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工作是博物馆日常工作中与观众接触最频繁的工作，是随时都在发生的一种教育行为。作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主力军，讲解员如何在讲解过程中充分调动观众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功能，使观众能够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感悟展览内容，是当今处于变革世界中每一位讲解工作者急需探讨并解决的问题。
内容摘要：
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在他的直观性教育原则中指出：“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到感觉的跟前。
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放到视觉的跟前，一切听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放到听觉的跟前。气味应该放到嗅官的跟前，尝得出和触得着的东西应当分别放到味官和触官的跟前。假如一件东西能够同时在几种感官上面留下印象，它便应当和几种感官接触。
假如事物的本身不能得到，便可利用它们的代表物‘范本或模型’。”他提出的理由是：“知识的开端永远是从感官得来的。感官是记忆最可信托的仆役，所以，假如这种感官的知觉方法能被普遍采用，它就可以使得知识一经获得之后，永远可以保住。”
与博物馆其他社会教育活动相比，讲解工作是连接观众与展览的纽带与桥梁，是博物馆日常工作中与观众接触最频繁的工作，是随时都在发生的一种教育行为。
作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主力军，讲解员如何在讲解过程中充分调动观众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功能，使观众能够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感悟展览内容，是当今处于变革世界中每一位讲解工作者急需探讨并解决的问题。
受夸美纽斯直观性原则的启发，作为一名从事讲解工作近三十年的博物馆社教工作者，笔者在传统讲解的基础上提出并尝试一系列全新的讲解模式，愿与同行朋友们共同探讨。
数字化讲解
比起传统讲解方式，数字化讲解有诸多优势：
1、让展品大起来
虽然大多数博物馆都在一些微型展品前安置了放大镜，或在展板上绘制了线图，帮助观众观赏那些肉眼难以看清楚的图案，但是受展示空间的限制，这些辅助材料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每一件展品。
有些文物呈正反两面，譬如铜镜，一面是极富观赏价值的纹饰、铭文，一面是曾经极具使用功能的古代镜子。人们在欣赏纹饰的同时，更希望能体会古人“小轩窗正梳妆”的意境，看看一千多年前由铜和锡合成的镜子与我们今天的玻璃镜子究竟有什么区别。但是受展柜和器物的限制，布置展览时只能择其一面，选择了背面，就只好牺牲正面，铜镜的互动作用被埋没在展台上。
为了便于观众参观，博物馆使用了独立的方形或长方形展柜，观众可以从四个角度欣赏同一件器物。尽管如此，却仍然有些部分是观众看不到的，比如展品的底部、内部结构以及包裹在器物里面的某些细节。如何让这些隐蔽的部分随着讲解员的讲解同时呈现在观众面前呢？使用数字化平板电脑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三维数字模式下，人们可以更加立体地欣赏文物，对器物进行转动、放大、缩小，同时还可将由多部分构成的文物逐一打开，如吐尓基山辽墓彩棺，观众既可以欣赏彩棺的外部形态，又可以打开棺盖欣赏彩棺的内部结构，还可以近距离了解墓主人及其随葬品的原始状况，将文物最大化地展示给观众。
2、把资料调出来
许多讲解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讲过无数遍的展品，一夜之间竟变了模样，被另一组文物所替换。展品如同新鲜的血液，必须常常置换、更新，以满足参观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些文物还必须经常抽调出来参加其他的专题展览。
有些藏品受展厅温度、湿度影响很大，不宜长期停留在展柜中，需要定期运回修复室进行保养。
数字化平板电脑是一座桥梁，一头连着展览，一头连着库房，无论藏品库里有多少文物，无论这件藏品是否还在现场，它都可以围绕讲解内容随时把所需的图片调出来，迅速地展示给观众，甚至为介绍某一组文物，还能将全世界出土的同类藏品在文件夹中找到，进行器物的类比介绍。
为帮助观众参观展览，陈列设计人员会围绕展品用图板、表格、文字、视频等陈列手段来诠释陈列内容。
但是受展览场地的限制，这些辅助材料十分有限，比如历史文物陈列，往往是一幅地图涵盖一个展览，一张表格总领整个展厅，前面的资料与后面文物难以一一对应，常常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
比如讲解拓跋鲜卑的发源地之谜，受展板的限制，展览中只展出了证实拓跋鲜卑起源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处大鲜卑山一带的嘎仙洞外景照片，这是由于考古工作者在洞内西壁上发现了公元443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到先祖石室祭祀先祖的祝文石刻，与《魏书.礼志》、《魏书.乌洛侯传》中的记载相吻合。它的发现，解决了北魏先祖起源的问题。这是一个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互为佐证、相互借鉴的极好例子。
