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何青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时不时会检查一下肚子上的伤口。一个月前，他做了肾切除手术。
何青的肾是自愿切除的，他用自己的肾“换”来2万元现金。黑中介“强子”原本答应，另外再给何青1000元钱，并归还何青的身份证。一个月过去了，强子不知去向，何青成了“三无”人员。
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都缺钱
无人不恨中介，但还是愿意贱卖身体器官
有点后悔卖肾了
何青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伤口：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像一只蜈蚣在肚子上爬”。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在杭州打工，由于肯吃苦做到了部门主管。但自从老婆与何青分手，带着女儿回老家后，何青再也没心思工作，并挥霍无度，很快背负了2.3万元的债务。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何青先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但等了3个月还没等到能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何青又来到广东，这一次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强子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
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记者，“我比以前瘦了很多，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元。”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去年上半年，孙明因做生意欠下8万元债务，急于还债，无奈之下想到了卖肾。2011年11月20日，孙明赶到成都，待了两天，没有配型成功，他又辗转来到广东，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又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就专职负责“养人”。
今年1月28日，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和孙明一见如故。在马涛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很快取得了强子的信任。“我想找到证据后，端掉这个团伙。”
“但强子很警觉，每次一有人突然走掉，他就要挪动一下。”马涛掌握了强子至少3个“窝点”。记者随后前往调查时发现，3处窝点都已人去楼空。
卖肾的种种“理由”
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无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岁，陕西人。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因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忙“养人”。董楠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中赚取500元“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来到中介窝点的当晚，被马涛和孙明劝回家了。
阿管，24岁，广西人，被爷爷抚养大，一直待业在家。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张信用卡上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一直表现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给马涛留下一封遗书。
脱离了中介的马涛，在深圳一家学校做校车司机，而孙明则成了快递员，他们每天过着踏实的生活，同时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而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无法劳动，每天无聊地上网，盘算着剩下的债务该如何偿还。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
在全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一带的肾源，一半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事实上，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条中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至于这个人是谁，具体做什么的，很少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是东北人，拥有一家自己的私人医院。”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可以提成5万元。强子自称，2011年他经手促成肾移植的，就有100多例，“而且从来没出过事。”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何青、孙明、马涛均为化名。）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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