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365”、“926605”这两个六位数号码，对应的是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余学清、广东省卫健委巡视员刘冠贤在“施与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上的号码。这是一个相对冷门的平台，可对中国每年新增的30万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而言，这个平台是他们生命延续的主要依仗。
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器官移植专家黄洁夫（左）出席上线仪式。通讯员供图
广东公民器官捐献量连续九年居全国榜首
刘冠贤表示，广东重视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成立了6个联合/独立器官获取组织，积极推动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2018年完成器官捐献835例，捐献器官总数2412例，器官捐献量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一，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移植数量连续两年全国第三。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负责管理，目前已有18家医院在此平台上线，成功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90万余人。在22日上午启动仪式后，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余学清带头演示注册登记，成为平台第925365号捐献志愿者。随后，刘冠贤也掏出手机，扫码后在平台上进行登记，成为了926605号器官捐献志愿者。
（扫码可进入“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
在一年前的2018年1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耿庆山已经成功登记为第267243位志愿者。据悉，目前该院已有几百余名医务人员进行了登记。器官捐献工作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历来已有传统。
2018年11月26日，我国心脏康复领域的拓荒者、心脏病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资深主任孙家珍因病离世，这位82岁的老人生前立下遗嘱，捐出全部器官。次日她的眼角膜成功为一位角膜白斑的55岁女患者实施移植手术，既延续了光明，更奉献了大爱。她的其他器官，全部捐献作为医学研究、医学教育用途，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奉献了一场全院范围的临床病理多学科讨论会。
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一直在我国推进公民捐献器官工作。他表示，在公民器官捐献领域，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器官捐献“中国模式”。
即全面构建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法律框架；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五大科学工作体系；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心脑双死亡的器官捐献科学标准与流程，确保器官获取符合法律规范，建立信息化的监管平台，器官移植监管步入大数据时代……。
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黄洁夫表示去年我国的器官移植手术量达到了21000多台，居于全球第二位。而随着公民捐献器官的推进，移植手术的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居于世界前列，移植手术的种类和移植后存活率都领先于世界。“中国每年有30万病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延续生命，但目前能满足2万多例。15:1的比例，这是因为三个因素导致的。”
黄洁夫表示，器官移植是外科技术的宝塔尖，手术复杂程度注定了移植手术开展的费用、代价是高昂的。“心、肝、肺移植费用大约60万，肾脏移植需要20-30万。在目前保障体系还没对这些领域进行保障的情况下，不少患者是难于承受这一高昂费用的。”他透露，这一情况已经开始改观，移植后抗排斥药物基本都纳入医保了。一些省市医保业已开始将器官移植纳入到大病保障范畴。
在他看来，制约我国移植技术开展的另一大因素就在于器官移植的医疗团队。美国一个国家能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数是300多家，而我国截至目前全国范围有181家。一些高难度的器官移植手术团队是非常缺乏的。“去年我国有6000多例的公民捐献，还有2500多例的亲属捐献，但只有498例心脏移植，404例肺移植，大量的器官浪费了。等待肺移植的患者，全国应该超过一万例，可只做了400多例，原因就在于能操作这类手术的医生团队太少了。”
“第三个原因就在于器官短缺了，肾脏每三个登记患者只有一人可以获得移植，心肺有大量被浪费，肝基本符合患者要求。但如果将来医改成功后，更多的患者能得到保障体系支持进行器官移植后，类似的器官移植需求将进一步加大”，黄洁夫表示，所以特别需要器官捐献志愿者。“我们国家有1100多万医护人员，这部分群体都应该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器官捐献工作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器官移植水平也是一个医院综合水平的重要体现。
省医余学清院长表示，“医院大力支持移植团队和平台的建设。随着移植技术的提高、术后康复多学科的协作、抗排斥药物副作用的减少，移植病人术后生活质量的也逐渐提高，最终使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根据长期随访情况，广东省人民医院完成的心脏移植病例，最长生存期达到19年，术后2年生存率超过90%。通过上线“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增强大众器官捐献的意识，呼吁社会大众捐献器官捐献，为终末期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在包括心脏移植在内的整个器官移植领域，广东省人民医院是有着相当的技术储备的。1979年完成全省第一例肝移植手术，2007年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得心脏移植、肾脏移植资质的医院，现具备成熟的心脏移植、肾移植等器官移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