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学系访问学者；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亚太分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定级与运行评估”评审专家等。
上海市“曙光计划”人才；著有《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并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全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之著作奖、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等。研究报告《公益性文化机构（博物馆）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联动机制研究》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一系列专报获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领导人批示，同时获中共中央办公厅、“人民日报内参”等采纳；论文《如何讲好博物馆展览中的故事》获全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之论文奖；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等课题近10项，以及苏州博物馆西馆、上海博物馆东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考古工作站等项目近10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在研究过程中，我取得了以下几项成果：
（1）2019年《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仍需加码助力》专报，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这于我当时的研究是巨大的推动。
（2）2020年课题结项报告《公益性文化机构（博物馆）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联动机制研究》获第十二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
这两项成果敦促我在2020年几乎闭关，把过去五年的研究做一个暂时的小结，并形成了第二本专著《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它有幸被遴选为“复旦（大学）智库丛书”第一本，并呈送了中央政府。
第一板块，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意义与价值。
第二板块，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存在的局限。
第三板块，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制度设计建议。
事实上，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内涵及要求是：为青少年教育服务，重点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切实融入中小学教学计划。鉴于此，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是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并且它已成为博物馆事业发达国家的普遍行为。
如果说这是全世界的情况，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国内的情况。一方面是2015年3月开始施行的中国博物馆行业首部全国性法规——《博物馆条例》，这也是我国博物馆界的顶层大法，它在对“博物馆”定义时也将“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首要目的和功能。该定义其实呼应了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界定。
另一方面，让我们来看看一系列提案，其中2007年的这份提案在当时影响力非常大——“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从它开始到2020年的“适时将博物馆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教育体系”的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以及2008年的“呼吁将公共博物馆等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17年的“关于将博物馆纪念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全国人大代表提案，这些都从官方和民间角度双重印证了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意义与价值。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板块内容。
接下来的第二板块让我们来看看存在的局限。
其实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难题，因为有局限，所以未来才有提升空间。可以说，近十年伴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大繁荣，馆校合作、文教结合工作也大发展。当然，仍然要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各地发展不均，同时多量的积累、少质的飞跃，存在一系列共性问题，这里想就一些主要的面上问题展开探讨，并用数据说话。
第一，我国博物馆的校均、生均占有量亟待扩增。
我这里的最新数据是截止到2019年底，到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会知道2020年底的博物馆总量。因为目前还没有2020年底的博物馆数据，所以中小学总量也截止到2019年底来进行比对。
截至2019年底，我国有中小学（包括高中）23.7万所，其中小学16万所，初中5.2万所，高中2.4万所。同时，备案博物馆是5535家，中小学与博物馆的数量比为42.8：1，也就是将近43所中小学平均占有1座博物馆。这是现在我国中小学与博物馆的数量比。
