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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0月4日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二、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从表1可知，重庆市40个区县之间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应用SPSS分析软件处理，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法，以表中各地区的F1、F2、综合得分值作为评价单元，对新指标进行聚类分析。依据分析结果，可以将重庆市40个区县划分为以下四个类别：
第一类：渝中区、江北区、巴南区、江津区、南岸区、合川区、永川区、沙坪坝区、涪陵区。
第二类：渝北区、九龙坡区。
第三类：大足县、奉节县、大渡口区、万州区、荣昌县、丰都县、北碚区、綦江县、璧山县、垫江县、彭水县、长寿县、潼南县、忠县、云阳县、南川区、铜梁县、梁平县、开县。
第四类：万盛区、城口县、秀山县、双桥区、巫山县、酉阳县、巫溪县、黔江区、武隆县、石柱县。
（二）区域类型划分。通过对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进行分析，采用基于Mapinfo平台的GIS技术对其进行差异性分区，其经济差异空间分布见图1。（图1）（注：由于主城九区在重庆市尚未从范围上加以区分，因此在arcgis通过矢量化后未对主城九区加以划分，详细可见上述分类）通过图1可以看出，全市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明显的地域联系和分异，区域差异呈现出不规则的圈层分布；其中，离主城九区越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说明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进行分析与评价能很好地反映客观现实。
三、对策建议
（一）正视区域差异，实施梯度开发，推进全域发展。在不断发展生产力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前提下，逐步缩小地区间和城市间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使全市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是重庆市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因地发挥优势，加强区域合作，谋求共同发展。重庆市幅员广阔，自然条件复杂，各区县（市）在不同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物质条件的影响下，形成了各地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工农业物质生产基础、交通运输、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等方面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些差异成为各区县（市）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社会生产地域性分工，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可云.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2]胡序威.区域与城市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3]王黎明.区域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周国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距问题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5]胡传东，罗仕伟，黄亚妍.重庆区域经济梯度差异及成因分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农村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显著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陈旧的制度、僵化的观念、政府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等方面。
一是二元结构体制使得规模经营难以实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建立了农村和城市分割的体制，实行“二元化”管理。国外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二元化体制逐渐会向一元化经济过渡，但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矛盾相当突出，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障、财政分配等都向城市倾斜，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使得农村规模经营难以实现。
三是政府缺乏对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科学规划和指导。农业经济发展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工作，需要进行统一科学规划和战略指导。但是很多当地农村政府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效益，忽视整体利益，与其他地区雷同项目较多、不注重生产环境保护，进而导致环境污染、同行业间恶性竞争。有些地方盲目发展，重生产，轻销售，农产品标准化和质量化没有保障，市场信息指导滞后，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屡屡受挫。
四是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决定农民综合素质的基础，其他素质的提升必须建立在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之上。第一，从教育程度上来讲，我国的大部分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全文盲和半文盲的概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第二，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水平尚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尽管在高等院校连年扩招的教育政策的推动下，受教育人数和教育程度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处于中小学教育水平的农村人口占据大部分。第三，广大农民没有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由于自身思想观念的落后，不鼓励子女上学，而只贪图眼前的利益，诱使子女从农、经商、打工，从而为我国的义务教育扫盲工作带来极大的阻碍，最终导致农村积蓄的后背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呈现巨大的滑坡。以湖南为例，在本次接受调查的5000多农户中文盲人数占据7.6%，小学程度占据32.3%，初中程度占据40.2%，高中以上仅有19.9%，由此可见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尚处于偏低的状态。
二、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测评
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过程中，本文选择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为指标作为主要研究指标。标准差主要是指样本内变数变异程度的度量，是离差平方和平均后的方根。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为：
σ=
Vδ=
本文选取湖南省14个农村从2010到2014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来分析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
三、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形成原因――以湖南省为例
笔者以湖南省的农村为例，探讨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区域差异，确定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二是区位条件。影响农村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区位条件的优越和城镇的辐射作用。长株潭城市沿湘江分布，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纵横连接。湘南地区处于湖南南大门，交通便捷。湘西地区位于湖南西北部，有连绵山脉，地区整体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三是劳动力条件。人作为社会经济和生产活动的主要操纵者，人口的数量、素质、劳动力迁移等情况都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现实，全省农村劳动力总计2564.83万人，其中男劳动力占51.3%，女劳动力占48.7%。农村劳动力资源呈现分布不均衡、年龄偏向老龄化、文化素质偏低等问题。
