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沙里泰医院里，病人与医护人员交谈。
本报记者冯雪珺摄
俄罗斯医生看病的同时也负责安抚病人情绪。
本报记者曲颂摄
日本东京一家医院内，护士向候诊病人进行讲解。
本报记者田泓摄
医疗事故在国外就少吗？
在发达国家，一些医生的水平也不那么“靠谱”
最近，记者的德国朋友尤利娅·西蒙哭诉说，她原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补牙治疗，却被牙医误操作成了牙神经裸露。“补牙后牙痛不止，医生却说是因为我的牙齿太敏感，让我熬了快一个月才重新打开所补的牙拍片，之后发现大片牙神经已腐烂，必须彻底杀死牙神经。这颗牙算废了！”西蒙说，造成失误的医生正在度假，在她再三争取下，医生才开了转诊证明，如今她在另一家诊所进行牙神经杀死治疗。“等我看完这颗牙，一定要投诉这个医生！”朋友愤愤表示。
事实上，德国医生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靠谱”。德新社援引专家分析称，根据往年数据，2015年德国预计会有4万至17万起误诊事件。误诊严重的病例，则被认为是医疗事故。德国医疗保险医事鉴定服务中心（MDK）今年5月发布的《2014年医疗事故评定报告》统计显示，2014年，MDK共鉴定14663起关于医疗事故的申诉，其中，1/4的申诉最终被确定为医疗事故。小型专科诊所是被申诉的主要对象，约占所有申诉数的75%。据统计，每年针对医疗行业人员的法律起诉超过4000起，外科与骨科医生最容易和病人对簿公堂。德国患者安全联盟（APS）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光是医生把手术纱布或棉球遗忘在患者体内的医疗事故，每年就有约3000起。除粗心大意外，医生对病患并发症的“后知后觉”也是造成医疗事故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医学院院士丘查林2014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俄罗斯，误诊是12%的住院死亡事故的原因。美国德克萨斯儿童医院一名新生儿出生不久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由于护士疏忽，输液管未被固定在床边，结果在不断翻滚的患儿脖上缠绕，导致患儿窒息身亡。
由此可见，医疗事故即使在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时有发生，有的还相当严重。
患者如何维权？
调解是有效办法，打官司往往旷日持久
病人发现自己被误诊怎么办？
由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最高联合会资助的德国独立患者咨询服务处，自2006年成立以来，专门为患者提供免费、中立且独立的咨询服务。其柏林分处工作人员米夏埃拉·施瓦伯向本报记者介绍，病患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为自己维权。
第三，如果庭外调解无果，还可以诉诸法律，起诉医生。但此类诉讼，一般要等上三年五载才有结果，比如今年8月18日在波恩结束的一起诉讼中，女病人去世已经4年，才最终裁定其死亡是医生误诊导致。
“前两个渠道免费，且进程相对较快。但如果权利依旧无法得到维护，法律永远是最后的保障。”施瓦伯强调说。
日本设立了独立的医疗事故评价仲裁机构和医疗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患者可通过国民生活中心帮助协调，与医院达成和解；也可通过医事纠纷处理委员会走仲裁或法律程序。
调解，也在美国普遍运用。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医务人员和医院都要购买医疗责任险，患者也要购买医保。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双方的保险公司会出面，减少医患直接冲突。由于医药费多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患者利益受损容易得到专业鉴定，患者可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赔偿。
据美国朱氏国际卫生管理顾问服务公司首席顾问朱晓伟介绍，出了医疗纠纷，医院门诊部的主任办公室会先与患者或家属充分沟通，如沟通无效，律师便会出面，再由医院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调解或出庭应诉。各州的健康署也都设有投诉办公室，可对医生直接罚款甚至吊销其行医执照，还会将处理结果在健康署的网站上公布，患者在选择医生时可以查到案底。有劣迹的医生也会被美国医师协会列入黑名单，从此不会被美国境内任何医疗机构聘用。前述德克萨斯儿童医院事故发生后，医患双方律师选择调解途径进行了赔偿。“目前，美国85%的医疗事故选择调解、仲裁等非诉讼途径，省时又省钱。”朱晓伟说。