要想把这一段历史讲清楚，就必须史物结合，有针对性地将祝文的内容与文献记载一同介绍给观众，使观众在文物与文献的对照中了解鲜卑族的历史，既有真实性，又有趣味性。但是无论祝文还是文献，那些晦涩难懂的古文字常常使人望文生畏，尤其那由201个魏书体汉字组成的石刻祝文更是令人头疼，即使讲解员下功夫熟背了全文，并逐字逐句地翻译给观众，恐怕也会因观众看不到原文而在理解上出现偏颇。
数字化平板电脑不但能够将器物打开、分解，更有意义的是还能将这些古老文字由古及今、由繁入简不断演变的过程演示出来，令观众惊叹，原来这些文字的最初形式，竟然是一幅幅以这些原始器物为原型的艺术品，它们以简笔画的形式被清晰地保留在甲骨上，并在漫长岁月中逐渐抽象成为今天的摸样。
3、让文物活起来
客观地说，文物一旦离开文化层，置身于一种新的展示环境，就会打破它所存在原始状态，少了几分真实和几分神秘，容易使人用现实的而非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它，甚至还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而这种被打破的原始状态恰恰是将人真实地带入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通行证，这就是为什么博物馆陈列工作者要绞尽脑汁，使用各种方法、借助各种工具，力求真实地还原文物存在的原始状态的真正原因。
但是无论人们使用了怎样的辅助手段，诸如沙盘、景观、模型、幻影成像、4D技术、互动空间等等，受展览场地的影响，都不可能照顾到每一组或每一件文物，（或许将来会将幻影技术应用到每一件文物上，观众在欣赏藏品的同时还会在藏品的位置上看到该文物形成、使用、出土的原始过程和原始状态。）
那么，在目前展览的基础上，谁能带领观众跟随文物走进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呢？数字化平板电脑是理想的选择，我们可以事先将文物出土时的原始视频资料收集起来，比如墓门开启的瞬间、幽暗的墓道、神秘的棺椁以及文物从淤泥中被挖掘出来的经过，再将这些片段存入数字化平板电脑文件夹中，由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视现场情况随时调用，还原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态，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与考古面对面接触的真实感。
除视频之外，数字化平板电脑还能为观众现场播放原汁原味的音频资料，使观众能够从听觉的角度了解讲解内容，比如介绍蒙古族传统的呼麦艺术，它是一种古老的以喉音为主的演唱艺术，演唱时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个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
讲解员在讲解这种特殊的声音技巧时，只能运用语言表达抽象地描述其发声原理和表现形式，至于这两种声音究竟是什么味道，那只能依赖观众的想象力了。使用数字化平板电脑的音频功能就能很便捷地使这些古老的音乐艺术从沉默中醒来，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可随时通过数字化平板电脑将所讲音乐播放出来，让观众从听觉的角度了解、欣赏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
除呼麦外，民族文物陈列展厅中的民族乐器，如马头琴、胡笳、雅托克等都可以在展厅里“演奏”起来，历史文物陈列展厅中的某些出土文物，如陶埙、石磬、骨笛等，也可以像当年那样余音绕梁、宛转悠扬，甚至革命文物陈列展厅中革命者生前留下来的珍贵话语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平板电脑播放出来，使观众忘记参观的疲劳，完全进入展览所营造的神秘氛围里。
除音频、视频外，对于那些结构复杂、图案模糊的藏品，如浑天仪、地动仪、沙漏等，可以使用先进的动漫技术，快速演示该文物的组成原理、制作过程及使用方法。同时，还可以将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遗址、古建筑、文物制作工艺的再现，以及古代生态环境的复原等。在传统博物馆中，这些复原工作多是通过制作模型或沙盘来实现，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无法得到完整而逼真的表现，利用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经过视频整合，再通过数字化平板电脑现场演示，这些遗憾都可以得到弥补。
当然，数字化平板电脑并不是唯一地选择，使用普通的便携式智能手机也能为小范围观众群服务。条件不足者，还可以用图卡或画册的形式辅助讲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合与改进是找到理想传播模式的最佳途径。
图1
互动讲解
荀子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这里的“行”，就是“实践”，实践是学习的终极目标，只有通过“行之”，才会真正“明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我动手参与，我就会真正明白！”