四是科技条件。农村中农民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劳动，然而在科技素质方面，所掌握的科学技能较低。而缺乏技能专长是当前农村各行各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在我国的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中，绝大部分农民没有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先进的、正规的农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而只是依靠祖祖辈辈通过言传身教下来的技术维持，在技术和观念上没有更新，与当前日新月异的科技文化不适应。
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应对措施
如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国家政府机关需全面落实惠农惠民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改革。从减轻农民赋税入手，切实减少农民负担，完善农业保险和补偿机制，激励农民脱贫致富。
二是大力发展现代化高科技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设备，开发有实力、有品牌效应的农产品，从而引导农业向现代化、旅游化、绿色化的生态农业前进。
三是缩小城乡差距，拓展农民增收空间。最大限度了发挥农村庞大劳动力的有时，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乡发展，结合当地的地理资源和环境优势，极力缩小城乡差距，拓展农民增收的途径。
关键词：区域经济；定量分析；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一、背景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都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Friedman[1]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始终存在而且正逐步扩大；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发现：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经过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过程。[2]覃成林[3]的研究结果显示，1970~198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1990年后，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绝对差异扩大的速度大于相对差异。伍世代[4]分析了东南沿海地区55个地区市的经济发展数据后认为1995~2005年东南沿海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水平分布层次不齐，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任建军[5]从GDP、人均GDP和城乡居民三个层面对四大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过程
（一）评价指标设计
（二）实证测评过程
为消除指标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指标数据标准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如表1。
通过表1可知，共提取两个特征值均大于1的主成分，且前两个主成份的累积贡献率达85.959%，反映出提取两个主成分是可以基本反映所选取的11个经济指标的信息,可以用2个新变量来代替原来的11个变量。
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根开平方根，求出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从而得到主成份得分。用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可得综合得分模型中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而建立主成分综合得分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F=0.107X1+0.087X2+0.073X3+0.106X4+0.101X5+0.099
X6+0.104X7+0.091X8-0.07X9-0.034X10+0.094X11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得到综合主成分得分，通过按大小对其进行排序，即可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比较评价，见表2。
三、聚类分析法分析过程
本文把原始基础数据标准化后提取的2个主成分得分，看成是反映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采用组间联接法，以欧氏距离平方算法为度量标准，通过spss软件对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为了更加直观、清晰的了解聚类分析的，根据得到的树形图，绘制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图。
四、结论
本文基于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1年11个基础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非常突出。在聚类分析过程中，若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类，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单独是一类，而辽宁省其他所有区域为另一类。在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表中，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综合得分遥遥领先，在仅有的三个正数得分中，他们的得分是第三名鞍山市的5倍多。
二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出现显著的断层现象。引入计算变异系数的方法，来检测分类数据的组内相对变化情况，计算可得第一类和第三类综合评分的变异系数分别为9.04%和6.29%，均未超过10%,相对变化程度很小；第四类和第五类的综合得分变异系数分别为37.0%和24.6%，相对变化也不大。在聚类分析结果中，只有第二类只有鞍山市，其他类别的区域则分布比较均匀，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前后相对差距太大，出现了断层现象。
三是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分布不均。从整体上看，辽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沿海地区，大连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枝独秀，营口市、本溪市和丹东市的情况也比较理想，而葫芦岛市和锦州市的明显滞后。沈阳“一小时经济圈”内，鞍山市、营口市、抚顺市、铁岭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本溪市、阜新市和辽阳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
2011年12月辽宁省经济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指出辽宁省2011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2万亿元，增速有望达到12%。在过去的十年中，辽宁省经济连续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自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辽宁省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总量扩张呈加速态势。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论”是区域经济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发展理论，他们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总是从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进而影响并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最终到达实现整个区域的稳步发展。2009年和201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分析结果来看，沈阳市和大连市的区域经济核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其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太明显，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强化沈阳市和大连市的核心地位，释放其经济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将是“十二五”期间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FriedmanE.Maoismandtheliberationofthepoor[J].WorldPolitics,1987.39(3):408～428.
