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辽宁沈阳小刘的母亲感觉胸闷气短，小刘不方便回去，便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了一位陪诊师。当地一家知名医院心血管内科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均显示“号满”。陪诊师表示，他能帮忙挂上知名专家号，服务费300元，专家门诊费36元。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患者挂不到的专家号，陪诊师却能挂到。（见12月7日《工人日报》）
换个角度看，如果陪诊师能够通过正大光明的途径抢到紧缺号源，可以体现陪诊行业的优质服务并增强吸引力。现实中，患者就医普遍需要在网上预约挂号、缴费、查阅报告等，部分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对线上操作不熟，甚至因存在数字鸿沟增加就医困难。如果陪诊师能够通过正当的操作，帮助这部分患者成功挂号就医，显然可以也应当鼓励其发展。
由此看来，对于陪诊师能够挂到患者挂不到的专家号，既应该及时发现并查处可能存在的不良行为，也要从现实痛点出发，看见背后的患者诉求，别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为此，要给陪诊师行业划定清晰的行为边界，区别对待不同情形，哪些行为可以有、鼓励做，哪些不能做，要让从业者“心中有数”，进而在提升陪诊服务质量的同时，避免部分人员浑水摸鱼。
陪诊师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职业，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公众对这一职业的需求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陪诊师队伍鱼龙混杂，甚至“号贩子”和“医托”混迹其中，这警示有关方面，陪诊行业亟待规范，只有明确了标准“硬杠杠”，才能进一步促进该新兴职业的健康发展，为更多人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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