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环”，有人用“枪”，还有人用电刀。随着医生默念口诀，“一按二提三水平，四拉五捏六切割”，一片标记好的包皮在2秒内就被剥离了身体，像裁开一块布，平整顺滑。
2023年12月的一个午后，一百多位全国割包皮技艺最高超的医生，通过比赛角逐出新一届的冠军。我申请旁观了这场长达3小时的线上医学比赛。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严肃的观看者”，我经过了主办方的层层身份审核。
包皮赛场的画风显然直白许多，甚至有些单调。每位选手的名次都取决于6分钟的手术录像讲解。主刀医生的脸不会出现，只有一双双上下翻飞的手拉起缝线，在略显血腥的包皮组织间快速穿梭——当手术刀划过患者的皮肤时，痛感仿佛也穿透屏幕。
最终，冠军被一位叫江其琦的青年医师摘得。他用几幅漫画提炼了割包皮事业的价值：大时代、小器官，小手术、大乾坤。这让他获得评委额外的青睐，认为他展示了疲惫的中国医生所稀缺的人文关怀。
比赛结束后的一个月里，我先后与主办方、评委及部分参赛医生进行了访谈。我想探索的是，一个世俗意义上代表着男性尊严的器官，在医学领域如何被理解和对待。以及，在这个“谈性羞耻”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抵达科学。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割包皮远不止关于身体层面的皮肤割除问题。
泛滥与误解
从长辈到同龄人，我很少听到周边男性会谈及这个稍显“敏感”的话题，割包皮似乎是一种带着羞耻意味的，对身体的修正。
大众缺乏对包皮手术的正确认知，在医疗界是普遍共识。与参赛医生的聊天中，我听到一个极端案例。
患者老何在23岁时离家出走，直至53岁才被儿女找回来。几番盘问，老何吐露心声，年轻时每次夫妻生活他都痛得厉害，自卑难受，却不敢声张。
来接诊的大夫确认老何是包茎，但切开后发觉，“里面像菜花一样”。后来确诊是阴茎癌，要切除部分器官。本是五分钟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却以出走三十年换来悲剧。
包皮的常见形态
王欣曾在广东中山市的卫生局接待医疗投诉，他发现，关于包皮手术的投诉最常见，“患者觉得花冤枉钱了”。
通常，正规医院包皮手术的价格在2000-4000元不等，但不正规的机构能收费上万元。这种欺诈手法，业内俗称“拴马”：以免费割包皮为名骗人来，等患者躺上手术台，再加一堆项目。王欣见多了这些套路，点出其中关键在于，“黑医院”抓住患者对性功能的焦虑心态，连恐带吓，一步步把钱掏空，“将你身上这些肉卸完才把你放回去”。
不止一位医生表达过，包皮环切器的出现，降低了手术门槛，但也成为部分人钻空子的工具。割包皮成为一门红火的生意，随之而来的操刀者却良莠不齐。“一些小作坊，今天在城西被查封了，明天换个法人又在城东开家新的。”
方寸之争
包皮门诊里，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是，“该割的人没去割，不用割的着急割。”
每年一到寒暑假，王欣所在的医院总会迎来一大批携男童而来的家长。当了二十年的医生，王欣的观察是，“包皮季”是近十年才出现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家长焦虑之下的产物。
家长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给孩子做包皮手术？”，“为了健康，为了孩子好”，“别家孩子都做了，我们也得做”。
面对新世代的包皮焦虑，专业的医生们有些无奈，“切掉容易吻合难”，小儿的包皮有一定的概率回退，大部分人不需过早干预，“除了一些极端情况”。
在赛后交流中，另一位医生颇为严肃地提醒，孩子本人的同意很重要。他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包皮手术过程中充满恐惧，一度嚎啕大哭，甚至在术后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
听到此处的我，却有点理解这位母亲——成长于传统社会规训下的中国女性，或许一生也没见过太多阴茎，对比项太少，又如何能知晓“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例子不算稀奇。有人质疑割多了，也有人质疑割少了。医院里有家长犯嘀咕，花钱了，可割得不明显，有没有效果啊。方寸之争的讨论微妙，多一寸，磨人，少一寸，心疼。
长期以来，医生群体对割包皮的审美也有东西方流派之争，西方主流强调不留一丝赘余，“要像一支铅笔一样光滑”，东方则延续含蓄美的哲学，“凡事留点余地，包括割包皮”。
留一点余地也是“给未来上个保险”。“万一以后身上有外伤，包皮可以用作缺损皮肤的替代材料，”王欣解释道，“最直接的就是尿道损伤，比起人工材料，用包皮修复的性价比要高很多。”
