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青年，一人25岁，姓王，一人34岁，姓张。在这样的年纪，他们本应尽情地挥洒青春，奋力地追逐梦想。然而，命运却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让他们被慢性肾病击中，后来更是饱受尿毒症折磨，不得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生活被病痛的阴霾所笼罩。
来自泉州惠安的小张，8年前在补办结婚证进行婚前体检时被查出患有慢性肾病，当时他已是一名4岁男孩的父亲。
断断续续服用了四五年药物后，小张的病情进展到尿毒症阶段。“我身体难受得吃不下饭，医生说必须开始透析了。当时母亲就说要捐一个肾给我，但我坚持先透析再说。”9日，已度过肾移植术后危险期的小张，躺在省立医院泌尿外科的隔离病床上向记者讲述这段心酸往事。
进入腹膜透析阶段的尿毒症患者，需要长期处于洁净的环境中，且每天要花费数小时进行透析。小张自此失去了劳动力，一家三代五口人的生计，全靠他身高不足1.6米的父亲张国华通过打墙、搬运等零工来维持。
去年三四月，小张的腹膜破裂，无法继续进行腹膜透析，只能改为一周三次血液透析。不时袭来的并发症，多次将他推向死亡边缘。“透析患者的饮食有严格限制。有一次我突然走不动路，到医院一查，发现是摄入的钾太多排不出去。医生说如果再多一点，我人就没了。”更糟的是，小张的身体对血液透析的副反应很大，愈加无法耐受。
当时，小张的母亲张宝花向省立医院递交了配型申请表，时刻准备着为孩子捐献自己的一个肾。
张宝花只上过不到一年学，仅会写数字和自己的名字，普通话也说不好。在儿子患病之前，她甚至从未出过泉州。与丈夫一样身材瘦小的她，打听到肾移植可以延续孩子的生命并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却苦于遗体捐献者的供肾稀缺和高昂的治疗费，最终萌生了把自己的肾捐给孩子的念头。
和张宝花有同样想法的另一位母亲来自浙江农村，今年50岁。去年，在陪儿子小王等了两年遗体供肾无果后，她也向省立医院递交了捐肾救子的申请表。
这两位伟大的母亲，都渴望通过亲属活体捐肾这条不得已的路，为孩子乃至家庭的未来带来些许新的曙光。
全力以赴确保四人平安
全省首例新术取肾成功
面对沉甸甸的母爱，省立医院泌尿外科积极行动。他们发起了与患者一家、科室内部以及院内的多次沟通与讨论，严格审核活体亲属伦理关系，明确患者母亲捐肾意愿完全无偿且出于自愿。同时，对两对供、受者进行了细致的术前检查，包括可能由母亲带给孩子的遗传性肾病基因筛查等，并提前做好充分预案。
“患者母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省立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烈夫说。
肾移植是大手术，患者术后恢复期需要洁净的环境，若四人同时手术，还需要充足的手术室资源和多学科人力资源。为了给两对母子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肾移植团队主动放弃长假休息，将手术安排在国庆节。当天，肾移植团队兵分四路在四个手术室内工作。
“与遗体获取供肾相比，亲属活体获取供肾的难点在于，必须保证供肾者的安全。手术取下供肾后，要留足被切断的动脉血管残端的长度，防止止血夹从残端脱落出现未痊愈前大出血的情况。”叶烈夫说，“这样留给受者的肾动脉血管就比较短了，更加考验我们的缝合技术。”
两台供肾获取手术均通过腹腔镜微创开展。其中，对小王母亲实施的是全省首例3D腹腔镜下经腹腔取肾手术，由叶烈夫主任医师亲自操作。术前肾动脉血管造影发现，小王母亲的左肾肾动脉存在变异，肾动脉主干与副肾动脉挨得较近，且分别汇入腹主动脉，无形中增加了手术难度。肾移植团队通过术前多学科评估，决定留下这根血管分支，将主干与髂内动脉吻合，副肾动脉与髂外动脉行端侧吻合。3D腹腔镜下手术相较传统的2D腹腔镜，能为医生提供更加真实、立体的手术视野，帮助医生更好地分辨组织层次和结构关系，应对复杂手术的需要。
术后，两位母亲被一同送回泌尿外科病房，小张和小王则陆续被送到重症医学科进一步恢复治疗。
“麻醉苏醒后，两位母亲的第一句话都是‘我儿子的手术顺利吗？恢复得如何？’，令人动容。”叶烈夫说。
前日记者走访省立医院泌尿外科时，小王的母亲已先行出院，小张的母亲张宝花也可以在丈夫的搀扶下慢慢地下床行走，准备出院回惠安了。谈起儿子的患病经过，张宝花多次红了眼眶。当被问到对捐肾是否感到恐惧时，张宝花坚定地说：“不怕，我从来没怕过！”
两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给了孩子一次生命后，又一次“重生”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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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烈夫介绍，据权威数据统计，目前我国脑死亡捐献供肾与尿毒症肾衰受者数量比例失调，每六七名尿毒症患者只能得到一个供肾。
有一位母亲曾和小王、小张的母亲一起递交申请表，准备捐肾给儿子，却在体检中意外查出患有肺腺癌。在儿子的一再劝说下，她只能先进行自己的手术，再看是否符合捐献要求。
此外，近期还有一位父亲向该医院提出申请，准备捐肾给自己的儿子。
“今后，我们计划在机器人辅助下实施供肾获取与移植手术的结合，进一步降低手术对供、受者的创伤，加快患者术后恢复进程。”叶烈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