如果说数字化讲解调动了观众“闻之”与“见之”的功能，那么，如何能够在讲解中发挥观众“行之”的优势，让观众既能听讲、又能动手实践呢？
大多数博物馆采用了模拟实践的方式与“文物”互动，如制陶、捻线、织布等等，将互动内容集中于互动空间，通过观众动手实践，使观众深入了解展览内容，体会展品的原始制作过程，感悟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但是，与展厅视频播放的情况一样，受展览空间的限制，这些互动内容不可能围着文物转，也难以与讲解同步。有些文物若不能及时互动，往往时过境迁，丢了不少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精彩。
文物通常是静态的，躺在展柜里如同被摄影师定格了一般，从它身上，观众既看不出“来龙”，也看不到“去脉”，就其结构、质地、制作过程、使用方式等等，若没有实际演示和现场操作，单凭讲述或视频演示恐怕也难以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
怎样能够弥补这种缺失，使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既能听到讲解又能动手实践呢？互动讲解是一种通俗易懂、简便易行的选择。
互动讲解的适用形式大体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与“文物”互动
讲解员在讲解历史文物石器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观众这样的提问：“一块石头从山崖上掉下来，也会被砸成类似展柜里陈列着的带棱角的石块，这样的石块也属于石器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讲解员通常会这样解释：经人工打制过的石器会在石头上留下许多打击的痕迹，同一个打击面上会有若干打击点，自然破裂的石头则不会产生这种现象。
再看石器，静静地躺在展柜里，观众不解：那分明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哪里是打击面？哪里又是打击点？既看不清又摸不着，权当听懂好了，继续向前。
文物是不能随意触摸的，但文物是可以复制的。如果讲解员在讲解时将复制的、便于携带的“石器”现场展示给观众，当面指出哪里是打击面，哪里是打击点，还可以让观众用手触摸，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感悟打击后留下的痕迹，甚至还可以用削苹果的方式，看看削过的苹果与用手掰开的苹果在印痕上究竟有什么区别，观众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石器。
除了认识文物的特征以外，讲解员与观众还可以用互动式讲解的办法演示文物原始的制作过程，比如用动物骨骼和石片演示制作骨柄石刃刀的过程；用橡皮泥和蜡演示失蜡法制作青铜器的原理；用加工过的金属片演示金银器鎏金、包金、错金等传统工艺。
除了认识文物的制作过程之外，讲解员与观众还可以用互动的办法演示文物最初的使用方法，比如用自制的龟背形刮削器刮削食物，用自制的石纺轮纺线，用自制的铜镜照镜子，用自制的陶埙演奏等等。
比起历史文物来，无论是器物的使用功能，还是器物的制作流程，民俗文物更适合于采用互动讲解的办法来展示。有些小型物件至今仍在生产和生活中使用，有的甚至在民族工艺品商店也能买到，无需复制就可直接互动，比如，嘎拉哈的游戏方式、火镰子的打火过程、蒙古族传统鼻烟壶的制作与使用、蒙古族传统益智玩具、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少民族传统桦树皮制作工艺、口弦琴演奏等等。
2、与模型互动
小型文物复制品可以由讲解员随身携带，而一些结构复杂、不可移动的大型文物又如何携带呢？夸美纽斯提出的直观性原则给我们很大启发，他说：“假如一件东西能够同时在几种感官上面留下印象，它便应当和几种感官接触。假如事物的本身不能得到，便可利用它们的代表物‘范本或模型’。”
模型虽然不能详尽地展示实物原貌，却可以真实形象地反映隐藏在文物内部的大量信息，诸如文物的结构原理、制作过程及使用办法等等。我们以蒙古包为例，看看讲解员在讲解蒙古族传统住房形式时模型所发挥的作用。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游牧的特点是逐水草而迁徙，迁徙意味着搬家，蒙古包就是一种易于搬迁的住房形式。蒙古包从上至下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套脑（天窗）、乌尼杆（支撑套脑的木椽）、哈那片（围墙）和门。搭建时，将若干哈那片与门连接起来，围成一个圆圈，再用乌尼杆像伞骨一样把套脑支撑在哈那片上，外面围上羊毡，形成一个白色的毡房。
蒙古包的大小、高低主要是由哈那片来决定，哈那片是由两排柳杆等距离交错排列起来的，形成许多平行四边形的小网眼，在交叉点上用皮钉连接，组成一张能开能合的网，用时将哈那片拉开，搬迁时再将它合起来。为保证哈那片的灵活性，皮钉不能打满所有的交叉点，必须每隔一个交叉点固定一个。哈那片拉开得幅度越小，网眼越窄，蒙古包就越高，便于雨季使用；哈那片拉开得幅度越大，网眼越宽，蒙古包就越矮，以防包体被狂风吹走。
无论是讲解历史文物，还是民俗文物，许多大型文化遗存如遗址、墓葬、古建筑，以及结构比较复杂的传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如耜、犁、镂、耙、碾、扇车、织布机、风箱、勒勒车、马鞍子、狼夹子等等都适合于使用模型的办法进行讲解。
图2
3、与“非遗”互动