如何融洽医患关系？
加强沟通建立互信最重要，明确医患双方的义务和权利
缓解医患矛盾的关键，在于医患间加强沟通，建立互信。这是各国的普遍共识。
“患儿死亡，你怎么告知他的母亲？”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把如何同患者家属沟通，作为儿科学实习毕业考试的题目。
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2012年对医学生入学考试进行改革，提出“同感心”是医患关系的“脊柱”。
美国西顿霍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宁认为，保护病人隐私和尊重每位患者，是建立医患互信的前提。他举例说，某著名球星曾化名入住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一些医护人员好奇地想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便通过医院的计算机系统查看了他的病历资料，被医院发现后全部被开除。在美国，医生在接触病人的身体前，一定要先征得病人同意，尤其是如果要检查隐私部位，一定要先告知病人：“我现在要听你的心肺、摸你的腹部，可以吗？”
在俄罗斯，医务人员言语粗鲁也可成为患者申请维权的理由，因此医生十分注意运用得当的工作用语。为了和患者拉近距离，医生问诊的第一句话不是“您哪里不舒服？”而是“我们哪里不舒服呀？”诊疗间隙，医生还会和患者聊聊家常。俄罗斯一家牙医行业协会网站刊文指出，医生在与患者交流时要多用平实易懂的词汇，少用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医生要格外注意患者心理。例如，要说“准备牙齿组织”，而不要说“钻眼儿”，否则容易引起病人恐惧；要说“勤来诊所会对您的牙齿有好处”，而不能说“牙坏成这样都怪你自己不常来”；要说“这种疗法对很多有同样问题的病人都很有效”，而不能说“你这个问题就得这样办”。医生说完，一定要跟病人确认是否明白，对排长队才看上病的患者一定要说“感谢您的耐心”。
日本医师会有关医疗伦理的手册中，对医生的义务和病人的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病人有对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案的知情权，即使病人身患癌症等重病，医生也必须如实告知。为了减少医疗事故，厚生劳动省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信息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医疗事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准备重大事故发生时的应对预案。
保证医生的合理待遇，使医生心无旁骛地服务病人，在一些国家也非常重要。
美国医生的职业门槛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高，违反职业道德的代价也很高，因此，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不易因“红包”等蝇头小利而铤而走险。在日本，除了议员、教师、法官外，医生是少数几个被尊称为“先生”的职业之一，可见医生的社会地位之高。日本是个讲究“感谢文化”的社会，术后患者给医生递红包，法律和行政上并无明令禁止，但医生不会因患者不给红包而影响治疗，也不会主动索取红包。对一些德技双馨的医生，患者还会自发组织后援会，给予医生以口碑等方面的支持。
如何防止和对待“医暴”事件？
从根本上保证医患之间的正常关系，避免“医暴”事件，需要医生从自身道德建设出发，严格按程序、人性化对待每位病人。
在日本，医疗知识的普及程度很高，政府帮助民众成为“聪明的患者”。47个都道府县和61个市区都设立了医疗安全支援中心和380个咨询窗口，由医生、专家等坐镇，帮助解决患者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美国的就医流程也让闹事者难以下手。据美国朱氏国际卫生管理顾问服务公司首席顾问朱晓伟介绍，患者就诊时，先由护士领到检查室，测体重、量血压后，才到诊疗室，换上检查服等候医生。诊疗室门外有三色贴条：“红色”表示医生正在接诊，不要进入；“黄色”代表病人在做准备，不能进入；“绿色”显示病人准备好了，在等医生。在整个就诊流程中，“凶器不好带入，行凶后也不易逃出”。
俄罗斯的“医闹”事件不多，肇事者主要是精神病患者或醉酒的患者，事后会被严格依法惩处。今年4月，加里宁格勒州小城涅曼的一家医院里，一名醉酒患者殴打护士被判赔偿15000卢布（约合220.5美元）并处以从事180小时社会服务。俄罗斯的医生主要依靠建立行业协会、购买商业保险等维护自身权益。一些医院也会举办讲座和培训班，提高医生应对各种意外情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