同时，我们也来看看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数据，这里我都采集了尽可能新的数据。比如英国约是11.6：1，美国为3.8：1，日本是2.7：1，也即在日本不到3所中学就可以平均占有一座博物馆。上海的数据我也测算了，因为上海每年都发布有博物馆年报，上海的数据接近英国，现在约达到11：1。
这里我测算的是校均占有量，如果要测算生均占有量，差距则会更大，因为我们中小学的校均师生人数更多。
第二，专项法律法规、规划待补位，专项政策存在提升空间。
（1）2014年《关于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大家不要小看这份通知，这项政策的内容拟得相当好。
（2）2015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功能的指导意见》。
（3）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
这几乎可以称作我国文教结合、馆校合作领域的三大政策。而且不难看出，2020年的政策比起2015年的，一大进步在于：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的先后位置发生了改变，因为要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虽以博物馆的积极主动为先，但必须撬动相对而言更难的中小学教育领域，所以把教育部置于前是英明的考量。
此外，从规划角度有《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现在则在制订十四五规划等，这些都属于顶层设计范畴。
当然，仍旧存在不足，比如没有专项立法、规划明确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立法在中国分成三个等级，像《博物馆条例》属于第二等级，在这个等级下还可以有第三等级的规章等。
但如果这个文号能落于教育系统，也就是由教育部来发文，会引发什么改变呢？比如在上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就能直接纵向地收到教育部的发文，同时上海市教委收到了，16个区的教育局就收到了该发文，各个区收到后，底下各中小学也就收到了，所以纵向条线是非常顺畅的。
而现在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最大的一个难点是，要解决文弱势于教的问题，也就是需真正撬动教育领域（中小学领域）。我觉得从这些年的工作看，国家文物局也好，各省市文物局也好，博物馆也好，都相当努力和奋斗了，但当下和未来的关键点恰恰是要文教更平衡，因此得撬动教育领域。所以，需落地到文号。
当然，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缺位和缺憾，所以权、责、利进一步待明晰，并且不仅限于教育、文旅（文物）两大系统，因为我国博物馆的主管部门和单位不止于文旅（文物）系统，还涉及宣传、科技、民政等，因此这些行政主管部门的协作联动机制需进一步加强。
第三，专项运营经费保障亟待扩增并稳定。
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是一项中长期事业，而所有中长期事业都涉及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注入和保障。
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博物馆免费开放有专项补贴，截止2019年为博物馆（包括纪念馆）每年30亿元左右，在此背景下，博物馆对未成年人减免费开放制度已基本建立。
其中1995年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将“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局限于少年宫、少年科技站、少年之家等，它们也是传统的校外教育机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现有的校外教育经费中，博物馆占比不足和不稳定，因为补贴大部分给了传统的校外教育机构。当然，在这份文件中提及了博物馆，“博物馆等可参照本规程规定的有关内容组织少年儿童活动”。
我很关心这份规程的修订，发现它有2016年修订版的征求意见稿。可惜的是，至少在我去年看征求意见稿时发现，原先的老版本至少还提及了博物馆，但在新版本中连博物馆的身影都没有了。希望在当下的修订进程中，能及时把博物馆的位置稳固，并提升它在校外教育机构中的地位。
第四，博物馆对中小学的教育供给亟待常态化、对等化，内容、形式整体单一。
一方面，博物馆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多限于集体参观，甚至是春秋游等一次性游玩形式，尚未普及到馆本课程、校本课程以及展览进学校园等内容。我在新书中有专门一节探讨博物馆对学校的供给机制，并对一系列内容、形式进行了区分：场馆服务、流动服务、数字服务。该分类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它把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输出的服务区分为三类——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所以我也借鉴了这一分类。
另一方面，小型博物馆普遍缺乏专项人力和财力支持，面对周边学校合作诉求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大型博物馆虽然人财物实力相对雄厚，但仍然存在博物馆单方面策划实施、学校选用馆方资源的不对等窘境。所以现在的文教结合还是不够均衡，“文”相对弱势于“教”，这也是未来需进一步改进的。
首先是我想谈的最重要一点，博物馆与中小学结合事业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馆校合作，前者不局限于馆和校，而是覆盖了政府、学校、博物馆、家庭、社区等的系统工程。
一方面，它必须以“点”带“线”和“面”；另一方面，它以政府为“主导”，过往我们探讨馆校合作常常忽略政府的主导角色。所以整项事业发展以政府为“主导”，以博物馆、中小学为“主体”，并尤以场馆的积极“主动”为先。
具体说来，顶层设计涉及规划、政策、立法；中层设计现关涉九大运行机制；底层设计则主要对应馆校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工作不限于场馆教育的非正规教育领域，于我更难的是中小学教育所属的正规教育领域。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采访了相当多的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教研员、一线教师等，有将近50位嘉宾接受了深度访谈。其中，也没有人可确切地说哪些体制机制属于顶层设计、哪些属于中层设计。