[2]马国霞，徐勇，田玉军.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空间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3）590~598.
[3]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与分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19（3）：36~40.
[4]伍世代，王强.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36（2）：123~134.
关键词：财政教育总投入；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面板数据
一、文献综述
财政教育投入对教育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得到了学界的共识，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区域差异这一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我国虽然加大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分配结构不合理[1]。无独有偶，冯学军在研究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水平是也认为在教育投入水平上，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明显高于西部[2]。在此理论基础上，沈百福虽认同在区域间教育投入存在差异，但在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划分教育区域时指出经济区域与教育区域不能完全一致地对应，既有联系，又相区别[3]。
针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这一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上，未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国家财政对地区教育的影响。地区的教育发展需要中央的财政支持，仅研究地方的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不能完全反映地方的教育投入。同时，在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上，采用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过于单一，不同的研究对于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说法不一。因此本文基于实证的分析方法，重点研究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投入）的区域差异以及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整理
早在1995年我国就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但从我国教育现状来看，我国的教育虽有较大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而财政投入对于教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重点就在于研究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在经济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何种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基于2008-2013年30个省级地区（由于地区的数据缺失较多，因此忽略不计）的经济指标及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指标，对四大经济区域的数据进行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单因子方差分析等研究方法，借助excel、spss、
eviews等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四大经济区域（东部经济区域，中部经济区域，西部经济区域和东北经济区域）将30个省级地区6年的数据划分分成四部分将数据按照年份分别录入excel表格中，并对数据进行编码，将东部地区2008-2013年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1，中部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2，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3，东北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4。数据处理步骤如下：
（1）运用excel画出6年30个省级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
教育总投入折线图，分析是否存在稳定的发展趋势。
（2）运用spss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各
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怎样的差异。鉴于四大经济区域的样本数差距较大，直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误差较大。为减少误差，采用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方法。通过
spss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研究四大经济区域间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3）基于eviews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区域间的经济水平是否影响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对七个经济指标以及人均财政教育投入进行无量纲化后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从六年各省级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来看，其中最高的地区为内蒙古自治6907.7元/人，最低的地区则是青海地区人均的财政教育总投入只有97.59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六年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为1357.29元/人，中部地区为705.02元/人，西部地区为1135.047元/人，东北地区为913.57元/人。从四大区域的均值分析，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最低，区域之间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分析财政教育投入水平与经济区域之间的关系，采用excel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各省级区域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是否存在一定的稳定趋势。结果表明各省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存在某种稳定的发展趋势，折线图中六年的波峰和波谷均存在一致性。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呢？运用spss对面板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为0.003，小于0.05，说明数据没有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因而在多重比较分析时选择Games-Howell方法。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I）地区的与（J）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投入总值的均值差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差异，其中存在差异的有1-2，1-4，以及2-3，说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总值存在差异，中部与西部亦存在显著差异。且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均值差均为正数，表明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与其他地区相比较高。这与之前的研究存在一致性。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运用eviews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鉴于是六年的数据，故不进行单位根检验。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显著性为0.743>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13年的30个省级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指标和经济指标研究财政教育投入水平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影响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1）我国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在四大经济区域之间存
在不平衡，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高，中部地区的水平最低。
（2）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存在影
基于以上的论证和分析，为实现区域之间的国家财政教育投入的公平，一是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二是加大对贫困和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中央的财政支持对于发展地区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合作研究课题组.财政教育投入有关问题研究[J].财政研究，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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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公平性上。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阐述了通过“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差异造成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省际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省域层面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协调关系？是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低？为了弄清以上问题，有必要从省域层面开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事实上的参考和依据。
