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他就是山东省聊城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全国名老中医谷越涛。谷越涛，1942年出生，山东省阳谷县人，1962年考入山东中医学院六年制本科。
缘何全家三代所有家庭成员都是清一色的中医人？他走的究竟是一条怎样的中医路？国医节来临之际，笔者对谷越涛进行了深入采访和中医探究。
当谈及这个话题，谷越涛时而凝视前方、时而闭目思索，表情自信而又从容，自豪而又淡定。他略思片刻、朴素坚定地说：
“没有对中医的真正认识理解和中医临床的疗效很难影响下一代啊！对中医的高度自信源于其独有的临床疗效，其临床疗效源于精准的辨证论治，精准的辨证论治源于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深刻认识、熟练把握和整体系统观念的精准运用。”
没有继承，谈何发展？中医学的继承是当务之急
中医学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在于它独特的理论和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卓越疗效。”谷越涛说。
他认为，中医理论，从一个特殊角度，独特层面，去观察宇宙、观察人体，比类取象、以外测内、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明察秋毫、洞悉脏腑，能察仪器所难见，并为显著的疗效所证实。
所以，中医学即含有形而上的哲理、又含有形而下的临床实践，非现代科学所能涵盖。由此可见，仅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去研究它、雕琢它、肢解它、只能使中医学变形、变浅、变烂，谈何继承发扬！
著名中医学家、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过：“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快。”
要想真正了解中医学，他认为必须具备两种精神：既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深入探讨的精神，又要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自悟、自知的认识境界，进而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勇于攀登科学顶巅的进取精神。
采访中，谷越涛表示，当下的紧迫任务是把被误解、错解、谬解、非中医之解，所深埋的原汁原味的中医理论，从泥坑里，先扒出来，这是发扬的第一步，也就是继承。所以在当前，从这层意义上说，继承就是最好的发扬。这就是当务之急，没有继承，谈何发扬？
1968年毕业时，谷越涛深知贫困边远地区缺医少药、急需中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在蒙阴、莱芜山区巡回医疗时，用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的病人，深有体会。他本想回农村从事中医，而山东中医学院却将他作为师资留校。
1970年，“要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新规号召下，谷越涛瞄准机会主动申请到老家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医院工作。那时，他在基层能深深体会到中医的价值。1979年，聊城地区中医院成立，谷越涛作为技术骨干，被组织选调聊城市中医医院工作，一干就是50多年。
为让孩子走上真正的中医之路，其长子谷万里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后，尽管导师再三挽留，但谷越涛仍坚持让其回聊城工作，用谷越涛的话说，要真搞中医，最好先到缺医少药的最基层实践几年，在那里可以单用中医中药治疗危急重症，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医的价值。
谷越涛在为患者把脉诊病。
立足中医思维，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而望闻问切
中医思维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这里既有对中医理论的正确认识，也有对中医实践的正确理解。只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长期反复有效的临床实践，才能充分验证中医理论的价值所在，没有疗效的实践，那是空虚的理论，至少说那是跑偏的、肤浅的、认识不充分的中医理论，也说明掌握的理论是不行的，不对路的。
