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一副：上联：人世事何须认真，医生认真；
下联：天地间无非是戏，药不是戏。
横批：中病为宜！
大家平时找中医治病，都想找水平好的中医，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别人帮你介绍的中医，是你自己去找中医看病，那么这个中医好不好，你怎么判断呢？就是看他给你开的处方药味多寡，剂量大小。就大概知道这个医生的水平了。假如处方药味不多，剂量也不大，这个中医基本是可以的。反之，如果洋洋洒洒的写一个大方子，不仅药味多而且剂量也大，这基本上就是卖药级别的中医了。
自古以来，中医界就有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这个秘即不是神秘，也不是秘不可传之意。它的真实意义在于，体现一个中医者临床辨证论治能力，更是体现了一个中医者圆机活法的看病水平。说白了，中医剂量使用大小，包括处方药味多寡，全靠医者的临诊实践功夫。体现中医对患者临诊看病的诊断体现，更是对病人服药预后的把握。开方药味多寡，剂量大小，就知道这个中医水平高低了，这是真功夫!
医圣张仲景开创中医学“理、法、方、药”四字诀，医圣唯独没有提到这个处方的“量”字。因为处方有传承，但处方中的剂量只是一个参考的剂量，处方里面的剂量完全不能作为中医临床看病照搬照抄，这是搞中医都知道的事情。
临床治病，在辩证准确，处方遣药得当的前提下，其方药用量是否恰到好处，至关疗效！同时，也是体现中医者看病水平高低的重要分水岭。
中医处方剂量大小，药味多寡。我称之为“用量策略”。
大体上来讲，治病之要，应该“因人、因病、因症、因方、因药”施剂量，切中病机，中病为宜。太过与不及，皆非治病之道。这里不是指处方开的四平八稳，避险求全（我们不是御皇医）。在辩证论治，理法方药无误的前提下，若处方正常剂量疗效不好，或可考虑剂量是否增大，或者考虑剂量变小，可望增效！
临床实践证明，处方用药是大量、是常规量、还是小量。对于有些重症急病，大剂量下去，也许可以起死回生（山西已故中医者李可善用重剂）；对于平常病大都常规剂量起效（已故的经方大家刘渡舟、胡希恕等都善用常规之量）；那么对于小剂量施方是不是重症不可用呢？答案是否定的，也可用。特别是治疗内伤杂病，久病固疾，常常是“王道无近功”；同时应遵守“治慢病如相”的原则。（小剂量施方代表人物有民国末解放初的山西著名中医李翰卿，他的处方剂量甚至能用到零点几克）。
中药用量大与小，关键临床上把握一个“度”字。简单一个度字，绝对体现着一个中医者的临床医术与医道水平的高低标准。这也正是所谓中医剂量之秘不可传的核心所在。我认为，临诊时对于内心把握不准的疾病，可以先施小量（投石问路）。在辩证无误的情况下，可以随诊变化剂量大小，全在中医者的临诊修养了。
那么古今中外，剂量大小变化有什么规律可以遵循吗？回答：绝对没有。只有可以参考的剂量，绝对没有恒定的剂量照搬，比如，桂枝汤方我们可以照搬用原方5味药，但是剂量上绝对不能照搬照抄，比如说桂枝用量（42克、15克、9克、4.5克、3克等）都有用之，那就根据病人具体病机辩证具体而用了。
据考证：东汉张仲景时期一直到唐代，经方用量都极大。直到宋代以后，剂量逐步变小，一直到现在（甚至更小）。还是以桂枝汤的桂枝用量为例，说明剂量变化。
一、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傅延龄研究的课题：东汉仲景时期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3.8克。（桂枝折算可用到42克）；
二、李时珍：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桂枝折算用3钱）；
三、《伤寒论》2版教材折算法，东汉一两为现在约3克（桂枝折算9克）
四、日本大冢敬节《药物的权量》折算法，东汉的一两现在约1.3克（桂枝大概用到4克）。
以上折算悬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首先还是要依据考证的量为参考标准，但是更重要还是依据临床实践而定。临诊时，选择剂量大小，以中病为宜。
古今中外的名医，有的善用重剂，有的善用轻剂。有的重剂、轻剂交替使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医者该有的开方基本观，根据病情需要，不拘泥于轻、重剂纠结，灵活施方，了然于心，乃高手也！
我是一个典型的小剂量施方的倡导者，
为什么倡导用小剂量，我有不成熟的观点：一是大环境改变，二是小环境改变。
中医是术，更是道。是术和道的结合。何为术，就是知识；何为道，就是规律。天地之道是遵循规律的（老子早已论述）。人也是遵循规律的。道法自然而运行，人法自然而存在。
大环境是地球寒热冷暖已经无常，无需过多论及。
