关心政治时局，善于抓住各种机会为党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并借此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进攻解放区，大肆搜刮民财，致使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濒于绝境，就连大学教授也难于幸免。于是，上海的大学教授们掀起了一个万人自救运动，轰动全国。朱达章得知此事后，和原建大教授李亚农、夏征农、阿英、孙冶方、贝叶、黄源、范长江、刘季平等百余人，于5月3日致电上海各校教授联合会，同情他们的万人自救运动，对摧残教育、不顾教授死活的国民党当局，表示严正抗议，并欢迎他们来华东解放区讲学。这一行动，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团结上层爱国知识分子，起了良好作用。事后，京沪地区一些教授和青年学生，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解放区教学或学习。

这年的4月8日，因国民党推翻了政协协议。我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坐飞机回延安，途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因飞机失事，叶挺、邓发等同机遇难。噩耗传来，朱达章悲痛欲绝。4月9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驻临沂机关、团体、部队召开的追悼大会。

陈毅军长在会上致了悼词。回校后，他协助校长在山大也召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朱达章沉痛地说：“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均为争取和平民主之中坚人物，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极大，他们的遇难，是中国人民和世界热爱和平民主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鼓足勇气，坚决执行三大协定，以补偿这个损失。”在他的教育下，同学们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悼念殉难烈士。

学校决定在“五四”这个光辉的节日召开大会，庆祝本科开学典礼，并庆祝华中建设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并。为此，朱达章协助校长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在与会师生雷鸣般的掌声中，陈毅军长讲了话。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山东大学的教育方针。接着，他指出：山东大学的前途是光明的，无可限量的。同时，他还结合当时的形势谈到人生观和立场态度问题。

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等也相继讲了话，强调发扬“五四”精神，加强两校师生的团结，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栋梁。

陈毅等同志的讲话对朱达章启发很大。他认为：40年代在解放区办大学，是个新生事物，没有前车可鉴，一切靠摸索前进。他抓住讲话要点，结合学校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党内，朱达章召开了各系、部辅导员会议，要求各总支、支部把陈军长的讲话作为近期党的活动内容。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以身作则，团结友爱，发奋工作和学习，遵守校规，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

接着，他乘陈毅讲话的东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立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和校长及教授们反复研究，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在上政治课时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新生事物，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自觉性，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参照陈军长的讲话精神，朱达章同各系主任、教授、教务科立即修订本科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除继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重点加强专业理论教学，增设基础理论课程，为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打下好的基础。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广大学生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学习态度普遍端正，加之课程内容充实，教学方法得当，学校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因此同学们热情高涨，勤奋探索，出现了刻苦砥砺，勇于向上的学习空气。所有这一切都渗透着朱达章的心血。

朱达章在从事新民主主义教育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经验，他把课堂教学、课外教育、劳动锻炼融为一体。通过这些活动，使同学们在政治上受到启迪，思想上受到教育，身体上受到锻炼，学到了专门知识，增长了才干，奠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基础。朱达章为培养新型的建设人才，为发展繁荣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我中原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7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提出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口号。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山东大学于7日在驻地莒南县汀水镇外大树林中，隆重举行纪念“七七”反内战大会。朱达章在会上作了长达六小时的报告。

朱达章的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报告，使同学们深受教育，青年们的革命激情被鼓动起来了，他们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最后，全校师生一致通过了反内战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退一切进攻解放区的部队；彻底履行三大协定和四项宣言；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军事援助，立即撤退一切驻华美军。

国民党反动派在调兵遣将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同时，派遣大批特务，暗杀有影响的进步人士，7月22日晚，国民党特务在临沂县册山区后村（省府驻地）对朱达章下了毒手。

朱达章牺牲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省参议会、省政府发出唁函，省府和山大分别召开追悼大会。山大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拿起武器，奔赴战场，为朱达章报仇。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魏克仁烈士传略

李子瑞徐振田

斗转星移，沧桑变迁，巍巍青山常在；岁月飞逝，事虽已往，记忆永刻心头。

那是1946年1月15日，乌云笼罩鲁西南大地，菏泽南华广场一片悲氛，人们臂戴黑纱，垂首静默，含泪痛悼我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魏克仁同志。

在隆重的追悼大会上，冀鲁豫边区党委副书记张玺致悼词；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讲话，对魏克仁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魏克仁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忘我工作，英勇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寻真理青春似火

党哺育斗志弥坚

魏克仁，原名魏十篇，1911年生于河北省唐县东建阳村一个小康之家。他7岁入私塾，不久，到邻村西建阳上小学。12岁又到拔茄村读高小。1925年高小毕业后，抱着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考入保定市育德中学。该校创建于民国初年，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1年马列主义就开始在保定传播。是年，育德中学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会”和“书报贩卖部”，秘密出售进步书刊，新文化思想十分活跃。

魏克仁一踏进育德中学，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他向往革命，追求真理，尤爱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新青年》、《工人周刊》、《向导》等。他总是手不释卷，反复研读，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1925年，帝国主义分子制造了“五卅惨案”，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各界先后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活动，各地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高潮。河北保定亦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魏克仁仇恨满腔，愤然走出校门，加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他高呼口号，大声宣讲，揭露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发誓讨还血债！

革命的风暴，战斗的洗礼，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

魏克仁喜欢接近进步学生，和同班同学、共产党员习从真、刘连元，志同道合，结为好友，经常彼此交流思想探求真理，共同搜集进步书刊千余册，在宿舍办起了小图书馆，供本校和外校进步师生借阅。这些书刊不仅是进步师生的精神食粮，而且也为保定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保定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育德中学进步师生惨遭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

面对鲜血与屠刀，年仅16岁的魏克仁，毫不动摇，斗志弥坚，在党的教育下使他爱憎分明，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经受了险恶环境的严峻考验。1927年夏季，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之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魏克仁天禀聪颖，品学兼优，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他不怕吃苦，工作带头，严以律己，尊师爱友，在师生中颇有威信，成为党的骨干分子，不久，又担任了校党支部书记。

他任支部书记后，便着手从三个方面迅速开展工作：一是医治组织创伤，恢复党团生活；二是开辟思想阵地，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三是团结进步师生，发展党团组织。

保定“石家花园”惨案后，保定市委农运干部刘墨精（唐县人）被反动派诱捕，农运遭到破坏。魏克仁为之十分痛心，他深知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因而，他怀着组织农民，恢复农运的决心，于1927年寒假，回到唐县家乡——东建阳村。

假期里，他广泛接触农民朋友，体察民间疾苦，倾听穷苦人的呼声，并采用啦家常的方式讲述革命道理。经过魏克仁的一番组织发动，东建阳村一带的农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斗争情绪高涨起来，农运组织相继恢复。随之，魏克仁又把本村七个农民积极分子发展为共产党员，建立了唐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在东建阳村小学建立了少先队组织。

1928年上半年，保定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同年6月，经顺直省委批准建立保定市委，一二师学生，共产党员侯喜全任书记，魏克仁担任组织委员。9月间，侯喜全不幸被捕，魏克仁接任市委书记。身处险境，他非常镇定、勇敢而又谨慎地展开对敌斗争，先后到冀中地区的博野、蠡县等地30多个党支部检查、指导工作。并多次通过组织关系将党的文件和宣传品秘密送到满城、完县等地的乡村小学，为保定地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魏克仁为鼓舞同学们的革命斗志，打击顽固派的反动气焰，他和习生连，发动进步同学贴出了揭露学校当局贪污徇私，迫害学生的布告。这一“爆炸性”事件在校内引起很大震动，使得顽固派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唯恐事态扩大，引起学潮，只得提前放了暑假。

魏克仁中学毕业后，毅然放弃考大学的机会，请求顺直省委给他分配工作，不久便负起顺直省委和天津市的地下交通重任。后又调到直豫特委继续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党的需要就是革命者的志愿，魏克仁同志决心再厉斗志，高扬征帆……

忧民生奋战腐恶

播火种沥胆披肝

1930年初，春寒料峭，杨柳枝头却已绽出新绿，魏克仁受直豫特委派遣，步入豫北大地，在浚县赵岗村完小任校长兼六年级班主任。

不久，经直豫特委批准，以赵岗为中心，建立了中共奇（淇）训（浚）区委，魏克仁任书记，马五江、齐彭育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这是奇训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

奇训区委建立后，首先在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罪恶统治的宣传活动，秘密发展党、团组织，建立革命群众团体。魏克仁以学校为阵地，进一步开展工作，积极带领教师，选编教材，认真备课，改进教法，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深得学生的拥护和家长的赞扬。

为撒播革命火种，魏克仁废寝忘食，披肝沥胆，通过授课，讲故事，教唱歌曲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把自编的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学生，这些讲义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编得通俗生动，很有教育意义，如：

地主老财心肠狠，

敲骨汲髓害穷人；

可恨万恶资本家，

工人血汗全归他；

帝国主义行霸道，

弱小民族受欺压。

高楼大厦富人住，

可把穷人都苦煞。

劳苦大众团结起，

紧握枪杆打倒它！

这些词句，尖锐泼辣，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抨击了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大大启发了学生们的阶级觉悟。

有一次，魏克仁在野外给学生讲完故事后，问道：“你们村里那些有钱有势的地主，住楼房，吃好的，雇长工，放大帐，剥削人，合理不合理？”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合理！”“不合理怎么办？”有的学生抢先回答：“不给他当长工！”也有的握紧小拳头，愤愤地说：“打倒他！”

通过宣传活动，在校学生、大地主刘成勋的女儿刘慧芬也受到深刻教育，她曾写了一篇《改造父业》的日记，批判自己家庭的罪恶。随着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并建立了少先队。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赵岗学校又办起了平民夜校，吸收贫雇农青年到校学习。夜校自编识字课本和政治讲义，免费发给学员。魏克仁、马五江、齐彭育分别担任夜校教师，每晚教学两个小时。通过讲国内外大事和现实阶级斗争的具体事实，抨击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揭露地主、资本家反动腐朽的本质，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指出工农团结起来，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以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魏克仁讲课，语言简洁，论述精辟，形式灵活，感情真挚，能深深打动学员的心。学员们说：“魏校长最了解农民的苦与恨。灯不拨不亮，听了他讲的课，俺心里亮堂了。”因而，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五六十人。

在办好夜校的基础上，通过骨干分子的积极工作，很快把赵岗附近的杨马湖、李屯、卫集等十余个村庄的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秘密建立了七个农民协会，并且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为了扩大宣传，魏克仁、马五江等经常带学生趁夜间到香菜、交卸、草店等村活动，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有时还把打倒恶霸地主刘成勋、刘全仁的标语贴到他们的大门上。

1930年冬，魏克仁、马五江、齐彭育等同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赵岗村大地主刘成勋、刘全仁的注意，他们每天派人到学校监视。12月间的一天，刘成勋、刘全仁带着全副武装的家丁，突然闯进学校，高喊着“打倒魏、马、齐，学校改规矩”的反动口号，对进步师生进行恫吓。校董王存善仗义执言，对刘成勋说：“你们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魏校长他们是我请来的，即使要他们离校也要由我出面辞退。”

魏克仁为保存革命力量，确定暂时离开赵岗学校。校董王存善用马车送魏克仁、马五江、齐彭育三位老师离校，学生、学生家长和贫苦农民上百人含着眼泪为他们送行。有几名六年级的学生紧紧握住三位老师的手说：“您不能走啊！我们确实离不开您……”克仁眼含热泪，抚摸着孩子们的头，深情地说：“好孩子，不要难过，我们还会回来的。以后，你们更要好好地学习，长大多为受苦人办好事……”

魏、马、齐三人虽然离开了赵岗，但撒下的革命种子，却已生根、发芽，迎着革命的暴风雨，茁壮成长。

为革命南京请愿

斥国贼北平系监

魏克仁从赵岗到达保定，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后来完县和保定小白城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后，魏克仁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遂于1931年1月被派往北平。同年9月，他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不久，担任校党支部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我东北三省，国民党坚持卖国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平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魏克仁在北大积极参加反帝运动，并在校内积极发展党员，使北大党支部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是年11月，北大反帝大同盟组织了“非常学生会”，提出南下示威请愿的口号，各大、中学纷纷响应。在中共北平市委直接领导下，魏克仁挺身而出，率领北大学生参加了由3000多人组成的南下请愿团。

为民族的解放，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到达南京，同上海学生组成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很快，各游行队伍潮水般涌至国民党总统府门前，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实现全民族大联合，武装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

在南京示威请愿的日日夜夜里，魏克仁食不甘味，寝不成寐，家仇国恨总在炽燃着他的心。他置个人危难于不顾，奔走呼号；控诉日寇侵华的血腥罪行，捧献出他为民请缨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

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坚持卖国立场，蹂躏民心，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将示威学生押回北平。为洗雪国耻，收复失地，魏克仁不惜肝脑涂地，他继续组织学生集会游行，向各阶层报告南下经过，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

1932年初，魏克仁带领部分学生在什刹海举行爱国集会，他挥动拳头，控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罪恶阴谋，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抗战，镇压爱国力量，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侵略者的卖国行径。就在他慷慨陈词时，不料被荷枪实弹的军警逮捕，并被押送到帽儿胡同北平侦缉队。

在审讯中，他言词激烈，怒斥国贼，指出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必定要胜利，而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卖身投靠敌人的汉奸走狗，是绝无好下场的。他多次遭受肉体折磨，手指被打断，但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他被加上“宣传邪说”的罪名投进监狱。

1933年夏，日寇进逼长城，北平危急，国民党党棍、特务纷纷南逃，蒋介石的宪兵三团也撤离北平。就在这混乱之中，魏克仁才获得了自由。

之后，他带着满身伤痕，忍饥受饿，四处奔走，寻找党组织，但一时又接不上关系。他欲回故里，又手无分文，迫不得已爬上火车，却被路警打了下来。他只得徒步千里，历尽艰辛，回到了老家。

魏克仁的家庭已不是先前那个样子了。他被捕后，父母为赎出儿子，变卖了大部家产，结果未能如愿。为此母亲在贫困和忧思中去世，家中只剩下年老多病的父亲，住在一间破草房里，过着凄凉贫苦的生活。

然而，凄惨的境遇，丝毫动摇不了魏克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信念。他二次进北大，与北大学生于子元、王振鸿等组织30多名失去党、团关系的学生成立了“生社”，宣传抗日救国，扩大进步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1935年11月，魏克仁加入了民先组织，并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

翌年，他大学毕业后，仍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遂经介绍，到定县参加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同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向封建卫道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建民军功绩卓著

彪青史光辉十篇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侵略者长驱直入，华北沦陷，上海、南京接连失守，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

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萌梧伪装抗日，组织河北民军。我党为争取张荫梧共同抗日，选派温建公、闻允志、魏克仁等一批优秀干部到民军工作，闻允志任民军太行军区民训处主任，魏克仁负责组训工作，并担任民军安阳和林县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发动青年参军参战，开展救亡运动，许多青年在工作团的教育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翌年春，朱程带领民军十一团到达河北，魏克仁出任山西省陵川县县长。6月，朱程率部于冀西脱离张荫梧部，将队伍拉到山西襄垣。8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改编为“华北抗日民军”。不久，魏克仁又回到民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科长，和朱程、闻允志共同巩固和发展了这支革命武装。

1940年2月，华北抗日民军编入我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序列，改称“民一旅”。4月，该旅随纵队由太行挺进至冀鲁豫平原后，为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魏克仁任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第一军分区改为第五军分区，魏克仁仍任副主任。他积极协助朱程、闻允志、魏明伦在敌占区开展工作，为建立冀鲁至太行区的地下交通线，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开辟以内黄、滑县、濮阳为中心的沙区抗日根据地，他参加大小战斗50余次。在历次战斗中，他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行军途中和前沿阵地上，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魏克仁对工作尽职尽责。部队的许多文件、报告、讲话稿及重要函电，不少是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部主管的统战工作和对伪军的瓦解工作以及军政、军民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他都亲自布置、检查、督促。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工作，使他日见憔悴，患了严重肺病，他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热情乐观，对革命充满胜利信心，深受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

1942年12月，冀中南下支队和冀鲁豫军区第五、六两分区合并，组建第四军分区后，魏克仁任敌军工作科长兼沙区办事处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分区敌工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4年春，克仁到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在两次过平汉路和反扫荡中，他虽患有肺病，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行军作战。在学习中，他严格检查自己，认真回顾自参加革命以来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945年4、5月间，原西北军冯玉祥旧部魏风楼，在豫东西华县率部起义，改编为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魏风楼任司令员，军区党委派魏克仁到豫东纵队任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和魏风楼一起，将部队带到濮阳县的白仓整训。整军中，他做了大量工作，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整治机关及政治工作制度，进一步加强了部队建设，为豫东纵队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他同魏风楼一起赴太行将部队整顿情况向冀鲁豫军区作了汇报，并听取了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领导同志的指示。

1946年初，部队要由濮阳向菏泽前线转移，这时，魏克仁同志正处病中，领导和同志们一再劝他留后方医治，但他坚持和部队同行。当其率纵队直属机关和二团正向山东省东明县进军时，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急送菏泽医院抢救，但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光荣牺牲。

噩耗传出，冀鲁豫军区广大指战员和鲁西南人民十分悲痛，痛惜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儿子，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戮力同心，奋勇杀敌，誓夺人民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

魏克仁同志一生唯战斗，鞠躬尽瘁为人民。他忠诚坚贞，功绩卓著，名彪青史，光照千秋！

辛冠吾烈士传略

牟平县党史征委会

辛冠吾同志，名可汉，字冠五，后改冠吾。1908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莱山镇金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从小学习刻苦，好学上进。1931年考入牟平师范讲习所。在上学期间，他目睹了官府的腐败无能和社会的愚昧落后，立志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刻苦研读进步书籍，努力寻求救国之道。毕业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踏上了教育岗位。

辛冠吾起初任教于牟平县立一小。一小是牟平县人才萃集的地方，他以其卓越的才能，很快就在教育界崭露头角。1932年，他任系山小学校长，力主改进教学方法，废除体罚，深受师生爱戴，并得到教育局长于镇西的赏识，1933年被任命为教育局视导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辛冠吾怀着极大的热情，借查学之便，四处奔走，抨击社会的黑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1934年春，经王甫同志介绍，辛冠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牟福边党委成立后，王甫任书记，辛冠吾任宣传委员。1935年，辛冠吾受组织委派，以教学为掩护到福山珠玑村开展工作。这期间，他创办了《新路》刊物，宣传革命主张；在教员中发展党员，成立支部，撒下了革命的种子。1936年，因组织暴露，他被迫离开珠玑村，到牟平上庄小学任教，负责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并继续办《新路》。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略中国。1938年春，日寇侵占烟台。辛冠吾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烧。“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于1938年秋，冲破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和阻挠，到达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辛冠吾到蓬、黄、掖根据地以后，起初任职于北海公署，1939年转至蓬、黄战区指挥部，历任班长、中队指导员、北海独立营教导员、特务大队政委、团宣传科长、支队敌工科长等职。1943年调东海军分区任敌工股长。

敌工政策性、保密性很强，加之东海军分区敌工部门刚刚建立，既缺少干部，又没有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困难极大。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作风严谨扎实，办事一丝不苟。对于本区一些敌伪骨干分子的姓名、籍贯、性格、爱好、主要罪行以至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他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各县来的敌工人员，互相不能会面，他就一一单独接见，分别进行指导。在他的领导下，东海地区的敌工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44年秋，我军向敌人发动了强大的秋季攻势。8月24日，在攻克牟平重镇水道据点的战斗中，辛冠吾通过喊话，使驻水道西山据点中的伪军一个中队缴械投降。

11月6日，东海军分区接到报告，威海刘公岛伪军600余人，在教官郑道济率领下反正，在双岛港登陆时，被我地方武装阻挡于双林前村，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形势紧张。辛冠吾奉命赶到双林前村，立即同他们举行会谈。见到郑道济的代表连城后，辛冠吾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在刘公岛杀死日军、汉奸，我们深为钦佩，请问今后有何打算？”连城答道：“我们出来是为了抗日，欲向贵军借道。”辛冠吾微微一笑说：“抗日这是件大好事。现在，胶东也和全国一样，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胶东抗日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而所谓国民党领导的正统军队，有的早已溃不成军，有的已和敌伪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道’我军可以借，只怕你们无处可走。如果真正要抗日，只有参加八路军这一条路。”辛冠吾诚恳的态度，透辟的分析，使连城深为折服。经过磋商，双方达成协议：这支部队保留原编制，开赴根据地整训。不久被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就这样，辛冠吾依靠党的崇高声望和正确的政策，引导这支举棋不定的队伍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辛冠吾见劝降已无可能，机智地返回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见到他非常高兴，并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武力解放平度城。1945年9月8日，我军向平度城发起总攻，全歼守敌6000余人。王铁相被俘后见到辛冠吾，他喃喃地说：“悔不听你的良言相劝，才弄得今天头破血流。”辛冠吾不无嘲笑地回答：“这就叫自作自受！”

辛冠吾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不管调到哪里，他都愉快地接受组织分配，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的身体较弱，为了工作，他总是白天东奔西走，黑夜埋首案头。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和娱乐，他却说：“我何尝不想娱乐和休息，只是工作忙，不允许。”1944年秋对敌开展攻势期间，他从牟平跑到荣成，又从荣成跑到威海，往返奔波，有半个多月没有睡过安稳觉。以致咽喉发炎，说不出话来，他仍然不肯休息。1946年2月召开联络会议时，他头痛病很重，就用冷毛巾包着头，一直坚持开完会。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同志们深受感动。

辛冠吾在生活上克己奉公，一尘不染，对自己要求很严。早在他担任“互济会”领导成员时，就节衣缩食，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用做组织活动经费。到东海后，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而敌工部门由于工作的需要，经费比较充裕。但他严以律己，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工作上，从来不沾公家一点便宜。按规定辛冠吾应吃中灶，但他很少单独开饭，瞥卫员每次把饭打回来，他总是抢着吃粗粮，最后把馒头掰开，和同志们分着吃。有个青年干部要到敌后去，辛冠吾担心他在敌后穿着太寒酸，不易隐蔽活动，就把自己的毛衣送给他。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摘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并积极准备发动内战。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双方同时发布了停战令，并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指挥部。“军调部”二十一小组高密小组，负责调处胶东国共两党的矛盾。三方代表是：国民党的黄靖（正）、李先良（副），共产党的武可久上校（正）、辛冠吾中校（副），美方的逖克（正）、摩尔（副）。从此，辛冠吾为国内和平事业，朝夕奔波在胶济线上。唇枪舌剑，与美蒋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5月10日，三方首席代表飞往北平汇报，军调事宜由三方副代表负责。辛冠吾在参加的第一轮会谈中，就遇到了美蒋方面代表的严重挑衅。会谈开始时，照例由美方代表从中介绍。摩尔介绍说：“这位是国民党代表李先良将军”，“这位是共产党代表辛冠吾中校。”当辛冠吾与李先良礼节性地握了手后，摩尔又介绍说：“这位是国民党代表赵保原师长。”赵保原戎装笔挺，抢先一步，向辛冠吾伸出了手，但他得到的是辛冠吾的冷遇。

赵保原是什么人？他是胶东最大的汉奸，欠下了胶东人民累累的血债。1945年他的老巢被我军一举捣毁狼狈逃窜，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暂编十二师的师长。美蒋两方竟然把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塞到谈判桌上，真是荒唐之极。

摩尔本以为辛冠吾只不过是一个书生，不会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岂知第一个回合就吃了败仗。在以后的谈判中，辛冠吾又以他坚定的立场，锐利的言词，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美蒋的阴谋，维护了我党的严正立场。但是，那个被驱逐出谈判会场的赵保原则对辛冠吾恨之入骨，阴谋对辛冠吾下毒手。

1946年5月20日，天色阴晦，辛冠吾由高密乘火车返部述职，路经蔡家庄赵保原驻地时被卑鄙地绑架了。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英勇地就义在敌人的屠刀下。

1946年9月10日，胶东军民万余人，在莱阳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辛冠吾烈士，大会号召全体军民努力学习辛冠吾烈士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继承他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辛冠吾烈士永垂不朽！

（原载《胶东英烈颂》第一辑，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修改）

苍山暴动的领导者

——刘芝言郭云舫烈士合传

1933年7月6日，山东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农民运动——苍山暴动爆发了。它犹如在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现的一道闪电，照亮了鲁南的天空，又如晴空中的一声霹雳，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安，同时，也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人们……

我们纪念“苍山暴动”，也怀念在暴动中英勇牺牲的暴动战士，更怀念暴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刘芝言、郭云舫烈士……

刘芝言，名汾，原名刘兆逊，1906年出生于郯城县马头镇一个市民家庭。高小毕业后，在当地求是小学校长于霭辰资助下，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在学校里，刘芝言很爱读鲁迅的《阿Q正传》、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刊，也常和一些有爱国思想的人接触，思想进步。1926年冬，刘芝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初，奉党的指示回到郯城马头镇从事革命活动。

刘芝言回家乡后，秘密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通过和贫苦人谈心交朋友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即使在和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工作。1929年春刘芝言受聘到求是小学任教员。此后，便以教学为掩护，组织“读书会”，发动罢课请愿、争取为教师增加工资等斗争，在教师、学生中培养了部分积极分子，并介绍本校教师刘谐和入党。不久，他又通过于霭辰的关系将孙善师调到郯城三小（原求是小学）教书。力量壮大了，于是在同年冬天，成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刘芝言任书记，刘谐和任副书记，孙善师为组织委员。支部成立后，更加积极展开工作，先后发展了三小校长宋幼准、教员马叙卿、刘芝言的胞妹刘念喜，及学生王居濯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支部又把工作重点及时地转向农村，在农村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后叛变）来到临沂的付庄、杨官庄一带，以教学为掩护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临沂特别支部。刘芝言曾与他取得联系。1932年夏初宋鸣时被调走，临郯地区的工作主要由刘芝言负责。同年“五一”节后，刘芝言又与苏鲁边徐海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接上了关系，并由唐东华主持，于6月初组建了中共临郯县委，刘芝言任书记，孙善师、刘谐和任委员。按照唐东华传达的“迅速组织暴动，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指示，刘芝言等决定在郯城四哨组织暴动。但在北哨朱次彭家召开秘密会议之际，因怀疑朱次彭叛变而中止了四哨暴动计划的实施。

不久，又决定在樊家埝举行暴动。7月1日，孙善师、胡维鲁二人前往三捷庄组织武装力量，中途在一饭店吃饭。饭后拿出一元钱，未待店主找回余钱即匆匆离去，引起店主的怀疑并当即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孙、胡二人遭逮捕。不久唐东华也暴露被捕。樊家埝暴动遂告夭折。

刘芝言虽未被捕，但因行踪暴露也遭敌人通缉。在这险恶形势下，刘芝言遂转移到公路以北，化名张新铭，以作小商人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以后经赵叙五的介绍，到白山小学任教员，并在西大埠建立了掩护点。他总结了路南工作失败的教训，深入下层，着重组织农民，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他亲自撰稿、誊写、刻蜡板、油印、装订、分发，经常工作到深夜。寒冬天气屋里没有炉火，手脚都冻僵了，他仍然坚持不懈。就这样，由于他不辞劳苦的努力，党的组织发展较快，有数十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在不少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郭云舫，系山西省永济县人，1909年生。少年时随父亲在北平读书。其父郭夫臣，在北洋军阀某部任团长，具有革命思想，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欲举事，不料失密遇害。当时郭云舫年仅14岁。为报父仇，只身闯入军营行刺军阀某师长，可惜投弹未中，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后，曾投往潼关红军马司令的部队，后该部被匪军包围，他又被捕，其岳父李兴帮设法把他救出。恐再有失，遂于1929年辗转来到山东临沂七区埠子村（今属苍山县）。

初来乍到一个新地方，人地两生，生活相当艰难。后经友人介绍，郭云舫先后在文峰、夏家庄、西町、卞庄、尚岩等小学当教员。他性情刚正直爽，敢说敢为。费县南马庄有个恶霸地主王玉春，出入官府衙门，仗势欺压人民，深为群众所痛恨，郭云舫了解此情后，决心为人民除此一害。一天夜里，郭云舫以取药为名叫开王门，持手枪闯了进去，将王玉春击毙，自己越墙逃走。群众闻之，无不拍手称快。以后经人介绍他与刘芝言结识。在刘的帮助下，经过斗争的实践，他更加懂得了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整个旧世界，人民才能扬眉吐气，过上好日子。1931年，经刘芝言介绍，郭云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云舫入党后，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党的革命工作中，时刻想着党的利益和党交给的任务。他常对一些革命青年说：“干革命，就是砍了头也光荣。这里要逮，那里要捕，都不足怕，怕了还能于革命吗？”

由于刘芝言、郭云舫等人广泛深入地宣传，热情积极地工作，苍山地区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党领导的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有了普遍的发展，群众的阶级觉悟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要想有田种，有粮吃，必须起来干革命。

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使敌人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苇村，为了加强对鲁南地区的控制，计划在位于临郯费峄四县边界的柞城村修建一座新县城。1933年春天，国民党政府为了实施其筑城计划，不断地抓丁派款，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群众怨声载道。

刘芝言、郭云舫等人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暴动。适逢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到临郯县委检查工作。这时，沂水县利用大刀会组织的暴动已经起来。刘芝言向张恩堂汇报了临郯县委的工作情况，提出在苍山一带发动农民暴动，以配合声援沂水起义。张恩堂批准了暴动计划。于是在农历四月间，刘芝言、郭云舫在尚岩小学主持召开了临郯邳群众代表会议，与会者10余人。会议研究部署了暴动事宜，决定于农历后5月18日（公历7月10日）举事。会议并详细研究了农民暴动“十大纲领”，搞枪的办法及政策、策略等。为了统一公路南北的行动，郭云舫又亲自到邳县孟家楼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对暴动的路线、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就在大家怀着兴奋又紧张的心情准备暴动的时候，不料7月2日，公路南沂武河区赵家楼的一名队员因言行不慎，被地主武装捕去。该村暴动队负责人凌云志为防止泄密，率领队员去营救。不但未能夺回人来，反倒暴露了目标。为先发制人，凌云志只好率暴动队伍提前行动，带领100多人收缴了赵家楼、滩头等村地主武装的40余支枪，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沂武河区先行举事，迫使整个暴动计划提前实施。夜长梦多，事不宜迟，7月5日（农历后5月13日）晚上，刘芝言、郭云舫在小陵赵叙五家中召开路北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决定暴动提前4天，即翌日晨举行。暴动中的具体问题，诸如夺取武器、打土豪分田地等都作了详细安排，同时决定，暴动队伍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刘芝言任政委，郭云舫为司令员。一切安排就绪。

7月6日（农历后5月14日）早晨，刘芝言和郭云舫、刘文漪、杨冠五等人集合了苍山东部参加暴动的30多人，占领了苍山大围子地主刘家大院，设立了司令部。然后到达苍山顶峰，树起了红旗，吹响了军号。苍山周围的贫雇农看见红旗，听见号声，好像看到了希望，见到了光明，人人振奋。

留在苍山大围子里的姜保恩、崔大齿、马士奎等同志听见山上的号音，立即奔向恶霸地主刘三的大院去取枪支。刘三父子是暴动前确定的镇压对象。刘三兄弟七个，群众称之为“七只虎”。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姜保恩拿枪时，刘三上来抢夺，被姜保恩一枪击毙。刘三的父亲见儿子死了，像疯了一样上来夺枪，姜保恩又扣动扳机，老地主也应声倒地。刘三父子既死，公审大会就难开了。刘芝言当机立断，马上在大围子村西头的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刘芝言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国民党说我们共产党是青脸红发、巨口獠牙的妖怪，今天大家看看吧，我们就是共产党。现在我们拉起队伍来了，要推翻国民党政府，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父老乡亲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因为现在的社会太不公平。世上人吃的、用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工人，农民创造的呢？但是创造财富的人却用不上。这些财富哪里去啦？入了资本家的库，填了地主老财的仓。财主就是喝了穷人的血才富起来的。”

但会场上很静，刘芝言的讲话句句打动人心：“今天这个会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会，是天翻地覆的大会。从今以后，有钱人讲的那些歪理，统统要翻过来。比如过去是‘种谁的地服谁的管’，以后就要实行‘谁种地归谁管’；从前是‘不种麦的吃白面’，以后就要‘谁种麦谁吃面，不劳动的不能吃饭’；以前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以后就要变成‘天下衙门工农坐，王子犯法不饶过’了。”

刘芝言的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处处打动穷苦人的心，说出了他们埋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大家听了刘芝言的话，心里就像点燃了一盏灯，顿时亮堂了起来。广场上群情激愤，不少人摩拳擦掌，表示要参加暴动队。接着郭云舫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刘三父子的罪状，说明了处决他俩的原因，同时宣传了党的政策。会场上响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下午，由郭云舫宣布了队伍编制和负责人名单。他说：“从今以后大家就是红军了。我们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下设两个大队。公路南编为一个大队，由张鲁峰和凌云志同志分任正副大队长。公路北编为一个大队，田英同志任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刘文漪同志任大队军事指挥兼第四中队长，姜保恩同志为第二中队长，马瑞图同志为第三中队长。”另外，郭云舫还交待了当前军事训练的中心内容是要学会使用武器等。刘芝言还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此时的苍山，仿佛换了一个新的天地。贫苦农民分到了钱粮，分到了土地。他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同声高呼：“现在是咱们的天下了！”

苍山暴动，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与反动地主阶级的统治。7月8日中午，联庄会的地主头头们，带着各自的武装联合在一起，兵分两路包围了苍山，并向大围子村进攻。有一股敌人曾一度攻进围子，但在暴动队员们英勇地抗击下，很快就被打退了回去。

7月9日晨，阴云密布，天气很热。派出去与其他暴动队联络的人都还没回来。郭云舫正在焦急间，忽听几声枪响，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反动地主们勾结国民党八十一师展书堂部和唐邦植旅联合包围了苍山。敌人先控制了苍山周围各个制高点，用机枪掩护敌兵攻击。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敌人在暴动队员的反击下暂时退了下去，但是敌众我寡，武器优劣悬殊，局势已很危险。郭云舫说：“我看失败已成定局。胜利不是用吉利话可以换来的，失败也不是咒骂的结果。我们过去就是怕说失败，这正说明我们没有胜利的把握，思想空虚！”

刘芝言激动地说：“老郭，你这几句话说出了我本来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我是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示的，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党代表说我们只要行动起来，就只有胜利没有失败？为什么要求我们地下党组织一有武装必须暴动？……既然失败已成定局，我们就要准备牺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让我们的党从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中总结经验教训吧！”接着，大家一起商量了防守措施，确定：刘芝言、杨冠五在东南角炮楼，郭云舫、姜保恩去西南角炮楼，田英、颜承志去东北炮楼，刘文漪机动指挥。

敌人在大炮机枪的掩护下，汉从围墙的缺口处冲了进来。刘文漪率领队员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郭云舫被压在了西南角的炮楼底下，幸亏有楼梁支撑，没有砸到要害处。刘芝言、杨冠五命令赶快扒土救出郭云舫。随后刘芝言到一半截围墙上察看动静，不料敌人一发炮弹打来，在他身边爆炸，刘芝言身负重伤，当即昏了过去。杨冠五下令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继续抢救郭云舫，救出后从北门突围；自己带着一部分人保护着刘芝言从西门突围。

