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面纹瓦当兽面纹在建筑上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女真族作为狩猎民族独特的审美和文化传统，是女真族（满族）建筑特点之一。左图为抚顺市赫图阿拉老城出土的虎头筒瓦。下图为沈阳汗王宫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
盛京城扩建成井字大街示意图。
凤凰楼整体风格呈现中原样式，但台基上起楼是典型的女真建筑风格。
黄琉璃龙纹筒瓦。（海城采集）
绿琉璃莲花纹滴水。（汗王宫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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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商越文并摄
提要
从战国时期设立候城起，沈阳的建城史已有二千三百年。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继任者皇太极启动了都城建设改造工程，并将沈阳更名天眷盛京。都城中心最著名的建筑——盛京皇宫经过三代帝王的建设，伫立起东、中、西三路风格迥异的建筑群，集中体现了满汉文化的建筑精华，在中外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按图索骥：发现努尔哈赤寝宫
在繁华的沈阳北中街，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建筑，这就是沈阳汗王宫遗址陈列馆。它见证了沈阳城由明代军事城堡转变为后金都城的历史。
1982年，一位学者偶然发现一张绘制于康熙年间的满文地图《盛京城阙图》，图上标注了盛京的宫殿和各王府、衙署、寺院的方位。重要的是，在城北门附近的一座院落旁边，有一行满文，写着“太祖居住的宫”，即努尔哈赤的住所。专家们按图索骥，到图示所处的北中街一带调查。
2012年，沈阳北中街拆迁改造。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历时4个月的考古发掘，在那片区域终于发现了300多年前的汗王宫遗址：其台基所用青砖是典型的明末青砖规格；使用的黄、绿、蓝琉璃瓦件表明建筑的高规格和使用者的尊贵身份；二进院落的基址位置、形态与《盛京城阙图》所绘相吻合；出土两枚满文“天命通宝”更可佐证遗址的年代。此后，这里被建成汗王宫遗址陈列馆，供市民免费参观。
在汗王宫遗址陈列馆，记者顺着台阶而下，看到汗王宫坐北朝南，建筑基址由宫门与宫墙、前院、高台基址组成，应是一座建于高台之上的二进四合院，四周有围墙。
当年曾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赵晓刚告诉记者，努尔哈赤将汗王宫营造于高台之上，是对女真族住宅风俗的坚守。它与同时期的建筑大政殿不在一处，而是构成了“汗王之家”（宫）与“处理政务的衙门”（殿）这种宫殿分离、南北呼应的格局，延续了其自辽阳东京城以来一贯的女真人宫殿建筑特点，也是明末女真人宫殿建造理念的真实再现。
皇太极改造：盛京城从“田字格”变成“九宫格”
从战国时期的候城到明代沈阳中卫城，沈阳城的功能定位一直是军事防御，长期作拱卫辽东政治经济中心（在今辽阳市）的北部军事屏障。正是努尔哈赤的这次迁都，将沈阳城从卫城地位提升为东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一直致力于盛京古城研究。他告诉记者，皇太极登上汗王位后，于1631年启动沈阳都城建设改造工程，到1634年基本结束。皇太极首先从增拓城门着手。明初所修的沈阳城还只是一个卫所，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且都修在了城墙正中的位置。皇太极改建沈阳城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堵死原来的城门，再于原来城门两侧各新开一座城门，这样，沈阳城就有8座城门。
从外观看，改造后的城墙增高增厚了，而且内外表面都用砖石砌筑，比以前更结实壮观。城的四面各有两座城门和高大的门楼，各城门外还修有方形的瓮城，便于防守。
新修的8座城门仍沿用辽阳东京城的旧名称，分别为德盛（俗称大南门，下同）、福胜（大北门）、天佑（小南门）、地载（小北门）、抚近（大东门）、怀远（大西门）、内治（小东门）、外攘（小西门）。这些名称都分别用砖石雕刻成满文和汉文的门额，镶嵌在各城门内外和瓮城券洞上方。
重建后，沈阳城内面积虽然没有增加，但规制已截然不同。由于城门扩建，对应两门之间的主要街道从“十”字交叉变成“井”字交叉，城内区域划分也从“田字格”变成“九宫格”。正中区域为皇宫所在地，周围8个区域按照八旗组织以8座城门为中心来分布，每旗各据其一。