二、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
本文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覆盖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个层面，使用10项指标来反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其中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率借鉴了贾智莲的计算方法。通过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两大系统，共同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见表1）。
2.综合水平计算方法
为消除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为标准化值，uij为实际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第i指标的最大值。各指标权重赋值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征询不同专家的意见，依据各指标代表的含义及重要性、基础性程度，综合权衡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及标准化的数据，通过逐级加权求和计算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计算公式为：
三、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
1.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序耦合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从2002年的2632.2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亿元，年均增长17.3%。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会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从覆盖面来看，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4亿人、3.2亿人、4.73亿人，比2002年分别增长了246.3%、481.8%、403.2%[20]。从待遇水平来看，2005～2012年，国家连续8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12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协调等级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断趋向协调适应，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根本。
2.中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格局
（1）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明显高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国人均GDP达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个直辖市位居前三，分别达85213元、82560元、81658元。东部沿海地区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实力，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省份紧随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东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西部地区占了6席，分别是广西、西藏、四川、云南、甘肃、贵州；中部地区占了3席，分别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贵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仅为16413元，约占天津市的1/5。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特点，不同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2）社会保障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了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中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从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0.547，东北地区为0.572，西部地区为0.505，而中部地区平均值最低，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会保障
水平指数列居前三，达0.776、0.771和0.672。按照社会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经济落后的地区，其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西藏、甘肃等省区（见图2）。
从社会保障支出来看，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是经济不发达的青海，其次是西藏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则是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辽宁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仍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鉴于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中央对中西部省份社会保障投入力度远远大于东部地区。2005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全国社会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从养老金支付水平指标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国人均养老金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养老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个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开发带动的人均养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陕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个省份都位于东部地区。从省际的比较来看，江西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低，为13831元。西藏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高，达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养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内。
总体来看，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在全国表现出不平衡性。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偏低，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业集中在政府部门，因而，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高。而中部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成“塌陷”态势。
（3）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类型划分。
将社会保障水平指数（SSL）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数（GDPP），采用Zscore法标准化处理，生成两个新变量数据列ZSSL、ZGDPP，ZGDPP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GDPP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SSL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号正负实际表征的就是两者偏离程度的协同性。以ZGDPP为X轴，ZSSL为Y轴，绘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会保障水平的象限图，如图3所示。
根据象限图，将全国内地31个省级单元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划分为4种类型，具体来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级协调型，以北京、上海为代表，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会保障过度型，包括青海、新疆、西藏等8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级协调发展类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广西、贵州、云南等13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水平也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会保障滞后型，包括广东、浙江等5个东部沿海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