杨冠五等人背着昏迷不醒的刘芝言冲出大围子西门，来到杨林，给刘芝言包扎好伤口，又直奔秦庄。一会儿，刘芝言渐渐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战士张星的背上，便坚持要下来自己走。他对杨冠五说：“你还记得列宁受伤不要别人挽扶的故事吗？”杨冠五说：“记得”。刘芝言就说：“我现在还能动，就让别人背着走，心里很不安的。”杨冠五无可奈何，只好动员张星把刘芝言放下，由几个人搀扶着他走。

刘芝言跑到土城子跟前的高埠上，背靠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昂然屹立。敌人追过来后，发现只有一人，便壮胆要抓活的。过了一会不见动静，走近一看，见刘芝言神态安详地微笑着，却已经牺牲了。敌人气急败坏，再去追其余队员时，暴动队员们早已消逝在茫茫黑夜中。

暴动部队司令员郭云舫，被队员们从炮楼底下救出来后，带领队员们向北门冲去。不幸未能突围，被敌逮捕。

敌人想尽办法终于弄清了郭云舫的身份，遂把他押到向方城旅部。旅长唐邦植听说俘虏了红军司令，喜出望外，亲自审问。为了从郭云舫口中了解我鲁南地下党组织的情况，首先对他施以酷刑，但郭云舫威武不属，大义凛然，坚不吐实。敌人以杀头威胁他，他坚定地回答：“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看到硬的不行，敌人又许以高官厚禄，郭云舫仍然毫不动摇。无奈，唐邦植又妄想以儿女之情打动郭云舫：“你不怕死，难道不想念自己的妻子儿女，未免太无情了吧？”郭云舫冷笑一声，反驳道：“你们如果有情，为什么杀害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和共产党人，使我们抛妻子，弃父母？你们如果有情，为什么坐视东北同胞被日寇奸淫烧杀，无动于衷，反而不准抗日呢？你们如果有情，为什么劳苦大众逃荒要饭、饿死沟壑，你们不但不给予赈济，反而还要横征暴敛？”

郭云舫慷慨激昂、义正词严，驳得唐邦植无言以对。敌人黔驴技穷，遂决定于7月20日杀害郭云舫。在去刑场的路上，郭云舫从容不迫，毫无惧色，不断地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从容就义。

苍山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刘芝言、郭云舫两位领导者，更是以他们的高尚品格和不屈的革命精神在人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他们的英名也将永远为人民所传颂。

（本文系根据原有档案材料并参照《忆沂蒙》中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文由王晓整理）

任守钧烈士传略

安琪李子瑞

任守钧，字子平，1910年出生在曹县城里南大街一个贫民家庭里。其父，在曹县城南门一家店铺当店员，靠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半饥半饱的生活。

困苦的生活，练就了任守钧顽强的性格。7岁时，勉强入学。在学校里，由于他既聪慧又勤奋，所以学习成绩十分突出。

他小学毕业后，想继续读书学习。可是，全家只靠父亲一人挣钱糊口，难以度日，只好放弃升学打算。

一天，任守钧的父母流着泪对他说：“孩子，咱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你弟妹又多，苦日子难熬呀！做爹娘的不忍心眼看着自己的亲骨肉活活饿死……咱山西孝义县老家，你堂叔任希礼是个有田产的富户，就托人带你去投靠他求个活命吧！”

任守钧泪水簌簌，望着面容枯槁的父母，抽泣着说：“爹、娘，是因咱的日子忒苦了……深知您疼爱孩儿，可又有啥法子呢？”

十几岁的任守钧，洒泪告别双亲，夹着用破布包着的两件旧衣裤，迈了上艰辛的求生之路。

任守钧的堂叔任希礼，是个为富不仁的老财，出了名的悭吝鬼。他对任守钧不是以叔侄相待，而视为佣工。任守钧这个骨瘦如柴十几岁的孩子，从早到晚忍饥受饿，却要干一般成年人也难以支撑的活，还经常遭受打骂。

1925年3月的一天，任守钧实在不堪忍受折磨，披上自己的破棉袄，逃离了任希礼的家门。任守钧孑然一身，坐在野地里恸哭一场，恨不得将满腹苦与恨马上诉给他日夜想念的爹娘。

由山西孝义至山东曹县，路途遥远。他一路上，饿了，就讨口饭吃；渴了，就喝口凉水。有时他到富人家门前讨饭，恶狗扑来，在尖厉的惨叫声中，胳膊、腿上被撕下皮肉，鲜血直流。在一个多月艰辛的归途中，由于他过度疲劳和饥饿，曾几次晕倒在荒山野岭下、道路旁。当他一瘸一颠地迈进家门时，只见他蓬发垢面，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哑着嗓子喊了声“爹、娘！”便两眼发黑，瘫倒在地。

贫寒的家境和寄人篱下遭到的非人待遇，以及逃回故里经受的磨难，使任守钧深深认识到：天下的乌鸦一般黑，穷人到哪里都要受宰割，受欺凌。他心想：“富人享乐，穷人受苦，人间为什么这样不平等？这不平等的世道何时能改变？”他开始萌发了反抗黑暗社会的思想。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在大革命浪潮的鼓舞下，任守钧振作起来，不断将北伐胜利的消息转告亲朋好友。他通过借阅进步书刊，进一步认识到，漫漫长夜将被光明所代替，并慷慨激昂地说道：劳苦大众当牛做马，被奴役，受宰割的贫穷日子不会太久，那些可憎可鄙的吸血鬼、害人虫总有一天要被彻底铲除！

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曹县城。任守钧和一些有志青年，组织群众团体，在曹县城内张贴标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对此，反动腐朽势力恨得咬牙切齿，说任守钧等青年是大逆不道，危害社会。一天，店铺老板暴着眼珠子对任守钧的父亲说道：你大儿子整天在外面胡闹，不是开会，就是演讲，还在大街上高呼打倒这个，铲除那个，非闯大祸不可，是要杀头的！如再让你儿子破坏捣乱，就辞退你。

面对威逼和恫吓，任守钧亮不畏惧地对父亲说：“爹，儿子的行为光明正大，咱什么都不怕。为受苦人鸣不平，耍打垮恶势力，必然会遭到反对和打击。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些嘴上抹着人油的富豪们要完蛋，反动的社会制度要被打个粉碎！”

任守钧通过反复思考，认识到要改造中国之社会，绝不可寄希望于国民党。作为一名有志青年，欲施展抱负，必另寻出路。

1929年下半年，任守钧到曹县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当讲演员。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孔庆嘉也在讲演所任职。他发现任守钧富有朝气，思想活跃，敢于揭露时弊。于是，就对任守钧进行引导，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讲共产党的主张，讲反抗压迫与剥削，怎样才能求得生存和自由的革命道理，并介绍一些进步书刊让他阅读。

在孔庆嘉热切、深入地肩发引导下，任守钧如置身荒漠发现绿洲和甘泉，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他激动地对孔庆嘉说：“我思考多年的问题，至今才得到解答，可谓柳暗花明天地新啊！现在，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穷人的大救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为解救劳苦大众出水火，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是年冬，经孔庆嘉的介绍，任守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开始了新的工作和战斗，并立下“要奋斗，就不怕流血牺牲”的誓言。

他以讲演作为阵地，利用讲演员的合法身份，将革命道理巧妙地糅合在讲稿内，揭露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抨击新老军阀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讲述劳苦大众必须通过斗争才能求得解放的道理。

1930年，任守钧和一些进步青年，在曹县城内集资开办了“曙光书店”。他和孔庆嘉协助书店购进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革命书籍。任守钧视这些书籍为珍贵的精神食粮和锐利的思想武器。他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而且还向群众推荐，使购书者日益增多，从而扩大了革命影响。为了加强革命理论的研究，更好地进行革命宣传，他和孔庆嘉发起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学习研究会上，会员们深入思考，各抒己见，探讨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经过学习，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

1930年夏，任守钧、孔庆嘉、郑尔拙（中共地下党员），遵照开封我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根据工作分工，任守钧仍留在曹县城内，开展青年工作；孔、郑二人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农运。任守钧积极热情，在做好所负工作的同时，还与孔、郑二人研究制订了发展武装、举行暴动的计划。他们相互勉励，加紧工作，积极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共举大事。

1931年1月18日，国民党曹县县党部以曙光书店进行“赤化”宣传的罪名，将任守钧、孔庆嘉逮捕入狱。敌人妄图从任守钧、孔庆嘉二同志身上打开缺口，搞清我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计划，消灭“赤匪”，以除“隐患”。于是，敌人对任、孔二人连续动用种种酷刑，但得到的只是“不知道”三个字。敌人黔驴技穷，遂于同年2月2日，将任守钧和孔庆嘉押往济南第一监狱。

任守钧和孔庆嘉虽身陷囹圄，但他们的革命意志坚如磐石，发出了：“献身真理，早具决心，纵刀锯斧钺加颈项，此志不移！”的铿锵誓言。国民党曹县县党部的恶棍们，必欲置革命者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联名签署报告，电请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尽快处决任、孔两人。

1931年4月5日晨，日光惨淡，湖山失色。国民党山东省反动当局，非法判处任守钧、孔庆嘉等22名党的干部以死刑。在济南纬八路刑场上，革命者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激昂悲壮的口号声中，年仅21岁的任守钧和同志们慷慨就义。

江河滔滔颂英烈，青山巍巍树忠碑。任守钧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记任子健烈士

安琪李子瑞徐振田

1931年4月5日，天低云垂，阴风凄凄，残暴的刽子手端着还在滴血的刺刀将任守钧等22名革命者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革命者们正气凛然，视死如归，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千佛山肃穆致哀，大明湖悲咽涌泪……

任守钧英勇就义的噩耗传到他的家乡，其父母悲痛欲绝，昏倒在地。父老乡亲们在呼喊、在劝说、在流泪。烈士的二弟，年仅17岁的任子健，脸色铁青，嘴唇紧闭，眼中没有泪水，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他悲愤满腔，怒火中烧。他攥紧拳头，面对双亲发出：“大哥被狼吃了，我一定为他报仇！”的誓言。

为了完成大哥的未竟之业，在学校里，他更加勤奋进取，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我同胞惨遭蹂躏和杀戮。而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阶级仇，民族恨燃烧着任子健的心。他对同学们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有志青年，必须效法民族英雄岳飞和抗倭名将戚继光，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他多次和同学们一起走出校门，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七七”事变前后，任子健任教于本县城关小学。在学校里，他团结同事，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爱民的教育，并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师生走上街头，呼吁民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1938年春，任子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党员，应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和战斗，任子健对大哥从入党到牺牲这段工作和生活进行了认真的回忆，特别是大哥那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使他钦佩，给他以力量。任子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险恶无惧，忠诚为党！”

任子健根据党的指示，在学校组织进步师生成立了“读书会”、“青年救国会”；向师生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在进步师生中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同年4月，台儿庄抗战大捷的消息传到鲁西南地区。国民党曹县政府要在城南关举行祝捷大会。任子健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振奋，逢人就讲：“中国绝不会灭亡！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一定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一连数日，他忙于祝捷会的筹备工作。又要写标语，又要带领学生到街上搞宣传，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

开会那天，曹县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师生数千人，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抗日救国的口号昂然进入会场。我八路军某部十余人，在郭洪涛、段君毅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郭洪涛、王立然分别代表八路军和青年救国会讲了话。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日。他们的讲话，得到了广大与会人员的拥护，赢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坚持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雄壮口号声，此起彼伏，抗战热情非常高涨。但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国民党童子军教官岳喜芝听了郭洪涛、王立然的讲话大为不满，先是发出一声声干咳，继而破口大骂。面对岳喜芝破坏抗战的丑恶表演，任子健义愤填膺，当即予以严词痛斥。在一片哄笑声中岳喜芝灰溜溜地滚出了会场。

祝捷大会之后，任子健在中共曹县县委的领导下，利用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激发了人们的战斗豪情和救国之志。

1939年春，任子健任中共曹县县委组织部长，他深入基层，培训骨干，对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5月，任子健调至苏鲁豫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团工作。8月，任子健调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这时，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王凤鸣等人的操纵下，在湖西进行的所谓“肃托斗争”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优秀党员和革命干部惨遭杀害。任子健面对严酷的现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斗争。当任子健受命考查单县县、区干部时，为了不冤枉同志们，他如实地向二王作了汇报，说单县没有托派，县委成员都是好同志。为此，任子健受到严厉训斥，并被戴上“托匪”帽子，责令反省检查。同时有数百名县、区干部也被视为“托匪”软禁在“训练班”里。

此时，任子健思潮翻滚，忧心忡忡，决定写信上诉。但信还未发出便被发现，结果任子健等五位同志被扣押起来。

任子健身陷囹圄，正气在胸，不管二王怎样拷问，他总是说：“单县没有托派，县委成员都是好同志！”在他的影响下，县委的同志一直是头脑清醒，态度冷静，宁肯牺牲自己，也不乱咬乱供。因此，二王虽杀机毕露，但因为还没拿到什么“供词”，便未敢轻举妄动。

正当数百名县、区干部面临着惨遭杀害的危急关头，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等同志，遵照中央的指示，于1939年11月，星夜赶到湖西地区，采取紧急措施，释放一切被捕干部，解散所谓“肃托训练班”，制止了这一错误的继续发展。

任子健被释放后，即带领县、区干部回到单县城东南辛羊区，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当时，由于“肃托”事件的发生，单县的革命形势遭到严重破坏。

面对这种局面，任子健和县委成员毫不气馁，客观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恢复组织；二、重建武装；三、夺回失地。

当时单县的辛羊区大部分村庄被国民党十一区保安司令兼第一旅旅长朱世勤匪部所侵占，我们的主力苏鲁豫支队外出执行任务，边区党委机关转移到鱼台，单县只有县委的几十个同志。在这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任子健和其他县委成员走村串户，向群众反复讲明“肃托”的错误，消除大家的疑虑。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党员、积极分子重新振作起来，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恢复，并调整充实了县、区干部，从而使单县的革命斗争形势有了初步好转。

单县原有抗日武装200多人枪，后补充到主力部队。为丁打击敌人、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任子健与县委积极筹集武器弹药，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加上机关干部近百人，对外名义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方工作团，代号是红海工作团，负责人为任子健。

此时，朱世勤匪部经常侵入我根据地，制造磨擦，杀害革命者，破坏团结抗战。为此，中共单县县委在任子健的领导下，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寸步不让，坚持斗争。一方面，派人携带苏鲁豫支队司令员彭明治的亲笔信前去朱部谈判，晓以民族大义，重申我方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并严正指出，若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专事反共反人民之勾当，是绝无好下场的。另方面，派人深入虎穴，侦察敌人的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一旦谈判不成，就随时将情况向边区党委汇报，求助于主力部队，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朱匪顽固不化，无视我方警告，自恃力量强大，继续寻衅闹事，常以“阅边”为名，出动骑兵，鸣枪放炮向我示威，扬言誓与共军比高低，公开与我对抗。

边区党委认为朱匪已毫无团结抗战的愿望和争取的可能，遂根据单县提供的可靠情况，调集苏鲁豫支队二、三大队和地方武装2500余人，于1940年3月一举全歼朱部新编第三旅刘则苓部。

这次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解除了单县抗日根据地的心腹之患，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斗志，使单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40年3月12日，在任子健的亲自主持下，单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并相继建立了终兴、曹马、杨楼等区政权，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年夏，湖西专署成立，李贞乾任专员，任子健调任专署教育科长。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繁重的工作任务，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承担。因此，大办教育、培养干部，愈显得紧迫与重要。

身为专署教育科长的任子健，深感所负责任之重大。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办好湖西地区的教育事业，他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在他和李贞乾专员的主持下，湖西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抗日小学，1941年初又创办了湖西抗日中学。

当时，办学是十分困难的，没有教室，没有桌凳，特别是课本和学习材料更是一大难题。在困难面前，任子健毫不气馁，他和教员们一起编写教材，并千方百计解决其他困难。他还经常深入到学校，询问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和教员们一起总结教学经验，安排教学内容等等。这些背包当凳、膝盖当桌、生活艰苦、于战乱中辗转迁徙的抗日学校，在任子健的关怀下，为党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942年湖西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是年冬，日寇集结伪、顽约15000余人，东起徐州，沿陇海路西至虞城，由南而北进行拉网合围，向湖西中心地区大举扫荡。

我党为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加强政权和根据地的建设，决定成立中共巨南五县工委，调任子健担任工委书记。

12月20日深夜，任子健在和李贞乾专员交谈工作。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任子健是多么舍不得啊！这里有他熟悉的人民，有他爱得深沉的土地，有他主持办起的学校，有他和同志们留下的战斗足迹……

翌日清晨，侦察员报告有敌情。当时专署仅有一个警卫连，为了保护专署机关安全转移，上级指示十团配合行动。但专署机关与十团的联系很快被敌切断。任子健和同志们迅速集合在马桥村边的场地上。

9时许，专署机关和小股部队陆续向北转移。少顷，前面出现日军。李贞乾、任子健等立即率同志们顺村后的抗日沟转移。日军很快冲至抗日沟边，我警卫连猛烈向敌开火。日军遭到狙击，吼叫着，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向我猛扑过来。一时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在激烈的战斗中，任子健、李贞乾和许多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征衣，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湖水呜咽，微山恸泣。人们揩净烈士身上的血迹，献上被泪水浸湿的朵朵白花。仇恨、泪水，汇成摧枯拉朽的怒涛，涌腾、吼啸、冲击……

当年烈士鏖战流血的地方，如今和风拂煦，勃勃生机。人们决心用勤劳的双手，把湖西大地装点得更加绚丽！

任子健烈士，安息吧！

李枚青烈士传略

戴汉萍

李枚青，原名李美庆，曾用名李梅青，1914年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今新泰市）西南关一个贫农家庭里。他9岁入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该县师范讲习所，半年后转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经济困难曾休学回家，一年后复学。李枚青追求革命真理，努力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1931年6月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2月一天清晨，李枚青来到同乡董琰租赁的新东门外连升街一号，准备参加省委党团训练班，不料被叛徒指供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委书记任作民以及李文、王云生等五人。敌人把他们押往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室，3月初又转押至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

这次敌人一共逮捕29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但李枚青的党员身份，只有几个党的负责人知道，叛徒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貌。因此，李枚青在省委书记任作民和其他负责同志的指示下，在敌人审讯时，始终未承认党员身份。他一再强调他是到济南求学的学生，到连升街一号是约同乡董琰去玩，要敌人尽快释放。在省高等法院看守所，李枚青等几个年轻人，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敌人感觉棘手，遂蓄意制造事端，妄图镇压。1934年2月12日，是旧历的腊月29，“政治犯”们都盼望过春节改善生活，敌人却故意把馍馍里掺上麸皮。李枚青等几个年轻人识破敌人的阴谋，就与敌人进行辩理，把敌人看守所长驳得理屈词穷。大家一致行动，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就不吃饭。看守所长觉得势头不对，只好下令买来锅饼换走了麸皮馍馍。

看守所长吃了闷气，伺机报复，第二天便借故动手打了向明、董琰、彭瑞林等人。李枚青和难友们在任作民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次绝食斗争。斗争坚持了四天，迫使敌人答应了“取消打骂、改善伙食”等五项合理要求，并当众宣布撤了看守所长的职务。绝食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看守所，李枚青还积极响应省委书记任作民提出的“监狱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的号召，积极参加了由任作民组织的14名学生参加的训练班，听取了华岗、向明关于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的辅导，增长了对敌斗争的才干，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1934年秋天，敌人对“济南案”犯共29人作出无理判决，李枚青被判两年半徒刑。他不服上诉于南京高等法院，秋后南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枚青遂被押入山东省第一监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很快陈兵黄河北岸，直逼济南。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抗战，派张经武等到济南开展对韩复榘第三路军的统战工作，商讨释放政治犯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等问题。于是，1937年11月初，李枚青被无条件释放，回到了家乡新泰县。

1938年5月，党中央派郭洪涛带领一批干部来到山东，并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6月，在南鲍庄，郭洪涛召集董琰、李枚青、白炎波、周星夫等人开会成立了新泰县委，李枚青任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县委根据省委指示，逐步成立了各区区委，一方面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一方面继续动员群众参加我军，争取团结了新泰几支友好的地方武装参加了四支队，发展壮大了我们的力量。

不久，我党与国民党的石友三部六十九军建立了友好关系，共产党员张友渔担任了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李枚青被六十九军政治部委任为新泰县民运指导员。另外，他还任“新泰县各界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指导员。他身兼数职，常常是废寝忘食，到处奔波，深入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团结、教育了一批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一些村庄组织了抗日自卫团、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

1938年11月，六十九军离开山东之后，新泰县动委会宣告结束。县委又着手建立独立营，李枚青任独立营政委。是年12月，泰山特委成立，新泰县独立营编入泰山特委第一大队，李枚青任大队政治处主任。

李枚青作战勇敢，机智果断。1939年6月，身为山东纵队四支队后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李枚青，带着一个连到新泰北部山区驻防。桃园村附近驻着土顽史怀仁的一支队伍，平日里扰害百姓，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李枚青亲自指挥，在自卫团的协助下，侦察了敌情，并一举歼灭了史怀仁部8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战斗胜利结束后，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李枚青，立即对群众和战士宣传开展人民战争的伟大意义，号召军队要爱护人民，只有军民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1939年11月，李枚青任一地委委员，鲁中军区第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后又任锄奸委员会委员，敌工部长等职务。

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蚕食、“清剿”和封锁，李枚青除积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发展抗日武装，卓有成效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同时，他还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取得显著成绩。

李枚青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的信念，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坚强的组织观念。

李枚青与白潮同志在战火中相识，在斗争中相爱，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1941年，在泰山区的“肃托”运动中，当时任莱芜县妇救会会长的白潮同志被打成了托派，被地委社会部逮捕审讯。这对李枚青的打击是很重的。他坚信白潮同志不是托匪，并对肃托持怀疑态度，对一些错案提出了保留意见，他因此被撤销了地委委员、锄奸委员会委员和敌工部长的职务。但是，尽管如此，在当时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李枚青还是抑制着内心的痛苦服从了地委社会部对白潮同志的处死决定。工作上，他仍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坚决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后来，山东的“肃托”受到了党中央严肃的批评，对一些错案进行平反和纠正。李枚青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坚决为蒙难的同志平反昭雪，与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

李枚青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品质高尚，忠诚无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深得群众的爱戴。虽然他长期做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也特别好。一些县、区的地方干部每逢到地委开会，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政治部转转，与李主任聊聊，听听他对时局的分析，谈谈自己的工作。如果见不到李主任，总觉得是个遗憾。

1943年8月13日，李枚青、高启云及反战同盟会员徐永进（日本人）等一行七人从莱北县委驻地出发到地委开会。在淌水过西峪河时，不料遭到敌人的伏击，李枚青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噩耗传来，干部群众闻者莫不悲痛。他们通过我党在敌人内部的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把李枚青烈士的遗体从敌人的据点内偷运出来，安葬在小酉坡村。附近村庄的干部群众，纷纷自觉地悄悄来到他的墓前，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表达对李枚青同志的爱戴之情。1963年，党和政府把李枚青烈士的遗骨迁葬到泰山脚下的烈士陵园。

李枚青烈士的英名，像泰山顶上的不老松一样，万古长青！

临沂县早期共产党员孙善师

潘兆仲

孙善师，又名孙镇国，1904年出生于临沂市（原临沂县）义堂镇桥西村，后迁至临沂城里居住。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孙德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母亲张炳姒，为人勤劳善良，性情开朗。善师自幼随父就读，18岁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他还喜欢体育、音乐，擅长绘画、作诗、编剧，堪称多才多艺。

孙善师初中毕业后，于1926年秋考取了济南省立高级中学。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开始，广大城乡革命形势发展较快。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影响和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孙善师思想进步很快，他认识到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并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年冬天，孙善师经刘芝言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他的活动，引起了济南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因而于1927年初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来通过老乡营救获释出狱，继续从事学生运动。他为了便于工作，将母亲从临沂接到济南，在天桥以东，经一路北侧，开设一家洗衣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这种形势下，孙善师受组织派遣，离开济南，回到临沂，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他是临沂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初，孙善师在临沂县二小任教，他以教师的合法身份，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不久，国民党临沂县政府将其逮捕，监押狱中。国民党县政府查不到真凭实据，只得将他交保释放。不过，他们对孙善师总是放心不下，不久，又将他逮捕。同年春，经多方营救，孙善师才被保释出狱，并被聘到郯城县立第一小学任教师。他在一小利用各种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在学生中公开教唱《国际歌》。他一边教唱，一边给学生们讲解歌词大意，使学生们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1929年秋，在郯城任教的共产党员刘芝言，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通过校长于霭辰，将孙善师调到三小。这年冬天，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正式成立，刘芝言任书记，刘谐和任副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支部建立后，他们很快在校内外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组织了“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组织，传播革命思想，团结革命力量；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农民》、《红色鲁南》等刊物，并翻印了《从一个人看新世界》等资料，作为党内读物。

孙善师善于利用各种形式，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他还经常通过讲故事，启发同学们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使他们树立为革命不怕牺牲的高尚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刘芝言、孙善师为扩大党的影响，以郯城县委的名义起草了《中共郯城县委告全县大众书》，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他们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在郯城庙会上散发传单，并把传单贴到国民党县政府和警察局门口，使反动派大为震惊。

中共鲁南第一支部还在马头镇戏楼台，召开抗日救国宣传大会，会后演出了孙善师编写的话剧一一《沈阳惨案》，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演出获得了成功，引起了共鸣，台上台下人声鼎沸，情绪激昂，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使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人心。

为了适应“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更好地加强临沂党的地下工作，孙善师来到临沂，与刘德生一起，介绍了临沂省立三乡师学生赵昭入党，并建立了三乡师党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临沂二小党支部，并在临沂三乡师和临沂五中相继建立了“反帝大同盟”、“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在此基础上，孙善师会同这两个学校的党支部，分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新形势，同时决定两校联合，发动一次赴京请愿的罢课斗争。

一天夜晚，临沂三乡师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悄悄地在各学校张贴了许多从外地寄来的传单和要求参加全国学生运动的大字标语。次日晨，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头通知同学们到操场集合，宣布开始罢课。这时国民党派到三乡师的爪牙、训育主任张箴三四处探问谁带头“闹事”，并亲自跑到操场威胁学生，责令学生回教室上课。但由于党组织事先在各教室门口安排了值班学生，对少数回教室的人进行劝阻、说服，使张箴三的阴谋未能得逞。全校学生集合到操场进行讲演，他们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号召大家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而英勇斗争。大家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并推选了代表，与学校当面交涉，要求赴南京请愿。

这次罢课斗争后，孙善师等同志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总结罢课斗争的经验。一致认为，今后需要在各学校建立群众团体，作为党的外围组织。通过群众，团结争取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开展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将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三乡师、五中党组织决定，在1932年农历三月间，趁临沂赶山会之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赶会这天，各学校按预定计划，分别列队向城隍庙前广场汇集。不多时，城隍庙前，学生云集，观者如堵，学生们发表了感情激昂而富有鼓动性的演说。此时，一些国民党特务挤进会场，妄图捣乱破坏，被学生们轰出了会场。这时，从会场对面的国民党县党部里跑出一个人来，他气势汹汹地窜到会场，扬言未经县政府批准，不得集会，并强令学生解散。因而，激起了学生和围观群众的愤慨，人们将此人团团围住，和他辩论。他见势不妙。急忙挤出人群，窜回县党部。部分被激怒了的学生和围观群众，一起拥到县党部。此时的县党部，大门紧闭，那些“党国”要员们，一个个龟缩在里面不敢露面，学生们叫不开门，一怒之下砸碎了县党部的牌子和门楼上“以党治国”的横匾。

愤怒的学生们，开始了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队伍从广场出发，穿过人山人海的山会，一直向南进发，沿途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内战”等口号。这一行动，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孙善师在组织这次活动中，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1932年6月，中共郯城县委正式组成，刘芝言任书记，孙善师负责组织工作和通讯联络。县委成立后，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展。为适应新形势，郯城县委改称为临（沂）郯（城）县委，负责开展苏北和鲁南地区党的工作。

6月中旬，上级派了一位姓刘的特派员来临沂。他在孙善师的住处召开了鲁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乡师、临沂五中、临沂二小等党支部的代表。特派员说：“红军开始北上，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我们必须立即起义，迎接红军。”经过共同研究，很快通过了举行郯城马头镇武装暴动的决议。会后，孙善师等立即奔赴郯城进行组织工作。当孙善师到达郯城时，正遇上特派员唐东华也在郯城召开县委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孙善师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首先在四哨组织暴动。之后，县委又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四哨暴动的有关问题，并起草了暴动的宣言、布告。正当会议进行之际，突然闯入一不速之客，会议立即停止，分散撤回马头。大家认为可能敌人已经察觉，因此，四哨暴动计划停止实施。

6月28日，特派员唐东华在邳县孟家楼召开了干部会议，再次决定在樊家埝举行暴动。遂确定由孟若梦在四户组织一个大队；由孙善师、胡维鲁二人在涝沟组织一个大队；由凌云志在樊家埝组织一个大队，作为暴动的基本队伍。

1932年7月1日，孙善师打扮成农民样子，根据县委指示精神，和胡维鲁一起，前往三捷庄组织武装力量，途中，在一家饭铺用饭后，被地主武装逮捕，并押送到涝沟区。之后，孙善师又从郯城被转押到济南监狱。

在狱中，开始敌人让他住“优待室”，进行软化，妄图诱其自首，孙善师不为所动，继而敌人对其进行重刑逼供，孙善师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

孙善师被捕后半年，他的胞弟、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也遭敌逮捕，并被押至济南监狱。他兄弟俩被捕后，党组织和家人曾多次设法营救，但均没有成功。敌人把他兄弟二人视为要犯，唯恐不测，多次变换关押地点，进行刑讯逼供，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有关重要情报。最后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仍一无所获，遂对他们下了毒手。

1933年8月18日，敌人将孙善师、孙善帅等九人押往济南洛口刑场。这九位革命者同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英勇就义。孙善师殉难时年仅29岁。

孙善师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点燃了鲁南地区的革命火种，他在敌人的魔刀下，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为后人钦敬。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奋斗！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一集，编入本书时作了较大删改）

林江烈士传略

钧天芳仁

茫茫苍天，寒风凛冽。1942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岗村宁次由北平飞抵烟台，亲自策划和纠集15000名日伪军，对我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在制造了灭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崂山惨案”和“雷山惨案”之后，又把最后一道网圈拢往大泽山区。在这场殊死的反“扫荡”战斗中，年仅24岁的山东青联常委、胶东区党委青委书记、胶东青联主任、胶东青抗先总队部总队长、胶东青救会主任林江壮烈殉国。

林江，原名丛祺滋，1918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宋村镇下徐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是共产党员，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我胶东区东海参议长。林江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从青少年时期，便萌发了进步思想。

1931年，林江毕业于文登高等小学，之后，又考入文登中学。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东北大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日寇的侵略和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像阴云一样压在全中国人民头上。严酷的现实激起了广大青年的无比愤慨，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时，也激发了在文华中学读书的林江的爱国之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关心时局的变化，对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爱不释手，这些著作给林江以新的启迪。

1934年，林江临近初中毕业时，和他一起长大的堂兄丛宏滋，在文登城西南角租了三间平房作宿舍。他们避开学校当局的阻挠，经常约一些进步同学在这里集会，学习革命理论和讨论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道路。议论时政，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5年春，林江考入省立烟台八中高五级。不久，党派程伦（程祥云）和李英岚（女）来胶东开展工作。为便于工作，他俩以兄妹相称，并在林江家里居住，对外假称是林江的同学，从外地到此谋生的。

这年夏天，在外地读书的林江和他的妹妹林向英（丛祝滋）、弟弟林明（丛祥滋）都回家度暑假，程伦和李英岚经常和他们一起读书，讲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事，教唱《国际歌》。林江在这两位同志的帮助和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一天傍晚，程伦约林江到村边散步，简单地介绍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并告诉林江：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受过酷刑，是共产党员。你父亲也是共产党员，都是“自己人”。当林江知道真情后，感到十分欣慰，使他更增加了对程伦和父亲的敬慕之情。

1935年9月，林江由程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以张连珠为书记的中共胶东特委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农民暴动。程伦在石岛举办军政训练班，对各县选派的学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林江和他的父亲也在紧张地协助程伦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林江利用假期到各村镇送信，传递消息。

紧张而又充实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有一天，林江向程伦提出：我不想回烟台上学了，我要留下来参加暴动，请组织批准。林江满以为程伦会答应他的要求。却没有想到程伦不同意他留下，要他回学校继续读书，并耐心地开导他，要他在同学中搞好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党的影响，这也是对暴动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林江想通了，按时返回了学校。但是，他的心却平静不下来，日夜期待着暴动的消息。

1935年1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文登、海阳、牟平、荣成、莱阳等县农民武装暴动，象晴天霹雳震撼了胶东大地，使反动地主、官衙和国民党极度恐慌。但是，这次暴动只坚持了七天，就在军阀韩复集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暴动总指挥张连珠被俘后在文登城西关外遇害；副总指挥程伦和20多名革命同志也在海阳县夏村镇（现为乳山县）惨遭杀害；李英岚被关进牟平监狱。暴动失败以后，林江心里十分焦急，没有等到放寒假，他就从烟台匆匆赶回家中。

家中的空气令人窒息，父母紧锁双眉，整天沉默不语。林江为打听程伦和李英岚的下落，四处奔波。他所见到的都是一幅幅被反动派残害后的悲惨景象；他所听到的也是群众的哀叹和啼哭之声。当他得知程伦已被杀害，李英岚被关押的消息后，顿时觉得天昏地转，悲痛万分。同时越激起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他默默发誓：我们要加倍地工作，一定要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传统的新春佳节失去了昔日的欢乐气氛，清冷而沉闷的寒假，令人感到特别的冗长和凄凉。林江和他父亲一起为了营救李英岚，变卖家产，求亲拜友，以全家的生命财产担保，全力营救亲人。同时林江根据党的指示，在烟台地区建立与发展“民先”组织。他废寝忘食，利用假期积极开展工作。他先后介绍自己的弟、妹和亲友参加了“民先”，还到文登城南门外、西门里、文登乡师和宋村、汤村等地发展“民先”组织。

在省立烟台八中，林江以高五级为基地，先后在高六、高七级和初中十六、十八、十九、二十级发展一部分“民先”队员，同时还到烟台真光女中、益文中学及附近的小学教师中发展“民先”队员。由于“民先”组织发展快，队员增多，就在烟台市西半部的几处中学成立一个“民先”大队，由林江担任大队长；东半部在志孚等学校成立一个“民先”大队，由穆林担任大队长。林江除和穆林保持密切联系，交流工作情况，相互配合，开展工作外，还先后与济南、青岛、西安等地的抗日群众团体取得联系，使烟台的抗日激浪汇入全国人民的抗日洪流之中。