改建后的新都城有一项很值得称道的设计，就是为了解决内涝，在城内四面靠近城墙里侧的地面各设计了18个泄水坑，以沙石填平，平时可正常走路行车，雨季时，积水可通过坑道排到城墙外的护城河中，沈阳人称之为“七十二泡”，传说这是一位名叫邓公池的汉族官员设计的。
这次改建，沈阳城由外到内都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最具中国传统都城特点的城市，城市面貌和地位首次超过了中心城市辽阳。皇太极对此次改建也十分满意，在1634年传下圣旨，改沈阳城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1636年，将国号“金”改为“清”。
乾隆扩建：形成三路并列格局
新建盛京城中最著名的建筑是城中心的皇宫。后金天聪年间，皇太极在建设大内宫殿时，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传统的宫殿建筑理念，从努尔哈赤时期“宫殿分离”建筑布局转变为“前朝后寝”、中轴排列的布局特点。
在沈阳故宫，记者从故宫大门——大清门进入，正面就是崇政殿。皇太极时期，这里是国家举行日常朝会典礼的地方，称为外朝，崇政殿后的建筑区域即内廷，是皇帝一家子的寝宫。
皇太极寝宫建在由平地垫起近4米的高台上，宫高殿低，凸显满族建筑特色。院内坐北向南的清宁宫是皇帝日常居住地，保留着满族先世“口袋房”特点，屋内有“万字炕”、火地，另有萨满祭祀和“索伦杆”等民俗建筑，处处展示满族古老文化传统。
佟悦告诉记者，清宁宫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烟囱，满语称为“呼兰”。它没有附在山墙上，而是在距房近两米的地方拔地而起。满族人早年居住在山区时，烟囱由中空的大树制成，到了宫里改用砖砌，形状也从圆变方，保留了民族习俗。
正因这些鲜明特色，建于17世纪初并一直保存完好的清宁宫成为体现满族传统住宅面貌的典范，成为沈阳故宫以满族建筑特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据。
18世纪中后期，回乡祭祖的乾隆皇帝先是在崇政殿至清宁宫的内廷区域两侧，添建两组行宫院落，之后又在故宫西侧增建一片新建筑，使沈阳故宫最后形成现存的东、中、西三路并列的格局。
佟悦说，此时建筑外观已没有皇太极时寝宫那种厚重的墙体、朴实的窗棂、宽敞开阔的庭院，而代之以精巧、恬静、幽深的文人园林风格。室内陈设更是强调符合江南名仕审美观念的典雅高贵。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认为，沈阳故宫集中体现了17、18世纪满汉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在故宫东路，努尔哈赤时期建设的大政殿和十王亭，风格源于女真族甚至渤海人的古老“打围”蓬居制度，是现存典型的满族殿宇建筑的典范；而皇太极时期形成的故宫中路格局，则凸显了满汉文化进一步交融的加深；到了乾隆时期，在西路增建的纯汉式宫苑园林，与此前建筑风格形成巨大反差。这样，沈阳故宫的八尺宫墙内形成了东、中、西三组风格迥异的建筑群，体现满汉民族的融合，在中国和世界皇家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在沈阳故宫领略文化融合
本报记者商越
由皇宫、内方城、外圆城、四塔寺组成的清初沈阳城，吸收了满汉及蒙藏文化精华，蕴含着鲜明的城市个性，体现了古人智慧。如今，走进沈阳故宫博物院，仍能感受到文化融合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这些独具特色和创造性的古建筑，源自善于吸收先进文化、比较开放的满族文化。满族先人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之间，以射猎网鱼为生，形成了独特的渔猎文化，其经济活动的开放性是满族善于大幅度吸收外来文化的源头。清统一中国之后，逐渐打破了“华夷之防”的固定思维模式，大一统中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进一步促进了民族间相互认同和满汉文化的相互融合。
这一点在皇太极身上表现最明显。皇太极不仅自己学习儒家经典，还在汉官建议下翻译汉文典籍。同时建文庙、开科举，选拔任用汉族知识分子，这些举措对传播汉文化及满汉文化融合产生极大推动作用。
从沈阳故宫中关雎宫、麟趾宫取名于《诗经》，到康熙、乾隆时期编撰的《康熙字典》《四库全书》；从清代皇子拜汉人学者为师，到康熙、雍正、乾隆的书法作品；从受清宫喜爱的京剧，到纳兰性德等满族文人的文学造诣，无不体现出满汉文化的水乳交融。
回顾历史，我们欣慰地看到，在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更加灿烂、更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