从象限图来看，我国一些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不相匹配的现象，为了能够对我国各区域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有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选取典型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尤其在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和财政社保支出比重两项指标上，以青海和上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14.6%，财政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16.9%，分别高于上海市5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发达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GDP和财政支出总额大，导致了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相对偏小；二是由于国家近几年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当然，经济落后省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
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负担也很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看，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为社会保障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3.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明晰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点，从机制上揭示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耦合的规律性，本文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对2011年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做了进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11年各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绘制出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图（见图4）。由图4可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东部地区，除河北、福建、海南轻度失调外，其余各省均实现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达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属于基本协调发展类型。
第二，东北地区除了辽宁达到基本协调发展外，其余省份轻度失调；中部地区全部处在轻度失调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属于失调类型。除了内蒙古为基本协调，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类型外，其余均为轻度失调。
第三，从协调等级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其中，良好协调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调的只有贵州和云南；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其中，属于轻度失调的省份个数最多，达到20个，基本协调的个数次之，有6个省份。从地域分布来看，基本协调及以上类型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属于轻度失调。
总体来看，2011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不容乐观：超过2/3的省份处在失调状态，除了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外，其余都为轻度失调；两者协调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天津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达到基本协调。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角度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两者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第二，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从东部向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而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区，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肃、西藏等，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从耦合协调度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即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地区。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整体处在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区域来看，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长期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失调，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以及两者的演变关系，本研究为各省份认识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地推动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本研究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形成的机理尚未进行分析，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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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建筑；泰尔指数；区域差异
一、绿色建筑概述
根据我国2006年颁布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建筑是指在“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1]该标准将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分为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和运营管理六大类指标系，每一个指标体系又包括控制项、一般项和优选项。根据新建建筑在满足每个指标体系所有控制项的前提下，再根据该项目满足一般项和优选项的项数多少，将该建筑的评价分数由低到高分为一星、二星、三星级绿色建筑，随着绿色建筑星级的增加，对其要求达到的标准也越高，三星级绿色建筑的品质要求最高，增量成本也高，一星级绿色建筑要求满足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其投入的增量成本较二、三星级低。我国自2008年开展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以来，绿色建筑项目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逐步实现从浅绿到到深绿的过渡，并进一步向泛绿阶段迈进，以实现我国绿色建筑的规模化发展。
二、绿色建筑的区域分布现状
三、绿色建筑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选取具有差异分解特性的泰尔指数作为分析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指标。首先将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区域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收集2013我国各省区绿色建筑项目面积数据作为衡量我国绿色建筑状况的指标，权数选取反映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的GDP占该区域总GDP的比重。将以上数据代入泰尔指数公式，计算所得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如下：
上表中T东、T中、T西分别代表东、中、西三大区域绿色建筑发展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差异泰尔指数，T区域内、T区域间分别为反映区域内和区域间绿色建筑发展差异泰尔指数，T总为反映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差异总泰尔指数。
由表1可知，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区域差异的总泰尔指数为0.0824，其中区域内差异为0.05856，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0.7109；区域间差异为0.0238，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0.2891。表明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部差异构成，而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各自绿色建筑的发展水平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相适应，因此其泰尔指数较小，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小。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2）西部地区是我国绿色建筑发展不均衡程度最高且绿色建筑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未来国家在深化绿色建筑发展政策时，加大对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激励与补贴，加强对地方政府发展绿色建筑的监管，提高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发展的整体水平。
（3）对全国处于绿色建筑发展“被动”地位的省份，如东部地区辽宁、浙江、广东、山东；中部地区的山西、湖南；西部地区的四川、贵州和甘肃。对于这样的地区应适当加强绿色建筑发展，是绿色建筑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对全国处于绿色建筑发展积极地位的省份，如东部地区的江苏、中部地区的湖北、西部地区的陕西，可以将这些地区作为区域性绿色建筑发展示范区，加强其绿色建筑发展的宣传力度，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区域性绿色建筑的发展。（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关键词：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泰尔指数