人类留下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其中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物质文化遗产常常以静态的方式出现，比如陈列在民族文物展厅里的蒙古象棋，那是一种物化的记忆，从一个角度和一个侧面见证着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但是对于蒙古象棋的制作工艺、行棋方法和游戏规则等内容从象棋本身是无法看到的，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常常以动态的方式展示自己，其中包括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所传承下来的技能、技艺、礼仪、风俗等内容。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瞬间定格，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博物馆陈列的主要内容。物质文化遗产有“物”可讲，看得见摸得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包含在事物之内，既看不见也摸不着，要想把这些内容介绍给观众，单凭简单的语言表达是难以实现的，常常需要讲解员身体力行，在实际操作或现场演示中将精髓提炼出来。这就需要讲解员深入了解非遗内容，熟练掌握传统手工技能和表演技艺，将语言表达与肢体语言表达有机结合，实实在在地将优秀的文化遗产传播给观众。
蒙古族摔跤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也是另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讲解员在讲解这项传统体育竞技时，不可避免地要讲到摔跤的起源、比赛规则、入场方式、奖励办法、服装特色等等。特别是关于摔跤手入场方式的讲解，是整个讲解精彩之处，若没有加入现场互动，模仿动物的典型特征，演示并带领观众进入状态，只靠讲解员语言的介绍，如“摔跤手入场的步法有三种：鹰步、狮步和鹿步”，或：“像鹰一样的步法入场”，则会失色不少，讲解内容也不够全面。先前见过这种入场仪式的观众会凭着记忆朦胧地想象这种步法；先前没见过的观众则会陷入迷茫：“鹰步究竟是什么样子？是抬头挺胸，还是左顾右盼？”而更多的观众则会自动关闭听讲的阀门，用假听的方式向下部分内容移动。
古人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无论是“歌之”还是“蹈之”，都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人类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如古诗词吟唱、元曲、元杂剧、唐代胡旋舞、胡腾舞、蒙古族安代舞等等。
对于艺术类文化遗产的讲解同样需要互动，许多唱腔声调、舞蹈动作若缺乏现场演示，讲解员讲解起来常常会出现“言之不足”的尴尬。不骑马就不会感悟策马扬鞭的乐趣，动态的东西只有在动态体验中才能捕捉到真实。讲解员只有进入角色，身临其境，带动观众“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才能真正感悟艺术，认识艺术，真实而全面地揭示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当然，博物馆讲解中的艺术演示与专题性的非遗演出不同，是为了讲解非遗而设计的，其特点是短、平、快，往往直奔主题，展示精髓，切不可为了表演而表演，冗长乏味，将博物馆变成歌舞剧院。同样，讲解员也无需过于苛求自己刻意拔高，非要到达某种专业水平才敢向观众展示，物在灵府不在耳目，形似、神似足已。
艺术大师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同样，讲解中不是缺少互动，而是缺少发现互动的眼睛。什么内容需要互动、什么时候需要互动、什么陈列内容适合于什么样的互动讲解、什么样的互动讲解能够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等等都是讲解员应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都是需要讲解员不断创新的内容。优秀的文化需要配合优秀的讲解才能得以弘扬和保护，而优秀的讲解艺术从来都是属于不断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们。
角色讲解
根据讲解员隐蔽自己的多寡，将角色讲解划分为全隐式与半隐式两种。
1、全隐式
即讲解员完全隐去自己讲解员的身份，选择陈列对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虚拟角色为模特儿，以“我”的口吻讲解陈列内容，给人一种“我的世界我来讲”的亲切感。以讲解恐龙化石陈列为例，讲解员选择陈列中的一只代表性恐龙，用海绵或硬纸制作恐龙面具，用布料制作恐龙外衣，再用棉花充填恐龙尾巴，穿在自己身上，扮作鸭嘴龙的模样为观众讲解，这种特殊的装扮从视觉上牢牢地吸引了孩子们和家长的目光，打破了观众与讲解员之间的陌生感，给人一种生动、而全新的感觉。
这类角色的显著特征是虚拟性和独创性，虽然虚拟的只是角色的身份和某些情节，但其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符合科学规律与历史事实的。
传统的讲解通常是以第三人称“它”的方式讲解恐龙化石，如：“这是恐龙贝贝，由于其吻部酷似鸭嘴，故得名为鸭嘴龙，它喜欢在湖边生活，遇到比自己强大的食肉龙就会泅水而逃，躲进更深的湖水中......”