最后我决定将规划、政策、立法这些以最高权力而存在的文本形式作为顶层设计内容，同时把落地这些规划、政策、立法的运行机制全部纳入了中层机制。当然，中层机制中的九大机制仍有先后排序，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领导与统筹机制，稍后也会谈到这一点。
提及制度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一）提升博物馆教育在校外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地位，明确博物馆对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这里主要分成两点：
1、提升博物馆教育在校外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地位。
大家看图上的这三个圈，其实这也是国内外对“教育”的共通界定，它分成三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当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三个圈的比重会不一样，通常都会最重视学校教育。
与此同时，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机构、博物馆教育属于社会教育范畴，这是当仁不让的。但对中小学而言，博物馆教育则主要属于校外教育，因为对中小学而言，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学校教育，所以它主要考量的是校内还是校外教育、课内还是课外教育。
同时，校外教育主要属于社会教育，显然博物馆在其中的地位亟待提升，当然提升不是一下子的，需要历经一个过程。此外，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亟待凸显。也即，希望未来社会教育能越变越重要，甚至与另外“两架马车”齐驱。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象限。当课外与校外结合，对应的就是刚才提及的三大教育类别中的社会教育，在第一象限中博物馆可发挥很大的功能。
和它对应的是第三象限，如果又是课内、又是校内，则指针学校教育。
再来看看第二象限，是校外加课内，它的组合是什么呢？是以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校外教育机构主导的课程活动，稍后也会谈到博物馆学习如何进课程。
第四象限则是校内和课外，对应以中小学为主导的课外活动。当然，不代表说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中博物馆不可以参与，尤其是第二象限，博物馆完全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日本相继于1950年颁布《图书馆法》、1951年颁布《博物馆法》，三者统称“社会教育三法”。此后，新法令法规不断对“社会教育三法”加以充实。可以说，日本从一开始就建章立制，以立法形式明确了博物馆在校外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以及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2、明确博物馆对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刚才有提及博物馆学习如果应用于中小学，主要属于校外教育范畴，那校外教育的管理主体是谁呢？是“德育”领域。因此，在各个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单位，校外教育归德育处管。当然，上海有些许不同，上海除了德育处管校外教育，还成立了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校外联），一齐推动校外教育的发展。
因为上层是德育处，所以中小学师生走进博物馆常常出于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初衷。当然，博物馆教育并不仅限于德育范畴，更不等同。
与此同时，对应到中小学，校外教育工作归各校的德育处管。我们知道，教务处在中小学权责利较大。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预判，什么时候校外教育工作、纳入博物馆的校外教育工作不只是由德育处来管，同时也由教务处来管，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博物馆学习渐进纳入了中小学的课程、考试等呢？
（二）博物馆存量与增量并举，部分省市先行先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并加强馆校合作的遴选机制。
1、存量与增量并举，部分省市先行先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
什么是增量，什么是存量呢？我分门别类地来解析。
目前，我国博物馆正以每年200家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就是增量。因为博物馆在增长，而中小学增长的速度已趋于平缓，甚至还有一些减少，所以博物馆增长得越快，校均占有率越能提高。这也直指刚才谈及的局限一。
鉴于此，未来可推行盘活博物馆存量与继续增量的双轨制。一方面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陕西、广东等具备成熟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这就是存量发展。因为唯有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才能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这里说的先行先试、示范引领，也是中层设计的九大运行机制之一，包括长三角、京津冀一体化等。
我记得2015年博物馆领域的顶层大法出炉后，两座城市先后出炉了《博物馆条例》的地方性版本，首先是广州，其次是太原。当时我在阅读《广州市博物馆规定》时，发现它在尝试构建多部门和单位的联动机制，比如要求交通、地名等部门在城市标识系统中把博物馆的名称加入。