1936年暑假，林江只身一人到牟平监狱探望李英岚，带去了衣物和食品，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党和同志们的深情厚谊。

这年秋后的一天，父亲给林江寄来了几十块钱，附了一封信，说李英岚的案子已经有了松动，要林江立刻去保释。标江十分高兴，便假托母亲生病，要立即回家探望为由，请了几天假。他东挪西借，加上平日积下的生活费，共凑了100多元，借了辆自行车，第二天一早就骑车奔牟平县城去了。行前，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嘱咐已经转入烟台八中初中部读书的弟弟林明：“我如果十几天不回来，又无音信，你立即回家报告父亲。”

出乎意料，这次保释很顺利。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林江和李英岚回到了烟台。林江叫妹妹向英弄了套衣服给她换上。为了李英岚的安全，林江还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第二天亲自把她送到码头，眼望轮船离开烟台港，向大海驶去，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程伦的牺牲，李英岚的离去，使林江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他除了在本校高年级同学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外，还到真光女中、志孚中学和附近的小学教师中进行工作，鼓动大多数学生参加学生会的公开活动。组织部分进步学生成立了读书会、文学研究会、歌咏队等，为学生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6月底，林江的堂兄丛宏滋，从北平宏达中学转到烟台八中续读。他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北平学生运动的详细经过和“西安事变”的情况，还介绍了“学兵队”的战斗生活及他们去陕北访问红军的故事，并教林江他们学唱抗日救亡歌曲，使滨海一隅的爱国青年眼界大开，增强了抗日救亡的胜利信心。当时，林江等人虽然年轻，经验也少，但他们善于学习，并及时向地下党组织汇报请示工作，所以工作开展得很活跃。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时，林江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有时彻夜不眠，暑假也没有回家，留在烟台进行救亡活动。9月，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成立了“救亡歌咏队”。这个歌咏队，是在中共烟台市委领导下的以“民先”为核心的全市性抗日救亡文艺团体，林江任队长，丛宏滋任指挥。在烟台的丹桂戏院等处联合公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以后，他们又与流亡到烟台的平、津学生相配合，将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更为深入。

在斗争实践中，林江愈来愈感到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烟台市党组织经过研究同意他的要求。于是，林江于1937年10月离开烟台，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6月，校领导任命他担任连队指导员，后又调任校政治处宣传干事。是年10月，他出席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1月28日，林江离开了延安，辗转6个多月，于1939年6月回到了生养他的胶东半岛。

这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敌我斗争极为残酷的时刻，林江受党的派遣，出任中共胶东区委青委书记。1939年8月，在胶东青年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胶东青联主任。会上，还一致通过了林江提出的在胶东建立抗日先锋队组织的议案。从此，胶东有了抗先队的组织，成为后来“青抗先”组织的基础。

林江积极动员青年参军，亲自倡导建立胶东青年抗日武装——青年营。并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儿童团、少先队，配合“青抗先”和民兵站岗放哨，看护伤员和传递鸡毛信等。

1940年，林江在少先队的基础上，又选调了一部分儿童干部，倡导并亲自组建了孩子剧团，归胶东区党委青委直接领导。他们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坚持自编自演，通过文艺形式，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抗日宣传活动。

林江很重视孩子剧团的政治文化学习，经常请区党委领导同志给剧团作形势报告，使他们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开阔孩子们的眼界。

1941年5月中旬，胶东青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林江再次当选青联主任。在大会上，他作了题为《抗战的胶东青年》的报告，分析了抗战形势，明确了青年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号召青年带领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贯彻了党中央确定的路线。

1942年春，林江被选为山东省青联常委，兼任胶东青联主任。同年10月21日，林江率胶东区党委“双减”工作团到西海地委帮助指导工作，以期总结“双减”工作经验，指导胶东“双减”工作的开展。

11月下旬开始，日寇在赵保原部等顽军配合下，对我胶东地区进行大“扫荡”。到12月下旬，敌“扫荡”的中心转向烟青路以西。林江随西海军分区坚持反“扫荡”斗争，被日伪军合围于大泽山地区。因敌众我寡，不少同志英勇牺牲。林江抵抗到最后一刻，拔枪自戕，壮烈殉国，实践了自己的“宁可战死，绝不当俘虏”的钢铁誓言。

为了永远纪念他，1946年“五四”青年节期间，胶东青联作出决定，将林江的坟墓从南招移至胶东革命烈士陵园。

林江同志的英名永垂不朽！

罗盛教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史元厚

周铭元杜新武

史元厚，山东省长清县马山乡潘庄人，1953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2月1日为抢救朝鲜儿童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某部委员会根据烈士生前意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授予他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模范团员的光荣称号。

史元厚，192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爸爸给地主扛活，他妈妈在家卖豆腐，全家人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苦日子。史元厚从7岁就下地学干农活，晚上还帮着妈妈磨豆腐、烧火，经常熬到深更半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南侵，祖国的大片土地遭到日寇的蹂躏。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的烽火到处燃烧。1938年，八路军联络员来到史家庄。不久，小史家庄和潘庄成立了农民协会、自卫队、儿童团等组织。史元厚和村上几个孩子参加了儿童团。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济南后不久，就在长清史家庄北面的崮头设立了据点，经常逼迫老百姓挖工事、筑炮楼，实行“移民并村”的政策，残酷杀害我抗日军民。这时，共产党领导敌占区人民奋起抗日，成立了县大队、武工队。后来，县大队又派了李志德同志到史家庄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史元厚形影不离地跟着李志德同志，并经常让他讲些革命故事听。通过听故事，不断激发起史元厚对日寇、汉奸的仇恨和抗日热情。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儿童团员们也都积极地参加了站岗放哨，检查来往行人，帮助县武工队和县大队侦察敌情，为我抗日武装送信、送饭等活动。

一天，史元厚到龙凤庄送信，在回来的路上，听人们说，敌人要抢收麦子，便急忙跑回村里，向自卫队长朱兴诚作了汇报，并表示愿带领儿童团员们去支援龙凤庄抢收小麦。

第二天，潘庄的儿童团员们，在得到朱队长的同意后，紧急集合起来，扛起红缨枪，避开敌人，抄小路，迅速来到了龙凤庄，支援了该村的麦收。

经过八年抗战，日本鬼子投降了，可又来了国民党。当时，已经是17岁的元厚，为了养家糊口，他来到济南托人租了一辆人力车，靠拉人力车维持生活。国民党统治下的济南，穷人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史元厚风里来，雨里去，他吃力地在街头巷尾奔跑着，有时还要受人打骂，遭到侮辱。……史元厚心想，何时才能扬眉吐气，做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人啊！

1947年，史元厚的家乡解放了！人民群众都在兴高采烈地迎接着新生活。离别已久的史元厚也回到了家乡。当他看到解放后家乡到处都是一片新气象时，使他从心里觉得高兴。他同少年时代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了家乡的火石山，举目远眺，心情激动，并高兴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1947年6月的一天，潘庄村里鞭炮齐鸣，红旗招展，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满村的男女老少敲锣打鼓，欢送史元厚等5名青年参军。乡亲们千叮咛万嘱咐，史元厚都牢牢记在心间，并表示一定要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来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

参军后，史元厚被编入鲁南军区独立团。同年秋，该团奉命开往肥城附近地区，经常在长清、平阴、东平、宁阳、泰安一带游动作战。一天晚上，领导交给史元厚一项任务：要他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千方百计与兄弟部队取得联系。史元厚斩钉截铁地说：“请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当晚，他背上手榴弹，跨悬崖，越激流，巧妙地越过封锁区，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此，他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

还有一次，部队赶往归德去歼灭恶霸地主组成的还乡团。在战前动员会上，部队首长宣布了还乡团血腥残杀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军烈属的滔天罪行。同志们满腔怒火，个个摩拳擦掌，要求立即出战。史元厚早就心急如焚，恨不得把还乡团全部消灭，为死难同志报仇。

这是一次伏击战。史元厚所在部队在匪巢附近预先埋伏好，并派出了部分战士去引诱敌人出巢。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首长一声令下，史元厚和同志们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冲去，经过激战。还乡团匪徒全部被歼，很快结束了战斗。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毛主席又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鲁中军区独立团奉命南下，部队开到徐州，经过整编，于1949年5月26日，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史元厚被分配到警卫连当战士。接着他们又奉命渡过长江，直奔上海，接管了上海铁路局。

在上海，史元厚所在的部队又改编为铁路人民警察部队，他又成了一名保卫铁路的警察。他忠于职守，手握钢枪，为保卫人民的铁路安全而努力工作着。他经常勉励自己：“元厚啊！可不能虚度年华，浪费青春啊！”他决心在实际斗争中接受组织的考验，崇高的革命理想鼓舞着这位年轻的战士。

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还相当混乱，阶级敌人经常在车站和公共场所进行捣乱。史元厚每逢值班时，总是百倍提高警惕，尽职尽责，严防敌人的破坏。

进城后，生活条件变了，但史元厚的思想没有变，他处处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盖的那床旧棉被还是他刚参军时发的，别人都劝他领床新的，他说：“我们国家还穷，自己少领一床，国家和人民就可以减少一点负担。”衣裤鞋袜破了，他总是缝缝补补再穿，舍不得丢掉。有一次，同志们发现他领的新鞋一直没穿，便开玩笑地说：“新鞋你也不穿，别留着烂在箱子底下！”其实，他早把那双新鞋送给战友了。

星期天，他主动放弃休息，留在连队值勤，让别人去洗澡、理发、看电影。同志们看到他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感激地说：“元厚同志待我们比亲兄弟还亲哩！”

史元厚还经常找新入伍的同志谈心、啦家常，发现他们有什么实际困难，尽量帮他们解决。有位刚入伍的小战士，晚上站岗不习惯，思想压力很大，史元厚知道后，就主动陪他一起站岗。天冷了，就给小战士披上棉衣，并鼓励他值勤时要胆大心细。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得这位同志不知说什么才好。史元厚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有一股犟劲。在党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51年6月，史元厚光荣地参加了青年团，他向组织表示：党像母亲一样抚育着我这个穷孩子。我成长了，前进了，这里面渗透着党的亲切关怀和苦心栽培啊！我入团了，在革命征途上，这才迈出了第一步，我要当一名模范团员，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不久，部队开始学习文化，史元厚第一个报了名。在旧社会象史元厚这样的穷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如今组织上让他读书，就像枯苗逢甘雨，真是高兴极了。

每天，东方刚刚发白，史元厚就起床坐在清静的树下认真读书。他边读边思考，还不时地用红笔把重要的词句、段落勾画出来，或者抄录在笔记本上。上课时，他总是专心听讲，认真地记生字单词；教员布置的作业，他都是当天完成。这个淳朴农民出身的后代，如今简直变成一个文化迷了。秋去冬来，凛冽的西北风嗖嗖地吹进房内，史元厚的双手被冻麻木了，他就端起倒满开水的玻璃杯暖和暖和，继续写下去；脚冻僵了，他就站起来，跺脚坚持学习。由于他学习刻苦，勤奋好学，史元厚终以优良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而且能够独立学习政治书籍和阅读英雄人物的故事了。从此史元厚摘掉了文盲帽子。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史元厚怀着求战的急切心情，写下了决心书，他又跑到铁路公安处找到中队长说：“批准我上前线吧，我要到抗美援朝最前线去打击侵略者，保家卫国，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组织上没有同意史元厚赴朝参战。中队长拍着史元厚的肩膀耐心地解释说：“我们要考虑全局，上海刚解放不久，阶级斗争还很复杂，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最近毛主席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前线和后方都需要我们进行战斗！”最后，中队长还关心地说：“你离家多年了，父母和你未婚妻不是要你回去看看吗？”

史元厚同志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了在旧社会经受的重重苦难；又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还想到了父亲来信要他早一天回家成亲的事；他想到了美帝国主义对兄弟邻邦朝鲜人民的蹂躏和屠杀；他更想到了战士的职责。他先后向组织交了七次赴朝申请书。

1953年2月，史元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被批准赴朝参战，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某部警卫连。

在上海铁路局召开的欢送大会上，首长亲自把一朵朵光荣花挂在即将出征的战士们胸前，他们个个笑逐颜开。史元厚同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像敬了个礼，然后说：“同志们，我们要走了。我决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为人民立新功。我要在火线上创造条件争取入党，为朝鲜人民，为祖国人民争光。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在火车站上，上海各界群众代表簇拥在站台上，热情地欢送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欢乐的歌声唱不尽军民的深情厚谊，知心的话儿诉不完亲人的别离情思。开车的前几分钟，史元厚还恋恋不舍地握着公安处直属中队团支部书记的手说：“我要把咱们团支部好的思想和作风带到前方去，在朝鲜战场上接受新的考验。希望你们在国内干好本职工作，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战斗吧！”火车开动了，史元厚挥动着帽子，高喊：“再见吧，亲爱的同志们，再见吧，伟大的祖国——我的母亲，你的儿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定把胜利的捷报早日传来。”

赴朝后，史元厚所在的铁道兵部队，主要任务是负责铁路运输，保卫铁路安全。刚刚安营扎寨不久，就获悉敌人妄图从我军后方登陆的消息。部队立即组织连队抢挖工事，做好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史元厚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抡锤打钎构筑工事。史元厚手上磨起了血泡，肩膀压破了皮，还是干得很带劲。

修好工事和打完坑道，部队又接受了帮助朝鲜人民修建住房的任务。朝鲜人民的家园被侵略者炸成了一片废墟，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战士的责任感和对朝鲜人民的悲惨遭遇的同情感，激励着史元厚，使他产生了一股无穷的力量。他和战友们一起铲荆棘、劈乱石、刨大树，整地基，锯木板，样样活他都干在头里，什么活重干什么。经过57天的苦战，硬是从坚石岩层下开出了通道，修起了住房，朝鲜人民搬进了新居。史元厚看到这一切，心里甜滋滋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整个部队特别是在连队里，曾广泛开展宣传和学习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的活动。在这些日子里，史元厚却变得沉默寡言。这是怎么回事，谁也猜不透。直到指导员找他谈话时，他才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倒了出来。他对指导员说：“在出国的时候，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寄予殷切希望，我自己也表示要到前线杀敌立功，可是，现在整天是修工事，挖坑道，盖房子，连个敌人的影子都见不到，将来胜利了，怎么答谢祖国人民。看人家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哩！”指导员听了史元厚的话，才明白：原来他是求战心切啊！

史元厚被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鼓舞、激励着。他暗暗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向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学习。

有一次，一列满载着棉花、汽油等军用物资的列车在山洞里起了火，浓烟滚滚，火势蔓延，如不及时扑灭，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史元厚在危急关头，一边跑一边高喊着：“同志们，快去救火！”同志们闻声纷纷跑向现场奋力抢救，只见史元厚迅速钻进山洞，冲向火场。烟熏得他喘不过气来，两眼直流泪，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脸和手被烫伤了，衣服被火烧着了，仍在奋勇救火。同志们看到他这般情形，硬是把他拉了出来，只见他在地上一滚，然后提起一桶水浇在身上，又冲了进去。经过激烈的战斗，烈火终于扑灭了。满载军用物资的车厢保住了。史元厚和战友们受到了部队领导的表扬。

5月13日，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坏了石岩贮水库的堤坝，洪水卷着泥沙乱石向低处奔泻，冲毁了铁路、公路，淹没了房屋和庄稼，给朝鲜人民造成了灾难。

经过几个昼夜的齐心苦战，洪水终于被制服了。同志们顺利地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在部队召开的大会上，史元厚同志又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一位朝鲜劳动党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代表当地人民政府对志愿军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

1953年12月，是朝鲜停战后的第一个冬天。河里结满了亮晶晶的冰，天空飘落着鹅毛大雪。祖国的亲人又顶风冒雪来慰问志愿军了。

12月1日，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八总分团来到史元厚所在的部队。慰问团住的宿营车停在依山傍水的安州火车站附近，史元厚和几个战友被派去担任警戒。

安州火车站后面有座龙潭山，山脚下有个龙潭池，当史元厚和战友们路过这里时，有几个朝鲜儿童蹲在爬犁上滑冰。顷刻间，从龙潭池传来了惊叫声，原来一位朝鲜儿童陷入了冰窟，他两只手扒在冰上，挣扎着向人们呼救。

史元厚听到呼救声，顺着喊声飞快地向龙潭池跑去，立刻脱掉棉衣，跳到冰上伸手去拉那个朝鲜儿童。“忽隆”一声，儿童和他一起落入冰水中。史元厚毫不犹豫地钻入水底，来回游动寻摸落水儿童。当好不容易摸到他，双手吃力地将其托出水面时，因为儿童的身子较重，“哗啦”一声，随着塌陷的冰块，儿童又被跌进水里。这时，史元厚竭尽全力把头伸出水面，换了口气，又潜入水底。摸了好几圈，找到了落水儿童，用足力气把他再次推出水面，但因冰薄，儿童再次坠入水里。

在冰水中已被冻成半昏迷状态的史元厚，看到孩子又滑落在水中，心中非常着急，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第三次潜到水底把儿童托出水面，用尽力气一推，把儿童推在了冰上。

落水儿童得救了，但史元厚却再也游不上来了。这时，志愿军战士和慰问团的同志都赶往现场，不少同志奋不顾身地跳入龙潭池中寻找史元厚。

天色已晚，在场的人们谁都不肯离去。沿岸的同志们举着灯笼，打着手电，仍然寻找着，直到傍晚才在池水深处找到了史元厚，但他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周围的群众和战士都在呼唤着他的名字，可是，他再也听不到朝鲜老乡的哭泣，再也听不到战友们悲痛欲绝的呼唤。

史元厚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朝鲜儿童的新生，以自己的英雄行动谱写出了一曲伟大的国际主义颂歌。在中朝友谊的史册上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朝鲜平安南道安州郡人民在12月5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史元厚烈士。会场设在安州郡高级中学的广场上，台子正中放着史元厚烈士的遗像，并摆满了各种祭品。被史元厚烈士从冰窟中救出的朝鲜儿童赵元弘恭敬地站在灵前。灵堂两边摆放着朝鲜各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敬献的花圈。当地的党政机关负责人、群众代表以及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等30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朝鲜安州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梁哲铉，代表全郡人民向史元厚烈士致以深切地哀悼；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代表吴方斗也致了悼词。

追悼会结束后，朝鲜平安南道和安州郡政府负责人，亲自把烈士的灵柩安放在用黑布围着的汽车上。当哀乐奏起，灵车缓缓前进时，许多朝鲜群众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位国际主义战上安葬在龙潭岭上。朝鲜人民为了永远怀念他，特将龙潭岭改名为史元厚岭；龙潭池改为史元厚池。烈士墓两旁栽上了常青树，烈士墓前矗立起一座高高的纪念碑。198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35周年之际，朝鲜人民又为史元厚立了半身铜像，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史元厚同志永远活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中。

李曦晨烈士传略

郭川

李曦晨，原名李世光，字梅秋，1930年，参加“山东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李曦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五年，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李曦晨终于获释出狱，并投入到宣传民众、组织和武装民众的抗日斗争中去。他曾任大队政治部主任，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独立团政治委员等职。他带领部队活动于清河平原、淄博山区，打击敌人。1939年12月10日，他在莱芜县西周峪与日、伪军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李曦晨，1912年1月15日出生在山东省临淄县（现临淄区）齐家终村一个农村儒医之家。父亲李意美，自学中医，急人所急，济世施药，因此，深得乡里百姓的爱戴。曦晨六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1岁考上临淄县立闻韶小学，14岁又考入临淄县立初级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被同学们推选为校学生自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校期间，为反对“人生由命、富贵在天”的封建迷信思想，曦晨和一些进步师生走出校门，宣传科学知识，并组织群众拆毁城隍庙、土地庙里的神像。

1928年9月，李曦晨领导学生自治会，并动员城关的中小学师生到临淄西关“庙阁楼”的群众香火大会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讲演活动。县警备队头目朱兴隆、李全义闻讯立即派人前来镇压，李曦晨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带领师生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0年暑假，李曦晨考入益都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我党的地下活动在四师已十分活跃。地下党员马石庵（又名马千里）老师，在教授国文时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从而提高了李曦晨的思想觉悟，使他下定了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

1931年初，第四师范校长徐秩千无故勒令部分进步学生离校。李曦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率领部分同学和徐秩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学校当局撤销了这一迫害进步学生的决定，并驱逐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的训育主任燕有林。

清明节这天，马石庵老师在济南市大明湖畔的历下亭，主持成立了“山东左翼作家联盟”以加强对全省青年“作家”的领导，并组织了悼念死难烈士的活动。李曦晨被发展成为“左翼作家联盟”会员，并在斗争中成为该联盟的骨干分子。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借国民党组织的学生会“大同市”之名，也在益都县城组织了读书会和工人夜校，并利用这一阵地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成为党团结进步学生和工人群众的桥梁。

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第四师范党支部和省立十中等校的团支部联合发起和组织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飞行”集会，以揭露蒋介石对我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和进攻的罪行，并以学生会、读书会、互济会等名义印发传单、唤起民众、反对内战，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因此，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密令益都县党部逮捕马石庵等人，马石庵等同志闻讯立即转移，离开了学校，第四师范党支部的工作被迫停止。到1931年5月，李曦晨等两位同志经牛玉昌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从此得到恢复。

李曦晨不仅在校内团结进步同学，而且还深入基层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并撰写了一篇题为《福儿复仇记》的小说。这篇鼓动复仇的文学作品，一时轰动了全校，颇受师生、工友们的赞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益都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活动。国民党益都县党部为了掩盖其不抗日的实质，抢先召开了由各界群众参加的抗日宣传大会。第四师范党支部和各学校的党、团组织，在中共益都县委的领导下，将计就计，将中共益都县委的《告同胞书》，在会场上广为散发。会后，县委又指示各学校党、团组织发动学生，上街搞“飞行”集会，深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意义。在李曦晨的指导下，青年们演出了一场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很受群众的欢迎。这次抗日救亡运动，在益都县委的领导下，动员了各阶层的人民，形成了排山倒海之势。从而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

1932年暑假，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借用第四师范的校舍来集训全县的乡、镇长，并由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捕共队长赵若谦等担任教员。中共益都县委决定阻止并搞垮这个训练班，并指示李曦晨等同志密切配合这一斗争。李曦晨接到任务后就先和乡、镇长中的党员取得联系，确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进行合法的斗争。集训班开学那一天，赵若谦在乡、镇长面前出言不逊，恶语伤人。从而激起了乡、镇长们的不满。我地下党的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鼓动乡、镇长们对他群起而攻之，吓得他急忙跑去找县长杨九五求救。这时，乡、镇长们也在我地下党员的率领下，一齐涌到县府请愿。县长杨九五，慑于民愤，又害怕将事态扩大，便亲自向乡、镇长们道歉。这样，训练班已无法办下去了，只得停止了事。

同年8月，益都县郑母镇农民暴动失败，中共益都县委遭到破坏。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团省委秘书马兰村同志来益都整顿党、团组织，并成立了益都县共产党、共青团联合委员会（即临时县委），李曦晨同志任书记，刘法增任组织部长，金明任宣传部长。新县委成立后，李曦晨立即同北乡石佛党支部、东乡圣水党支部取得联系，重新整顿了省立第十中学党支部，重建了北官营党支部。在此期间，李曦晨还亲自负责创办了秘密革命刊物《赤锋》。

1936年8月下旬，国民党山东反动当局又将李曦晨押回山东反省院，不久难友们又开展了绝食斗争。国民党狱政当局看到李曦晨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反抗，于是，以“劫持群众，排斥训导”的新罪名，加判李曦晨五年徒刑，并采取“轮流押禁”的手段，先后将李曦晨押往章丘、桓台、临淄、益都、临朐等地，每处看押最长不到一个月，使李曦晨吃不上，睡不宁，而且不断地遭到匪徒们的严刑拷打。他们妄图以此来消磨一个革命者的斗争意志，断绝他与省内几个大监狱的联系。但李曦晨没有停止斗争，他利用“流押”的机会，积极传播革命真理，他如同一颗革命的火种，点燃了国民党监狱内反迫害的熊熊烈火。

当李曦晨被转押到临朐县看守所时，因该所所长有一定的民族自尊心，李曦晨就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了“国难当头，救亡无罪，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教育，使这个所长很受感动，背后称李曦晨是有学识的青年爱国者。并主动和李曦晨交朋友，暗地里拜李曦晨为师，学习英语。后来这位所长还亲自为李曦晨购买所需书报。并直接上书国民党临朐县党部，为李曦晨打抱不平。此举，受到其上司的严厉训斥。但他仍然坚持正义，又越级投书国民党山东司法机关，为李曦晨申诉。国民党山东当局批复国民党临朐县党部，按党国法律规定，不经反省院的审查，不能开释任何政治犯。并将李曦晨第四次押回济南山东省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逼近山东省会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逃。国民党山东省反省院，迫于当时的战乱形势，开释了李曦晨、胡维鲁等同志。这天，李曦晨和难友们整理好行装，昂首挺胸走出了国民党反省院。

李曦晨和胡维鲁毅然回到家乡，寻找党组织。胡维鲁到寿光县找到了鲁东工委书记张文通、组织部长赵明新、宣传部长杨涤生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在狱中的斗争情况。鲁东工委决定恢复李曦晨、胡维鲁两人的组织关系，并派胡维鲁去益都，李曦晨到临淄，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李曦晨回到临淄后，先到临淄四区中埠村，找到了原党的黑铁山特支书记李清桂同志。从他那里了解到临淄西关小学的李人凤、陈梅川、崔栋生和石家毛托村的地下党员石潇江正分别酝酿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后，就立即赶到西关小学，向李人凤等传达了党组织关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决定，在中小学师生中进行抗日教育，并在他们中组织“挺进社”。同时，还要编写抗日宣传材料，进行抗日募捐活动。对各区的民团武装要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使之变为人民自己的武装。

在军训团里，李曦晨积极配合李人凤、陈梅川，对青年战士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揭露国民党“蓝衣社”分子搞的反共、投降、分裂阴谋，说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道理，以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觉悟。

军训团成立之后，国民党县政府只发给几枝破旧的步枪，根本不能用。这就必须摆脱国民党县政府的束缚，独立自主地筹办武器、弹药。李曦晨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四种办法筹集武器，一是借用民间的枪支；二是征用地主的枪；三是向冯谦光、王尚志所控制的军队借枪；四是寻找战机，夺取敌人的武器。

1937年12月30日，日寇侵占了张店。一批武装铁路警务人员在“蓝衣社”分子李喜光的率领下，去西关小学找王尚志。这些人因长途跋涉，疲乏不堪，一到西关小学便忙着收拾睡觉。李曦晨、李人凤趁此良机，提出向他们“借枪”，说是外出起枪使用。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将四十支大枪借给了学生军。学生们拿到枪后在李曦晨率领下，冲破寂静的黑夜，踏上了战斗的征程。这样，一支青年学生抗日武装便诞生了。

正当这支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时候，日军也加快了沿胶济线东进的速度。李曦晨和李人凤商量决定，率军训团开往辛店车站以西的矮槐树村，准备袭击东犯的日寇。

1938年1月1日夜，军训团得到日军东进的情报后，便连夜选择地形，准备伏击。军训团两个中队，共90余人，埋伏在铁路南合顺店村北侧的壕沟里。次日晨，日军30余人，分乘四辆大型“摇车子”由西向东驶来。李人凤一声令下：“打！”于是，密集的子弹向日军射去，前面两辆“摇车子”被当场击毁，车上日军死伤惨重。后面两辆车上的日军见状，都躲到铁路北坡，寻机与军训团对战。就在这时，李曦晨和李人凤带领一个班冲上铁路，与日军拼杀。同时，军训团的另一部分战士，翻过铁路直扑北坡。狡猾的日军小队长率领两名士兵，利用涵洞作掩护偷袭我阵地，被我击毙。经过一场激战，敌人被击退。中午，日军援兵上来了，但只在远处打枪鸣炮，没敢逼近。天近黄昏，日军只得收兵。

这次战斗，击毙日军分队长吉田藤太郎等十余人，缴获枪支弹药等许多战利品。军训团伤亡各一人，这一仗，用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从而打响了鲁东人民抗日的第一枪。

军训团编为“三大队”后，依然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1938年1月，李曦晨介绍陈梅川、崔栋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1938年2月6日，李曦晨带领陈梅川、崔栋生到寿光县，向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汇报工作，请求工委为部队充实骨于力量。

鲁东工委高度评价了李曦晨的工作。工委书记鹿省三，向李曦晨等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精神，强调了对部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并指示广饶县委派党员和优秀青年去加强临淄县三大队的工作。1938年3月，鲁东工委又派杨涤生到三大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三大队虽属王尚志梯队建制，但王尚志心里明白，他这个司令在三大队指战员眼里，只是个摆设。因此，他处心积虑地压制三大队，并唆使其爪牙，二中队长潘兰台和分队长王予乐寻机闹事。李曦晨与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把岳拙元、吕乙亭等共产党员分配到二中队，从而使“蓝衣社”分子不能乱说乱动。

杨涤生、李曦晨、李人凤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巧妙地解除了王尚志的特务分队和特务大队的武装，并将特务分队长齐抑亭、特务大队长赵继尧逮捕。接着又解决了王尚志的司令部。十天后，将王尚志等人押解驱逐出临淄县境。

1938年4月，三大队建立了政治部，杨涤生任主任，李曦晨任副主任。从此，这支部队完全按照我党的建军原则进行了军政训练，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大为提高。到1938年6月，三大队从两个中队发展到10个中队，1000多人枪，并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医院和被服厂，成为活跃在鲁东地区的一支生气勃勃的武装力量。

为了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上级指示，李曦晨和李人凤等同志创建了以临淄二区的郑家辛庄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大队部设在郑家辛庄。在这里，他们宣传、动员群众，使这支抗日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38年6月的一天夜晚，为切断敌人的运输线，李曦展协助李人凤率领七个中队，在西起淄河车站，东至普通车站十多里的胶济线上，进行铁路破袭。为阻止敌人护路，他们命令特务中队抢占淄河车站以东的驴头山制高点，同时，派一个中队埋伏在普通车站以西，其余五个中队分段破坏铁路、割电线、埋地雷。

夜色将尽，益都据点的日军便派出一辆铁甲车沿路西行，无目的的打枪放炮。同时，出动步兵百余人行进到普通车站以北。

这时，早已严阵以待的战士们，在李曦晨、李人凤的指挥下奋起迎击。经过一场激战，将日军全部击退。

这次铁路大破袭，摧毁铁路十余里，炸毁火车头一台，毙伤敌人30余名，打出了军威。

李曦晨还十分重视地方党的建设，并有力地支援兄弟县区建立人民抗日武装。李曦晨根据鲁东工委的指示，主动担负起与广饶、博兴、寿光、益都、临朐、临淄等县党的组织和联络工作。当时各县缺少干部，他就亲自主持举办了20多期党员、乡村支书、区委书记和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以及军队干部训练班，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在举办训练班期间，党中央派往胶东的高锦纯、王文，路经临淄来到三大队，李曦晨同李人凤恳请两位领导给三大队干训班讲课，两位首长欣然接受。这样，高锦纯讲了“抗日游击战术”，王文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工作问题”。参加学习的近百人深受教益。李曦晨还经常深入农村，对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发展具备条件的同志入党，先后建立了南卧石、郑家辛、訾郭等农村党支部，为临淄地区党的建设和发展，为临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8年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成支队，恢复与使用八路军抗日游击队的番号。6月底，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率特务团到达临淄时，将一大队编入了三支队特务团二营。7月7日，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在临淄城北寇家庄召开了整编大会。会上正式宣布将三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任命李人凤为团长，陈兴为政治委员，刘斗辰为副团长，李曦晨为政治处副主任。

盘踞在临淄城的国民党顽固派头子陈瑞符，得知三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后，十分震惊，他阴谋勾结博兴县的顽固派头子周胜芳，妄图消灭十团，破坏抗战。三支队司令部研究决定消灭陈瑞符，为民除害。同年7月底，十团从白兔丘出发挥戈南下，迅速包围了临淄县城。三支队副司令杨国夫亲自指挥主力作战。这天晚上9时，总攻命令一下，我军通过古地道秘密进入县城，迅速占领了城西北部的一块空地。李曦晨指挥部队开展了军事、政治攻势，争取了陈部的分队长商孝先和副官张光亮等，一举歼灭了守城顽敌，抢先登上北面的城楼，控制了进城的要道。经过一场激战，拂晓攻克了陈顽老巢“北大营”，歼敌近500人，活捉了顽军头子陈瑞符，解放了临淄县城。

1939年5月中旬，山东分局指示清河三支队“开展章（丘）齐（东）工作，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李曦晨等，随杨国夫副司令员进驻邹平县刘家井子一带，与马耀南司令员汇合。这是三支队第一次大规模的会师。

6月6日，日寇松本少将接连调集6000余名日伪军，配以重炮十余门，汽车百余辆，准备于拂晓进犯我军驻地刘家井子。支队首长闻讯，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李曦晨、李人凤参加了会议。并接受了“据守围寨，近距离歼敌，在平原地区打一场阵地战”的指示。十团驻地是司令部的前哨，任务十分艰巨，为保证司令部的安全，战斗一打响，十团就集中火力阻击来犯之敌。

狡猾的敌人采取了“远路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首先袭击十团的前沿阵地，继而向纵深发展。我十团奋力反击，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继而敌人重新调配兵力，并以重炮强攻，均未得退。直至晚上，十团奉命转移到章丘县的窝村，继续担负司令部的警卫任务。翌日拂晓，敌人又集中了大批的兵力向十团阵地扑来，但遭到十团的伏击，经过一场激战，敌人死伤惨重。十团借着未散尽的硝烟，在李人凤和李曦晨的率领下，护卫着司令部胜利突围。这一战斗是清河抗战史上的辉煌胜利，共击毙日军417名，伪军400余名，从而震慑了敌伪，振奋了军心民心。战后，十团受到三支队司令部的表彰。

为了加强政权建设，1939年6月，清河特委根据山东分局指示决定：由三支队抽调部分干部配合上级派来的同志，做好政权筹建工作。李曦晨代表党组织，同当时担任十团二营营长的陈梅川谈话，传达了中共清河特委的决定，让他转入地方，负责筹建临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同年7月7日，在李曦晨和陈梅川的指导下，临淄县召开大会，民主选举王兴国（伏伯言）为县长。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此诞生了，这是清河平原上，由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李曦晨作为党的政工干部，把主要精力倾注到深入细致地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上。每当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立了功，他便号召广大指战员向功臣们学习，并勉励他们再立新功；每当干部、战士在生活上或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去帮助解决。李曦晨就是靠这种具体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去打开干部、战士美好心灵的窗口，使他们自觉为民族的解放去战斗。

1939年10月，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三支队整编成三个基干营。李人凤被提任命为支队副司令员。同时成立了邹长独立团，马晓云任团长（因调延安学习，没到职），李曦晨任政委。