一、山东省经济差异概述
山东省的国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2002年突破10000亿元，特别是从1990年到2011年持续快速增长，GDP总量从1511.19亿元增加到45361.85亿元，增加了44210.66亿元，经济实力明显上升。从人均占有量来看，2011年山东省人均GDP占有量为47335元，超出全国人均GDP占有量34.5%。
山东省的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71.90%上升到2011年的91.2%，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8.1%下降到2011年的8.8%。从数字里可以看到，第二、三产业对山东省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是相当大的。然而，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的问题。按照1995年以来山东省政府的划分方法，山东省可分为东、西部两大地区，青岛、济南、威海、烟台、东营、日照、淄博、潍坊等8个地市为东部地区，其余为西部。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和市场化程度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07—2011年，山东省GDP一直居全国第二。但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东部地区地市的总人口占全省43%，而GDP却占到了全省的60%以上，西部地区57%人口只创造了全省30%左右的GDP，同时，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3倍左右。这种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将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平，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山东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对山东省的区域划分上，虽然在1995年政府将整个省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但是，为了对山东省的17地市经济发展差异变化有个更直观的考察，并且更加细致地研究经济发展的差异，本文将山东省17地市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将日照、莱芜、滨州、济宁、泰安和临沂并作中部地区，德州枣庄、聊城和菏泽作为西部地区，其余7个城市属东部地区。
从山东省三大区域人均GDP的图标可以看出：各区域的人均GDP都呈上升态势，但各经济区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不同，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部和西部，西部增长速度最为缓慢。近10年来，东、中和西部的人均收入差异在明显不断扩大，这说明，这三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也在不断增大。
二、泰尔指数分析
泰尔指数分解法泰尔指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测度指标具备良好的可分解性质，即将样本分为多个群组时，泰尔指数可以分别衡量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假设包含n个个体的样本被分为K个群组，每组分别为gk（k=1，2，，，）第K组gk中的个体数目为nk，则有nk=n，yi与yk分别表示某个体i的收入份额与某群组k的收入总份额，记Tb与Tw分别为群组间差距和群组内差距，则可将泰尔指数分解如下：
y=Tb+Tw=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群组内差距项分别由各群组的组内差距之和构成，各群组的组内差距的计算公式与样本总体的计算公式并无二致，只是将样本容量控制在第k组的个体数Kn。
可以看出，1995—2011年期间，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有增有减，然而总体来说，区域内在总指数中所占的比例远小于区域间的比重，但在大体趋势下，区域内的比重在上升而区域间的比重在下降。2000年以后趋于平稳，保持在0.15左右并有微弱下降趋势。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山东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特点，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阶段：1995—2000年。这一阶段，泰尔指数呈现连续上升的趋势，区域差异在不断扩大，由1995年的0.13907扩大到2000年的0.15602，结合GDP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速度的事实，但总体经济发展差异在迅速扩大，充分验证了谬尔达尔的“累计因果循环论”：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越来越好，差的地区越来越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相对而言,广东省的人均公共服务享有量也在随之快速提高,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然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存在,广东省的人均公共服务量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人均医疗服务是人均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正是基于此,从广东省人均公共服务的表现之一的人均医疗服务量入手,采用GIS的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广东省人均医疗服务量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以期为缩小人均公共服务的空间差异提供基础与依据。
二、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式中:N、n表示空间单元的数目,xi为观测值,为xi的平均值。为研究范围内空间单元i与空间单元j(i,j=1,2,3,4…,n)的空间连接矩阵。
Moran’sI需作显著性检验,一般采用Z检验,如下式:,式中:
式中:N,n,,,含义同公式(1),
LISA的Z检验为,式中:。
按上式计算出的每个为全局Moran’sI的一部分,的绝对值越大则表示子区域i具有较高程度的空间关联性。
2.研究技术路线
本文的数据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选取广东省各地级市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医疗机构数、医院数、床位数、医院床位数、卫生工作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等7个指标,通过统计软件SPSS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的结果中,找到七个指标的旋转矩阵图,得出每个指标对主因子的贡献率,将其作为七个指标的权重,再进行几何加权得出各市医疗服务量的综合得分,将此得分除以各市人口数(为方便计算,计算结果均扩大107倍,以整数参与计算),计算出各市人均医疗服务量,利用ArcGIS软件,得出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均医疗服务量的空间特征。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年份200020042006
Moran’sI0.09950.11620.2002
2.广东省医疗服务量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Moran散点图
(2)LISA聚集图
由图5(a)知,2000年韶关和清远具有显著的LISA值,中山市的LISA值显示为“低高”,表明当时广东省粤北地区的人均医疗服务量较之珠江三角洲地区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粤北地区的人口密度较小。至2006年,中山市由“低低”区跃入了“高高区”,东莞市进入了“低高”区,表明经过了6年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除东莞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对医疗服务设施的投入,提高了人均医疗服务量水平,在全省处于高位。汕尾市进入了“低低”区,表明了粤西地区的医疗水平发展速度较之全省较低,其人均医疗享有量在全省仍处于低位。表明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未能加大对医疗服务设施的建设,尚未提高人们的人均医疗服务量。清远市由“高高”区落入了“低高区”,表明清远市的人均医疗服务享有量相对全省来说地位处下降趋势。由此说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粤东、粤西两翼及粤北地区的人均医疗服务量的差距在逐渐拉大,逐渐呈现出空间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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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南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主成分Topsis法；GIS
KeywordsSouthernareaofXinjiangProvince；thedifferencesofcountyeconomicdevelopment；PCA-Topsismodel；GI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历史文化及国家经济非均衡战略因素的影响，也表现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1].从空间来看，主要聚焦在东中西地带间差异、南北差异、省区间差异、市或县域单元的区域差异等[2].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国家政权得以稳固的基石，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3].
1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整理
1.1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为了客观评价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遵循科学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向导性等原则，并依据刘湘辉等[23-24]县域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和对当地的实际情况的掌握，构建了新疆南疆地区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目标层反映新疆南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层选取了能够准确反映目标层的特性，使用频率较高和易获得的指标.