另外，2014年国家文物局有《关于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也是前面谈到的三大政策之一，它指针的主要就是“存量”发展事宜。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2014-2016年间不少省市和博物馆都迈开了实质性步伐，2016年底我还参加了它在北京举办的验收会。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要继续促进我国非国有博物馆、国有行业博物馆、中小型博物馆、区县博物馆等的增长，这就是“增量”。近年来，非国有博物馆的增速大，甚至超过了国有博物馆，现在前者的比例已达到30%左右。行业博物馆则主要指代国有博物馆中、文物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博物馆，比如自然科学类等。
另外，还要通过国家级和省级等特大型和大型国有综合性博物馆、一级博物馆等来先富带后富，这就是存量发展了。
所以这些都是增存并举。在此基础上，实现我国博物馆校均、生均覆盖率的扩增，以及服务中小学教育能力和态度的提升。
2、加强馆校合作的遴选机制。
在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发展中，亟需加强底层设计中的馆校合作遴选机制。也即，馆和校在选择一个中长期合作伙伴时，遴选结果也会影响到对存量的盘活程度。
那么有哪些原则可以依据呢？
（1）与学校特色整合原则。如果说这所中小学是科技特色学校，那它就未必要挤到人流量很大的文物类博物馆去，而是不妨以周边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为合作主体，因为这能将博物馆和学校的发展特色整合。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讲的合作是中长期的，不是一揽子买卖，不是偶发性的，而是多发性的。
（2）学校项目优先原则。这当然是对博物馆而言的，这一点我个人很看重。当你涌向大馆时也要想到一点，虽然它资源很好，但毕竟家大业大，是否中小学要考量一下对方能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呢，相应的态度或重视程度如何呢？
（3）就近就便原则。现在讲的所有合作都是中长期、多发性的，因此偶尔一次长途跋涉没问题，但要经常性前往，就近就便原则就很重要。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管理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不少是博物馆。它有一个条约是《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也即一旦被纳入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加入了该公约，就得先为周围三公里的机构服务。我觉得这是相当明智的，毕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博物馆来说，先服务好周边中小学，同时中小学也先利用好家门口的博物馆。
而且后来我还发现，国外博物馆的社区文化中心属性比较强。也就是说，当你翻山越岭走了太远距离时，可能会和那个地域的社区文化中心重合，所以大家各自先服务好周边的，这就是就近就便原则。
（4）公益性原则。现在我国将近90%的博物馆都免费开放了，但仍然有10%的机构没有。在收费的情况下，如果要中长期合作，馆、校是不是还要考量经济成本事宜？或者说，如果有了合作协议等，是不是有减免费的优惠待遇？所以，公益性原则也是馆校合作遴选对象时需要考量的。
此外，公益不代表免费。中长期合作难免产生人财物成本，因此一定的成本支付是应该的。关键看双方如何协议并解决，甚至还有引入社会第三方资助等方式。
（三）打通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壁垒，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课程，甚至是对接考试评价、招生选拔。
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属于三个圈中的两个，不是重合的，虽然有重叠的部分，但仍然是两个系统，存在联动的壁垒。这里主要分成三点：
1、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课程，拥有课时保障。
这三个圈再次出现，博物馆教育当仁不让地属于社会教育，校外教育也在这里。那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什么呢？是从底下的圈进阶到上面的圈，因为现在所做的是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工作，并不仅限于社会教育范畴，而是必须进阶到学校教育，打通它们之间的壁垒。
所以大家看到，箭头代表了努力方向，也就是说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同时涉及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唯有通过学校教育方可实现制度化。所谓的制度化就是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
近十年来，博物馆学习其实已融入了我国中小学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而且它还是一门必修课。上海市则有高中学段社会实践不少于90天，其中志愿者服务不少于60学时的制度设计，同时融入了校本课程、选修课程、研究型和拓展型课程等。
而像周一到周五三点半以后的课程常常也不进课表，它们以选修课为主。所以，博物馆学习如果能被纳入课表中的课程，拥有课时保障，这是一大质的飞跃。
（1）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校本课程；这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已明确了。
（2）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3）学科/学术课程、实践/活动课程；
（4）分科课程、综合课程；
（5）在上海市等地还有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