在赛场上，只拿手术刀的医生被称为手工派，他们招式灵活，讲究“量体裁衣”，善于处理刁钻部位和疑难角度。最多人使用的是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它的形状像手枪，按下切割阀的那一瞬，会发出“咔嚓”声，似子弹上膛。
像美术生构图一样，他们会画出内外基线和中轴线，探索“柱体的对称美学”。平行，定位，沿垂直方向翻扯包皮，再探一探不同皮组织的延展性和软硬度，以便调整细微之处的切割角度。有评委形容，“要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
一次性包皮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图源：网络）
参赛医生们有很多“微创新”。它们称不上是重大创举，但都围绕一个重点：如何让患者有更好的体验。
有医生没有剔除患者周边毛发，而是在纱布上剪一个洞露出手术部位，避免新的毛发长出来时扎得难受。
还有一位医生展示自制的“术后保护装置”，它和打包贵重易碎快递的原理类似，都是向保护套内注入空气。这样能巧妙避免伤口与衣裤摩擦，缓解术后早期疼痛和水肿。
“包皮手术与其它器官手术的一大差异在于，前者的问题往往是隐蔽的，做完后都塞裤子里了嘛。为什么好多人说没什么大事，因为中国人忍耐力强，经常说算了算了。”
“医生如果觉得是小手术，咔咔几下子就结束了是吧？但是你这一次咔咔的，人家从20岁到80岁，60年天天小便，每天小便一次看一下。你做得这么难看，万一他哪天精神崩溃了怎么办？所以说，只有小器官，没有小手术。”
唯一的县城医生
在闯入决赛的15名医生里，王进良显得有些特殊。
通常在医疗领域，各种手术大赛约等于全国顶尖三甲医院医生之间的厮杀，但割包皮手术大赛成为例外。“场上各位都是来自上级医院的大咖，我是唯一一位来自基层医院的医生。”王进良略带紧张地自我介绍。
所谓“基层医院”，指的是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专科诊所等的总称。它们数量庞大，但在医疗资源配置上往往远低于城市三甲医院。
从医二十余年，在邵阳西湖桥腹外疝专科医院工作的王进良，只做两种手术——疝气和包皮，就这样一直做到了副院长。我问他，不枯燥吗？他笑着否认：“不枯燥，我很喜欢。”
王进良觉得，割包皮是为数不多的、靠个人努力就能做好的手术之一——不受制于医院的医疗资源好坏，无需大团队、进口药，用最基础的医疗器械，就能独立完成，“加上有了网络学习，我可以慢慢提高自己的技术。”
但这可以给专科医院机遇。这里案例相对集中，给医生专攻的可能，久而久之，也涌现了和三甲医院水平不相上下的技术人员。王进良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他能做上七八百台包皮手术，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要做四十台。
早在古埃及明陵墓上，已出现包皮手术的身影
但王进良长于乡村，身处县城，懂得更下沉患者的难处。“大家总是默认，病人术后如果出现问题了，就算找不到原来的主治医生，也可以去附近的社区门诊，痛了就去药店买止痛药，出血了就重新包扎。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没有这个条件，你让他们怎么办？”
不过比赛中，除了王进良这颗“独苗”，报名的其他四十余位基层医院医生，都在决赛前被淘汰掉了。
基层医生几乎“全军覆没”，或许和他们的演讲呈现表达有关系。王进良说，他所在的专科医院，平时几乎没有拍手术视频的习惯，为了参赛，他不得不现学一些最基础的剪辑软件。而赛场上的部分选手在条件更好的医院工作，有专业的宣传科给他们提供支持。
比赛举办者郭涛，点出另外一个事实：医生的手术创新需要条件支持，有想法只是第一步，得靠医院和制度的推动，才能将想法转化为产品和专利。这些创新，在三甲医院还能助力医生职称考试加分、晋升，“但基层医生没有这些”。
医学读心术
包皮手术是男科医生的一项主要业务，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男科医生，要掌握的技能绝对不止手术。
男科门诊里，不乏戴着口罩和帽子，做足掩护来看病的患者，他们通常表达含蓄，话里有话。医生江其琦在问诊交流上，就逐渐练就一套“读心术”秘诀——
通常人们沟通是把重要的事放前面说，但他发现，男科的病人不是，他们会隐藏自己，先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如最近有点尿频啊，怀疑自己是不是前列腺炎等。你给他说明白了，他还是抓着你问东问西，最后忽然说，医生我顺便问一下哈，怎么可以更持久？”
因此男科的问诊，首先要琢磨出患者“来此的真正目的”。汉语词汇博大精深，光是生殖器的替代词汇都有一堆。不过大部分时候，一句“我不行”，足矣。
有时，面对患者在性取向上的难言之隐，江其琦也需要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比如婚后无法和妻子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我往往要把他的亲属全部都支开，单独确认一些情况。”