李曦晨在任职期间，多次率团主动出击胶济铁路西段的日伪部队，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9年12月10日拂晓，日寇组织了大量的兵力，向我军驻地猛扑过来。这时，李曦晨一面派兵掩护三支队司政机关转移，一面又亲率独立团抢占西周峪村附近的西山，以阻击敌人。战斗一打响，秘书张九功便不幸中弹负伤，李曦晨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扶住丁小张。就在这时，日寇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李曦晨身子一晃倒在了血泊里。

“为李政委报仇！”战士们呼喊着，拿下了西山。并很快击退了日寇。战斗结束后，三支队首长和独立团的干部、战士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到了西山上，向李曦晨的遗体告别。并将他埋葬在苍松翠柏掩映的西山上。

李曦晨虽然辆牲了，但他的英名和他的革命精神，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第二辑，收入本书时作者和编者都做了较大修改）

无私无畏正气凛然

怀念爸爸张基隆烈士

张永恩

我爸爸张基隆，1910年生于江苏省沛县城东南吴阁村。幼年在沛县实验小学读书。小学高年级时，由于受到沛县革命运动的影响，他就有了追求进步的思想。小学毕业后，升入江苏省东海中学读书。在中学时期，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思想逐渐向往革命，决心寻求革命真理。爸爸平时特别爱结识和团结进步分子，如郝中士、郭影秋、李超然等叔叔都是爸爸的挚友。他们经常聚会，特别是一到寒暑假，我家就成了聚会的中心。他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探讨改造中国的道路。

1938年，爸爸被派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宣传部，负责宣传、教育、印刷、出版工作。这时，他特别忙。据原山东省委监委书记李广德伯伯回忆：“我每次见到张基隆同志，他几乎都是拿着或抱着宣传品。”“特委宣传部的宣传品都是张基隆同志自己编写、自己刻印、自己发送的。”爸爸读的书多，懂得的革命道理也多，再加上他的口才好，使他成为党的一名优秀的宣传干部。李广德伯伯回忆说：“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张基隆同志风趣地说：‘日本侵略中国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伸展开身子活动。现在日本鬼子来了，咱们的肩膀能摆动得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鬼子给咱共产党搭了天棚。”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他非常辩证地说明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在湖西“肃托”事件中三百多名无辜牺牲者平反昭雪。同年冬，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了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宣布爸爸为革命烈士。在解放后修建的山东临沂烈士陵园（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中，爸爸的英名镌刻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内的石碑上；在湖西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上亦刻有爸爸的英名。

安息吧，亲爱的爸爸。

战火中的青春

——记郭震烈士

宁津县民政局编辑办公室

1933年，郭震考入泊镇师范读书。那时，日寇侵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四省相继沦陷，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郭震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就在泊镇师范学校内，党组织发现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青年学生，进步要求特别迫切，经过斗争考验，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革命的浪潮波及泊镇师范。进步师生积极响应，深入工厂、农村，散发传单，进行讲演，发动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由于郭震斗争坚决，表现特别活跃，从而暴露了身份，被校方开除学籍。

郭震辍学回家后，便和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了便于向广大群众传摇马列主义，他从1936年初至1937年上半年，先后在杨家小章、长官等村任小学教师，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广泛联系进步人士，秘密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父亲还花了24元银币，买了一辆自行车，支持他从事革命活动。

他在杨家小章教书时，村里有四大乡绅。在这一带教书必须投靠在这些人的门下，否则就站不住脚。可是，刚正不阿的郭震对这些人极端鄙视，从不接近他们。乡绅杨友甲的狗腿子，一个叫“杨天爷爷”，还有一个叫“杨六滚子”，在村里为非作歹，横行霸道。过去历任小学教师没有不给他“抬轿”的。郭震不但不迎合这些恶棍，反而把他们的罪恶行径和黑暗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讲给学生听，启发学生起来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同年10月，日寇的飞机轰炸了宁津县城。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身为共产党员的郭震，心中万分焦躁。他想：要打垮日寇的疯狂侵略，拯救中国人民，必须首先建立人民抗日武装。于是，经请示中共宁津县委批准，建立了一支名谓“八游”的抗日武装，在宁津北部进行活动。他们撒传单，写标语，宣传抗日，动员大户献枪捐款，迎接八路军的到来。

1938年7月，孙继先领导的“平绥支队”来到宁津。郭震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他立即带领“八游”前往并入“平绥支队”，编为第三营，郭震任三营教导员。从此，他对抗战更加热情，曾三番五次地请求攻打国民党的残匪和还没站稳脚跟的日寇。这年，日寇已侵占了铁路沿线和部分较大的城镇。中、小城镇仍为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和地主武装所盘踞，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那时，“平绥支队”经常活动于宁（津）南（皮）边界。南皮县莲花池村驻有500多人的民团，旧州已安上日军据点。他们勾结一起，祸害当地群众。民团还不断地把我军的活动情况向旧州据点的日寇告密。在郭震的带领下，他们用速战速决的办法，歼灭了莲花池的民团。

1938年8月的一天，天色未亮，郭震亲自带领一个连，像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了莲花池村。本来身为教导员的郭震，满可以在阵后指挥作战，但他却亲自带领队伍冲锋。二三营的大部兵力围住村庄打外援。村内、村外相互配合，勇猛冲杀。缺乏军事教养的民团，本来是一伙乌合之众，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我军刚进村时，团丁也应付了几枪，当他们看到郭震率领的连队势如猛虎，吓得敌人钻进屋内再不敢还枪。冲锋连长驱直入，杀进民团团部，几个民团头头吓得战战兢兢如同筛糠。郭震大喊一声：“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被吓瘫了的敌人，一个个举起双手，全部就擒。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这次战斗共缴枪300多支。莲花池的民团被歼灭后，旧州据点的日寇，断绝了情报，好像一群瞎了眼的狼，无法活动。郭震提议：“对脚跟没有站稳的旧州据点，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日本鬼子尝尝游击队的厉害，刹刹日寇的嚣张气焰。”支队部采纳了郭震的建议，并命令郭震组织这次战斗。他把队伍带到南皮县的黑龙村，进行了战前动员和战斗准备。经侦察，旧州的围墙比较高大，新建筑了一些工事。郭震就带领战士绑起了数十架云梯，以备强攻。

一天，郭震带领部队于夜间12点赶到了旧州。当兵临城下时，敌人已经发觉。战斗打响了，我军经过几次冲锋，因敌人火力密集，云梯无法靠近围墙，攻击未能奏效。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天亮，沧县的日寇必然前来救援。在这关键时刻，郭震动员战士们说：“我们平绥支队第一次和日本鬼子交火，如果不能旗开得胜，必然影响群众的抗日信心。这次战斗，要坚决夺取胜利！”战士们一致响应，于是，他决定改云梯为爆破，挑选七人组成爆破队，由他亲自指挥。队员们躺过壕内齐腰深的水，爬到围墙门下，安放好炸药包，拉燃导火索，一声巨响，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围墙门被炸开一个大洞，郭震率领队伍像洪水一样冲进了据点。天色未明，战斗已告结束，活捉日伪军80多人，击毙近百人，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200多支。

1938年10月，平绥支队调离宁津，到达平原、禹城一带，沿铁路线打游击。郭震率领三营，活跃在铁路西的平原县境。当时，平原县西部的三个村庄，驻有土匪李会民部。经郭震详细调查，了解到李会民想寻机南逃，去追随蒋介石，如逃不过去，就投降日寇。因此，当即决定将这个抗日的绊脚石消灭掉。

1938年11月的一天夜里，奇袭李会民部的战斗开始了。平绥支队的三营主攻敌司令部，一、二营配合作战，牵制住驻在两个村的敌人不能向敌司令部增援。郭震组织40个人的突击队，埋伏在村外，并指派当地战士，黄昏后化装潜入村内，等深夜搞掉村头和敌司令部门口的哨兵，除掉敌人耳目。约在夜11点钟，见村头亮出刘火柴的信号，郭震率领突击队员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司令部。正在酣睡的敌人被惊醒，看到院内屋内都是八路军，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李会民从床上跳起来正想取枪还击，被郭震一枪打死。其他敌人看到李会民已死，便纷纷投降。李会民的三姨太也被活捉。郭震命她到驻在另外两个村的敌人那里送信，匪徒听说李会民已死，斗志涣散，不战自溃，相继缴械投降。这次战斗，仅三营就缴获八二炮一门，机枪五挺，长短枪200多支，战马40匹。这次战斗的胜利和郭震的指挥是分不开的。

1939年4月，党组织为了培养郭震这位年轻有为的干部，调他到鲁西区委党校去学习。一个多月以后，日寇开始大“扫荡”。区委党校原驻泰安地区的故城，因日寇“扫荡”，党校向鲁西转移，途中在陆房村宿营，夜间，又被日寇包围了。党校的学员大都是短枪，火力不足，夜里突围未成，伤亡较大。后来，幸亏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接应，党校的部分同志才得脱险。郭震在尸堆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待敌人撤走后，才返回党校。

郭震在党校学习结业后，于同年7月调运西地委（七地委），任动员部部长。这时对敌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地委和各县的联系非常困难。同年初冬，地委组织了一个检查组，郭震任组长，另有两名组员，从郓城到菏泽、濮县、汶上去检查民主建政和参军参战工作。从郓城到菏泽，再到汶上是两个相反的方向，穿过这两段路十分艰险。郭震接受任务后，他们三人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各带一支短枪，化装成商人，先后在菏泽、汶上、濮县检查了工作，历时一个多月。他们在检查工作时，不仅环境恶劣，敌人嚣张，而且天气寒冷，给工作组带来了不少困难。他们为了不给老百姓添麻烦，尽量不借被子。夜间，三个人挤在一起，依靠体温互相取暖。郭震风趣地说：“我们一个人36度，三个人就是108度，比开水还热。”诙谐的语言，使他们三人都笑了起来。

郭震完成检查工作任务回到地委，于1940年1月调任中共汶上县委书记。这年他才25岁。当时的县委只有七、八人组成，过着游击生活。郭震常常只身一人活动在群众当中。

1940年6月的一天，正是汶上县王仲口的集日，附近的群众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有的挑着青菜，有的拿着几件破衣，有的抱着老母鸡，都想到集上换几个钱。

在赶集的人流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他就是汶上县委书记郭震。他的任务是到王仲口和各区的地下党组织接头，了解各村的抗日活动情况。他刚走到十字街口，就听说日本鬼子和汉奸卡住了集市的各条道口，要在集上搜查八路。一会儿，从西面来了一伙汉奸，凶神恶煞地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驱赶着一群赶集的农民。有几个汉奸手持皮鞭，边走边打，把农民赶到了东边广场。不多时，广场上集中了好几百人。几个日本鬼子逼问群众，上一个集日是谁打死了一个日本兵。群众无一人答话。日本鬼子见群众无人答话，便兽性大发，从人群里拉出几个青年人当众残杀，进行威胁。手无寸铁的群众恨得咬牙切齿，仍无人吭声。躲在一个茶馆里的郭震，看到这一切，心如刀绞。天近中午，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已屠杀了十几个无辜的老百姓，广场上血流满地，惨不忍睹。这时郭震悄悄地从茶馆溜出村外，跑到离村约一里路远的道沟里，向空中连鸣数枪。鬼子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枪声，立即集合汉奸，一齐向郭震鸣枪的地方扑来。敌人摸不清道沟里到底有多少八路军，机枪、小炮一齐射击，炮火像雨点般飞向郭震。广场上的群众脱险了，但年轻的共产党员郭震却把火红的青春，献给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乌云翻滚卷怒涛，泪水拭干战顽敌。郭震牺牲的噩耗传开后，当地的群众含着悲愤的眼泪到他的遗体前致哀告别，并将他的忠骨埋葬在田大店附近的小滑庄村旁，墓前立了石碑，激励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完成烈士未竟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级人民英雄李长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多次荣立战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又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英勇无畏，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死重如泰山。

参加革命求解放

李长法1924年生于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南韩村一户贫农家庭，童年时代，家贫如洗，全家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爹爹整年累月给地主扛活，受尽辛苦，积劳成疾，在锄地时，一头栽倒，离开了人世。

从此，长法娘生活无着，便流落他乡。年幼的长法靠奶奶讨饭养到14岁。他见奶奶起早贪黑，操吃操穿，心里很难过，便跟奶奶商量要到地主家当长工。奶奶听了一把拉住他，心疼地说：“孩子，你爹就是当长工累死的，咱就是饿死在炕前头，也不能再走那条道了！”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穷人家又有什么办法不让孩子受苦呢？奶奶无奈，还是忍着揪心的疼痛，让长法当了小长工。那时，长法人小力单，整天咬着牙给地主家推碾拉磨，挑水担煤，吃的是糠菜，睡的是光席。一天，长法回家，奶奶见孙子饿得皮包着骨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凄切地说“孩子，回家吧。在家饿成八半截，也别再去受那个罪了！”

长法回了家，但生活越发困难了，奶奶便托人介绍他到日本人开办的煤矿六坑去下窑。那时，一个班24小时，只挣两斤子面或橡子面，肚子吃不饱，还得经常挨把头的毒打。后来，奶奶知道了，心疼孙子，亲自找到矿上，又把长法领回了家。

1937年冬天，日寇攻占了淄博，长法的家乡南韩村惨遭日寇烧杀掳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5岁的长法和奶奶沿街乞讨，相依为命。苦熬了四年多。1942年，淄博干旱成灾，加之万恶的日寇疯狂掠夺我国矿物资源和农产品，使淄博人民陷入了难以忍受的境地。1944年10月，刚满20岁的长法，决定去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队伍。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奶奶时，奶奶高兴地说：“孩子，你想得对，打不败鬼子咱们穷人没好日子过！听说八路军和咱们穷人一个心眼，你去打鬼子，奶奶在家要着吃也痛快。”

奋勇杀敌立战功

长法参加八路军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哺育下，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广大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欢庆胜利，人民公敌蒋介石却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动部队大举进犯解放区。

1946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鲁中军区地方基干武装部队，奉命向进犯山东历城瓦屋脊地区的蒋匪军发起了反击。战斗打响不久，匪军便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我指挥部命令一个突击排冲向敌人阵地，遭到敌人疯狂的射击，我军无法前进。这时，担任突击排第一班战斗组长的李长法，一跃而起，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冲上去消灭敌人！”他握着枪提着手榴弹，带领同志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敌人阵地。顿时，弹火纷飞，杀声震天，敌人死伤无数，其余的吓得抱头鼠窜。这时，我后续部队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经过一场激烈的围歼战，歼灭敌七十三军一个加强连，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这一仗，大大鼓舞了我地方武装的斗志。李长法在这次战斗中，荣获三等战斗模范的光荣称号。

瓦屋脊战斗后，长法所在的部队接受了到章丘县阎马峪歼灭匪九十六军一个连的战斗任务。阎马峪地势险要，围墙坚固，碉堡林立，守敌满以为占据这个有利的地势，出可劫掠民财，守则固若磐石。我部队开到距阎马峪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首长决定先把敌人的防御设施摧毁。长法当即跟几个战士开了个“诸葛亮”会，向首长提出“先炸毁围墙，打开缺口”的建议。首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长法又主动要求担任了爆破任务。战斗打响后，长法在我军炮火掩护下，抱着炸药，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起奔跑。他头部受了伤，咬牙忍着剧疼，冲向敌人围墙。

1947年冬天，李长法所在部队奉命连夜赶到河南雎、杞（雎县、杞县）地区，阻击国民党第五军。由于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后，战士们都疲劳得躺在冰雪地里睡着了。这时，长法已经任班长，他估计天明后很可能和敌人打上，为了爱护战士，避免伤亡，他耐心动员大家先坚持修完工事后休息。在他的说服动员和带领下，战士们个个干劲十足，都不顾天寒地冻，在雪地上挖掩体、修工事，提前完成了任务。天明时，果然跟敌五军接上了火。由于我方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次战斗打得很漂亮，阻击一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连战连捷逞英雄

1948年6月开封战役时，李长法担任特务团三连三排排长。战斗打响后，他带领第七班通过了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线，穿过了兄弟部队攻开的小南门突破口，继续向西挺进。这时，我八、九班还没上来，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拼命顽抗，敌众我寡，情况非常严重。几经战斗考验的李长法却镇定自若。他笑着对同志们说：“咱这冲锋枪就喜欢他们人多，一梭子扫过去就咬死他十个八个的。”他说着就端起冲锋枪对准敌人猛烈扫射。战士们趁机冲向敌人阵地。隐蔽在碉堡里的敌人妄图阻止我军前进。长法机智勇敢，亲自带领一个战士趁敌人机枪换梭子的工夫，几个箭步就冲到敌人碉堡跟前，两支冲锋枪封住了敌堡的火力。长法大声喊道：“缴枪不杀！”敌人只得老老实实交了枪。附近的敌人见碉堡被攻陷，也都乖乖地放下了武器。初战告捷，共缴获步枪30支、机枪两挺、手枪两支、六○炮一门，俘敌一个排。这时，我八班、九班相继赶来，长法一声令下，全排战士又向敌人发起新的攻势。由于敌人的前卫部队受挫，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战斗一开始，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长法带领全排巧妙地穿插，左冲右杀，顺利地突破了敌人几道防线，占领了有利地势，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扑，为全团长驱直入打开了道路。

敌人外围工事被攻破后，我特务团奉命立即向开封城发起攻击。长法带领三排战士在我炮火掩护下，勇猛地冲了上去。当逼近开封城南大门时，敌人用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三排反扑过来。这时，我三排只有20个人了。长法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毫不畏惧，决心守住阵地！

敌人冲上来了。长法指挥三排战士奋勇还击，冲锋枪喷着火舌，手榴弹飞向敌群。就这样，我三排20个战士接连打退了敌人五次反扑；然后，又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三排与兄弟排紧密配合，乘机穷追猛打，把一个营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开封战役胜利后，李长法被评为三级人民英雄。

此后李长法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在解放上海的战役开始时，长法已升任二连连长。他亲自带领二排四班和五排的一个组，插入敌人纵深地区侦察敌情。他了解到上海守敌已全线溃乱，便指挥战士，和兄弟部队一起隐蔽在去吴淞的公路旁边，准备随时伏击溃散的敌人及其援兵。

不一会儿，从远处传来汽车的轰响声，只见一辆辆满载敌军的汽车急速开来。当汽车驶进我伏击圈时，长法一声令下，枪声骤起，弹火纷飞，刹那间，敌汽车被打得瘫痪在路上，车上的敌人死伤大半，活着的缴械投降了。长法从俘虏兵中了解到后面还有敌人的汽车，遂下令做好再次伏击的准备。果然，又有十几辆满载敌军的汽车开过来了，经过再次激烈的战斗，又俘敌200多名，缴获汽车六辆。

两次伏击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斗志。长法率领战士和兄弟部队乘胜追击敌人，忽然发现从其他地方溃败下来的敌人，倒背着枪，惊慌地逃窜过来。长法又从三排调来一个班和一挺机枪，埋伏在公路一侧。一大群敌军进入我伏击圈时，长法立即指挥战士从四面出击，敌军400多人被迫放下了武器。这一仗缴获汽车七辆，战防炮五门，长短枪数百支。

战斗扫清了前进道路，长法准备继续率部挺进，扩大战果。这时，指导员和副连长已率部赶来。长法遂派一部分战士押着七辆满载武器的汽车送交上级处理，他跟副连长、指导员带领一个机枪组乘车顺公路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地区，奇袭敌人。长法与副连长商定，对溃散之敌既要以武力威慑，又要进行政治攻势。他们经过喊话、下劝降书等办法，很快又使一个营的敌军全部放下了武器。上海战役结束后，参战部队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群英大会，李长法被命名为“一级人民英雄”。

抗美援朝献青春

1950年11月，长法所率的连队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七十八师二三四团一营三连，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李长法目睹战火弥漫的朝鲜国土，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充满胸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志更加坚强。

这时，正值我军第二次战役告捷，长法率领全连同志，冒着严寒和风雪，翻山越岭，昼夜行军猛追敌人。

美帝侵略军为阻止我车前进，每日出动上百架飞机，从早到晚对我前沿阵地和后方进行狂轰滥炸，我追击部队只得白天潜伏在雪山林海中，夜间摸着黑路急行军。战士们因为水土不服，不少人得了病，加上冰天雪地，气候寒冷，行军非常困难。长法为了减轻战士们的劳累，行军时，帮着同志们扛背包、背枪支；休息时，深入班排慰问，并帮助安排战士们的生活，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况。全连战士在他的关怀和鼓舞下，提高了士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一次，我志愿军二三四团一营经过一场激战之后，仅有的一点干粮吃尽了，战士们饿着肚子在森林中歇息。忽听小务长吆喝开饭，结果每人只发了五个冻成冰蛋的土豆。这样的土豆，啃一口冰得牙疼。长法先啃了一口，笑着对同志们说：“同志们，吃吧，土豆凉怕什么，我们志愿军的心是热的，吃下去就会变成打击敌人的力量。”大家吃了土豆，肚子还空着半截。长法正想派人到邻近村里借粮，忽见一位50岁开外的阿妈妮①头顶着篮子从树林里走过来。她把篮子放在战士们跟前，用不很熟练的中国话说：“志愿军同志们，辛苦了。”随之，她把一块块熟食递到战士们手里。临走时，她又说：“往后打咱村前走，就到家里吃饭。”

①阿妈妮：朝鲜语，即大娘。

战士们吃着阿妈妮送来的干粮，都感动得流下了泪。长法对全连战士讲：“朝鲜亲人被美国鬼子槽踢得那么苦，还省出粮米给我们吃，往后我们要多打胜仗，消灭敌人，为朝鲜人民报仇！”

饭后，长法和全连战士满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迅猛追击敌人。一天傍晚，我二三四团一营刚与前卫连汇合，便跟敌人接上了火。敌人梦想以猛烈的炮火阻止我军前进，长法便带领全连战士匍匐前进，我机枪、步枪喷着愤怒的火焰，紧紧咬住敌人不放，但敌人却顽固地死守在那里，使我前卫连一时受阻。长法迅即指挥战士以猛烈火力增援前卫连作战。同时，他亲自指挥两个排从敌左翼穿插迂回，绕到敌后，乘敌不备予以袭击，打得敌人仓皇失措，四散奔逃。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妄图突破包围圈逃跑，结果被我军地雷炸得七零八落，成了废铁。剩下的敌人看事不妙，急忙丢下武器，掉头逃跑，李长法指挥全连战土一起向敌人开火，一场激战，打得敌人死伤惨重。这次战斗全歼美军一个营，生俘百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食品。战后李长法荣立三等功，并被提升为一营副营长。他听在的连队被上级命名为“英雄连队”。

1951年春，第四次战役开始了。3月5日，长法奉命率部到抱川郡屹面二东桥担任阻击任务。激战前夕，长法带领三连干部在前沿阵地察看了地形，在返回阵地的路上，一个同志触发了敌人埋的地雷，长法同志身受重伤，在送往卫生所的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年仅27岁。

为了永远纪念李长法同志，朝鲜人民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二东桥里塔洞里长村。长法同志的墓地上，松柏长青，山花盛开。朝鲜人民经常前来为这位中朝人民崇敬的国际主义战士奉献花束，深致敬意！

（木文原载《英名千古》第二集，收入木书时有删改）

一个普通的连长

——记一级英雄周厚刚烈士

金弧

周厚刚，山东省荣成县宁津乡南港头村人，1924年生。1946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历任班长、副指导员、参谋、连长。1951年6月26日，在朝鲜江原道华川郡广洞赤根山西北的785高地战斗中光荣牺牲。1952年8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为他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1951年6月13日傍晚，在金化以东的万山群里，微风吹动，夜雾徐降，五连的勇士们迈着矫健的脚步，踏上了那块标高785米的高地。连长周厚刚跨上棱线①，站在一棵大松树旁，环顾四周山峦。虽然夜雾模糊了山谷，但他运用一双历年在战火中熬炼过的眼睛，到底辨别出：在他站立的阵地背后，是一片低矮的小丘陵地；再望远处，就是那条从金化到金城的公路；迎面便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这就是和785高地仅仅相距1000多米的三天峰。现在，高高的三天峰上盘踞着敌人，敌人在前几天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占领了这座山头。周厚刚合上发酸的双眼，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在团指挥所里，看到那幅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和站在地图前的团长。

①山背的两斜面成锐角下降时，分水界称棱线。

团长用一根从祖国带来的西湖天竺筷，指在地图上的785高地上：“这是个扎在敌人嗓门眼上的钉子。伪二师和十七联队看中了它，企图拔掉这个使他不舒服的钉子。然后，再骑在它的背脊上，控制它西北一带小高地，配合西线的敌人占领金化，直插金城，逼近我们‘蜂腰’①一线，来完成美国‘将军’们‘闪击战’的计划！”团长的嘴角边微微露出笑容，他的天竺筷仍旧停留在地图785米的标高上：“这儿，敌人以三天峰一线为依托，居高临下，那我们就不能把785高地看成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你的分队，使它成为一个人为的要塞，变成敌人的坟墓！”

①“蜂腰”指39线和40线之间的狭窄地区。

“团长同志，只要我们有一人一枪，宁死也不让敌人占领785高地的一寸边沿！”

“周连长，记住，打阻击最主要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拖住敌人，并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团长闪动着炯炯的目光说：“复诵一遍。”

“……最主要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当周厚刚重新睁开眼的时候，三天峰上的敌人正发出一颗红色的信号弹，接着是一阵捶大鼓似的排炮，炮弹落在高地右侧的山洼里爆炸了。

周厚刚拖着软绵绵的双腿，一颠一颠地走下棱线。战士们有的背靠树桩，席地坐着；有的在咒骂着敌人；有的遮着烟头的火光在抽烟，还有的低垂着脑袋在打呼噜。眼前的事实告诉了周厚刚：战士们乏力了。他完全懂得战士们所以力乏的原因：在第五次战役的40多天出击行动中，吃不到油、盐，用野菜拌着炒面充饥；没有房子住，就住在雨布下面，大家挤在一起忍受风吹雨淋；就是这样，每天还要从天黑到天亮，用两条腿追赶美国鬼子的“十轮大卡车”。

周厚刚默默地想着：“环境再困难，也该让大家稍微休息休息。”他又一转念：“在战斗里，指挥员不是个光会疼小孩子的老奶奶！多少个母亲的希望，在我的身上寄托着；多少个母亲的孩子，让我带领着；真正的爱护，是不使他们遭受无代价的流血和牺牲。”

东山上升起一轮月亮，战士们瞪着眼睛望着自己的连长，在接受任务。

周厚刚立正着讲：“同志们，那边亮着汽车灯的是什么地方？”

“公路！”

“对，为了守住这条通向金城、元山……的公路，为了消灭那帮企图利用这条公路来进攻我们的美国鬼子，我们必须要有坚固的阵地。我们要连夜动起手来……”周厚刚连连的一串咳嗽，打断了自己的说话。他闹痢疾已有十多天，身体显得瘦弱多了。副指导员张文义连忙递给连长一件抽去了棉花的旧“棉衣”，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只顾继续下达他的命令。

连长讲完话，五连的战士们，提着铁锹、十字镐，三个两个的在说：

“兄弟部队在前面掩护着咱们，我们怎能在这里休息！”

“对，干哪！构筑工事，不用一宿赶120里啦。哈哈，我的拳大哥得换换腿老弟的班了！”

一朵云块遮住了月光，阵地上响起一片嚓嚓的铁器声。

穿过崎岖的山路，攀登阻道的岩石，周厚刚在这2000米长、800米宽的阵地上巡视。他不仅用眼睛留心察看战士们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并且用耳朵倾听着战士们的谈论，因为他知道战士们对任务理解的深浅，往往会在执行具体任务中无意流露出来的。

阵地右侧有一个小组，在交通沟里一锹锹地往外掘土。有个东北口音的战士在说话：“……阻击，阻击，脚尖不跨出大门，挨炮弹！不合我的性子，憋得慌！”

另一个是胶东口音：“连长不是说得一清二白吗，要我们‘攻无不克，守如泰山’，变成一支真正了不起的部队！”

这时，又插上来一个年轻战士的声音：“第五次战役，成天地撵鬼子，我的两双胶鞋撵穿了，还没打上一枪，真急死人……快挖……这回只要能打上仗，包管抓俘虏，立大功！”

还是第一个人的声音：“抓俘虏？三天峰，黑压压的矗在面前，我们像是在它的山腿子上……他够着我们，我们够着他啦？”

周厚刚反复寻思着“他够着我们，我们够着他啦？”这句话。真的，跟美军打仗，“不能有半点含糊啊！党不是要我们仅有誓死不屈的决心，而是要我们有勇敢和智慧的结晶——一种制胜敌人的宝物！”他拿起水壶，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不觉微微地一笑：“战士只是不知道上级的布置和指挥意图罢了！”这想法刚一闪过，周厚刚忽然怔了一下，他想起团政治委员去年在长津湖畔的一座山上交代过自己的话：“只有指挥员的想法变成大家共同的想法时，才能打好仗！”被这句话提醒了的周厚刚，无声地责难着自己：“不行！不行！决不能让战士存在一丝顾虑，打糊涂仗！”他准备把刚才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回去和副指导员商量，共同来解决战士的认识问题。他看了看手腕上的夜光表。才十点半，还早着呢，有必要再到前沿支撑点上去检查一下。走！这时候他的两条腿，倒反而硬朗起来了。

周厚刚望着南边射来的一道道探照灯光，边走边思忖。他高高的个子，微微有些驼背，一张大方脸上，配着两道浓眉和一双乌黑的大眼，他那幅在参加革命以前掌了七八年大锤的铁匠工人的形态，依然没有改变；但他的内心和外形很不像是同一个人：他遇事冷静，考虑问题特别精细，待人谦虚而和蔼。他在思忖着团长的命令、战士们的心里话，又不时看着三天峰上时隐时现的星火，他想从中来探索出制胜敌人的办法。猛然，八班副班长王炳谦喝了一声：“哪一个？”这才打断了他的思路。

王炳谦向连长报告构筑工事的情况：“我们班，每个人都挖两个掩体，假使一个被封锁或者打坏了，可以转到另一个去打。连长，你看行不行？”

“行，行！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周厚刚紧握着他的双手，说道：“我要把你们的做法推广到全连，要全连也和你们一样做。”

旁边响着簌簌的树叶声——一个机枪手正在掩体上面加盖伪装。周厚刚在这掩体周围，反复地看了几遍，问那个机枪手：“我们做工事为的什么？”

机枪手回答：“保存自己，杀伤敌人。”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周厚刚指着掩体说，“合不合你讲的要求呢？”不等机枪手回答，周厚刚叫王炳谦和尹国宝跟他一起往坡下走。走了不远，转身向斜坡上的机枪手叫道：“我站在这里，你瞄一下看看！”

不机枪手跳进掩体，架上轻机枪，但够不到连长的位置。他只得局促地说：“死角太大！”

周厚刚叫机枪手下来，对大家说：“顶门看，掩体可以发扬火力，下来看，远了还能打，近了就成死角。”又问大家：“你们看是不是？”机枪手急着要上去：“连长，我去修改。”

“掩体要修改，道理更要摸清楚。”周厚刚把机枪手拉住了，“做工事是为了对付敌人，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在哪儿打倒他！光知道保存自己，不研究发扬火力，工事就是做得像钢骨水泥一样的坚固，也只能挨揍！”周厚刚顺手折了一根小树枝，就像团长拿着那根天竺筷的姿态一般：“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那么，挖工事，光靠铁锹、卖大力还不行，还要用脑筋！好吧，加紧去修改。”

尹国宝望着机枪手上坡的背影，暗暗地思忖：“我们有这样的连长，打胜仗还有什么问题！怪不得，我们排长老是说——连长是‘诸葛亮’！”在信心充沛的同时，他感到心里的疙瘩在活动：“嗳，连长最喜欢有人提出问题跟他研究，何不趁这个机会问个明白，要不，打起仗来总别扭。”他拼命用舌尖舔着嘴唇。

周厚刚看出尹国宝像有话要说，就问：“尹国宝，是向我要手榴弹？”

“不，这回不，手榴弹够敌人受的！”尹国宝指着坡上说：“连长，支撑点设在这上面能行吗？”原来，尹国宝在构筑掩体时，曾一再察看了自己的阵地。他认为：山岭是那么长，敌人到处可以上来，而自己站的位置总是不险要。当时他虽没有吭气，心里可憋出了疙瘩。

“不行吗？”周厚刚微微一怔，心想：“支撑点是敌我争夺的主要地方，我和营参谋长、各排排长经过十几次选择后才确定的。难道说，战士们在具体构筑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我们考虑不周的新问题？”

周厚刚渴望地说：“尹国宝，说你的。”

“我们的前沿阵地，太平坦，连长你看，”尹国宝正要指给连长看，忽然，他本能似地揉了下眼睛，脱口而出地叫道：“变啦！”

尹国宝兴奋地接着说：“连长，怎么搞的，朝鲜的山头会变把戏。我们的阵地，从山下往上看，嘿，真是个‘老虎嘴’！”

“尹国宝，我们要学会‘眼观四处’，懂不懂？”尹国宝点着头。周厚刚接着又讲：“打仗，需要我们用敌人的眼光，来衡量我们自己的阵地。”

敌人的夜航机飞过山头，公路上响起我们的防空枪。夜深了。周厚刚临走，向八班同志叮嘱：“你们是五连最前面的一个战斗班，关系着全连、全团、全师的胜利，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支撑点，变成确保主阵地安全、消耗和疲惫敌人的‘虎口’！”

周厚刚走向观察所。这儿，可忙坏了八班同志，他们上上下下的在演习。尹国宝最精神，装作敌人向我们偷摸，副班长王炳谦在纠正每个工事的偏差。这样，足足搞到东方透亮，八班守备的支撑点，才真正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虎口”。

观察所里燃着几片油松，在跳动的火光下，周厚刚在和党支部副书记张文义研究天明要开个骨干会议，贯彻正确的战术思想。

他们研究得很详细。最后，张文义响亮地说：“连长，我同意你的意见：以少胜多，用近战的手段，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坚守‘785’高地！”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讲下去：“我们要继续想办法，来帮助战士们认识这一次战斗的意义，帮助他们消除顾虑……”

外边，夜航机又在盘旋，周厚刚笑着对张文义说：“留神些，别叫这‘值夜班’的把我们的作战计划偷听了去！”

16日，在阳光拨开晨雾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开始发射。霎时，785高地处在滚滚烟尘的笼罩中。

炮击稀疏了。伪十七联队的两个连，在三天峰脚下集结后，向五连阵地正面和左侧，展开了箝制佯攻，而绝大部分的兵力，在八班防御阵地的山底下运动。

周厚刚在观察所里，透过正在发散的烟雾，一面判断敌情，一面衡量自己的兵力部署：敌人的兵力是集中使用的，我们并没有采用分兵把口；敌人的主力是先夺我们的前沿支撑点。我们有重点地大胆派出强有力的小组、班，守备在前沿；敌人耍的是“羊群战术”，我们是依据有利地形，以一抵十，而且控制了比防御阵地前沿多几倍的预备兵力……周厚刚嘘了一口长气，弹弹身上的积土，从望远镜中向前沿瞭望。

李伪军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朝着我们乱打枪。王炳谦喊了声：“打！”尹国宝的手榴弹，一股劲地直往下摔。大家也和他一样。只听得敌人直着嗓子在嗷嗷的叫唤，不过，他们是越叫越远了。