角色讲解则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为观众讲解，所叙述的内容就像是这只恐龙亲口说出来的，所发生事情也好像是它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听上去更加亲切、真实，如：“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鸭嘴龙贝贝，你瞧，我的嘴长得像什么？像不像今天鸭子的嘴？所以人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做‘鸭嘴龙’。
我和我的家人喜欢在湖边生活，遇到比我们强大的敌人，我们就躲进更深的湖水里。现在就请小朋友们跟我一起去会一会我的老朋友古似鸟龙吧，它可是我们二连盐池的短跑冠军，时速大约80公里！听说它的子孙都跑到北美洲去了，改名换姓叫似鸟龙。请小朋友们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亚洲古陆和北美洲古陆是连在一起的……”
角色讲解特别适合于少年儿童，他们更喜欢形象可爱、生动活泼、甚至是会说话、能互动的恐龙与他们交流。一开始，孩子们的注意力会放在这只“恐龙”身上，与它外在的形象交流，但是很快地，随着“恐龙”开口讲解，他们会十分投入地把它当作一只真实的恐龙，听它介绍自己及其恐龙王国如何从兴起到灭绝的传奇故事。
有些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地方，如恐龙行走、奔跑、觅食、打斗等行为动作都可通过这只“恐龙”的一举一动轻松自如地反映出来，形象逼真地再现恐龙原貌，与传统方式相比，角色讲解更具直观性与感染力，拉近了观众与“恐龙”之间的距离。
图3
2、半隐式
尽管角色讲解为讲解者直接表达感情提供了方便，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着局限性，即所讲内容不能超过“我”耳闻目睹的范围，难以更为广阔地反映实际生活。
如这样的讲解：“对于历史的了解，除文献记载之外，莫过于对古墓葬的考古发掘了，作为考古爱好者，我有幸目睹了一次考古现场挖掘活动，当墓门被打开的一瞬间，我亲眼看到了……”
由于有了“我”的参与，使观众一时忘却了自己是在参观展览，仿佛置身于考古工地正在倾听目击者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
许多民族文物陈列常常选用双角色讲解模式为观众讲解，讲解员本身就是这个展览所展示的民族成员，观众在欣赏民族文物的同时也在欣赏这种传统文化哺育下的子民，他们的形象气质、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甚至略带民族口音的普通话都可能是吸引观众的亮点。讲解中，他们既可以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讲解民族起源和民族历史，也可以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将自己加入进来，使用类似这样的语言：“小时候，常听我爷爷说……”、“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住在像这样的房子里……”、“我至今还在用这样的物件……”
如同当事人正站在自己家门口向游客介绍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如数家珍，充满信心，给观众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同样都是地球村的成员，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却产生了许许多多既相似又不同的文化现象，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恰恰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比如讲解《蒙古秘史》，这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现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原书，也不是古代汉语文言文的史书，而是一部有别于所有史籍的奇书。该书是由汉字拼写的蒙古语组成，即所谓“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并且在每个蒙文单词旁边附加了汉语译意，又在每节之后附以汉文总译的方式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独创。要想讲清楚这一部分，最好的办法是讲解员必须同时熟悉这两种语言文字，即直接用蒙语诵读展板上这些由汉字拼写出来的蒙古文，如“贴堆昔思该脱兀儿合秃忙豁勒真兀鲁昔”，再对照旁边标注汉语译文，逐字逐句讲解史料，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真实感，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早期蒙汉文翻译的方式方法，以及蒙古语语言在历史演化中的微妙变化。