1.2数据整理
2研究方法
通过结合主成分和Topsis两种方法分析新疆南疆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主成分分析法是利用降维思想，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少量的综合指标能够反映原来多个指标所反映的绝大部分信息，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25].Topsis法是基于归一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中确定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获得该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度，以此作为评价最优劣的依据，更能说明县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将两种评价法合二为一，对新疆南疆地区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3南疆县域经济总体概况
南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新疆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地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等两州三个地区的42个县（市），不包括2个自治区直辖市（阿克苏地区的阿拉尔市、喀什地区的图木舒克市）.与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接壤.到2010年，南疆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47.5%，县域人均GDP最高和最低分别为80340元和3599元.库尔勒市的经济密度分别是克州、阿克苏地区和和田地区的27.55，2.42和1.07倍，疏附县、乌什县、和田县和墨玉县等17个县域的人均社会消费总额低于1000元，而阿克苏市、喀什市和库尔勒市人均社会消费总额分别是6698，7352和8025元，并且南疆县域人均财政收入低于全疆312.71元，说明南疆各县域之间经济差距大、发展缓慢.由于南疆地处西北内陆，年平均降水量50～100mm，环境恶劣，95%以上是沙漠和戈壁，人类能够生活的只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小绿洲，恶劣的自然条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该区可以利用充足的光热资源，大力发展棉花、特色林果基地和太阳能产业，同时，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和政府的投资与支持、外资的注入、加强对口岸的开发等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驱动因子.
4南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权重分析
本文通过变异系数法求得客观的指标权重，由表1可知，南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权重范围在0.0161～0.1359之间波动，其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所占权重比例最大（0.1359），表明职工工资的高低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其次为人均耕地面积（0.0938）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0.0871），说明南疆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业，为此，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带动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0.0161）的权重值最小，说明该地区的工业发展缓慢，严重制约当地的经济发展.
5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南疆县域经济指标发展
5.1主成分特征值及累计贡献率
利用新疆2011年的统计数据，将42个县域的16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得到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表3）.
对南疆地区县域经济综合评价水平做主成分分析，由表3可见，前4个主成分特征值均大于1，其分别是6.489，3.835，1.981和1.182，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9.483，23.861，19.775和11.180，累计贡献率分别是29.483，53.344，73.119和84.299，满足累计贡献率大于80%的要求.因此，前4个主成分反映全部指标的所有信息，可以描述南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5.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为了反映各主因子对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必须计算因子载荷矩阵.由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明，因此，利用最大方差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表4.由表4可见，第一主成分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社会消费总额、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GDP密度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变量上载荷较大，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可定义为经济综合实力的影响因子；第二主成分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等变量上载荷较大，体现了当地居民对教育事业和卫生服务的要求，可命名为生活质量影响因子；第三主成分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人均耕地面积等变量上载荷较大，体现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称为农业发展影响因子；第四主成分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这一变量上载荷较大，体现为在经济潜力中的作用，因此，可称为经济潜力影响因子.根据第一、二、三、四主因子的排序和性质，从总体上反映了南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即医疗、教育事业逐渐发展，农业总体比例较大，第二、三产业发展落后.
6基于主因子得分的Topsis分析南疆县域经济综合发展
Topsis法是基于归一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中确定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获得该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度，以此作为评价最优劣的依据，更能说明县域经济的发展.根据表5中各个县（市）主因子得分数据，采用Topsis法分析，得到以下各表.
本文选择的42个样区，数据均属于经济型，因此理想方案F+即为对应列的最大值，负理想方案F-即为对应列的最小值，依据表5计算可得表6.
根据步骤（6）和（7）计算得到每个方案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及相对贴近度，见表7.
综合表2根据划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表7南疆各县域经济综合得分的结果，将南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分为4类，用GIS软件制出新疆南疆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空间分布图（图1）.
第一类包括库尔勒市1个县域，截至2010年，国土面积仅占0.43%创造出429亿元的生产总值，其生产总值占全疆的7.9%，仅库尔勒市的GDP密度（0.0604）远远高于南疆其他3地州的和田地区（0.0561）、阿克苏地区（0.0250）和克州（0.0022），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因此，库尔勒县的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最高.
第二类包括阿克苏市、喀什市、库车县等8个县域，第二产业发展较快，GDP密度较高，但受农林牧渔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次之.如：库车县2010年第一产业比重高达34.58%，乡村从业人员占33.7%，第一产业和乡村从业人员比分别是库尔勒市的3.7倍和4.9倍，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较大，农业人口数量众多，导致其人均GDP在南疆地区较低，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因此，这些县域虽然经济总量可观，但就经济整体发展而言，与第一类存在明显差距.
第三类包括伽师县、轮台县、疏附县等25个县域，受区位条件的制约，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如：伽师县、麦盖提县等县域还未通铁路，交通不便、交通线路较长，导致运输成本过高，是新疆南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中等的地区.