周厚刚放下望远镜，拿起步话机，问王炳谦：“杀伤敌人多少了？”这一问，可难住了王炳谦，他望望山下，老老实实地回答：“连长，他们都跑回去了。”

周厚刚一听这情形，就立刻要他们趁敌人整理队伍的空隙，在堑壕里召开小会。

周厚刚也赶来这里，他一走进工事，随手检查了每个战士的枪支，然后责问：“为什么没有打倒敌人？”

尹国宝吞吞吐吐地说：“因为太远。”

“为什么太远？”

“我看到敌人上来，就有些沉不住气，敌人还没有靠近，我就打了。”

周厚刚严厉地说：“打阻击嘛，不是要你们吓唬敌人，而是要去歼灭他们！要不，这些鬼子回去吃一顿饭，又来了！”

敌人的炮弹在堑壕上空飞过，山下还有吹哨子的声音。周厚刚的目光向大家的脸上扫了一下：“记住，下一次，不，就是这一次，不是再要敌人丢下钢盔，而是要他们留下尸体！”

敌人第二次进攻又开始了。八班同志接受了教训，都紧紧地盯着敌人，有的人还摇着手，互相约束着：“等敌人爬近一些！”当敌人爬进到30米以内，轻机枪发射，手榴弹在敌人群中爆炸。这回，在八班的阵地前，躺下了八个伸手摊脚的敌人。

敌人在放着冷枪冷炮。周厚刚在八班的工事里，拿着个厚烧饼样的磁性手雷，在吸着地下的炮弹碎片。弹片一跳一跳地腾空而起，粘满在手雷上。尹国宝在旁边看着好玩，心想：“我们连长是个长着胡子的孩子哩。”

周厚刚朝尹国宝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要像这个——吸铁石，让敌人变成这样的废料——弹片，把敌人诱得更靠近我们阵地一些，行不行？”

尹国宝挺有把握地说：“行！打鬼子总要有个积极性！”

王炳谦在加修工事。他听说“打鬼子总要有个积极性”，就转过头来，向着连长：“连长，敌人往回逃跑，我们能不能出击？”

“能！”周厚刚又一次紧握着王炳谦的双手。

天将断黑，李伪军插着带树叶的伪装，在向我们前沿阵地偷摸。尹国宝在监视着敌人，眼睛一眨，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堆堆摇动的树苗。他轻悄悄地报告副班长：“你看，鬼子们吃一次亏，还学一次乖呢！”

正说着，我们的小炮和重机枪开火了，打得敌人把插的、戴的丢得一干二净，现出了原形。接着敌人又呼啦啦地向八班的前沿奔来，企图躲过我们的小炮和重机枪的射击。

八班的战士早就准备好了。他们先用枪打了几个“活靶”，等敌人靠近到20米时，排子手榴弹就像一阵冰雹落在敌人堆里。敌人支持不住，扔了枪支就往山下滚。八班同志乘机出击。王炳谦带着一个小组跳出工事，撵在敌人后面，端着自动枪狂扫了一阵。于是在五连的阵地前面，敌人又丢下了40多具尸体。

他们回到自己的工事里。从眼前的胜利中，战士们更加体会到连长一再强调的要敢于和敌人进行近战的意义。一个年轻的战士似乎有意地向旁边的那个东北战士说了一句：

“我们够着他啦！”

那个东北战士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够着，够着的还多呢！”

天黑，周厚刚回到观察所里。他总结了这一天的战斗：敌人被打死了很多，我们的弹药消耗也不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他想：“整个战线，都急需弹药，可是有些战士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懂得在大规模的连续战斗中节省弹药的重要……要教会他们用最少的弹药，去杀伤最多的敌人。”

为了使自己的想法变成事实，周厚刚编了一首顺口溜似的口诀：敌人来一个班，给他一包炸药；来七八个，给他一个手雷；来四五个，给他一个手榴弹；来两三个，用“八粒快”打。

这口诀像风一样在阵地上传开。战士们就拿它来做杀敌立功的竞赛标准。他们仔细地查看着冲来敌人的数目，然后决定给他什么样的货色。这“买卖”果然很赚钱：战士朱顺堂，用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四个敌人；四班长倪友，用一包炸药炸掉敌人一个班。整个阵地上都和他们两人一样，做着这赚钱的“买卖”。

狡猾的敌人，在17日夜里偷偷地运动到五连的阵地前沿；到了第二天拂晓，趁着迷雾，分五路进行攻击。激战又开始了。

在紧急的情况下，指挥员分了工：副指导员张文义到前沿去，连长周厚刚赶到二排丁和的重机枪小组那里。

重机枪工事被冲上来的敌人用手榴弹炸坏，射口被堵塞了。丁和的半个身子埋在土里，腰上负了伤。周厚刚连忙过去接过重机枪，冒着暴雨似的飞弹，带着丁和，转移到早已准备好的重机枪预备阵地里继续作战。周厚刚命令丁和用重机枪射击敌人的后续部队。丁和按着烫手的机枪筒子继续发射，重机枪狂喷着火舌，子弹像泼水一样浇在敌群里。

周厚刚用机枪把敌人优势的兵力切成两段，减轻了我前沿阵地的压力。可是，有的敌人已经跨进了八班的交通沟。王炳谦急中生智，他指挥全班跳出交通沟，采取“关门打狼”的办法，把敌人压在交通沟里，用自动枪直往里扫。敌人一个跟一个地倒在交通沟里。

教导员要把八班扼要的功绩报上来。

周厚刚不加思索地说出：“第八班在三天中，打垮敌人21次攻击，杀伤敌人200余名！”

果八班集体荣立一等功的喜讯，立刻传遍全连。阵地上响着“向八班学习”的口号。决心书、保证书一张张地飞到连长那里，各班都要求守备支撑点的任务。

敌人连续四天的猛烈攻击，都被五连的勇士们打败了。20日起，恼羞成怒的敌人，妄想使用炮火来歼灭我们的“铁人”

敌人在三天峰上新开辟了一条道路，专门运来了三个炮兵连，对我们的山头进行直接轰击，一轰就是三四个小时。在上空，敌机又不断向我们投掷炸弹和汽油弹。785高地上，炸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弹坑；原来是青松绿草的山头，现在铺满了焦土末和被炸得粉碎的小木片；一人多深的交通沟也给摧平了。战士们整天像在地震的包围中生活。有时，掩蔽部被震塌了，连人带枪被压在土下，但他们马上又从土里钻出来，拍掉身上的尘土，继续拿起枪来战斗。敌人的炮轰了这么久，可是我们的阵地呢，依然如钢铁一般。

战士们在嘲笑着敌人的狂轰滥炸。但作为全连的指挥员的周厚刚，此刻不能不冷静地来研究一下对策。情况是这样：我们手头上，仅有五门小炮，不能否认，重火器的数量和质量，敌人是占优势的。掩蔽部顶上的沙土，受了炮轰的震动，沙沙地泻下来，周厚刚抓起一把砂土，在想：“要爱护战士，这不是说空话，我决不能让战士用血肉去跟炮弹拚！”他把一把捏得紧紧的砂土，啪的一声，摔得粉碎。“嘿！决定胜利的不在武器，而是人！”

周厚刚毅然定下决策：用我们的小炮来压制敌人的大炮。

炮班班长胡治安，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想开了：“近距离射击，连续打炮，要是被敌人的炮兵发现我们的阵地，是很难招架的……”想着，想着，他一夜没闭上眼。

第二天清早，周厚刚从观察所到小炮阵地上去。他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身上披着一件烧去半截袖筒的夹衣，蹲在炮班战士的中间，像是在跟他们谈家常一样：“你们都是老炮手了，我来，出个题，看你们答得上答不上？”

“行！”一个战士说，“连长，我们一人答不上，咱们一伙人，凑也凑上了。你出题吧！”

“我们要用五门小炮来压制敌人的三个炮兵群，你们说能行吗？”

战士们都仰着头看着连长，一时找不出答话来。

“能！我们一定能压制敌人的炮火。”周厚刚说话的声音显得特别自信而有力。“是炮兵都懂得这个道理。双方同时打炮，山谷里声音混杂，敌人难以找到我们小炮的目标。而我们呢，就可以抓紧这个时机，大量杀伤敌人，压制敌人的炮火……”

炮班班长胡治安被连长一提醒，心里一亮，想要回答连长的话。周厚刚看出胡治安的神情，为了把问题讲得更加明确起见，他又紧接着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对策：敌人打炮，我们也打炮；敌人打得凶，我们要比敌人打得更凶！”

“我们一定要把敌人的炮火压住！”胡治安和炮班的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了连长。

雾散了，敌人的排炮又开始轰击，周厚刚亲自在观察所观察着。敌人炮弹出口的地方，冒出一阵黄烟，周厚刚就向炮班班长严厉地命令：“三号目标，三号目标，命令你们五门炮，要一个声音打出去，不准有偏差！”

22日，这是五连坚守在785高地上第七个白天。敌人恢复了密集的炮火，六个小时，向我们的阵地打了1200多发炮弹。高地上的土屑石块成了焦黑的烟尘，混在满山的火焰里，滚滚飞向天空。当炮击停止的时候，敌人又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像把钳子一样，向八连和五连的结合部猛攻。很显然，敌人是企图割断这两个连的联系，往金城方向的公路穿插。

一路敌人，在八连顽强的抗击下，停止前进。另一路敌人，一个个蜷缩着双肩，一步、半步慢慢地爬向五连的山头。他们遭到了五连的连续打击，不再像开始那样气势汹汹了。

五连的同志们，自从昨晚开了党支部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以后，大家的斗志更加高昂了。在那次会上，周厚刚批评了少数人存在着的轻敌麻痹思想。当时他号召大家：“任何一个人，不要被躺在阵地前的敌尸冲昏头脑。”因此，阵地上每双一布满了红丝的眼睛，都在百倍警惕地监视着敌人的活动。特别是前活小组的同志，他们牢记着连长说的“以少胜多”的战术，用炸药、手雷和手榴弹来消灭敌人。敌入成班成排地以一线式队形向上冲来。于凤之和李光元一手提着装有手榴弹的口袋，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榴弹来，用嘴咬开盖子，一个接一个地把手榴弹投向敌群。他们又消灭了很多敌人。

“啊！你是……”周厚刚把耳机更贴近右耳，声音有些颤抖。

“同志们，我们用什么来回答上级首长？”在烟雾弥漫中，看不出是谁在高喊。

“打垮敌人的攻击！”

“坚守785高地！”

“把大山变成敌人的老坟！”

被上级首长的慰问激励了的战士们，奋勇地抗击着敌人。直到太阳落山，穷途末路的敌人，无奈何，只得把前队改为后队往回收缩，并派出一部分人，在火力掩护下来拖死尸和伤员。你看他们拖呀，拖呀，一直在山下拖出一条条的血路。拖了很久，只拖走了在三小时内伤亡的一半。

一个深夜，在月光底下，几昼夜没很好睡觉的周厚刚，和战士们在一起嚼着年糕。这是后勤的同志们特意为他们做的。高粱米碾成的红褐色的年糕，配着一把碧绿的大葱，大家吃得特别有味。

周厚刚抬头望着月亮，已是圆圆的了。这些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年还有意义。他咬了一口年糕，嚼了几口大葱，说道：

“吃着年糕就想起了祖国人民过年的情景，我们要让祖国人民永远过太平年！”

旁边有个嘴舌伶俐的战士接着连长的话说：

“我们要让朝鲜人民一年四季见青天！”

晚风吹来，夜雾降落，大家感到凉飕飕的，四周的战士们，把连长围得紧紧的。

这时，营部的通信员走来，送给周连长一道命令，周厚刚在月光下看着：“……五连，胜利完成任务，立即准备移交阵地……”

7月中，在一个密密的大松林里，悬挂着一面一人高的大锦旗，旗上写着几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集体一等功第五连”！从树叶缝里射出的阳光，照在锦旗上，耀人眼睛。英雄的连队在庆贺着用自己的热血换来的荣誉。

这是个胜利、光荣、狂欢的日子，五连的战士们该歌唱，该跳舞，该扬声大笑。可是，谁也没有这样，他们除了激动，还有沉痛。因为他们最敬爱的连长，在奉命转移下来的第二天，在第二线阵地上因埋设地雷失事而光荣牺牲了。

团长抑制着悲痛，他的表情和声调都是异常的严肃：“……五连是愈战愈强了。你们在周厚刚同志直接指挥下，在785高地上，顽强地战斗了八昼夜。美李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击了40多次，每次的结果，都是狼狈逃窜。敌入虽然付出了605条性命，但是，785高地，仍然没有他们插足的地方。这是你们连队的光荣！这是你们连长周厚刚同志的光荣……”

群山里，松涛像在赞颂着这光荣的业绩。在战士们的心头，热血汹涌，他们直盯着面前的大锦旗和永远不败的青松，在默默地悼念：“连长，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载《志愿军英雄传》第一集）

战斗英雄李安仁

安丘县民政局

李安仁是山东省安丘县菴上镇小陆戈庄人，1924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曾上过几年学，12岁时，就经常跟着父亲下地干农活，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好孩子。

1937年，李安仁被伪军抓兵，在厉文礼部当了一名勤务员，受了不少苦。1943年11月麻窝战斗时，他才被解放出来，参加了八路军。曾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等职。1944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安仁同志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屡建战功，曾荣获“二等练兵模范”、“一等战斗模范”、纵队“战斗英雄”等光荣称号。1947年2月，在东北“三保临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1945年春，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扩大解放区，迎接大反攻。”我山东八路军坚决响应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展开收复蒙阴城的战斗。

中心炮楼的毁灭，对整个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祝捷大会上，李安仁同志被选为一等战斗模范。

1945年5月，我鲁中部队攻打张步云匪帮盘踞的景芝镇。战斗打响以后，突击部队在“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冲”的战斗口号鼓动下，像猛虎一样，直向镇东南角的围寨冲击。围寨的设施是很严密的：围墙外边是一圈铁蒺藜网，网外有两道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东南角和东北角有着可以交叉射击的炮楼。中心炮楼坐落在院子中央。

李安仁是突击队的七班副班长，他跑在最前面。带领突击队员越过两道壕沟，突破了铁蒺藜网，向敌人的围寨猛扑过去。此时，敌人集中火力拼命射击，企图封锁我突击队前进。但英勇顽强的李安仁却毫不畏惧，他敏捷地爬上了敌人的围墙，看到东面一个大院里，黑压压的敌人出出进进，像是敌人的指挥部。李安仁站在围墙上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喊声未落，排炮似的手榴弹扔下去，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乱作一团。李安仁又立即向大院里的敌人射击，连续三枪打死了两个敌人。此时，副连长和战士王文泉也冲了上来，李安仁便和王文泉在机枪掩护下，像“草上飞”一样越过一片平场，跃到敌人的大炮楼脚下，堵住了炮楼门口，高喊：“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敌人吓得直打哆嗦，乖乖地举起双手缴了枪。战斗胜利结束，伪军全部被歼。

李安仁在这次战斗中，战绩卓著，被投予“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朱总司令命令我军“向大城市交通要道进军，消灭拒降敌伪，解放大片国土。”我鲁中部队沿着淄博线从南向北进军，扫除拒降的敌伪军，先打下博山，继而攻克淄川，再向山东名镇周村挺进。

在解放周村的战斗中，李安仁所在的第八班担任突击班。他率领战士们抬着梯子，冲向北门。“轰隆！”一颗炮弹落到城门旁，顿时，黑烟弥漫，土石飞扬。李安仁身子一晃，摔到壕沟里。他顺势一滚，挺身而起，一看城门被炸开了，就趁着硝烟未散，纵身一跃，像一支利箭穿进城门，战士们也紧跟着突进去了。他们用力推倒敌人的防御墙，飞快地爬上城头，占领了有利阵地，居高临下，向正在增援的敌人横扫猛射。敌人连续组织了几次反扑，都被李安仁的突击班打下去了。北门一带成了这次攻击战的突破口。我后续部队乘势急进，同敌人展开了激烈巷战。不到一个钟头，沦陷八年的周村获得解放。李安仁又立战功。他深深懂得：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斗中勇猛顽强、有我无敌，就能越战越强，越打越硬。

1945年9月，为反对蒋敌伪合流，解放受难同胞，我军挺进津浦线，在大汶口车站与敌人展开了激战。

总攻击是在白天开始的。我们的迫击炮、山炮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轻重机关枪的子弹，密密麻麻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趁着敌人被我们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突击队三排八班长李安仁带领全班战出，悄悄爬到围墙下，这里距敌人只有一墙之隔。敌人怕被冲垮，用各种武器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向突破口射击。我第一梯队倒下了，第二梯队又接着冲上去。一班长、机枪射手和孙连长相继躺在血泊中。战友的牺牲，激起了李安仁的满腔怒火；他想，同志们的鲜血决不能白流！不报仇雪恨，决不罢休！他猛地站起来跃到突破口西侧，向敌人的工事里投了两颗手榴弹，趁机飞上城头，大喊一声：“同志们，快_上来！”接着端起刺刀，只身冲进敌营。这时，木架子工事里有6个敌人，正准备拼命，李安仁跳过去，接连就是两刺刀，两个家伙被刺伤逃跑了。第3个敌人刚要拔腿逃命，李安仁一个箭步上去，猛刺了一刀，刺刀捅进了那家伙的肚子。李安仁喘了一口气，又端着枪继续向前搜索。正趴在围墙工事里向外射击的3个敌人，还没等爬起来，就被李安仁刺死了。这时，另一个敌人正慌慌张张地逃跑，李安仁心急腿快，端着刺刀猛追上去，结果了那家伙的性命。李安仁杀红了眼，猛追穷寇，接连又刺死两个敌人。

李安仁同战友一起奋不顾身，顽强作战，带领八班又打退了敌人的3次反扑，杀开了一条血路。在这次战斗中，他一个人刺死了15个敌人，在鲁中军民中传为佳话。战斗结束后，在表彰大会上，各阶层的代表一致赞扬李安仁的英雄事迹。别人问他一连刺死了15个敌人，哪来的这股劲？他回答说：“不少同志牺牲了，使我一见敌人就红了眼，一心要报仇。阶级仇恨就是我力量的源泉。”

大汶口战斗结束后不久，李安仁所在部队奉命进军东北，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旅十九团一营一连。这时李安仁已升任二排排长。

1946年4月在四平保卫战中，李安仁参加了激烈的大台山战斗。大台山是一制高点，被敌人攻占，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山上守敌两个连，我三营几次发起强攻未成。上级命令李安仁排坚决夺回大台山阵地。李安仁琢磨着：地形对我不利，一个排攻击两个连是不容易的；要想完成任务，必须很好地运用战术。于是他率领全排带着三挺机枪和一门小炮进入攻击阵地。首先，他命令四班从东面悄悄地攻上去，敌人发觉后慌忙抵抗。李安仁乘机指挥机枪、小炮一齐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时，他带领五、六班从侧面冲上山去，经过激战，敌人丢下横七竖八的尸体，狼狈溃逃。

8月，在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第一届英模大会上，李安仁因作战英勇，屡建功绩，被授予纵队“战斗英雄”称号，并发给英雄奖章和奖状。

1946年10月我军攻克辽东西丰城后，部队奉命转移至通化地区，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首次向我临江地区进犯。在大梨树河子战斗中，李安仁排担负着打击敌人援兵的任务。战斗打响后，冲锋号一响，李安仁即带领全排向敌人猛冲。敌人溃退，李安仁便带领全排迅速插到敌军侧后，和敌人一个连展开了肉搏战，杀伤敌人20名。

李安仁在这次战斗中机智勇敢，率领全排再建战功，辽东军区授予他“战斗模范”的光荣称号。

1947年2月，大雪覆盖着田野、村庄和条条乡间小路，大地一片白茫茫。

第三次保卫临江的战斗正在进行着。一天，上级命令一连夺回被敌人占领的“915”高地。李安仁排是突击排，他按照命令率领全排首先向“915”高地发起攻击，很快占领高地，将残余敌人压到山脚下。这时，一连又接受了歼灭山脚下敌人的任务。陈连长经过简明有力地战斗动员，便带领部队进入攻击阵地。但是由于敌人的火力密集，部队不能前进。陈连长爬到李安仁身边说：“李排长，我组织火力掩护，你带领全排赶快向前发展。”

陈连长命令所有武器一起开火，掩护李安仁排向前突击，经过一场激战，部队进展不大。这时李安仁又爬回来，向连长建议：“集中火力，组织爆破。”连长接受了李安仁的建议，当即命令机枪、小炮集中火力掩护爆破。不一会，敌人的一个主要工事被炸毁了，李安仁排随即发起冲击。在前进中，突然，一颗炮弹在李安仁身边爆炸了，他身负重伤，但他全然不顾，仍指挥突击排继续冲锋。他高喊着：“冲！四、五班火力要集中，六班从左侧冲！快！”

战斗在激烈进行着，李安仁忍着剧疼，奋力站了起来，想继续向前冲，但终因伤势过重又倒了下去。

李安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在三源浦为李安仁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宣布将北岔山（915高地）改为安仁山，建立烈士陵园，将英雄的遗体安葬在陵园内。事后，当地政府在柳河又为烈士修建了英雄纪念碑。

巍然屹立的“安仁山”万古长青，李安仁的英雄形象永远鼓舞着人们胜利前进！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记冯旭臣烈士事迹

淄博市淄川区编辑办公室

在巍峨险峻的马鞍山上，矗立着永放光辉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在20多位烈士的英名中，有一位年近花甲的冯旭臣老先生。他在日本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动员教育全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事业，他自己更是全力以赴投身于抗战工作。敌人曾多次烧毁他的房舍，搜捕他的家属，使他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老先生以泰山可动、志不可移的坚强意志，积极工作，百折不挠，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1942年11月，老先生在马鞍山保卫战中，英勇顽强与敌人拼搏，最后光荣献身，在抗战史上写下了不朽的光辉的一页。

冯旭臣先生出生于1888年农历十二月初四，是益都县第三区长秋村人。家庭小康。他在青少年时期，读的是“四书”、“五经”，向往的是“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当时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连年，兵匪横行，内忧外患交加，穷苦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这一切对他所追求的“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的家庭也遭受过封建势力的压迫。他在农事劳动中，深知稼穑之艰难。特别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使他深受影响，所以他赞成科学、民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日常生活中，他同情贫苦人民，对于为富不仁、爱财如命的人，则深恶痛绝。

西崖头村贫民赵希盛，因家里人多地少，荒年歉收，卖尽了家产仍然揭不开锅，只好带着全家10口人，逃荒到长秋村来，寄居在冯家，靠打短工度日。当时赵希盛的小女儿俊美才7岁，同冯旭臣先生8岁的女儿文秀整天在一起玩耍，饿了在冯家一同吃饭，困了在冯家一同睡觉，如同亲姐妹一般。

赵希盛10口之家，靠打短工度日，难以维持生活，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冯家就主动进行接济。在夏收、夏种和秋收大忙季节，赵希盛全家也主动去冯家帮收帮种。赵俊美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借了冯旭臣先生100多元钱置办的。后来赵俊美的子女大了，日子逐渐好起来，才还了账。像这样的因事、因病、度荒而借了冯家的钱，有钱就还，无钱作罢的例子，就有边振奎、刘守范等十几户之多。

“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是旧社会一般人的处世哲学。冯旭臣先生这样的帮助穷人，许多人都不理解，有的以关心他的口吻当面问他：“你这样做，得不偿失，图个啥？何况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呀！怎么总是怜惜穷人呢？”冯旭臣先生笑嘻嘻地说：“孔孟之道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扶弱济贫这是古圣先贤的教导啊！人有急难，哪能坐视不救呢？”

1930年，淄河流域曾一度被土匪骚扰过。当时这一带的大村，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护村，围墙高，枪支多，土匪不容易攻进去。长秋是一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小村，没有武装，土匪来了，群众就跑到山沟里藏起来，土匪走了再回家。这村有个名叫王景成的贫民，土匪来了没来得及跑，被堵在家里，土匪用刀压在王景成的脖颈上说：“你要想活命，就给我带路，若不，就叫你掉脑袋！”这样，土匪就把王景成带走了……当天夜里，王景成瞅了个机会，逃回了家。

王景成的事被大乡长知道了，竟以“勾结土匪，危害乡里”的罪名，下令逮捕王景成。如狼似虎的乡丁，闯进王景成的家，不由分说就把王景成玉花大绑捆了个结实，推推搡搡而去，并且留下话：“想要活人，立即拿1000元钱，否则就地正法。”王景成的妻子曾听说过，有次土匪走后，乡长捉了个姓阎的贫民，硬说是匪伙，把他枪杀了。她自知家底薄，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值100元钱，哪里拿得出1000元呢？没有钱人就不能活命。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悲，不由得呼天号地大哭起来。就在她悲痛欲绝的时候，冯旭臣先生来到了她家。冯先生竭力克制住泪水，安慰她说：“救人要紧，光哭是没有用的。”于是，冯先生自己先拿出一部分钱，又火急火燎地亲自到各户动员捐助。好容易凑足了钱，带到乡公所去，满以为可以赎回王景成，哪知乡长又节外生枝，勒令再交上打土匪损耗的1800发子弹钱才放人。无奈，冯旭臣先生又帮助筹划上这笔钱，才勉强把王景成赎了回来。

后来，乡长等人因分赃不均，产生了矛盾，私分勒索款项的事情就泄露到外界来了。冯旭臣先生义愤之下，团结乡里，联名上告乡长“捏造罪名，诬陷良民，勒索巨款，私分自肥，”要求“严予惩处，追回钱款，以苏民困，以正国法。”当时益都县长杨九武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不得不受理了这一案件。冯旭臣先生在公堂上仗义执言，慷慨陈词，有理有据地揭露段乡长的不法行为。段乡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冯先生高兴万分，认为官司打赢了，钱可以退回来。哪知事后段乡长用重金贿赂了县长及有关人员，使这一案件的判决，竟一拖再拖，不了了之。但冯先生这种不畏权势，保护贫民的正义行为，却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益都县境。

在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常常因为宅基、土地、家务、来往账目等斤斤计较，锱铢必争。往往开始是口角，继是斗殴，直至打得头破血流，腿断臂折。发生了这种情况，人们常常找冯先生给予公断。冯先生总是两手托平，直率地指出谁是谁非，劝解双方平心静气，互相认错。冯先生常说：“地挨地，屋接屋，邻居比舍，以和睦相处为好。千万不能打官司，省得那些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到那时，丢了钱，伤了人，值得吗？”每次，经他苦口婆心的劝解，双方都口服心服，自愿了结，不再争执。附近各村的穷苦群众也把冯旭臣先生看作是自己的保护人，有事总爱请冯先生帮助解决。

冯先生见他的次子冯毅之自幼聪慧，很有胆识，因此，他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供其到外地求学。1930年，冯毅之在济南高中读书时，受胡也频等进步教师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活动。1932年冯毅之参加益都暴动，失败后暂回家乡，冯先生经常给以劝慰，鼓励他不要灰心，要继续斗争。后益都县长杨九武派三区赵区长到长秋村以会见为名逮捕冯毅之，但冯毅之早有思想准备。两人会面后，说完几句寒暄话，赵就以眼色示意，令区丁持绳动手。冯毅之毫不示弱，突然将其一拳打倒，经过一番拼死搏斗，终于脱险。因这件事的株连，他家庭被抄，亲人受到官府迫害。对此，冯先生不但对儿子毫无怨言，还想尽办法保护儿子。他向亲朋借了50元钱，督促、帮助儿子逃亡到北平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大举侵略我国。11月间，国民党军阀韩复榘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率兵不战而逃。各县国民党官员也纷纷携款潜逃。溃退的士兵沿路抢劫、抓夫，欺压百姓，闹得人心惶惶不安。12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铁蹄蹂躏我省各地，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冯先生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无辜同胞惨遭屠杀，热血沸腾，悲愤交加。这奇耻大辱，何日能洗雪？这救国保民的伟大事业，由谁来领导？对此，冯先生很是焦灼不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纷纷组织起游击队。冯先生的次子冯毅之也组织起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部队，抗击日军。冯先生认为中国有救了，心里十分高兴。随后他又看到国民党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消极抗日，大肆搜刮民财，勒索百姓，对日军的暴行，熟视无睹，对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却以种种借口，制造磨擦，制造流血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公开投敌。为虎作伥；有的暗中勾搭，互相配合，妄图消灭八路军。这些事实，使他感到非常气愤，但也使他认识到：要想抗日救国，只能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于是，冯先生让长子冯登奎、三子冯登恺和大女婿孙同山等都参加了八路军新一营，让小女儿文秀参加村里的妇女工作。他自己为儿女们做出榜样，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工作，动员群众，筹划抗战物资，在抗日救国的事业中做出了贡献。

1938年初春，廖容标、姚仲明等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了长秋村，群众争相腾出好房，送来吃食，热烈欢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司令部就设在冯先生的家里。在这以前，冯先生及村里群众就听到廖容标率领部队在小清河打敌艇，全歼艇上敌军的事迹，知道这是一支抗日的部队。群众认为神话中的菩萨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共产党的军队打日军，捉汉奸，灭土匪，解除群众痛苦，就是现实的菩萨。身受日军屠杀和匪兵祸害的群众，一遇到这样的好队伍，就很自然地称廖容标为廖“菩萨”，称战士们为“菩萨兵”了。这些都说明，群众从心里拥护我党我军。冯先生见廖容标、姚仲明等举止文雅，平易近人，因此对他们十分敬仰。又见部队中干部与战士之间一律平等，亲如兄弟；部队对群众很和气，给群众挑水、扫院子，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他十分感动地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真好。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在历代王朝中，就算是好的了，可也远远比不上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他亲自找到地方上的负责人说：“多筹划些面食，给共产党的军队吃，好让他们打日本，这比什么都好。”

冯先生自从见到廖容标、姚仲明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他的次子冯毅之所带领的新一营，在淄河流域经常以游击战术打击日军，摸岗哨，攻据点，多次重创凶恶残暴的敌人。敌人为了报复，于1939年春末的一天凌晨，突然包围了长秋村。敌人枪炮齐鸣，虎狼般地扑向村里。哪知，村民早有准备，已全部离开村子。敌人扑了空，就纵火焚烧了冯先生的房舍，烈火蔓延到全村。敌人怕中埋伏，纵火后就急忙撤走了。躲在山里的群众，纷纷回村救火。群众扑灭了烈火之后，见到冯家一片灰烬，便安慰冯先生。冯先生说：“国破家亡。古之常理。但日本侵略军想用烧杀来挫折我们的斗志，那是痴心妄想！敌人烧我们的房子、八路军会抄敌人的狼窝，给我们报仇。乡亲们，咱要坚定信心，多方面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因为损失几间房子，几件家具，就动摇屈服。”群众见冯先生一点也不气馁，仍是心情振奋，坚持斗争，不约而同地齐声说：“对！咱就照你说的办。”

冯先生本人及子女亲属都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在家产被敌人焚毁的情况下，仍然斗志坚定，工作更加积极。因此，1939年，他被选为益都县县参议长。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敌人实行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搞“曲线救国”，指使其沦陷区的部队投降日军，明目张胆地配合日本侵略军进攻八路军。因此，八路军除抗击敌伪军外，还要抗击国民党的土顽军队，战斗频繁，根据地渐渐缩小。敌伪顽还灭绝人性地搜捕和杀害我抗日家属，使我军活动困难重重。冯先生自己无家可归，亲友们不敢收留，随着部队又怕给部队造成累赘，在这种情况下，冯先生含辛茹苦，仍始终不渝地坚持工作。有一次在路上突然遇上了汉奸队，冯先生穿着和群众一样的衣服，领着家属，混在“跑反”的群众中，沉着地迎着汉奸队走去，汉奸队过去后，冯先生急忙拐入一条僻静的小路，躲进山沟里。当汉奸队发觉回头追捕时，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事后，冯先生对关心他的人解释说：“我不是故意冒险，因为我们混在群众中，敌人不容易辨认，我知道群众都是好人，不会向敌人告密；再说我的行动出乎敌人的意料，他们万万想不到我会挺胸迎面走过去。”

九

1942年，当环境恶化、斗争最残酷的时候，上级为了冯先生的安全，动员他到马鞍山工作。冯先生欣然同意，就带着女儿文秀，二儿媳孙玉兰和三个孙女一同登上马鞍山。

马鞍山位于淄河上游，地势险要，是我鲁中军区的门户。自1941年我军重占马鞍山之后，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守卫马鞍山的有一个班的战士，另有一部分伤病员在此疗养。冯先生上山后，就负责管理伙食，冯文秀担任山上的文化教员，孙玉兰自动帮助伤员缝制衣服，生活比在山下安定多了。

这年秋天，日军扫荡我鲁中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登上了马鞍山。他到山后，把伤员、工人、家属以及他的警卫员30余人组织起来，备水备粮，加修工事，准备战斗。山上人员斗志昂扬，信心百倍，人人下定了凭险歼敌的决心。

淄（川）博（山）临（朐）益（都）四县联合办事处负责人冯毅之，因研究对付路过马鞍山敌人的战斗问题，上山与王副团长商讨。晚上，冯先生备酒宴请王副团长、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与儿子冯毅之等。席间，大家谈到敌人在“扫荡”中，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房就烧的残暴罪行，冯先生气愤地说：“我有三个儿子，长子已为抗战牺牲，我的大女婿孙同山也牺牲了，但是还有老二、老三和二女婿刘守范，他们仍在英勇杀敌。日本侵略者想用杀人的办法来制服中国，是永远办不到的！”在座的同志都鼓掌称赞，并举杯为抗战老英雄干杯。大家一饮而尽。冯先生更加激动地说：“我们要学岳飞、文天祥，流芳百世，不作秦桧遗臭万年。”大家连连点头称道：“对，对，完全正确。”王副团长从容地念起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成式也激动地朗诵起《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冯先生兴奋地说：“我在山下工作时，就时刻准备着，遇到敌人，就同他们拼个死活，绝不作俘虏，给子孙丢脸。”……这次酒会，竟成了马鞍山战前的一次誓师会。

几天之后，被我反扫荡击败的日本兵向回收拢，其中一路约有千余日军和几百名伪军，从马鞍山下路过。汉奸队头子唐云三怂恿敌人说：“山上有鲁中军区主要负责人，有兵工厂，还储存有许多贵重物资。”日军对马鞍山早已垂涎三尺，听到他的话，正合心意，就把队伍停下来，决心攻下马鞍山。

11月9日，日军凭借着优势兵力，向马鞍山进攻。天上有四架敌机轮番俯冲轰炸，山下轻重机枪向上扫射，一群日本兵沿着石阶蜂拥地向山上攻去。王副团长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等待战机。忽然他的枪声响了，一个舞着指挥刀的日军军官应声滚下山去；其他同志也举枪一阵齐放，又有许多敌伪军丧生。谭克平同志举起一块巨石，向日伪军砸去，几个敌人应声倒下。日军的指挥官以为我军没子弹了，便逼着敌伪军向山上爬。冯老先生及女儿文秀见状，就一个劲地向山下掀石头。于是，巨石滚滚，枪声阵阵，打得敌人弃尸逃窜。直到黄昏，敌人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兵下山。入夜，山上钟鼓齐鸣。这是向山下群众宣告：马鞍山仍在我八路军手中！