这是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几大课程分类体系，当然分类并不止这些，比如还有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等，因为应用得没有那么广，同时国内外存在差异，所以这里以中国的主流课程分类为主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们时不时应用不同的课程分类体系来并置探讨一系列课程，这其实不科学。比如语文课，它在第一类中属于国家课程，并且语文现在由国家统编教材，同时语文属于必修课，属于学科和学术课程，属于分科课程，在上海市的惯常分类中则属于基础型课程。因此，分类得用同一个维度，并且同一门课程在不同的分类维度下有不同的分类结果。
我在新书中画了一个大表格，以用理科的表达方式来替代语言。该表格呈现了几大课程分类体系，同时点出了博物馆目前在什么位置，所占比重大致如何，并且清晰呈现了博物馆的未来进阶方向，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旦去调研，往往会发现博物馆已融入了相当多的课程，你感觉馆校合作已如火如荼开展了。但若用逻辑性表格来表达，便发现虽然进入了，还需要进阶。
也就是说，上升空间仍然非常大，宜融入更普泛化、更权威性的课程。比如博物馆学习是不是能进入地方课程和国家课程，而不只是校本课程？是不是可以从选修课进阶到必修课？是不是能从实践、活动类课程进阶到学科、学术类课程？是不是可以从综合课程进入单科课程？是不是能从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进阶到基础型课程？所以，一个表格呈现了当下和未来的努力方向。
毋庸置疑，课程非常重要，中小学以课程教学为主，所以建议由教育部门来牵头，将博物馆纳入课程方案、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材、教学设计等。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一直讲课程标准很重要，但是我在访谈一线中小学老师时，不少人说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那么多地使用课程标准，主要利用的是两大工具：教材和考纲。
所以，如果教材有所改变，一线教师的备课、授课都会改变。我们中小学时代学了那么多鲁迅先生的课文，如果课文中能直接提到全国各地的鲁迅纪念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及昨天和我们党支部刚刚去过的龙华烈士纪念馆等，如果这些带有鲁迅内容的场馆能进入教材，那又是一大进步了。
当然，课程标准仍然很重要。我在访谈中也问了一线老师、教研员等，课程标准那么重要，究竟是谁在含化呢？其实主要是教研员体系。比如市级教研员、区级教研员，同时在各个中小学中也有教研员。
2、将博物馆渐进地融入考试评价、招生选拔。
这也是我在研究中的一大收获，一般课程人人都想得到，但考试评价和招生选拔未必，而这恰恰是所有中小学师生、家长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指挥棒”。所以，我在政策优化中特地提到了“一体两翼”：“一体”就是课程，“两翼”则是考试评价和招生选拔。
（1）“博物馆”入升学考试题与中高考命题的变化。
在全国范围内，拔得博物馆上中考题头筹的属湖南省博物馆。2007年，该馆举办《国家宝藏》大型专题展览时，长沙市教育局专门下发文件，倡导全市中小学生参观，并与省博联合举办有奖征文大赛和对全市小学生免费赠票10万张等活动。同年，长沙市中考文综试卷出现了一道10分的“宣传家乡”题型，画有一尊四羊方尊，题意是“正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的‘国家宝藏’展览中，为什么博物馆要为这件文物设专用展台？”，要求学生完成一个解说词提纲撰写。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因为2007年7月-8月，我正值硕一，暑假在国家文物局轮岗实习，也见到了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馆长。他对此非常骄傲，因为中考能把博物馆主题纳入试题是首次，是重大突破。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10分的分值有点高了。
这里我还想谈谈中高考命题的变化，也是我去年做深度访谈时的一大收获。我采访了一些校长，甚至有出高考题、中考题的校长，并得知现在高考命题人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大学教授、高中教师、教研员，且三者比例依次递减，以大学教授为主。同时，大学教授一般还任学科命题组组长，原因是：高考为高校选拔人才，考是为用、为选拔而设的，所以高校对学生的要求得贯彻到高考中；同时，高考试卷的命题精神又引导着高中教学。
事实上，不止是出题，高考试卷评分细则也由大学教师为主制定。所以该变化给了我们启示，它其实是一种倒逼，由招生选拔倒逼考试评价。
（2）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招生。
国务院、教育部自2014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各地建立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并注重考察中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与个性特长。
2017年起，基于学生成长过程的客观记录、作为毕业和升学重要参考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首先在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招生环节中被使用。当然，自2020年始，自主招生已被“强基计划”所取代。在新书中，我对去年开始实行的“强基计划”有所论述，在此不过多展开了。
举一下上海市的例子，上海和浙江是首批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上海市于2015年启动了综合素质评价，并历时3年形成了每位学生一份的《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且在招生中使用。同时，上海的口号是“两依据一参考”。也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而“两依据一参考”的考试、招生模式基本形成，也意味着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成功落地。