小环境是今人体质与前人体质相比，趋于下降。泛泛而指，前人生活规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人（特别城市人）是“日出而息，日落而出”。君不见，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多少人流连忘返，不知归宿，阴阳失衡，耗精伤气。
一年四季，不分季节以下行为：冷饮为常、瓜果无度、西药滥用、熬夜无律、冷热反常（空调）、饮食污染、起做代驾（缺乏运动）等等。
所有这些反常的生活习惯都是前人无法拥有的事情。
现在，许多年轻人早早的出现年老人才出现的病症已经不是罕见事情。大多人的脉象沉、弱、细，舌苔白、腻厚，面色多有病态容。鲜少见到真正实火之人，大都虚火为主。
面对如此阴阳具弱的当代人体，即使有时方证相对，处方使用量大，也难疗效确切（好比一个歪倒的弱不禁风树木，稍微用点大力拉它有可能有歪向另一个方向，只能小力慢慢扶正也！）。这不受重药量之力，全是机体阴阳之气不能承受而已啊！（轻剂取其药气，契合人体阴阳之气而达病；重剂取味，契合入五脏六腑之味而达病，然而味重之药，难免伤及今人虚弱的脾胃之气啊!）
临床上，处方用药小量，早已有之。古今中外著名医家，善用小剂量治病比比皆是。比如：民国末解放初的山西著名中医李翰卿老前辈，治病善用经方，剂量非常小，用药也非常精炼，严于法度，从不多用一味多余之药，每每能救危难、起沉疴而得心应手。
李老医案
高患者，因患二尖瓣狭窄，于西医医院实施二尖瓣分离术后，不久发生严重心力衰竭，虽经抢救脱险，但心衰仍不时发生。半年后转入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先请某医以生地15克、麦冬15克、天花粉15克、五味子15克、人参15克、当归9克、茯苓15克治之，服后约20多分钟，心悸气短加剧，咳喘不足一息，腹满浮肿更甚。
乃急请李老会诊后，云:'可予真武汤加减治之。遂处方:附子0.3克，白芍0.6克，茯苓0.3克，人参0.3克，白术0.3克，杏仁0.3克。服药25分钟后，心悸气短咳喘即减轻，1小时后排尿1次，腹胀浮肿亦减，平卧睡眠数小时，至次日晨，亦可以自行翻身。遂照原方继服，3日后，竟能下床走路20余步，且云:'一年来未能步也。'全方药量总共不过3克，如此小量，竞能起沉疴于顷刻，救危难于既倒，医患均不明，遂求教其理。李老曰:'此患阴阳大衰，又兼水肿，乃阳虚至极也，虚不受补，补其阳，则阴液易伤而烦躁倍加，补其阴则阳气难支，浮肿短气更甚。故治之宜小剂耳，取《内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意也。'
其次是日本的汉方医家。一直都是小剂量施方，直到现在依然如此。药量之小，让人惊叹！
另外，现在国内有个别的民间中医者也善用小剂量施方，只是不被大众所熟悉、所理解、所接受而已。可能是名不正言不顺吧！民间中医，没有堂而皇之的国家承认的合法身份吧！
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一个中医所开的处方不仅剂量小，而且药味也少。那么这个中医一定相当有水平的，说明他是相当的自信。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把病看准了，看透了。只需要了了几味药，那么小的量就可以把病看好了。同时更是体现一个医者的医德医术！
一个医生的医德医术好不好，最终是患者说了算！因为不仅让病人少花钱，还把病看好了。这才叫德!
归根到底，治病用药量，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目的就是让药物协助人体机体的自然抗力（免疫力）去对抗病邪气，而不是用药来破坏人体的自然抗力，才是医者的根本着眼点。
中医大家蒲辅周告诫处方用药基本原则：“汗而毋伤、下而毋损、凉而毋凝、湿而毋燥、补而毋滞、消而毋伐”。我想这就是中病为宜，只有正好，没有更好。
编外话：古老的经方，古而不朽、老而不衰。经方，正如清代郑板桥的“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去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学习经方真的如学画竹子达到“冗繁削尽留清瘦”一样的境界呀！
古老的经方组方严谨，药味简单明了，治疗疾病的疗效确切是我们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我喜欢这种魅力。（已故名医胡希恕先生是公认的经方大师，毕生沉酣仲景之学，临床善用经方，近于出神入化，被誉为“经方学派的大师”。名医刘渡舟先生曾赞誉他：“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当下，中医开方有药味增多，剂量增大之趋势，而且疗效也不理想，是祸害中医，还是兴旺中医，发人深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