日军指挥官听到山上的鼓声，气急败坏地向各处调兵，连夜兼程赶运弹药，把大炮、轻重机枪运到附近的山上。周围群众听到山上的钟鼓声，心中高兴万分，扬眉吐气。王副团长深知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又重新调整了守山部署，教育同志们节约弹药，准备石块，加修工事。让冯老先生只负责照顾家属。但是，冯老先生和女儿文秀，连夜参加了抢修工事。

第二天，日军两千多名，伪军也增加了许多。飞机增加了轰炸次数。黎明时分，马鞍山便硝烟弥漫，土石纷飞，大火熊熊，山上的工事大部被轰塌，房屋被摧毁。狡猾的敌人，从山前、山后两面进攻，但都被守山的同志用步枪、手榴弹、石块击退，敌人死伤惨重。直到中午，马鞍山仍在我军手中。在此期间，冯老先生安排好家属后，就冒着炮火，四处送水，送手榴弹，并亲自投掷石块打击敌人。同志们都劝他，冯老先生坚定地说：“消灭敌人，守住阵地，我也有责任啊！”

敌人的炮火不间断地轰鸣着，但日伪军仍未能攻上山去。日寇参谋长黔驴技穷，爬到半山腰用望远镜向山上窥视，被守在东顶的王副团长看到了，手起一枪，敌酋就被打死滚下山去。为了报复，日伪军疯狂地向山上猛攻，炸弹、炮弹、枪弹一齐向山上倾泻。日军军官逼着敌伪军拼死往上攻。冯先生在送水中，见南天门吃紧，就跑了过去，只见守南天门的同志，手里握着石块，都倒在了血泊中。他向山下一看，敌人正沿着石阶蝗虫般地向山上涌来。冯老先生热血沸腾，不顾敌人的炮火，一个劲地向山下掀石头，嘴里嘁着：“我叫你爬！我叫你爬……”冯文秀来给受伤的同志包扎，冯老先生说：“文秀，快来帮我掀石头！”父女俩把大块的石头掀下山去，砸得敌人无处躲藏，又死伤了许多。突然，一发炮弹在他们父女处爆炸了，冯先生受了重伤。文秀不顾自己的伤痛，要给父亲包扎，冯先生说：“不要管我，打敌人要紧，你还是向山下掀石头吧！”文秀遵从父命，就同刚从北山赶到南天门的同志一起向山下掀石头。谁知，冯先生由于流血过多，壮烈牺牲了，时年54岁。

冯老先生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避风险，倾全力于抗日救国事业，在保卫马鞍山战斗中，英勇献身，确属难能可贵。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是值得后人钦佩和敬仰的。

马鞍山永在，烈士英名长存！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第三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李子敬烈士生平事迹

封本化于政辉

李子敬，原名李裕笃，1909年4月生于山东省泰安县封家庄（现属新泰市）。其祖父是附近比较著名的中医大夫，开设一爿中药店，并有土地50亩。父亲早丧。李子敬是长子长孙，聪慧好学，深得祖父喜爱，一直供他上学，希望他能学成业就，振作家声。李子敬从9岁开始在本村上私塾，14岁考入楼德镇完全小学，20岁考入泰安县第一中学，毕业后到本县满庄教学一年。

李子敬为人忠厚耿直，富有正义感。他看到贫苦农民终年劳苦，不得温饱，甚感不平，对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农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心，经常从家里偷偷拿些吃的穿的，帮助附近的贫穷乡亲暂渡难关。有几次，他亲自放哨，让穷兄弟们把他祖父田里的麦子、高粱割掉好几亩，以稍解一时的困难。他感觉到这不是根本办法，但如何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一时还不明白。

1934年，李子敬考入济南乡师学校，在那里学习两年。这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济南乡师是我党地下组织力量比较强的一个单位。在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的艰苦斗争中，济南乡师党支部在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巧妙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李子敬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进步很快。他从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那里不断听到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了解到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他对这些伟大的革命创举十分崇敬和向往，对党的主张非常拥护。他还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经常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列主义通俗读物及一些进步书刊，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他的眼界开阔了，政治觉悟也大大提高了。由于他思想进步，积极地参加宣传抵制日货、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抗日爱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他们暗中对他监视，并准备逮捕他。在这恶劣的环境下，他只好暂时退学。后来，他到青岛去教了一年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战火很快就烧到了山东。李子敬怀着满腔怒火，从青岛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同村的封虞臣、封振武，及楼德镇的冯平一起，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群众，筹备枪支弹药，准备组织抗日武装。他们都是本地人，都是小学教员，对地方上的情况比较熟悉。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发动，附近的小学教员、学生、受过鬼子压迫的人，贫苦的青年农民共有50余人，自愿要求参加他们的革命活动。同时还收集了一些枪支弹药。从当时的情况看，组织抗日武装的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他们对武装斗争的知识缺乏，有许多的实际问题，一时还没有得到解决。队伍一直组织不起来。直到1937年12月下旬，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赵杰和中共地下党员侯德才，来到封家庄，向他们传达了山东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初步计划，要他们继续动员人枪，准备参加省委组织的统一行动。他们的思想顿觉亮堂，一切都有了着落，劲头也就更大了。

根据他们的思想表现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实际行动，赵杰和侯德才又介绍李子敬等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杰并代表组织宣布建立中共封家庄支部，封虞臣为支部书记，李子敬为组织委员，封振武为宣传兼保卫委员，要求他们积极发展党员，动员群众，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7年12月31日，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李子敬和封虞臣、封振武一道，集合了30多人，带着20多支步枪和4支短枪及部分大刀长矛，上徂徕山参加了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组织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游日击队第四支队。”支队下辖四个中队，李子敬在二中队任党支部委员，从此开始了紧张的战斗生活。

1938年5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2月改为山东分局）成立后，李子敬调边区省委财委会工作，1939年任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秘书处财政科长。在此期间，李子敬曾到渤海、滨海、鲁中等地区巡视财政工作，帮助他们树立了认真做好党的财政工作思想并指导各地区建立健全了财政工作机构和各项制度，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40年，李子敬任山东省战工会审计处主任。他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原则，遵守制度，坚决维护党的财政纪律，开创了党的审计工作，为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1年11月，日寇对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李子敬为筹备省战工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随山东分局直属机关和一一五师师直机关一部，经常活动于大青山地区。29日突然遭日寇合击。为了抢出携带的机密文件和公款，他奋不顾身跑回住处。这时敌人已迫近，他在与敌搏斗中，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人们在他的遗体附近发现了一些纸灰，证明文件和公款已经销毁。这表明了李子敬同志对党对革合事业极端负责的牺牲精神。

李子敬提出，审计工作首先要为抗日战争服务，尽力克服困难，保障战争供给，争取抗战胜利。对一切财政收支要精打细算，点滴归公，力求节省，以保证必要的军需供应。对财政收支管理必须职责分明。一切财政开支预算决算必须经审计机关审查核定，方为有效。一切未经审计机关审查核定的支出，谁开支谁负责。审计机关的职责是坚持党的财经方针政策，坚持财经制度和开支标准，对各单位的预算决算进行严格审查，凡是不符合标准制度规定的，坚决予以剔除，不准开支，不准报销；对于一切可缓可减的开支，坚决予以削减，大公无私，毫不徇情。审计机关要对一切财政收支进行有效的监督，坚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纪律严明、廉洁奉公的革命传统。他亲自带领干部经常深入各单位、各地区，对财政收支进行认真现场检查，发现有虚报冒领打埋伏、缴获物资不归公的，给予批评教育，动员立即上缴。发现有贪污现象，经审查属实，立即报告领导进行严肃处理。

李子敬热爱群众，理解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意义。战时随部队活动，行踪不定。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群众，帮助群众劳动，和群众谈心，了解群众的思想要求，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倾听群众的呼声。他常教育青年同志要注意联系群众。他说：“只有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群众才会拥护你，支持你。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我们八路军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李子敬襟怀坦白，公正无私，严于律己，乐于助人。1939年春天，会计贾洪同志因为原始单据上数字的差错，结账时差了一分钱，虽经反复核对亦未查清，想从现金结余中找平。李子敬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批评了他的这个想法。他说：“数字正确，账目清楚，这是会计人员的起码职责，绝不能马虎。”并立即拿起算盘，帮助查找差错原因，直到查清为止。同年9月，阴雨连绵。上级为了财委会同志们行军携带钞票的需要，把搞到的几件雨衣发给他们，可巧还差一件。李子敬同志身为领导干部，却坚持自己不要，而只穿一件破蓑衣。同志们都很感动。他这种扎实、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将永世长存。

记侯筱章烈士

郭洪声张荣光王磊

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五年间，有一位开辟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功绩卓著的人物，敌人切齿痛恨他，人民深切爱戴他。他就是革命烈士侯筱章。

侯筱章，原名侯承寿，1921年古历6月29日，出生在历城县洪家园村（今济南市郊区华山镇洪家园）的一个中农家庭里。他自幼聪颖好学，先入本村私塾就读，后在卧牛山高等小学毕业，13岁考入济南师范学校读书。这期间，他受我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和教育，193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学从军，奔赴抗日第一线，拿起武器，与敌拼杀。在部队，他先后任过班长、排长、游击队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县大队政委、团政委等职，并担任过中共峰山县（今长清县）委和茬平县委书记。1945年12月29日，在担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分区六团政治委员时，干茬市戴北反击国民党杂牌李连祥部的战斗中，以身殉职。年仅25岁。

侯筱章1939年在泰西六支队二营六连任政治指导员，1940年下半年调长清县独立营任总支书记。到职不到一年，日寇对我泰西地区的平阿、泰肥、峰山三大山区，发动了疯狂的清剿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形势急剧恶化。上级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泰安、肥城、东平、平阴等地方武装和党政群领导干部，都相应地撤到长清县境内，区域越来越小。到1941年底，泰西地区只剩下三块“一枪就可以打透”的根据地，斗争异常艰苦。为了有利于坚持对敌斗争，组织决定以黄河为界，将长清县一分为二：黄河以西为河西县；以东为峰山县。就在这时，侯筱章受命，来到了峰山县，担任了县大队政治委员。到1942年底，原县委书记尹笠夫同志被捕，侯筱章又担任了峰山县委书记，仍兼任县大队的政治委员。

狭小的峰山县抗日根据地，位于泰山西部。它的西、北两面是黄河，向东直接威胁着济南和津浦路，向南则与鲁南和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相呼应。它犹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方圆几十里，敌人碉堡林立，大小据点达40多个。加之当时峰山周围广大地区，又逢久旱不雨，蝗虫为害，田禾树叶皆被吃光。敌祸天灾，民不聊生。大峰山抗日根据地还能否坚持下去，怎样坚持下去？这已成为摆在当时抗日军民面前的严峻问题。战争锻炼人，战争培育人，战争造就了人的聪明才智。身为峰山县大队政委的侯筱章，在峰山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大队长宋泮池、总支书记彭名川、特派员张荣光等紧密团结，群策群力，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抗日游击战和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坚决执行上级“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坚定方针，深入发动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殊死搏斗。

“对敌狠，对己和，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当时峰山县县长张澄秋，曾这样评价侯筱章。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在率领部队拔除据点，消灭敌人的同时，还坚决把叛逃的三区队长刘秉东、九区队长赵金龙，很快捉获归案处决；对两起特务破坏案件，也及时做了果断处理。当时，峰山地区的人们像传奇一样议论自己的县大队，有的甚至编成：“一月呐二十八，打下了七贤庄（音抓）……”等小调，来歌唱这支子弟兵。

侯筱章平易近人，善于听取群众意见。他经常深入连队、班排，与干部、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意见要求。战士们觉得他理论高，见识广，从不摆架子，心里有话敢向他倾吐。他把群众的意见，分析思考，集中概括，从中抓住本质和倾向性的问题，联系实际，向部队进行教育。他的讲话，有的放矢，说到点子上，讲清了人们想说而又说不清楚的问题，战士们愿意听，给人以方向性的启示，使人振奋，受到鼓舞。指战员们夸赞侯筱章是“文武双全”的干部。

他关心爱护同志胜过自己，这是当时县大队干部们有口皆碑的。大队长宋泮池年龄较大，身体较差，但在战争环境中，又无成家的条件。侯筱章就经常以同情、理解的态度，与他谈心安慰，做思想工作，鼓励他“打倒日寇再安家”。总支书记彭名川，脖子上长了些瘰疬疙瘩，经常溃烂流脓，久治不愈，思想很苦闷。侯筱章就在党的小组会上，常常劝导他要理智，要正确对待它。特派员张荣光，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良，患了干眼病和夜盲症，行军、打仗都很困难。这事被侯筱章知道了，他就托人到敌人占领下的济南，买来两盒“维他赐保命”药片，为他治疗。张荣光同志至今思及此事，仍然感动不已，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搞到这种珍贵的药品，是何等不易呀！

侯筱章以身殉国，已经42个春秋。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友们怀念他，峰山地区的人民感激他，他的英名永垂不朽！

（赵自德整理）

于子三烈士英名长在

于桂英

于子三烈士生前曾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浙大农学院分院领导人，进步革命团体“新潮社”农学院分社社长，秘密革命组织“华家读书会”联络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带领浙大和杭州各校同学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成为一名坚强的学运领袖。1947年10月26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9日被杀害于杭州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时年只有24岁。于子三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革命精神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于子三，原名于泽西。1925年1月20日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初家镇前七夼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父亲于繁嘉，号介轩，是一位爱国教师，解放前曾在本村任小学教员，后在烟台市立八中任过职员。母亲王玉兰是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生有三男四女，于子三排行第六。于子三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938年夏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了烟台志孚中学学习。他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为人正直，深受师生喜爱。

于子三在中学读书，耳闻目睹了日寇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和伪顽赵保元在胶东的罪恶行径。国土沦陷，同胞的苦难，使年仅17岁的于子三逐步形成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1941年夏，于子三初中毕业，同年秋考入了北平汇文中学高中部。当时的北平，遭受着日寇铁蹄的蹂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汇文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一片沉寂，于子三再也无法学习下去，年底他即离开了北平，重返烟台。

他回到烟台后，继续寻求着新的出路，经过反复思考，他毅然决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子三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并为他准备了经费，临行前还千嘱咐，万叮咛，为了避免官方检查，给他改号为于子三。

1942年冬，18岁的于子三与志孚中学的好友杨式汝、初世茂等，偷偷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途经北平，几经周折，转到了安徽的阜阳，考入了国立二十二中高中部。在这所学校里，学生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政治上要受国民党的“特种教育”，实则是防共、反共、迫害人民的教育，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生活上异常艰苦，虽为公费，但整天吃的是黑馒头和盐水泡米饭。

1944年夏，高中毕业后，去流亡安徽的国民党山东教育厅在长官店办的一所临时中学任职员，但不久即离开安徽去重庆。

于子三到重庆后，进入了“后方学生寄宿处”。这个寄宿处，名为国民党的“慈善”机关，实际是监视学生的场所。在那里，政治上受欺凌虐待，经济上受剥削。到此不久，因他为受欺侮的同学打抱不平，遭到国民党宪兵的毒打，腰部受了重伤而入医院。在重庆，于子三亲眼看到了美货充斥市场，官僚仗势欺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僚们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吃喝玩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发国难财，大后方的人民却流落街头，卖儿鬻女，啼饥号寒。严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这里并不是抗日的心脏，而是人间地狱，他对国民党的幻想打消了，不得不另找出路。

1944年10月，他又跋山涉水奔赴贵州，考入了流亡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所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1936年竺可祯任校长以后，坚持了“民主第一”、“教授第一”、“学生第一”的办学方针，以“求实”为校训，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创造了条件。我党曾秘密派人去该校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学生运动，使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于子三激于爱国热忱，参加了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前线服务团”，到前方去慰劳抗日将士。但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注视。于子三在给一位同学的信中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凭着爱国热情，在前线作点有益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爱国行动却受到特务们的监视，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他在前线三个月，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彻底抛弃了以往那些不现实的想法，因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去。

1945年初，浙大的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先后建立了“新潮社”、“华社”、“笔社”等秘密进步团体。这年五月，于子三给“新潮社”一位同学的信中表示：我以前对国民党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蒙受了隐瞒事实真相的欺骗宣传，如今我才了解那些冒险家们美妙的言论，不过是企图冒充真理。请允许我加入你们的组织吧！我将积极地做些不愧于青年们的工作。不久，他在贵州湄潭加入了“新潮社”。第二年担任了“新潮社”浙大农学院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北平爆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反美爱国运动。浙大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成立了“抗暴委员会”，并于1947年元旦，联合了杭州的七所学校2500多人，举行了游行示威。于子三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带头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他还积极参加了1月3日、18日至19日相继举行的罢课示威及街头宣传活动。在罢课中，学生自治会提出了“反内战”的口号，并致函驻华美军总部和美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军暴行，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于子三在这些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7年春，于子三被推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同年5月当选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罢课委员会主席，同时又是罢课5人领导小组的成员。

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学生运动，在南京制造了“五二○”血案。于子三听到这一消息后，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他即刻领导“罢课委员会”，在5月22日举行了罢课请愿斗争，并发表了《为南京五二○血案敬告社会人士书》。5月24日，于子三等人又在中共浙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杭州大中学生3000人参加的联合游行示威，进行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游行时，于子三带队走在前面，沿途高呼：“抗议国民党制造‘五二○’惨案！”“反对内战，让老百姓活下去！”等口号。在学生的带动下，“讲师团”、“助教会”的代表也参加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等活动。这些斗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浙大学生自治会，为了扩大“五月运动”的影响，原定6月2日举行600人的示威游行。此消息被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窃悉，并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因此，中共浙大支部采取紧急措施，劝阻学生不再上街，避免牺牲。面对着等待出发游行的学生，于子三根据党的指示，反复耐心地说服了同学，取消了上街游行的计划。但当敌人认为学生不敢上街，即解除了戒严时，于子三又根据党的指示，果敢地把学生分成四个组，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迅速上街，到城站、艮山门、宝善桥、华家池等四处进行宣传，张贴标语，直到晚六时许，当有人报告于子三军警要镇压时，他又当机立断通知大家返校。

于子三在抗暴斗争和“五月运动”中的表现，深得党组织的信任及师生们的拥护。他的名字和事迹在浙大及杭州地区广为传颂，因此，于子三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70人黑名单之首，进行监视和追捕。在此情况下，党组织决定于1947年暑假，将于子三等学运骨干秘密转送到上海暂避。他在沪期间，尽管处境危险，但仍与高等学校进行联系，从事学运工作。

于子三在沪不久，即接党的指示返回杭州。为了组织进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1947年9月，于子三同“新潮社”社友们秘密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家读书会”，他亲任联络员，郦伯瑾任学习委员，成员有20余人。他们以此为阵地，组织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同时经于子三建议，于5月23日成立了京（南京）、沪、杭、苏四区学联，为中华全国学联筹备工作做了充分准备。6月中旬，由于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中华全国学联宣告重新成立。于子三被确定为与全国学联进行秘密联系的浙江地区代表。

为了巩固“五月运动”的成果，迎接新的战斗，七八月间在浙大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以李景先为首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于子三在其中积极工作。同年9月，于子三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Y.F），并担任了浙大农学院分社的负责人。他还到浙大附中及杭州其他高校帮助建立“Y.F”组织，仅三个月就发展了40多人。与此同时，他还加紧准备浙大学生自治会的普选工作。

由于浙大进步力量的增强，学运不断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震动，伪教育部、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强令开除“闹事”学生，企图将浙大的学潮压下去。8月校方迫于压力，宣布崔兆芳等四人受停学一年的处分。此事引起了师生的义愤，感情冲动的学生想以罢课形式进行抗议。这时，于子三意识到，这是敌人的诡计，安图造成学生与校方对立，转移学生的斗争目标，瓦解学生运动。他即与李景先等五人以学生自治会身份，于8月13日晚与校方公开交涉，结果是把四人停学一年的处分改为半年，由学生自治会供应他们停学期间的生活费。一场风波平息了，敌人的诡计破产了。

根据于子三在斗争中的表现，中共浙大党组织准备接纳他为中共党员。正在这时候，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矛头对准了浙大，并限期逮捕闹学潮的头面人物和“幕后”策划的共产党。于子三是学运的公开领导人，便成了敌人预谋杀害的主要目标，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毫不退缩，仍然全力进行学生自治会的普选工作。

1947年10月，于子三以“新潮社”负责人的身份与郦伯瑾商定，以参加校友汪敬羞的婚礼为名，约请在沪工作的原浙大校友“新潮社”社长陈建新，会计黄世民等到杭商讨有关“社务”。10月23日上海的来信被特务截获后全文抄录又放回原处，于子三却全然不知。25日他去车站接到了陈、黄二人，他们乘坐的三轮车是特务安排的，租住的旅馆都有特务监视。当晚他们参加了校友婚礼后，回到大同旅馆52号寄宿，就有关“社务”交谈至深夜。26日晨2时许，特务们以查夜为名，将于子三、郦伯瑾等四人秘密逮捕。

国民党特务认为，逮捕了于子三等四人，就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所需情报，即首先对于子三进行逼供。特务把于子三关押在重犯监狱里，用尽了种种酷刑，连续折磨他四天四夜，要他供认是共产党员（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秘密组织，特别是要他讲出恢复工作不久的全国学联的情况，可是于子三宁死不屈，什么也没有讲。

残忍的敌人从于子三的口中没得到什么东西，便于1947年10月29日晚6时许对他下了毒手，将他的颈部动脉切断，喉管刺破，年仅24岁的于子三倒在了血泊之中。

10月29日深夜，正当竺可桢校长向保安司令部要求放人时，于子三被杀的噩耗传到了浙大，使全校师生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大家义愤填膺，在浙大党组织的领导下，向敌人展开了斗争，提出了“踏着于烈士的血迹上去！”的口号，决定从第二天起开始罢课、罢教进行抗议。学生自治会还作出了：“清查惨案真相”、“联合校方向各界控诉”、“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等决定。学生们冲破军警的阻拦去瞻仰烈士遗容，组织申诉团到外地去揭露惨案真相，争取各方面同情。竺可桢校长坚持正义，拒绝在保安司令部伪造的“于子三自杀证书”上签字，并亲自到南京政府质问教育部长朱稼华。11月5日，竺可桢对《大公报》、《申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于子三是个好学生，我对他了解甚深，焉有无罪而畏罪之理。”驳斥了国民党散布的“于子三畏罪自杀”的谎言，并指出“于子三之死，政府当局负有不可推诿之责任。”他强烈要求政府查明事实真相，惩办杀人凶手。

斗争不断深入发展，自11月2日学生自治会普选成功后，出现了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的高潮，还进行了募捐活动，以营救狱中的郦伯瑾等三人。

于子三血案引起了全国29个大中城市15万大中学生的抗议，从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同情于案运动，提出了“反迫害、反捕杀、反诬蔑”，“争自由、争公理、争人权”，“惩办谋杀于子三的凶手”等口号，掀起了1947年第三次学生运动高潮。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城市先后罢课响应，捐款赡养于烈士老母等。这次运动被称为“于子三运动”。

子于三血案不仅得到全国学联的支持，也得到了工农群众和爱国侨胞的同情和声援，还得到了国际学联的慰问和声援。

于子三被害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子三遗体的安葬仪式十分害怕，百般阻挠，直到1948年3月14日才将于子三的忠骨安葬在西子湖畔凤凰山上。为了纪念于子三烈士，学校把图书馆改名为“子三图书馆”，在校园内建立了“于子三衣冠冢”。

解放后，杭州市人民政府多次修缮于子三烈士墓。1950年8月，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团访问杭州时，前往于子三烈士墓前凭吊，并敬献了花圈。1957年纪念于子三牺牲十周年时，马寅初题词：“子三先生：我连续五次上凤凰山叩墓，为的是要学习先生的革命精神”。原浙大副校长刘丹题词：“学习于子三烈士，把青春和力量贡献给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霍士廉题词：“于子三烈士的革命意志是我们青年为革命忘我奋斗的榜样”。1982年4月2日，浙江大学又作出决定，建立了“于子三纪念碑”，并把华八斋前面的广场命名为“于子三广场”。

于子三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于子三烈士永垂不朽！

“济南英雄”李永江

刘德军

李永江，山东省栖霞县臧家庄镇西林村人，1931年8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小给地主放牛，经常挨打受骂，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等职。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他是登上内城的第一名勇士，为解放济南立下了特等功劳，荣获“济南英雄”荣誉称号。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1月28日牺牲于朝鲜柳谭里。

1948年，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连，在潍县战役结束后不久，奉上级命令，于7月初进驻泰山东麓的山口寨，整训待命。

七连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连队，曾获得“高密战斗第一连”、“道头战斗模范连”、“常胜连”等光荣称号。

这时，从外单位调来彭超，任七连指导员。二班长李永江和战士李人亮听说调来一位指导员，便急忙跑到连部，虎势势地对彭超说：“指导员，咱要问个问题。”

彭超笑着说：“什么问题？快提吧！”

李永江指着挂在墙上的“常胜连”奖旗，说：“指导员，俺连是个常胜连，你来了有没有信心把这个荣誉保住？”

一句话问的彭超怔了老半天。彭超仔细地端量着这个虎势势的战士，从他那憨厚的脸上，没有发现半点恶意，于是说道：“这面旗子好漂亮呀！我看能保持住。你看呢？”“我？我们当然有决心。我们是想摸摸干部们的底。”

这句话引得彭超“扑哧”一声笑了。彭超说：“对！让我们共同来保住它，并且还要争取新的荣誉，把红旗插到济南城上去！”

“哈！这下子我们就放心了。”

“你叫什么名字？”彭超问。

“我是二班长，叫李永江。”李永江嘻嘻一笑，又补充一句：“可别人叫我李二虎。”

同志们叫他“李二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虎里虎气。他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好批评人。他打仗很勇猛，不怕牺牲。他直爽诚恳，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说过就完，从不放在心上。

李永江模范作用起的好，所以在班里很有威信。这里说三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部队过一条大河，水流湍急，战士小滕被冲倒了，另外两个战士也摇摇晃晃，难以前进。李永江把小滕背起来，两个战士拉着他的胳膊过了河。第二件是在沂蒙山区夜行军时，要翻过一座大山，山高路险，一个小战士在爬陡坡时滚下来，李永江在下面一把将他拉住，然后连人带枪和背包一起挟在胳肢窝里，艰难地爬上了山顶。第三件是打完周村，部队向潍县进军途中宿营时，按惯例都要洗了脚再睡。有的战士因为行军疲劳，倒下就睡了。李永江把水烧好，端到已经睡着了的战士身旁，轻轻地把战士的袜子脱下来，替他洗脚。李永江事先忘了试试水温，把那位战士猛地烫醒了。战士叫了一声，一蹬脚，把盆踢翻了，水泼了一地，也溅了李永江一身。那个战士朦胧中坐起来，想发火，但定神一看，是班长在给自己洗脚，大为不好意思，连忙向李永江赔礼道歉：“班长，太对不起了。你真比我的亲兄弟还亲！”

正因为李永江的模范作用起得好，在班里威信高，所以同班的战士李人亮对彭超说：“指导员，咱们连有李永江这样一些同志做骨干，就不愁不打胜仗。”

1948年9月23口夜，攻打济南内城东南角的激战开始后，我七十三团七连三次突击受阻，连队伤亡了一大半。指导员彭超立即召开战斗骨干会议，开展战场军事民主，大伙找出受阻的原因是步兵架梯登城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于是决定步兵要在炮火轰击敌城头阵地的同时即架梯登城。

深夜一点半，第四次突击开始了。我军的无数炮弹，暴雨般倾泻在敌城垣上，顿时成了一片火海。这时，“常胜连”的七班长李光臣迅速通过火力封锁，冒着敌人投出的一连串手榴弹，将梯子架上城墙。八班也同样遭到敌人的拼命抵抗，眼看架上的梯子就要滑下来。在千钧一发之际，连长肖锡谦一推李永江，“‘二虎’，快突！”

“二班，跟我上！”李永江把冲锋枪往脖子上一套，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护城河，扑向突破口，又第一个登上了云梯。

“同志们，快上呀！城墙根不是我们立脚的地方。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拿出硬骨头精神来，突上去就是胜利！”指导员彭超亮开嗓子在喊，二班战士一个跟着一个爬上了云梯。

李永江感到梯子有些摇晃，但他没有回头，他一心想的是立即飞上城去，把敌人打退，把突破口控制住。不到10秒钟，他就爬到了三丈六尺高的梯顶。向上一看，使他大吃一惊：离炸开的突破口还有半人多高。这时，我军炮火已经向前延伸，没有炸死的敌人从破烂的壕沟、掩体等工事里陆续爬出来，惊慌地嚎叫：“上来了！上来了……”

啊，李永江！在这千军万马攻击济南内城的战斗中，他，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位17岁的年轻班长，第一个登上了城头！他像巨人一样，屹立在古老的济南城墙上面！

李永江站在城头上一看，四下里烟雾浓烈，火药味呛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他向前迈了几步，忽见烟雾中拥来一群敌人。很明显，敌人是想来堵住突破口。李永江端起冲锋枪，“嘟嘟嘟……”一阵扫射，接着又投过去两颗手榴弹，在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里，敌人倒下一片，未死的敌人滚了回去。

正在这紧急关头，小滕上来了，紧接着于洪铎和王会也上来了。李永江一看，像久别的亲人喜相逢，紧紧抓住于洪铎的手说：“老于，你们可上来了！”接着便指挥道：“老于和小滕向西打，我往北打，王会守住正面，突破口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决不能丢失！”

李永江向北刚走出不多远，就看见一群黑影子在闪动，他当即投过去一颗手榴弹，黑影子都缩了回去。这时，一条长长的火舌从气象台下面的一个地堡里冒了出来。他没有立即还击，而是顺着交通壕迂回过去，悄悄地向地堡眼里放进一颗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地堡里的敌人全部炸死了。

气象台是高踞城角的一个制高点，敌人企图据此顽抗。李永江隐蔽到气象台旁，一边打一边喊：“我们解放军都上来了！缴枪不杀！不缴枪我们就要送炸药了！”接着，他又故意咋呼道：“七连、八连，先不要送炸药，看样子他们会缴枪。他们如果再不缴枪，再全部把他们炸死！……”喊话还真灵，只见敌人乖乖地从气象台里鱼贯而出，机智勇敢的李永江就这样只身单枪生俘敌军20多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10多支。

气象台丢了，敌人心中十分明白，如果我们的勇士们在突破口站住了脚，那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敌炮火猛烈地向城头倾泻，“敢死队”一批又一批冲了上来。我们的战士更懂得，突破口如果巩固不住，发展不开，就不能保证大批后续部队迅速登城，整个战斗就要受挫，多少战士的鲜血就要白流。所以，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战士们毫无惧色，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

短兵相接，战士们打得很勇猛，很顽强。李永江带领全班，犹如一群猛虎，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李永江一个人就一气投出70多颗手榴弹。突然，一颗手榴弹在李永江身边爆炸，头上好像被狗咬了一口，血流满面。而他没有吭声，只是简单包扎一下，又继续投入战斗。

在城头上，七十三团的勇士们，经过十几次拉锯式冲杀，恶战3个多小时，终于打退了数倍于我的敌人，写着“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大旗在城头制高点——气象台上空迎风飘扬。

天完全亮了。我军大部队像大海的浪涛一样，从突破口向城里涌进。李永江等也随着大部队，投入城里的巷战去了。

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为表彰李永江的英雄事迹，上级授予他“济南英雄”光荣称号，并给他记特等功一次。李永江所在的九纵七十三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

“红一连”连长孙伯迎

孔宪志盛克俊

孙伯迎同志生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一营一连即“红一连”连长。他身经百战，曾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六次，并被评为连队的模范。1951年9月不幸在朝鲜平、金、淮战役中光荣牺牲，年仅23岁。他虽然牺牲30多年了，但他生前的战友和首长一提起他来就赞不绝口，并引以为荣。

孙伯迎是费县方城镇诸满五村人，1926年生。自幼家庭贫苦，8岁时给人家放猪，想入学念书而不得，就在晚上跟着一个姓庄的学生学习。没有课本，就借人家用完的旧书；没有纸笔，就用破瓦块在石头板上写。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了三年多，掌握了二三千个常用字。16岁上，他又到外村给人家放牛。他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特别是日寇烧、杀、抢、掠等罪行，使他仇恨满腔，树立了杀敌报国的决心。

1944年，八路军解放了诸满、薛庄一带。孙伯迎参加了民兵组织，成为民兵积极分子。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就调兵遣将，妄图下山“摘桃子”，侵吞胜利果实。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解放区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当年8月，孙伯迎怀着杀敌报国的愿望，在动员参军的大会上第一个报了名。

孙伯迎入伍后，被编入鲁南警备旅一团二营五连二排五班当战士。接着就参加了解放临沂的战斗。盘踞在临沂城里的王洪九部，企图凭借又高又厚的城墙和又宽又深的护城河进行顽抗。面对这种局面，部队首长发动战士们进行战前民主讨论，最后决定用木板托着炸药包凫水过河，进行连续爆破。通过三天的实战攻击，这个方法取得成功。孙伯迎所在的二营，分工攻打东门。在战斗中，孙伯迎先后三次主动要求凫水过河，进行爆破，最后一次终于成功，城墙被撕开一个缺口，他所在的五班率先登上城头，和守敌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在后续部队支援下，五连直插内城，并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轰隆”一声，敌人设置在巷内的封锁网被孙伯迎掷出的手榴弹炸开了，我军趁着未散的硝烟冲向敌阵地……这次战斗先后进行了20多天，守敌王洪九部4000余人被歼灭，鲁南军事重镇临沂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战后，孙伯迎受到营、连领导的表彰。五连连长宋殿春在全连总结大会上说：“孙伯迎同志在解放临沂首次战斗中，表现既英勇顽强，又沉着老练，是一块难得的好钢！”随后，孙伯迎被提升为五班副班长。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中，孙伯迎率领二排，多次担任爆破攻坚任务。在七十团攻打碾庄圩和三里庄时，孙伯迎亲率二排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越过水深4米多的战壕，炸掉了敌人鹿砦、铁丝网、碉堡，为全团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最后，他们排只剩下了11人。在这次战役中，二排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孙伯迎也同时荣立二等功一次。

1949年初，孙伯迎所在的八纵二十四师七十团，改编为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同年5月，二十六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严重地威胁着祖国的安全。同年11月6日，孙伯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六军开赴朝鲜前线。七天后，他即率领本连参加了抱川阻击战。在下竭隅里飞机场附近的黄草岭阻击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战前，孙伯迎在全连动员会上号召大家奋勇杀敌，既要打出国威，又要打出军威。

阻击战打响后，美陆战一师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以人海战术轮番攻击我军阵地，妄图南窜。我部队奋力阻击，将其死死地压在阵地下面，使其寸步难进。27日夜晚，天气突变，一股强寒流袭来，气温急剧下降到零下四十度。我志愿军战士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与敌作战。孙伯迎的双脚冻得一阵阵地疼痛，他咬着牙继续指挥战斗。