比如2017年6月29日，上海9所高校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校测面试时，首次将完整版的《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引入。以九所高校之一的复旦大学综评招生面试为例，专家根据《复旦大学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上海）》规定，将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使用，面试成绩折算为300分，其实是占到了30%的比例。并且，重点考察学生的品德修养、研究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其中博物馆实践是重要内容。
对此我在研究中进行了相应探讨，觉得它从300分退到150分、从30%退到15%的比例，背后折射的是如何将上海等省市经验更稳地推广到全国的考量。
教师的需求我也进行了梳理，其实不止是学习教育上的要求，还有生活后勤上的需求，我们往往对后者的考量比较少。学习是很重要，但还需要后勤保障。
而且教师的角色相当重要，体现在多方面。比如教师具有放大效应，他们相当于杠杆，对一个学生宣传，吸引来一个学生，但对一个教师宣传，至少带来一个班级、一个年级，甚至是一所学校，所以具有放大效应。
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教师对学生而言是具有权威性的，对其了解度也更高，叫得出所有学生的名字，可是博物馆教育工作者还做不到。同时，馆校合作涉及学情、课程等，教师会更熟悉。
当下社会发展，比如今年建党百年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重点亮点。
就学生未来发展而言，其实在高中阶段青少年已开始面临对将来择业的考量，职业教育在这个阶段植入很有必要。行业博物馆是不是可以在此扮演更大的角色？还有很多高中生面临大学该如何填报志愿和遴选专业的挑战，所以在这时，大学的植入也好、博物馆职业教育的植入也好，都相当有必要。
上海有一个市级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拥有将近100个站点，包括高校和博物馆站点。工作站的参与成员以高一、高二学生为主。研究发现，他们从实践工作站毕业后，在工作站所选领域和未来所择专业的匹配度相当高，第一年就达到了近30%。
（四）逐步打造我国正规、稳定的校外教育师资队伍及培养培训机制。
这里主要分成四点：
1、从学历学位、高校课程建设的源头上培养专职师资。
（1）学历学位培养。
在做整个制度设计研究的过程中，让我在思维和方法论上发生的大改变是，原先我更多考量“点”，但现在会从点上升到“线”和“面”，而且会更多自上而下从源头上来找问题和原因。
提及人才培养事宜，首先要从顶层设计来看，得追根溯源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布局、专业设置等。
比如就教育学而言，虽然教育学是一级学科，下面有很多二级点，可至今没有“社会教育”、“校外教育”等二级专业，更没有专门的院系设置，反观“特殊教育”等二级学科都有了。
在美国，博物馆教育已成为一个专业化职业类别，许多大学都设有博物馆教育学位（在教育系或博物馆学系等），同时大学与博物馆合作培养人才。比如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教育学系的博物馆教育硕士项目为期两年，以培养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为主的人才。
鉴于此，是不是先探索在高校设置“社会教育”、“校外教育”的专业硕士点？毕竟在本科、硕士、博士的学历学位教育中，硕士点的增设相对方便。同时，硕士中又以两年制专业硕士简单于三年制科学硕士。也即，先行开展两年制专业硕士的学位教育，从学历学位的源头上逐步打造足够量的“正规军”。未来，还可考量在教育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社会教育”的二级学科，校外教育则隶属于社会教育。同时，在教学团队中纳入博物馆学（主要是博物馆教育）的教学科研人员。
可能在座的各位，包括在线的师友会有一个问题，郑老师你自己是文博系的，为什么不说在博物馆学下成立博物馆教育方向呢？当然，如果可以我非常乐意，但这存在现实性难题。所以当时专报被采纳和批示后，教育部就联系我，询问学历学位设置这一点能不能解释一下。当下的困境是，博物馆学仍然是二级学科，一级学科是考古学。所以要在二级学科下再成立三级点比较难，而教育学本身是一级学科，旗下成立社会教育、校外教育的二级点，具备了基础性优势。
而且我们希冀培育的不只是博物馆教育人才，而是放大到校外教育、社会教育人才。当然，这其中需要纳入博物馆教育人才，因为希望博物馆能成为校外教育和社会教育机构中越来越重要的主体，所以这是我当时的考量，也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和各位老师、前辈探讨。
这些顶层设计规划、政策、立法其实非常具有前瞻性，现在的努力方向则是将其落地，在中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中落地。
这里也想举一个案例，2012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推进培养“科普硕士”试点工作，首批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6所985高校进行。同时，协同中国科技馆、上海科技馆、湖北省科技馆、武汉科技馆等7家科技场馆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而且涵盖了科普教育、科普产品创意与设计、科普传媒等方向。
（2）高校课程建设，纳入学分管理。
总之，通过开设特色通识课程、专业课程、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等，提升本科生、研究生尤其是师范生的馆校合作、文教结合素养。
2、完善准入与职称制度。
（1）职业资格。
我国从1994年建立的职业资格制度，从性质上分为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准入类更具强制性。
当刚才提及的两年制专业硕士学历学位教育一下子难以铺开，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年制资质类项目入手呢？如此，将帮助对象在原有学历学位基础上收获从事专职校外教育工作的“入场券”，尤其是对原先不学这个专业的人来说，尤其需要。
同时，建议他们并行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毕竟教师资格证是教育行业从业师资的许可证。
而所有这些考量都是在弥补现在可能无法一下子铺开的学历学位教育。
就资质而言，举一个案例。日本的学艺员制度是一种国家级从业资格，由文部科学省认定。日本和美国接近，都采用广义“博物馆”概念，而我们是偏向英国，采用狭义“博物馆”概念。日本博物馆包含了美术馆、天文台、科学馆、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等。根据日本《博物馆法》规定，在博物馆从事专职工作需要持有学艺员资格，而相应的人则被称为学艺员。