但这并不是说，只有本民族成员才能讲解本民族陈列，非少数民族讲解员也能从不同角度寻找自己与讲解内容的契合点，除直接使用讲解员身份之外，还可以以旅游者的口吻讲解“我”眼中的草原风情，从民族文化对比的角度讲解民族文化风俗的异同等等。
无论全隐还是半隐，讲解员必须深入实际，体验各种角色的真实生活，发掘事物的内在规律，以求达到认知的最佳效果，讲解起来才会令人信服，发人深省，避免给人留下山寨版之嫌。
双人讲解
一提起讲解艺术，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博物馆里一名男生或一名女生站在观众与陈列之间侃侃而谈的情景，而说到节目主持或相声艺术，人们通常会想到舞台上两个人一唱一和，与台下观众融为一体的热闹场面。
既然都是语言艺术，那么博物馆里的讲解工作为什么不能像节目主持人或相声演员一样既能单麦又能双麦，既能单口又能对口，甚至还能群口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与同行朋友们尝试着打破传统模式，采用双人式讲解，即两名讲解员同时上场，根据陈列内容和参观对象的不同，借鉴传统讲解方式，采用对话、叙述、访谈、互动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为观众讲解。经过反复实践，竟探索出若干新的讲解方式，发现了其中许多意想不到的优势。
图4
1、双人报告式
类似于电视节目《新闻联播》的主持风格，男女讲解员同时出现在观众面前，讲解词是事先拟好的，基本上都是固定搭配，或按陈列内容划分、或按背景、展品划分，一人讲一段，层次分明，除讲解内容和态势语言与观众交流外，基本不设多余话语。
遇到背景与文物或背景与景观相隔较远时，一方在聚精会神地讲解背景：“公元1256年，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命汉族幕僚刘秉忠在桓州东、滦河北‘选地建城郭，三年建成’，最初起名为‘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称汗，后‘升开平府为上都’。1267年，位于今天北京的大都建成后，蒙元帝国实行以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的‘两都巡幸制’，每逢夏季上都城外金莲花盛开的时候，忽必烈就会率领文武大臣来这里避暑纳凉、处理政务，请看，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
2、双人叙述式
也称双人互补式讲解，类似电视节目中“说新闻”的主持风格，由男女两位讲解员共同完成，要求讲解员对讲解内容了如指掌，讲解中夹叙夹议、幽默诙谐，既有事先准备的讲解词，又有即兴发挥的“脱口秀”，如同两位当事人刚刚经历了同一件事情，然后再向观众讲述事情的经过一样，你一言我一语，相互佐证，相互补充，还不时地加入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既可以双向交流，即讲解员与观众之间，也可以三向交流，即讲解员与观众、讲解员与讲解员之间，形成一个三方联动的小空间。
与双人报告式讲解相比，双人叙述式讲解语言口语化、与观众心理距离贴近，平等交流感强，讲解时男女双方优势互补、个性鲜明，如同现实生活中观众的熟人、朋友一样，很容易将大家带入“忘听”的状态，进入陈列所反映的世界之中。双人叙述式讲解的适用范围很大，特别是对于较为活跃的集体或零散观众。
3、双人问答式
一提起问答式讲解，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一定是指讲解员在讲解时会不时地抛出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来吸引观众的注意，所谓双人问答式无非是两个人轮番向观众发问罢了。
其实不然，博物馆不同于学校，前来参观的人群是由社会各界组成，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学龄前儿童，既有集体团队又有零散观众，如果讲解员不分场合、对象，习惯性地边讲边问，对于学生团体可能习以为常，而对于来自同一单位的集体观众，尤其是领导在场的情况之下，平常上下级说话都很谨慎，遇到这种场合，如同参加集体面试一样，令人心跳不已。
如果问得是陈列中比较专业的问题，答不上来尚可谅解，假如问得是某些通俗性、概念性问题，诸如大家居住的某一城市面积多大、人口多少、海拔多高等等，并且强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观众依旧沉默，场面就比较尴尬了。
但是，一些启发性、引导性问答依然是讲解中行之有效的交流方式，它可以提高观众的注意力，启发和引导观众积极思考，测试观众对讲解内容的理解程度从而及时调整讲解方式。