7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运用主成分的Topsis评价法对新疆南疆地区42个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可知，新疆南疆地区各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南疆乃至全疆经济整体水平落后.2010年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的人均GDP超过80000元，而南疆有21个县域的人均GDP未达到10000元，其发展经济水平严重滞后于东部沿海各省.因此，为促进新疆南疆县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应采取符合本地区的措施解决新疆南疆各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将有助于新疆经济的腾飞.
（1）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人口增长给新疆南疆地区县域，特别是落后县域的农牧民增收及生态承载力带来巨大的压力.
（2）解放思想，改变观念.通过分析可知，南疆地区教育水平及思想意识落后，致使经济观念落后，科技观念薄弱，因此要转变观念意识，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科技水平.
（4）加快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因此应以改造公路为主，加快修建高速公路，提高公路的质量和等级；打通各个县域、县域与乡镇、乡镇之间的交通道路，建立“路路通”的网络体系；加快改造道路，提高道路质量.
（5）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首先，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必须重视生态环境变化引起的后果，制定切实有效的防御和保护措施.其次，制定生态环境补偿税的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体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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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经济发展较快，到2008年底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8408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6.1%，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仅次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位居第5位。但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省内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这种不均衡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准确评价和分析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状况，不仅对缩小河南省区域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有借鉴意义。本文以18个省辖市为区域分析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较系统、客观地分析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差异程度，并提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状况，还应考察社会发展状况，因为社会发展状况是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结果，社会发展状况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这就需要一种综合评价的方法。另外，通过综合评价还有助于我们发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总体发展水平的因素，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一个地区的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上。为此，本文依据可获取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功能性原则、非重叠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科学性原则，选取反映经济发展实力水平、经济发展潜力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3大类共17个单项指标,构建了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所用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过程
建立主成分分析模型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出主成分，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主成分的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主成分在经济发展指标X1、X2、X3、X4、X5、X6、X7、X8、X9、X10等几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可以把第一主成分F1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其贡献率为47.446%；第二主成分在经济发展潜力指标X11、X12、X13、X14、X15上有较大的载荷，可以把第二主成分F2命名为经济发展潜力因子，其贡献率为30.739%；第三主成分在社会发展指标X16、X17上有较大的载荷，可以把主成分F3命名为社会发展因子，其贡献率为7.591%。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中的系数可以得出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F1=0.945X1+0.856X2+…………+0.161X11+0.421X12
F2=-0.184X1+0.462X2+………+0.198X11+0.474X12
F3=-0.0567X1-0.184X2-………+0.935X11-0.652X12
由因子得分函数利用SPSS19.0进行计算得到各市的3个因子变量得分。由于选取的3个主因子对各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所能解释的能力不同，即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贡献率各不相同，因此，为了求得一个能够综合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分数，以其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建立描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如下：
F=F1*0.47446+F2*0.30739+F3*0.07591
由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利用SPSS19.0计算得到了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得分结果(见表2)。
（二）结论分析
综合得分值的意义，综合得分大于0，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于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小于0，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值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从综合评价表可以看到，综合得分位居第1位的郑州市和位居最后1位的周口市相差6.33。综合得分为正值的区域有郑州市（5.19）、洛阳市（1.16）、济源市（0.65）、焦作市（0.61）、安阳市（0.11）、新乡市（0.08）6个省辖市，这说明河南省18个省辖市中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上的区域不足一半。其中，这6个省辖市，也有很大的差异，位居第1位的郑州市和位居第2位的洛阳市相差4.03。
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基本思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河南省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制约了全省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应该采取措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投资
省政府应通过政策支持、财政倾斜、社会资助等手段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的投入，完善落后地区的管道、通信、交通、电力、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落后地区高速公路的建设，尽快与周围地区形成畅通的交通网络。还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特别是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落后地区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同时，在落后地区推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科技人员，发挥他们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设“奖励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进行奖励，吸引在经济发达地区懂技术、有管理能力的人才，鼓励学有成就的名牌高校毕业生和高学历高职称的科技人才回本地区工作。
（二）优化各区域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水平和投资率，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民营经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在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快转变职能，改变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建设和完善要素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扫除行政壁垒障碍，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取消一切限制民间资本投资的不合理规定，给予各市场主体以均等的投资机会，鼓励和支持各地区的金融机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