如何取得学艺员资格？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在大学或短期大学修到一定量的学分，外加校外实习；二是通过文部科学省举行的资格认定考试。目前，日本已有296所大学及8所短期大学，共304所大学开设了学艺员课程。因此，这一职业资格认证需要高校和博物馆联合开展。
日本的学艺员制度迄今已有70多年历史，它在规范全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准入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编制与职称评定、职务职级晋升。
这直接关系到博物馆的需求端，如果高校能在供给端上做到位，是不是博物馆在需求端方面也可以更进一步呢？事实上，人才培养尤其重视“选拔”与“培养”两大环节。
编制与职级、职务、职称其实都和选拔、培养环节有关。比如针对专、兼职校外教育师资，一方面要探索更科学的编制管理办法，完善岗位设置标准，从高位上解决缺员问题。其实现在大部分博物馆，甚至是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教育部门的人手也不够用；另一方面需通过职称评审、职务职级晋升制度改革，促进教育工作者的可持续职业发展。
具体说来，首先建议博物馆教育部门增添编制，以定岗定编定责，并设置馆校合作专员甚至是团队，以改善师生比，增进馆员与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当然，这需要文化和旅游（文物）部门和其他部门联动解决，如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事部、劳动部等。
这也是刚才提及的、涉及各部门和单位的联动机制，虽然馆校合作、文教结合以文教两大部门为管理主体，但不限于这两大部门，还需其他单位的协作。
其次理应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实行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并落地到职称评定、职务职级晋升的务实层面。对于博物馆教育工作者而言，职称评定、职务职级晋升是现实性事宜，那么如何来做？比如：强化人才选拔和使用中对校外教育实践能力和态度的考察，克服用人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为博物馆专职教育工作者增设职称评定选择，比如是否可选择教师序列，同时参照教师的办法予以执行。这些都是建议，供参考。
根据《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修订版之征求意见稿（2016年）：“校外教育机构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应设立校外教师职称系列。同时，工资、福利等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执行”。所以，博物馆教育工作者是不是也可以参照这些？当然未必要完全走这条路径，但可作为选项之一。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建议由教育部门负责制定我国校外教育师资职称评定办法。同时，建议国家文物局出台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的职务聘任和岗位标准，并适量调高高级职称比例。毕竟，教育工作者不仅需实践，还要鼓励他们加大研究力度。
3、完善专兼职师资的培训体系。
4、试行“双师制”
现在都在谈“双向流动”，那么在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结合事业中，“双师制”的浅层次含义是什么呢？也即，在教学过程中，由场馆教育工作者完成馆内授课任务，以帮助学生寻找、发现、探究为主；由学校教师完成教室内授课任务，以总结、归纳、体验为主，两段教学相得益彰。
同时，“双师制”的深层次含义是什么呢？也即，试点建立馆校人员双向聘用机制，实现“走出去、引进来”的人才流动。比如，中小学老师以后是不是能到博物馆教育部去挂职，同时教育部从事馆校合作的专员是不是也能亲临学校一线现场，做一定的调研等。
事实上，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引入这样的“导师制”，属于提前植入通常在大学阶段才有的福利，对于学生而言其实是大福利，因为每个体验博物馆学习的班级都有两位辅导老师，而且他们之间双向互动和弥补。
又如，上海钱学森图书馆与延安初级中学的合作也采用了“双师制”模式。同时，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而且自然馆长期致力于培养“博老师”，还通过“科学家面对面”等项目吸引专业人士成为研学导师，培养和壮大专家团队。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好案例。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早在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讲话道：“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这一重要讲话对文教结合、馆校合作的业态发展是巨大的福音。
此外，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该文件。其中，“主要任务”中专列了“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包括“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
不瞒大家说，这份文件对我当时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是鼓励我撰写人生第一份专报的强大动力，同时也鼓励我在去年将五年的研究画一个暂时性的句号，当然这个句号只是暂时的。
最后想提一下，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有两大省部级基地（智库），皆与博物馆建设与管理创新研究有关。在这些年智库的发展进程中，和我作为副手的管理进程中，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是，学术研究得落地，要做落地的学问，同时以问题为导向，以社会应用为导向，致力于“咨政、启民、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