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著名性学专家。
马晓年，出生于1945年，196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英国进修。
自1993年起连续3次获美国性学委员会颁发的性治疗学家资格证书，是我国大陆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生，成为它的国际会员（该会共1500人，国际会员仅90余人）。
孙玉成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男科中心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北京泌尿外科学会委员。1970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后一直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工作，于1990年至1991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院泌尿外科进修。并于2003年参加泌尿外科“将才工程”第二期赴美MIAMI大学培训班。
白文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男科中心专家。
中国性学会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男科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男科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男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前列腺炎诊断治疗指南》副主编，《中华男科学杂志》编委、《中国男科学杂志》编委、《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中华泌尿外科杂志》特约审稿人，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评议专家。
顾英奇
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家村卫生协会会长。
顾英奇，1930年生，辽宁新民人。主任军医。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谋部警卫局保健处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军医、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副部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编有《心力衰竭的防治》，译有《高血压危象》等。
李宏规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着名人口学家。
李宏规教授1938年出生于洞庭湖畔的沅江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前后两年从事科研工作；先后在国家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工作。60年代从事营养卫生与流行病学工作，曾在中华卫生杂志和新疆医学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论文；70年代从事卫生行政管理期间，创办并主编了《新疆医药通讯》杂志；80年代以来从事计划生育管理和中国人口学会工作，担任《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和《中国计划生育年鉴》副主编、主编。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1990年在美国中西方中心人口所参加培训与研究一个月。
张文范
国家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未来研究会会长、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
张文范，教授。历任兰州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甘肃省委宣传部教科处处长，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国家民政部司长、党组成员、副部长，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1996年1月-2002年4月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999年当选为国家老龄联合会副主席，国际第三年龄大学协会副主席，联合国老龄研究所理事（马耳他）。
现任职务：中国未来研究会会长、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中国营销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
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GeorgeTimothy先生
美国加州大学非常重视循证医学。随着前列腺炎的的发病率不断攀升，慢性前列腺炎做为前列腺炎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GeorgeTimothy先生以“慢性前列腺炎的诊治探讨”为主题，对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做出全面的分析与探讨，攻克前列腺炎久治不愈的难题。
自1939年以来，该大学出过4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在国家科学院的成员人数和研究所获得的发明专利数量超过美国的任何大学。加州大学的学术项目名列前10位，学术研究领域涉及150多个学科，是世界上研究范围最广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之一。
Alston教授英国
曼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已有200多年历史，创办于1884年。，在英国120所大学中，是一所拥有光辉历史的国际一流大学，在这里诞生了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校拥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医学学术论文享誉全球。
张金钟
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性学会理事长。
曾任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主任，1994年9月任天津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96年11月任社会科学部主任，2000年11月任天津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医学人文科学系主任，2003年4月任中共天津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
科研成果主要从事医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教学工作和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教育研究。提出并实践了课堂教学-载体建设-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四位一体”的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创建了第一门医学伦理学国家级精品课程。
1996年，提出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问题，并对滞后原因展开深入分析，引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医学模式转变的讨论，对在实践中落实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