江其琦自制的科普漫画
比起不愿直说的患者，一些人为制造的“男科疾病”让他更为困扰，他不得不面对很多“不是病的病”。
采访当天，他刚接诊完一位忧心忡忡的男性，自称有收集异性私密物品的癖好。江其琦安慰他：这叫性偏好，你可以得到快乐就很好，这不是病，纯属个人喜好，只要对方不反对，没有危害到社会和他人，就不需要去纠正它。
他用一句形象的对比向我进一步解释：“别的医生是有病治病，没病回家；男科医生是，我可以让你更好。”
在江其琦的门诊室里，提出要做增粗延长手术，或者割完包皮后又想延长的患者，不在少数。还有些人，要求进行一种名为包皮皮下埋珠的手术，意于提高性功能和体验。
更有一些埋珠后出现感染化脓或者包皮嵌顿的患者，埋进去的珠不仅留不住，反而导致了二次手术，“他们此前再诊求医的过程总是四处碰壁，苦不堪言，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常表示十分后悔。”
在赛后交流的环节，评委们聊起一则轶闻。
一位北京的“大人物”要割包皮，院方紧张得不行，给出几套备选方案，最终确定全麻，上吻合器。“包皮手术可以快餐式做，也可以五星级做。那对比你给乡镇医院的一个农民工割包皮，心态是不是一样的？”评委李云龙若有所思道。
当这个“心态问题”被转问给其他受访医生时，每个人都遵从伦理角度回答：是的。
王进良医生答完停顿了一下，随即说道：“说句实在话，有时候我们给一些有来头的人做手术，还紧张一点。毕竟普通人沟通了，你只要解决他的实际问题，他就很开心。”
尴尬的男科
大多数男科医生的现实处境，也是尴尬的——他们既无法成为医院荣誉墙上的“手术明星”，也没能在收入上跃居众科室的中上层。
即便比赛拿到这样全国性的冠军，也无法带来“直接的好处”，比如收入和职称的增长。
和独立成科的妇科不同，在不少公立医院，男科往往只是泌尿外科的“附属品”。这导致，“男科医生如果想要评高级职称，考的却是泌尿外科的内容。”郭涛举例。
江其琦医生在手术室
此外，泌尿外科的绩效主要取决于手术量，这对以门诊为主的男科并不友好——不仅造成收入劣势，还和男科诊疗中“关怀患者”的理念是违背的。“病人的利益和医生的考评产生冲突，这会阻止体系中的医生成为一个好的男科医生。”在赛后交谈中，有医生表明对行业的隐忧。
被忽视的还有医疗资源。采访中不止一位医生抱怨，公立医院在男科药材和器械上的引进不够重视，手术收费项目也不齐全。像达泊西汀这类提升性功能的常见药物，一些公立医院开不出来，“于是病人只能外购，但外面市场又乱。”
江其琦提到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男科两块重要内容——生殖和性功能，都走不了医保报销。这让他很头疼，“生殖繁衍，关系到家庭跟社会的稳定嘛，既是个体的需求，也是社会的需求。”
但他觉得，短期内要求医保覆盖报销，可能性并不大，“性功能方面的报销，五年之内无望。”原因是，医保资金池仍十分短缺，以及社会整体性观念的落后，“观念改善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2021年，江其琦所在的福建省立医院，把男科专业从泌尿外科中单独细分出来。调系后，江其琦的“大手术”变少了，这对一个男科医生的意味着什么？
“假如你是患者，一个医生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很好，另一个做肾脏肿瘤手术很好，你觉得谁更厉害？”他反问。
说实话，我内心第一反应是选后者，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委婉道，“因为我是女性，我可能不太能体会到前者……”江其琦又补了一句，“那在短视频平台上，你觉得哪个医生流量更高呢？”这次我没有回答。
他解释，再小的手术，对患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可能让他重拾去公共澡堂的信心，也可能帮他交上新女朋友，“除了解决病痛，男科医生更是为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体验而生的职业。”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采访时医生们常念叨的名言。解决男科问题，不只依靠药物和手术，来自医生的心理关怀和伴侣支持也同样重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医生王欣的思考。
“还有一些疾病的根源，来自社会更宏大的层面。”王欣说，这一点，即使是技术顶尖的医生可能也束手无策。
“比如对于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他一边担心着明天会不会被裁员，一边还想今晚表现出色，这是不可能的。”
（本篇不构成任何具体医学指导，如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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