那么，如何在讲解的过程中，既能够合理使用问答又能够维护观众面子呢？除了采用自问自答的讲解方式外，双人问答式讲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如同相声艺术中的逗哏和捧哏一样，两位讲解员以主讲和助讲身份上场，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为观众讲解。
主讲将问题直接抛给助讲，引起观众的注意，从而间接地带动大家共同思考，助讲站在观众的角度按照定势思维模式分析回答，再由主讲将正确答案阐述出来，如同相声里的“抖包袱”一样，令观众恍然大悟，这种正反两面的双人问答式讲解比平铺直叙地描述一件事情更能够打动观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以讲解草原风情展览为例-----“这里陈列的驼铃是驼队不可缺少的物件，每一支驼队只有一个驼铃。十几只骆驼排成长队一只接一只地在沙漠上行走，通常只有一位牧民走在前头。”主讲紧接着提出问题：“请问这个驼铃是戴在第一只骆驼身上还是戴在最后一只骆驼身上？”
助讲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按照常规模式回答：“当然是戴在第一只骆驼身上，其它的骆驼听到驼铃声就会跟上来。”
主讲：“沙漠是起伏不平的，有的地势高，有的地势低，当拉骆驼的牧民牵着第一只骆驼走到低洼的地势里时，他看不到身后所有的骆驼，判断它们是否掉队的唯一办法，就是靠耳朵去听，铃铛必须戴在最后一只骆驼身上，铃铛在响，说明驼队仍在行进中，所有的骆驼都平安无事。”
在历史文物的讲解中，尤其是古墓探秘之类的内容，更适合采用双人问答式讲解，两位讲解员有问有答，沿着展品提供的线索一步一步向前摸索，将问题逐一解开，最终找到答案，犹如侦探疑案一样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讲解艺术讲究因人施讲，受讲解对象和讲解时长的影响，讲解员在讲解时就要从这份讲解稿中选择他认为适合于某一人群的内容进行讲解，并加入自己理解的部分，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带入了讲解员个人的喜好，这种喜好决定了讲解的重点和参观路线。
虽然讲解员也在自己的大脑中设置了一个小小监督岗以观察观众的反应，并随时调整讲解深度和讲解方式，但是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已经决定了这是一种类似课堂一样的灌输式讲解，个体对陈列内容的理解影响着观众的解读，即所谓“强影响”，这种讲解适合于对陈列内容及展品基础知识完全陌生的观众群，而对于那些虽然对展览陌生却精通展品基础知识的较高层次观众来说，就显得有些牵强了。出于礼貌，他们通常不会打断讲解员的讲解，只是从讲解内容里挑选他们需要的部分来听罢了。
如何改变这种传者影响受者的传统讲解模式，真正变观众为主体，讲解员为客体，在“引”和“导”的功能上发挥作用，以达到最佳的参观效果呢
但是在多次尝试中，笔者发现，虽然这种问答式讲解给予观众许多自主权，加大了与观众双向交流的力度，激发了观众积极思考的热情，也检验了讲解员内在知识的储备量，客观地推动了讲解员讲解质量的提高。但是，当参观刚刚开始，画面还没有完全展开时，观众往往不知从何问起，常常出现冷场的局面，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传统的讲解模式之中了。
使用双人问答式讲解可改变这种局面，即两位讲解员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出场，在开场白和自我介绍的过程中迅速完成破冰任务，打破讲解方与观众之间的约束，以一种日常交谈的方式为观众讲解。一位在概括性地介绍陈列内容的之后，另一位根据其讲解内容和参观对象提出观众容易问到的问题，并以榜样的形式引导和鼓励观众积极提问，使观众逐渐融入到展览当中，在问答和交谈的过程中完成讲解任务。
其实双人问答式讲解早已存在，每逢重要接待，博物馆总会根据参观对象安排相应领导、专家陪同参观。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遇到参观者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陪同人员则会站出来补充讲解员讲解内容的不足，从不同角度介绍陈列内容，甚至会直接回答宾客提出的问题，待讨论结束后，讲解员继续讲述下面的内容。这种由讲解员和陪同者共同组合的讲解模式实际上就是双人问答式讲解。
4、双人3D式
双人3D式讲解是根据讲解内容和讲解对象，将双人讲解与多媒体展示和多样化互动有机结合，使观众能够从听觉、视觉、触觉等三个维度中了解陈列内容，类似于今天的3D电影，我们把这种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讲解方式戏称为“3D式讲解”。
