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利簋、何尊、皿方罍、虢季子白盘、妇好三联甗、妇好觚、妇好爵、妇好斝、四羊方尊、遂公盨、宋公栾簠、莲鹤方壶、越王勾践剑……。
博物馆里的青铜器大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唐教授这篇短文，作为博物馆日特稿，专门为您介绍博物馆里青铜期名称的来历。
一、类名：宋人所定
古代铜器成千上万，要给某件铜器命名，首先要确定它属于哪一类器物。是鼎？是壶？是盆？抑或是盘？器物的类别，便是器类。器类的名称，便是类名。
器用纷纭，古今不同。确定类名，并非易事。很多器物虽然三千年前风靡一时，但今天已“停止生产”。以现代人的常识去命名古器，无异缘木求鱼。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古铜器类名，基本上是北宋人所定。
确实很有趣：鼎[dǐng]、甗[yǎn]、觚[gū]、爵[jué]、斝[jiǎ]、尊[zūn]、簋[guǐ]、罍[léi]、盨[xǔ]、簠[fǔ]……，原来这些古怪的名称早在1000年前便由宋代学者“加注”给了特定的青铜器，我们今天只是继承其名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多数是夏、商、周“三代”铸造的。论“年龄”，他们比北宋人“老”1300年以上，甚至超过2000年。北宋人加注的名称，能反映夏商周时期的分类实情吗？
研读金石学著作发现，北宋人给铜器加注“类名”时主要遵循两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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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铭”优先
北宋时期，“金石学”发达。上至皇帝，下至学者文人，都热衷搜集三代文物。他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部分古铜器上铸造有长短不一的铭文。这些铭文不仅“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有时候还会注明所铸器物的名称。
青铜器“自铸其名”，反映的是铸器时人们的分类思想，必须尊重。深谙此中道理的北宋人，逐渐确立起“自铭优先”的原则：凡是有“自铭”的青铜器，便依“自铭”命名。
依据“自铭优先”原则，北宋人找出大批古器的名称：鼎、尊、彝、宝彝、宝尊彝、从彝、旅彝、罍、壶、盉、敦、簠、鬲、盘、匜、钟等（表一、图二）。
出乎意料的是，“自铭优先”的命名原则并没能够让北宋学者一劳永逸地解决古铜器的类名问题。
最初，宋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他们原以为，只要古铜器铸有自铭，追随自铭便可不动声色地找出所有古铜器的类名。殊不知实际情况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
原来，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大多数都是“礼器”。虽然那时不同器类都有自己的“类名”，但人们还经常使用“通名”来称呼这些礼器。即许多古铜器既有“类名”，同时又有“通名”；不同器类，均可归并到同一“通名”之下。例如壶、鼎、簋，本是三种不同器类，有自己的类名，但却同时都可以“自铭”为某种甚至多种综合性的名称。这种综合名称还多达十多个：宝尊彝、宝彝、尊彝、彝、旅彝、旅尊彝、旅宗彝、乃、乃宝、尊等等（图三）。
在将“自铭”中的通名与真正的类名区别开来之前，北宋人吃了不少苦头。
1092年（北宋元祐七年），金石学家吕大临刊行了一部被今天考古学家称为考古论著辈祖的著作：《考古图》1。《考古图》全书十卷，著录了数百件当时宫廷及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等。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并略加考订。这部声誉极高的著作可惜没有很好地将类名与通名加以区分。同样的器物，此处称鼎，彼处则称彝，留下许多分类上的遗憾。
大约15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107年（北宋大观初年），在宋徽宗安排授意下，金石学家王黼开始着手编撰《宣和博古图》2，将宫廷收藏的各种古器文玩分门别类加以考订。
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宣和博古图》正式成书。
《宣和博古图》显示，吕大临之后的王黼等金石学家已经完全掌握了商周古人对器物的称呼习惯：“类名”与“通名”共用。换句话说，青铜礼器可分别用其“类名”鼎、甗、壶、盘，也可以统称为“彝”或“尊”，并且还可以在“彝”或“尊”的前面加修饰，称为“宝彝”、“宝尊彝”、“宝尊”、“宗彝”等等。
北宋人“吃亏上当”，还反映对古铜器“自铭”中的“错铭”态度上。商周时期的匠人，有时也会“概念不清”。例如《考古图》收录的铜器中，明明是“甗”，铭文却自铸为“鬲”，明明是“尊”，却错铸为“鼎”。按道理，这种只占极少比例的错铭青铜器，通过与其它大多数铜器的铸铭对比，是能够辨识出来的。吕大临因简单地迷信“自铭”，在其论著中将应定名为“尊”的铜器错称为“鼎”；又将应定名为“鼎”者误称为“鬲”。（图四：左、中）
二十余年后王黼才吸取吕大临的教训，剔除某些错误的“自铭”。包括将自铭“鬲”的宫廷藏品正确命名为“甗”（图四：右）。
北宋人在加注“类名”时，还犯过一些古文字释读的低级错误。对古文字不同的释读，致使今天我们不得不改变宋人给定的少量“类名”。
早期宋人在分类上“失手”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将尊称为卣、将簋称为尊、将盉称为鬲、将觚称为罍（图六、图七）。反映了金石学家最初对类名还有些概念不清。
容庚评曾经批评《考古图》：“其所定器名多舛：如父己鬲、方乳曲文大鬲、方乳曲文次鬲、父癸方彝乃鼎也。单从彝一乃断足方鼎也。三牛敦乃鼎盖也。单从彝五乃甗也。七旅鬲、四足鬲、单从彝四乃盉也。圜乳方文尊乃敦也。中朝事后中尊、象尊乃壶也。单伯彝、龙文三耳卣、三耳大壶乃罍也。商兄癸彝、单癸彝、父辛旅彝、祖丁彝、父己人形彝、主父己足迹彝、壶乃卣也。单从彝二、癸举乃觚也。从单彝、师艅象彝乃尊也”。
如前所述，到王黼奉敕编撰《宣和博古图》，加注青铜器类名的混乱才基本终结。王黼对商周古器中类名、通名并用的情况了然于胸，也认识到古器中偶然会有错误的“自铭”。
在“自铭优先”的同一原则下，《宣和博古图》正确加注了绝大多数能够找到自铭的商周古器的类名（图八、图九）。我们今天能够清晰分辨商周古器类，皆仰仗其功。