他说，当前社会上，
学习中医存在两条路：一条是浅尝辄止的“法儿先生”。中医理论难学，不想学，也学不进去，走个捷径，就学个“法儿”，学会几个方子，碰对了则有效，碰不对，再换个“法儿”。到头来，这条路肯定越走越窄，最终被患者弃之不用。“方症对应”的路，难道不是这样吗？另一条路，从中医理论着手，初学虽难，理通则豁然开朗，这条路越走越宽。尽管疾病千变万化，真真假假，你总能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辨证论治，找出病机，选出不二法门的方子，才能取得药到病除之效。这才是真正的继承中医、发扬中医的唯一正确大道。
弃中医理论而空谈方药，充其量是弃医存药。严格的说，没有中医理论，哪来的中药？哪来的中药方？只有用中医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理论去认识某种植物，这种植物才叫中药，否则它只是一种植物药。只有按照“君臣佐使”等中医理论调配的方子，才叫中医方剂。否则，就成了植物药的大杂烩。这是谷越涛对中医方药的理解。
谷越涛进一步解读说，“方证对应”者错用了“证”字，究其所言，应是病症的“症”字，才适合于“方症对应”者实际，它不是病机的“证”。如果是病机的“证”，方与证相对应，那就对了，中医方剂对应的就是病机的“证”，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症状的“症”。“症”是表象，“证”是本质，以表象断病，还是以本质断病，那就不言而喻了。这是谷越涛所走的中医之路，也是他教育、消息、影响下一代所走的中医之路。
精准的“辨证论治”才是中医实践的真正法宝
谷越涛提倡的“五最”药方远近闻名：用最少的药味，最小的剂量，最便宜的药物，达到最快、最高的疗效。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用药原则。
谈及“五最”谷越涛说，祖国医学本来就属于精准医学的范畴，一丝一毫都不能差。针刺是这样，辨证用药也是这样。病位在何脏何腑、何经何络，病性是寒、是热、是虚、是实，应是十分精准的，不能又是这，又是那。选方用药也是非常确切的，只能用这个方，不能用那个方；只能用这几味药，不能用那味儿药；多一味不行，少一味也不行。他说，病机（证）就像一把锁，开这把锁的钥匙只有一把，高明的医生就在于一下子能找到这把钥匙。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这把独一无二的钥匙呢？
采访中，平静和蔼的谷越涛娓娓道来：
中医对任何疾病的治疗，都不会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方子。因为，任何最相似的疾病，都有它不同的病理和表现，都要因人、因病、因疾病的不同阶段而异，必须找出一个只适合于这个病人当时病机的唯一不二的方子，这个方子就是这个病人的“特效药”，也肯定会有特殊疗效。
这个“特殊药”方子，从哪里来？从中医的“辨证论治”而来。打个比方：中医有数万个方剂，就像工厂厂库里，储备着的各种机器零件。某个机器出毛病了，需要修理，需要换零件，你到仓库里选对了，用对了，也安装对了这个零件，机器就立刻运转起来。你选对的这个零件就好比是“特效药”。
怎么才能选对这个适合的“零件”呢？在工厂，靠的是操作这台机器的工人师傅对机器构造的熟知程度、对机器性能的掌握程度；在中医这里呢，靠的是医生对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对方剂的熟知程度、才能从中医方剂的“仓库”里，找出那个最对的方药，相当于工人师傅选对的那个唯一不二的机器零件。这个过程，就叫“辨证论治”。
不管治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急危重症，还是突发的各种疫病，都离不开“辨证论治”这个法宝。可见，“辨证论治”尽管不是万能的，但离开“辨证论治”，要想高效、速效的治好各种病，也是万万不能的。
为此，谷越涛还专门提到一个“辨证论治”的例子：一九五六年夏，河北石家庄出现乙脑大流行，在当时西医无特效药的危急形势下，经邀请名老中医参与诊疗“辨证论治”，给以白虎汤为主方的中药，很快取得了显著疗效、从而战胜了这场大疫；第二年，该地区又出现了乙脑流行，参治者仿上年治乙脑的经验，仍予白虎汤为主治疗，疗效不显。只好再请某老中医会诊，发现今年的乙脑患者，大多舌苔厚腻，湿气偏重，为今年乙脑病的特点，遂在白虎汤中加燥湿的苍术一味，疗效立见。
白虎汤加减，适合于上年的乙脑，是上年治乙脑的“特效药”。下一年发生的仍是乙脑，原方照搬，反而无效。怎么办？不要怕，还是离不开“辨证论治”，病情变则方变，加苍术一味以燥湿，二竖遁矣。中医药为主，再一次战胜了这场大疫。同样，中医药在这次新冠环境防控中的作用，还用再说吗？谷越涛坚定而自信的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