3D式讲解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起原来单一的数字化讲解和互动讲解都更为丰富，适合于较为活跃热情的观众群。
由于这种讲解方式是由两位讲解员共同完成的，可将数字化平板电脑、各类互动材料分解到两位讲解员身上，也可考虑使用集平板电脑、互动材料、各式教具等物品于一体的小型多功能讲解车，将讲解、展示、互动融为一体。一人讲解时，另一人配合其讲解内容进行多媒体的播放及互动演示，填充了数字化平板电脑搜索、切换的间隙，保证了讲解的流畅与完整，提高了讲解效率。
有些互动项目难与观众一起完成，要求熟悉内情的操作双方配合完成，更适合于双人操作的3D式讲解，可起到向观众示范的作用。比如蒙古族传统的敬献哈达与敬酒礼仪，每逢重要庆典活动或欢迎贵宾、馈赠礼品等场合，为表示敬意和祝贺，要给在场的宾客献哈达和敬酒。“哈达”是藏语“礼巾”的译音，不同身份的客人均有不同的敬献方式。使用前，要根据接受者的身份来选择哈达的颜色、长度和质地；献哈达时，要把哈达对折起来，将折缝朝向对方，以示尊重。向尊者或长辈献时要毕恭毕敬，弯腰前倾，双手捧哈达，举过头顶，以表虔诚。
如果使用传统的单人互动讲解，讲解员只能一边讲解一边与观众互动，将哈达敬献给观众，至于观众该如何接纳，是用双臂还是用脖颈，接纳之后的礼仪礼节，则完全像木偶一样地听凭讲解员指挥了。双人3D式讲解则完全不同，两名讲解员一边讲解一边互动，一位双手捧起哈达，端起银碗，双手举过头顶向另一位敬酒，另一位双手接过酒碗，再将银碗移至左手，用右手无名指沾酒，先向上敬天、再向下敬地、然后沾一下自己的前额以示敬祖先，展示蒙古族传统敬酒礼俗的全过程。因为看了示范，观众再与讲解员互动时，会娴熟得多。为烘托气氛，另一位讲解员可将音频打开，播放蒙古族传统敬酒歌曲《祝酒歌》“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炒米奶茶手扒肉，今天喝个够……”充分体验蒙古族“凡饮酒，先酻之，以祭天地”的传统习俗。
5、双人角色式
双人角色式讲解是将双人讲解与角色讲解有机结合，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结合陈列内容，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角度，或使用第一人称，或使用第三人称，在交流探讨中完成讲解任务，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角色鲜明、形象生动，深受各类人群，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喜爱。
与单人角色讲解相比，双人角色讲解是由两位讲解员分别以两种身份为观众讲解，分解了原来单人角色讲解的内容，扩大了角色范围，使之变得更加鲜明、立体、多样。
从男女性别上划分：男女角色各司其职，形成鲜明对比，适宜于讲解民俗题材和革命题材类陈列。比如讲解民族文物嘎拉哈时，男女生讲解员分别从各自角度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嘎拉哈的不同玩法，既形象又生动。在讲解革命文物陈列时，男女双方分别站在陈列中男女革命工作者的位置上模仿他们说过的话，比如刑场上的婚礼中陈铁军与周文雍的对白，比起单人讲解来，更容易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民族特色上划分：同样是衣、食、住、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通过讲解员对各自民族真实无误的对比描述，用观众熟悉的事物对比解释观众不熟悉的事物，唤起观众的参与意识与参观兴趣。
从学术观点上划分：就陈列所涉及到的某一学术观点，两位讲解员分别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上论证各家观点的正确性，诸如东胡说与匈奴说；小行星撞击说与气候变迁说；酸雨说与大陆漂移说等等。双方观点鲜明，各抒己见，将复杂的学术观点演化成通俗的话语展示给观众。
事物常常具有两面性，虽然双人角色讲解可以从若干角度划分为两部分，分别由两位讲解员承担，但是它们之间并非各行其事，在一次讲解中常常交叉使用，双人角色讲解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了两位讲解员的配合程度，好的搭档可以相得益彰起到互补功效。
结语：
在甲骨文中，“讲”是由“言”和“冓”组成，“言”表示说话，“冓”表示“二鱼碰头”，合在一起就是指两个人面对面说话。“解”字是由“牛”、“牛角”以及人的“两只手”组成，表示用双手解判牛角的意思。
无论是数字化讲解、互动讲解、角色讲解，还是双人讲解，都如同庖丁手上的一把刀，能不能把牛解好，除刀的锋利外，更重要的还是解牛者心中有没有全牛，只有真正了解了事物的内在规律，本着学真知、育真情、用真心，全心全意地为广大观众服务的工作态度，力求最大化地将展览内涵介绍给观众，在不断思考与创新的过程中寻找最佳方案，才会有更多、更好的讲解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