战后，孙伯迎由于冻伤严重，被送回沈阳医院疗养。他为了早日重返前线，腿脚还在流脓淌血，就坚持下床锻炼。1951年3月，他的伤初步治愈，就一再请求归队，经领导批准，他重返朝鲜前线，担任一营一连即“红一连”连长。

“红一连”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自1928年建连以来，经历大小数百次战斗，战功卓著，1945年被上级命名为“红军一连”，简称“红一连”。首长对选配一连干部，一贯非常重视。这次战斗，“红一连”连长傅永辉负重伤，团首长确定孙伯迎接任他的职务。团政治处齐敬忠主任亲自到一营宣布了这一决定，并交代任务：“‘红一连’继续担任平、金、淮最前线的防御，和美国侵略军对峙，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要努力防守。”孙伯迎当场表示：“人在阵地在，请首长放心！”

接受任务后，孙伯迎和指导员夏承山立即到阵地观察敌情，接着分别和党团员、干部、战士进行座谈，很快就熟悉了各方面的情况。孙伯迎看到敌人的炮火猛烈，还有飞机不断地轰炸，阵地上掩体已不适应。他和夏指导员商量后，决定加固掩体工程，挖地下坑道。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上级和战士们的支持。他们在阵地前沿冒着敌人的炮火，边战斗边施工，相当紧张。孙伯迎在指挥战斗的同时还和战士们挖坑道。三四月份的天气，朝鲜虽已解冻，但气温还较低，他们却干得汗流浃背，手掌上多次磨起了血泡。他们心里想的是：施工多流汗，战时就可少流血！孙伯迎是连长，他多年来关心战士的好习惯、好传统没有变。干一天下来，虽然很疲劳，但他还是经常去看看战士们睡的怎样，然后再去陪新战士站岗。他这样对同志亲如兄弟，深受战士们的爱戴。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几场大雨的冲击，我军交通线被破坏，给养供不上，部队从团首长到连队战士，普遍靠野菜、树叶来充饥，前沿阵地的困难就更大了。不管困难多大，孙伯迎始终带头挖野菜吃，把节省的粮食让战士们多吃点。战士们望着他下陷的眼窝，心痛地说：“孙连长带头挖工事，比谁干劲都大；现在又带头吃野菜，就是铁人也顶不住啊！”“红一连”连续五天很少吃到粮食，但全连干部、战士始终情绪高昂，杀敌立功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团首长给“红一连”送去了一袋面，这是军里发给团部仅有的一袋面！全连同志都看着这袋面，不知说啥好，都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泪水……还是孙伯迎首先说话了：“同志们，这袋面可不是平常的一袋面，它体现了团首长对我们连的关怀和支持！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伤员现在更需要照顾。我提议，把这袋面送给卫生队的伤员！”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有一名战士二话没说，扛起面就给卫生队送了去。从此，“红一连”送面的故事，一直在全军传为佳话。

“红一连”战胜了重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搬动了数万方土石，终于挖成了地下坑道。他们把曲岩山的猫耳坑掩体改造成地下坑道的这一经验，得到了上级首长的高度评价，并在全军前沿阵地推广。

美国侵略军，妄图乘我军粮食、弹药严重缺乏之机，突破我军阵地向北推进，因之对我“红一连”阵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战斗一开始，上百发炮弹在曲岩山阵地上爆炸，紧跟着8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转眼间，整个高地被笼罩在烟雾和尘土之中。“红一连”的战士们在地下坑道里，透过枪眼监视着敌人的活动。一阵炮火过后，敌人一个营400多人的兵力分四路向我曲岩山阵地猛扑过来。我“红一连”早就严阵以待，孙伯迎提醒大家说：“为了有效地杀伤敌人，把他们放进来再打。”结果在敌人完全进入我火力网时，孙伯迎指挥全连予以猛烈射击，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丟下了几十具横七竖八的尸体，狼奔豕突地逃回去了。下午，敌人又发动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在“红一连”的打击下，同样遭到了失败的下场。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孙伯迎和夏指导员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由孙伯迎带领二排乘敌不备袭击敌团指挥部；夏指导员带领一、二排坚守阵地，并将出击计划报告团部。团部也作了接应部署。

深夜1点，孙伯迎率领二排，疾行30里，直捣敌团指挥部。经过30分钟的激战，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名。午夜两点，率部安然撤离。这次袭击，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美军团长哀叹说：真是神兵天降，防不胜防！

第二天早晨，敌军进行报复，先用重炮猛轰曲岩山阵地，山顶上石片四处飞溅，烟雾弥漫。炮击过后，9架敌机又出现在高地上空，它们咬着尾巴轮番轰炸。孙伯迎当即派四班战士跳出坑道，各自隐蔽，用步枪射击飞机。四班战士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一齐向俯冲下来的敌机开火。有一架飞机被击中，拖着一股长长的浓烟，一下子撞在山底的岩石上爆炸了。这一奇迹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敌人轰击过后，在9辆坦克的掩护下，又由500多人分9路向我阵地进攻。当敌坦克接近我阵地前沿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有两辆坦克像死猪一样躺在那里不动了，另一辆被炸伤，其它几辆停车熄火再也不敢乱闯了。敌人的步兵在指挥官的胁迫下，抛开坦克，小心翼翼地向我阵地涌来，唯恐踏上地雷再坐土飞机。但当右路敌人爬上山背时，又踏响了地雷，躺下了一片。这时，敌人仍不放弃进攻，但当他们进入我伏击圈时，孙伯迎一声令下，“红一连”又把他们打下去了，丟下的是坦克、飞机残骸和尸体。

“红一连”在孙伯迎的率领下，不仅是对敌的一把尖刀，而且还是遵纪爱民的模范连。他们对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非常爱护，对朝鲜人民更是亲如家人。他们利用战斗空隙帮助朝鲜老乡割稻、打场。在部队给养最困难的时候，还曾把仅有的粮食节省下来，去救济朝鲜人民。他们遵纪爱民的模范行动受到团部的嘉奖和朝鲜人民的赞扬。

1951年9月21日晨，孙伯迎和夏指导员正在平、金、淮曲岩山1350高地研究一次新的阻击战，敌人的迫击炮突然向曲岩山阵地射击，一颗罪恶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不幸，夏承山指导员身负重伤，身经百战功绩卓著的连长孙伯迎却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噩耗传遍坑道，“红一连”全体指战员为失去这样一位好连长而悲痛欲绝。他们举枪宣誓，要把悲愤化为力量，勇猛杀敌，为孙伯迎连长报仇！

“红一连”这个英雄的战斗集体，在以后的战斗中英勇奋战，多次立下战功。这面用烈士鲜血染红的旗帜，永远飘扬在朝鲜上空，孙伯迎烈士在中朝人民的记忆中永生！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一集，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修改）

闪光的青春

——记周浩然烈士

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周浩然的一生是短暂的。在他走过的24年路程中，正是中国人民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进行反复较量，斗争空前激烈的年代。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参加革命后不久，就壮烈牺牲了，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为正义事业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将与世永存。

探求真理

周浩然，原名周世超，1915年4月21日，出生于即墨县瓦哥庄。动年入本村私塾就读，1925年随父到青岛，入北平路小学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就赢得了师生们的赞扬和敬佩，成为全班的高才生。

1927年，他小学毕业，考入私立青岛礼贤中学。由于受到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他对学校那些守旧的课程毫无兴趣，连续两年学业成绩不良，终被学校除名了。事后，他感到非常庆幸：“虽说是负了被开除的恶名声，然而我的光明，我的明朗的前途，却由此开始了。”

他重新考入了青岛市立中学，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新思潮，新文化，在他的脑海里汹涌澎湃。他拼命地读着各种新杂志和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在进步老师的引导下，阅读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很大启发，思想境界顿然开阔。面对种种惨痛的社会现实，迫使他鼓起勇气，决心为探求真理，而更加刻苦地学习。

1932年夏，周浩然初中毕业。他为了追求更广博的知识，未征求家里的意见，就私自跑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平，考进了大同中学高中部。他一面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一面利用北平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制定了长远的自学计划。他为了明了世界和中国的现状，而去攻读政治书籍，为了弄清劳动大众贫困的原因，而去研究经济学；为了探求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而去学习哲学。

由于成年累月艰苦紧张地学习，周浩然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1934年初的一个早晨，他正在准备学校期末考试时，突然感到脊背像烙铁炙烤一般的剧痛，顿时神志昏迷，从口里咯出血来。经医生诊断才知道患了急性肺炎，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不得不住医院治疗。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仍渴望着学习。他瞒着医生，偷偷地阅读书报，直到头晕目眩时，才稍微休息一下。

嫉恶如仇

周浩然的幼年是在穷乡僻壤里度过的，最先接触到的是广大的贫苦农民。进入城市后，又接触到众多的市民和工人，同他所熟悉的农民一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感到不平，为什么天下的劳动人民都是这样贫穷困苦呢。

1925年5月29日，青岛发生了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勾结反动军阀张宗昌，血腥屠杀罢工工人的惨案。第二天，在上海也发生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五卅惨案”。为此，全国各地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

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件，使周浩然逐渐明白了，造成我国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剥削和压迫的结果。他痛恨军阀，诅咒帝国主义，斥责当时社会的不合理。

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大革命的浪潮已波及北方各省。周浩然“耳朵听惯了革命的口号，眼睛看熟了群众热烈紧张的情绪”，满以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有希望了。不料想，蒋介石为了一己的利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公开背叛革命，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手葬送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什么“清党”、“剿共”，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人民被推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

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国家每况愈下，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周浩然看到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外来侵略，反而变本加厉地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和红军，剿杀自己的同胞，愤怒地斥责道：“我极端的不平这样的狗政府，为什么那样的低头屈服示卑怯于外人，甚至勾结民众的仇敌，再互相筹谋着屠杀自己的兄弟，来呈现他的英勇威武。为什么自己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民众的生活、民族的生存，而实际上却是暴虐民众，置民族于死地；为什么自己说是要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而自己却身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呢？为什么自己声扬为了正义、公理而行动，而自己却是毒害正义、废绝公理的魁首呢？”“我要为着民众的生活、民族的生存，为了他们的前途，向那恶魔、向那暴君，去宣战、去勇猛的搏斗。”

周浩然敬仰一切进步的作家，敬仰一切主张正义的人们。他特别尊崇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鲁迅、瞿秋白。当他看到瞿秋白被杀害的消息时，怒不可遏，接连几天在日记里写着：“瞿伙昨日被枪决，痛哉！……蒋实可恶。”“报见蒋电令蒋鼎文将瞿秋白就地执行枪决的消息，我不禁悲愤交集，誓为民众杀此老贼！”并在日记里写下悼诗：

“青塚无清埋侠骨，

沙场不再供驰驱；

一生空怀济世志，

于今抔土恨千古。”

伸张正义

1933年上半年，由于河北的榆次被日寇侵占，北平告急，周浩然被迫辗转流离，失学在家。他看到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在加深，人民的灾难日甚一日，而蒋介石还在高喊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但不抵抗外来的侵略，反而竭力限制人民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采取一系列恐吓和镇压的措施，对此，周浩然异常愤慨。

心向革命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周浩然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要铲除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他觉悟到“今日纷乱的中国，当趋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处处留心探听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他曾听一位去过苏区的理发匠讲述苏区的情形，心神为之振奋；他从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那里知道武装斗争的情况，心甚羡之。他在岳父家时，去访问过一位在俄国当了17年华工的乡亲，了解到俄国革命前后的变化，赞叹不已。他还冒险阅读和收藏我党的一些文件和宣传品。

他和朋友们私下里辩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时，发表见解道：“对于赤区的组织，我认为在中国军阀这样割据的局面下，应该有这种相应的组织，以期在大革命来到时期，不致再吃1927年那样的亏。我们有了组织，就能和工人取得一致行动，就能取得同俄国1917年那样的革命胜利。”尽管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其赞成武装割据，以期最后夺取胜利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1935年12月12日，周浩然从报纸上看到胶东五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酷镇压，义愤填膺。随即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既是赞佩烈士，也是激励自己的铿锵有力的话：“血溅碧草，肝脑涂地，这是革命者人人应当准备的一步。”面对这些英勇的烈士，他立下了“这一生为真理而奋斗，为正义而牺牲”的普言。

为了人民的正义事业

1936年10月，周浩然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旁听。翌年，卢芦沟桥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炮声，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难当头，周浩然热血沸腾，他毅然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不久，便离开学校，转入农村，在故乡瓦哥庄一带的小学、集市、街头、老乡家里，发表抗日救亡演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他慷慨陈词，忧国忧民，四乡的男女老少几乎都知道他。当他讲到日本的侵略兽行时，气得他又是挥拳，又是跺脚；讲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时，恨得他把手里的粉笔都捏碎了。所有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被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他在我党关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号召下，自发地联络四乡的青壮年，组织农民抗日武装。周浩然的这些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即墨县政府和警察局的忌恨，视为洪水猛兽，进行百般的阻拦和破坏。周浩然被迫把组织的抗日武装，先后更换了抗日义勇军、抗日农民自卫军、联庄会等各种名义，坚持斗争。

他还多次化装入城，搜集敌情，开展对敌斗争。1938年初的一天，周浩然得知有辆汽车要经过即（墨）莱（阳）交界的王疃村，他立即带领联庄会，并联合莱阳的“乡校”（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抗日武装），在王疃附近的公路上进行伏击，用土枪土炮当即把日军汽车击中，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吓得不敢下车，躲在车上放出求救的通信鸽。

初战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更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的恐慌，他们沆瀣一气，对联庄会加紧采取破坏和镇压手段。这些农民抗日武装，毕竟是属于自发性的组织，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三起三落，终于在内外夹攻下失败了。

1938年3月，周浩然也被迫离开了家乡，到姜黎川部工作。秋天，周浩然和该部的另一位同志，由我党地下组织的推荐，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蒙阴县的岸堤村，进入八路军山东纵队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干校有700多名学员，分成军事和政治两个大队。周浩然考虑到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应该多学习军事知识，学会打仗，以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就要求编入了军事大队。

1939年春，周浩然在干校毕业后，回到胶东区党委工作，中共即墨县委成立时，他首任县委组织部长。

这时，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蓄意煽起反共恶浪，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党我军工作人员的反革命事件。盘踞在莱阳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捕杀我党工作干部；原起义投向我军的姚士吾一个营的部队，也叛逃到即墨县境内，即墨县委所在地即莱边区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即墨县委研究决定，所有干部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县委的同志立即分散到各地去坚持工作。会上，周浩然提出回到家乡一带活动，他认为地理人情比较熟悉，容易掩护，亲戚、朋友、同学较多，有利于开展工作。他明知回到家乡活动，危险性大，但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携带一部分经费，来到瓦哥庄、刘家庄一带，深入发动群众，筹划购置武器，开展武装斗争。

1939年8月26日，周浩然秘密到西尖庄乡公所活动，不幸被叛匪姚士吾和驻在该村的匪徒包围，因寡不敌众，终于被捕。这帮匪徒把周浩然带到村外石崖子上秘密地杀害了。周浩然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英勇就义，时年仅24岁。

（李海青张彦桂整理）

她在笑中离去

——记王金英烈士事迹

桓台县编辑办公室

在乌河两岸，锦秋湖畔，流传着抗日女战士王金英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是对烈士革命一生的真实记录。

1921年春，王金英出生在桓台县乌河东岸马家庄一个地主家庭。金英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按排行她是老四。襁褓遭不济：金英刚满周岁的时候，亲生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娶了继母，她被奶妈严氏抱去代养。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却容纳不下一个失去慈母之爱的女婴，村子里的人背地里议论纷纷：“苦命人生到天堂也脱不了受苦。”“或许是个男孩就好了。”金英被弃置奶妈严氏家达八年之久。

岁月有情。金英在奶妈严氏身边，八年光景里出条得聪慧、伶俐、乖觉。金英9岁时被叫回家去，可是整天打水、扫地、看孩子，吃的和觅汉们一样的饭，穿的衣服没有替换的，要想洗洗，得黑夜洗，白天穿，有时还要挨打受骂。

金英看着继母生的几个弟弟、妹妹，一个个都快活得，上了学，自己却是家中嗟使的丫奴，她那幼小的心灵萌动着不平的火苗。她含怨带愤一口气跑到崔家茅托的大姐姐家，要求住下上学念书，学针线。姐姐看着孤苦的妹妹，心里一阵阵酸痛，答应留她住下。从此，金英便离开了那个封建地主家庭。

王金英在姐姐身边，白天学针黹，晚上学文化，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在金英18岁时便已长成了个高个头，浓眉大眼，丰满俊俏的姑娘，不但针黹好，而且学的文化已达到了高小程度。她人大心大，不安于现状，跑出门去找到本村在外边抗日的刘希坤等人问这问那，开始探索人生之路。

1938年春天，王金英自愿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七七”事变后，鲁北平原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乌河两岸人民陷入水火之中。1938年春季的一天，日军侵入崔家茅托，一个日本兵闯进了王金英的姐姐家，看见金英长得漂亮，立时放下枪，龇牙咧嘴地扑了过来，金英夺身回击了日本兵一记耳光，便越墙藏到邻居家，才免受敌人的污辱。日军出村后，她气愤地说：“这样下去，我们终究要吃亏的。我要干八路，非狠狠地揍日本兵不可！”姐姐陪金英找到刘希坤，说明了想参加八路军的要求。刘希坤对金英说：“等请示首长同意，我来叫你。”

一个万籁俱寂的春夜，刘希坤奉命来接金英。金英眉宇顿开，浓眉下那对大眼睛炯炯神动，她那青春英俊的面庞显示出了未曾有过的喜悦。姐姐站在庄头，目送着金英和刘希坤向东沙河五军司令部驻地匆匆走去。

王金英参加五军的第四天，她那个干华北抗日第十三游击队第十二梯队（后改编为国民党保安二十四旅）的哥哥王金生，同其继母，找到五军首长廖容标同志，要求见见王金英，经廖容标同意，王金英在玉皇阎村的一个姓曹的家见到了哥哥王金生和继母。

“你抗日也不和娘说一声。”金英的继母满面堆笑地说。“娘知道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心。打日本是应该的，你哥哥不也是打日本兵吗？我想叫你和你哥哥在一块，才放心。”王金生接着说：“干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你能受得了吗？他们居无定处，神出鬼没，拿着黑夜当白天，有时饭都吃不上，我看还是……”

“哥哥，打日本侵略者不光不能怕苦，还得不怕死，怕，怎么打仗呀？”没等王金生把话说完，金英就截住了话头。

听着妹妹平和而斩钉截铁的语调，王金生心底为之一震。他这个地主少爷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他只是喊几句抗日的口号，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价，更重要的是保住他那生活优越的地主家庭，为此他才参加了华北抗日十三游击队第十二梯队。这次他和母来找金英，是想把金英拉到他那边去，扩充他的势力，提高他在十二队的威信，什么抗日救国，只不过是门面上的口头禅。他没想到他的妹妹金英能说出这些不可思议的话来。他知道妹妹的脾气，更知道妹妹对家庭的看法，怕把话说深了引出妹妹那不好听的话来，事情就更不好办了。他想还是叫继母把妹妹的心暖过来再说吧。于是，他道貌岸然地说：“抗日救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咱全家无不赞成，娘很挂牵你，你就和娘亲亲，我还有公事得先回去，你什么时候愿意到我那里去，我就来接你。”

王金生没有办法叫王金英回去，这个继母更是束手无策，只好以母亲的姿态说了些关切的话，娘俩住了一夜，天刚启明就分手了。

翌日拂晓，金英回到司令部，她把王金生及继母和她见面的经过，向廖容标述说了一遍。廖容标听了，对她的表现很是赞许，随继向金英讲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赵一曼的故事，使她顿开茅塞。她知道了井冈山，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产党，知道了毛主席，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她的热血在沸腾，她觉得浑身都是劲。

王金英在部队虽然是个女同志，但在她的身上见不到闺阁少女那种含羞柔弱的影子。她大胆、泼辣、爽快、热情，随部队行军、打仗、宣传就像个男子，事事跑在前头。她孤身独胆地去做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几乎走遍了乌河两岸的村庄。经过她不懈地工作，亲戚家有干汉奸的不干了，有的跟着她参加了五军。

1938年中秋的一天，她化装到中埠村的亲戚家做发动工作，傍晚进了中埠村，村里家家关门闭户，街上杳无人迹。她机警地在街上走着，忽然一队护矿的日本兵迎面走来。她躲闪不及，便紧走几步，转身去叫街旁一家的大门。门开了，日本兵也端着刺刀从身后围上来。她见开门的是个老汉，便睁大眼睛望着老人说：“舅舅，我娘病倒了，叫我来请你快去给她找医生。”日本兵也逼着老人问：“什么的干活？”老人明白了，便一手扶着金英的肩膀说：“太君，她是我的外甥女，她的娘病了，来叫我给她找医生。”“是真的？”“太君，真的，一点不错。”这队日本兵收起枪转身走了。老人望着陌生的金英问道：“你是哪里的？怎么回事？”金英撂起外衣露出了腰间的手枪。老人比了个手势“八”说：“你是……”金英点点头说：“大爷，谢谢你救了我！”边说边给老人鞠了个躬。老人说：“你可真大胆呀！我们中国人都要和你一样，日本兵就进不了咱中国了！”金英就这样躲过了敌人到了亲戚家，把一个侄女接到了部队。

两年来，金英干得很出色，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这年冬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为了培养她，于1940年春送她到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金英在干校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努力掌握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苦练杀敌本领。为了锻炼自己，她还抽空练骑马的功夫。一次，她哄骗了首长的警卫员，骑上首长的马窜了。当她骑着马从山坡回来时，急得警卫员几乎哭出声来。首长看到她摔打的像泥猴似的，不但没有批评她，反而高兴地说：“我们的战士就需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金英，你回部队时可以把马带去。”金英高兴极了，她翻身下马在首长面前“啪”的一个敬礼，激动地说：“谢谢首长！”从此，马成了她的伙伴，枪成了她的命根，她一有空就骑上马，在山沟里、烈日下练呀，练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各项课程在考核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有一次考核，她的枪法很好，弹无虚发，高兴得领导和同志们齐声称赞她是“花木兰”，她却说：“日本兵的枪法好，我们的枪法不好怎么消灭敌人呀！”

王金英在军政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四支队，廖容标也早在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后又调来四支队任司令员。金英又在老首长跟前工作和战斗了，心里格外高兴。她分配到四支队不久，她的哥哥王金生就投靠了日寇，当了伪团长，成了桓台县有名的汉奸头子。1940年秋，因工作需要，金英又被调到以爱国志士孙鸣岗为司令的鲁北国民抗敌自卫军。当她知道其哥哥王金生成了汉奸头子时，怒不可遏，要求去找王金生算账。部队首长见王金英要求立即锄掉汉奸王金生的坚决劲儿，命令她说：“我们前段搞的部分枪支，不料，都落到王金生手里。据可靠情报，枪已经转到你家。王金生打算在你继母过生日时把枪带走，我们想将计就计把枪夺回来。到那天，王金生由你对付，刘希坤带手枪队收拾王金生的警卫队，只要把枪拿到手，对王金生可再观其后效。”

1940年12月的一天黎明，刘希坤带着化了装的手枪队陆续进了马家庄。王金生带着他的警卫队也提前到了家，到密室查看了截来的枪支之后高兴地叫家人摆上酒席，想借机向被他请来的几个有钱的宾客进行敲诈。宾客们推让入座。王金生坐在正席上刚要开口讲话，一个警卫跑来报告，说四小姐一个人骑着马来了。王金生虽出乎意料，但他十分自信，心想一个女流之辈对他这个大团长能有多大作为！她要出言不逊，就扣住她。于是，便毫不在意地说：“请！”他刚要端酒杯，只见王金英身穿旗袍，眼罩墨色镜，挺身走进屋来。王金生望着王金英放下酒杯站起来挑衅地说：“嚯！土八路也知道爱红装啊！”王金英摘下眼镜厉声质问道：“你真是一个汉奸了吗？”

“什么汉奸不汉奸，你们八路天天喊打日本兵，把日本兵打满了中国。日本人用嘴是吹不出去的。”

王金生说着，从腰里掏出手枪，他自作聪明，把手枪朝天一扔又接在手里，说：“打日本得靠这个！”说完把枪放在桌子上，傲慢地说：“来，为我的妹妹回来干杯！”他刚端起酒杯，就听“叭”的一声，他手中的酒杯被子弹打得粉碎，他惊慌了，急忙伸手摸枪，只见一颗颗子弹绕着他放在桌上的手枪打着圆圈。金英娴熟的枪法把王金生震慑了。然而，他没有认输，他自信警卫队听到枪声马上就来了，他定睛一看，狡诈的脸色刷地白了，立时瘫坐在椅子上，原来进来的不是他的警卫队，而是刘希坤。他深知刘希坤不光枪法好，武功更好。他意识到生命难保，瞑上眼等着那可怕的一刹那。

“王金生，把我们的枪交出来！”刘希坤的枪口点到了王金生的头上。

“好、好，我交。”他指了指密室。

“通行证呢？”

刘希坤从王金生的手里拿过了他的名片。王金英气愤地说：“要不是首长叫再观你的后效，给你悔过的机会，今天我就代表全村父老处决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王金生被关进了密室。王金英和刘希坤带领手枪队的同志们完成了任务，胜利返回部队。

王金英在鲁北国民抗敌自卫军独立营担负宣传工作。她和同志们在鲁北平原上一边和敌人作战，一边编写宣传材料。为了瓦解敌人，她夜间到敌据点附近，向敌伪喊话，散发宣传材料。有时她骑着马把宣传品散发到敌占区，碰到敌人就杀开一条血路，边走边散发。有一次她瞅敌不防，把宣传品贴到敌人的眼皮底下。敌人气急败坏，曾多次张贴告示悬赏缉拿她，扬言要把她碎尸万段。

一天，敌人得知王金英因病一个人住在刘天务村，便纠集了日伪军40余人，悄悄地包围了村子。这天，恰好刘希坤来找金英联系工作，见敌人已经围住了院子，便和金英商量一起冲出去。金英说：“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我牵制敌人，你去送信。”她用枪打掉爬上墙头的敌人，刘希坤乘机突出重围。敌人的枪弹在院内、屋上横飞乱炸，金英不断地变换射击位置，弹无虚发地杀伤敌人。正当金英越杀越勇的时候，我山纵第三旅的部队闻讯赶来，经过内外夹击，消灭了这股敌人。

1941年5月25日的王桥战斗，是王金英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这天，敌酋从沙旺、博兴等据点纠集了日伪军1700余人，把我三旅一个连，还有十大队和百余名地方工作团的同志合围在王桥村。战斗中，金英总是在最吃紧的位置上，她沉着应战，弹不虚发，把冲上来的敌人封锁在桥下。她和同志们组成了火力网，迫使南面的敌人进不敢进，退不敢退。战斗持续到傍晚，首长决定突围。金英为了同志们的安全，继续持枪卧在村口，坚守着阵地。但见她脸色苍白，面前一片片血迹。原来，经过一天的鏖战，金英的肺病复发了，她一口口地吐着血。我军胜利突围，敌人因夜幕降临，也仓皇撤去。战斗结束，同志们把金英抬到郑家庄我军后勤医院抢救，但治疗无效，光荣牺牲，她那英俊的脸上，依然挂着胜利者的笑容。

（原载《英名千古——淄博市革命烈士事迹选》第三集）

雷锋式的好干部

——记梁忠孟烈士事迹

《解放军报》记者《铁道兵报》通讯员

1977年2月12日上午，89438部队副部队长梁忠孟从青海驻地回山东省荣成县家乡探亲，途经青岛，去济南部队某部训练队看望儿子梁桂明。当他离开崂山县汽车站，走到古镇路口时，青岛警备区141医院的一辆马车从他身后驶来。马车一转古镇路口，套骡突然受惊，昂头竖耳，四蹄腾空，狂奔起来。车上的两名驭手亓京武、张景坤被弹抛起来，东倒西歪。他俩死死扳住车闸，紧紧拽住缰绳，连声疾呼：“马惊了，快闪开！”

这时梁忠孟距惊车约有20米，他迅速闪开完全来得及，即使原地不动也危及不着他的安全。可是，前方80米处是古镇路和弯头路的交叉口，行人络绎不绝，眼见车上两名驭手和周围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梁忠孟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猛转回身，迎着惊马冲上去。

他从马车的右前方冲到套骡的左边，用双手紧紧抓住套骡的笼头，使尽全身气力向后拽。惊马更加发作，拖着梁忠孟向前猛跑一米、两米、五米、十米……每一米都是生死的考验。年过50，身患多种疾病的梁忠孟同志，无所畏惧，奋不顾身，死死地抓着套骡的笼头不放。

套骡挣扎不过，身子横转，速度减慢下来。可是，正在惊跑的辕马，一头撞在套骡的腰部，套骡再次受惊向前猛窜，将梁忠孟摔倒在地……

受惊的马车终于停住了，驭手和人民群众脱险了。然而，梁忠孟却不幸被辕马踩在头部，造成颅底骨折，脑挫裂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梁忠孟1926年出生在山东荣成县邱家乡梁家坡村。1947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9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立下了战功。

1954年，他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胜利回国后，就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他始终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1963年3月，部队第二次奉命从燕山脚下来到冰天雪地的青海高原。梁忠孟已经七天七夜没有休息了，眼里充满了血丝。他带领部队徒步行军到达驻地后，把行装一放，就迎着狂风，抡起铁锹，热火朝天地干起来。那时，他正患关节炎和气管炎病，加上高原缺氧，干不一会儿，就汗流满面，呼哧呼哧喘粗气。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眼下三年自然灾害刚度过，苏联还在卡我们，咱们就是要豁上命来干，为国家多修铁路，为毛主席、为党、为人民争这一口气！”

当时，部队施工机械很少，取土、填方全靠一个肩膀两只手。梁忠孟的关节炎较严重，六月天还穿着棉裤，走起路来腿脚不灵便。可是干起活来，他却一马当先，两人抬的大筐一肩挑两只，和青年小伙子摽着干。十几米高的路基，他一口气冲上去，飞来跑去不歇肩。他就是这样拼命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号召，梁忠孟和同志们背起行装，日夜兼程，赶到大渡河边。

在大战成昆线的日日夜夜里，梁忠孟营长整天扑在工地上，蹲在隧道里。饿了，啃几口凉馒头，困了，披件大衣在隧道的避车洞里打个盹。他常常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没白没黑地连轴转，哪里有困难，哪里最危险，他就在哪里干，领导全营连续突破高产纪录，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梁忠孟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战斗了20多个春秋。他先后参加了成都至昆明、青海至西藏、黎塘至湛江、鹰潭至厦门等九条铁路的修建，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就在这个时候，青藏铁路要重新上马的消息传开了。

这时，已升为副部队长的梁忠孟躺在病床上，简直是度日如年，难忍难熬。他闷声不响地坚持锻炼身体，爬山，跑步，打太极拳。他一心准备上高原修铁路。

师、团领导和机关干部心里都有谱儿，梁副部队长的病情，不适应高原工作。组织上准备把他安排在峨眉山下一座县城休息、养病。

梁忠孟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体，党性原则强，自觉性很高的同志，对党的决议，上级交给的任务，无论情况怎样复杂，困难多大，从不皱一下眉头，不打半点折扣。这次，他却变得十分固执。

部队长把领导的想法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话音未落，他的眉头早结成了疙瘩，冲口冒出一句：“我是共产党员，是铁道兵战士，为国家修铁路，为人民造福，这是我的本分。我需要的是工作，不是去享清福！”

政委来劝他，他两眼盯着墙上的中国地图，不搭腔。劝急了，他迎头就是一炮：“高原有啥可怕的？也不是没法过。身体现在不行，到高原可以锻炼，慢慢适应嘛！”

上级领导来看他，他含着泪水苦苦要求说：“我早已横下了心，坚决上高原！”

在那些日子里，梁忠孟吃不下，睡不着。他常常伫立在中国地图前，沉思无语。他的一颗心啊，早就飞向了高原，飞到那个一直藏在他心底里的工地上。……

早在1960年4月，当时任副营长的梁忠孟带领二营随大部队第一次踏上高原，修建边疆人民世世代代盼望的铁路。当时的施工条件，有着想象不到的艰难困苦。他和全营同志憋着劲，棉衣一甩，袖子一挽，拼了。白天干了一天，夜晚燃起几堆骆驼草，又奋战通宵。后来，因为遭受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从经济上卡我们，国家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开工不到一年的工程，被迫下马了。梁忠孟和干部战士们含着热泪，把工具一件件地收拾起来，摆得整整齐齐，封好未打通的隧道，整理已灌注好的桥基，把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向工地告别时，他脚踏高原，面向雪山，发出了铿锵的誓言：今天，我们暂时撤出阵地，明天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

14个年头过去了，当时向工地告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一堆烧得满天通红的骆驼草，又在他的心底燃起来，照得眼前一片明亮。

政委走进来，梁忠孟指着地图，无限深情地说：“你看，我们国家西半部的铁路太少了，甘肃、新疆就这么一条线。”他又用拇指和食指在地图上比量着：“青海才这么一点，西藏还是个空白。青藏线是毛主席、周总理划的红线，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亲手把铁路网铺起来！”

1974年，部队进入青藏高原。部队领导根据梁忠孟身体状况决定他暂时留守，负责收尾工程，上高原的事以后再研究。1975年4月，他一完成留守任务，就急三火四地赶到海拔3600米的高原上。

当天，他的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又重起来，严重的高原反应，加剧了他的病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在十几天内跑遍了管区每个工点，每个连队，了解工程和战士的思想、生活情况。每天晚上回来，累得身上发抖，虚汗淋淋。同志们劝他到医院里去治疗、休息一下，他摇摇头笑着说：“来到高原了，身上虽累，心里痛快！”

梁忠孟不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一心挂着连队，挂着工地，挂着社会主义千秋大业。

梁忠孟，无论是当战士，还是当干部；无论是在基层工作，还是在领导岗位上，他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根据有关规定，他的家属早该随军了，组织上催促他把家搬到部队，但他坚持把爱人、子女留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女儿想到城里找个工作，他几次写信对女儿进行教育，使她在农村安下心来。每次探家，他都和群众一起运肥整地、收割打场。村里的人过去谁也不知他是啥职务，直到报纸上刊登了他英勇献身的事迹，才知道他是个副部队长，大家激动地说：“咱老梁真是雷锋式的好干部！”

梁忠孟同志有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他说：“一个革命者，把有限的生命与整个人民利益连在一起，他就永远是年青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亲友从千里之外寄来草药，但当他听说机关管理员的亲属也患糖尿病时，就把这种疗效较好的草药送给了管理员。

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斗中，他曾冒着枪林弹雨，从敌炮火下救出负伤的战友。

1956年春，新兵训练投掷手榴弹时，一个新战士把手榴弹只投出几米远，梁忠孟立即冲上去，抓起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扔了出去，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战士安全脱险。

多次隧道塌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带领大家抢险战塌方。1966年在一次隧道大塌方时，他迎着纷纷落石，冒着生命危险，把卡在石缝里的战士高仁新救了出来。

