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完整、活跃、复杂的地下产业链——有人专门活跃在医院寻找器官供体，有人负责安排为器官供体和受体进行各种检查，有人专门负责联系医院手术室，有人专门组织医生私下进行非法器官移植手术……
这是一场关乎生命、法律、人性的现实较量——近期，湖南省警方与医疗卫生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奔赴河北、河南、江苏、湖北、广西等地，历时3个月，行程数万公里，成功打掉一个人体器官移植黑中介团伙。而这个团伙的覆灭，暴露出的仅仅是器官黑市的冰山之一角。
黑中介“换肾一条龙”，层层“扒皮”近10万元
2018年7月27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薛某某、冯某某等8人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一案，岳塘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湘潭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办案民警王鑫介绍，江苏淮安人黄兴（化名）身患尿毒症，2012年在南京某医院检查期间结识了自称有肾源的“李哥”李闯（化名）。
随后，李放通过一些网络社交软件，联系到手术主刀医生，再通过中介小周联系到麻醉师和手术助手，并商定主刀医生手术费6万元，麻醉师和手术助手的费用共计3万元。
在此过程中，“二传手”薛正东独自驾车至湘潭寻找手术场地，发现湘潭市岳塘区“华侨中医医院”处于停业状态，且比较隐蔽，符合做地下肾脏移植手术的条件。随即，薛正东找到医院的临时负责人，约定租用三楼手术室，租赁费为3万元。
此后，因肾脏移植手术失败，黄兴向薛正东索赔40万元，薛正东等人退付近20万元后就开始逃避支付余款。黄兴在索赔未果的情况下，便向湘潭市市长热线举报。由此，这条隐蔽的换肾产业链才得以浮出水面。
“人体器官黑市”露出冰山一角
警方介绍，此案犯罪团伙横跨多个省份，除了最后手术场地位于湘潭市以外，供体、受体、手术医生及黑中介均不是湘潭本地人。犯罪团伙之间相互隐瞒身份，环环相扣，分工协作，身上均携带多个冒用他人身份办理的手机卡和手机，每做完一次案，便将手机和手机卡丢弃，反侦查意识极强。
“侦查中发现，此案犯罪团伙与北京、河南、湖北等地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联系密切，形成涉及全国10余个省市的犯罪网络。黑中介之间以虚假身份单线联系，通过互联网招募活体器官提供者，然后在医院、互联网上寻找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从中牟取暴利。”王鑫说。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自2011年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入刑”以来，北京、陕西、河北、浙江、福建、湖北、广西等省区市均有适用这一罪名的判例出现。比如，2014年8月，迄今为止我国最大一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15名被告人包括组织者、中介、掮客和4名医护人员，北京304医院泌尿外科深度涉案，被告人郑伟等人共非法买卖人体肾脏51个，涉案金额达1034万元。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司中州认为，湘潭警方破获的这起案子及近年来各地法院判决的类似案件，只是揭开了“人体器官黑市”的冰山一角，实际地下交易情况可能更加触目惊心。
器官供需缺口大，多措并举遏制黑市生存空间
据了解，目前全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仅百余人，能做心脏、肺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更是少数。而在器官黑市中，为受体进行手术的医生很多根本不具备实施器官移植的手术资质，风险极大。
湘潭市卫计委副主任张星煌分析，这类犯罪团伙通过网络社交媒介，物色经济条件较差、年龄在20岁左右的器官提供者，诱导提供者自愿低价出卖人体器官，且在无任何医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不仅严重扰乱医疗和社会秩序，也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
“人体器官黑市”猖獗，主要是因为器官源短缺，病人及家属对非法器官移植手术的风险及违法性缺乏认识。部分黑中介利用病人和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诱导供需双方从事非法交易，从中谋取暴利。
司中州认为，受制于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加之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这给器官黑市的存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原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有30万患者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但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救治。
由于供体太少，受体通过正规渠道通常需要等1.5年至3年才能如愿，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绝望死亡。一位患有肾衰竭的病人说：“我靠透析维持生命，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脏做移植手术，已经等了3年了，还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不愿意捐献器官。
湖南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妻子告诉记者：“丈夫车祸死亡后，我选择将他的肾脏等器官捐献出来，挽救他人的生命，但这件事我不敢告诉丈夫的亲人，怕他们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