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几乎每个城市的精神专科医院每天都见证着就诊人潮的竞相性涌入—如果这个城市有精神专科医院的话。
26岁的江欣家住北京，为了开药，她每个月要至少一次加入北京某精神专科医院的抢号竞争。一旦碰上周末，通常她还需要提前进行预防性的心理建设，确保自己即使抢不到号也能保持心态平和。至于专家号，她从未想过，毕竟能挂到普通号就已经很难得。
精神专科医院数量匮乏，已成为患者间的共识。“以北京为例，人口超过了2000万，大家普遍认可的权威精神专科医院只有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三家，”江欣告诉记者，“这也造成了患者扎堆。”
由于多数精神类药物会引发身体内分泌、微量元素的变化反应，江欣每3个月要到医院做一次生化全项血液检查，看是否需要调整用药，江欣告诉记者：“一旦开始，就成了常态”。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近十条关于“精神”和“抑郁症”的话题登上社交媒体热搜。“精神类疾病如果明显影响生活和休息，需要到医院找专科医生看，七八成病人都是可以治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然而对于江欣和其他患者来说，从察觉异常到治愈，远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和命运较量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太多不确定。
误解引发的误诊
从进入初中开始，江欣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校园霸凌。来自同龄人的言语中伤，持续撞击着江欣努力自我修复的稳定情感壁垒。
“当时心情非常不好，每天不停地找人说话，反复说同样的话，就像课本里的祥林嫂，后来逐渐发展到整夜失眠，夜里蒙着被子偷偷地哭，负面的情绪一直纠缠着我。”
升入高中后，江欣的情绪问题非但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导致了呼吸困难等躯体不适，精神上也表现出更加典型的病症特点——亢奋和抑郁两种极端情绪呈周期性交替，抑郁最难熬的时候，江欣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觉得痛苦。
她先后三次试图轻生，绝食、吞大量药物、用家里晾衣杆上吊。第三次尝试前，她提前在网上查好“家庭晾衣杆最大承重150公斤”。“结果证明那东西连50公斤都承受不住。”江欣对记者说。
成年后，江欣认识了越来越多患有抑郁症的朋友，在他们看来，抑郁症患者在做出轻生举动之前内心极度纠结痛苦，会顾虑重重，因为心里藏着两只手，一只手想把自己往回拉，另一只手却在向外推。
几次寻求极端解决方式，江欣感到恐慌，随后预约了高中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详细描述从初中开始的异常状态和行为。“他们断定我是青春期正常的心理波动，”江欣回忆，“现在还是愤怒，不知道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学生因为倾诉对象‘不专业’而延误了病情。”
江欣真正确定自己得了“病”，是在大学普通心理学的课堂上。老师在台上讲普通人情绪的波动和控制，她越听越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于是跑到大学校医院咨询，大夫建议她马上去精神专科医院挂号。
“精神疾病有两点最特殊，分别是难检测和易误判。”一开始，江欣去了家门口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被告知这类病除非严重到脑部已经出现器质性病变，否则很难通过仪器检测出来。
而有抑郁情绪出现，很容易被误判为抑郁症。“但如果我错吃了治抑郁症的药，让本就起伏过大的情绪进一步加剧波动，直接影响心脏，是会要命的。”江欣对记者说。
有没有病，只在一念之间
在某“快速问医生”网站，一名网友发起提问“现在医院间病例联网吗？”，随后在下面追问“医院对于精神病史如何检查？是不是只是简单询问？”。
类似的人，江欣见过很多。她在医院诊室外无聊等待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看到有人拿着病历本在诊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默默转身离开。“我理解他们，”江欣说，“他们害怕留下痕迹，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和社会生活。”
2017年1月1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实施，其中第十一条指出：有癫痫病史、精神病史、癔病史、夜游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不合格。
“人的行为是由人的社会属性驱动的。”江欣的朋友、抑郁症患者麦子对记者说，在面对各类单位，特别是《公务员录用体检表》填写“既往病史”的入职要求时，大多数人（即便曾经或正处于精神异常阶段的人），都会快速做出自我判定——“我的精神问题不至于影响未来工作”。
据孟凡龙介绍，目前国内对精神疾病的判断普遍采用量表和谈话测评方式，比如《抑郁自评量表》（SDS）可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门诊及住院患者，评价量表中包含20道选择题，比如“我觉得闷闷不乐、情绪低沉”“我心跳比平时快”或者“我对将来抱有希望”。
麦子做过这些题，她觉得挺可笑，因为出错的几率太大。一个情绪健康的人，在家里烦心事不断的时候测试，很可能被判定为抑郁症，而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只要有意地错选几题，就能跳出界定，恢复健康。“最有名的就是‘微笑抑郁症’了吧。”麦子说。
作为抑郁症的一种，微笑抑郁症患者在履行工作或其它社会责任时，往往会面带微笑，然而这种微笑并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他们或许会在微笑中答出一份完美的量表测试成绩单，病症却在微笑的同时不断加重。
“有病要治，还要尽快治。”麦子告诉记者，“精神类疾病和躯体类疾病哪儿都不像，只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越拖越重。”
断药，最危险的境况
从察觉异常到正确诊断、开始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之路只算走完了一半，接下来的一半，是坚持。
由于多数精神类药物一旦吃上就要至少连续服用2年以上，患者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断药，是精神科大夫最害怕的情况。
江欣最害怕出差。她就职的公司在国内多个地方办合作项目，每当领导指派出差任务，她几乎都要把头埋进怀里。精神类药物每次不能多开，小城市很难找到精神专科医院，更不用说再小的镇村，两个月以上的长期出差意味着她将被迫断诊、断药。
江欣提起她认识的另一个郁抑症患者，她叫他林哥。林哥住在陕西的一个小村子，村子离最近的县城有100多公里，县里没有专科医院，林哥看病需要坐车去更大的城市，往返奔波两三天。疫情期间，村子封了，林哥断了药。
然而对于已经决心寻求治疗的患者来说，看病远、抢号难都不足以成为阻碍康复的理由，中断治疗可能的理由只有一个：贫穷。
“持续性的药物治疗配合心理疏导通常会有更好的康复效果。”孟凡龙介绍。在东南沿海地区，专业心理咨询师每50分钟的心理咨询费用在400至800元的价格区间浮动，海外名校毕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每小时的治疗费用更可高达2400至2600元。
为了治病吃药，林哥走出了家里的黄土地，做起了小生意，每天都在担心收入中断。
“林哥曾经听到有人讨论‘那些得了抑郁症的要来伤害正常人时应该怎么办’，他为此特别伤心地说，抑郁症是一种内向型精神疾病，怎么可能威胁他人？”江欣说，“社会的误解、恐惧和排斥往往成为压倒精神疾病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