1974年秋天，部队驻地遇到了60年未见的特大洪水，他不顾自身安危，转移人民群众，抢救国家物资，最后累倒在地上。

梁忠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梁忠孟同志英勇献身后，为了表影他的英雄事迹，1977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雷锋式的好干部”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向他学习。

梁忠孟的英雄事迹，将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向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奋勇前进！

（木文原载1977年8月16日《铁道兵报》编入本书时有所删改）

生命的价值

——记优秀共产党员青年英雄朱文奇烈士

山东《支部生活》记者

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那么，生命的价值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呢？用寿命的长短吗？用地位的高低吗？用财富的多寡吗？用生活的舒适程度吗？……诚然，有的人对这些是孜孜以求的。但是，对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一些标准是不足取的。他们在衡量生命的价值方面，独具慧眼，胸怀阔大，高瞻远瞩。请看优秀共产党员朱文奇为自己规划的人生线路吧：“把全部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这闪光的语言有力地启示着我们：人的生命只有全部献给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才是最有价值的，才是永生的！

1981年1月21日，山东电影洗印厂工人、共产党员朱文奇为抢救掉进冰窟的儿童光荣牺牲。他以自己的勇敢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光辉誓言。他不愧为一个最懂得生命价值的人。虽然他的身体陷入冰水之中，但是他的生命之舟是永远不会沉没的。他正高唱着壮丽的生命之歌，引导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破浪前进！

“用火红的青春续写英雄们没有写完的日记”

朱文奇同志于1957年出生在济南市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当他开始背起书包上学时，祖国大地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那时，雷锋的故事使他入迷，“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使他激动，许许多多学雷锋，做好事的事迹使他钦佩和敬仰。是啊，党的阳光雨露，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肥沃土壤，最适宜培养一代新人。人与人之间充满同志式关系的崭新的社会风尚，象强劲的春风，在朱文奇天真、纯洁的心田里，吹燃了学英雄、做英雄的火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党的优秀儿女赵一曼、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罗盛教的传记。英雄的事迹教育着他，英雄的品质陶冶着他。他决心以英雄为榜样，锻炼自己，经受考验，长大了做雷锋那样的人，参加自己所崇敬的英雄的行列。

1977年2月7日，朱文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方向更明，标准更高，时刻思考着如何用自己的行动，为党增光添彩。他谨记姐姐来信的告诫：“组织上入党不是目的，千万别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离大目标还远着呢，要奋斗一辈子啊！”“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是朱文奇终生的格言。入党以后，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智慧、汗水，甚至用鲜血实践自己的誓言，续写英雄的史册。

朱文奇牢记党章的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应当力求作群众的榜样”。他想，如今是建设时期，虽没有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考验，但是在平凡的工作、劳动中，也必须坚持党员的标准，坚持全心全意为周围的群众服务，自觉地做他们的榜样。他深知：只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肯出力流汗，舍己为公的人，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陷阵。这种思想指导，使他在许多貌似平凡的问题上，作出了不同凡响的答案。

知青小组里，他年龄并不算大，可他既是组长，又是“兄长”。清晨，常常当别的知青尚在梦中酣睡时，他已悄悄来到菜地浇水、除草；傍晚，当劳动一天的伙伴回宿舍休息时，他又挑起水桶把水缸挑满；然后，又在灯下为战友们缝补衣服……

知青组的伙伴们记得，有一天，村里来了位年过半百的盲艺人。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跟在后面嘲弄他。文奇赶忙走过来，向孩子们说明这样做是不道德的。然后热情地把这位盲人领到自己宿舍，一边倒水，一边拿出母亲捎来的点心，用开水泡给盲人吃。这位老人，感到这位陌生人比自己的亲人还亲，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1980年3月，朱文奇到烟台学习安装电梯的技术。他三天跑了三个单位，白天参观学习，晚上整理学到的技术资料。等他从烟台踏上归途的火车，已经非常疲劳。当时，车内十分拥挤。他想到回厂后需要马上投入工作，便到列车长办公室购买卧铺票。但就在列车长刚要把最后的一张卧铺票售给他时，他回头看了看身后一位也在排队买卧铺票的年迈体弱的老大爷，便毫不犹豫地把票让给了老人家。可老人身上带的钱不够，和他一起上车的女儿又不知在哪个车厢。文奇不顾疲劳，热情地替他去找女儿。他艰难地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呼喊查找，但没有找到。为了让老人休息好，他掏出自己的五元钱，交给了大爷。有位旅客不解地问：“这位大爷是你的亲戚？”朱文奇笑笑，没有回答。

当朱文奇把老大爷送到卧铺车厢，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周围的旅客们看到他那虽然筋疲力尽却十分欣慰的样子，心里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伟大的名字——雷锋。

1977年11月，朱文奇所在的知青组分到了三个招工名额。消息传开，知青点沸腾起来。特别是一些年纪稍大的同学，更希望尽快回城参加工业建设。他们纷纷找带队干部和大队领导，叙说自己的要求。这时，朱文奇也在考虑：姐姐下乡在黄河农场，妹妹年纪还小，父亲经常出差，母亲身体多病，家中多么需要有人照顾啊。但正在这时，带队干部找他谈话了：“文奇，你是知青组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你一走，知青组的工作势必受到影响。从大局考虑你是否放弃这次招工？”他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便爽快地回答：“行，我服从组织安排。”

朱文奇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向先进人物学习，甘当共产主义大厦的一木一石，做雷锋式的战士，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做党需要我做的‘零碎事’，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为共产主义甘作“一木一石”，为人民乐于做“零碎事”，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啊！正是这些数不清的“零碎事”，像一粒粒闪闪发光的石子，铺出了他攀登共产主义思想高峰的阶梯，使他的青春年华时时迸发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革命的火花！

“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

入生的道路如同革命的征途，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坦，象在月光下散步那样轻松、惬意。特别是我们的祖国还一穷二白，人口多，家底薄，科学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但是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辛勤的劳动。因此，祖国的每一个儿女，特别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主动为国家分忧，为革命事业挑重担。在这方面，青年英雄朱文奇也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对于迎面而来的工作、劳动、战斗的一副副重担，他豪迈地表示：“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迎着困难上，顶着风雨走。”

1975年初冬，18岁的朱文奇与十几名青年伙伴一起，从省城济南来到曲阜县陈庄公社（现王庄乡）裴庄大队“安家落户”，在新的熔炉中锻炼自己。

开始，文奇凭着一股子热乎劲，不管干什么农活，都像一只小老虎。没过两天，两手都磨起了血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浑身酸痛，但是，他没有打退堂鼓，而是迎着困难上。

冬天的黎明，寒星眨着眼睛，他第一个从暖和的被窝里起来，叫醒同伴们上工。水利工地上，他经常忍着十二指肠溃疡的阵阵疼痛，推起六七百斤重的小车爬坡上岭。在与天夺粮的打麦场上，他抢着站到打麦机旁，不顾烈日晒、尘土扬、麦芒扎，精神抖擞地从清晨干到夜晚，又从夜晚干到清晨……

有一次，在修建跃进渠的工程中，队里听说邻村在爆破土方时出现了伤亡事故，有些人对点炮任务就有点怵头。队长正为难时，朱文奇挺身而出，沉着地说：“让我试试吧。”说着，便知险而上。他胆大心细，勇闯险关，出色地完成了爆破任务。

1977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文奇和伙伴们正在屋里休息，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救火”呼喊声。他们立即向失火的地方——二队地窖跑去。只见麦秸搭的窖顶正在“劈劈啪啪”地燃烧着，火舌伴着浓烟，一阵一阵地向外冒。地窖里储存着队里的3000多斤春地瓜种；紧靠地窖旁就是代销店，如果火势蔓延开去，将会给国家和集体财产带来严重损失，文奇觉得比火烧在自己身上还难受。在他的带领下，大家一齐向窖顶奋力泼水，终于把窖顶的火扑灭了。但是，浓烟继续从窖门大股大股地冒出来，地窖随时都有到塌的危险。文奇和战友王跃奋不顾身地往地窖里冲，跑到窖门口，文奇抢前一步，把王跃推到一边说：“这里有一个人就行了！”说着就纵身钻进滚滚的浓烟中。这时地窖里的火已经把支撑窖顶的柱子烧着了，浓烟呛得他喘不过气，睁不开眼，脑袋阵阵眩晕，好像要炸开一样。但他仍然坚持着，接过战友们从窖外送来的一桶桶水，向熊熊的火焰泼去，直到王跃硬把他拖出来，代替他继续救火为止。可是，当他出来稍微喘了口气，便又冲下去把王跃推出来……

就这样，在文奇成长的道路上，生活不正一次地把公与私、安与危的抉择推到了他的面前，而每一次他都以共产党员的气魄、胸怀和意志，作出了令人钦佩的答案。

近三年的农村生活胜利结束后，朱文奇来到了山东电影洗印厂当工人。他以主人翁的态度，忘我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很快担任了机修班长。这个班人手少，任务重，技术力量薄弱。为了维修、安装好全厂的设备，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厂领导考虑到机修班的实际情况，曾决定把安装空气过滤器的活儿包给安装公司。为了节约资金，文奇硬是把任务争回来，带领全班同志日夜连续奋战，提前完成了任务。厂里决定安装运送化学药品的电梯，只有半年多徒工工龄的文奇，和同志们一起，查阅资料，请教内行，设计方案，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使电梯按照人们的指挥上下运行。

朱文奇就是这样为四化建设流大汗，出大力，用全部心血创造着第一等的工作。但每次评奖时，他总是把一等奖获得者中自己的名字悄悄地划去，执意拿最末一等的奖金。为革命付出得多，为自己领取得少，这在某些“向钱看”的人们看来是多么“傻”啊，但在朱文奇这个充满朝气的共产党员身上，表现得却是这样和谐、自然。

“有人落水我先下”

1981年1月21日，北风阵阵，寒气袭人。冰封雪冻的大明湖，宛如一面明镜。湖畔的游人虽比往常稀少，湖面冰层上却吸引了一些龙腾虎跃、矫健多姿的滑冰爱好者。下午一点多，朱文奇和同厂的刘跃辉、王跃等一起来到大明湖。他们把宽阔、平整的冰面，做为施展滑冰技巧的用武之地。突然，湖南边传来一阵“救命啊！快救命啊！”的呼救声。他们不约而同地一齐向呼救的地方奔去。他们边跑边看到，一位先到的同志甩掉棉衣，“扑通”一声跳进冰水中，一把抓住正在下沉的儿童，拨开浮冰，奋力向南岸游去。等他们赶到，孩子已经得救了。湖面很快恢复了平静，可是刚刚发生的涉冰水救儿童的动人情景，却在朱文奇、王跃、刘跃辉三人心中掀起了波澜。王跃见湖面上还有几个小孩在乱跑，便说：“要是再碰到孩子落水，咱们下去救。”朱文奇毫不犹豫地说：“有人落水我先下。”

“有人落水我先下。”声音不高，却是字字千斤！它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关键时刻勇于为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的革命责任感。说明朱文奇为抢救落水儿童义无反顾，英勇献身，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当大明湖水产队的青年工人隗振东同其他工人同志一起，经过一场奋战，找到朱文奇时，这位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已经停止了呼吸……

夕阳斜挂，寒风呜咽。大明湖畔，松柏肃立，柳丝低垂。

朱文奇的战友和被救儿童孙亦斌（济南阁子后小学学生）、大明湖的工人及在场的众人，围在朱文奇身旁失声恸哭……

朱文奇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山东电影洗印厂、烈士的母校和插队的农村，人们热泪盈眶，万分悲痛地回忆着和朱文奇一起工作、战斗、学习、劳动的幕幕情景……

2月20日上午，省和济南市党政领导机关联合举行表彰优秀共产党员、青年英雄朱文奇同志大会。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和济南市委的负责同志及省级机关和济南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省人民政府授予朱文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山东省省级机关党委授予朱文奇烈士“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朱文奇烈士“青年英雄”称号。朱文奇同志的光辉事迹、崇高精神谱成的壮丽的生命之歌，越过黄河，飞过泰山，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启示和鼓舞亿万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英雄精神，继承英雄遗志，创造英雄功勋，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赋予青春和生命以充实的内容和更高的价值！

（本文原载山东《支部生活》1981年第三期）

人民的好儿子——盛习友

《大众日报》记者《解放军报》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

“为人民吃苦最愉快，

为人民献身最光荣。”

这是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鸡雄山阻击战英雄连”三排排长盛习友生前的钢铁誓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生前的誓言，谱写了一曲为人民勇于献身的英雄赞歌。

盛习友是安徽省肥西县人，1944年3月，出生在一个贫言农民家庭里，他祖辈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是共产党、解放军给他一家带来了幸福。全家对共产党、解放军感激不尽。

1964年春天，盛习友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跨进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他一到部队，就感到十分亲切，格外温暖。在连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事事以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要求自己。196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盛习友入党后担任了八班的班长。营长王兆才是当年八班的班长。他回到连队找盛习友谈心，语重心长地说：“八班，是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英雄班，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集体。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今天，你是八班的班长了，你一定要做无私无畏的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盛习友激动地说：“我是人民战士，一定为人民服务到底。”

盛习友时刻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时刻想着人民，变成自己的本能；我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看成是自己的本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个隆冬的清晨，北风凛冽，大雪拥门。在群山中的银山后村，盛习友冒着风雪，走东家，串西家。他敲开了烈属胡玉敏老大娘的家门，胡大娘急忙把他拉进屋里，一边拍打着他身上的雪花，一边疼爱地说：“盛排长啊！这么大的雪你来干啥？”盛排长满脸笑容地说：“大娘，风雪越大，我越应该来呀！”说罢，他拿起扫帚，把院里院外的积雪打扫干净。接着，他又挑起水桶，担了满满一缸水，又抱来一捆干柴，给大娘生着火。大娘紧紧地拉着盛习友的手说：“孩子，快来暖和暖和吧。”盛习友回答说：“我还有事。”接着又奔向老贫农原德坤大爷家，给原大爷送来一包火柴，他说：“大爷，我估计你的火柴快用完了，这么大的风雪，你上了年纪出去不方便，我给你送来了。”原大爷手捧火柴，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说道：“孩子，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得这么周到啊！”盛习友微笑着说：“大爷，这是我应该做的。”

三伏天的一个中午，盛习友带领全排进行了半天紧张的军事训练，又困又累，身板像散了架一样，刚想休息片刻，但又忽然想到五保户邹玉兰老大娘家的面快吃完了，便霍地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大娘家里，抱着磨棍推了整整一个中午。

有一次，县里一个剧团在郭家埠演出文艺节目。盛习友正住在离郭家埠三里多路的石星河村，他看到去看演出的人群，想起了村里两个70多岁的贫农老大娘。他想，最好能让老人看看节目，开开眼界。正当两位老大娘愁着自己的腿脚不灵，没法去看演出的时候，盛习友推着一辆小车来到她们面前，亲切地说：“大娘，上车吧，我送你们看戏去！”两位老人坐在车上笑眯眯地说：“你真比俺亲儿子还亲哪！”盛习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您的亲儿子！”

盛习友常说：“爱人民要胜过父母，亲同志要胜过自己。”他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把一颗红心掏给了人民。

1969年7月17日下午，山东章丘县胡山公社的上空，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里是个山区，顿时，雨水从四周陡峭的山崖上急泻而下，一齐涌进了巴漏河谷。

这时，兴隆大队的九名女社员，正淌着齐膝深的河水，从田间回村。他们刚走到河心，发现丈把高的洪峰，裹挟着树木，翻卷着巨石，劈头盖顶地向她们扑来。她们来不及躲避，被卷进了急流漩涡，生命在危急中。

正在山上施工的盛习友，听到呼救的声音，立即带着战士程长春、陈振泰向遇险的女社员飞奔而去。一道道3米多高的田堰，一丛丛枝杈横生的荆棘，他们直冲而过，迅速赶到距工地300米远的河边。盛习友奋不顾身，纵身跳进激流，向九名女社员游去。他带领战友和群众一起，与洪水激烈搏斗，先后使六名女社员安然脱险。然后，他又向在山洪中挣扎的李风兰游去。他一把抓住李风兰，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托出水面，顶着急流，向岸边石崖靠拢。岸上的人们向盛习友高声喊道：“赶快靠岸，前边危险！”

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道被洪水淹没的5米多高的拦河坝，坝前洪水受阻，形成强大的漩涡。盛习友托着李风兰，被急流冲进了坝前的漩涡。他毫无惧色，拼命向岸边猛靠。这时，岸上的群众向他伸过一根锄把，急促地喊：“快上！快上！”盛习友伸直右臂奋力一举，让李风兰抓住了锄把。

李风兰脱险了，盛习友仍在危急之中，他随时都有被洪水卷进坝底的可能。岸上群众焦急万分，一再催促盛习友赶快靠岸。

盛习友已完全忘了自己。为了继续抢救遇险的阶级姐妹，他又奋勇拼搏，转身向激流游去。只见一个恶浪打来，人民的好儿子——盛习友，被卷进了拦河坝下……

夜幕垂下，连队的干部战士和附近村庄的乡亲们，点起灯火，沿河寻找、呼唤盛习友。巴漏河水浪涛滚滚，只听到英雄的名字在群山中回响。

盛习友为抢救人民群众而英勇献身，时年24岁。

人们从盛习友的遗体上看到：他的双手，满是油泥，这是他牺牲前在工地上连续战斗了13个小时，抱风钻留下的痕迹；他的腿_上，贴着三块膏药……看着，看着，战友们泪水纵横，烈属大娘和五保老人都哭得泣不成声……

盛习友牺牲后，战友们从他生前的日记里发现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怕难，‘难'字面前不低头，革命不怕苦，‘苦’字面前不摇头；革命不怕死，‘死’字面前不回头。”这就是盛习友战斗一生的光辉写照。

人民的好儿子盛习友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种掏尽红心为人民，甘为人民献青春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人们为了永远的学习、怀念盛习友，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山东省章丘县胡山乡兴隆村，并将兴隆村改名为习友村。

人民的好儿子盛习友，永垂不朽！

（本文原载1969年9月12日《济南日报》，收入本书时有删改）

商业战线上卫士

——记吴广全烈士事迹

滕县民政局

吴广全，山东省滕县东沙河乡大庙村人。1946年7月生。童年时父母先后去世，由其舅父抚养。1963年初中还没毕业，就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1964年12月在本村加入共青团。1965年3月参军到空降兵四十三师一百二十七团二营四连，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0月被提升为排职伞训员。1973年9月因胃大部，切除复员（后改为转业）。1975年被安置在滕县五金交电公司工作。1976年至1982年9月在膝县商业局保卫股工作。同年4月被任命为五金交电公司保卫股副股长。1983年3月6日凌晨，为保卫国家财产，在与盗窃犯英勇斗争中，壮烈牺牲，终年37岁。

吴广全自幼热爱劳动，忠厚诚实，备受街坊邻居的赞扬。他14岁那年参加了家乡的水库建设，在劳动中，肩膀磨破了皮。晚上用盐水洗洗包扎一下，第二天又和成年人一起挥汗大干，从不示弱。他在部队工作的八年中，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战士，多次受到领导表扬。

吴广全对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工作面前不怕难，名利面前不伸手。他自1975年转业到地方以来，工资仍是原部队行政23级。其间遇有三次调资，爱人曾劝他向局里领导反映一下，要求调一级。吴广全一没有向局里领导说，二没有找公司领导，而是劝说其妻子道：“国家有困难，指标有限制，我是党员又是干部，不能伸这份手。”吴广全常年坚持夜间值班和节日巡逻，他从不向领导伸手要补助。

1982年，吴广全回到五金公司任保卫股副股长，仍然像在局里那样，深入实际，积极工作。有的青年不安心警卫工作，他就与其谈心，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有的警卫有时误班或在值班时打盹，他一面耐心的批评教育，一面关心体贴。同时，在领导的支持下，短短几个月的工夫，他亲自动手装配了报警器，实现了自动化报警。

吴广全不但在工作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且处处以《准则》为尺子来衡量自己，自觉抵制不正之风。1979年，吴广全的内弟想买辆自行车，他以为，姐夫在商业系统工作，弄辆车子还不是很容易的，于是蛮有把握地带着钱来找吴广全，谁知刚开口就遭到了吴广全的反对。他对内弟说：“走后门的事俺不能办，不行就把我的旧车子骑走。”内弟没法只好又把钱拿了回去。1982年12月，吴广全的朋友凌培文要结婚，请他想法买个北极星牌木钟，吴广全只好将自己的挂钟让凌培文拿走。

1978年中秋节的晚上，当吴广全巡逻走到百货大楼时，听警卫人员报告，楼里有异常动静，他迅速赶到北楼大门附近。这时，作案分子透过窗户看到来人，丢下已盗窃的价值2800多元的商品，慌忙破窗而逃。吴广全紧盯着犯罪分子追去，恰巧这时有一位同志蹬着自行车由东向西而来，吴广全快步上前拦住来人，讲明情况接过车子猛追上去，由于天黑蹬的又快，他只觉往下一沉，就连人带车跌入路旁的坑内，扭伤了脚，摔破了头，鲜血从脸上流了下来，他不顾伤痛，用手臂抹了一把就又向逃犯追去。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终于将罪犯捉拿归案。1981年秋天，夜已经很深了，吴广全查哨途经人民医院门口时，发现售货亭门前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他躲到暗处仔细观察，见是一个盗窃分子在拨锁行窃。吴广全便轻手轻脚地靠近作案分子，大喝一声，趁其不备猛扑过去，擒住了盗窃分子。

吴广全把保卫国家财产，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81年初秋的一个夜里，五金公司职工杜文勇在宿舍区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盘问中那人支支吾吾，漏洞百出。杜文勇立刻告知吴广全，等吴广全赶到现场时那人早无踪影。吴广全就马上带着几个人追赶上去，几经周折，终于在靠近北河的地方将此人抓获，扭送派出所。后经审查是南京流窜来的惯偷犯，并通过此犯破获了几起盗窃的案件。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数次。吴广全高度的警惕性和他勇敢地与坏人做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全系统的保卫干部，使商业系统的发案率显著下降。

吴广全为保卫国家财产，全身共负13处刀伤，心、肺、肝都已破裂，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吴广全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基层干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理想，付出了全部心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无愧于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也无愧于模范保卫干部的光荣称号。1983年4月1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他的事迹正激励着广大人民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沂河岸畔英雄歌

——彭思成烈士事迹

中共临沂市委办公室宣传部

青春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无私地贡献给人民，他的青春才能灿烂夺目，他的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山东临沂县南坊乡孔官庄村青年农民彭思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青春的壮丽凯歌。

爱人民舍得献青春

1982年7月11日早6时许，有病在家休息的彭思成，忽然听见隔壁邻居家有呼救声，便立即跑去。原来是孔凡卿11岁的小儿子孔祥乾，下沼气池捞掉进池内的鹅，因池内充满了甲烷气体，中毒昏倒在池内。这时，孔家只有孔凡卿的爱人和女儿孔秀芝在家。当彭思成赶到时，孔秀芝正要下沼气池救弟弟。

孩子得救了。当闻讯赶来的人们将彭思成救上来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时年仅27岁。

爱党铭记党的话

彭思成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党无限热爱，只要是党的号召，他都积极响应。

1972年，孔官庄还没有一台收音机。彭思成心想，社员热爱党，就要经常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可眼下社员还买不起收音机，怎么办呢？后来，他听说买个三极管，缠个线圈，安个小喇叭，就能收听广播时，就用自己的钱买来24个三极管，缠好线圈后送给社员们。

“思成是个闲不住的人，思成是个热心人。”乡亲们常常这样夸奖他。不管谁家有困难，彭思成总是主动去帮忙。五保老人孔刘氏，年迈体弱，生活不能自理。他就把照料老人的活包了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对待亲人一样侍候老人家。孔刘氏老大娘逄人就夸：“思成真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孩子，比亲儿还亲。”

爱祖国豁出劲来干四化

彭思成的家乡种稻的较多。插秧前杷田，是又脏又累的活，有的社员开玩笑地说：“耙田这活真挠头，干一天来像泥猴。一天记双工分，我也不享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彭思成便主动向队干部提出来包下这又脏又累的活。几年来，耙田的活总是少不了他。

1980年3月的一天，彭思成在给小麦浇返青水时，突然发现水渠要决口。挖土堵塞已来不及了，他就穿着棉衣毅然跳进冰冷的水里，用身体堵住了缺口。一次他到岳父家，看见他们村的稻苗长势不好，就急忙找到管稻田的徐恒烨讲解稻田管理经验，使这个村学到了管理知识，采取了有效措施，促进了稻苗生长。

1982年6月，彭思成这个干起活来不知苦累的硬汉子，由于劳累过度，腰腿疼病经常折磨得他睡不着觉，饭量也少了。妻子心疼地几次劝他找医生看看，可是他总是借口生产忙而没有去。后来，总算去买来了草药，可是由于忙于麦收，没顾得上吃。当妻子把熬好的第一碗汤药端到彭思成的床头时，他却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养有他的孔官庄，离开了在建设新农村中同甘苦共患难的乡亲们。

蒙山巍巍颂英雄，沂河滔滔唱赞歌。彭思成——八十年代的一位普通农民，为抢救遇难儿童而献出了火红的青春，谱写了一曲行为美、心灵美的英雄歌。彭思成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在沂河岸畔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彭思成同志为革命烈士，中共临沂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向革命烈士彭思成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干部和广大群众，都要认真学习彭思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者。共青团临沂县委授予彭思成“青年英雄”荣誉称号。

“青年英雄”彭思成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壮丽的青春

——记于兴邦烈士事迹

青岛市民政局

于兴邦同志原籍即墨县城关镇中山街，1972年12月参加铁路工作，在张店工务段当桥梁工，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81年9月6日为抢救群众壮烈牺牲，时年25岁。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81年11月26日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共青团山东省委、共青团全国铁道委员会和共青团济南铁路局委员会，分别授予其为“优秀共青团员”和“模范共青团员”的荣誉称号。

“为了党的事业，我愿舍得牺牲一切”

1981年9月6日，于兴邦值班巡守胶济线上的孝妇河大桥。下午3点50分，青岛至上海的134次旅客快车，要从桥上通过。于兴邦提前来到大桥上，清查了桥面，站在桥东头迎接列车。但是，当列车距桥头约400米的时候，附近的马尚乡马尚二大队53岁的女社员傅长英，抱着孙女，领着孙子和两个侄儿，从西头登上大桥，顺着铁路向东走去。这是一座单线铁路桥，近10米高，100米长，桥面狭窄，一向禁止行人通过。于兴邦向西一望，见傅长英等人走来，就急忙连声高喊，然而桥上的老小五人却毫无觉察，只顾低头走路。于兴邦迅即展开手中的信号旗，向列车发出停车信号。司机在距桥头约90米的地方紧急制动。可是，巨大的惯力驱使列车仍以高速扑向桥头，一场严重的伤亡事故顷刻就要发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于兴邦跃身冲上桥面，挥舞双手，边跑边喊：“快躲开，车来了！”行人听到呼喊声，猛一抬头，立即明白了面临的危险。傅长英祖孙三人转身紧贴在大桥南侧主梁上，她的两个侄儿迅速卧倒在钢梁连接处的桥墩上。几乎与此同时，列车呼啸而过。老小五人得救了，但于兴邦却壮烈牺牲了。

于兴邦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并非出于偶然，在他的入团志愿书上就写着“为了党的事业，我舍得牺牲一切”这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多年来，他一直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决心。他曾多次在危急关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早在1980年春季，有一天，于兴邦在胶济线309大桥值班，有位老大娘正在桥中心行走，对面开来的列车忽然一声长鸣，吓得她坐在道心，不知所措。列车飞速地驰近桥头，情况万分紧急。就在这时，于兴邦奋不顾身地冲上桥面，火速把老大娘拉到人行安全便道上，防止了一起伤亡事故。

同年冬季的一天下午，狂风怒号。309大桥附近生产队的一名社员，推着自行车从桥面上通过，只顾低头顶风向前走，没有发现即将驰近的列车。正在值班的于兴邦飞步奔向桥面，将行人及自行车推出道心，并用自己的身体将行人紧紧护住，靠在桥边栏杆上，背后列车呼啸而过……

于兴邦为救护傅长英祖孙五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名字响遍胶济铁路和孝妇河两岸。一连许多天，人们悼念他，缅怀他，到处传颂着他那英雄的事迹。

“党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干好”

1972年底，于兴邦被青岛铁路分局录取后，分配到张店工务段。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他认识到养路工作也是革命的需要，决心继承铁路工人的优良传统，做一个钢铁线上的螺丝钉。他在入路的决心书上写道：“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党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干好。”

于兴邦能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入路九年来，他先后学过锻工，干过桥梁工，看过物料，开过轨道小车，守护过桥梁；他对分配的工作从不讲条件，干起活来不怕苦、不怕累，总是圆满地完成任务。在同期入路的新工人中，他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

于兴邦刚入路时，分配学锻工，每天早晨，他总是提前到车间，推煤、点火，做好开工准备；下班时，他抢着清点工具，整理场地，打扫卫生，为师傅打水。当时他个子小，体力差，抡不动八磅大锤，就请师傅特地做了个六磅锤，他抽空就练，胳膊肿了，手上起了泡也全然不顾。

1974年以后，领导上调于兴邦去干桥梁工。这个工种要露天施工，登高作业，风里来，雨里去，比在车间干锻工还要艰苦，但于兴邦愉快地服从了分配。1975年春天，他们在杜科施工，住地离施工点二里路，每天来回要带不少工具，最重的是一根30斤的撬棍，于兴邦每天抢着扛。施工一个月，他扛了30天。

每年夏季，桥梁喷漆除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施工人员要身穿厚厚的帆布工作服，头戴防护面具，在近四十度的高温下登高作业，手抱七公斤半压力的漆枪，脸被灼热的钢板烤着，干不了一会儿，就要汗流浃背。许多体力较强的工人，干不上一小时就要换下来。可是，每逢要干这项活儿，于兴邦总是争着上去，经常在上面坚持干两个多小时，最后在大伙的一再催促下才换人。他下来时，浑身早被汗水湿透了。

1980年3月的一天，工区派于兴邦和另两个同志到明水车站附近去清理一个涵洞。这个涵洞直径只有0.8米，长约10米，多年没有清理过，里面淤积了大量的泥土污物。其中一个同志说：“咱只把洞口两头的土清清算了。”于兴邦却说：“别这样，要干就把它彻底清理干净。”说完，他第一个钻进涵洞，那两个同志也就随着进去了。由于涵洞很小，人只能在里面猫着腰干。泥土污物一翻动，洞内尘土弥漫，呛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三人连续干了七个多小时，才完成了清理任务。从洞里爬出来时，个个都是尘土满身，简直难以辨认了。

于兴邦入路九年来，从没有迟到和旷工，处处模范带头，无论干什么活儿，他都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

“违反规章的事，谁也不能做”

在工作中，于兴邦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保证了生产安全。

1974年至1977年间，于兴邦在张(店)东(营)线博兴桥梁工区担任轨道小车司机。在这期间，他严格按规章办事，保证了施工安全。1975年3月的一天早晨，他驾驶轨道车载着八名同志和沙石料去陈户桥施工。中午要返回时，工长发现与车站联系要点的挂线杆被人拿走了，与车站联系不上了。按规定，轨道车没有点不准行驶。工长就找于兴邦商量，想把车开到前面道口，再向车站要个点回去。于兴邦向工长讲了规章制度，不同意这样做。工长有些着急地说：“这么多人饿着肚子，开吧，出了问题我负责！”于兴邦回答说：“不能开！违反规章的事，谁也不能做。我宁可在这里看护一夜轨道车，也不能无点开车。”最后，他们从生产队借了竹竿、电线，向车站要了点，才返回工区。

1976年5月的一天，于兴邦开着轨道车，载着12名同志从博兴去陈户。当轨道车行驶到陈户站外道口约150米的地方，突然发现道口栏杆没有落下。为了防止意外，他采取了减速措施。在即将接近道口时，突然一辆拖拉机窜上线路，由于他早有思想准备，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拖拉机擦着轨道车前部开了过去，车上12名同志安全无恙，防止了一起严重的伤亡事故。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工区决定几座大桥每天派一人巡守。大桥离工区远，往返不方便，连热饭也吃不上，责任又重大，许多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于兴邦却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主动前去。从1981年以来，直到他牺牲前，共替别人值班巡桥70多次。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6点多钟骑自行车赶20多里路，提前到达桥头，从没迟到过一次。

由于，于兴邦一贯遵章守纪，故入路九年来，从未发生过责任事故。

“不能为了自己，让国家利益受损失”

于兴邦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对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不徇私情，勇于批评斗争。

197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被雷雨声惊醒，猛然想起院子里露天存放着几吨水泥。他随即翻身下床，来到院中，边遮盖边呼喊工区同志们。大家一齐动手把水泥盖好，减少了国家损失。

博兴桥梁工区兴建职工宿舍，于兴邦负责收发物料，并给民工记工。包工队负责人想让于兴邦多发料，多记工，就多次买酒菜请他吃喝，但每次都遭到于兴邦的拒绝。他说：“吃人家的嘴短。咱不能为了自己，让国家利益受损失。”

1974年前后，班组管理工作不够严格，比较混乱，个别人乘机损公肥私，拿国家材料。一天，于兴邦发现木料少了一部分，就立即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在领导的支持下，连续几个晚上不休息，终于查到并追回了被盗的28根木料。

1975年夏季的一天，于兴邦发现路边玉米地里，有个人正在捆扎钢筋，引起了他的警惕。回到工区后，他马上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工长，并与工长一起赶到那人家中，将钢筋全部追了回来。

“金钱里找不到真正的幸福”

于兴邦兄妹六人都工作，家庭生活较宽裕，可是他从不乱花钱，每月还要给家中15到20元，而他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一直控制在15元以下。他从不把心思用在追求吃穿打扮上，平时一身铁路蓝制服，干干净净，朴素大方，一双胶鞋，上面已经补了好几处，还舍不得扔。1980年夏天，母亲为他买了一块三合一裤料，一个手提包，他不舍得用，一直放在箱子里。

他参加工作9年多，用的行李是他入路时从家中带来的一套被褥，被子上面已经打了几个补丁。谁都知道他有两件“宝”：一件是用41块边角布料缝制的枕头套；一件是用164块边角布料拼接而成的床单。这两件东西是他母亲在他入路时亲手缝制的，他不舍得丢。他牺牲后，同志们见到他的衣物，都赞扬小于是艰苦朴素的模范。

于兴邦处处节俭，可是同志们有了困难，他却是那样慷慨大方，热情相助。工区刘师傅家在农村，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爱人突然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于兴邦就毫不犹豫地把积攒的30元钱送去。冬天到了，王师傅的几个孩子还没做上棉衣。于兴邦知道后，亲自把20元钱送到王师傅的手里。

有一次，工区一位师傅的弟弟因患疟疾，从农村来张店治疗。于兴邦看到病人冷得发抖，立即拿出女朋友给他织的一件新毛衣，给病人穿上，并让病人穿着回了农村。从于兴邦身上，人们看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